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十章 袁世凱「武力統一」的準備期
一 又一次震動全國的政治陰謀血案——宋教仁被暗殺
黃金和白刃是袁世凱手中的兩件法寶。他或者用金錢收買他的政敵，或者派遣特務暗殺他的政敵。他認為這兩件法寶能夠消滅任何政敵，鞏固個人獨裁。
一九一三年春天，孫中山到日本去了，國民黨推宋教仁代理該黨的理事長。宋經常往來於北京、上海之間。當他在北京的時候，袁藉口幫助他的政治活動費送給他一本支票簿，隔了幾天，他把支票簿原封不動地退還給袁。袁又間接表示，只要他不堅持責任內閣制，就一定借重他擔任內閣總理，宋也一笑置之。對於這樣一個咬不動吞不下的漢子，袁是十分惱火的。
袁曾經向楊度透露過他的心事：「我現在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勇的位子上」。
袁所顧慮的就是責任內閣制的實現。以前袁在彰德「養疴」的時候，清政府被迫起用他為湖廣總督，他曾經提出組織責任內閣作為出山的主要條件。這僅僅是一年前的事。他現在做了總統，就要採取總統制，而把責任內閣制當作洪水猛獸看待了。
宋不但是袁的政敵，同時又是趙秉鈞的政敵。趙自組織掛羊頭賣狗肉的「政黨內閣」以來，自居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現在有人要搶奪「他」的頭把交椅，不禁妒火中燒。但他表面上對宋更加友好，而把陰謀詭計隱藏在春風滿面之中。
―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夜晚十時，宋由上海啟程去北京，黃興、廖仲愷、于右任等都到上海北站送行。宋的一隻腳剛跨進車門，突然有一個穿黑呢軍裝的矮漢子對準他放了一槍，擊中了他的右腰，兇手往人叢中一溜，隨即逃走無蹤。
他的朋友們慌忙地扶著他上汽車，就近護送到靶子路[1]滬寧鐵路醫院醫治。當晚動手術鉗出子彈，發現彈頭有毒，傷勢十分沉重。他從昏迷中醒轉來掙扎著說：「這次我北上的目的，是要竭力調和南北意見，以便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對外」。他大聲地喊著痛，但又斷斷續續地講下去說：「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不能活下去了。請你們快拿紙筆來代我寫遺電。」
黃興匆忙地照著他所說的話寫了致袁的遺電。電文中有如下的幾句話：「望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確立不拔之憲法，則仁雖死猶生。」
這位年僅三十一歲的青年政治活動家，延至二十二日上午四時身死。他臨死還沒有拋棄對袁的幻想，還盼望袁能夠為他的將死之言所感動，能夠化偽為誠，化私為公，化蹂躪民權為保障民權，化弁髦法律為尊重法律。
宋死後，國民黨總部通告全體黨員「為代理理事長宋先生服喪」。二十五日孫中山由東京趕回上海來，親致輓詞如下：「作民權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案發生的當天，袁下了一道嚴緝兇手的命令。
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震動全國的政治陰謀大血案。僅僅隔了兩天，問題的真相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二十三日，有一個自稱為古董商人的河南人王阿發自動地投報四馬路中央捕房說：「十天前，我在文元坊應桂馨的家裡兜賣古董。他是我的一個老主顧。他拿出一張照片來，叫我在某日某時某地把這個人暗殺掉，許以事成之後，給我一千元作為報酬。我只會做買賣，從來沒有動手殺過人，不肯承擔這件事情。今天我在報上看見宋先生的照片，正是應桂馨叫我作為暗殺之對象的那張照片。」
捕房根據這條線索，當天派偵探到湖北路迎春坊二百二十八號妓女胡翡雲的家裡捉到了應桂馨。第二天，繼續搜查文元坊應宅，又在宅內捉到了正凶武士英，並搜出應桂馨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往來的密電本及函電多起，五響手槍一支。從這些確鑿不移的證件中得到證明：殺人的主使犯不是別人，正是現任大總統袁世凱和現任國務總理趙秉鈞。同謀犯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布置行兇的是上海大流氓應桂馨。直接行兇的是流浪軍痞武士英。
前文已經講過，袁用以對付其政敵的兩件法寶，就是黃金和白刃。第一件法寶施之於宋而無效，就不能不拿出第二件法寶來。這件法寶袁已經屢次使用過。由於這次被害人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國民黨領袖之一，才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足夠重視。
證件說明：趙秉鈞的機要秘書洪述祖與袁也有直接聯繫。袁趙二人商定了暗殺宋教仁的秘密計劃，就通過洪述祖物色到應桂馨這個流氓頭子，於一月十四日發下「應密」電碼一本，吩咐應直接與國務院聯繫。後來因為趙工作太忙，派洪到上海和應接頭。洪回北京後，一面把接洽經過情形直接報告袁，袁許以「毀宋酬勛位」（就是殺宋後頒發勛位作為應桂馨的報酬），一面又打電報關照應，以後來電應當通過他轉達，不宜直接與國務院聯繫，因為國務院人多手雜，很容易把機密文件泄露出來。洪屢次打電報催應「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動手的隱語。
