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八章　南北和議成立和清帝退位

一　南北和會開幕。北方總代表唐紹儀被迫辭職 由於帝國主義穿針引線，由於袁與革命軍雙方都迫切希望和平，南北和議終於達到成熟階段。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十月十八日），袁派唐紹儀為「總理大臣」的全權代表，與「黎軍門」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這就是袁以前所說的全國性的和平方案。此時他不再稱革命軍為「匪軍」了，並且在建議中只提到雙方軍隊各守原防，儘量避免威脅性的口吻，這就造成了雙方對等議和的地位，使革命軍有接受和談的可能。 此時革命軍各省代表還沒有離開漢口。他們指定以漢口為議和地點，推伍廷芳為革命軍的全權代表，與唐紹儀進行解決時局的和平談判。 唐紹儀於十二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一日）由北京到達漢口。由於革命軍攻下南京，革命軍的政治中心已經移到長江下游，在漢口的各省代表會議已經移往南京開會，而伍廷芳也還逗留在上海，因此唐於十二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七日）由漢口到上海，十八日與伍見面進行了會談。 唐帶了一批隨員南來。其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一九一〇年以行刺攝政王而聞名於世的汪兆銘。 汪在當時是個隱蔽的「政治兩棲者」，一方面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充當南方總代表伍廷芳的公開參贊，另一方面又鬼鬼祟祟地充當北方總代表唐紹儀的秘密隨員。他下榻於伍廷芳的住宅「觀渡廬」，差不多每天都有密電向袁報告南方的一切動態。同盟會把他當作視死如歸的革命志士，誰也沒有想到他醉心強權政治，已經變節為袁世凱的策士和間諜了。 不久，袁又派楊度南來，這是利用他以前在東京的歷史關係，叫他與湖南籍的同盟會中堅分子往來，從中製造對袁妥協的政治氣氛。楊到上海就放出一種空氣說：「革命軍的成敗關鍵，在於袁項城的向背如何。袁並不打算做曾國藩或李鴻章。但是，如果硬逼著他走上這條路，革命軍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他散布這種空氣的用意，是要革命軍對袁多作讓步，並暗示袁與清政府的利害並不一致。這種利誘威脅雙管齊下的說法，對妥協分子和意志不堅定的人們是很有誘惑力的。 唐紹儀到上海後，十二月十八日南北雙方議和代表舉行正式會議時，南方代表團提出一個先決問題：北方必須首先承認民主共和制，否則會議沒有進行的必要。唐打電報向袁內閣請示，並且附以自己的意見：對南方的要求不宜拒絕，國體問題可留待召集國民會議來表決。清政府對此曾召集御前會議，討論結果，終於不得不同意唐紹儀的意見。其實，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是出自袁的授意，表面由唐提出，袁正是要假手於革命軍來結束清政府的統治，並達到取而代之的目的。 伍廷芳開始還不滿意這個答覆。唐再三解釋說：「這僅僅是形式問題和步驟問題，這樣做可以減少前途的阻力。」南方代表團認為繞一點彎路也是無礙於事的，乃進一步與北方代表團討論召開「國民會議」的具體方法。 關於國民會議的組織問題，雙方同意由革命軍所占領的十四省與仍在清政府統治下的八省，每省各派代表三人組織之。關於地點問題，伍廷芳建議在上海召開，唐紹儀要向袁內閣請示後才能決定。這一天是清政府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孫中山在南京就臨時總統職的一天，改稱為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之前，革命軍方面曾經與袁成立默契，只等他正式宣布贊助共和制，就推舉為臨時總統。孫中山當選臨時總統的一天，曾經打電報向袁表示「暫時承乏，以待賢者」。就職後又補發了一個準備「推賢讓能」的電報，保證總統一席隨時可以讓給袁。孫中山先行就任臨時總統的目的，在於壓迫袁提早表示贊助共和的態度，如果袁中途變卦，則革命軍成立臨時政府以統一事權，更是必要的。 革命軍與袁的秘密交涉雖然已經辦好，但是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在袁看起來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使他更生氣的是，唐紹儀沒有取得他的指令，擅自同意國民會議代表產生的方法，這個方法在比率上為南方的十四對北方的八，不待開會就已決定了北方處於絕對的劣勢。因此，他打電報聲明這個協議沒有取得他的同意，不能發生效力，同時譴責唐紹儀不應越出代表的職權範圍，唐被迫通電辭職。 就在這一天，北洋軍將領馮國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發表聯名通電，「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也就在這一天，清政府駐外使節由出使俄國大臣陸徵祥領銜電請清帝退位。這是袁從錦囊里拿出來的兩件法寶，一件用以威脅革命軍，一件用以威脅清政府。此外還包含有一個欺騙清政府的用意，使清政府相信他和他的北洋軍是站在擁護它的一方面，以便於加強其操縱力量，並避免「篡奪政權」的惡名。 