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九章 假統一與假和平的短暫時期
一 「混合內閣」倒台，「超然內閣」難產。袁第一次使用武力威脅臨時參議院通過內閣的補充名單
唐紹儀是袁世凱的老朋友和外交方面的得力助手。唐被派為南北和議的北方總代表時，沒有完全遵照袁的意見辦事，曾經引起袁的不滿並被撤回。但是，南北和議成立以後，袁急於要加強與帝國主義首先是與英美帝國主義的聯繫，又要在形式上加強與同盟會的聯繫，內閣總理人選沒有比唐紹儀更為適宜的人物。因此，唐得以組織民國的第一任內閣。
唐在南下接收南京臨時政府時，袁就授意叫他參加同盟會，作為插入同盟會的一根內線，並使唐偽裝為立於他與同盟會之間的一個中間型人物。唐內閣有袁系的閣員，也有同盟會系的閣員，所以袁認為這在外表上是一個混合內閣，但在實質上，唐與他過去有著深厚的關係，不會跳出他的手掌心，而袁系的閣員又占有幾個重要的部，這個內閣是能夠完全供他的利用的。
不料這位美國通是資產階級型的官僚，與一般封建型的奴才官僚有些區別。他醉心於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又被「責任內閣」這類的字眼所迷惑，就不甘心做百依百順的走狗，在某些問題上經常地不向袁請示而自行處理。他又以南北間的橋樑自居，不肯完全站在袁的一面。這些情形與袁利用他作為私人工具的意圖完全相反。袁的左右有對唐不滿的，又從旁挑撥，硬說唐與孫中山因同鄉的關係結合得很緊，「他現在完全傾向同盟會而不傾向總統了」。當唐出進總統府的時候，總統府的人員又相互做怪臉，指著唐的背影子低聲地說：「看，今天總理又來欺負咱們的總統了。」
這些話都已鑽進到唐的耳朵里。唐總以為袁不致被這些沒有見識的人所蒙蔽。一天，唐又到總統府報告一些問題，袁忽然很不耐煩地說：「少川，我已經老了，你就來做總統吧！」唐聽了大為吃驚，才明白袁的確對他存有芥蒂了。
一天，唐坐著馬車在街上走，迎面有一大群武裝兵士護衛著一輛很漂亮的馬車疾馳而來，前面兩個開道的兵士，手裡揮動著長鞭，唐的御者幾乎挨上他們的鞭子。唐急忙吩咐把馬車避讓在路旁。偷眼一看，看見漂亮的馬車裡坐著的不是別人，正是總統府拱衛軍統領段芝貴。他回來告訴人說：「嘿，好大的威風！只有前清攝政王才夠得上有這樣大的威風。」
內務總長趙秉鈞很少出席國務會議，遇到重大問題直接向袁請示。內務部竟像是不屬於內閣而直接屬於總統的一個部。
財政收入少而軍費龐大是當前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南京黃留守打電報和內閣商量，準備以最少的費用結束南方的軍隊。唐向比利時銀團（華比銀行）借了英金一百萬鎊作為南京遣散軍隊的費用。這是一個在內閣權限以內的問題，不料因此激怒了各方面，首先激怒了企圖壟斷中國借款的四國銀行團，它們向袁政府提出了極其嚴厲的抗議。其次激怒了袁的私黨，竟然套唐一個「接濟革命黨軍費」和「用途不明」的大帽子，使袁唐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化。財政總長熊希齡也在國務會議席上大吵大鬧，責怪內閣總理不應當侵犯他的職權。
這個弱體內閣眼看就要解體了，而直隸都督的問題發生，就成為這個內閣的一道直接催命符。
直隸都督的問題，還種因在唐紹儀南下接收南京臨時政府的時候。這個時候，順直議會[1]根據革命時期各省都督由諮議局推選的先例，推舉直隸人王芝祥為直隸都督。唐紹儀同意由政府加以任命。唐回到北京時，曾向袁報告，袁也點頭表示同意。
哪裡知道袁的點頭同意是假的，他的內心是完全反對這個任命的。首先，王芝祥是一個靠近同盟會的軍人，此時正在南京充當留守府的軍事顧問，把一個靠近同盟會的軍人放在靠近北京的地方，掌握一省兵權，對袁的實力政治將要起很大的危害作用。其次，袁認為任免軍事大員是總統的特權，絕對不允許把這個特權讓給當時的所謂民意機關——省議會。
但是唐並沒有窺破袁的內心，認為袁既已同意，就打電報叫王芝祥到北京來面洽。等到王到了北京的時候，這個問題不能再推下去，袁就又一次使用他的法寶來破壞他自己的諾言。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鑽出來所謂「直隸五路軍人」發出反對王芝祥做直隸都督的電報，袁就以此為藉口，撤回他的同意，並且與唐商量，打算改派王為南方軍的宣慰使以敷衍他的面子。這個做法使唐感到極大的震驚。因為這不僅是個人的面子問題，而是與內閣職權及政府威信有關的嚴重問題。袁可以失信於唐，唐卻不可以失信於順直議會和同盟會。這個問題內閣不能處理，內閣就不成其為責任內閣，而將降到總統府的一個附屬機關的地位。因此，唐表示絕對不能同意這個出爾反爾的意見。
內閣不同意又怎樣辦呢？六月十五日，袁把沒有經過內閣副署的派王芝祥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來。這是總統與內閣正面開火的具體表現。根據臨時約法，總統命令沒有經過內閣副署不能發生效力。唐雖然忍無可忍，他終究是袁的老朋友和助手，沒有勇氣與袁進行法律上的鬥爭，而只採取了自行引退的辦法。十六日，他留下了一道辭呈，沒有與袁見面告別，就偷偷地溜到天津去了。
