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四章　清政府的最後掙扎

一　興中會與華興會合併成立同盟會。萍瀏醴起義失敗。日本政府與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出境 自從一八九八年君主立憲派逃亡到東京以來，民主革命派受到一種意想不到的壓力，以前他們在國內不能立足，尚能活動于海天一角之地，而此時連這個窄小的圈子也被保皇黨（君主立憲派）插足進來了。無論在宣傳鼓動方面，組織群眾方面，保皇黨都成為民主革命派的一個勁敵。孫中山很想集中一切力量，與保皇黨聯合起來反對清政府，梁啓超對這個意見依違不決，但是康有為堅決不肯放棄保皇的主張，此議因而不能實現。 一九〇五年，湖南發生了馬福益被殺事件。這是當年震動湘鄂贛三省的一件大事。馬是湘贛邊區的會黨大頭目。先是，兩湖書院學生黃興與在鄂同鄉學生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等組織了一個革命秘密團體，名為「華興會」，與馬福益歃血為盟，準備在湘贛邊區舉行民族革命大暴動。黃興到長沙擔任經正學堂[1]的教習，以掩護其革命工作。但不幸事機泄露，官吏追捕甚急，黃、宋等都從長沙流亡到東京。馬被清吏捕殺。這次起義雖然沒有實現，但對湘鄂贛三省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會黨分子都存有為馬復仇、準備繼續起義的決心。 黃、宋等在東京經常往來於同鄉人楊度之家。楊是東京中國留學生會會長，他的畈田町住所經常有同鄉人聚會，因此有「湖南會館」之稱。 楊度字晳子，湖南湘潭縣人。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清政府復開經濟特科，他和梁士詒同往應試，梁考中了一等第一名，他考中了一等第二名。西太后向瞿鴻禨談及特科中試人才時，這位軍機大臣信口胡謅說：「第一名梁士詒是梁啓超的兄弟，孫文的同鄉人，他的姓名又是梁頭康足（康有為原名祖詒），其人品可想而知」。他把香山（中山）、三水當作一縣，把兩個姓梁的渺不相涉的人湊為一雙兄弟，這在當時是官場中的一個笑話。可是西太后一聽得革命黨和維新黨的名字，就嚇得變了顏色，不問情由地撤換了閱卷大臣。楊度也因「新黨」嫌疑逃往東京。他和湘蔭人范源濂被推為東京留學生會正副會長。由於他性喜政治活動，不論政見異同，都熱情接待，所以他的寓所又有「留日學生俱樂部」之稱。湖南人和他經常往來的有黃廑午（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揆一、楊篤生等。 孫中山看中了楊度是個政治活動人物。一九〇五年，他在比、德、法等國進行活動後重回東京時，曾偕程家檉訪楊，勸其加入興中會。可是楊抱有一種不同的政治目的，自己不肯加入興中會，卻介紹黃興與孫見面。他認為孫、黃二人的政治思想大體上相同，因而是可以合作的[2]。 孫、黃二人很快地作出了合併興中、華興兩會的決定，並吸收章炳麟、陶成章等的光復會[3]，於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在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會所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孫被推為總理，黃被推為協理。 保皇黨的刊物《新民叢報》是由梁啓超主持的。據說他的筆端「具有一種吸引人的魔力」，善於顛倒黑白，淆亂是非。為了抵制這個刊物，同盟會特刊行《民報》作為民主革命的宣傳機關，並推文名滿全國的章炳麟為主筆。同盟會、保皇黨筆戰數年，保皇黨理屈詞窮，梁啓超曾挽宋教仁請求停止論爭。後來，章太炎忽然脫離民主革命的軌道，在報上大談其玄學，為黃興等所不滿。《民報》一度被日政府查禁，復刊後黃改請汪兆銘[4]主持筆政。章一怒而與孫黃等鬧翻，仍然掮著光復會的招牌，進行反同盟會的活動。 一九〇二、〇三年，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創辦了很多介紹當代學術思想的刊物：如江蘇學生的《江蘇》、浙江學生的《浙江潮》、湖北學生的《漢聲》、湖南學生的《遊學匯編》等。一九〇五年《民報》問世後，一九〇七年楊度也辦了一個《新中國報》，鼓吹「金鐵主義」，是同盟會與君主立憲派以外的另一面旗幟。 一九〇六年，黃興派劉道一、蔡紹南回湘策動萍瀏醴暴動。參加這次暴動的有萍鄉煤礦工人、湘贛邊區會黨及大水災後成千上萬的貧農。這次暴動聲勢頗為浩大，起義軍進行了以弱敵強的游擊戰術，白天分途隱藏起來，避免正面戰，夜晚卻展開了漫山遍野的機動戰，使政府軍陷於忙亂被動的地位。他們經常在叢林中樹起東一片西一片的旗幟，這是故布「疑陣」，等到政府軍殺進來，他們就從左右兩翼包抄後路，使政府軍受到很大的損失。他們打退了湘贛兩省的「會剿」，清政府大為震動。 但是，起義軍領導不統一，三路發動的日期不一致，形成了各自為政、各自為戰的混亂現象。有的號稱「中華帝國」，這是單純民族主義思想，但是他們並未擁立一個皇帝，據說「虛帝位以待大有為之人」；有的則掛起了「中華民國」的招牌，並且提出了「平均地權」的口號。他們的力量是分散而不集中的。因此，在清政府檄調兩江總督端方、湖廣總督張之洞派兵「協剿」之後，起義軍終於被擊潰。劉道一被捕殺，起義軍及當地農民被牽連殉難者多達萬餘人。 萍瀏醴起義事件，東京同盟會事前並無周密布置。一直到起義爆發，才忙於派遣會員分途到長江一帶運動新軍策應，其主要目標在南京和武漢兩處。