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六章 袁世凱重登政治舞台
一 清政府起用袁為湖廣總督。袁向清政府提出六條件
「樓小能容膝，檐高老樹齊；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這是袁世凱下台後在養壽堂做的一首詩。他的親友和僚屬們看了這首詩，都不免竊竊私議，認為詩雖不佳，氣派可不小，何其大類帝王口吻也！
一九〇九年一月，清政府硬說袁患有足疾，叫他回籍養疴。他明明沒有什麼足疾，但又不敢否認，只得戰戰兢兢遵旨下台。他因故鄉項城交通不便，就在河南彰德府[1]定居下來。他是個警惕性很高的人，意識到今後如不韜光養晦，可能還有不測之禍降下來，因此，他極力裝作閒雲野鶴之身，經常偕同親友飲酒賦詩或泛舟垂釣，以示其不再為出岫之雲。
袁下台的時候，正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手下的大特務趙秉鈞被勒令辭去民政部右侍郎（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是京津警察大權又入肅親王善耆之手；他的老搭檔楊士驤不久病死了，清政府派滿族人端方繼任直隸總督（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的老朋友唐紹儀被免去郵傳部尚書，由其政敵盛宣懷繼任（一九一一年一月六日）。此外北洋軍的高級將領，也經常有所調動，換上了一些非北洋派的新人。
另一方面，袁在政治上卻還擁有相當大的潛勢力：內閣總理大臣奕劻仍然以金錢關係受他雇用；陸軍部大臣蔭昌跟他也有互相勾搭的老交情；他的老朋友徐世昌是個玲瓏剔透的水晶球，因為巴結上攝政王載灃，不但沒有因袁黨的嫌疑受到排斥，反而外放總督，內調尚書，紅極一時，此時竟然爬到內閣協理的地位（相當於副總理）。在各省督撫大員中，袁有著不少的親戚故舊，仍然跟他保持密切往來。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在農商部當右丞，替他通風報信，還做了許多串聯工作，事實上等於他的駐京辦事處長。
在軍事上，北洋軍各級將領仍以小站舊人占多數，他們早已養成了「只知有袁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自袁下台以來，清政府建立了禁衛軍並逐步將兵權集中於皇室中央，因此，更加證明了北洋派的利益與袁個人的利益是緊密地聯在一起的，這就更加引起了他們對袁的「去後思」。北洋派大將馮、段等人經常輕車簡從地到彰德來提供情報或有所請示。各級將領也有前來燒冷灶的，袁都用極其親切的態度來接待，臨別時還要致送一筆豐厚的路費。他用這些手段保持了他和北洋派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根據以上情況，他名為隱居養疴，事實上仍然不失為「結交天下英雄，預聞朝廷大計」的大「好老」。
武昌炮聲一響，清政府於十月十二日（八月二十一日）派萌昌統率北洋軍之一部南下去「平亂」，並令海軍提督薩鎮冰派遣兵艦協同作戰。當時革命軍沒有海軍，而陸軍的兵力也遠遠不及政府軍。清政府雖然很驚慌，但還認為撲滅革命軍並不怎樣困難。
十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三日），清政府續下諭旨：「現在派兵赴鄂，亟應編配成軍。著將陸軍第四鎮暨混成第三協、混成第十一協編為第一軍，已派蔭昌督率赴鄂。其陸軍第五鎮暨混成第五協、混成第三十九協，著編為第二軍，派馮國璋督率，迅速籌備，聽候調遣。至京師地方重要，亟應認真彈壓，著將禁衛軍暨陸軍第一鎮編為第三軍，派貝勒載濤督率，駐守京畿」[2]。
這時，袁世凱敏感地意識到他的「東山再起」的機會業已到來。他從不錯過一分鐘的機會，立即通過徐世昌的關係，由奕劻奏請清政府起用他南下討伐「叛軍」。按照當時的形勢，禁衛軍要留在京城保衛皇室，北洋軍第一鎮要留在直隸看守老家，第五鎮要留在山東鞏固北方，此外凡可以調動的北洋軍，都是往日袁所訓練的舊部，為了迅速撲滅武漢革命軍，載灃被迫於十月十四日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辦剿撫事宜，「除湖北軍隊外，蔭昌所率各軍及水陸援軍，亦得會同調遣」。