袁正引唐紹儀出走為一件快事。他只派代表到天津作了一度形式上的慰留，就轉入到另組內閣的問題。
唐由天津趁輪船往上海，在輪船中遇見一個神氣十足的漢子，大聲地斥責他不應當棄職逃走，說到氣頭上，竟然拿出盒子炮來象是要開放的樣子。唐對袁的特務組織早有所知，疑心這個漢子是袁派來追蹤和暗害他的，便陪著笑臉解釋不能不辭職的苦衷。那個漢子也回嗔作喜地和他攀談，並且說出他自己的來歷，唐才知道不是特務，而是自稱為「遊俠」的荒唐鬼黃禎祥。
這個荒唐鬼有一段荒唐史，幾乎送掉了性命。其事如下：
由於黃禎祥有遊俠之名，黎元洪聘他為湖北船政局總理兼南湖屯墾督辦。黎曾下令把停厝在都督府前面空地的彭楚藩（武昌起義前被清朝官吏捕殺的革命軍人）棺柩遷葬原籍。黃楨祥出面來阻止說：「彭烈士的棺柩必須葬在南湖。黎元洪是什麼東西，他敢不答應，看我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給他嘗嘗老子的手段！」黎聽了這些話，十分忿怒，就下令逮捕了他，並且組織軍事法庭，審出他犯有私設刑具、毆死佃戶、逼奸民女等罪款。按照軍律治罪，有一款應當殺頭，三款應當槍斃，二款應當終身監禁，五款應當處以一等有期徒刑，就是殺了頭再充軍也還不足以蔽其辜。湖北起義有功人物孫堯卿、黎本唐等紛紛替他請保，黎堅決不肯答應。後來黃興有電報替他說項，才改為監禁三月後解回四川雅州原籍。這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下旬的事。
唐總理出走後，屬於同盟會的四個閣員（工商總長陳其美從來未就職，次長王正廷改代理為署理）連帶辭職，施肇基、熊希齡也跟著辭職，而屬於袁系的閣員，則全部坐在位子上不動，這也是內閣制的一種怪現象。此時袁還不利於與同盟會立即決裂，所以他偽裝誠懇挽留的樣子，對同盟會的四個閣員說：「我代表四萬萬人請諸位留任。」蔡元培代表其餘三個閣員回答說：「我們也代表四萬萬人請總統准我們辭職。」
內閣問題不是個人問題，而是袁世凱作臨時總統後第一次公然破壞臨時約法、破壞內閣制度的政治重大事件。但是，臨時參議院對此不加重視，各報和各政治派別有對唐冷嘲熱諷說他「不忍小忿」的，甚至同盟會也認為這是袁唐間個人之爭，因而採取了袖手旁觀的態度。所有這一切，把臨時約法的作用降低到可有可無的程度，在客觀上對袁的實力政治起了助長的作用，可見當時各方面的政治嗅覺是很遲鈍的。
袁提出外交界一個庸才陸徵祥來組織「超然內閣」。所謂超然內閣，是指這個「無色彩」的外交家既不屬於袁系，又不屬於同盟會。實際上，這個庸人是袁的一個最好的工具。不但這樣，屬於前內閣的外交（陸兼任）、內務、陸軍、海軍四部總長，居然可以在新閣中蟬聯而無需提交議院同意，這又是自有內閣制以來聞所未聞的一件怪事。
七月十八日，陸徵祥在通過總理案後出席臨時參議院宣布大政方針，並提出六個閣員的補充名單如下：（一）財政周自齊，（二）司法章宗祥，（三）教育孫毓筠，（四）農林王人文，（五）交通胡惟德，（六）工商沈秉坤。他根本提不出什麼政見，卻把提出閣員補充名單比作開菜單，當時引起了參議員的紛紛責難，並且不加考慮地把他所提的六個閣員全部否決[2]。這個外交家嚇得稱病移居醫院，從此抵死不肯出來。
袁認為對陸的打擊就是對他的打擊，因此，怒火按捺不住，又使用他的法寶，指使軍人用發通電、寫匿名信、打電話、發傳單、開會等等卑鄙手段威脅參議院通過第二次所提的六個閣員的補充名單如下：（一）財政周學熙，（二）司法許世英，（三）教育范源濂，（四）農林陳振先，（五）交通朱啟鈐，（六）工商蔣作賓。
這是袁公開使用軍人威脅議會，使議會名存實亡的第一次非法行動，卻又是破壞臨時約法的第二次具體表現。第一次破壞內閣制沒有受到有效的制止，他才敢於做第二次的嘗試，而一次比一次的程度更進了一步。七月二十六日臨時參議院開會，除蔣作賓未通過改派劉揆一外，其餘五個閣員全部獲得通過。
這個時候，各方面包括同盟會在內，都認為國家剛剛統一不容破壞，只有忍讓精神才能換得和平。他們沒有理解到遷就的和平是極不穩固的，越是遷就，和平就越是難於保持。通過兩次的嘗試，袁就視臨時參議院為可有可無的機關，並且視同盟會為無足輕重的政敵了。
二 又一次政治陰謀血案——黎元洪做了袁的政治俘虜
在孫、黃、袁、黎四個「大人物」之中，當時的「輿論」都稱讚黎是「忠厚長者」和「穩健派」。
在官吏騎在人民的頭上的時代，即使是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官兒，對老百姓也有一套威風和臭架子，好像沒有這些就不成其為體統。但是黎的態度使人感到和藹而謙虛，不覺其有威可畏。在他預辭正式總統的電文里說：「沈機默運，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項城；明測事機，襟懷恬曠，洪不如孫中山；堅苦卓絕，一意孤行，洪不如黃善化[3]。」很多人都說他謙虛得好。