袁的本意的確不想做李鴻章或曾國藩，何況清政府大勢已去，產生曾國藩或李鴻章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存在。但他不肯無條件地接受共和制。唐紹儀辭職後，他電請伍廷芳北上與他直接進行談判。伍廷芳不肯讓革命軍處於屈從的地位，堅決請他南下進行談判。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意見不能得到解決，因之南北和議在外表上陷於停頓，但又轉入到雙方秘密交涉的緊張時刻。由於楊度與汪兆銘的幕後活動，由於革命軍方面妥協分子的主張占到上風，使孫讓位於袁，袁負責推翻清政府的交換條件更加成熟了。 在此時期，袁曾指使北洋軍的附屬軍——辮子軍張勳反攻南京以試探革命軍的力量。辮子軍太不中用，第一仗就被江浙聯軍和姚雨平的粵軍在固鎮把他打敗了，第二仗又被姚軍和陳乾的淮軍在南宿州予以痛擊，他就放棄徐州逃到山東境內去了。 就當時的全局而論，如果南方革命軍繼續進行戰鬥，北方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很大，虛張聲勢的袁是可以被打倒的。但是妥協派占了上風，對北洋軍的實力估計過高，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低，更沒有重視全國人民無窮無盡的力量，沒有同人民結合在一起。由於這一切，竟使袁的政治投機事業得到成功。 二　袁在北京遇刺。良弼被炸身死 推翻清政府的問題，看起來不甚吃力，但是做起來並不簡單。隆裕太后和載灃等還想拖過一天算一天，還夢想有逢凶化吉的一個機會到來，不到最後關頭，不肯死心塌地地把皇位獻出來。在袁的一方面，始終不肯唱「逼宮」的一齣戲，使他永遠洗不清「活曹操」的罵名。他想儘可能做到武戲文唱，維持封建道德的外殼，把「篡奪」之局粉飾為「揖讓」之局。 清政府貴族中並不是清一色的不抵抗主義者。鐵良、良弼等都主張硬拼一下，還有人主張舉行一次政變，推翻「私通革命軍的奸細內閣」，組織皇族戰時內閣，然後進行一次最後的決戰；即使人心已去，大勢無可挽回，也還可以退保一隅之地；即使失敗後亡命到海外，也不比不戰而屈的局勢更壞。 以上就是清帝退位問題成為僵局的原因。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鐘，袁乘馬車由東華門到外務部新衙門辦公。剛走過丁字街三義茶館門口，突然有一顆炸彈從茶館裡扔出來，袁的馬車走得快，炸彈沒有打中，已經走到祥宜坊酒店門口了。他還在驚魂未定時，忽然又聽得轟然一聲，又是一顆炸彈從酒店裡飛出來。這次打是打中了，但沒有打中馬車，卻炸死了袁的衛隊管帶袁金標及排長一人、親兵二人、馬巡二人、馬二匹和平民二人。馬車的御者在塵霧瀰漫中加鞭疾馳而去。 隨即有大批軍警在出事地點搜查刺客，當場捕獲了張光培、黃之萌、楊禹昌、陶鴻源、薛榮、李懷蓮、許同華、傅思訓、黃永清、蕭聲十人。當天就由袁手下的著名大劊子手、營務處總理陸建章親自開庭審問，當天就有法國新聞記者保釋了其中的七個人，只有張光培、黃之萌、楊禹昌三人因當場搜出武器被判處死刑，當天執行[1]。 這些刺客並不是清一色的同盟會會員。他們都不滿意南方對袁的妥協政策，想用暗殺手段把這個不雨不晴的局勢扭轉過來。行刺的人分為三隊，每人攜帶手槍一支、炸彈一枚，一隊裝作三義茶館的茶客，一隊裝作祥宜坊酒店的酒客，還有一隊徘徊在東安市場附近擔任接應。他們都不是熟練的槍手，雖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沒有投中目標而失敗了。 這一舉對袁沒有造成傷害，反而造成了他的另一個機會。從此，隆裕太后不但不懷疑袁是「革命軍的奸細」，並且相信他是清政府的「股肱社稷之臣」，當天就派特使前往慰問，並於二十六日封為一等侯以示優異。也正是由於這一舉，使袁以前所捏造的用以恐嚇清政府的「革命黨人已經遍布於北京城」的謠言得到「證實」，引起清政府內部的大慌亂，使他們不得不在保全皇位與保全性命之中選擇其一。 就從這天起，袁稱病不入朝，派他的心腹民政部大臣趙秉鈞做他的代理人。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初一日），趙在參加御前會議時採取了攤牌的辦法，提出了南北兩政府同時取消、另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以及優待清皇室的問題。在座的年老王公都默默不語，少年親貴則堅決反對，使得隆裕皇太后作不出最後的決定來。 趙秉鈞突然站起身來大聲地說：「今天開會，明天也開會，議來議去議不出個所以然來，內閣只得引咎辭職！」他滿面怒容地往外跑，署理外務部大臣胡惟德和署理郵傳部大臣梁士詒也跟著走出來，嚇得隆裕太后臉上變了顏色。 一月二十六日，袁又第二次使用他的法寶：北洋軍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七人聯名發出通電，籲請清帝即日退位，確定共和政體，以安皇室而定大局。事情變動得多快啊，就在二十五天之前，通電誓死擁護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的也正是這些將軍，名單上僅僅缺少了一個馮國璋。原來馮國璋在攻下漢陽後，清政府封他二等男爵，他曾經表示過「感激涕零，願為朝廷效死」；他此時已經內調，當然不適宜於出面來唱這個「反調」了。 就在同一天，又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變，就是清貴族中的少壯派良弼被一個名叫彭家珍的志士刺死了。 良弼是清貴族中唯一有膽識的軍事人材。