這道命令並不使袁感到十分滿意，因為沒有把前方軍事的指揮全權交給他，只派他做蔭昌手下的一員副將。再則，他不能不顧慮到急於出山也將引起載灃的懷疑。因此，他用「足疾未痊」的理由辭謝這個任命。
可是奕劻的肚子裡不能不暗暗納悶。他明明知道是袁的授意叫他出面來保薦的，現在目的達到了，為什麼又要裝腔作勢地不肯受命呢？因此，他叫徐世昌於十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九日）秘密到彰德去摸袁的底子。
徐到彰德與袁進行了一度密談，就很快地跑回北京來，裝做很生氣的樣子回報奕劻說：「真是不成話，他還提出了一些就職的條件！這些條件都是萬萬不能接受的。我看，讓他去吧，不見得沒有他前方就不能打仗」。
奕劻問他提出哪些條件時，他又支支吾吾地不肯說出來。直到盤問得緊，才吞吞吐吐地說出了如下的六個條件：（一）明年召開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開放黨禁；（四）寬容武漢起事人員；（五）授以指揮前方軍事的全權；（六）保證餉糈的充分供給。
這是袁、徐串通一氣地演出來的一幕雙簧戲，袁所提的條件是真的，徐所表現的態度則是假的。
這些條件就是要把軍事和政治大權都從滿族大臣的手裡奪過來，使清政府成為一具活屍，完全聽受他的擺布。根據這些條件，不但皇族內閣奕劻要下台，連掌握國家大權的載灃也要退處於無權無勇的地位。袁之所以敢於提出這些足以嚇倒清政府的條件，是由於他此時在北洋軍的嚴密保衛下，清政府不可能下他的毒手。
這些條件，還要把革命軍保全下來，以便作為挾制清政府的武器。
事實上，自從武昌起義以來，清政府從各方面得來的情報，已經知道在全國範圍內的革命危機日益加深，已經懂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並且懂得用緩和和欺騙的手段來代替血腥鎮壓的手段是比較高明的。因此，十月十九日（八月二十八日）下了一道「上諭」：對「從亂者」不究既往，對官方所破獲的革命黨人的名冊，立即予以銷毀。這是與袁所提的第四個條件大體上相符合的。但袁所提的其他五個條件，與改朝換代只有程度上的差別，清政府不受到一次致命的打擊，是不甘心接受的。
蔭昌南下後，北洋軍停留在信陽與孝感之間，兵車擁塞不通，並不認真執行蔭昌所發布的向漢口進攻的命令。從十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九月初一日到九月初三日），一省接連一省宣布脫離清政府，不僅壯大了武漢革命軍的聲勢，而且北方也受到革命力量的嚴重威脅。十月二十五日（九月初四日）革命軍在漢口發動攻勢進展到三道橋，驚慌失措的載灃不得不向袁表示第二次的讓步，於十月二十七日（九月初六日）發表上諭召回蔭昌，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接替其職務。上諭說：「陸軍部大臣蔭昌部務繁重，勢難在外久留，著即將第一軍交馮國璋統率，俟袁世凱到後，蔭昌再行回京供職。」同時下令變更戰鬥任務，派馮國璋為第一軍軍統，擔任前方作戰，段祺瑞為第二軍軍統，擔負後方接應。以上兩軍連同赴鄂的所有海陸軍隊，均歸袁世凱節制。
二 北洋軍攻占大智門車站。袁的和平試探。黃興化裝到漢口
清政府授袁為欽差大臣的同一天，馮國璋奉令下了進攻漢口的命令，北洋軍第三協協統王占元率部沿鐵路線向劉家廟進發。由於革命軍前敵指揮官張景良通敵，火燒軍火庫為內應[3]，加以降艦建威、江元等號忽又反水駛回丹水池江面，炮轟革命軍後路[4]，二十八日革命軍接連放棄劉家廟、大智門等陣地，退守漢口市區。大智門車站被北洋軍占領。
這是袁的一石兩鳥之計：他在未出馬之前，先給清政府一點甜頭以抬高其身價，另一面也給革命軍一點顏色以打擊其驕氣。他深深領會到歷代權臣「養寇自重」的道理，對革命軍不願採取猛烈進攻的步驟。他既要利用革命軍以威脅清政府，又要暫時保存清政府以對付革命軍。他就是用這種兩面手法來投機取巧的。
