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五章　辛亥革命爆發

一　武漢文學社與共進會的秘密活動。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建立 自一九〇六年萍瀏醴起義失敗以來，江蘇、湖北兩省新軍涉有重大嫌疑，清政府在第九、第八兩鎮中搜查「不穩分子」，撤換了一批形跡可疑的軍官。同時，江蘇、湖北兩省的清朝官吏廣布鷹犬，大興黨獄，不少革命黨人被捕入獄。以上情況，說明清政府在長江中游的控制力已見加強。 一九〇七月三月，孫中山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後，在河內、香港兩地建立據點，與黃興、胡漢民等商討武裝起義策略。他們一致認為，過去在中國腹地舉行過多次武裝起義或政治暗殺，一旦遭受失敗，黨人很難逃亡出境，因此犧牲重大，今後自有改變戰略方針的必要。他們又看到，西南邊區兩廣雲南等省，清政府鞭長莫及，防務比較空虛，如在該地區組織起義，事前便於從國外運進軍火，即使起義失敗，也便於黨人越境轉移。根據以上看法，他們便決定了改以西南邊區為起義地點的新的戰略方針。 但是，自一九〇七年以來，同盟會在兩廣雲南發動過八次起義，每次均以失敗為其結局。最後一次一九一一年黃花崗之役，黃興親自督陣，所投人力、物力更多，結果仍舊失敗，優秀黨人殉難者達七十二人之多，許多黨人因此悲觀失望，認為革命前途渺茫，孫中山也有革命事業「不能及身以見其成」之嘆。與此同時，部分留在國內的同盟會會員及兩湖方面與同盟會有聯繫的某些革命黨團，通過親身經歷，與同盟會首腦部的意見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正由於清政府在全國廣大地區疑神疑鬼，加強白色恐怖，引起軍心離散、民怨沸騰，為今後策動起義準備了良好客觀條件。因此，從戰略方針來研究，與其在邊區進行曠日持久的軍事行動，不如在腹地起義，把尖刀插入敵人的心臟，反可縮短戰禍，提早勝利日程。 辛亥革命前夕，武漢地區有「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大秘密組織。「文學社」是由「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一脈相承演變而來的革命團體。其歷程如下：< 一九〇四年七月三日，宋教仁、胡瑛[1]、劉靜庵、曹亞伯、張難先等在武昌成立了「科學補習所」，這是長沙華興會的外圍組織，也是湖北成立最早的革命秘密團體。同年十一月，華興會領袖黃興在湖南發動五路起義失敗，武昌「科學補習所」也被牽連而為清吏查封。 一九〇六年二月，原「科補」分子劉靜庵、曹亞伯、張難先、胡瑛、孫武等又在武漢組織了「日知會」。次年一月，部分日知會會員參加了萍瀏醴起義，官方偵騎四出，劉靜庵、胡瑛等九人均被捕。劉胡二人被判處終身監禁。張難先、季雨霖二人交保獲釋，朱子龍死於獄中，其餘四人被判處十年、五年、三年監禁不等。獄卒知道他們都是為革命受到迫害，大多暗表同情，胡瑛竟能通過獄吏談國華的掩護，與外間保持聯絡，談並將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他。 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原日知會會員組織「湖北軍隊同盟會」，打算在新軍內發展組織，因受官方注意，便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改組為「群治學社」，以漢口《商務報》為外圍掩體，派遣會員打進新軍，進行宣傳、組織工作。他們吸收社員只收士兵，不收官長，社員迅速發展。其中骨幹有楊王鵬、唐犧支、章裕昆、李六如、蔣翊武、詹大悲、黃申薌、査光佛、何海鳴等。 一九一〇年四月，長沙發生饑民鬧事火燒撫台衙門事件，湘吏請湖北派兵到湘協防，李六如、黃申薌擬乘機在武漢起義，因有人告密，清吏派憲警追捕，幸李六如等應付有方，組織未被破壞。隨後《商務報》著論反對清政府的鐵路借款被封，社員骨幹紛紛避往川、滬一帶，「群治學社」遂告瓦解。 同年九月十八日，原「群治學社」社員又變名「振武學社」而成立，推楊王鵬為主席，廣泛吸收新軍士兵入社，新會員遍布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一、四十二各標及炮、工、輜各兵種。同年十一月，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將楊王鵬撤職逼走，社員另推蔣翊武主持社務。此後詹大悲、何海鳴、査光佛等又在漢口創辦《大江報》，鼓吹民主革命，聲勢亦殊不弱。 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振武學社」改名「文學社」，推蔣翊武為社長，其中堅人物為詹大悲、章裕昆、劉堯澂、王守愚、蔡大輔、王憲章等。胡瑛在獄中也參加了這一組織，並負責與外界聯絡。「文學社」在新軍各標營建立了代表制，社務突飛猛進，武昌起義前夕，社員已發展至三千餘人，遍布各兵種之中，實際上掌握了武漢新軍的主要力量。 一九一一年九月四川保路風潮發生時，《大江報》發表了兩篇論文，倡言「大亂者救中國之良藥也」「亡中國者和平也」，因此報館被查封，詹大悲、何海鳴二人被捕入獄。這一事件引起了湖北各界人士的極大憤懣，並推動了武漢革命形勢的進一步發展。 