禁衛軍名義上由載濤統率，良弼以禁衛軍第一協協統兼任軍諮府軍諮使，實際上是禁衛軍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以前袁到北京來組織責任內閣時，其第一步驟就是要把清政府的這支武力奪過來，他才可以把清政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裡。他特意提出皇族應當親自出征的建議，逼使膽小如鼠的濤貝勒辭去禁衛軍軍統，他就把他的心腹大將馮國璋從漢口前線調回來，接替了這個位置。 但是，禁衛軍的實權仍然抓在良弼的手裡，而良弼正是疑袁最深的一個人物。如果馮國璋以袁的私黨的面目出現，而不以清政府的忠實奴才的偽裝姿態出現，就很難插進清皇族的圈子裡充當袁的內線。他和袁的密切關係是人所共知的。但自他得到二等男爵以來，就經常地表示「與袁的政見不同」，反對與「反叛朝廷的匪軍」講和，主張組織力量「大張撻伐」。慣於賣弄小聰明的良弼，錯誤地認為馮是為個人打算因而與袁所走的路線不同，就竭力拉攏馮，藉以分化袁的力量。 良弼始終認定袁是插在清政府心臟里的一支毒箭。當袁內閣以辭職手段要挾清政府接受退位條件時，主張批准內閣辭職，另組皇族戰時內閣，派鐵良南下統率「討伐軍」的也正是良弼。袁從內線取得了這個情報。當然，袁在京內的力量大過良弼的力量，殺良弼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殺害一個皇族，將使他永遠洗不清「活曹操」的惡名，而他是不肯這樣做的。 刺死良弼的彭家珍，四川陸軍武備學堂畢業，曾任奉天軍事教官及中級軍官。一九一一年同盟會北方支部成立時，彭入盟被推為軍事部長。他聽了良弼阻止清室退位的消息，內心十分氣忿，願以一死除此害群之馬。一月二十六日，他守在光明殿胡同良弼住宅的附近，等到良弼下朝回來，他扔了一顆烈性炸彈，炸斷了良弼的一條腿，延至次日不治而死。彭自己也被彈片炸傷，當場犧牲了。 在此以前，袁曾經捏造「革命黨人潛伏京師」的謠言，清貴族還將信將疑。在十一天之內，接連發生袁自己被刺和良弼被炸身死的兩大事件，他們就不能不相信袁的話是有根據的。並且由於袁本身也是刺客的對象，沒有人懷疑良弼之死是出於袁的政治陰謀。 良弼之死，一般王公大臣都嚇得膽戰心驚，紛紛離開北京逃到天津、大連、青島一帶。在京的滿族大員紛紛請袁派兵保護。袁正要利用保護之名把大批政治俘虜控制在他的手裡。 此後，參加御前會議的王公大臣更是寥寥可數了，而少數參加者又都是面面相覷，沒有人敢於出頭來說反對退位的話。後來還是慶親王奕劻表示意見說：「咱們已無可用之兵，除了接受退位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直到最後關頭，載灃和隆裕太后終於選擇了性命重於皇冠的一條路。 三　北方暴動事件的先後失敗。汪兆銘的叛賣行為 同盟會與袁成立諒解後，就在天津成立了同盟會北方支部，以汪兆銘為支部長。同一時期，北方秘密革命黨團有共和會、鐵血會、光復團、急進會、女子暗殺團、北方革命總團、共和革命黨、北方共和團等，也在天津聯合成立了一個「北方革命協會」[2]，推胡鄂公為會長，孫諫生為副會長，熊得山為秘書長。這是同盟會以外的另一革命組織。在南北和議的前後，這些革命黨團曾經幾次策動過革命暴動事件，但都失敗了。 第一次為十一月二十九日（十月初九日）的北京之役。當天夜晚，有秘密革命黨團分子組織敢死隊，分作五路進攻北京城，被袁派兵撲滅。這次殉難的人有陳雄、李漢傑、高新等。 第二次為任丘、雄縣起義事件。十二月十八日（十月二十八日），北方秘密黨團又在任丘、雄縣揭竿而起，也被當地政府軍擊潰，殉難的人有耿世昌、馮傑、戴國棟、李啟明、鄭玉成、羅子云、劉長雄、馬榮華、趙世鐸等。 第三次為灤州之役。這是灤州「兵諫」事件的繼續發展。自張紹曾等離開灤州後，該地仍駐有第二十鎮第四十協第七十九標標統岳兆麟部共三營，管帶為施從雲、王金銘、張建功。隨同張紹曾出走的該鎮舊將孫諫生，曾秘密回到灤州，策動第七十九標同志於十一月四日（九月十四日）起義響應南方革命軍，因事機泄露失敗，下級軍官李孝通等六人被撤職，孫逃到天津參加了「北方革命協會」。他終於取得施、王、張三個管帶的同意，再回到灤州來，灤州軍乃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宣布獨立，推舉王金銘為灤州革命軍政府都督，施從云為革命軍總司令，孫諫生為軍務部長。 袁派總兵王懷慶到灤州「宣慰」革命軍。王金銘表示願以都督一職讓與王懷慶。王懷慶並不推辭，藉口察看地形布置防務，騎馬逃出城外，等到革命軍發覺從後面放槍時，他已去得遠了。 一月五日到一月七日，政府軍從鐵路兩翼進攻，都被革命軍擊退。八日，王懷慶引了第三鎮曹錕的軍隊大舉進攻，由於革命軍敢死隊隊長凌子煌是個精神病患者，胡言亂語搖動了軍心，加以張建功因沒有取得較高的位置舉行叛變，革命軍被迫放棄灤州，王金銘、施從雲、孫諫生等都在雷莊、古冶戰死了。 第四次為京、通暴動計劃。與灤州起義的同時，「北方革命協會」曾派會員分途運動駐防通州、南苑、齊化門、阜成門一帶的毅軍，響應灤州起義。他們進行得非常順利，起義日期定為一月九日，但因灤州起義失敗以及匯款未到，決定延期舉行。通州秘密機關設在會員王丕丞的家裡。不料奸細余臨江向毅軍總部告密，毅軍派兵包圍王家，王與其子王洛增、王斌和聯絡員蔡德辰、楊兆麟、雷竹村、張雅堂等共七人被捕殺，暴動計劃就不能實現了。 第五次為一月十六日北京刺袁的一幕。這一幕也是「北方革命協會」所發動的。 第六次為一月二十九日的天津暴動。暴動計劃是「北方革命協會」於一月二十七日召集京、通、保三處的聯絡員及被聯絡的各軍代表在天津老西開吉祥里本部開會決定的，準備分作三路進攻直隸總督衙門，由姜賜卿率領敢死隊一百四十多人擔任正面，發動時以拋擲炸彈兩顆為信號，並以「直隸」兩字為發動日期的口號。天津水師炮筏和韓柳墅、小站的駐軍約定同時響應。