在本案審理的過程中，武士英供稱：年二十二歲，山西人，曾在雲南充當營長，被裁後流浪到上海來。他竟然裝出一副江湖好漢的氣概，把殺人的動機和一切責任都歸到自己，想藉以開脫應的罪名。
應桂馨供稱，又名應夔丞，是「中國共進會的會長。他說全國有共進會會員一萬萬」。
這篇文章做得如此不乾不淨，不到兩三天工夫，殺人的內幕就被揭破，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袁世凱和趙秉鈞應當啞口無言了吧！可是，他們決不甘心不進行抵賴而低頭服罪。趙秉鈞想出了一個轉移國人視線的巧妙方法。三月二十六日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各省稱：「據應夔丞二十三日函稱，滬上發現一種監督政府、政黨之裁判機關，宣告宋教仁、梁啓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之罪狀，特先判決宋教仁之死刑，即時執行。」
這是憑空捏造的一篇假文章。把梁啓超、汪榮寶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列為「陪客」，把殺人主使犯也擺在一起，以為這樣做就能夠混淆事實，就能夠使人們相信上海真有這樣一個暗殺機關，這個機關不但與國民黨的領袖為敵，又與其他政黨的領袖為敵；不但與政黨的領袖為敵，又與政府的當權人物為敵。
這個特務頭子終因做賊心虛不得不引嫌辭職。畢竟袁比他更老練，認為一個人越是想避嫌疑，這個嫌疑就越會洗不清，因此勸他改辭職為請假。後來他一再續假，一直到五國大借款成立的時候，袁才下令解除其國務總理職務，調任為直隸都督。
四月三日，趙在北京《新紀元報》發表談話，把他自己說成是宋教仁的最要好的朋友。他說：「遁初（宋的別號）住在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離城有十里。天晚來不及出城時，就經常住在我的家裡，彼此無話不談。他離京南下時欠下了五千元的債，是我替他償還了的。」其次談到洪述祖，否認是他的私人，而說是「唐少川介紹到內務部來的」。最後談到他自己，不勝感慨地說：「我四十歲就是一個消極主義者，五十歲更成為一個厭世主義者。由於總統一再敦促，我不能不出來幫他的忙。」
這段談話，正如袁所說的：「一個人越是想避嫌疑，這個嫌疑就越會洗不清。」
從臨時政府北遷到宋教仁血案發生，這段時期國民黨對袁的妥協政策發展到最高峰，這段和平時期還不到一年。這段時期，和平經常受到威脅，如袁用兵變的手段拒絕南下就職，用破壞臨時約法的手段驅逐唐內閣，指使軍警逼迫參議院通過閣員名單，用軍事審判殺害革命軍人等。國民黨都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以免和平受到破壞。國民黨每退讓一步，袁的攻勢就隨著更加緊一步。和平之所以未破裂，唯一原因在於國民黨漫無止境的讓步。
當孫中山讓位於袁的時候，同盟會對袁建立了三道防線，就是臨時政府設於南京，新總統必須到南京就職，必須遵守臨時約法。袁製造了北京兵變事件，突破了兩道防線，而臨時約法這道最後防線，也因唐紹儀辭職與臨時參議院被軍警威脅而被突破了。不久孫黃二人到北京參加所謂巨頭會議，企圖用「至誠感人」的方法使袁「改邪歸正」，並且委曲求全地列名於「四巨頭宣言」，甚至連遷都南京和貫徹責任內閣制這些最低限度的政治主張也沒有提出來。國民黨領袖這些善良願望，不但沒有被認為是真誠合作的表現，反被認為是示弱，不但沒有起保障和平的作用，反而助長了獨裁者破壞和平和武力統一的決心。由此可見，對敵人的妥協，即使能夠避免一時的流血，終於不能避免以後更大的流血，從無原則的妥協政策換得來的和平，不是真正和平與持久和平，而是假和平與短時期的和平。
在唐內閣被迫辭職的問題上，責任內閣制已經破產，所以即使宋教仁組織政黨內閣得以實現，這個內閣在獨裁者之前也將不能有所作為。同時，由於張振武案沒有受到有力的回擊，所以政治劊子手就敢於布置更大的一次血案，把國民黨的領袖也置之死地。這是一個血的教訓。
二 國民黨對宋案主張法律解決。趙秉鈞被法院票傳。袁製造「血光團」事件陷害黃興
國民黨已經完全知道宋教仁的被暗殺是袁、趙二人的政治陰謀所造成的。宋案發生後的第五天，孫中山邀集國民黨的主要人物在上海同孚路二十一號黃興的家裡開會討論對策。安徽都督柏文蔚託詞到滬省親，也參加了這個秘密會議。就在同一時期，袁向五國銀行團進行大借款的消息也已流傳在外，國民黨也完全知道這是袁恃以發動內戰的軍費來源。孫建議國民黨應該站在「先發制人」的主動地位，一面通電有關各國阻止大借款的進行，一面由國民黨控制下的各個省區組織討袁軍。
當天，孫黃二人分别致電廣東都督胡漢民、湖南都督譚延闓，促其出兵討袁。黃興又派李書城、李根源、張孝准三人赴南京，策動江蘇軍第八師出兵討袁。隨後，湘粵兩督均有回電，認為他們兵力單薄，內部意見又不一致，出兵頗有困難。第八師師旅長陳之驥、陳裕時、王孝縝、董愷元等反映，說師缺額甚多，暫時不能出兵。根據以上情況，黃興等多數派認為：在國際方面，還沒有一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而且邊疆的形勢日益險惡，如果國內再發生戰事，中國就有被列強瓜分的危險；在國內方面，國民黨力量與北洋派力量的對比，已經不同於以前革命軍力量與清政府力量的對比了，曾經參加過革命軍的若干力量已經倒向袁，因而袁的力量加強了，國民黨的力量削弱了；國民黨所控制的地區僅有江蘇、江西、湖南、安徽、廣東五省，而這五省的內部也還是不統一的，如果國民黨不量力而行，連這點點現有力量也都很難保持下去。對於宋案，他們主張以法律解決，建議組織專門處理宋案的特別法庭，推黃郛為主裁，王寵惠、伍廷芳為承審官，以避免來自北京方面的行政干涉。這個建議通過江蘇都督程德全向北京政府提出。