有一個號稱為「民國禰衡」的章太炎，清朝末年因《蘇報》案坐過牢，文名滿天下，當時的社會上層人士推之為國學大師和革命先進。他見了什麼人都要罵，只有黎是他唯一的歌頌的對象。在他筆底下，黎是個樸素而果毅的傑出人物[4]。
黎是站在北洋派與同盟會以外的第三者地位的。他在故紙堆中找到一個會做駢體文章的腐儒饒漢祥做他的機要秘書。此時南北和議雖已告成，但是各省軍閥還有爭城奪地的局部戰爭，有些省區還存在著招兵買馬、殺氣騰騰的緊張狀態，使人民感到戰爭的痛苦和戰爭的威脅。這個腐儒經常地代黎寫出些「籲請息爭以蘇民困」的駢文長電，這些電文不問誰是誰非，也不提出具體的仲裁意見或者解決糾紛的辦法，而只是堆砌一些四六排聯的字句，說上一大套「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廢話，最後則用「垂涕而道」「泥首以請」等沉痛語調作為一篇文章的結尾。這些文章與很多人厭惡戰爭的苟安心理完全合拍，特別是與滿足於推翻清政府統治而對繼續流血非常害怕的革命妥協派的心理完全合拍。這些人並不仔細地研究電文的內容，甚至連文章也沒有看或者看不懂[5]，卻都異口同聲地叫好說：「黎副總統說得真對，我們就是不要戰爭呀！」
袁的眼光頗有獨到之處，他發覺此公有著沽名釣譽的癖好，而有著這個癖好的人是容易被吸引過來的。因此，他有電必回，並用「苦口婆心」「仁人之言」「實獲我心」「永拜嘉言」這類字眼把黎大大地奉承一番，同時在回電中表現他自己也是愛護和平、反對戰爭的。
此時活躍於民國政治舞台上的君主立憲派，正需要捧出一個出面的領袖來，以擴大他們的政治影響。他們發現這個「手創民國的元勛」具有做他們領袖的良好條件，就竭力為之捧場，把他說成是一個救國救民的偉大人物。在文化事業上擁有優勢的君主立憲派為之捧場，對黎的評價又起了提高的作用。
聲譽雖然日隆，黎的內心卻隱藏著一種說不出來的痛苦。他自己知道他這個「民國元勛」是逼上梁山弄到手的，而逼迫他參加辛亥革命的人，就是名聞全國的三武——孫武、蔣翊武和張振武。三武很知道他的底細，所以儘管別人把他捧上三十三天，在三武看起來卻是個渺不足道的人物。三武對他也很不禮貌，認為他的天下是他們替他打出來的。因此，黎在精神上經常地感到威脅，想把這批恃功而驕的革命分子調出去，推薦到中央去任職。
在三武之中他所最恨的是張振武。他介紹張振武到北京去見袁，並說中央將畀以重要的職務。當張振武帶領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等十三人動身往北京的時候，他就打密電給袁，加張振武、方維兩個人以「煽惑軍隊」的罪名，請即「就地正法」。這是「調虎離山」和「借刀殺人」的雙重詭計。這個「忠厚長者」也仿照袁的榜樣，玩弄政治陰謀以達其剷除異己的目的。
袁接到這個電報，八月十日不露聲色地設宴招待張振武等一行。從十一日到十三日，又令北洋軍大將馮國璋、段祺瑞輪流設宴，命宿將薑桂題等召集軍界袍澤大會表示熱烈歡迎。十三日黎又打來一個萬急密電請求提前處決。張振武等完全睡在鼓裡，十四日還假座六國飯店大宴同盟會和共和黨兩黨重要人員。十五日一大早，張振武、方維和同來的湖北將校突然被軍警捕去，當天就由著名的劊子手、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親自審問，當天判決張、方二人的死刑，當天執行槍斃。
這類政治陰謀血案是袁的拿手好戲，但對黎說來還是第一次，而且這還是自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由於殺害的對象是同盟會方面的對革命有貢獻的人物，就增加了問題的嚴重性，引起了各方面的駭怪與種種推測。
黎的本心是要袁替他擔負責任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袁並不替他保守秘密，在宣布張、方兩個人的罪狀中把黎打來的密電一字不遺地錄了進去。很明白，袁是慣於以別人為工具的陰謀家，絕對不肯代人受過，豈肯把這筆血債寫在自己的賬上。另外一個原因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他要揭穿這個問題的內幕，使黎與同盟會的關係趨於惡化，而把黎逼到自己的陣營里來。此外，還有第三個原因，是要揭破黎的政治陰謀，使全國人民瞭然於那個「忠厚長者」的毒辣手段，並不在他這個「一代梟雄」之下。
同盟會對這樣一個嚴重政治問題不能熟視無睹。首先由黃興放了第一炮，通電譴責政府用不正當的手段擅殺有功人員。接著參議院議員張伯烈等提出質問，要求政府提出張、方二人的謀亂證據來。
還有兩個武——孫武和蔣翊武——都早已到北京來了。十七日他們跑去會見袁，口口聲聲要求給他們「免死券」。
袁回答臨時參議院關於質問案的咨文，仍然把責任推到黎。他說：「貴院要求證據，當令黎都督查明答覆。」