武漢地區的另一秘密組織「共進會」，一九〇七年八月在日本東京成立。此時孫黃二人均已離開東京，並將起義重點移往華南邊區，對東京同盟會總部無暇兼顧。留在東京的同盟會會員和會黨頭目焦達峰、吳玉章、張百祥、孫武、居正、鄧文翬等便另行組織了「共進會」，以在長江流域策動武裝起義為目的。事為黃興所聞，懷疑「共進會」搞分裂主義，一九〇八年夏天他回到東京時，向「共進會」的創立者提出了質問。焦達峰告以「成立此會，旨在華中起義與華南起義同時並舉，以縮短革命事業的軍事時期」，黃始表示默許。 一九〇九年一月，孫武、焦達峰等先後回國，在武昌設立了「共進會總部」，並另立山堂開闢了「中華山」。 「共進會」負責人主要為同盟會會員和留日學生，其文化水平在「文學社」社員之上，但「文學社」吸收的新軍會員遠比「共進會」為多，正是各有千秋，不相頡頏。這兩大革命組織在武漢白色恐怖的氣氛下，為了提高警惕，彼此不通聲氣，甚至互相猜疑。當時同盟會骨幹分子宋教仁等認為，「文學社」與「共進會」的團結合作是策動武漢起義的首要條件。 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字鈍初，湖南桃源縣人，筆名「桃源漁父」。一九〇四年與黃興、陳天華等在長沙創立了「華興會」，隨後又到武漢加入了「科學補習所」。長沙起義失敗，他流亡到日本留學。同盟會成立時被推為司法部檢事長。一九〇七年他去東北聯絡「馬賊」[2]起義時，發覺日本浪人垂涎我國東北領土，回東京後，跑遍圖書館收集有關資料，編著《間島問題》一書，以鐵的事實證明間島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神聖領土，以此大受袁世凱的賞識，以四品銜及賞銀二千兩為餌，欲延之入幕，宋卻堅持革命，毅然不為所動。 一九一〇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宋教仁正確地指出：「革命地點宜居中而不宜偏遠，革命時期宜縮短而不宜延長，戰爭地域宜狹小而不宜擴大」。並提出今後的「革命三策」：以中央突破一舉而占領北京為上策，但施行起來有困難；以在長江各省同時並舉，先成立革命政府然後北伐為中策；以在邊地起義為下策，實踐已證明此策行不通。宋的意見受到同盟會會員譚人鳳、趙聲、李肇甫的熱烈支持，於是在東京召開了十一省區同盟分會會長的聯席會議，議決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於上海，策動在長江流域起義，這便是「革命三策」中的中策。 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四川北路湖州中學成立，推宋教仁、譚人鳳[3]、陳其美等五人為總務幹事，並派居正、焦達峰、范鴻仙、吳玉章等分赴湖北、湖南、安徽、四川設立分會。此時孫中山在美國，黃興在香港。黃興起初不贊成在武漢一地起義，認為必須聯絡數省同時並舉方能成事，經宋教仁等說明後才同意了。 自從鐵路風潮在長江上游數省爆發以來，湖北距離四川較近，成都血案傳來的消息也較早，加以湖北本省與保路運動也有直接關係，所以人心異常浮動，造成了武漢成為革命爆炸地的客觀條件。不久，清政府派端方帶兵到四川鎮壓保路運動，端方從湖北調走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三十一、三十二兩標，其中很多士兵和由士兵提升起來的下級軍官，都是與革命組織有過聯繫的，因此各革命組織都迫切希望提前發難，以免分散革命力量，並望黃興能夠親自到武漢來領導革命。 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宋教仁、譚人鳳等經常化裝奔走於滬漢之間，在他們的推動下，九月十六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召開了聯合會議，成立了領導起義的統一機關，推「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為起義軍總指揮，「共進會」軍務部長孫武為參謀長。 在革命潮流激烈震盪之中，清政府的官吏並未昏睡不醒。湖廣總督[4]瑞澂、第八鎮統制張彪所得情報，湖北新軍中士兵約有三分之一傾向革命，這兩位大員都是膽小鬼，而越是膽小的人，就越會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對付他所懷疑的對象。他們下了嚴厲的命令，加強偵察和逮捕，妄想把參加革命組織和同情革命的士兵連根拔掉。 九月二十四日，「文學社」「共進會」舉行聯合會議，決定於十月六日（舊曆中秋節）起義，後因籌備不及，改期十月九日（八月十八日），最後又決定延至十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舉行。 十月九日，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革命同志劉公[5]家中試製炸藥，失手爆炸，劉公急將被單掩蓋孫武受傷的面部，偽裝病人，乘人力車逃往醫院。巡捕聞聲趕來，將準備起義的旗幟、文告、武器及黨人名冊全部抄走。蔣翊武聞訊，當天下午五時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號「文學社」機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提前於當晚十二時起義，以中和門外炮聲為信號，派鄧玉麟傳達起義命令。