袁接到這個電報，假惺惺地同意組織特別法庭，並且極力表示認真處理宋案，要「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暗中卻又指使司法總長許世英以「不合編制」為藉口，反對組織特別法庭，而提出「在地方法院內設特別旁聽席以接待與本案有關人士」的另一建議。袁又根據這個建議，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說：「我是贊成組織特別法庭的。可是司法總長不贊成，不肯副署命令，我是無能為力的。」
他此時竟然象是一個極端守法者。但是，僅在十個月之前，他就發表過不經內閣副署，派王芝祥宣慰南方軍隊的非法命令。
儘管袁刁狡達於極點，黃興仍然心平氣和地打電報給袁，解釋宋案不能由普通法院審理的理由。他在電文中談到，趙秉鈞既然成為殺人的主使犯，如果宋案上訴到北京，執行起來就顯然會發生困難。其次，許世英乃是趙內閣的閣員之一，應當連帶辭職，更沒有高談法律的資格。
四月十六日，會審公堂把應桂馨和武士英兩犯移交上海地方檢察廳接收看管。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親自由南京到上海來，會同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在上海交涉員署內執行檢査手續。
四月二十四日，武士英忽然在獄中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一般人都在猜想，這是老袁和老趙所做的「殺之滅口」「死無對證」的另外一篇「妙文」。
四月二十六日，江蘇軍民兩長通電將有關宋案的證件全部發表。這使袁、趙二人的殺人罪行越來越難於掩蓋下去。因此，袁又指使許世英出面來通電「力爭法權」，否認地方長官有宣布宋案證件之權。
宋案公布出來的證件很多，主要有如下的幾個文件：（一）一月十四日趙總理致應桂馨函：「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可也」。外附密碼一本，上面註明「國務院應密，民國二年一月十四日」。（二）應桂馨致趙總理應密冬電：「民黨主宋任總理。……已由日本購孫、黃、宋劣史，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三）二月一日、二日洪述祖致應桂馨函：「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價值。」「弟須於題前徑電老趙索一數目。（按，洪稱應為弟，應稱洪為蔭之老伯）。」（四）二月四日洪致應函：「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洪自稱）手面呈總統。閱後頗色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五）二月二十二日洪致應函：「來函已面呈總統、總理閱過。以後勿通電國務院，因智（稱趙秉鈞）已將應密本交來，純歸兄一人經理。」（六）三月十三日洪致應電：「毀宋酬勛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七）三月十四日應致洪「應密」寒電：「梁山匪魁四出擾亂（按，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說鼓吹政黨內閣制），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八）三月二十一日應致洪「川密」個電：「匪魁已滅，我軍無一傷亡。」
此時應桂馨在獄中過著非常舒適的生活。開始還用手帕塗上嗎啡漿過癮，隨後他就公然要求抽鴉片煙，而法院方面怕他又來一個「死無對證」，不得已特許公開抽菸。
那個出題目叫別人做文章的洪述祖，在宋案發生後不久，就從容不迫地從北京「逃」到青島。膠州總督因為他是全國聞名的殺人同謀犯，將他扣押起來。袁公然派內務部次長言敦源到青島向德國總督交涉，表面要把他提回北京，而等到膠州總督將他釋放後，就以「查無著落」了事。
五月三日，洪公然在青島發表通電，極力吹噓他協助唐紹儀建立共和的功勞，痛罵宋教仁「借政黨內閣之名，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他用完全站不住腳的理由替他自己進行狡辯說：「毀宋僅欲毀其名，何得認為謀殺之證據！」
這個時候，全國輿論對國民黨雖不熱心支持，但對袁的政治暗殺卻是深惡痛絕。袁受了輿論的強大壓力，也不得不選擇某些場合向人民群眾進行詭辯。當北京各界舉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會」時，袁授意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2]相機替他解釋一下。這個糊塗鬼在大會上發表了一段由他自己編造出來的假消息。他說：「去年應桂馨到了北京，向趙總理自告奮勇，要動手殺害宋先生。關於這個問題，總理曾經向總統請示過。總統認為，政見雖有不同，暗殺究竟不是正當的手段。由此可見，總統和總理都是與宋案無關的。」這種欲蓋彌彰的說法，與袁趙所作的各種巧妙宣傳並不合拍，恰恰提供了袁趙與宋案有關的一個反證。
而在上海方面，原告律師向法院提出，必須票傳趙秉鈞、洪述祖到案，本案才能進行審理。上海地方檢察廳乃於五月八日票傳趙秉鈞到案就質。