南京方面由孫毓筠負責，孫中山曾在牛込區寓所設宴歡送並祝其成功。武漢方面則派人前往與當地革命秘密團體聯繫，其聯繫人有譚人鳳、居正、焦達峰等。這兩方面的聯絡網都已深深地打進了新軍的下層。 但是，一九〇七年二月，南京方面由於有壞分子[5]向端方告密，孫毓筠、殷雲、權道涵等都被捕，隨後端方在新軍中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檢肅工作，撤換了大批有革命嫌疑的中下級軍官。武漢方面，秘密革命團體日知會被清朝偵探破獲，先後被捕的有劉靜庵、胡瑛、張難先、季雨霖、朱子龍、李亞東等。 這個時期，清政府在萍瀏醴起義地區進行了瘋狂大屠殺，在長江一帶大興黨獄，並要求日本西園寺內閣驅逐孫中山出境，孫中山只得由日本前往安南。 但是，清政府的屠殺恐怖手段並沒有嚇倒中國人民。恰恰相反，革命的浪潮比前更高漲，清政府的危機日益嚴重。一九〇七年安徽發生徐錫麟槍殺巡撫恩銘事件，浙江發生秋瑾密謀革命被害事件，他們都是光復會的會員。同一年，兩廣地區先後爆發了潮州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與鎮南關之役，這些都是同盟會所發動的，這是因為同盟會總部已經搬到安南（今越南），所以它的活動地區也就轉移到中國南部來。清政府又要求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同盟會，因此孫中山取道新加坡前往南洋各大埠，黃興等則仍留在中越邊境進行秘密活動。 一九〇八年，同盟會河口之役和熊成基在安慶起義也都失敗了。一九〇九年，孫中山由南洋經歐洲往美國。一九一〇年，汪兆銘因為受了吳樾行刺五大臣事件的影響，與四川人黃樹中、羅世勛同到北京行刺攝政王載灃，也因事機泄露被捕。一九一一年，同盟會黃花崗之役又告失敗。同一年，廣州發生了溫生才刺死將軍孚琦事件。 行刺攝政王事件，系汪兆銘等人的一時衝動，並非同盟會所派，甚至黃興、胡漢民等力加勸阻，但汪不顧而行。他與黃、羅二人到北京後，在順治門外大街江西會館附近開設守真照相館，作為進行暗殺的秘密機關，黃、羅二人在騾馬市大街鴻太永鐵器號定製鐵罐。一九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宣統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晚，黃、羅二人在攝政王載灃上朝的必由之路地安門外銀錠橋下埋置炸彈，不料事機敗露，二人同時被捕。汪也在東北園住宅被捕。當時的法部尚書廷傑主張立即判處三人死刑，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不同意，並建議對革命黨人應當採取懷柔政策，因此判處汪、黃二人終身監禁，判羅有期徒刑十年。 二　清政府出賣「憲政」的假膏藥。梁啓超「借屍還魂」。袁世凱偽裝同情立憲 自從同盟會成立以來，清政府開始感覺到民主革命運動對它的危害性最大，君主立憲運動對它的危害性較小。而另一方面，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以一個君主立憲的小國，接連戰勝了君主專制的中俄兩個大國，說明一個國家的命運，不決定於國土的大小，而決定於政治的良窳，這就使留在國內的君主立憲派和新政的同情者振振有詞地鼓吹立憲足以救亡。連清朝的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等也都奏請立憲以順人心，各省督撫和社會上層人士紛紛通電響應。清政府不能深閉固拒，它就戴上假面具，於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一個「考察政治館」，並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東西各國政治，藉以和緩國內的革命危機。 這個時期，君主立憲派首領康有為、梁啓超還是清政府的「亂臣賊子」，但他們在精神上已經成為全國君主立憲運動的偶象和指導者，而清政府也正想利用他們的學說來抵抗民主革命的巨大浪潮。 五大臣帶了一批隨員到海外走馬看花，自然考察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而清政府賣的是憲政的假膏藥，也不需要他們認真去考察。隨員中有個有新黨嫌疑的熊希齡[6]。他認為當世精通憲法的人物，要推流亡在東京的梁啓超和楊度。他知道梁啓超的聲名太大，西太后對他的仇恨心太深，此時還不可能讓他公開活動。楊度是他的同鄉和老朋友，而又不是清政府所注意的危險人物。因此，他向五大臣建議，請楊度寫一篇《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將來就根據這篇文章作為奏報清政府的「考察」材料。五大臣只要自己不動筆，自然不會不同意這個意見，就派他到東京和楊度碰頭。 他到東京向楊度說：「五大臣做你的軀殼，你替他們裝進一道靈魂，這是兩得其所的事情。當他們在輪船上看海鷗，在外國看跑馬和賽狗的時候，就是你搖筆行文的時候。你的卷子必須在他們回國的時候交到。」 楊度毫不推辭地接受了這個任務。但他自己很了解，他對各國憲政並不怎樣精通，便又轉而求教於梁啓超。梁自然也不肯放棄這個「借屍還魂」的機會。 當五大臣考察完畢回到上海的時候，這篇「考察各國憲政」的稿子還沒有寄到。又是熊希齡出主意，叫他們以「考察東南民氣，並徵求名流意見」為藉口，暫時留在上海飲酒看花，一面派專人到東京催促楊度交卷。五大臣自然不能不同意這個意見。