當晚九時，清朝軍警追蹤至小朝街搜捕革命黨人，捕去彭楚藩、劉堯澂、楊宏勝、丁笏堂、陳化龍五人，僅蔣翊武一人機智得免。於是清吏宣布緊急戒嚴，偵騎四出，武昌城寸步難移，鄧玉麟未能完成傳達任務，當晚十二時起義遂告流產。 十月十日清晨，彭楚藩、劉堯澂、楊宏勝三人均被斬決。清朝官吏下令封鎖新軍各營，嚴禁士兵外出，外人也不許入內。這一措施在各營中立即引起了疑神疑鬼、人人自危的現象，大家認為黨人名冊已被搜去，即將按圖索驥，誰都休想活命。他們不願束手待斃，都想破釜沉舟作背水之一戰，只因領導起義的蔣翊武、孫武、劉公等都已不知去向，一時拿不定主意來。 二　工程第八營首先發難，黎元洪被推為鄂軍都督。革命軍炮打楚豫艦 十月十日（八月十九日）下午，第八鎮工程第八營前隊的士兵們困守在營盤裡，情緒都很激動。有人提議大家都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買酒買肉，大伙兒痛飲一場，要革命就革個痛快，要殺頭也殺個痛快。大家照此辦理，喝酒喝到傍晚，才分別回房休息。 是日為該隊一排值班守夜之期。一排正目熊秉坤是該營「共進會」的營代表，他利用值班之機，外出串聯，籌集子彈，準備當晚起事。 晚間七時許，該隊二排排長陶啟勝出來查夜時，看見兵士金兆龍正在把子彈裝入槍膛，就厲聲問道：「你在幹什麼，想造反嗎？」金大聲咆哮回答說：「老子正是要造反！」說罷，他就與陶揪打起來，並提高嗓門大喊：「此時不動手，更待何時！」同棚兵士程定國聞聲趕來，從陶的身後用槍托把他打倒。陶倉卒爬起來逃走，程又開槍擊中了他的腰部。緊接著，代理管帶阮榮發前來査問，也被兵士呂中秋、徐少斌開槍打死。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等紛紛棄職逃走。熊秉坤乘此集合同志約三百人向楚望台軍火庫跑步出發，守庫的兵士為同營左隊，大多屬於革命同志，隊官吳兆麟表示附義，大家就推他為革命軍臨時總指揮，率隊進攻總督衙門。 工程營起義就像旋風一樣席捲著步、馬、炮、工、輜各營，革命同志背槍的背槍、拖炮的拖炮，城外炮兵營入城占領高地，發出了轟轟隆隆的炮聲，義聲震動遐邇，山河為之變色。 清朝官吏看見革命烽火已經冒起，來不及採取措施，瑞澂從衙門後牆打洞逃往停泊武昌江面的楚豫兵艦。張彪也由文昌門渡江逃往劉家廟車站。十一日中午，武昌全城已無敵蹤，革命軍廢除宣統年號改稱黃帝紀元四千六百〇九年[6]，黃鶴樓上和蛇山之巔都升起了代表十八行省的十八星旗[7]。 當晚革命軍光復漢陽，次日又克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完全光復。 當時，革命軍迫切需要組織革命政權來領導革命，但孫中山遠在美國，黃興也在香港，起義前文學社、共進會公推的革命軍總司令蔣翊武、鄂軍都督劉公均已不知去向。十一日上午，武漢革命同志在武昌閱馬廠諮議局聚集，商討組織湖北軍政府的問題，諮議局議員也廁身其間。有人建議推革命軍臨時總指揮吳兆麟為鄂軍都督，吳謙稱「官卑職小，壓不住眾」，表示不敢擔承。有人主張推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為都督，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認為此人不是革命黨，而且公然反對革命，豈能推他領導革命！倒是吳兆麟認為推舉一個非革命黨人做都督，表示革命軍大公無私，可以鼓勵一般非革命黨人消除顧慮，願意參加革命，於是大家都同意了。 但是，黎在革命爆發後，匆匆忙忙躲在黃土坡他的參謀劉文吉的家裡，一時難於找到。事有湊巧，他派一個火夫回家取行李，被人發現，跟蹤追到黃土坡劉家。黎聽得門外馬嘶人喊，一時無路可逃，只得躲在床帳後打著哆嗦，終於被吳兆麟派來迎接他的兵士馬榮、程正瀛二人搜查出來，請其到諮議局參加會議。黎支吾其詞地說：「你們休來找我，我不是革命黨，幹不了這場大事。」馬榮威脅他：「你不去也得去，逃也逃不了，不如先跟大家見面一談。」 馬榮牽了一匹馬讓他坐上，黎只得一聲不吭地隨著他們來到閱馬廠諮議局。他看見會議廳里黑壓壓地坐滿了許多人，其中有很多熟面孔，連那位兩榜進士出身的諮議局議長湯化龍也在那裡，他的心情才開始安定下來。 黎一到場，通過諮議局選舉的形式，把他的鄂軍都督的名義肯定了下來。黎告哀乞憐地說：「你們不要抬舉我，我不是革命黨，不夠都督資格。」接著，武漢知名人士紛紛勸黎順應人心，接受推舉，共伸大義，黎卻執意不從。驀然間，只見一個漢子從人叢中閃出來，握著手槍大聲吆喝：「誰甘心當滿人奴隸，誰吃我一槍！」此人是率領測繪學堂學生參加起義的李翊東。吳兆麟急忙搖手把他制止了。 湯化龍害怕把事情鬧僵，走近黎的身邊咬了個耳朵，叫他不要再做聲了。黎才有氣無力地問道：「武昌靠近大江，海軍那麼厲害，怎麼守得住呢？」原來黎是天津海軍學堂出身，懂得軍艦的威力，當時劉家廟尚有張彪的殘部，武漢江面又泊有北方軍艦數艘，革命軍沒有海軍，如果軍艦開炮掩護清軍渡江反攻，武昌無法堅守，所以黎認為革命軍不可能有成功之望。 鄧玉麟立即回答說：「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我們退湖南。」 「湖南，怎麼好退呢？」 「那邊有我們很多的同志。」 「那麼，餉呢？」 又有人回答：「打開藩庫，用了再說」[8]。 經過此番問答，從此黎就裝起啞吧來，憑你打破沙鍋，他卻矢口不言。