雖然各方面為了顧全總統的尊嚴，對袁還沒有正面觸及，但是袁、趙所犯的殺人罪完全相同，他們驚慌失措的情形也就沒有兩樣。他們知道正面文章已經無法做下去了，就不得不動腦筋做一篇反面文章。
五月十六日，忽然有一個自稱為「女子暗殺團團長」的周予儆[3]向北京地方檢察廳自首說，她奉了「血光團團長」黃興的命令，到北京來進行政治暗殺。第二天，北京軍政執法處逮捕了參議院議員謝持，指為「血光團團員」。「血光團」這個名稱，立刻飛揚在外，人人談虎色變，好像社會上真有這樣一個秘密的殺人機關，而北京地方檢察廳就根據一個被收買了的下流女人捏造出來的鬼話，票傳黃興到案對質。這樣，就使上海方面對趙秉鈞的票傳得到抵制，並且把全國人民的視線吸引到五里霧中。
六月十一日，上海會審公堂根據北京地方檢察廳的來文票傳黃興。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黃興一傳就到，並且保證以後隨傳隨到。
這個時候，袁與國民黨雙方的鬥爭逐步地明朗化，袁的御用報紙公然用大字標題登出「偉人造反」的新聞來，指出湖北季雨霖「叛變」是由黃興主使[4]。同時上海國民黨的報紙也用「總統殺人」這一事實作為有力的還擊。這個時候，宋案的進行反不占居重要地位，人人都把行將爆發的南北戰爭當作「燃眉之急」，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
宋案法律解決之門已經被堵塞了。但是，與本案有關的一些人物，如應桂馨、趙秉鈞、洪述祖、陸建章等[5]後來都不得善終，因此上海民間編造出「宋公顯聖」和「陰曹調卷會審」的一套神話來。這是人民對袁政權極端不滿的一種表現。
三 帝國主義壟斷對華借款的過程
以美國摩根財閥為核心的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團，成立於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它和清政府簽訂英金六百萬鎊的借款合同，這就是引起中國人民保路救國大風潮並從而導致辛亥革命的川粵漢鐵路大借款。
這筆借款僅僅墊付了英金十萬鎊，就因清政府滅亡而停止付款了。
帝國主義急於要在中國物色一個繼承借款的對象，以保持其控制中國財政和操縱中國經濟命脈的既得權。當袁世凱受清政府委託並自稱為「臨時政府首領」時，就儼然以清政府的繼承者自居，他不但迫切需要向帝國主義借款，而且企圖擴大借款額為英金六千萬鎊。那時袁政權還不穩固，在和議沒有告成之前，帝國主義不敢冒很大的風險，借款談判迄未進行。
南北和議告成了，中國表面上統一了，著名親美派唐紹儀組織了第一屆責任內閣。四國銀行團是四個西方帝國主義聯合起來排斥日俄兩國的西方金融集團，它的目的在於取得對華借款的壟斷權，而四國借款附有極其苛刻的政治條件（不承認這些條件就得不到借款），因此，唐內閣不敢公然採取這個飲鴆止渴的政策。
唐內閣企圖衝破四國的包圍線，曾向華比銀行借款一百萬鎊以應軍事急需。這件事馬上引起了來自內外各方面的極大反感。唐與袁雖是多年的老朋友，還沒有摸清袁的底子；認為責任內閣有權進行借款和支配借款用途，而這是袁所不能容忍的。同時，四國駐華公使公然聯合起來致照會於袁政府，譴責中國借款違反四國借款合同，並以今後停止借款相要挾。袁聽了又急又氣，從此更加堅定了撤換唐內閣的決心。
不難設想，停止借款只是帝國主義裝模做樣的一種手段，其真實目的正是要脅迫中國尊重它們的「借款壟斷權」，不許別有所求。但是，袁經不起這個恫嚇，何況又有美國芮恩施公使從中做好做歹，勸袁對唐施以壓力，以和緩四國對北京政府的情緒。
唐被迫於四月二十三日親往四國公使館解釋。四國公使公然聯合起來向他提出橫蠻無理的四項要求：（一）中國財政預算案須交四國公使備閱，（二）日俄兩國不得加入借款，（三）取消比國合同，退還比國借款，（四）中國政府正式向四國道歉。
又是美國公使從中做好做歹，袁政權基本上接受了它們的要求，因而四國銀行團與袁政權成立了墊款合同，五月十七日交付了第一批墊款一千二百萬兩。
帝俄與日本原是互相敵對的兩個國家。在對華借款的問題上，西方四個帝國主義把它們關在門外，而它們又是中國的近鄰和對中國抱有很大野心的國家，因此它們很自然地聯合起來，堅決要求參加對華借款。此時美國忽然改變了主意，同意邀請它們兩國加入。原來，美國企圖把日俄兩國所控制的滿蒙地區也置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下，為美國插足於東北開闢一條新的道路。由於美國變了卦，其他三國與日俄兩國又都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也同意邀請日俄兩國參加即將舉行的倫敦會議，討論和解決共同投資中國的問題。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五日，倫敦會議因為兩方面意見爭持不下，幾乎宣告破裂：日俄方面堅持在滿蒙的既得權利不可動搖，國際借款不得用之於滿蒙，這是與四國特別是美國的願望不相符合的；而四國方面又堅持發行債票的利益只能由滙豐、匯理、德華、花旗四家銀行共同分配，這是與日俄兩國的利益不相符合的。但是，儘管帝國主義在對華借款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而在整個侵略中國的目標上卻又有著共同之點，加以英日同盟和俄法同盟的複雜因素，它們終於不願使會議完全破裂，弄得「兩敗俱傷」。
通過法國代表的建議，會議移往巴黎舉行。巴黎會議由六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終於達成如下的幾項協定：（一）除英國滙豐、法國匯理、德國德華、美國花旗四銀行外，特許日本正金，俄國道勝兩銀行加入，但以後不得再加入任何一國銀行；（二）借款總額規定為六萬萬兩，在五年之內陸續支出；（三）監督用途，並代征鹽稅；（四）關於特定問題，如一國提出異議，則此合同應作無效。此外還有一個附帶聲明：對中國的政治性問題，應依外交途徑解決，不得涉及借款範圍。