就在十月二十七日這一天，有兩個秘密使節由漢口過江到武昌，要求面見黎大都督。這兩人就是袁所派來的蔡廷乾和劉承恩。他們持有袁的親筆信和駐漢英國領事葛福的介紹信，過江來與黎接洽停戰條件。這使黎面臨到一個難於決定的問題，就是應不應該接見他們。黎的內心很想知道袁究竟提出了那些條件，但又害怕在他身邊的同盟會會員罵他沒有決心進行革命鬥爭，因此躊躇不決。他沒有想到那些革命黨人對這個問題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孫武、胡瑛兩人認為既有英國領事的介紹信，就不妨和他們見面一談，吳兆麟、張振武兩人則反對接見他們。黎採取了第一個意見。他們拿出袁的信來給黎看。黎看見信上前一段有「朝廷已實行立憲，從此不必大動干戈，望革命黨人悔罪投誠，保證不究既往」等語，就把原信退還，並且沉下臉色來說：「什麼，袁慰亭到今天還想替一人一姓說話！」
這個時候，就有都督府的三個職員朱樹烈、范義俠、蕭鶴鳴跑進來，抽出指揮刀子惡狠狠地說：「誰主和誰就是漢奸，請吃我們一刀！」蔡廷乾和劉承恩都嚇得臉上變了顏色，黎派人把他們護送過江。
黎向在座諸人說：「昨天美國領事跑來看我。他說孫逸仙博士就要由美國動身回國。他回來就有辦法了」[5]。
這是袁對革命軍所作的第一次和平試探。此時他還在彰德「抱膝長吟」，但是他已經看出清政府必然跳不出他的手掌心，所以放心大膽地按照他的計劃辦事。在他還未就職之前，就有秘密使者派到漢口來，並且通過英國領事對革命軍進行了和平的試探，這不但說明了袁的無限野心，同時也說明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無限野心。
十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七日）黃興偕同宋教仁、陳果夫、李書城、耿覲文、曾可樓等趕到漢口。黃興在香港接到同盟會中部總會的電報，武昌已經起義，請他速來武漢領導革命，他立即動身趕到上海。當他到上海的時候，聽得漢口戰情危急，又立即化裝偕同宋教仁等混在上海紅十字會戰地救護隊裡面，乘外國商輪趕到漢口。
此時漢口已危在旦夕，武昌的人心也很浮動。黎元洪立刻派人把黃興迎接過江來，並且立刻在鄂軍中挑選了一個很高大的人，騎了一匹很高大的馬——這匹馬就是革命軍都督舉行誓師典禮時騎過了的，手裡舉著一面很大的旗子，旗子上寫著「黃興到」三個斗大的字，在武昌城內外跑了一個大圈子，想借重黃興的威名來穩定動搖的人心。黃僅僅和黎講了幾句話，就立刻過江到漢口親自指揮戰事。
三 第二十鎮在灤州舉行兵諫，清政府被迫宣布憲法信條。袁世凱南下督師
正當南北兩軍在漢口、漢陽進行血戰的時候，北方接連發生了兩件大事。
武昌起義前，清政府曾經抽調駐防奉天的新軍第二十鎮進關來舉行秋操，這支軍隊開到灤州後，就得到武昌起義的消息，清政府令其暫駐灤州待命。十月二十九日（九月初八日），該鎮統制張紹曾突然聯合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祥禎、四十協協統潘榘楹等打電報向清政府提出類似最後通牒的十二條，要求在本年內召集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選舉責任內閣，並規定皇族不得充當國務大臣。就在同一天，山西宣布獨立，並組織革命軍集中娘子關準備出發。這好像一把鐵鉗子把北京緊緊鉗住，清政府看到死神已在向它招手。
但它仍然竭其所能作最後的掙扎。它手忙腳亂地把京奉路的列車掃數開到北京來，以防「兵諫」部隊長驅而入。十月三十日（九月初九日），它迫不及待地命令資政院起草憲法；下了一道用以欺騙人民的「罪己詔」；下令釋放自戊戌政變以來的一切政治犯；下令嘉獎張紹曾，授以侍郎銜，派為長江宣撫大臣；一面又通過徐世昌勾結第四十協協統潘榘楹，逼迫張紹曾南下就職。它準備在萬不得已的時候遷都熱河。
