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七章　袁世凱通過帝國主義進行南北和談

一　革命軍各省區代表在漢口舉行會議。代表會議對袁的幻想。袁通過英國向革命軍提出和平方案 革命軍迫切需要組織一個統一的臨時中央機構。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首先由黎元洪提出了這個建議，電請革命軍各省區派代表到武昌開會進行討論。由於交通情況不正常，這個電報遲至十一月十七日（九月二十七日）才到上海，而在這個日期以前，即十一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一日），江蘇、浙江兩省都督程德全和湯壽潛已經聯名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建議在上海召開革命軍各省代表大會，討論組織統一機構的問題。十二日，江蘇、浙江兩省代表就已到達上海，並以同樣的建議向各省發出聯名通電，同時並建議在中央機構尚未組成的時候，先行推定伍廷芳、溫宗堯為革命軍的臨時外交代表。 黎的電報到達上海後，各方面為了尊重他的意見，就決定以武昌為中央軍政府的所在地，推舉鄂軍都督代行中央職權，並請黎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先行委派伍廷芳、溫宗堯為臨時外交代表。 革命軍各省區代表陸續到了上海。他們舉行會議通過了「代表大會組織大綱」，規定每省得派代表二人，由諮議局、都督各派一人。事實上各省區代表多由都督委派，而且一省代表有多至二人以上的。 為了響應黎的號召，到上海的各省代表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初四日）開會，決定每省派代表一人到武昌參加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留代表一人在上海擔任聯絡工作。 當各省代表到達漢口時，北洋軍從龜山打出來的炮彈不時地落在武昌城內。各省代表認為武昌不適宜於開會。十一月三十日（十月初十日），他們假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舉行革命軍各省區的第一次代表會議，公推年齡最長的白須老人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從革命軍各省區在中央機構尚未組成以前，首先推定外交代表以及在漢口英租界外國洋行里舉行代表會議的兩件事，充分顯示出革命軍各省代表對帝國主義的軟弱性與依賴性。 問題還不止此。在討論過程中，部分代表認為：清政府名存實亡，現在的問題不存在於革命軍與清政府之間，而存在於革命軍與袁世凱之間；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應當說服袁以一舉手之勞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國；如果袁願意接受這個條件，革命軍應當推舉他為臨時總統以酬其功。 十二月二日（十月十二日），代表會議居然通過了「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世凱反正來歸」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充分地顯示出革命軍各省代表對封建軍閥的軟弱性與妥協性。 通過以上事實，就使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用血和淚凝成的民主革命事業，不能徹底完成。 就在這一天，英國公使朱爾典公然電令英國駐漢領事葛福向黎元洪提出調停中國內戰的願望。這是袁對革命軍所作的第三次和平試探。第一次和平試探，英國方面還只是居間人的地位，介紹袁的秘密代表與革命軍接洽和談；由於第一次試探碰了壁，第二次就由英國駐漢領事葛福出面，提出南北兩軍停戰三日的建議；第三次則由英國公使朱爾典自己出面，來傳達袁的和平方案。 黎對這個問題不作正面回答。他只說了一句極其簡單的話：「你有話請向代表會議去談。」 英國領事就去找代表會議，傳達北方所提出的兩個和平方案：一個是全國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內閣代表清政府統治下的各省區，希望找到一個能夠代表全部革命省區的人作為進行和談的對象；一個是局部性的停戰方案，由北洋軍在武漢方面的最高統帥馮國璋（此時馮還沒有離開漢口）與黎元洪（寫的是黎軍門）進行以湖北地區為限的停戰談判。 第二個停戰方案的主要內容，是要革命軍退出武昌城十五里，革命軍所屬兵艦必須卸下炮閂交由英國領事代為保管，而且條文上竟然用「匪軍」的字眼稱呼革命軍。這種以戰勝者自居並向革命軍逼降的口吻，不能不引起革命軍各省代表的忿怒。他們提出了一個反方案，要北洋軍（寫的是清軍）退出漢口十五里，其運兵火車交由英國領事簽字封存。 儘管雙方在意氣上有所爭執，但是繼續作戰袁認為是不利的，而武昌革命軍也認為是不利的，因此雙方都接受了英國領事暫行停戰的建議，等待以後和局的展開。 二　留滬各省代表推舉黃興為大元帥。孫中山回國當選臨時總統 十二月二日（十月十二日），革命軍江浙聯軍攻下南京的消息傳到漢口，各省代表會議議決遷往南京開會，並決定以南京為革命軍的臨時首都，到南京進行組織臨時中央機構的問題。 