有人擬好了大都督的安民告示請黎畫「行」，黎也不聲不響。蔡濟民又拿出手槍來恫嚇，大家又從旁做好做歹地勸他畫行，他才十分勉強地畫了個「行」字。 從這天起，閱馬廠諮議局成為臨時的鄂軍都督府，黎元洪成為名義上的鄂軍都督。都督府首先成立由蔡濟民、吳醒漢、鄧玉麟、高尚志、張廷輔、王憲章、徐達明、王文錦、陳宏誥、梁鵬十個人組成的「十人謀略團」。那個魁梧奇偉、穿了一件灰色呢夾袍子的大都督，問他的話他不回答，臉上也沒有表情，大家在背地裡叫他「泥菩薩」。 革命軍占領武漢三鎮後，人民狂熱歡呼的情形到處可以看見。彼此見面時互道「恭喜」，把革命軍的勝利當作自己的大喜事一樣。「大人」「老爺」等封建性的稱呼首先革除了，跪拜的禮節也革除了。軍民關係打成一片，工人和農民自動地協助軍隊追殺敵人，構築防禦工事，或者奮不顧身地跑到戰地吶喊助威。人民紛紛備辦食物，冒著炮火送往前線犒軍，軍人阻擋不住。革命軍招募新兵時，很多超齡的老年人和不足齡的少年都以不能入伍而引為憾事。有些人力車夫替革命軍搬運武器彈藥，當到達目的地時，執意地拒絕接受車資，並且有人這樣說：「為了國家，老總們連性命都不要了，難道我能夠向你們要錢！」 一切情況說明：人民群眾願意把他們的一切力量貢獻給革命事業，認為這不僅是一種光榮的事情，而且是一種愉快的事情。在革命初期，產生了一種蓬蓬勃勃的新氣象，一個老百姓只要口稱有要緊的事，隨時可以去會最高領導人而不受阻攔，有的可以要求參加各項會議，參加者都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為了提高鄂軍都督的威信，十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五日）黎明，鄂軍都督在閱馬廠舉行祭告黃帝和革命誓師典禮，由同盟會元老譚人鳳授劍、授旗。黎站在禮台上念了幾句演說詞，其中有這樣一句話：「請中山先生到湖北來領導革命」。禮成，黎跨著安詳的步子走下台，騎了鄂軍中最高大的一匹馬，繞場檢閱軍隊。大家看了這個儀表不凡的大都督，也認為是革命軍中所不可缺少的。 就在同一天，以都督名義邀請武漢各界人士在教育會舉行會議，討論鄂軍都督府組織條例。條例草案是由湯化龍、胡瑞霖執筆草擬的，為了避免過多的爭論，他們詭稱是由中山先生親自製定，托同志帶到湖北來的。因此，條文還沒有念完，大家就一致舉手通過。 根據這個條例，都督為一省最高文武長官，下設軍政、民政兩大部。軍政部設總司令一員由都督兼任，下設參謀、軍令、軍務三部。民政部設部長一員，下設外交、財政、交通各司。當經推定楊開甲、吳兆麟為參謀部正副部長，杜錫鈞為軍令部長，孫武、張振武、蔡紹忠為軍務部正副部長。民政部長由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兼任。 隨著鄂軍都督府的建立，同盟會與君主立憲派以及投機政客之間立刻展開了互相傾軋、互相排擠的權利競爭。胡瑛剛從牢獄裡釋放出來，就一腳跨進都督府自立為外交部長，不肯改部為司，隸屬於民政部之下。湯化龍委派胡瑞霖為財政司長，就職幾天就被趕下台來。因此，湯嚇得不敢到部，民政部成為一個名存實亡的機關[9]。當然，投機政客和舊官僚混進革命隊伍，其目的只是為了爭奪個人的權利和地位，但是脫離勞動人民的某些革命志士一旦取得政權也和過去的清政府官吏一樣，過著豪侈腐化的生活，甚至表現出高高在上、獨斷獨行的專橫態度，這是最使人民灰心失望的事情。 十月十七日，黎元洪見都督職權已見提高，而且革命形勢大好，他才剪掉了辮子，做起名實相符的都督來了。 當前一個問題急待解決，就是楚豫、楚材、楚有、楚謙、楚安、楚同六艘兵艦仍然停泊在劉家廟附近江中，逃帥瑞澂仍然躲藏在楚豫艦上，必須予以擊走或招降，才能解除革命軍的江防威脅。十月十八日，都督府派胡鄂公為指揮，在劉家廟對岸青山、紅關之間建築炮兵陣地。正組準備發炮攻擊的時候，忽然有飛馬跑過來傳達都督的緊急命令，開炮不得瞄準兵艦，只許虛張聲勢地轟擊對岸，以達到威脅敵艦迫使開走的目的。這是黎自就職以來自作主張的第一道命令[10]。 前方炮隊沒有接受這個命令，仍然瞄準敵艦一連放了三炮。由於技術欠高明，第一炮落在對岸地面上，第二炮落在江中，第三炮才擊中楚豫的尾部。楚豫向左岸回了一炮，就撥轉船頭向下游駛走。其餘五條船則都升起白旗來，緩緩地向租界區江面移動。 很明顯，升起白旗就是停止戰鬥行為，向革命軍表示了降服的態度。但是革命軍沒有派人前往接收或進行適當處理，從此置之不問。因此，這批降艦不久仍然回到清政府的懷抱中去了。 三　湖南宣布獨立，焦、陳兩都督被野心家殺害。「君憲派」譚延闓繼任湘軍都督 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初一日），湖南向清政府宣布獨立。湖南的獨立，解除了武漢革命軍的後顧之憂，壯大了民主革命的聲勢，加強了全國人民推翻清政府的決心和信心。 湖南是一個到處埋藏革命爆炸物的省區。早在戊戌政變時期，瀏陽人譚嗣同、唐才常先後被清政府處以極刑，湖南人民對他們的壯烈犧牲精神很受感動。萍瀏醴起義失敗，清政府在湘贛邊區展開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結下了湖南人民對清政府的血海深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楊篤生、禹之謨所組織的華興會，就是以湖南人為中心、以湖南為革命根據地的一個秘密革命團體。儘管清政府防範得非常嚴密，陳天華所作的《猛回頭》《警世鐘》等傳播革命思想的小冊子，仍能流傳到湖南，成為愛國青年的重要精神食糧。