六月二十一日，六國在華代表舉行北京會議，正式宣告六國銀行團成立，二十四日將巴黎會議的議決案通知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陸徵祥、財政總長熊希齡。這個時候，唐紹儀已經辭職出走，內閣總理人選懸而未決。熊希齡雖然是個著名的妥協分子，但也不敢公然飲下這杯毒藥。他要求六國暫時不解決這個問題，先成立一些小規模的借款，使中國政府得以渡過眼前難關。六國銀行團堅持北京政府必須無保留地接受這些條件，否則拒絕任何借款，包括小借款和墊款在內。
熊希齡辭職後，袁派他的親戚周學熙繼任財政總長。此時袁與國民黨表面還保持「合作關係」，大借款消息流傳在外，引起國民黨和全國各地人民團體的激烈反對，即使是袁的親戚，也沒有勇氣做「盛宣懷第二」，簽字於這個亡國條件的借款合同。
就在這個當口，忽然鑽出來一個英國人白啟祿，上書於財政部，建議另闢借款的途徑，打破六國銀行團的封鎖線。他願意介紹英國克利浦斯公司與中國政府進行借款談判。從這件事得到證明，帝國主義陣營並非鐵板一塊。
九月二十二日，周學熙與英國克利浦斯公司成立了一千萬鎊的借款合同。
十月二十三日，六國公使假口鹽稅已經指定作庚子賠款的擔保，不能移作別項抵押，對中國政府與克利浦斯公司所訂的借款合同提出強烈抗議。袁政府被迫取消了這筆借款。問題的可笑是：英國公使也插在公使團之內反對英國的借款。
從這年八月起，借款談判完全停頓，並在同一時期內停止一切墊款和臨時性小借款。帝國主義想用這個方法迫使袁政府屈從它們所提的苛刻條件。這個獨裁者不是不想接受，而是不敢公開接受，當國會方面、人民團體方面和南方各省提出有關大借款問題的質問時，他還拿出「本人無成見」的一句話來搪塞一下。
帝國主義看見袁並沒有「飢不擇食」的模樣，它們自己倒反而迫不及待了，於是進一步地打伙兒向袁政府討債，不但要討還以前各項臨時性墊款，有些國家甚至討取已經到期的庚子賠款。從一九一二年冬天到一九一三年春天，洋大人的討債威風，把財政總長逼得走投無路。
這就是帝國主義用種種方法壓迫袁政府接受其壟斷對華借款的條件的簡單敘述。
四 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成立。「戰時內閣」出現
袁政府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財政問題。它只能依靠發行國內公債和向外國借款來維持它的政權。但是，由於這個政府是個不得人心和財政上毫無信用的政府，廣大人民又在國內外反動勢力雙重壓榨下弄得貧困不堪，要想募集內債來彌補財政上的赤字，是一種畫餅充飢的空談。
外債談判既然完全停頓，發行內債又無把握，這就使袁政府在財政問題上陷於走投無路的絕境。
袁政府在財政上想要開源與節流也是辦不到的。在開源方面，國家的經濟命脈完全掌握在帝國主義的手裡，關稅不可能提高，漏巵不可能堵塞，民族工商業受到嚴重的摧殘，新稅不可能舉辦，這些情況註定了開源的可能性是很少的。節流方面，首先應當大刀闊斧地裁減中央及各省的軍隊，而裁兵的先決條件是要發清欠餉，不具備這個條件，所謂裁兵計劃也將成為紙上空談。事實上，中央及各省的當權人物不但沒有因財政困難和軍餉無著而開始裁兵，恰恰相反，還在無限制地招兵買馬，以擴張其個人勢力。
關於軍費問題，根據一九一三年各省所造的表冊，僅陸軍一項，每年就在二萬萬元以上。中央陸軍部一再加以核減，硬性規定全國陸軍軍費為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元，其中五十師經費為八千六百三十三萬餘元，各省裁兵費二千七百四十八萬餘元，中央參謀、陸軍兩部直轄機關經費四千七百八十餘萬元。
沒有錢不能裁兵，不裁兵就需要更多的錢來養兵，這種惡性循環使得全國廣大地區兵戈擾攘，人民生活日益貧困。軍隊欠餉是一件極普通的事，因欠餉而兵變也是常有的事。袁不是不知道這些事情。他不但無意於開誠布公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而且他本身就是一個不裁兵反而大舉增兵的典型人物。他需要北洋軍去征服異己的國民黨，以便造成清一色的袁家天下，就不能不擴大北洋軍的實力。他沒有心情去考慮財政破產的問題。
他不借外債就不能維持他的政權，而借外債就必須付出斷送國家主權、放棄經濟命脈的重大代價。最後，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他就不惜犧牲國家的利益了。這是半殖民地國家的獨裁者因為執行反人民的政策而不得不投降帝國主義的基本軌道。
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美國因為沒有當選為參加監督中國財政的「協理洋員」，在六國銀行團中不能占居主要地位，到同月二十日，威爾遜總統就偽裝美國「不願干涉中國行政主權」，宣告美國銀行退出六國銀行團。在此之前，四國銀行團加入日俄兩國擴大而為六國銀行團，美國因為未能達到國際共管滿蒙目的，已經感到很大的不快。美國退出六國銀行團並不是意味著美國退出中國舞台，它準備另外組成一個新銀團以瓦解六國銀行團，在新銀團未組成之前，它仍然鼓勵該國銀行向中國便宜投資。美國的意外行動引起了其他五國的震動，它們害怕另生枝節，就感到有與中國迅速重開談判的必要。
這是袁政府突破六國封鎖線的另一個良好時機。但是，此時宋案已經發生，袁與國民黨的關係日益惡化，他下決心以武力征服國民黨系的南方各省，為了籌措戰費，他也感到與五國重開談判的迫切性。他與國民黨的「合作」時期既已終結，就不必再顧及來自南方的對借款問題的反對意見了。