隨後從東京帶回來三篇有關憲政的文章，梁啓超寫的是《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楊度寫的是《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施憲政程序》兩稿。 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政府舉行御前會議，同意了事實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啓超起草而僅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來的「考察憲政」的報告，九月一日頒布了「預備立憲」的詔旨。當權的西太后是寧死也不願意看見「憲政」這個怪物出現的，所以她在「立憲」之上加了「預備」兩個字，這樣，就把這個諾言變成為遙遙無期的空頭支票。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三日，清政府改考察政治館為憲政編查館[7]，五大臣推薦楊度「才堪大用」，清政府就派他為憲政編查館的提調。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政府根據憲政編查館編就的「憲法大綱」，公布預備立憲的期間為九年。 清政府因為受到壓力才宣布「預備立憲」，但是從此它對漢族的疑忌心比前更重，對全國人民加強了殘酷鎮壓，同時在朝廷中也掀起了滿族少年親貴排斥漢族大臣的風潮。一九〇七年，它把當時最有權勢的直隸總督袁世凱、湖廣總督張之洞內調為軍機大臣，這是一種調虎離山的政治手腕，藉以削弱漢族大臣在地方上所擁有的政治力量與軍事實力，又以張、袁二人素不相能，把他們配對調來，也可起互相牽制的作用。 袁以出賣君主立憲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此時西太后對他的信任仍然沒有降低，派他以軍機大臣兼任外交大臣。但是他的內心感到兩種強大的壓力：第一，西太后已是風燭殘年，如果死了這座靠山，滿族少年親貴必然對他更有所不利；第二，他和君主立憲派結下了血海冤讎，此時立憲高潮已經到來，就是極端仇視新政的西太后，也不敢正面加以壓制，他覺得自己也有見風使舵的必要。因此，他搜羅了「精通憲政」的楊度做入幕之賓，而自己也偽裝為一個熱心推進憲政的新人物，企圖以此消弭改良主義者對他的宿怨。 當時的滿族大臣仍然是反對推行憲政的。袁指使滿族軍機大臣奕劻向西太后建議：推行君主立憲乃是愛新覺羅王朝萬世一系的可靠保證，也正是轉移全國視線、緩和革命危機的有效方法；朝廷應當延攬幾個精通憲法的講師，在頤和園向滿族親貴開講，使他們懂得這個道理，以免對朝廷預備立憲有所懷疑。西太后同意了這個意見，袁就推薦楊度等在頤和園開講有關憲政的問題。 但是，這個道理是講不清楚的，因為滿族親貴始終認為推行憲政就會削弱君主特權，這一定是漢族搗的鬼，無論講師們講得天花亂墜，他們都聽不入耳。另一方面，兩個漢族軍機大臣對實施憲政大綱也有不同的意見：張之洞是個考據家，他所同意的憲政大綱只能是合乎本國曆朝制度、有歷史根據的憲政大綱，袁則侈談所謂「富國強兵」，表面主張儘可能吸收東西各國憲法之所長。這樣一來，講師們既要調和漢滿兩族的不同意見，又要調和漢族兩個大臣的不同意見，就更加講不出個所以然來了。 而且歸根結底，西太后還是死死抓緊君主特權不肯放手。她的所謂預備立憲完全是個騙局。 三　載灃放逐袁世凱。皇室總攬兵權的新措施 一九〇八年，作為新政偶像的光緒帝和保守派巨魁西太后一同死了，繼承帝位的兩歲嬰兒溥儀是光緒帝的同父弟醇親王載灃的兒子。載灃晉號為監國攝政王，做了清朝末一代的統治者。 袁從來沒有像這天一樣嚇得魂不附體。他匆匆地逃到天津躲在他的親戚鹽商何頤臣的家裡[8]。這是他的一個生死關頭。他因戊戌告密取得西太后的信任，但正是由於他的告密，害得光緒帝終身被軟禁並且受到西太后的百般虐待。如果西太后死了，光緒帝還活著，這個仇能夠不報嗎？ 光緒帝死得突然是歷史上的一件疑案。有人說是西太后在咽氣之前把他毒死了的，也有人說是袁下手毒死的。兩說均未證實。袁生平慣於用毒藥殺人，所以當時發生了後一種揣測之詞。 攝政王載灃是光緒帝的親兄弟，仍然可以替哥哥報仇，所以袁不能不感到生命的嚴重威脅。事實上，載灃的確想替哥哥報仇，而更為重要的是要除掉清政府的這個心腹之患。他不是不忍下手而是不敢下手，因為他知道袁的勢力和奧援已經布置到各方面。他知道張之洞是袁的一個政敵，曾與張密商殺袁的事，可是張跪在地上連連碰頭說：「國有大故，不宜誅戮舊臣。」載灃又曾密電徵求北洋軍某些統制的意見，第四鎮統制吳鳳嶺、第六鎮統制趙國賢回答，都請求先解除他們的職務，「以免兵士有變，致辜天恩」。 這樣，載灃就不敢下袁的手了。但他絕對不能容忍袁繼續留在朝廷里。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十二月十一日）他以皇帝名義下詔說：「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後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位。袁世凱著回籍養疴，以示體恤之至意。」其實，袁根本沒有什麼足疾。 袁不僅擁有軍事上的潛勢力，而且擁有外交上的奧援。他和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an）早已建立了極其密切的關係[9]。他在天津接到「回籍養疴」的詔旨後，還取得朱爾典擔保他生命安全的諾言，才敢回到北京向皇帝「謝恩辭行」。