當天晚上，擔任放信號的藏身在總督衙門附近一家木廠里的日本人谷村和兩個青年志士，看錯了鐘點，過早地拋擲了炸彈，各路人馬來不及集合，在天津市區內的第一路敢死隊只好先動手。總督陳夔龍得知暴動的消息，趕忙地扯起金剛橋，各路交通斷絕，結果敢死隊被軍警分途撲滅，革命骨幹分子錢鍾山、高士俊、林少甫、管國賢、何南屏、韓佐治、江潤生和日本人谷村都戰死了。 這已經是南北和議將要告成的時候。二月六日晚間，北京有同志打電話到天津來，報告清政府已決定於二月十日退位。這個消息使天津秘密黨團感到極大的失望，他們認為用妥協政策換得來的和平是虛偽的和平，而袁一日不除，民主共和制度就一日得不到保障。七日清晨，就有「北方革命協會」會員易宣、阮琴風不肯接受同志們的勸阻，由天津到唐山，想往錦州再作最後一次的奮鬥。易宣在錦州有很多的同志，想在五天之內策動錦州獨立。他們走到唐山就發現了跟蹤而來的偵探，在開槍互擊中他們二人都倒下來了。 以上事件，都是北方革命黨團脫離南方革命派的和平軌道而別樹一幟的革命行動[3]。它們不同意對袁的妥協政策，反對廉價拍賣革命的南北和議，並企圖在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的北方爆發一次革命，以達到掃穴犁庭的目的。但由於他們缺乏領導和必要準備，均以失敗流血為其最後之結局。 在此以前，汪兆銘在袁的面前曾經吹噓他有力量制止一切革命黨在南北議和時期進行破壞和議的一切活動。灤州獨立後，袁打電報質問他為什麼不能約束北方的革命活動，他回電委稱「起事的人是土匪而不是革命黨」。通州破獲革命秘密機關時，袁又有電說：「這難道也是土匪嗎？」汪肯定地回答說：「是的。」袁在東華門遇刺以及天津暴動案發生時，都有電責備汪事前沒有報告，汪在南京回電仍然抵賴為「土匪行為」。 汪既已取得同盟會北方支部部長的名義，袁就向他表示：「北方土匪都假借革命黨的名義，東邊來一個暴動，西邊也來一個暴動。我如果加以殺害，別人會要疑心我決心與革命黨為敵，沒有進行和平談判的誠意。請你攜帶二十萬元到天津，解散那些五花八門的革命黨，叫他們以後安居樂業，不要再干殺人放火的革命事業了。」 二月二十一日，汪果然在天津北洋醫學堂召集北方各黨團舉行聯席會議，宣布各小黨一律解散，參加各黨派的成員，除參加同盟會者外，一律點名資遣回籍。這一措施激起了各黨團的公憤，有人把灤州殉難七烈士的棺材抬出來陳列於天津車站，以反對汪的出賣。 四　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五色國旗。清帝宣布退位。南北兩個臨時政府的並立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清政府從來沒有制定過任何形式的國旗。在此以後，它看見世界各國都有國旗，才決定以黃龍旗作為大清帝國的國旗。「龍」為皇帝的象徵，黃色則為滿族的代表色。在「朕即國家」的君主專制時代，沒有人敢於反對這個非驢非馬的國旗。但是龍這個動物，在現代是沒有的，因此西洋人嘲笑龍旗是在一塊黃布上畫著一條「有爪之蛇」。清政府開始用黃龍旗時是三角形，後來才改為長方形。三角形的國旗也是世界上很奇怪的東西。 武昌起義時，革命軍所用的是代表十八行省的「鐵血十八星旗」，後來又改為代表漢（紅）、滿（黃）、蒙（藍）、回（白）、藏（黑）五個民族的五色國旗。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臨時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國旗，孫中山卻堅決主張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他提出如下的理由： 貴院議決用五色旗為國旗，本總統認為未可遽付頒行。清國舊制，海軍以五色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滿清之國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體。五色旗用意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義不確，如以黃代滿之類。且既雲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階級。……天日之旗，為漢族共和黨人用之於南方起義者十餘年。乙未年陸皓東身殉此旗。……故本總統認為（五色旗）暫勿頒行，而俟諸民選國會成立之後。 關於青天白日旗的問題，孫中山、黃興二人過去曾經有過一番爭論。一九〇六年冬天，孫、黃與章太炎等在東京研究制定《革命方略》時，談到制定國旗的問題，孫中山主張沿用興中會的青白旗，黃興認為與日本旭日旗相近似，有「日本並華」之象，主張用井字旗。孫中山忿然說：「我在南洋奔走革命，託命於此旗者數百人，今欲摒而不用，請先把我開除出盟。」由於孫中山火氣太大，黃興也請先將他開除出盟。後經劉揆一、章太炎等調解，才將國旗問題擱置不議。 孫中山咨文中所提的「共和黨」，是指同盟會的前身興中會，因為興中會在當時是主張共和制度的唯一政黨。在興中會成立的早期，曾經用過紅、藍、白三色旗，紅色象徵流血以求自由，藍色標誌「公正平等的天空」，白色說明「人心皎潔而互愛」，合起來就是代表自由、平等、博愛的三大意義。這個旗幟不久即為青白旗所代替。 臨時參議院對國旗問題重行討論，認為青白旗僅是同盟會一個黨派所制定的，不能代表全國各方面的意見，而五色國旗既經武昌革命軍採用，就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因此，該院仍然決定以五色旗為國旗，而將青白旗改為海軍旗，並將武昌革命軍初期所用的十八星旗規定為陸軍旗。