四月二十六日，就是江蘇軍民兩長宣布宋案證件的一天，黃興還打電報到北京，極力阻止大借款的進行。他指出宋案證件中的一段資料說：「應桂馨逆證中，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至望大借款成功，潤及凶頑，為政府鋤除異己。」這個電報立刻得到江西、湖南、安徽、廣東四省軍事當局通電響應。
此時袁政府對國民黨已經沒有保持和氣之必要。因此，財政總長周學熙在回答黃的電報中說了幾句很氣憤的話。他說：「黃先生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一言為天下重。學熙奉職無狀，敢不引咎自責，惟有肉袒面縛，敬候斧鉞而已。」這個電報的言外之意，就是叫國民黨不必再進行口舌之爭了，有本事只管拿出真刀真槍來，看是誰戰勝誰。
也正是這一天，久不問事的內閣總理趙秉鈞忽然偕同外交總長陸徵祥、財政總長周學熙鬼鬼祟祟地溜進了滙豐銀行，與在那裡等候著的五國銀行團代表們簽訂了大借款合同。上海國民黨總部事前早有所聞，曾派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國民黨黨員）負責阻止他們簽字。王正廷帶領了一批國民黨的國會議員守候在東交民巷口，想攔阻趙秉鈞等人進去，但都被武裝軍警趕走了。
大借款合同的內容大致如下[6]：
借款總額為二千五百萬鎊，利息五厘，實收八四折。用途指定六項：（一）償還已到期的各種款項，包括民國元年、民國二年到期的庚子賠款，六國銀行團墊款，四國銀行團「幣制實業借款合同」的墊款，華比銀行借款，五國銀行團零星小借款，共約五百七十萬鎊。（二）賠償各國因中國革命所受的損失二百萬鎊。（三）贖回各省政府所欠五國舊債二百八十七萬鎊。（四）各省軍隊解散費三百萬鎊。（五）民國二年四月至九月中央政府行政費及工事費五百五十萬鎊。（六）全國鹽務整頓費二百餘萬鎊。借款擔保：鹽稅、關稅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的中央稅。借款期限：四十七年。自第十一年起，按期還本。自第十七年後至三十二年以前，中國政府如欲將未到期之款項全部贖回或贖回其一部分，皆聽中國之便。但贖回之數，每百鎊債票須加二鎊半；惟三十二年後贖回，則無需加價。附帶特別條件三款：（一）在借款期內，中國政府不得向五國銀行團以外任何銀行團借款。（二）凡領款憑單，須由審計處所屬稽核外債室華洋稽核員會同籤押，方能核准。（三）鹽務署下設稽核總所，由中國總辦一員、洋會辦一員主管。各地鹽斤納稅後，須由該地華洋經協理會同簽字，方准放行。鹽稅存於銀行，非由總會辦會同簽字，不得提用。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從壟斷借款到指定用途，又從指定用途到監督財政的亡國條約。這個條約滿足了五個帝國主義的貪婪願望，並使中國殖民地化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
袁政府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它究竟能夠到手多少款項呢？九折出售和八四折實收，就只剩下二千一百萬鎊了；其中扣除賠款、借款和墊款及鹽務整頓費共計一千二百七十餘萬鎊，實際到手的只有八百二十萬鎊。可是四十七年之內，中國連本帶利要付出六千七百八十五萬餘鎊，這筆負擔就都壓在中國人民的身上。
這個問題，在形式上不能不提交國會通過一下。早在上一年，袁預先做了手腳，派周學熙出席臨時參議院報告接洽借款的大概情形。由於政府既未提出正式咨文，借款合同又未簽訂，而且還是袁與國民黨合作的時期，所以臨時參議院對本案沒有進行深入研究，也沒有表示不同意見。
五月一日，袁批准了趙秉鈞的辭呈，派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段是袁的第一號心腹大將。派第一號心腹大將來代理內閣總理，就有人竊竊私議這是一個「戰時內閣」，武力征服南方的軍事行動就要鑼鼓登場了。
就在同一天，袁政府將借款問題正式咨告參眾兩院。咨文中只提請國會「備案」，並不提請國會進行表決。他的理由是說：「此項借款條件，業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國務總理暨財政總長赴前參議院出席報告，均經表決通過，自系當然有效。」他在咨文中還厚顏無恥地吹噓他們作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借款利息由五厘半減輕為五厘。事實上，這是五國銀行團預先留下來的一個討價還價的地步，以此作為對中國讓步的一種姿態。
這個時候，國民黨在國會中仍然占居很大的優勢，但是，國民黨總部的對袁政策表現得非常軟弱，同時，北京處於袁政府的軍警威脅之下，屬於國民黨的國會議員當然提不起對袁政府進行鬥爭的勇氣。有些人為了自身的安全，避難南下或者請假缺席，甚至有些人被袁收買成為叛黨分子。所以，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力量是集中不起來的。
另一方面，由於袁政府輕視國會和掩耳盜鈴的欺騙行為，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國民黨議員與非國民黨議員的反感。有些議員發言反對這個亡國借款條約，有些則提出政府手續不合的質問案。