由此可見，他對個人安全布置得十分周到，即使載灃敢下他的手，也是辦不到的。 袁離開北京的時候，把他以前用三十萬元的代價買下來的府學胡同住宅贈與了段祺瑞。 載灃放逐袁的計劃是和排斥漢族的計劃分不開的，他首先要在軍事上排斥漢族的力量，把全國兵權總攬在皇室的手裡。他要建立一個駕乎一切軍隊之上的皇室的武力，用以控制各軍，要用滿族為各軍高級軍官以加強其統治力。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一月）首先成立禁衛軍，由他親自統率。並由貴胄學堂培養滿族的高級軍事人材。一九〇九年，宣布統一全國軍政，他代皇帝為全國陸海軍大元帥。成立了陸海軍聯合機構「軍諮處」。派滿族大臣毓朗、善耆、載澤、載濤、載洵等主持建軍事務。派載洵赴歐美各國考察海軍，載濤赴德國考察陸軍。一九一〇年，調鐵良為江寧將軍，鳳山為荊州將軍（不久又調鳳山為廣州將軍），乃以加強滿族貴族對地方的控制力。以蔭昌為陸軍部大臣。宣布陸軍武官任用制度。近畿各鎮由陸軍部直接統轄，裁撤京畿督練公所。成立海軍部，以載洵為海軍大臣。一九一一年，軍諮處擴大為軍諮府（其性質等於參謀本部），以載濤、毓朗為軍諮府大臣。宣布舉行永平秋操。 根據載灃等的建軍計劃，全國第一步擬成立新軍三十六鎮，其高級將領均由貴胄學堂畢業生擔任；全國舊軍、綠營、巡防營次第裁撤，以禁衛軍拱衛京城並控制全國新軍。這是他加強軍事統治並用以鎮壓全國人民的初步做法。 以上這些措施，並不意味著清政府的力量比前加強了，而只是表現它的根基比前更脆弱。載灃把軍權集中在兩個人的手上，載洵管理海軍，載濤管理陸軍。這兩個人都是前清末年全國聞名的貝勒，也都是載灃的親兄弟。載洵是個使人難於想像到的大貪污分子。他曾經被派到奉天查案，火車到了，他不肯下車，派人示意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千套才肯下車。關外雖是盛產貂皮的地方，但是一口氣拿出三千套是辦不到的，而欽差大臣不下車，地方官就不能不提心弔膽地擔負很大的責任，因此他們派專人攜帶巨款到北京加緊採辦，湊足了三千套貂皮獻給載洵。這是當時流傳全國的一件大醜事。載濤雖沒有貪污的名氣，但又是一個著名膽小的紈袴子弟。用這樣兩個人來主持軍事，就可以知道作不出任何成績來，而清政府也提不出任何有用的人材來。 禁衛軍名義上由載灃親自統率，他把責任推在載濤的身上，而載濤也很少過問，實際負責人就是回國不久的士官畢業生良弼。開始良弼還是禁衛軍第一協協統，隨後又被派為軍諮府軍諮使。他在少年親貴中是個敢作敢為的人物，吸收了一批士官生作為禁衛軍的各級將領。除了良弼而外，其餘主持軍事的皇族，就都碌碌不足數了。 四　清政府被迫縮短預備立憲期。「君憲派」的合法鬥爭。清政府嚴旨申斥「君憲派」 載灃當國後，全國立憲運動的呼聲越唱越高，民主革命運動的聲勢也越來越大。一九〇九年三月（二月），清政府又被迫宣布在九年內決定實行立憲，並定於一九〇九年十月十四日（九月一日）先行召集各省諮議局。實行憲政從無期到有期，看起來是一個進步，但是期限定得如此之遠，這仍然是欺騙全國人民的緩兵之計，而且清政府如果能夠在九年之內加強它的控制力量，仍然可以宣布再推遲或者根本打消立憲之舉。 各省召開的諮議局，是以官僚、地主、紳士及「名流」為代表的所謂地方民意機關，它們選出來的議長如江蘇張謇、浙江湯壽潛、湖北湯化龍、湖南譚延闓、四川蒲殿俊這些「名流」，大多是君主立憲派或者同情君主立憲派的人物。各省諮議局的成立，使君主立憲派獲得公開活動和進行合法鬥爭的新根據地，但是他們的大頭目康有為、梁啓超等還只能躲在海外遙為呼應，不能回國來直接領導這個運動。 各省諮議局聯合起來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派出代表一批又一批地到北京請求提前召開國會。一九一〇年十月（九月），清政府成立了一個作為中央諮詢機關的資政院，用以和緩「全國各方面召開國會」的要求。資政院議員有由各省諮議局推選的，也有由皇帝敕任的。前一類的議員集合起來組織了一個「憲友會」，隨後各省諮議局又都成立了「憲友會支部」。因此，君主立憲派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已經打通了聲氣，加強了聯繫。 一九一〇年冬天，全國立憲運動繼續向高峰發展，甚至資政院和各省督撫也都紛紛催促清政府召開國會。當然，這些老爺們建議的動機只是為了忠誠地擁護清政府，因為緩兵之計已不能再用，只有提早頒布憲法，組織責任內閣，召開正式國會，才能和緩全國人民日益不滿的情緒和在全國範圍內日益發展的革命危機。 於是清政府在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再度被迫宣布縮短立憲預備期為五年，即自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計算，到一九一三年（宣統五年）召開國會。它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讓步，不能再有討價還價之餘地，因此拿出皇帝的威風來，嚴飭各省請願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師」。 但是，這個紙老虎已經嚇不倒人了。在革命危機更加嚴重和君主立憲派吵鬧不休的情況下，一九一一年五月（四月），清政府又被迫先行成立一個以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內閣協理大臣的內閣，把這個內閣作為立憲形式的第一個新內閣。