十月三十日，資政院就用開特別快車的步伐著手起草憲法，十一月三日（九月十三日）就把憲法信條十九條奏報上去，十一月八日就公布出來，並且擇期宣誓太廟以資信守。以前君主立憲派曾經流過多少次的血，多少人亡命到海外，多少改良主義團體作過多少次的和平請願或痛哭陳詞，才爭得來一個緩兵之計——九年或五年的預備立憲期，而此時僅在短短几天之內，就看見憲法的影子飄浮在眼前了。
灤州「兵諫」是脫離袁的政治陰謀軌道的一件大事。此時他還在彰德裝腔作勢，因為清政府對他所提的六個條件還沒有給以全面而滿意的回答。他用又驚又喜的態度迎接灤州「兵諫」的消息。當然，他正好利用這個意外事變作為一個武器，壓迫清政府接受他的全部條件，但又害怕清政府垮台太快，將使他失去一個可供利用的工具。因此，他於十一月一日（九月十一日）離開彰德到孝感視師，到孝感後立即致電清政府，勸阻「北狩熱河」。
灤州「兵諫」後來竟成為虎頭蛇尾之局。第二十鎮原是從北洋六鎮中各抽出一部分混合編成的，它的將領中有的具有反對清政府的革命意識，可是大部分軍官仍然是北洋派的老底子，具有封建思想，因此在該鎮內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傾向，很難統一起來。張紹曾不舉起推翻清政府的鮮明旗幟，而採取「兵諫」的手段來威脅清政府，就是受到部下的牽制的緣故。由於清政府對他們施以分化手段，就使保守派的力量大為加強，張紹曾因站不住腳而走開了。
灤州「兵諫」事件表明：清政府以前堅持不肯放棄君主的特權，哪怕是很少一部分的特權，而當它受到致命的打擊的時候，就露出一副俯首聽命的可憐相來，企圖以此保全其搖搖欲墜的政權。但是它的可憐相的後面隱藏著力圖反噬的猙獰面目，它一面接受張紹曾等所提的條件，一面用陰謀詭計瓦解第二十鎮並迫使張紹曾出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
四 可恥的政治陰謀血案——第六鎮統制吳祿貞被刺身死
緊接灤州「兵諫」之後，十一月六日（九月十六日），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在石家莊被人刺死，這是北方發生的又一件驚人大事。這件大事恰恰與灤州「兵諫」相反，完全是按照袁的政治陰謀軌道進行的。
吳祿貞一方面與清朝親貴良弼保持著友好關係，另一方面他又是同盟會的一個秘密會員。當蔭昌帶兵南下「討伐」武漢革命軍時，他自告奮勇地請清政府調他的部隊開往前方作戰。清政府已經疑心他是個「危險人物」，疑心此舉「別有用心」。清政府不敢把他逼上梁山，乃用假言假語嘉獎他，暗中卻指示蔭昌隨時提防著他。他果然隨即露出馬腳來，在石家莊截留南運的軍火，後來又通電指斥北洋軍將領馮國璋火燒漢口的罪行。
灤州「兵諫」事件發生，清政府因為吳和張紹曾是士官同學，第六鎮和第二十鎮又有著同根並蒂的歷史關係，因此派他到灤州進行宣撫工作。但這是清政府的表面文章，其真實用意是要把他調離他的部隊，使他興不起風，作不起浪來。
他到灤州時，張紹曾等正好要借重他的威望以加強第二十鎮內部的團結。他向第二十鎮官兵發表了一次動人的演說，又與張紹曾商定兩路會師北京的軍事進攻計劃。清政府在接到這些情報後更為吃驚，匆忙地發表命令提升他為山西巡撫，派他帶兵去打山西的革命軍，這又是一個用地位誘惑人、用「敵人打敵人」的詭計。
吳接到這道命令後，即由灤州回到石家莊，並且單騎到娘子關和山西軍都督閻錫山見面（閻也是士官生出身）。他和閻商定了第六鎮、第二十鎮、山西革命軍三路進攻北京，分別截斷京漢、京奉、津浦三路交通的計劃，同時派人到湖北與武漢革命軍進行聯繫。山西軍推舉他為燕晉聯軍大都督。他回到石家莊的時候，就向清政府謊稱「山西革命軍願意受撫」。他做夢也想不到他的內部已經有了袁世凱的奸細。
吳與各方面的關係，無論同盟會方面或良弼方面都是袁的敵人。吳的活動不但對清政府極端不利，對袁也是極端不利的。
第六鎮也是內部有兩種不同傾向的一支隊伍，袁早已收買了被吳革職的前任第十二協協統周符麟做他的奸細。他又估計到吳不會帶兵進攻山西，曾經秘密指使代理第十二協協統吳鴻昌率部進攻山西以拆吳的台。但是吳很快地就由娘子關回到石家莊來，袁的分化政策來不及實現，就進一步地指使周把吳暗殺掉，袁許以事成之後升任為第六鎮統制以酬其功。於是周又收買了吳的衛隊營營長馬惠田，叫他把吳幹掉，許以事成之後給以二萬元的獎金。