袁看見國會竟然不肯完全就範，就進一步地採取了他所慣用的威脅國會的手段。在回答質問案的政府咨文中，他一味放刁地說：「此次合同簽字，在勢無可取消。倘國會能諒苦衷，固為國家之幸，否則惟有向國民代表辭職，以明責任。」
眾議院要求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出席國會，答覆關於借款問題的質問案。五月五日，這位第一號大將帶了很多武裝兵士出席眾議院，競象身臨前敵一樣。議員們為他的威風所懾服，很多準備發言的人都嚇得把話咽下去了。有幾個議員用十分和婉的語調，撇開借款問題不談，單就政府不咨交國會核議的手續問題，說了幾句不著邊際的話。段就暴跳如雷地說：「木已成舟，毋庸再議！」
僅僅說了蠻不講理的八個字，這位大將就在一群武裝兵士的前呼後擁之下，威威武武地走了。
五 帝國主義支持「武力統一」。進步黨淪為袁的幫凶。黎元洪、章太炎入袁彀中
袁在對南方用兵之前，首先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充分的把握。英美帝國主義對他的積極支持是他敢於發動戰爭的主要因素。在大借款成立以後，國民黨以及其他方面紛紛電請有關五國停止付款以免助長中國內亂，但是五國在借款合同簽字後的第四天，就不顧各方面的反對，付了兩百萬鎊提供袁政府的軍事費用。沒有這筆付款，袁政府調兵遣將就將發生很大的困難。辛亥革命時，帝國主義曾經停止對清政府的付款。由此可見，它們對袁政府的支持是遠遠超過以前對清政府的支持的。
日本對華目的與其他四國並不一致。它對中國具有獨占野心，而袁走的是英美路線，它並不認袁是它的稱心傀儡。日本政府利於中國發生內戰和南北分立，中國內戰不但可以削弱中國的力量，同時日本還可以藉口保護各國僑民和各國在華的利益，以達其軍事占領中國的目的。辛亥年冬天，日本「名流」犬養毅曾經到中國進行分裂運動[7]。在這次南北破裂之前，日本政府採取了兩面手腕，一方面參加了五國銀行團的集體行動，另一方面仍然採取了策動在南京成立另一政府，推舉岑春煊為總統的單獨行動。後一行動因為國民黨失敗太快沒有實現。
美國雖然退出了銀行團，但它仍和英國一道採取了積極支持袁政權的政策。
其次，袁在國內也是用全副精神來爭取他的同盟軍的。他所利用的進步黨此時幾乎下降到「御用黨」的地位。它企圖利用袁的實力打擊國民黨，以便取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地位而代之；它企圖在國會中取得優勢後，制定一部改良主義憲法代替臨時約法，以滿足他們多年來對憲政的願望。梁啓超早已勾銷了戊戌六君子的一筆血債，而把袁當作一個可以依靠的力量，想運用這個力量提高該黨的政治地位。他自命為財政專家，想做財政總長以發展所長。君主立憲派在南北議和時是堅決反對繼續進行戰爭的，但當戰爭對他們有利的時候，就不一定反對戰爭。他們對袁不待國會通過就簽訂大借款合同的一件事是不以為然的，但是為了要打擊國民黨，他們甚至採取了相反的態度：當國民黨黨員、參議院議長張繼與副議長王正廷電請外交團停付借款時，進步黨議員竟然逼迫張、王二人補發一個電報，聲明這是個人的行動，並不代表國會的意見。這對袁政權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此外，袁又把全國聞名的一文一武——章太炎和黎元洪——拉過來作為他的得力助手。
章太炎自一九〇九年為《民報》問題與孫中山、黃興等鬧翻後，次年二月與原光復會發起人之一陶成章，在南洋恢復了光復會，公然與同盟會唱起對台戲來。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上海光復不久，章由日本回滬，即倡「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怪議論以拆同盟會的台，並與立憲黨人張謇、程德全、趙鳳昌等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自任會長。一九一二年三月該會改名為「統一黨」，章又被推為理事。
自上海光復至中華民國成立，同盟會與光復會之間不斷發生磨擦。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被同盟會的陳其美暗殺[8]，光復上海、鎮江有功的李燮和、林述慶先後被排擠下台，光復會骨幹許雪秋等又在汕頭慘遭殺害[9]，章太炎把這幾筆賬都寫在孫黃二人名下，與同盟會更如水火之不相容。由於章太炎為革命先輩又系全國聞名的國學大師，孫黃二人仍欲與之言歸於好，南京臨時政府曾聘為「樞密顧問」，但章迄未接受。南京舉行革命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時，章撰聯嘲之曰：「群盜鼠竊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龍蟠虎踞，古人之言虛」。
一九一二年五月，統一黨、民社等五個黨合併為「共和黨」，推黎元洪為理事長。七月二十四日，章到武漢觀光後，他在《致江西統一黨支部函》中，盛稱黎「非特主持公道，且能遇事立斷，真足與項城（袁）相伯仲」。他認為：「以二公左提右挈，中國當不致淪亡。」[10]
章太炎有「民國禰衡」之稱，他自視甚高，除袁黎二人外，逢人便罵，孫黃二人尤為其眼中之釘。袁任臨時大總統時，聘章為總統府高等顧問。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又授為「東三省籌邊使」，這是個有名無實的大官，官署組織僅有員司十餘人，每月經費三千元，事實上是給章的一筆生活費。章不知底細，年底竟到長春上任。他召見吉林西南路觀察使（道尹）孟憲彝、長春府知府德養源，孟德二人均不應召。為此他走訪吉林都督陳昭常，盛氣說道：「本使為中央政府特派大員，此二人不來見我，就是目無本使，目無本使，就是目無政府」！陳昭常一笑謝之。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暗殺身死，章對袁才另有看法。由於他對孫黃二人的成見太深，不願與之合作，幻想依靠黎元洪來反對袁。是年五月初，他再度到了武昌，曾電袁要求「去四凶」，四凶指趙秉鈞、段芝貴、梁士詒、陳宧。他又面請黎到北京與袁競選總統，黎已輸誠於袁，當然不敢承教。