由於袁以政治陰謀回答政治陰謀，使黎的聲譽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他不得不借重饒漢祥的一支妙筆，通電列舉「張、方之大罪十四，元洪之不獲已者三，自罪者三」。這樣做還是不夠的，他又不得不假惺惺地「從優處理張振武的身後事」[6]，不得不偽裝引咎辭職，電請裁去副總統一職，並推薦黃興繼任湖北都督和參謀總長。他又怕弄假成真，因此指使湖北軍將領通電挽留，另外通電向臨時參議院提出最後通牒式的反質問：「湖北非副總統無以有今日。設一旦動搖，議會諸君能否擔茲重責，請於二十四小時內電復。」
這個偽善者公然進一步地模仿袁玩弄實力政治的榜樣，而且學得很像，他的假面具就完全被戳穿了。
袁揭破了他的痛瘡疤，他未嘗不感到袁的可畏。但是，由於他看到北洋派的力量比同盟會大，由於受著他的左右的包圍，並且由於不倒向袁的一面則他本身將陷於孤立無援之境，因此一步步地被拖進袁的迷魂陣中。
這是自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違法殺人的大血案。但是，君主立憲派以及其他各政黨都把這個問題看作是同盟會與袁、黎之間的一個爭端，竟然採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而同盟會本身沒有決心和勇氣對袁黎進行堅決鬥爭，也表現了虎頭蛇尾的態度。
而在袁的方面，卻想利用這個問題達到另外一個目的。他偽造了張振武被殺前寫給黃興的一封未發的信，信上有這樣一句話：「承囑殺元洪事，已布置周密。」他企圖利用這個偽證，在他準備和同盟會正式翻臉的時候，加黃興一個主謀殺人罪而加以逮捕。
此時他忽然又有一套新的計劃，就是他已電邀孫、黃、黎三人來京舉行會議，想利用「四巨頭會議」的形式粉飾中國之統一，以加強其統治地位。他曾經估計到孫、黃二人是不肯北來的，如果他們不肯北來，就可以把破壞統一的責任加在他們的身上。不久孫中山從上海動身到北京來，而黃興隨後也來了，他就停止了前一陰謀計劃的進行，仍然保持其與同盟會表面合作的關係。
孫中山路過天津的時候，有一個和他認識的總統府秘書會見了他，向他泄露了袁準備陷害黃興的密謀。孫中山打電報把這個密謀內容關照了黃興。黃興是個直性子的人，就直接打電報向袁追究根源。袁回電矢口否認有其事，並且否認總統府有這樣一個秘書。
三 同盟會合併四小黨改組為國民黨。君主立憲派前後組織共和黨、進步黨
張振武血案發生後，同盟會認為袁的手段太毒辣，反對孫、黃二人輕入虎穴和那個殺人魔王見面。但是孫並不關心個人的安全，想用自己的誠意說服袁同意遷都到南京，擺脫北方的舊勢力，而與同盟會真誠合作。他於八月二十四日到北京，距離血案發生不到十天。
孫敢於「單刀赴會」，不能不引起袁的暗中敬佩。他裝出竭誠歡迎的熱情，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輪雙馬車，飾以黃緞，到前門外去迎接，並命北京軍警以總統之禮相迎。北京市民也都懸旗歡迎。
孫到北京之前，北京各政黨即已開始了分化和合化的重大演變。原來在南北和議成立的前後，有些只知有民族主義（事實上是排滿主義）的同盟會會員認為革命的目標已經消失，便從同盟會中分化出來，組織一些爭取政治地位的小政黨。另外有些小政黨則是時代的新產物，掛上一塊招牌，發表一篇宣言，拉出幾個大名鼎鼎的政治要人來作為他們的領袖，以便於進行政治投機活動。有些政黨是以地區關係或歷史關係結合起來的。這些政黨沒有旗幟鮮明的黨綱，沒有一定的政治主張，跨黨脫黨，視為故常。他們所推戴的領袖，甚至也被其他的黨推為領袖，而被推者對任何黨都不關心。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臨時參議院內部相互對立的政黨，主要是同盟會與以江浙人士章炳麟、張謇為中心的「統一黨」。臨時政府北遷後，「統一黨」與以湖北人士孫武、藍天蔚、劉成禺為中心的「民社」、君主立憲分子籍忠寅、周大烈等所組成的「國民協進會」，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共和黨」，推戴黎元洪為名義上的領袖，成為同盟會的主要競爭者。除了這兩個政黨外，參議院還有谷鍾秀、張耀曾、吳景濂等的「統一共和黨」，立於第三者的地位而有舉足輕重之勢。在此時期，同盟會政治活動家宋教仁通過私人關係與「統一共和黨」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宋教仁是湖南所派的參議員，在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時，他極力主張採取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反對美國式的總統制。由於他少年氣盛，別人都說他想做內閣總理，而此時人人都是眼高於頂，一個太露鋒鋩的人自然容易招人之忌，因此，臨時參議院所通過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不設內閣總理，各部總長直接向總統負責，這就是對宋的個人打擊和對同盟會的打擊。甚至孫中山提出宋為內務總長時，也未獲通過而改提程德全遞補。但當孫中山讓出臨時總統時，大家又覺得總統的權力太大，怕袁濫用職權推行獨裁制，便又將「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改為「臨時約法」，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這件事說明了臨時參議院本身對國家大法不是採取了認真嚴肅的態度，而是感情用事。