這個內閣的總理就是清朝皇族，並且還是通國皆知的大貪污分子「慶記公司」的大老闆。這個內閣在十三名閣員之中滿族占了九名，掌握著軍政、民政、財政大權，而漢族只占了四名，都是些作為內閣點綴品的閒曹冷部。清政府用這種笨拙的手段欺騙人民，使得全國人民極其清楚地認識到，將來即使能夠實現改良主義的君主立憲制，也只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大騙局，清政府對憲政問題是不會有絲毫的誠意的。同時君主立憲派也因受騙而感到忿怒。 人不到黃河心不死，君主立憲派最後還要求清政府變更這個「不合乎君主立憲各國之公例」的皇族內閣。這次清政府不肯再給他們好顏色看了，在請願書上斬釘削鐵地批斥不准，並且在「上諭」里明確地說：「組閣為皇帝特權，非議員所能干預！」 這樣，完全證明了改良主義運動已經走到盡頭，對清政府進行和平請願已經絕望，不推翻清政府，連君主立憲這個並不能使人滿意的要求也是辦不到的。 五　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四國銀行團成立 在民主革命的危機日益加深的局勢下，清政府被迫對君主立憲派採取了一些讓步的措施。但是，誰要相信它的讓步是真的，誰就會上它的大當。它偽裝讓步的目的，是在爭取喘息時間，進行一系列的工作，如統一軍權於皇族中央，罷斥漢族大臣，在全國各地大興黨獄，並力圖與帝國主義靠擾，以便裡應外合地對國內人民進行更殘酷的鎮壓。當一九一一年四月四國銀行團大借款已經成熟的時候，清政府認為力量已經增強，就突然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對國內人民由「讓步」時期轉入到反攻時期。 這個問題必須從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進行的「鐵路戰爭」談起。鐵路戰爭是不用槍炮的另一形式的戰爭，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主要環節。 中國之有鐵路，始於一八六六年英商所築的吳淞、上海間的輕便鐵路[10]。中國人自己所築的鐵路，始於一八八一年招商局所築的由唐山到胥各莊的運煤鐵路[11]。 那時清政府把修築鐵路當作一件禍事，堅決拒絕帝國主義的築路要求。一方面，由於它和帝國主義還沒有靠緊，不能不慮及鐵路事業的發展，將便利於外國人的勢力深入內地，對它的統治權起破壞作用；另一方面，封建王朝正要利用交通不便與民智閉塞來進行分治政策，而鐵路事業與這個政策是不能兼容的。但是，後來它和帝國主義的關係靠攏，而且新興的買辦官僚正要利用鐵路借款來取得佣金，中飽分肥，所以對帝國主義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來的築路要求，就索性採取了來者不拒和有求必應的態度。 正如帝國主義整個侵略中國的動態一樣，它們向清政府要求修築鐵路，曾經引起了它們相互之間的競爭與聯合、對抗與妥協的複雜情況。 帝俄首先搶到了修築南北滿鐵路的特權，隨後比利時搶到蘆漢路[12]、美國搶到粵漢路、英國搶到津浦路、德國搶到膠濟路、法國搶到滇越路、帝俄又搶到正太路、英國又搶到滬寧路和道清路、比利時又搶到隴海路的修路權。當然，帝國主義絕對不會用發展現代交通工具的方法來為中國人民謀福利，而它們竟然具有這樣的「熱心」，從借款、施工一直到路政的管理都由它們一手包辦；它們所熱心的是在掌握中國的交通命脈，進而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 一八九六年，清政府設立了南北鐵路總公司，派盛宣懷為第一任鐵路督辦大臣[13]。這個當時被稱為「中國鐵路大王」而實際是借債大王、賣國大王的新興買辦官僚，倚靠著帝國主義和皇族載澤替他撐腰，敢於做他人所不敢做的事情，敢於一次又一次地借外債來修鐵路，敢於把路權和有關經濟特權一次又一次地獻給帝國主義；他的目的就是從中撈一票，他的億萬財產就是建築在出賣國家與民族利益的基礎之上的。 當帝國主義得知清政府決定先修蘆漢線、次修粵漢線的時候，就像狗搶骨頭一樣，在投資方面，在推派技術人員方面，在包修工程、開採沿路礦產以及管理路政方面，展開了各種各樣的激烈鬥爭。一八九七年，盛宣懷與比利時銀行工廠合股公司簽訂了蘆漢鐵路英金四百五十萬鎊的借款合同。 美國早就想用資本輸出的方法來侵略中國。一八八九年，美國曾與李鴻章商妥在天津開辦一個銀行，開始規定借款二千五百萬兩作為銀行資本，隨後又增加二千五百萬兩，把這個銀行作為中國推行新政的經費來源。美國還建議由美國代造戰艦建立中國的新海軍。由於李鴻章辦了些同文館、機器局之類的「洋務」，引起了朝廷守舊派的激烈反對，罵他著了洋鬼子的迷，壓迫他停止向美國借款。美國對此感到很大的失望。一八九八年，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向清政府索取調停中日戰爭的報酬，其目的是想取得中國某一條鐵路的修築權。他介紹美國「中美合興公司」與清政府簽訂了四百萬英鎊的「粵漢鐵路借款合同」。一九〇〇年又簽訂了「粵漢鐵路借款續約」，改訂借款總額為四千萬美元。 中美合興公司是一家私人企業，並且是一個投機取巧、買空賣空的國際騙子公司。它根本無意於進行工程，只想從中撈一票。一九〇二年年初，它瞞著中國偷偷地把三分之二的債票轉售與比利時的一家公司。直到合興公司的董事大部分都換了比利時人，合興公司在漢口的美國高級職員紛紛回國的時候，中國有關方面才發覺這個公司是外強中乾的紙老虎，賺佣金和貪圖暴利的滑頭商業。 