十一月六日（九月十六日），馬把他的兵士秘密地布置在正太路車站的周圍，他自己走進車站（吳的司令部設在車站內）向吳報告軍情。當吳送他走出門時，馬發出暗號指揮伏兵進攻車站，這個年僅三十二歲的青年統制與參謀張世膺、副官周維楨等同時被亂槍打死。
石家莊血案是一個極其惡劣的開端，對政治立場不同的人進行陰謀暗殺，收買別人的部下背叛長官，這個惡例在後來袁當權的時代繼續運用，並且成為繼起的獨裁者消滅政敵的一道藍本。另一方面，像吳祿貞這樣一個門戶洞開絲毫沒有革命警惕性的人，不但本人喪身於陰謀家之手，並使革命事業受到嚴重的損失，這對革命工作者又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吳被殺後，周符麟回任第十二協協統，第六鎮統制則由第十一協協統李純升充，這對叛徒也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袁陰謀殺吳具有兩個動機：第一，他要挽救清政府立刻被推翻的危機，要留著這個工具以對付革命軍；第二，他以北方唯一的實力派自居，如果革命力量在北方生長和發展起來，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險。因此，他把消滅北方敵人的工作看得比對付南方革命軍的工作更為重要。他在那個時期幾乎是用全副精神來處理這個問題的。
灤州「兵諫」和吳祿貞的活動都以失敗為其結局。這不僅由於第六鎮與第二十鎮內部存在兩種不同的傾向，而且由於張紹曾本身就是個搖擺不定的投機分子，吳祿貞是個喪失革命警惕性的冒險主義者。沒有這些缺點，清政府的分化政策和袁的暗殺陰謀是無所施其伎倆的。
五 袁到北京組織責任內閣。袁用手腕奪取皇族的兵權。載灃解除攝政。汪兆銘受袁收買
袁在北方的兩個危險力量已經消除了，清政府也已被迫完全接受了他的六個條件，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通過資政院的選舉形式任命袁為內閣總理大臣。十一月十三日（九月二十三日），袁帶領大批衛隊威威武武地到了北京，十六日（二十六日），組成所謂責任內閣，其名單如下：外務大臣梁敦彥，副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副大臣烏珍；度支大臣嚴修，副大臣陳錦濤；陸軍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海軍大臣薩鎮冰，副大臣譚學衡；學務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楊度；司法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啓超；郵傳大臣楊士琦，副大臣梁士詒；農工商大臣張謇，副大臣熙彥；理藩大臣達壽，副大臣榮勛。
這個名單除了袁的私黨外，還網羅了一些君主立憲派人物，甚至保皇黨首領梁啓超也榜上有名。名單中一部分人物沒有到北京來就職，袁的真意是想吸收他們作為君主立憲和責任內閣的點綴品，並且藉此把他和他們之間互相敵對的舊賬一筆勾消，對他們是否來京就職是不關心的。
袁到北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把北方和北京的軍事大權完全攬在自己的手裡。他已經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鎮及毅軍薑桂題等部的節制調遣全權，但是北京城內還有名義上由攝政王載灃統率而事實上由載灃的兄弟軍諮府大臣載濤統率的禁衛軍，對他還是一個心腹之患。他向清政府建議，皇族大臣應當出征南方以為各軍的表率。這樣，就使膽小如鼠的載濤自請解除軍職，袁立刻推薦他的老朋友徐世昌繼任軍諮府大臣，並從漢口調回馮國璋來接替禁衛軍軍統。湖北方面，他派段祺瑞署理湖廣總督，全權主持軍事。他又把自己帶來的衛隊編為拱衛軍，派段芝貴為拱衛軍統領，而把禁衛軍調駐北京郊外。
責任內閣成立後，載灃就解除了「攝政王」，以醇親王的名義退歸藩邸。