實實在在，宋是想做內閣總理的。在南京臨時政府結束的階段，他所持的政見與孫中山不同：孫主張將政權盡讓與袁，同盟會退為在野黨，專辦實業、教育，宋則主張「毀黨造黨」，這就是放棄同盟會的名稱，吸收其他小政黨組成一個大政黨，並在國會中取得第一大政黨的地位，從而擔負起組織政黨內閣的責任。這個主張也就是放棄在總統問題上、軍事實力上對袁的鬥爭，而在國會方面、內閣方面取得優越的地位，使袁成為一個沒有實際行政權力的總統。這個主張很快地獲得大多數同盟會會員的熱烈支持，因為他們渴望政權已久，在革命成功之後退為在野黨，是與他們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宋不僅是個很好的演說家，而且是個馳名全國的政論家，經常用「桃源漁父」的筆名在報上發表政見。他不僅與「統一共和黨」取得聯繫，而且與「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三個小政黨取得聯繫[7]。這三個小政黨是由同盟會與君主立憲派分泌出來的一些混合組織。在孫中山到北京之前，同盟會合併以上四個政黨組成為一個大政黨的基礎就已打好了，只等孫一到就正式宣布。
孫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會宣布與四黨合併成立國民黨，孫出席發表了組織新黨的演說。同盟會原來以孫為總理，黃興為協理，宋教仁等為幹事。自改組為國民黨後，改推孫為理事長，黃、宋等九人為理事，並設參議三十人以容納各方人才。國民黨的成立，使宋立刻成為黨的核心和政治上最活躍的人物。
在國民黨擴大組織的情況下，「共和黨」當然不甘示弱，也就急起直追地擴大它的組織。事實上「共和黨」是以君主立憲派為中心，吸收其他各黨而與同盟會相對抗的一個政黨。君主立憲派有其一脈相承的歷史。前清末年，資政院與各省諮議局所組成的「憲友會」就是君主立憲派形成政黨的初期。武昌炮聲一響，各省的該派人士多與同盟會合流參加了革命，特別顯著的如湖北的湯化龍、湖南的譚延闓、浙江的湯壽潛、四川的蒲殿俊、直隸的孫洪伊等。當然，在民主革命的旗幟下，「憲友會」這塊招牌已經不合時宜，但他們相互之間仍然保持一定的聯繫，隱然成為同盟會以外的一個較大的團體。他們參加了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在代表會議轉變為臨時參議院的過程中，他們吸收了由同盟會分化出來的一些小政黨成立「共和黨」，形成了與同盟會對抗的一個力量。但不久由章炳麟領導的「統一黨」又分化出去了。同時，與「共和黨」出自同一根源的、由君主立憲派湯化龍所組織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孫洪伊所組織的「共和統一黨」，吸收了「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等小黨，合併起來成立「民主黨」，推戴回國不久的梁啓超為領袖，這是「共和黨」的兄弟黨。
臨時約法規定，臨時參議院在正式國會召集前是國家的立法機關。臨時參議院成立後，在十個月內，臨時總統應根據臨時參議院所制定的國會選舉法，進行國會的選舉。國會成立後，應進行正式總統的選舉，並制定憲法以代替臨時約法。早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臨時參議院議決了國會採取兩院制。到八月十日，以總統名義公布了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眾議院議員選舉法。
從一九一二年年底到一九一三年年初，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國會的選舉。選舉揭曉，國民黨兩院議員共占三百九十二席，「共和」「民主」「統一」三黨聯合起來僅占二百二十三席。國民黨的壓倒優勢使君主立憲派為之失色，同時也使袁感到失望。但是，必須說明，國民黨所占的優勢僅僅是數量上的優勢，其中有很多黨員是新被吸收的投機分子。
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一日，在梁啓超的建議和主持下，「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併成立「進步黨」，因此國會中四黨並存的局面變成了兩黨對峙的局面。此時梁的「保皇黨」影子還沒有完全淡下去，還不便公然出面來擔任國會中第二政黨的領袖，為了加強進步黨的號召力，他們就抬出原系共和黨名義上的領袖，那位具有「樸素」「謙虛」「和平」之「美德」的黎元洪為該黨理事長，以對抗以孫中山為理事長的國民黨。當然，黎仍然只是該黨名義上的領袖，其實際負責人為湯化龍與梁啓超。湯梁並稱即起於此時。