問題的發展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不久又發覺比利時公司也僅僅是個出面人，收買合興公司債票的款子是由法國人拿出來的。因此，這家國際騙子公司的投機行為，就牽涉到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上，嚴重地影響到英國在遠東的權益。 此時英國是金字招牌的帝國主義，也正是首先侵略中國而在中國占有最大勢力的國家，長江流域已經劃入它的勢力範圍。這個侵華主角無論在政治戰線上、經濟戰線上都已占居優勢，但在鐵路戰線上卻被帝俄打敗了。帝俄已經取得了滿洲鐵路的修築權，而又伸展其勢力於華北，取得了正太鐵路的投資權。另一方面，由於俄法同盟和法比親善的關係，這三個國家在遠東問題上是相互支持的。這樣，帝俄就可以把滿洲鐵路與法比兩國所控制的蘆漢、粵漢兩條路線打成一片，就可以劈分中國大陸，腰斬長江，進而破壞英國的勢力範圍。因此，英國對粵漢鐵路債票的移轉問題，不能不認為與它的切身利害有關。 湖廣總督張之洞是中國的親英派。他首先提出建議：由於中美合興公司違反了借款及包修粵漢鐵路合同的規定，擅自把債票售與第三國，應該向美國政府交涉，由中國償還該公司已經用去的款項，宣布廢止合同。這個消息傳出來，首先是湖北、湖南、廣東三省與粵漢鐵路直接有關的人民，立刻湧現了籌款贖路的熱潮。這股熱潮立刻波及全國，一九〇四年，全國成立民辦鐵路公司的省區竟達十三省之多。 由於中國人民發出憤怒的呼聲，並且堅持廢約的主張，清政府不得不授權張之洞辦理對美國的交涉，美國政府也不得不同意與中國進行廢約的談判。 在談判的過程中，美國官方曾用種種手段企圖達到拖延和終止談判的目的。開始美國駐華公使洛克希爾屢次謊報美國政府，硬說廢止合同只是張之洞一個人的主張，不是清政府的主張，美國政府不應該同意進行這個談判。中國駐美使節梁誠跑到鄉下找到正在休假中的羅斯福總統，說明張之洞是中國政府所派的全權代表，羅斯福總統才同意張直接與合興公司勝行談判。在與合興公司進行談判的過程中，美國方面的刁難、狡獪與翻雲復雨的態度是使人不能容忍的。最後，梁誠賄通了該公司的總經理惠惕爾與該公司的律師福士達（福士達曾任美國國務卿），才以六百七十五萬美元的大代價贖回了僅僅修成一百多華里長的一段鐵路。 當時頗有風傳，張之洞打算向英國借款來進行贖路，這就說明張之洞主張贖路的動機是代表英國的利益，而不是為了維護中國的路權與經濟權。中國人民既然不容許美國商人移花接木的鬼蜮伎倆，也就不會容許買辦官僚拒虎進狼的賣國勾當。中國人民堅決主張中國鐵路為中國人所有，由中國人自己備價贖回。 張之洞對全國人民的籌款贖路運動不是採取領導與鼓勵的辦法，而是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最後，竟然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實行了他向香港政府借款一百一十萬鎊贖回粵漢鐵路的預定計劃，並在借款合同上把粵漢鐵路的優先承辦權許給英國。 就在這一年，日俄戰爭結束，帝俄因戰敗把南滿鐵路的主權讓渡給日本。這個接連戰勝中俄兩個大國的新起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在美國的扶植下壯大起來的，在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中，美國曾經給日本以多方的幫助。原來，自從美國艦隊衝破日本的鎖國政策後，美國財閥就一直支持日本的維新運動，其目的是要培養日本作為美國侵略亞洲的跳板和助手。美國曾屢次唆使日本出兵侵略朝鮮、台灣和琉球。中日甲午之役，美國偽裝中立，暗中支援日本，拒絕出面調停。一直到日軍渡過鴨綠江，俄、德、法三國將要採取干涉行動時，美國才勸它適可而止，並且出面來進行有利於日本的調停。當時擔任日本外相的陸奧宗光，在所著《蹇蹇錄》一書中，一再提及「日本政府深依美國政府之厚意」。日俄戰爭發動後，美國除代籌日本戰費外，還警告德法兩國不得援助帝俄，否則美國將和英國一道援助日本。後來美國出面調停日俄戰爭，其動機也是為了解救日本的經濟危機和外交孤立。日俄戰事結束後，美國向日本索取報酬，建議由美國出資向日本收買南滿鐵路，向帝俄收買北滿鐵路，然後把整個滿洲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銜接到歐洲，這就是所謂「世界大鐵路計劃」，也就是美國侵略中國和帝俄，侵略亞洲和歐洲的狂妄計劃的主要組成部分。 但是，出於美國政府的意料之外，日本開始雖然表示接受，不久又表示堅決拒絕。這是由於日本視中國東北為其勢力範圍，不容他國染指，並且它本身也正抱有侵略中俄兩大國和侵略亞洲的很大野心。從此，在遠東舞台上出現了翻雲覆雨之局，日美兩國由狼狽為奸的朋友變成了針鋒相對的敵人。 一九〇七年，美國駐奉天總領事司戴德與奉天巡撫唐紹儀商妥了由美國出資修築一道由新民屯到法庫門的鐵路。清政府對這個問題是無可無不可的。由於當時美國正處於經濟恐慌中，加上日本的反對，這個計劃不能實現。但是美國還不死心，一九〇八年，司戴德又與唐紹儀簽訂了由美國投資組織「東三省銀行」開發東北的秘密協定。這個協定由於西太后和光緒的死亡及日美訂立了「羅脫高平協定」，也落空了。 一九〇九年，司戴德和英國濮蘭德與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簽訂了「錦璦鐵路借款草約」。隨後，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向中、掃、英、法、德、俄六國提出一個「滿洲鐵路中立化」的備忘錄，建議組織國際銀行團借款給中國政府，由中國政府向日俄兩國贖回南北滿鐵路，交由國際共同管理，並由國際銀行團繼續投資建築滿洲地區的未成路線。