通過第二次決定，以五色旗為國旗的問題就成為定案而不能加以變更了。 從這一問題可以看出，由十七省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參議院，與孫中山的政見頗有相當的距離。該院雖舉孫為臨時總統，但對袁的妥協空氣仍然是十分濃厚的。 這個時候，袁與南方的交換條件早已講清楚，只待他不論採取任何手段壓迫清政府退出歷史舞台，他本人宣布擁護共和，孫中山即解除臨時總統並推薦袁繼任。他要竭力保持封建道德的外殼，還提出所謂優待清室條件，根據這個條件，清帝退位後仍能保持其一定的尊榮，在生活上將要受到民國政府的充分優待。 優待條件共分為優待清帝與優待清皇族的兩部分。大體內容是：清帝退位後仍然保持皇帝的尊號，民國政府待以外國君主之禮；清帝暫仍住居宮廷，日後移居頤和園；民國政府每年付給清帝歲費四百萬元；原有禁衛軍餉額仍舊；王公世爵仍舊；皇族公權與國民相等；皇族私產一律受到保護。 毫無疑問，這個條件是完全不應當接受的。接受了這個條件，就無異於承認共和制度之得以建立，是出自清朝皇帝的「恩賜」，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為「國內之國」，為國內國外的野心家留下了一個製造中國變亂的傀儡工具。（後來果然發生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的復辟政變和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日本建立滿洲偽國的醜劇。）但是，由於南方對袁的妥協空氣日益濃厚，竟然進一步地發展到對清政府的妥協，在袁與南方總代表伍廷芳直接電商後，優待清室條件竟然取得南京臨時參議院的修正及通過。 二月十二日，清帝發表退位詔，其內容如下： 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將領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人之好惡。……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此詔由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署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署度支大臣紹英、陸軍大臣王士珍、署海軍大臣譚學衡、學務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署郵傳大臣梁士詒、農工商大臣熙彥、理藩大臣達壽副署發表。 同一天，袁發表了表明自己態度的「真」電[4]。電文中承認「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所公認。……大清皇帝既明詔辭位，業經世凱署名，則宣布之日，為帝政之終局。」末尾還有一句「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於中國」的話。 通過這兩項手續，袁認為已經完全履行了他的諾言，只等南方履行他們的諾言。但有兩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第一，以前南北雙方協議召開國民會議表決國體問題，而此時袁用政治手腕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國民會議葬埋在還未產生以前。這個問題本來是北方代表團提出來的，因此南方對召開國民會議與否並不予以重視。第二，雙方協議首先由袁履行勸告清帝退位與他本人宣布態度的兩個條件，然後由南方履行孫中山辭職及改選袁為臨時總統的條件。此時清帝所發表的退位詔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的一句話，這是原稿所無而由袁親筆加進去的。這樣，就造成了一個極其荒謬的特殊現象，共和政府不是由民國臨時議會來選舉，而是根據清帝的命令產生的。因此，孫中山電袁抗議：「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組織。」 袁在退位詔中補進去這句話，其用意是怕在他履行諾言之後，南方不履行把總統的地位讓給他的諾言；如果發生這種受騙的事情，他就可以把清帝的退位詔作為他在北京組織另一共和政府的根據，以免他的地位落空[5]。接到孫中山的抗議後，他找不出正當理由來回答，就用無賴口吻撇開「清帝的委任」，而在咸電（二月十五日）中另提「北方各省軍隊暨全蒙代表皆以函電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作為他取得總統地位的另一根據。這是信口編出來的一句謊言。即使真有其事，這個根據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此外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在他表明態度的「真」電中，明明寫著受電人為「孫大總統、黎副總統、各部總長、參議院」，這就是承認有南京臨時政府的存在。但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他又在對北方的文告中談到「政府機關不容有一日之中斷」，即用「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首領」的名義代替了被推翻的清政府，內閣全班人馬不動，僅僅將各部大臣改稱為各部首領。