這是一個戲劇性的歷史變局。清朝末年，同盟會與君主立憲派是兩個互相敵對的政治團體，而辛亥革命爆發時，這個擁戴清帝的改良主義派忽然參加了推翻清帝的革命運動，這是第一次的大變局。此時又由合而分，回到原來互相敵對的地位，又是一個大變局。此時已經沒有關於國體問題究應為君主立憲抑為民主共和的爭論了。因此，以前的君主立憲派逐步地蛻變為進步黨，自居為國民黨與北洋派以外的「中間派」，一個「獨立自主」的政黨。這個「獨立自主」的政黨既然與國民黨具有對抗性，它對袁就不能不起幫助作用。這一作用發展到後來，它就不能不倒向袁而成為他的政治工具。
封建軍閥對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是不會感到興趣的。袁是一個醉心實力政治的人，根本沒有把立法機關放在眼下，因而也沒有進行組黨工作。直到國民黨在國會中成為第一大政黨後，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認為有集合力量抵制國民黨的必要。除了用金錢和地位收買國民黨的變節分子外，同時也注意到物色一個國民黨以外的政黨來充當他的政治工具。他對共和黨、民主黨或進步黨當然會有好感，因為該派的主要人物正是他以前出賣過的政敵。但是，他懂得「此一時，彼一時」的道理。他的「老師」李鴻章在外交上慣於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認為這個策略在國內同樣也適用。因此，他與進步黨保持密切聯繫，利用他們對抗國民黨，利用舊政敵打擊新政敵，而這些工作也正是他的拿手好戲。
茲將袁梁二人勾結的情況概述於下：
戊戌政變時，梁啓超得了日本人山田、小村俊三郎、野口內多三個人的掩護，由天津逃到日本，做保皇立憲運動。中華民國成立後，雲南都督蔡鍔電請黎元洪轉電中央政府起用他的老師，而袁也正想把這個君主立憲派頭子延攬回國供他利用。袁向孫中山說：「辛亥年我組織責任內閣時，曾請梁卓如回國來擔任司法部副大臣。他雖沒有回國，但此後經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經放棄了君主立憲的主張。現在允許他回國來參加政治，對我們沒有害處，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一些幫助。」孫中山同意了這個意見。十月二十一日，梁由日本回國，在北京德昌飯店招待報界表示他的態度說：「乙未年（一八九五年）秋天我們成立強學會時，曾用木刻發行一種報紙，就是有論說而無新聞的《中外公報》。該報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被清政府禁止發行。次年二月，我們創辦《時務報》，又因提倡民權開罪於資本家張之洞。丁酉年（一八九七年）冬天，我在湖南時務學堂主講，每天批改學生的札記不下萬餘言，這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報紙。此後，我們曾經先後發行《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報》等等。《新小說報》載有一篇小說，名為《新中國未來記》，其理想國名為大中華民主國，紀元為壬子年（即民國元年），並且第二代大總統的假設人名為黃克強。今天看起來，這些理想竟像預言一樣。自癸卯（一九〇三年）、甲辰（一九〇四年）以後，《新民叢報》就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張，並且在此以後所發行的《政聞報》、《國風報》，幾乎每天都在與清政府作戰，我們曾斷言世界歷史上不會有宣統五年（就是清政府預定立憲的一年）。當然，今天會有人說我是主張君主立憲的，因而不配有發言權。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辛亥革命就是依靠兩黨合作才能達到成功的，換言之，社會進步必須由激烈、溫和兩種不同的派別互相推動，才能達到『殊途同歸』的目的。我們從來是只爭論政體而不爭論國體的。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這並不存在有政治節操的問題。」這些話都是替他自己進行的狡辯。他是一個崇拜實力政治的人，在回國之前與袁已有勾結，回國之後更成為袁用以對抗國民黨的一個工具了。
四 袁發表「四巨頭」聯合宣言。荒謬絕倫的「政黨內閣」出現