這是美國企圖聯合其他各國共同對日俄兩國施以壓力，使中國東北的一些「權益」由獨占變成共管，而美國勢力在共管的幌子下得以伸入滿洲的一種偷天換日的計劃。 這個建議事前沒有與有關各國進行協商，突然地提出來，在世界外交史上開了一個無比狂妄的例子，引起了各國的驚疑。由於日俄兩國表示堅決反對，而英、德、法三國又並不熱心支持，美國放了這個空炮，就使它在遠東的威信受到一次嚴重的打擊，就使日本看穿了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具有言大而夸、脫離實際的作風，就使日俄兩國在滿洲問題上化敵為友，共同對付美國。從此日美兩國在遠東方面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美國並不甘心從此罷手。清政府曾根據張之洞與香港政府所訂的合同原議，首先向英國借款修築粵漢鐵路，由於英國提出來的條件過於苛刻，乃轉而與德、法兩國政府接洽，英國政府又不答應，最後由英、德、法三國政府商妥組織三國銀行團，共同投資。美國得知這個消息，就要求加入，於是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四國在巴黎成立了四國銀行團。此後，一九一〇年十月，美國與清政府又商訂了「改革中國幣制及振興東三省實業」的五千萬美元的借款草約，這個消息傳出來，英、德、法三國政府立刻搬用了美國政府在中國問題上所慣用的「機會均等，利益均沾」等字眼，要求參加，美國為了鞏固四國銀行團，也就把這個借款改為四國共同投資了。 這四個帝國主義國家由互相競爭終於取得最後妥協，組成了排除日俄兩國的對華借款的聯合陣線。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清政府與以壟斷對華借款為目的的四國銀行團簽訂了一千萬英鎊的「幣制實業借款」，五月二十日又簽訂了六百萬英鎊的「粵漢、川漢鐵路借款」。 六　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四川官吏屠殺和平請願人民 清政府宣布的鐵路國有政策是：凡以前經政府批准由人民自行籌款修築鐵路的定案，一律取消，違者以抗旨論。很明顯，抗旨就是「大逆不道」，根據「大清刑律」，這個罪名是要殺頭的。同時，全國人民清楚地認識到：所謂國有就是帝國主義所有，就是不許中國人過問自己的財產，只能交出來讓皇帝拍賣給帝國主義。這樣，就使中國人民的救亡運動與清政府的賣國政策之間的矛盾，發展到即將爆發的新階段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終於發出最後的吼聲了。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四省人民首先要求「誅賣國賊盛宣懷以謝天下」，並且提出了「路存與存，路亡與亡」的響亮口號。這四省都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堅決反對「國有」其名、帝國主義所有其實的鐵路國有政策。這股浪潮非常迅速地衝擊到全國各地區，自城市到鄉村，自海濱到山地，人人都感到大禍臨頭而下了死中求活的決心。 有關各省的督撫在人民的威力下嚇得發抖。他們害怕「官逼民反」，紛紛電請從緩執行鐵路國有政策。有恃無恐的清政府嚴旨申斥，責成他們採取嚴厲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 保路風潮表現得最突出的是四川。八月二十四日（七月初一日），成都各界人民用罷課、罷市、抗捐等具體行動抗議清政府的賣路、賣國政策。這個運動有代表地主紳商利益的君主立憲派參加，因為地主資產階級手中握有大量的鐵路股票，鐵路收歸「國有」後，清政府規定原有股款要打折扣發還或者暫不發還，嚴重地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利用人民群眾火一般的愛國熱情，利用人民群眾排山倒海的力量，企圖迫使清政府收回鐵路國有的成命，以保障其階級利益，但又害怕人民群眾的行動超過他們的目的範圍，使他們捲入漩渦蒙受「造反」的罪名。因此，他們利用諮議局這個「民意機關」和保路同志會這個組織，竊取了人民保路運動的領導權，從而使這個運動按照他們的目的與計劃來進行。在人民大示威的一天，他們指使商民在各人自己的門前供奉光緒帝的牌位，並「舉哀號哭」，其目的是要把這個運動與民主革命運動區分起來。 成都將軍玉昆、四川總督趙爾豐看見人民的聲勢如此浩大，也聯名電請清政府維持民辦原案。清政府正想找個地方「開刀」，除了照例地嚴旨申斥外，還命令他們加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的人民一頂「亂民」的帽子，准其「格殺勿論」。它還怕這兩個人屠殺人民的勇氣不夠，又派自告奮勇的滿族大臣端方為川粵漢鐵路督辦，叫他在路過湖北的時候，抽調一部分新軍帶到四川去「格殺亂民」。 九月七日（七月十五日），成都各界人民推舉代表到總督衙門請願，阻止端方帶兵入川。趙爾豐碰了皇帝的大釘子，正在氣頭上，而且他必須找一個機會向人民開刀才能挽回清政府對他的信任，因此設計誘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胡嶸、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等。