袁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要爭取與同盟會及革命軍議和的機會，以便達到政治投機目的。他除了倚靠帝國主義從中牽線外，還搜羅了一個得力的助手，就是當年以行刺攝政王而盜名欺世的汪兆銘。原來從灤州「兵諫」事件發生時起，清政府被迫對革命黨人採取懷柔政策以代替過去的屠殺和拘禁政策，汪兆銘、黃樹中與羅世勛都從牢獄裡釋放出來，汪被發交兩廣總督張鳴岐試用。袁的特務頭子趙秉鈞看出汪是個可供利用的人物，就極力勸袁奏請留京試用，而汪也慶幸他自己得到一個有權有勢的新主人，從此就心甘情願地為袁賣力[6]。
袁指使楊度與汪合作，組織「國事共濟會」為調和南北的機關，這正是袁的政治陰謀機關之一。
六 革命軍退出漢口、漢陽。袁的第二次和平試探
十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七日），黃興在漢口十分危急的時候趕到漢口指揮軍事。
十月二十九日，馮國璋第二次下了猛攻漢口的命令。為了掃清射界，他竟慘無人道地指揮炮兵用重炮猛轟人煙稠密的市區，因此引起了一場大火，大片房屋化為灰燼，不少居民葬身火海。黃興只得在滿春茶園一線布置一道最後的防線。
漢口本為易攻難守的地區，由於張景良通敵、降艦反水、漢口大火以及軍火不足、軍餉匱乏等等原因，革命軍的士氣大受挫折。黃興親自督戰企圖挽救危機，並且親手殺了幾個臨陣退縮的官佐，勉力支持到十一月一日（九月十一日），終因犧牲太大，軍隊像潮水般敗退下來。十一月二日，革命軍放棄漢口，退守漢陽。
當時有人認為黃興僅僅依靠過去的威名來指揮作戰，沒有正式的職權，各軍不願接受調度，以致不能挽救漢口的危局。黎元洪決定把都督所兼的總司令一職讓給黃興。十一月三日（九月十三日），他把黃興迎接過江來，在軍事危急中舉行了一次莊嚴隆重的登台拜將典禮。閱馬廠正中高搭一座將台，將台上陳設著一張蓋有白布的四方桌子，台口站著營長以上的高級軍官，從都督府到將台走道的兩邊分站著文武官員，將台的周圍站滿了全副武裝的軍隊。鐘點一到，兩個身軀高大的人並肩地由都督府走出來，文官一齊行脫帽禮，武官行撇刀禮，兵士舉槍致敬。黎站在台上宣布任命黃興為湖北革命軍總司令，親自授令，授旗，致詞。在致詞中極力推崇黃興過去致力革命的功績，命令參加作戰的部隊都耍服從他。黃致答詞後，禮成，軍樂大奏，黎先行退出。黃騎了鄂軍中那匹最高大的馬繞場巡行一周，隨即過江到漢陽昭忠祠組織湖北革命軍總司令部。
都督和總司令的職權分開，都督為一省軍民兩政的最高長官，總司令指揮一省參加作戰的部隊，這個制度就是從黃興拜將時期建立起來並且推行到革命各省區的。
漢陽總部成立後，吳祿貞的代表王孝縝到了武漢[7]。這件事使都督府的樂觀空氣俄然濃厚起來。他們知道北方即將發生有利於革命的重大變化，勝利之神已在向著他們招手。但是，不久又傳來吳祿貞被刺身死的消息，他們因而又產生了悲觀失望的情緒。
革命軍放棄漢口後，東南重鎮上海、蘇州、浙江均告光復。同盟會中部總會電催黃興速回上海組織革命軍中央政府，黃興打算等待各省援軍到達後，一舉收復漢口，把武漢形勢穩定下來，然後抽身東下。
各省援軍以湘軍王隆中、甘興典兩協到達為最早。兩協士氣甚高，官兵紛紛要求上陣殺敵，黃興也急欲東下主持全局，且對北洋軍估計不足，因此同意了提前反攻的意見。
十一月十六日，黃興下了三路反攻漢口的命令。第一路由鄂軍協統成炳榮擔任，由武昌渡江向諶家磯、劉家廟進攻，第二路由鄂軍標統楊選青擔任，由漢陽強渡漢水向玉帶門、橋口等地進攻。第一路為佯攻，第二路也是配合作戰。第三路則是反攻軍的主力，由湘軍王、甘兩協及鄂軍熊秉坤協合併組成，並由黃興親自統率前進。
第三路渡過漢水後，由於天雨路滑，不能迅速挺進，而且一二兩路均未按照命令前進，北洋軍得以全力對付這一路。南北兩軍展開戰鬥時，王隆中協作戰非常勇敢，從拂曉戰至午後，死傷過半，仍堅持不退。由於北洋軍炮火強烈，後面援軍源源開到，湘軍勢已不支，甘興典策馬先逃，黃興立即率領督戰隊前來攔阻，散兵竟向督戰隊開槍奪路而走，黃興只得下令將第三路撤回漢陽。