黃興在南京擔任留守的時候，好幾次有刺客要下他的毒手，都被他躲過了。當時就有人懷疑刺客是袁派來的特務分子。由於黃在南京大刀闊斧地解散南方革命軍，很多野心家被他置於無權無勇之地，因此又有人懷疑是這些野心家干出來的勾當。這兩種揣測之詞都沒有得到事實的證明。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同盟會的領袖中，袁所仇視的主要對象是「實行家」黃興而不是「理論家」孫中山。袁本身就是個實力的崇拜者，他以為敵黨的理論家對他的危害性不大，而實行家是善於興風作浪而難於應付的。
自張振武血案發生，黃興對國民黨與袁合作的政策表示更大的懷疑。他早已結束了南方軍事，於六月十四日解除了南京留守的職務，此時逗留在上海，不願北上參加袁所召集的「四巨頭會議」。
孫中山到北京後，錯誤地認為袁的品質並不如傳言中之惡劣。他極力勸黃北來，在致黃的電中說：「以弟所見，項城實陷於可悲之境遇，而絕無可疑之餘地。振武案實迫於黎之急電，非將順其意，無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來，大消北方意見。兄當速來，則南方風潮亦可止息，統一當有圓滿之結果。」
孫中山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說服袁加入國民黨，自己願意以黨的領袖地位讓給袁，使之能為黨所用；說服袁遵守責任內閣制，以限制其個人野心和違法行為；說服袁仍然遷都到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勢力的包圍。為了表示與袁真誠合作，他和黃興相約共同放棄正式總統的競選，擔保袁一定當選，並且發表了十年不換總統的主張。
九月六日，他曾經抽身到張家口眺望長城景色，並參觀詹天佑所設計的京張鐵路。此外在北京一共住了一個月，與袁進行過十多次的會談，但都沒有談到此行的三個目的。他曾經談到「耕者有其田」，又談到收回硬幣代以紙幣的政策，而使他感到詫異的是：他每次提出來一個問題，袁就叫一次好，完全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袁也談到梁啓超將要回國，希望孫中山不念舊惡予以效力民國的機會。孫也接受了這個意見。
一天，孫表示願在十年之內修築鐵路二十萬里，請袁在同一時期訓練精兵一百萬。袁高興得站起來大呼「孫中山先生萬歲」。孫也回報了一聲「大總統萬歲」。九月九日袁以總統命令發表「特授孫文以籌劃全國鐵路之全權」。
黃興是九月十一日到北京來的，袁同樣予以盛大的歡迎，並且授為川粵漢鐵路督辦。
孫中山曾與前清攝政王載灃互相拜會。孫向他解釋說：「這次革命並非以排斥滿族為目的，而是以平等地位聯合五大民族成立一個大中華民國，使中國由貧弱轉為富強。」前清隆裕皇太后曾命「太保」世續開放頤和園歡迎他，又命貝子溥倫在金魚胡同那桐宅歡宴孫黃二人。
黃興本來是不打算到北京來的，而既來之後，受袁的迷惑比孫更厲害。他當面勸袁加入國民黨，並且許以推為黨的領袖。袁不作肯定的回答，卻把這件事暗中告訴楊度說：「晳子，你看我像個革命黨的模樣嗎？」他情不自禁地狂笑了一陣，接下去說：「假如他們不堅持責任內閣制，我也可以做革命黨，你也可以做革命黨。」
黃興不但當面邀請袁入黨，同時還到處拉人入黨。這位民國偉人竟然天真到這樣的一個地步，以為不論生張熟魏，也不論以前與同盟會為敵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國民黨，就應當引為同志而不必懷疑其誠意。他曾經邀請過袁手下的特務機關主持人趙秉鈞入黨。趙在私下裡請示於袁，袁就叫他入黨以便充當他的內線。黃又邀請楊度入黨。楊說：「你們那一天放棄責任內閣制，我就那一天入你們的黨。」黃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什麼話，入黨有附帶條件！」
這個時候，正是陸徵祥一再表示辭職，內閣總理問題懸而未決的時候。袁曾經表示擬提沈秉坤為國務總理。這是袁用以拉攏黃的一種手段。沈在國民黨的資格很淺，而內閣原班人馬不動，國民黨擺進一個光杆總理也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國民黨決定在正式國會尚未召集時，以維持過渡性的內閣為宜。
黃興根據黨內的意見，向袁提議改趙秉鈞的代理內閣總理為正式內閣總理，並推薦沈秉坤為內務總長。內務部是一個具有民政權和警察權的重要部門，袁要簡派私黨朱啟鈐繼任，乃改派沈為有官無職的浦口商場督辦[8]。
九月二十二日，袁向臨時參議院提出任命趙秉鈞為內閣總理，由於黃興盡力疏通得以順利通過。袁就放出空氣來說：「趙秉鈞是國民黨的黨員，國民黨所主張的政黨內閣已經實現了。」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張冠李戴的政黨內閣，荒謬絕倫的政黨內閣。
內閣問題解決，下一步驟就是舉行所謂四巨頭會議了。黎元洪因張振武案不敢北來。袁打電報把他和孫黃二人會談的經過告訴他，並且請他列名於四巨頭的共同宣言。九月二十五日，袁通電宣布：「與孫黃二先生討論後，並徵得黎副總統同意，決定八大政綱條文於下：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著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各國承認之根本。」