他自己用「本全權」的名義，對外照會各國公使通告政權的變更，對內發號施令，事實上成為南京臨時政府以外的另一個「臨時政府」。 由於孫中山的質問，他在回答孫的咸電中又說「未遽組織」，以抵賴他另組政府的非法行為。顯而易見，他自稱為「臨時政府首領」，僅僅沒有用「臨時政府總統」的名義，並且把舊機構全部保留下來，這不是「組織」又是什麼呢！他又自稱為「本全權」，這個「全權」不是由於清帝的委任又是怎樣取得的呢！ 從這些漏洞百出的言詞和行動中可以看出，袁是個完全沒有信義、陰毒險狠的封建軍事獨裁者。對這樣的一個獨裁者採取妥協政策，其後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　孫中山推薦袁繼任臨時總統，袁不肯南下就職。北京發生兵變，臨時參議院同意袁在北京就職 二月十三日，孫中山實踐他的諾言，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並推薦袁繼任臨時總統。他鑒於袁是一個推行實力政治而不肯尊重法治的人，乃在咨文中提出三個附帶條件。（一）臨時政府設於南京，不得更改；（二）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日，本總統及國務員始行解職；（三）臨時參議院所制定之臨時約法，新總統必須遵守。孫認為讓位於袁既已成為不可變更的一個諾言，那就只能採取其他方法以避免因讓位於袁而可能招致的一切不幸後果。如果袁能夠接受這三個附帶條件，就可以把袁調離封建勢力根深蒂固的北京，來到革命軍控制下的南京，使他再也不能玩弄實力政治與政治陰謀；同時把臨時參議院正在加速制定的臨時約法作為一道緊箍咒套在袁的頭上，就可以約束其野心而使之走上法治軌道。 二月十五日，臨時參議院舉行總統選舉會，以全場一致的十七票補選袁為臨時總統，並在通告袁的電文中稱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6]。這件事反映了南京方面因清帝退位而引起的「百事大吉」的心理。 二月二十日，臨時參議院補選黎元洪為臨時政府副總統。 此時袁不再需要清帝委任的「臨時政府首領」那個不合法的頭銜了，也不再需要「北方軍隊推舉」的「臨時大總統」的那個不合法的根據了。他在對內對外的文告中立刻改稱為「新舉臨時大總統」。這個合法頭銜是由革命軍十七個省的代表組成的臨時參議院選舉出來的。但是，在袁南下就職以前，孫中山仍未解除總統職務，南京臨時政府仍然存在。同時，北方也有一個「臨時政府」，也有一個「新舉臨時大總統」，這仍然是兩個政府並存的局面。袁在未就職之前就行使總統職權，為古今中外各國所無，這就顯然說明北方的臨時政府仍然是非法的。 臨時參議院已經通過了孫所提出的三個附帶條件。新總統必須南下就職的問題是孫、袁爭執的主要焦點。孫認為如果袁不肯南下就職，就是缺少擁護共和和尊重法治的誠意，而袁一天不南下，他就一天不解職，即使袁在北方以「新舉臨時大總統」的名義行使職權，都將被認為是不合法的。為了促使袁的行動合法化，在袁當選臨時總統的第三天，孫以臨時政府名義派蔡元培、汪兆銘、宋教仁、魏宸組、鈕永建五人為北上迎袁專使，迎接袁南下就職。 袁認為叫他南下是南方的調虎離山之計，他到南京將不能有所作為，將成為一個無權無勇的空頭總統。早在他表示態度的「真」電中就曾經提到：「世凱極願南行，暢聆大教，共謀進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維持，軍旅如林，須加部署，而東北人心未盡一致，稍有動搖，牽涉全國。諸君皆洞鑒時局，必能諒此苦衷。」他在回答孫的「咸」電中又曾一再地強調不能南下的理由。他說：「北方軍民意見尚多紛歧，隱患實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潛長；北京外交團向以凱離此為慮，屢經言及；奉、江兩省時有動搖；外蒙各盟迭來警告；內訌外患，遞引互牽。若因凱一去，一切變端立見，殊非愛國救世之素志。若舉人自代，實無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 在以上兩電中十分明顯地看得出，他利用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的力量來嚇唬臨時政府，以抵制孫所提出來的第一、第二兩個附帶條件。他在「咸」電末尾還拿出放刁的口吻說：「反覆思維，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由南京政府將北方各省及各軍隊妥籌接收以後，世凱立即退歸田裡，為共和之國民。」 南方革命軍方面的妥協派和投機分子正在以帝國主義不承認民國為慮，正在以南北破裂後將要繼續流血為慮，袁的威脅口吻恰恰打中了他們的要害。早在二月四日，黎元洪等就發表過主張定都北京的通電。這個電報代表了南方妥協派和投機分子對袁遷就無所不用其極的心理。孫處於他們大包圍的圈子中。 但是，南方五個迎袁專使到北京來了，這又使袁感得有變更策略的必要。他曾經設想到，如果堅持不南下就職，而孫又堅持其必須新總統南下就職始行解職的意見，如果臨時參議院因他沒有南下就職而仍然挽孫留任或者另有推戴，任何一種情況發生，都是對他不利的。 二月二十五日，他用極端隆重的禮節，打開正陽門歡迎北來的五個專使。他對專使們不再提不肯南下就職的話，而且反過來用極端誠懇的態度商談南行路線，他說他打算由京漢路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總統見一面，然後換乘輪船到南京就職。當時一般人的看法，由於五位大員專程奉迎，他不好意思再推託了。 