革命文學家陳天華、楊篤生都是湖南人民的優秀子弟，都因痛心國事蹈海而死，對湖南人民的思想影響是很大的。 一九一〇年四月長沙饑民暴動焚燒撫台衙門[11]和一九一一年保路救國大風潮，一次又一次地推動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緒升達沸點，推翻清政府成為三千萬湖南人民的迫切要求。自從華興會合併於同盟會以來，由同盟會分泌出來的若干革命組織，以兩湖為革命活動的地區，在湖南新軍中也建立了細胞組織。 湖南新軍僅有第二十五混成協一協，所轄為第四十九、第五十兩標，官兵合計只有四千人。舊軍巡防營的人數遠遠超過新軍，計分為五十一隊，共有一萬三千多人。 湖南巡撫余誠格到任不久，就知道湖南是一座快要爆發的火山。他唯一可能採取的辦法，就是利用舊軍牽制新軍。他首先必須物色一個本省有名望的人來統率舊軍，以便團結舊軍並加以整頓。他去拜會當時號稱為文武兼資的大紳士黃忠浩，請他出來擔任湖南全省巡防營統領。 黃忠浩曾任四川提督，與在漢口起義犧牲的唐才常為好友，在思想上接近君主立憲派。他明明曉得清朝大勢已去，不肯把這頂爛斗笠套在自己的頭上。無論余撫台怎樣說都說不動他。 這位一省大員忽然出人不意地直挺挺地跪在地下，堅決請求黃忠浩答應出來幫他的忙，如果不答應，他就跪在地下不起來。這種「將軍」的手段是了不起的，因為下跪在清朝算是一個極其隆重的禮節，大臣只向皇帝下跪，向地方紳士下跪是從來沒有的事情。黃忠浩的決心終於被這個特殊動作動搖了。 這已經面臨到清朝魚爛土崩的前夕，湖南舊軍來不及加以訓練和調度，而武昌的炮聲就響了。 武昌起義後的第十二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九月初一日），長沙革命黨人在大西門正街賈太傅祠放了一把火[12]，頃刻之間，駐紮小吳門外的新軍就由營地出發，湧進城來，一直衝到撫台衙門口。余撫台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跑出來站在大門口，向革命軍作揖打拱地說：「諸位要革命，兄弟是贊成的，是十分贊成的。」 余撫台既然表示了態度，革命軍就不把他當作敵人看待了。此時有一個姓李的兵士指著站在余撫台身邊的黃忠浩說：「注意，這個人是漢奸！」 余撫台連忙解釋說：「黃軍門是好人。請大家不要難為他，不要難為他。」 余撫台的話還沒有說完，就有幾個兵士從他的身邊把黃拖出來，一直拖到小吳門城牆上，用馬刀把他剁死了。 那位「贊成革命」的余撫台趁著大家沒有提防的時候，偷偷地溜到鹽道衙門裡，和他的父親以及親戚汪道台一同化裝逃走了。來不及逃走的兵備道王毓江、勸業道王曾綬、長沙縣知縣沈瀛都因民憤太大被革命軍處死。不久查明，那個被殺的王曾綬是個替死鬼，王本人早已逃走，他的親戚孫晳壽代他看守門戶，卻被革命軍誤殺了。 革命軍推舉共進會會員焦達峰為湖南軍政府都督，並推舉曾經做過新軍排長因革命嫌疑而被革職的陳作新為副都督。在宣布獨立以後，數量小的新軍吸收了數量大的舊軍，舊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一面又大舉招兵，後來湖南軍驟然增加到五萬人，編成五個師，師長為余欽翼、趙春霆、曾繼梧、王隆中、梅馨。 這些功臣自居、驕傲自滿的將軍們都不把焦都督放在眼下。特別是君主立憲派藉口實行「民主」，成立了一個「湖南參議院」，推議長譚延闓兼任該院議長，並規定都督命令須經參議院蓋印方能有效，因此把焦都督的職權架空了。十月二十六日，同盟會代表譚人鳳回湘，認為都督大權旁落，主張取消參議院，三十日湖南各界人士討論此案，譚被迫宣布辭職。三十一日（九月初十日），立憲派唆使想篡奪都督的梅馨煽動部分兵士，向都督府進攻。焦都督腰間佩掛著長柄東洋指揮刀，腳上穿了一雙長統靴，親自跑出來想向變兵們講話，就被變兵開槍打死。在此之前一瞬，陳副都督騎馬到北門外和豐洋火廠彈壓變兵，走到城外古吊橋關帝廟附近，也被變兵殺害了。 梅馨並沒有因為作亂而稱心如願，其他地位相等的高級軍官與之互不相下，終於不得不把推舉都督的問題交給諮議局去解決。諮議局就選舉了他們的議長、變亂的策動者、著名君主立憲派譚延闓繼任湖南軍都督[13]。由於湖北和湖南兩省都督都是由諮議局產生的，因此各省都督由諮議局或省議會產生，就成為此後各革命省區的一個通例了。 譚雖然是個野心家，但他是個文人，不懂軍事，別人代替他發號施令，所以政客和將軍們也都不把他放在眼下，背地裡叫他「譚婆婆」，如同湖北人叫黎元洪「泥菩薩」一樣。他不能滿足於這個現狀，因此利用一切機會，竭力表現出他是一個「文武兼資」的人。每天一大早，他帶領都督府的參謀、副官和衛隊營的連長以上軍官環繞教育會廣場跑馬，開始有十多匹馬昂揚踔厲地一齊出發，當跑了二三十個圈子之後，就有些人馬陸續地退出來了；最後只剩下一匹馬，馬上坐著一個又黑又胖的漢子，能夠一口氣跑上五十多個圈子，這個漢子就是曾經中過會元的譚都督。 十一月，當廣西宣布獨立後，王芝祥帶領廣西軍趙恆惕一旅北上路過長沙的時候，湖南軍將領久慕王精於射擊之術，邀請他到小吳門外校場坪表演打靶子。他一連放了十槍，有七槍打中紅心，大家都大聲地喝起采來。就在這個時候，譚慢吞吞地用手接過他的槍，像是也想放一下的樣子，大家都耽心他會在貴賓的面前丟醜。那裡知道他舉起槍來一連放了十槍，沒有一槍不打中紅心，觀者都為之駭然。 事前沒有人曉得譚有百步穿楊的絕技，但是這種絕技只能使驕兵悍將傾服一時，過此以往，都督仍然是個徒有虛名的傀儡，湖南仍然是兵多、紙幣多、革命「偉人」多的「三多之國」。 