四巨頭會議僅僅是袁、孫、黃三個人在宴會後進行漫談，既未經過討論和爭論，也就不可能提出主要問題得出一個共同意見來。這個內政大綱是袁所草擬的。條文抽象而不具體，有些竟是空洞無物的東西。袁發表這個宣言不是沒有目的的，除了利用孫、黃、黎三個大人物列名以粉飾中國之「統一」與他們的「合作」關係外，還從這個宣言中取得把一切大權抓在他的手裡的保證，讓他主持軍事，舉借外債，執行賣國的外交政策。條文第四項暴露了他在外交上所走的是英美路線：「門戶開放，輸入外資」都是美國企圖插足於中國的口號和方針，與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獨占欲」是不能相容的。
八項條文沒有一項提到遵守臨時約法、尊重國會和貫徹責任內閣制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所謂中央好像就是袁個人的中央。國民黨所主張的首都遷回南京的問題隻字不提。這樣一個有關國家大計的宣言，事前並不廣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見，甚至在形式上也沒有徵求當時號稱為人民代表機關的臨時參議院的同意，而僅僅用幾個具有實力背景的大人物的名義發布出來，這就不啻是否定了民主精神，撕毀了臨時約法，同意了袁的實力政治。
前面說過，孫黃二人已經宣布放棄正式總統的競選，推薦袁為唯一的候選人，並且發表了十年不換總統的主張。因此，在正式國會召集以前，全國人民已經能夠推想到正式總統的選舉結果。國民黨的政治主張是實行責任內閣制，國民黨在國會總選舉中取得了壓倒的優勢，而國民黨的核心人物宋教仁在上海、南京、安徽、湖北、湖南一帶作政治旅行，到處發表演說鼓吹責任內閣制，在各方面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在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全國人民已經能夠推想到組織正式政黨內閣的人選。
在民國第一個雙十節的一天，袁發表命令，授孫中山以大勛位，授黃興、黎元洪、唐紹儀、伍廷芳、段祺瑞、馮國璋以勛一位。孫黃二人都表示不受。
* * *
[1] 此時各省諮議局已改稱省議會，順直議會就是包括「順天府」在內的直隸省議會。
[2] 唐紹儀辭職後，6月22日同盟會、共和黨、統一共和黨舉行聯席會議，同盟會提出政黨內閣制，反對混合內閣。袁提陸內閣時，同盟會議員決定不參加這個內閣，反對孫毓筠、沈秉坤入閣。
[3] 項城、中山、善化都是地名。善化今合併於長沙。當時以出生地代替姓名是一種敬稱。
[4] 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到武漢觀光，第二天與黎見面。他在北京《新紀元報》發表一文，對黎推崇備至。他寫道：「黎公年四十九，體乾肥碩。言詞簡明。秘書、參議衣服不華，每日至黎公座次關白文件，一席之間八九人，皆執連柄蒲葵扇，黎公亦時握焉。其所著西裝制服，以粗夏布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縣科員，皆月支薪二十元。」
[5] 饒漢祥的文章喜用僻典和怪字，除非舊學有根底的人，很少人能夠看得懂。
[6] 黎通電說：「贍其母使終年，養其子使成立。特派專員迎柩歸籍，並飭沿途妥為照料。俟靈柩到鄂，元洪當親自祭奠，開會追悼，以慰幽魂。」後來張振武的棺柩運回武昌，黎在抱冰堂舉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會，並致輓詞如下：「為國家締造艱難，功首罪魁，後世自有公論。幸天地鑒臨上下，私情公誼，此心毋負故人。」
[7] 從宋教仁開始政治活動的時期起，到宋案發生止，有關材料，大部分是由國民黨國會議員歐陽振聲供給的。他與宋教仁是武昌「文普通」的老同學。
[8] 沈秉坤是清政府的廣西巡撫。辛亥革命時被推為廣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陸榮廷的排擠，以帶兵援鄂的名義離開桂林，在南京找到同鄉人黃興，得任留守府高等顧問及國民捐督辦，不久又被推為國民黨的參議。他經常稱呼年僅38歲的黃興為「克老」。陸徵祥辭職時，袁假意地向黃興提出以沈秉坤組閣的意見，但他是國民黨新吸收進來的一個黨員，又因內閣人馬原封不動，國民黨不願叫一個歷史關係很淺的人來組織掛名國民黨的政黨內閣。因此，黃向袁建議派代理國務總理的趙秉鈞組閣，並推薦沈為內務總長。袁又不願以非嫡系的人為內務總長，就改提朱啟鈐，而任沈為有名無實的浦口商場督辦。同年11月28日，沈以腦溢血死於北京楊梅竹斜街鴻升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