二十九日晚間，五個專使正在迎賓館就寢的時候，忽然聽得槍聲四起，接著就看見一片通紅的火光映在窗面，不久得知北京的駐軍因為反對「袁宮保」離開北京而譁變了。以後槍聲越密越近，據說變兵將加不利於五個專使，因為懷恨專使們要搶走他們的「衣食父母」。專使們聽了這個驚人的報告，就張惶失措地逃到六國飯店避難。 通過這次突如其來的兵變，好像完全「證實」了袁所講的「北方秩序不易維持」「北方軍民意見尚多紛歧」的話不是「騙人」的。但不久就得到反證：變兵是北洋軍中最精銳的第三鎮，第三鎮統制曹錕是袁最信任的忠實奴才。兵變發生後，袁的衛隊奉派去「彈壓」，而他們也和變兵匯合起來成為變兵的一部分。 在以後的幾天內，兵變在北方成為一種急性流行病，靠近北京的天津、保定、通州都曾經發生過，使人民受到很大的損失。北方仍然保持「督」「撫」名義的未獨立省區的當局紛紛電阻「袁宮保」離開北京。必須說明，北京兵變完全證實是袁所指使的，但是各地的兵變卻都是沒有任何人指使的「真性」兵變，那些紀律廢弛的北洋軍沒有了解北京兵變的政治意義，而只羨慕他們的同道用這個新奇的行動大有所獲，於是紛紛步其後塵而暢所欲為。 北方各地發生兵變後，各帝國主義從不同的角度採取了不同的態度：英美兩國雖然也有調兵進京増強東交民巷警戒的表示，但是它們終究是積極支持袁的政治陰謀活動的；日本的態度則有所不同，日本軍在秦皇島登陸，並且首先由山海關調兵一部到北京來。帝俄也調兵一千人由哈爾濱開到天津。因此，又「證實」了袁所講的「內訌外患遞引互牽」的話也不是「騙人」的。 兵變發生後，袁向專使們絕口不談不願南下就職的話，反而用極端誠懇的態度談到他對北方秩序應當負完全責任，以免引起更嚴重的事態。他建議本人暫留北京六個月，先請黎元洪到南京受任副總統並代行總統職權。 五個專使之中有袁的「內線」在內。內線在必要的時候必然是要發生作用的。袁正是通過這個作用，讓撤回南下就職的條件從南方專使的口中說出來。果然五個專使出面來替袁說話，於三月二日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臨時參議院，認為「速建統一政府為今日最要問題，余盡可遷就，以定大局」。 三月十日，南京臨時政府陸軍總長黃興通電南方各省調兵北上協助維持秩序。他說此舉「在南可以節餉，在北可以防亂」。這位老實人還是拿「南北一家」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具有政治陰謀的問題。這個建議引起了袁的震驚，急忙用「各國聯軍駐京，恐滋誤會」的說法，阻止南軍北上。 臨時參議院原系根據孫中山的建議通過這三個附帶條件的，當然不會堅持下去。三月六日，臨時參議院議決允許袁在北京就職，但又附以另外的三個條件：（一）接電後須向參議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提出新內閣名單，徵求參議院同意；（三）新內閣在南京辦妥接收手續後，孫總統始行解職。 這不是三個條件，而是新總統就職前必須履行的三項手續。 六　臨時約法公布。唐紹儀組織民國的第一屆內閣。臨時政府遷往北京 三月十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職。八日將誓詞電達南京臨時參議院如下：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約法，依國民之願望，蘄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弗渝。俟召集國會，選定第一期大總統，世凱即行解職。謹掬誠悃，誓告同胞。 到了這個時候，同盟會原定的「調虎離山計」完全破產。但它對袁還建築了另外一道防線，就是利用臨時約法作為緊箍咒套在袁的頭上，以限制其濫用權力。臨時約法就是「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修正本。但是兩者間有著很大區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採取的是總統制，臨時約法採取的卻是責任內閣制。臨時約法於二月八日起草，三月八日通過，三月十一日公布。同盟會採取種種方法都不能跳出袁的手掌心，卻想利用臨時約法來限制袁的野心，這又是一件幼稚可笑的事情。 從袁宣誓的一天起到四月一日孫解除總統之日止，在這二十多天當中，袁在北方就不再稱「新舉臨時大總統」而稱「本大總統」，自以為名正言順，但是接收手續尚未完成，仍然是兩個政府、兩個總統各自為政的局面，而北方的臨時政府仍然是非法的。 在新內閣名單提出前，屬於同盟會的安徽都督孫毓筠通電主張由孫中山組織第一屆責任內閣，非同盟會的廣西都督陸榮廷也有通電附和。 三月十三日，袁提出以曾充北方議和總代表的唐紹儀為內閣總理[7]。經南京臨時參議院同意後，二十五日，唐到南京提出新閣員名單如下：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趙秉鈞，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教育總長蔡元培，司法總長王寵惠，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陳其美，交通總長施肇基。 從袁的一方面說起來，這個內閣表現了各方面力量的平衡，所以他稱之為「混合內閣」。唐紹儀一方面是他的老朋友，另一方面又是同盟會的新會員，因此是個具有雙重性的典型人物。陸徵祥和施肇基都是無黨派的外交家，熊希齡是君主立憲分子，他認為這三個人都是無所屬的「超然派」。僅僅趙秉鈞、段祺瑞、劉冠雄是在他的這方面的，而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陳其美則都是在同盟會方面的。