但是，由於交通情況不正常，武漢和上海方面的聯繫工作發生了一些障礙。十二月四日（十月十四日），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因為武漢方面情況不明，而革命軍組織統一機構的問題又不容再拖延下去，乃舉行了一次選舉會，選出黃興為革命軍軍政府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又議決在臨時政府未成立前，由大元帥代行臨時總統的職權。 這就引起了在滬代表與在鄂代表之間的很大爭論。在鄂代表認為各省代表以前已經作出了劃分職權的決定，在滬代表只負聯絡之責，進行選舉是屬於在鄂代表的職權，因而這一選舉不能作為有效。在滬代表則認為在鄂代表一去杳無音信，而武昌局勢又在極不穩定的狀態中，在滬代表同樣有代表權，怎見得就沒有選舉權而不能進行選舉呢！ 這個爭論事實上並不是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爭論，而是同盟會與非同盟會之間的爭論。同盟會認為武漢在軍事上處於劣勢，而且黎不能抽身出來，就沒有理由反對推舉黃興為大元帥。非同盟會則又認為這是同盟會一手包辦的選舉，而且黃興是漢陽的敗將，不配做全國革命省區的最高領導者。 各省代表先後於十二月中旬（十月下旬）到了南京。他們相聚一堂，再也沒有在鄂與在滬之分和職權之分了。大家調和協商的結果，決定不否定選舉大元帥的這件事實，但將大元帥與副元帥的位置顛倒過來，以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大元帥因主持武昌軍事不能到南京，應委託副元帥黃興代行大元帥的職權。 但是黃興通電堅決不做任何一種元帥。 十二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初六日），孫中山由美國回到上海，這使革命軍組織中央機構的問題獲得迅速的解決。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初十日），革命軍十七省代表在南京舉行會議，推定湯爾和、王寵惠為正副議長；旋即進行臨時總統的選舉，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其餘一票為黃興。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十二日），孫趕到南京下榻於寶華盦，這是前清總督招待外國賓客的地點，也就是後來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西箭道參謀本部。有人問孫帶回來多少餉和多少槍炮，孫笑著說：「我帶得革命精神回來。」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十一月十三日），孫中山就臨時總統職，並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一月三日，代表會議繼續選舉黎元洪為臨時政府副總統。同日通過孫所提出的國務員名單如下：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海軍總長黃鍾瑛，外交總長王寵惠，司法總長伍廷芳，財政總長陳錦濤，內務總長程德全，教育總長蔡元培，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內務總長原提宋教仁，因未獲代表會議通過，改提程德全）。 一月二十八日，各革命省區所推派的參議員（每省三人）在南京舉行臨時參議院的成立大會，各省代表會議從此宣告結束。臨時參議院就是民國最早期的中央代行立法機關。各省參議員大多是由各省都督指派，而且大多是由原來的代表會議代表蟬聯的。 三　袁世凱速和速決的心理。革命軍妥協派占居優勢 清朝進關的初期，攝政王多爾袞寫信給明朝督師史可法，硬說清朝的天下得自李自成，而並非從明朝的手裡奪過來的。事隔二百六十多年，袁世凱完全套用了這種說法，以求避免所謂「活曹操」的罵名。他的詭辯本領比多爾袞更高明，既要使清朝相信他是從革命軍的手裡取得天下，又要使革命軍相信他的天下乃是得自清朝之手，既要利用革命軍以推翻清朝，好讓他不居篡奪之名，反過來又要利用清朝以要挾革命軍，從而攫取革命的勝利果實。 早在到北京組織責任內閣的時候，袁就已積極地布置與同盟會及革命軍進行和談的計劃，以求達到投機取巧的目的。幫助他進行這個計劃的一個人物就是早經被他收買了的同盟會投機分子汪兆銘。汪出獄後，袁叫他的兒子袁克定和他結拜為把兄弟。袁從到北京的第二天起，就經常地召他到密室作長談，時間皆在深夜，所談的都是對同盟會和革命軍方面拉攏關係、偵取情報、制定策略和收買變節分子等等問題。 在革命軍方面，由於有大批改良主義者和投機分子混進來，造成了內部不團結與不統一的現象，隨時都潛伏著廉價拍賣革命以求換取個人地位的危機。孫中山回國後，同盟會的地位在形式上雖然有所增強，但仍然是不穩定的和不鞏固的，部分同盟會會員都和投機分子一樣做著和平妥協的夢，都想提早結束戰爭，提早進行分配政權，對袁的和平試探感到欣慰，對革命前途沒有信心，因而使孫中山所制定的「革命方略」成為一紙具文，並且把同盟會拖向不斷讓步與放棄陣地的無底深淵之中。 革命軍與同盟會震於北洋派表面力量的強大，既沒有認識到打倒袁的必要性，更沒有估計到打倒袁的可能性。但袁對自己的力量知道得比任何人清楚。