反攻失敗後，甘興典擅率所部退回湖南，王隆中也藉口兵力殘破自由率部退回武昌。黃興電請湘鄂兩省當局對違抗命令和作戰不力的軍官按軍法制裁，成炳榮受到撤職處分，楊選青、甘興典均被處死刑。
十一月二十一日，北洋軍強渡襄水占領蔡甸，黃興親臨陣地，指揮新開到的湘軍劉玉山協奮勇抵禦，劉玉山在爭奪仙女山的戰鬥中力戰陣亡，北洋軍乘勢直撲龜山。二十六日夜晚，革命軍放棄漢陽，退回武昌。
二十七日，鄂軍都督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武昌應否堅守或同時放棄的問題。一部分人認為武昌在炮火威脅下沒有堅守的可能，並且海軍隨時可以掩護北洋軍過江，主張都督府遷往鄂城，並電請各省續派援軍兼程來鄂以解救湖北革命的危機。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北洋軍還沒有渡過大江，放棄武昌將要嚴重地影響革命前途；即使北洋軍從武昌的上下游渡江，武昌也應堅守至最後之一人。此時失蹤已久的蔣翊武已由蔡甸間道回抵武昌，主張重行布置兵力，以主力堅守武昌附近沿江一帶高地，一部防守京口。是日，黃興仍在上海紅十字會救護隊的掩護下，乘外國輪船返滬。蔣翊武繼黃興之後被推為總司令。蔣在洪山寶通寺建立總部，同時派炮隊占領鳳皇山、黃鶴樓及沿江據點，並動員軍民協力構築防禦工事。
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以二等男爵獎勵馮國璋攻克漢口、漢陽之功。
北洋軍占領漢陽後，即從龜山隔江炮打武昌城，十二月一日，鄂軍都督府也中了一彈。黎元洪未徵求大家同意，匆匆避往卓刀泉，旋以卓刀泉仍為漢陽大炮射程所及，遂又遷往距武昌城六十里的王家店。
此時袁已經取得了北方的軍事大權和政治全權，已經與帝國主義有了進一步的勾結，可以為所欲為。他對當前的局勢看得非常清楚：各省紛紛響應革命，民主革命的潮流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擋得住的；即使竭海陸軍之力打下武昌，對革命的前途也不會起很大的影響；而戰事拖延下去，南方革命省區的援鄂軍源源而來，北方幾省的局勢隨時有發生變化的可能。他同樣知道得非常清楚：任何努力都不能解救清政府的滅亡，而他本人自始至終也無意於解救清室的滅亡。他此時急於要做的事，就是先取得與革命軍講和的對他個人有利的條件，然後去掉他手中的那個傀儡，從而奪取民主革命的勝利果實。
當天（十二月一日）下午，英國駐漢領事葛福派其手下館員盤恩過江來，向革命軍提出建議，自本日起，南北兩軍在武漢地區局部停戰三日，以便覓取雙方解決問題的方案。這是袁世凱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對革命軍所作的第二次和平試探。他認為：革命軍所占有的武漢三鎮已經失去了兩鎮，而武昌也岌岌難保，這應當是可以接受和談的時候了。
英領事的來文，由都督府留守人員派人送往王家店，黎元洪同意後，即於十二月二日遷回武昌城。
實際上，自十二月一日雙方局部停戰後，停戰之期一再延長，從此武漢無戰事，南北和戰之局的重心就移往下游南京、上海兩地去了。
七 蘇浙滬聯軍攻下南京
革命軍於十一月二日失去了漢口，三日就得到了比漢口更為重要的上海，並於四、五兩日光復了浙江和蘇州。十一月二十七日，革命軍又失去了漢陽，僅僅隔了四天，十二月二日東南半壁的第一個重鎮南京又被革命軍蘇浙聯軍攻下。以上四地的光復，迅速扭轉了革命軍在武漢方面的不利形勢。
攻占南京有一段曲折而複雜的過程。
上海和蘇杭一帶相繼獨立後，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都嚇得心驚肉跳，坐臥不寧。他們所恃以撐持南京危局和阻擋革命潮流的，只有江南提督兼會辦江防大臣張勳的一支武力。這個傢伙在城內一枝園建立了大本營，用極端殘暴的手段鎮壓南京人民。一枝園、浮橋一帶軍警林立，殺氣騰騰，行人為之絕跡。南京城內有不少穿西裝和剪掉辮子的人被捕、被殺，累累的人頭高掛在大行宮、花牌樓一帶的電杆子上，嚇得和尚、尼姑都躲在廟裡不敢出來。整個南京城籠罩在恐怖氣氛下，成為人間的活地獄。