四　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某些省區半獨立和假獨立的怪現象 緊接湖南之後宣布獨立的省區是江西。江西的獨立，更加鞏固了武漢革命軍的地位，並且推動了全國革命力量進一步的發展。 江西分作兩步獨立。九江於十月二十三日（九月初二日）宣布脫離清政府，推舉新軍標統馬毓寶為九江軍都督。十一月二日（九月十二日），南昌宣布獨立，推舉新軍協統吳介璋為江西軍都督。不久吳介璋被周恩灝推翻，改由彭程萬繼任江西軍都督。馬毓寶乘著南昌發生內訌的時候，派朱漢濤為九江留守司令，自己帶兵到南昌去奪帥印。不料同盟會會員鼓動軍隊捕殺了朱漢濤，改推陳廷訓繼任九江軍司令，並派歐陽武帶兵進省趕走了馬毓寶，最後由同盟會會員李烈鈞繼任江西軍都督。 湖北、湖南、江西三個獨立省區都位置在長江流域的中段，正是實現了以前同盟會中部總會以長江中游為革命根據地的主張。 十月二十四日（九月初三日），陝西新軍推舉士官生出身的管帶張鳳翽為都督，宣布響應革命軍，藩司錢能訓舉槍自殺未死。十月二十九日（九月初八日），山西宣布獨立，推舉新軍標統閻錫山為都督。陝晉兩省的獨立，使革命勢力伸展到北方地區內，對整個革命形勢起了重大的作用。清政府感到火燒到眉毛尖，匆忙地派升允署理陝西巡撫（十一月十七），並先後派吳祿貞（十一月四日）、張錫鑾署理山西巡撫（十一月十五日），想集中力量先除北方的肘腋之患。 十月三十一日（九月初十日），雲南宣布獨立，蔡鍔被推為雲南都督。蔡鍔（一八八二——一九一六）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陽縣人。十三歲入縣學，十五歲補廩，十六歲（一八九八年）從邵陽步行到長沙考入時務學堂。蔡家境貧寒，學習勤奮，生活刻苦，深為總教習梁啓超（此時僅二十四歲）所賞識。是年九月，戊戌變法失敗，梁亡命到日本。蔡於次年赴日訪師，遂入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留學。一九〇〇年八月，唐才常組織自立軍，準備在漢口起事，蔡回國參加，不久唐被捕遇害，蔡又再度赴日。蔡決心改行學習軍事，對乃師梁啓超侃侃說道：「我們要救國，槍桿子比筆桿子更重要」！遂改名為鍔，入成城學校求學。後來梁啓超通過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關係，保送蔡以官費生進入士官校。 一九〇四年，蔡在士官第三期畢業時，被譽為「士官三傑」之一。回國後，各省督撫爭相延聘，先後在江西、湖南任新軍教練工作。一九〇五年調廣西，歷任新軍總參謀官、陸軍小學總辦、兵備處總辦、新軍標統等職。蔡以湘人而掌廣西新軍大權，頗招地方人士反感，他主持「幹部學堂」甄別工作時，湘籍學生多半合格留下，桂籍學生則大多被剔除。有人發動驅蔡風潮，廣西諮議局對蔡進行彈劾，蔡乃於一九一一年應雲貴總督李經羲之聘赴滇[14]，任新軍協統。 雲南為國防重鎮，駐有新軍第十九鎮一鎮，統制鐘麟同，下轄三十七協蔡鍔、三十八協曲同豐兩部。任標統的羅佩金、韓建鐸，任管帶的唐繼堯、李鴻祥、謝汝翼、劉存厚、庾恩暘，任講武堂、陸軍小學堂長及教官的李根源、殷承瓛、沈汪度、張開儒、顧品珍、劉祖武、張子貞等，均為日本士官生出身。其中李根源等人是由黃興直接聯繫，單獨保管其黨證的同盟會員。蔡鍔與黃興也早有秘密聯繫。蔡到滇時，其在廣西的副手、同盟會員雷飆也隨同到滇任管帶。 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風潮發生時，雲南新軍即謀起事響應，李經羲因陸軍小學總辦（同盟會會員）李烈鈞，平日持論激烈，特派往永平觀操，藉以逐之出滇。武昌起義後，新軍又謀起事，李經羲得訊，即與鍾麟同及其總參議靳雲鵬等密商，擬調羅佩金、李根源等出外，並奪去李鴻祥、謝汝翼的兵權。但革命軍搶先一步，蔡鍔與李根源決定於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三時分兩路起義。不料三十日下午八時李部分發子彈時，為反動軍官發覺，遂提前一日起義。鍾麟同、靳雲鵬等率隊鎮壓。雙方死亡慘重，直至次日下午，革命軍占領昆明全城，鍾麟同被擊斃，靳雲鵬化裝轎夫潛逃出城，蔡鍔派人護送李經羲出境，局勢才安定下來。不久曲同豐率三十八協在大理起義，同盟會員張文光也在騰越舉事。與北洋派有密切關係的蒙自道龔心湛，在羅佩金的聲討下，戰敗逃走，雲南全境遂告光復。 十一月二日，清軍攻陷漢口。次日，東南門戶上海全部光復。上海光復是同盟會和光復會齊心協力互相配合的結果。 先是，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即以《民立報》為策動上海起義的秘密機關，同盟會會員陳其美，光復會會員李燮和經常在此碰頭協商。李燮和在漢口時，由鄂軍都督黎元洪任為長江下游招討使，命其到上海策動起義。李到上海後，利用湖南同鄉的關係，聯絡了吳淞、閘北的軍警上層人物，陳其美則利用同盟會與會黨的關係，爭取了上海紳商的頭面人物及其所控制的上海商團武裝。 十一月二日，陳其美偵知清方派軍艦到滬，恃搬運江南製造局軍火以接濟漢口北洋軍，即到《民立報》館與李燮和會商，決定次日分兩路起事。三日黃昏前，李燮和主持的閘北、吳淞方面先後光復。陳其美負責的上海縣城，也未遇任何抵抗被商團占領，道台劉襄蓀先期逃匿租界，其他官吏也都逃之夭夭。可是陳親自率領敢死隊攻打製造局時，遭到局內守軍的頑強抵抗，陳本人被俘，羈押在製造局客廳內。