隨後章由漢口到了北京。此時袁正在傾注全力對付國民黨，為了籠絡章，五月二十五日授以勛二位。章從王賡[11]處借來一套大禮服，跑到勤政殿受勛。受勛儀式完畢，他向袁表示：「南方暴徒（國民黨人）就像一群惡犬，投下骨頭，它們也懂得搖尾謝主人，骨頭盡了，它們又要張口咬人了」。袁向他解釋本人決無做皇帝的野心，望章勿為謠言所惑。
這個時候，不但像章這樣的一個大文豪袁要進行拉攏，就是經常代黎元洪寫痛哭流涕文章的酸秀才饒漢祥，也是袁的拉攏對象之一。饒漢祥字宓僧，湖北廣濟縣人，曾以舉人游福建，一九一一年不得志而歸，住在武昌斗級營的小客棧中。有人推薦他會寫駢體文，以此為黎所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黎任他為內務司長，革命黨人罵他是「癮君子」（吸食鴉片），嚇得他逃回廣濟不敢就職。一九一三年六月，湖北民政長夏壽康辭職，黎推薦他繼任民政長，又受到湖北省議會的反對，他又逃往廣濟，又是黎把他找出來。他代黎所擬的就副總統職的通電，有「元洪備位儲貳」的一句話，在他自己就民政長職的布告中，又有「漢祥法人也」的一句話，因此，有人戲撰一聯如下：「黎元洪篡克定（袁的大兒子）位，饒漢祥是巴黎人」。
自袁繼任臨時大總統以來，每次接到黎的電報，就必然要回答一個電報加以讚美，這顯然是對黎的一種拉攏手段，而饒錯誤地把袁當作文字知己，黎也錯誤地把饒當作幕府中不可少的人才。因此，饒日益受到黎的重視，袁也對他「特垂青眼」以加強對黎的拉攏。當饒回到廣濟家鄉的時候，袁派員攜帶親筆信前往慰問，這不能不使饒感激涕零，並且心甘情願地成為袁擺在黎身邊的一個得力工具。
袁對全國人民也進行了欺騙宣傳。他經常地拿外交關係和軍事實力嚇唬人。他說：「我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很想回到鄉下去享福。但是，外國人只相信我，沒有我中國就有被瓜分的危險；北方軍隊都只服從我，沒有我全國秩序就難於維持。為了國家和人民的關係，我不能不犧牲個人幸福，擔任這個繁重職務」。
總之，在對南方用兵之前，袁用虛偽言詞和欺騙手段在各方面爭取他的同盟軍，使國民黨陷於孤立，以實現其武力統一中國的野心。國民黨在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差的。
* * *
[1] 今武進路。
[2] 1914年6月，王治馨因犯贓案發交步軍統領看管。10月21日，大理院判處死刑，即於次日槍斃。當時貪污案是一件尋常事情，如此嚴峻處理，一般人疑為殺人滅口。
[3] 周予儆是天津的女學生，受袁收買，捏詞誣陷黃興，後來領了一筆津貼到日本。她逢人自誇：「大總統資遣出洋。」
[4] 宋案發生後，湖北起義軍人季雨霖、熊秉坤等組織「改進團」，季任團長，策劃出兵討袁。黃興派田桐攜密函指示：「大憝未除，必滋後患。」是年5月24日，黎元洪破獲「改進團」機關，捕去多人，並下令通緝季雨霖。
[5] 1913年7月25日，上海有一批流氓把應桂馨劫出牢獄。應到青島通電請袁「平反冤獄」。他又公然到北京，請袁踐言給以「勛二位」及現金五千萬。袁派軍政執法處偵探長郝占一把他刺死。應死後，趙秉鈞在天津督署打長途電話埋怨袁說，「應桂馨如此下場，今後誰敢替總統辦事」。1914年2月17日，趙因食物中毒，七孔流血死。
洪述祖長期避居青島。1917年化名張皎安回上海，在途中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呂及秘書劉白扭送法院，解往北京。1919年4月5日，以主使殺人罪被處絞刑。
[6] 四國銀行團對華大借款，除報紙材料及當事人的片斷回憶外，參見劉彥：《近三十年來中國外交史》和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
[7] 1913年7月28日，熊希齡通電揭破日本對中國所進行的分裂陰謀說：「報載四省獨立，有在寧設立政府，推岑西林為總統之謠。前南北議和時，犬養毅等於前年（1911年）冬來華運動南北分立。渠與希齡本屬舊交，屢至滬寓密告希齡，謂袁如得志，中國可危，不如勸孫黃公推岑為總統與袁對抗，並要求希齡介紹往見。希齡與張謇、湯壽潘、莊思緘、趙鳳昌諸君與犬接談數次，竭力反對。幸黃興當時力主和議，岑亦病辭不見，犬乃回國。去年（1912年）春間再到上海，乃不與希齡接洽矣。此日本民黨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實在情形也。」
[8] 1912年1月14日，陳其美命蔣志清（即蔣介石）收買光復會叛徒王竹卿，暗殺在廣慈醫院養病的陶成章。在舉行陶成章的追悼大會上，陳其美還親往主祭，以掩蓋其主使殺人之跡。
[9] 1911年5月，光復會會員許雪秋在黃岡起義，胡漢民派兵包圍其司令部，將許槍殺。
[10] 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
[11] 王賡即王揖唐，安徽合肥人，士官學校畢業生。曾奉袁命打進章的統一黨，此次給章勛二位也是他出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