革命軍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發展，清朝對他的疑忌心也仍然是在一天比一天加深。他暗中抱著一種「速和速決」的心理，他知道問題解決得愈早，對他的政治投機事業就愈為有利。 袁向革命軍所作的和平試探，建立了武漢地區的停戰，在漢口舉行的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議決以臨時總統一席交換袁之「棄暗投明」，就是袁的心理戰獲得勝利的一個開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和平氣氛並未因此削弱，恰恰相反，在和平妥協派看起來，這正是促進袁履行交換條件的一種必要手段。 革命軍與袁的兩方面都需要和平，剩下來的問題只是討價還價的問題。唯一和平之障礙就是清政府，而它已經變得那樣軟弱無力，連它的主子帝國主義也正在準備拋棄它而去扶植另一個有用的工具了。 四　日本出兵中國的陰謀。美國暫取觀望態度。英國進行「換馬」的工作 辛亥革命一開始就塗上了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治的濃厚色彩。帝國主義在南北和談中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在這個問題上，它們由分歧的意見逐步地達到一致，曾經經過一段曲折的過程。其中關係最大的是英、日、美三國，英帝國主義扮演了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武昌起義的開始時期，大多數同盟會會員對中國民主革命與國際關係有過一種膚淺的看法。他們認為日本「名流」如犬養毅、頭山滿之流都曾支援過同盟會的革命活動，這顯然是出自日本政府的暗中授意，因此日本是站在同情中國革命的方面的。美國為共和先進之國，中國由君主專制轉變為民主共和，這必然是美國所熱烈歡迎的。日美兩國同情中國革命或者至少不反對中國革命，是革命軍方面有利的國際條件。但英國的態度則是很可懷疑的。 這個看法與後來的發展方向並不符合。 不錯，日本政府曾通過在野黨團人士與同盟會保持間接聯繫，但這只是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兩面手腕，把它的賭注分押在兩個方面，則將來可以做到「面面不落空」。它的主要目的在於促進中國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促進中國南北兩部地區的分裂，從而使它得到一個出兵中國的有利藉口。關於日本對清政府與革命軍的左右袒問題，與其說它支持同盟會與革命軍，毋寧說它樂於支持清政府，因為它是這樣地想：這個腐朽政權的存在，中國不可能有翻身的機會，這對日本是絕對有利的；而中國換上一個民主制度的政府，就有可能走向獨立、自由與富強的道路，成為日本對華侵略政策的一大阻力。因此，它對中國同盟會所領導的民主革命不能不懷有戒心。 日本政府的這個意圖是有事實可證明的。武昌起義後，日本政府曾向清政府建議出兵代「平亂」，以割讓東北為條件。十月十三日，陸軍大臣蔭昌向日使館武官青木少將接洽提供武器彈藥的問題，日方要求清政府改善對日的態度，尊重日本在滿洲的地位。十月二十三日，日方由大倉洋行出面簽訂了二百七十三萬日元的武器合同。日本政府又企圖藉口保護各國僑民及其在華利益，誘致各國政府委託它就近出兵中國，它所顧慮的只有一個美國。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它曾照會美國政府探詢對保護各國在華僑民的意見，並提出維持清政府政權以及促進中國實現君主立憲制的一個建議。美國政府雖然熱心於維持清政府政權，但是堅決反對日本單獨出兵中國及其獨占中國的野心。遲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它才回答日本，勸其「靜待中國南北議和之結果」。此時日本對中國問題還不敢採取「斷然處置」的手段，但它不甘心從此放手，日本駐華公使曾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警告袁世凱說：「日本決不承認中國改建共和。」 日本有關方面還擬進一步乘機分裂中國。十月十四日，日本海軍決定增派軍艦四艘在長江一帶巡邏。二十八日，駐華公使伊集院向日政府建議：「至少在華中、華南建立兩個獨立國，而華北則應由現朝廷繼續統治。」十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議決對華新政策，主張在「滿洲朝廷的名義下，實行實際依賴漢人之政治」。 美國方面，與同盟會所估計的情形也是不相符合的。它曾經拿看待太平天國的眼光來看待革命軍，並且想向清政府投一筆更大的資本，從而榨取更多的東西。但它看到革命軍在很短時期內就有很大的發展，它不能不放冷靜點，等待適當的時機再作出適當的決定來。它對中國改建共和制非但不引為同調，甚至和日本政府具有同感，害怕中國從此一步步地強大起來。 美國政府的這種態度也是有事實可證明的。十一月十一日，革命軍外交代表伍廷芳電請美國公使勸告清帝退位，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外交總長王寵惠電請美國政府承認中華民國，這兩個人都是早期的留美生，在美國都擁有相當的聲譽，但美國都置之不理。由於清政府大勢已去，而袁世凱的政治投機事業一步步地獲得成功，美國認為這是一個理想的帝國主義傀儡工具，就樂於和英國一道，拋棄清政府那個已經失去了效用的工具，扶植袁世凱這個可供利用的工具。