聚在衙門外的人民要求立刻釋放被捕的代表，這又激怒了趙爾豐，竟然命令統領田徵葵下令開槍，並調來騎兵向人叢中衝鋒，人民死傷很多。全國人民在這次慘案中受到了一次血的教訓。 成都人民的保路運動，是和平請願的性質而不是武裝起義的性質。在君主立憲派參加和指導之下，這個運動被塗上了一道改良主義的色彩。但是清政府官吏對手無寸鐵的人民，採取了衝鋒作戰的姿勢，進行了瘋狂的屠殺，還覺得做得不夠，又從外面派來更兇惡的劊子手，準備擴大這種屠殺。因此，成都血案發生後，四川人民很快地脫離了君主立憲派的和平請願軌道而向武裝起義的方向發展。成都附近各縣民團紛紛集合進攻省城，與政府軍進行了一個多月的頑強戰鬥，雙方互有死傷。趙爾豐終於用他的血償還了人民的血債。 十一月二十八日，（十月初八日）端方在四川資州為他所統率的新軍所殺，並將其首級函送武昌。這是辛亥革命時滿族大員被殺的第一人。先是一九〇九年，端方調升直隸總督的時候，於光緒移靈時，在隆裕後的行宮攝影，犯了大不敬的罪被革職。一九一一年八月，他想利用機會開復官職，奏劾四川總督趙爾豐性情庸懦，對四川人民保路運動沒有採取嚴厲的措施，果然清政府派他為川粵漢鐵路督辦，命他便道由湖北抽調新軍一協，帶往四川鎮壓人民。他走進四川填界時，又派他署理四川總督，武昌起義就在這時爆發。十一月二十八日，他行抵資州，所統新軍忽告譁變，要借他的頭向武昌革命軍政府獻功。他痛哭求饒，自稱他是姓陶的漢族[14]，但終於不能取信而被殺。端方死後，跟隨他到四川的第三十一標標統曾廣大畏罪潛逃。 以上事件說明，反動政權所恃以維持其腐朽機構的，只是殘暴的屠殺手段與無恥的欺騙政策。當人民的力量表現得非常強大的時候，它就舍前者而取後者，但當它自以為它有力量足以控制全局或者取得外援的時候，它又舍後者而取前者。向反動政權和平請願是得不到任何東西的。 四國銀行團大借款是清政府滅亡的直接導火線。清政府投靠帝國主義，原想解救其滅亡，結果反而加速了它的滅亡。清政府的瘋狂屠殺，不僅嚇不倒人民，反而使它自身淹沒在人民群眾的血泊中。 * * * [1]　經正學堂與明德學堂同為湖南教育家胡元倓所辦，後來合併於明德。 [2]　楊度經常向人談及，孫黃二人由他介紹相識，言之鑿鑿。但據其他有關記載，有謂孫黃系由日人宮崎寅藏介紹相識。似以前說為近。 [3]　光復會是江浙教育界的反滿秘密組織，1904年成立，參加人士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吳敬恆、徐錫麟、馬宗漢、陳伯平、秋瑾等。 [4]　汪兆銘字精衛，又字季新。他的祖先為安徽婺源縣人，後遷居浙江山陰縣，他的父親汪琡宦遊廣東時才改入廣東番禹縣籍。1903年汪考取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官費生），一年半畢業，即以自費生升入專科。1905年他二十三歲，到橫濱想加入保皇黨，因為沒有碰到梁啓超，就回到東京，與朱執信一同加入了同盟會，為同盟會的評議員之一。 [5]　同盟會認為向端方告密的人是劉師培和他的妻子何震。劉是光復會會員，曾因鼓吹革命亡命到東京。何震是在東京很出名的「交際花」。他們結婚後，劉就回到南京做了端方的「門下士」。其實，劉所出賣的是浙江同盟會會員張恭，時在1909年。辛亥革命時，劉在四川擔任國學院的講師，革命黨人要置其於死地，章太炎打電報把他救出來，並且推薦他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教授。 [6]　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縣人。早年曾參加譚嗣同、唐才常、皮錫瑞所創立的南學會。戊戌年以新黨嫌疑被清政府「發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但是常德知府朱其懿認為他是個人才，派為西路師範傳習所體操教員，並把自己的妹妹朱其慧許配給他。湖南巡撫趙爾巽也很器重他，以「興學有功」奏請開復他的功名，以此得派為江蘇候補道。此次跟隨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則出自端方的薦舉。 [7]　關於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往日書刊均寫作「考察憲政」，據五大臣隨員陳堯甫談，此中有一字之差。由於西太后惡聞「立憲」之名，五大臣出洋時稱「考察政治」，而當他們回國後，由於大勢所趨，才將「憲政」之名公開。陳堯甫原名陳毅，四川人，解放後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員。為避免與市長陳毅同名，故廢名存字。 [8]　袁與安徽人何仲璟為兒女親家。此時何仲璟已死，何頤臣是他的兄弟。 [9]　1885年袁任駐朝「總理交涉通商事宜」時，朱爾典在英國駐朝公使館任館員，從此時起，兩人過從甚密。 [10]　淞滬鐵路於1876年通車，因壓死中國士兵一人，引起沿路人民的憤怒。1877年由清政府備價二十八萬五千兩贖回，將路軌及車廂拋在打狗港中。 [11]　唐胥鐵路是招商局的運煤鐵路，1881年造成，比世界上通車最早的鐵路晚了五十年。在修路過程中，曾因守舊派作梗而一再停工。1888年，該路延長到天津，改稱唐津鐵路。 [12]　蘆漢路原議由蘆溝橋修到漢口，是京漢路的前身。 [13]　盛宣懷是中國最早的買辦階級。湖廣總督張之洞為了要彌補漢冶萍公司的虧空，把他提拔起來。 [14]　他生前別號陶齋，因此冒稱漢族陶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