李燮和聞訊，即率水陸諸師和警察，會同商團與由工人、市民組成的敢死隊，再度猛攻製造局，經過幾小時激戰，製造局總辦張士珩乘小火輪逃往租界，守軍或降或逃，革命軍遂占領了製造局，上海全境光復。接著，在組織都督府的問題上，同盟會與光復會再度齟齬，陳其美運用手段排擠了李燮和，當選為滬軍都督。李不甘居陳之下，就率部回到吳淞，自稱吳淞分府都督和光復軍總司令。 十一月四日（九月十四日），浙江新軍起義，推舉湯壽潛為浙江都督。十一月五日（九月十五日），蘇州新軍響應上海起義，擁立江蘇巡撫程德全為江蘇都督。蘇、浙、滬三地號稱東南財富之區，不但在外交上、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這三個地區的獨立，大大加速了清政府土崩瓦解的趨勢。 十一月四日（九月十四日），貴州宣布獨立，推舉楊藎誠為都督。不久滇軍唐繼堯侵入貴州，把楊趕走而自立為貴州都督。 十一月七日（九月十七日），廣西宣布獨立，巡撫沈秉坤被推為廣西都督；藩司王芝祥、廣西提督陸榮廷被推為副都督。由於廣西兵權抓在陸榮廷的手裡，沈王二人不安於位，於是沈以湘桂聯軍總司令名義、王以廣西援鄂軍司令名義，先後帶領一部分軍隊離開廣西，假道湖南開往湖北。沈、王出走後，陸遂自立為廣西都督。 安徽從十月三十一日（九月初十日）開始，新軍就已醞釀獨立，由於被推定的革命軍總指揮胡萬泰膽小逃走，巡撫朱家寶從浦口調來江防軍[15]解散了安徽新軍，獨立計劃遂成泡影。但安徽的局勢仍然是不穩定的，內有諮議局主張順應潮流響應起義，外有九江軍黃煥章部開到安慶來，朱家寶終於被迫宣布獨立。九江軍本為支持安徽獨立而來，開到不久，藩庫存銀、軍械局軍火均被劫去，又對商店、民戶大肆劫洗，朱化裝縋城逃走。後由革命軍江浙聯軍派兵護送孫毓筠到安慶，繼任安徽都督[16]。 貴州、廣西、安徽三省的獨立，當然更加說明了清政府大勢已去，革命軍贏得勝利的時期就在目前。但是那些風雲人物演出來一幕幕的搶地盤、爭權位的醜劇，就不能不使人懷疑他們究竟是抱著什麼目的來參加革命的。 其他各省也有類似的情形。廣東於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宣布獨立，原來推定兩廣總督張鳴岐為都督，廣東提督龍濟光為副都督。張鳴岐化裝逃走了，龍濟光向清政府請示應該怎樣應付這個局面，清政府叫他退守惠州「以待時機」。廣州人士就把同盟會會員胡漢民由香港迎接到廣州來，推舉為廣東都督。同盟會會員、惠州民軍司令陳炯明被推為副都督兼廣東北伐總司令。胡自己沒有兵權，不免大權旁落。不久孫中山回國途經香港，胡遂隨同往上海、南京，由陳代理廣東都督的職務。 十一月九日（九月十九日），福建宣布獨立，推第十鎮統制孫道仁為都督，同盟會會員、第二十一協協統許崇智為北伐總司令。 十一月二十二日，重慶宣布獨立。先是，十一月五日，同盟會會員夏之時在簡陽率領新軍起義，並向重慶進軍，城內同盟會員楊庶堪、張培爵起而響應。於是他們共同組織蜀軍軍政府，推張培爵、夏之時為正副都督。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清朝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的操縱下，成都組織了大漢軍政府，推鉻議局議長、立憲派人蒲殿俊為正都督，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為副都督。十二月八日，成都發生兵變，蒲、朱二都督被迫下台。城外民軍入城後，改推同盟會會員、陸軍學堂總辦、士官生出身的尹昌衡為正都督，諮議局副議長羅綸為副都督。趙爾豐被四川人民鎮壓。次年二月，成渝兩個軍政府經過協商合併為四川軍政府。 山東獨立，兔起鶻落，變化多端，原是一出騙人的假戲。武昌起義後，山東盛傳清政府將以該省土地為抵押品，向德國商借巨款，用以討伐武漢革命軍。十一月五日，山東省議員、君主立憲派丁世嶧偕同議員五人面見巡撫孫寶琦，質問有無其事，並提出八項要求，措詞非常激烈。兩天後，濟南城又有所謂「山東全省各界聯合會」出現，推夏溥齋為會長，丁世嶧為秘書長，自稱為監督行政的立法機關。該會仍為「君憲派」所把持。 同時，同盟會會員在濟南成立了一個秘密機關，策劃新軍起義，北洋第五鎮也有部分軍官參加，風聲日益緊急。在這種局勢下，山東紳士和改良主義者壓迫山東巡撫孫寶琦宣布獨立，以免省城糜爛。因此孫寶琦電奏清政府：「擬即組織臨時政府，不預戰事，一俟大局定後，中央政府完整無缺，即行撤消。仰懇天恩俯念事出非常，准其便宜行事，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另外還有一個電報，解釋他的目的是要使「革命黨不致鬧事，以免糜爛地方」。十一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一日），這位山東巡撫就奉清政府的命令宣布獨立，改稱山東都督。但他仍用宣統年號，仍與清政府保持密切聯繫。此時袁世凱已再起為清朝內閣總理大臣，授意叫他與山東反動派張廣建、聶憲藩、吳炳湘等妥善布置，共同鎮壓革命黨人。於是孫寶琦又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十月初四日）宣布取消獨立。 東三省的情形大體上與山東相仿。武昌起義後，在東北的同盟會會員秘密策動武裝起義，預推新軍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為「關外革命軍討虜大都督」，張榕為奉天都督兼總司令，諮議局議長吳景濂為奉天民政長。