但是，南京城外雨花台、馬神廟、秣陵關一帶還駐有另外一支軍隊，這就是第九鎮統制徐紹禎所統率的新軍。這支軍隊是因舉行秋操從江北調過江來的。
徐紹禎，字固卿，廣東番禺縣人。舉人出身。曾任江西常備軍中軍統領、福建武備學堂總辦、廣東常備軍中軍統領等職。一九〇五年，署兩江總督周馥保薦他任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兼步兵第一標標統，第九鎮成立時，又保薦他任該鎮統制。他鎮壓過萍瀏醴起義和熊成基起義。由於第九鎮是中國首先實行徵兵制的新軍，吸收了不少同盟會會員，其中知名人士有趙聲、林述慶、柏文蔚等。武昌起義後，張人駿懷疑新軍不穩，收繳了第九鎮兵士的彈藥，又從江北調來張勳的江防營，用以監視該鎮。徐受了本鎮進步人士的影響，加以受到總督和舊軍的歧視，思想上有所轉變，遂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率部在秣陵關起義。旋因子彈缺乏，進攻城南雨花台不克，退往鎮江、高資、龍潭一帶。徐單獨到上海接洽增援反攻。
上海方面，同盟會決定組織江浙聯軍反攻南京，即推徐紹禎為江浙聯軍總司令，指揮浙軍統領朱瑞、鎮軍司令林述慶、鎮軍二支隊柏文蔚、上海光復軍統領黎天才、滬軍敢死隊司令洪承點等部。聯軍總部設在鎮江洋務局。
十一月二十二日聯軍進攻南京時，士氣非常旺盛，至二十七日已攻占南京外圍的烏龍山、幕府山，並擊斃了江防軍統領王有宏。十二月一日又奪下了制高點紫金山天堡城，隨即開炮轟擊城內將軍署、北極閣等處。此時攻克南京已成定局，張人駿派人到聯軍處求和遭到拒絕。當晚，張人駿、鐵良偷出下關乘日本兵船逃往上海，張勳也率殘部渡江北竄，次日，南京宣告光復。張勳的家屬小毛子沒有來得及逃走，在下關被憲兵隊捕獲。這件事立刻吸引了各方面的注意，上海都督陳其美建議把她押解到上海，陳列張園，任人參觀，每人收門票四角，估計不難收集十萬元提充軍餉。徐不同意這個建議，派津浦路局長陶遜護送小毛子到徐州交還張勳。張勳大喜過望，派辮子兵排隊到車站迎接陶遜，並將所扣機車十四輛和客車八十輛歸還路局以作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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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彰德府今改安陽市。
[2] 當時第一軍由第四鎮統制吳鳳嶺（下轄第七協陳光遠、第八協王遇甲兩協），第三混成協協統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協協統李純等部混合組成。混成協是戰時組織，配備馬、炮、工、輜各兵種，事實上第三混成協即第二鎮第三協，第十一混成協即第六鎮第十—協，第三十九混成協即第二十鎮第三十九協。
[3] 張景良原任第八鎮第十五協第二十九標標統，起義時調升督府臨時參謀長，因夥同黎元洪圖逃未遂，被判處死刑。其舊屬蔡濟民力為緩頰，遂又調為前敵指揮，令其戴罪圖功。他懷恨在心，又一次叛變，事泄仍被處死。
[4] 革命軍占領漢口時，建威、江元兩艦均掛白旗投降。革命軍疏於防範，兩艦駛往下游停泊劉家廟江面，此次又駛回丹水池江面，配合北洋軍反攻。
[5] 這段資料由胡鄂公提供。當時胡任都督府髙級偵探、普通偵探、步探、馬探四科聯合辦公處主任。劉蔡兩人就是由巡邏江岸的步探帶到都督府來的。
[6] 袁命長子袁克定與汪結拜為盟兄弟，又叫他手邊策士朱芾煌參加，共同開闢渠道與武昌革命軍對話，想通過和談來達到其竊國陰謀。朱芾煌四川人，老同盟會員，早已被袁收買。
[7] 王孝縝字勇公，福建閩縣人，士官畢業生。他化裝混坐在兵車中到孝感，下車後渡過漢水經斷琴口、黑山偷入革命軍的陣地，前線士兵當作是北方派來的奸細，把他逮捕，解往都督府處理。黎元洪知道他是吳祿貞派來的代表，不禁眉飛色舞地說，「吳綬卿的代表來了，事情就好辦了。快請進來，快請進來」！吳祿貞被刺後，王留在漢陽擔任總司令部的副官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