後來袁掌握大權，首先承認中華民國的就是美國及其美洲附庸國[1]。由此可見，美國對革命軍以及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是缺乏熱情的，而對代表封建勢力的袁政權則是深感興趣的。 當時英國是世界上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也是侵略中國最早，在華利益最大的國家。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就是袁的後台老板。這個老狐狸看得很清楚，清政府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公敵，如果英國繼續支持它，它將不再是保障英國利益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將成為英國的一種沉重的負擔。他的「老朋友」同樣代表著中國的封建勢力，而且他手中有著北洋軍這個有力的武器。中國換上一塊民主共和的招牌，中國政權由一個封建主轉移到另一個封建主的手裡，帝國主義用一個有用的工具代替一個無用的工具，這不但符合英國政府的利益，而且也是必要的。 英國是君主立憲國家，而美國則是民主共和國家。在清政府將要滅亡的時候，君主國家同意於中國改君主國家為民主國家，而民主國家反有意於支持中國的君主專制政府，這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帝國主義是最會打算盤的。它對待落後國家，總是支持對自己最有利的反動政權或反動人物的。 有人認為朱爾典幫助袁是由於多年的老交情的關係。這種看法是害著很深的幼稚病。朱爾典在中國多年，他的「老朋友」不會不多。他單單揀中袁是由於這個老朋友具有武力基礎，具有為帝國主義充當工具的良好條件，在這個基礎之上加以幫助，使他的力量得到更大的發展，比幫助一個手無寸鐵的人自然容易得多。帝國主義的外交代表和另一國的當權人物的「交情」，必須建築在本國統治階級利益的基礎之上，斷然不會以個人情感作為取捨的標準。 由於英國暗中策動，所以武昌革命爆發後，各帝國主義對中國交戰雙方宣布中立。 英日兩國雖然有著同盟關係，但在這個時期，兩國在中國問題上已經發生了新的矛盾，而英美兩國的利害則比較一致。美國受了英國的影響，也就同意用袁代替清政府的秘密計劃。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Dr. Paul S. Reinsch）和朱爾典一道，極力吹噓袁是「弱國中的強人」，如果沒有這個「強人」，中國社會秩序就難於保持，帝國主義就沒有一個適當的代理人來保障它們在中國的利益。他們又極力散布一種中國收拾殘局「非袁不可」的空氣，一方面使各帝國主義同意他們在中國「換一個工具」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中國各實力派與各黨團之間造成一種迷惑的印象，那就是說，袁出來就可以取得各國的承認，中國就有資格列入國際舞台。 扶植袁的政策並不完全符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由於英美對華政策取得一致，而那個時候日本還沒有猖狂到後來視亞洲為其獨占舞台的地步，它也就不敢採取單獨行動了。 在南北議和的過程中，英國扮演了最重要的一個角色：袁對革命軍所作的和平試探，都是通過英國駐漢領事來進行的；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在英祖界的一家洋行舉行；朱爾典自己出面來牽線，促成了南北雙方各派代表團在上海舉行和議；上海和議也是在英租界市政廳舉行的。當和議發生波折時，十二月二十日（十一月一日）英、美、德、法、俄、日六國駐滬總領事曾經提出通牒，勸告雙方代表以互讓精神達成協定，這也是英國所推動的。 另一方面，革命軍一開始就充分表現出對帝國主義的妥協性。武漢起義後的第三天，鄂軍都督府就照會漢口領事團，對七十年來帝國主義與清政府所定的不平等條約，包括賠款、外債和一切政治、經濟特權在內，一概予以承認，但在革命發生後所簽訂者無效。上海方面，在革命軍中央機構尚未成立以前，首先派定了外交代表，其目的就在於取得各國的同情與承認。革命軍方面，不僅不反對帝國主義干涉和議，甚至希望它們出面來做居間人，並且作為執行和平條件的保證者。這種軟弱的外交政策和依賴外人的心理，一直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都沒有變更。 * * * [1]　袁當選為臨時總統的時候，美國就想承認中華民國，曾徵求其他帝國主義的意見。但日、英、俄等國都要提出承認民國的交換條件，美國不便單獨承認。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美國國會議決首先向中華民國致賀，便是承認民國的先聲。它又指使巴西（美洲國家）於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首先承認民國（這一天是中國第一屆國會成立的日期）。五月二日，美國新總統威爾遜不再等候日、英、俄等國的同意，正式承認民國。同時承認民國的墨西哥、古巴、秘魯等國也都是美洲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