但因東北舊軍的勢力較大，又為日本侵略者虎視眈眈的地區，深恐武裝起義不成，便又決定採取迂迴漸進的辦法，以維持東北治安為名，先成立一個「東三省保安會」，迫使總督趙爾巽離開瀋陽，然後宣布獨立。藍部標統聶汝清、劉恩鴻二人將此項計劃向趙告密，趙急召舊軍張作霖率部進省用以自衛。 十一月十二日，吳景濂以議長名義召集奉天各界人士舉行「東北保安會」成立大會時，在舊派軍人的劫持下，竟推趙爾巽為「東三省保安總會會長」，吉林、黑龍江兩省巡撫為「保安會分會會長」，並決定所有清朝的舊機關、舊官僚一律不動。同時，那位一心一意想升官發財的馬賊頭兒張作霖，已率部兼程由新民到省，藍天蔚、蔣方震、吳景濂等先後被迫出走。張榕留下來另組「聯合急進會」，策動外府州縣起義，不幸被捕犧牲。於是趙爾巽、張作霖之流公開擁護清室，東北起義遂告流產。 此外，有些獨立省區的情形更為特殊。如甘肅都督趙惟熙，不但他本人拖著一條長辮子，還禁止一切官吏與人民剪辮子。新疆都督袁大化，仍然保存著紅頂花翎，自稱為新疆都督兼新疆巡撫部院。 以上各省區的獨立，具有下面幾個特徵： 武昌革命剛開始，捧出一個反革命的地方軍閥做革命軍都督，一個君主立憲派做民政部長，這就暴露了民主革命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各省諮議局原是君主立憲派活動的大本營，此時反成為選舉革命軍都督、具有立法權的民意機關。許多君主立憲派成為革命陣營內的重要領袖。從前同盟會和保皇黨互相敵對的影子看不見了，好像革命洪流把他們匯合在一起。這兩派人物在革命政權中爭權奪利，貌合神離，所爭的都是有關個人的權利地位的問題，而這種權位之爭，在同盟會內部也是存在著的。 許多前清督撫摘下了紅頂花翎，戴上了革命軍都督的桂冠，其中有些既不摘下紅頂花翎而又戴上革命軍都督的桂冠的。這些督撫大人具有三個不同的類型：程德全、沈秉坤還不失為「識時務之俊傑」，張鳴岐、朱家寶、余誠格是來不及逃走，暫以革命偽裝作為緩兵之計的。孫寶琦奏請清朝宣布獨立，趙爾巽組織保安會用以自保，這些不倫不類的現象，說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這些現象是不足為奇的。當時推翻清朝已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誰要是拒不接受這個要求，誰就站不住腳。當時在若干省區內有民主革命派與反革命派兩種力量的並存。因此，代表紳士、地主利益的諮議局以及其他類似的團體，為了保全階級利益，就竭力勸說當局宣布獨立以順人心。那些當局既害怕人民，害怕革命，又害怕半死半活的皇帝，乃接受紳商各界之請，玩弄「半獨立」或假革命的兩面手腕。 同盟會能夠容忍這些情形，能夠容忍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紛紛參加到革命陣營來，甚至認為這是值得歡迎的事情。這種貪圖廉價革命、害怕犧牲流血的心理，導致了後來更大的流血和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 辛亥革命初期，不但在北方發生了這些不倫不類的現象，同時在南方也發生了爭權奪利的現象。如江西「百日三都督」，四川兩個軍政府的「雙包案」，江蘇一省有十三個稱王道霸的都督，湖南的兵變陰謀以及安徽、貴州兩省的內戰，也都暴露了革命軍方面的弱點，使人民群眾對民主革命事業感到很大的失望。 * * * [1]　宋教仁、胡瑛二人均華興會會員。胡瑛系奉黃興之命來鄂參加。 [2]　馬賊即關外紅鬍子的別稱。 [3]　譚人鳳，字石屏，湖南新化縣人。老同盟會會員。他鬚髮皆白，當時被稱為「白譚」。 [4]　湖廣原為一省，清朝劃分為兩省，大體上洞庭湖以北為湖北省，洞庭湖以南為湖南省。但兩省最髙長官仍沿舊習稱湖廣總督，不稱兩湖總督。 [5]　劉公是當時推定的鄂軍都督。 [6]　中國漢族以黃帝為遠代祖先，辛亥革命時國號未定，起義各省均用黃帝紀元。 [7]　當時中國已建立十八行省，其餘邊地均稱特區。 [8]　清朝的藩台掌管一省的民財各政，其地位僅在督撫之下，藩庫是儲存錢糧稅款的地方。 [9]　10月25日，都督府調整人事，推湯改任「編制部長」，但湯並未就職。 [10]　以上資料由胡鄂公提供。 [11]　1910年，湖南大水成災，劣紳、奸商囤積糧食，造成糧荒嚴重。長沙發生饑民搶米和搗毀米店風潮，並湧向撫衙請願辦理平糶。巡撫岑春蓂下令開槍鎮壓，請願人民死傷甚多。他們不但沒有被嚇退，反而愈集愈多，放火焚燒撫台衙門，岑撫化裝逃出。 [12]　放火是起義的信號。 [13]　譚延闓字組庵，湖南茶陵縣人。他的父親譚鍾麟曾任陝甘總督和兩廣總督。譚鍾麟聘請安化縣老儒黃鳳歧（字芳舟別號芳久）做他的教師。這個老師不但長於文事，而且精於武技，譚延闓從他學會了很多硬本領，又從戈什哈學會了騎馬和打靶子。 [14]　李經羲原任廣西巡撫，調升雲貴總督。 [15]　江防軍為江南提督張勳所統，駐南京對岸浦口，張勳兼任江防大臣，故所部稱江防營。 [16]　南京光復後孫毓筠由獄中釋出，被任為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書長。孫中山就任臨時政府總統後，改任為安徽都督，但他手無兵權，到任不久，即讓位於鎮軍統制柏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