因此，他認為在分配內閣席次中他充分做到尊重同盟會，而自己一方面所占的席次反而較少。 這是一種騙人的說法。事實上，這兩個外交家早已成為北洋軍閥的附庸，君主立憲派在同盟會與袁之間已經選擇了親袁的路線。因此，軍事、外交、內政、財政幾個重要部都抓在袁的手裡，留給同盟會的僅僅是當時無所事事的教育、司法、農林、工商四個「冷衙門」。 同盟會原來推薦黃興在新內閣中蟬聯陸軍總長，其目的是想限制袁的軍事特權，使他不能把國家的軍隊當作個人的工具。但袁從來把軍權看作是產生一切力量的源泉，對陸軍總長的人選決不肯輕輕放棄，更不肯同意派一個同盟會的「實力派」首領來擔任這個位置，因此改提黃興為不在內閣體系以內的參謀總長。參謀本部在袁看起來也是個有名無實的機關。同盟會對一切問題都已讓步，對這個問題最後也只能以讓步了之。 此時黃興忽然產生了一種「功成身退」的思想，表示不接受任何職位，袁就請著名的好好先生徐紹禎擔任參謀總長，徐也表示不接受。袁又想用調虎離山計調黎元洪到北京來兼任參謀總長，當然黎更不肯舍近圖遠、去實就虛，最後才決定請黎「遙領」此職，派次長陳宧長期地代理部務。 四月一日，孫中山正式宣布解除臨時總統職務，派黃興以「南京留守」名義（後由袁政府補加任命）主持南方革命軍的整編和遣散的問題[8]。這個時候，同盟會除了保持臨時約法的一道「靈符」以外，在一切問題上都已表示退卻，而參加辛亥革命的各投機派和妥協分子日益傾向於袁，因此袁就進一步力圖打消建都南京的定案，以免留下一個不愉快的尾巴。在他的影響下，四月二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該院亦於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開院典禮。 這就是所謂南北統一的實現。北洋派在軍事戰線上不能取得的東西，都在政治戰線上取到手了。因此外間漸漸流傳著袁想做皇帝的一種謠言。六月二十五日，袁通電闢謠如下文： 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鑒：世凱束髮受書，即慕上古官天下之風，以為歷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兩念。洎乎中歲，略識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規，謂為深合「天下為公」之古訓。客歲武昌起義，各省景從，遂使二千餘年專制之舊邦，一躍而為共和政體。世凱以衰朽之年，躬茲盛舉，私願從此退休田裡，共享昇平；乃荷國民委託之殷，膺茲重任。當共和宣布之日，即經通告天下，謂當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就職之初，又復瀝忱宣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乃近日以來，各省無識之徒捏造訛言，搖惑觀聽，以法蘭西拿破崙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懼，其用心如何姑置不問，大抵出於誤解者半，出於故意者亦半。民國成立，迄今半年，外之列強承認尚無端倪，內之各省秩序亦未回復，危機一發，稍縱即逝。世凱膺茲艱巨，自不得不力為支持，冀挽狂瀾。乃當事者雖極委曲以求全，而局外者終難開懷以相諒。殊不思世凱既負國民之委託，則天下興亡，安能漠視；倘明知不可為而復虛與委蛇，致民國前途於不可收拾，縱人不我責，自問何以對同胞！區區此心，可質天日。但使內省不怍，亦復遑恤其他。惟當此艱難締造之秋，豈容有彼此猜嫌之隱。用是重為宣布，凡我國民當以救國為前提，則自能見其大，萬不能輕聽悠悠之口，徒為擾亂之階。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壞，借端熒惑，不顧大局，則世凱亦惟有從國民之公意，與天下共棄之！事關大局，不敢不披瀝素志，解釋嫌疑。知我罪我，付之公論。特此宣告，維祈亮鑒。世凱叩首。 這個宣言是針對同盟會的某些激進分子而發的，因為他們不滿意同盟會上層人物對袁的妥協政策，同時又看出袁進行帝制的叛國野心，便產生了一種策動二次革命以推翻袁政權的秘密運動。從這個電文看得出：袁早已蓄意與同盟會破裂，而他的帝制自為的叛國野心，在所謂「南北統一」的初期，就已露出馬腳來了。 * * * [1]　袁在北京遇刺一節，是據鄭毓秀的回憶。她參加了這個計劃，事敗後找到法國記者保釋了被捕的七個人。據另一參加者胡鄂公回憶，三義茶館投彈者為張光培，祥宜坊酒樓投彈者為黃之萌。 [2]　見《孫中山年譜》。 [3]　以上事件素材，均由胡鄂公提供。 [4]　袁表明心跡的電報，應當在清帝宣布退位詔後發表，真電應是倒填日期。（「真」是十一日的代字。） [5]　袁原擬建議南北兩政府同時取消，另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因與南方成立了協議，才打消了這個主張。 [6]　華盛頓是以全場一致的票數當選為美國總統的。臨時參議院每省有參議員三人，但每省只有一個票權。參加參議院的共計有十七省的參議員，袁得了十七票，而孫中山以前當選時還比他少一票。 [7]　從南北議和到唐內閣的成立與倒台，參見谷鍾秀：《中華民國開國史》。 [8]　各省革命軍由於兵多餉少，難於維持下去，黃興主張以大刀闊斧的手段進行裁兵。他曾建議舉辦國民捐作為裁兵經費，這是一種極其天真的想法。後來因為辦不通，他就採取了強制解散的辦法，引起各省傷兵和退伍員兵組織「光復乞丐團」等等擾亂社會治安的事情。南京留守府於六月四日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