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三章　袁世凱高升直隸總督

一　袁派段芝貴率「巡警營」接防天津。袁奏請設「中央練兵處」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袁接任直隸總督之初，洋兵在天津尚未撤退，他只得在直隸省會保定府設立總督衙門，並設督練公所主持訓練新軍事宜。袁自兼公所督辦，下設三個處，以段祺瑞為參謀處總辦，馮國璋為教練處總辦，劉永慶為兵備處總辦。由於袁自己當上了北洋大臣，他所練的兵從此稱為北洋新軍而不再稱「武衛右軍」了。< 這一年北洋軍成立第一協時，袁委王士珍為協統兼直隸全省操練營務處督理。袁曾經規定，新軍高級將領必須由考試中選拔，以示「用人唯公」。王士珍就是經過考試當上第一協協統的。同一年北洋軍又成立了第二協，馮國璋也因考試及格被派為第二協協統。袁對北洋三傑，一貫保持平衡發展，此時王、馮二人都已升了協統，段祺瑞仍然屈居下曹，不免怏怏不樂。不久北洋軍又要成立第三協，袁恐段還是考不上，就在考試前私通關節，以保證他能夠通過這一關。後來段向人說他「受恩深重，沒齒難忘」。王、馮二人聽了這句話，不免暗中好笑，因為他們考協統時，也都不是沒有受過這種深重之恩的。 一九〇二年八月，天津洋兵經過交涉後開始撤退。根據《辛丑條約》，中國不得在天津周圍二十里內駐兵。天津如不駐兵，就將無法行使政權。虧得袁世凱詭計多端，想出了個改頭換面的辦法，從新軍各營中抽選精兵三千人改編為「巡警營北段」，派他的乾兒子段芝貴統率，開往天津維持秩序。隨後洋兵分批由北塘、塘沽、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撤退，袁將「巡警營北段」擴編為若干大隊、分隊，陸續開往各地接防。這種「化軍為警」的把戲，當然瞞不過洋大人，但是袁世凱是他們信得過的寵兒，有了這支反革命武裝代替洋兵「維持秩序」，他們也就樂得睜眼閉眼而不加以挑剔了。 袁在直隸成立新軍三個協，已經接近了一省練兵的飽和點。他的野心很大，還想染指於全國範圍的練兵工作。一九〇三年，他以「全國軍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為由，建議清政府成立「中央練兵處」，並極力推戴慶親王奕劻主辦其事，自己甘做副手。這是他既要擴充私人武力，又要避免皇室疑忌的「一箭雙鵰」之計。清政府同意後，於十二月四日下令成立「練兵處」，派奕劻為督練新軍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又派滿族鐵良襄同辦理。 袁還移住天津，當然不能到北京去辦公，就奏調當時任商部左丞的老朋友徐世昌為練兵處提調。練兵處下設立三個司，軍令司正使段祺瑞，副使馮國璋；軍學司正使王士珍，副使陸建章；軍政司正使劉永慶，副使陸嘉穀。這些人一色都是袁的爪牙。此時榮祿已死，慶親王奕劻成了掌握清政府實權的宰輔。奕劻與其子載振一起賣官納賄，貪污瀆職，素有「慶記父子公司」之稱，袁世凱早已用重金收買了他。用一個昏庸貪污的親王做掩護，來打下北洋軍的基礎，這是當年袁的一個如意算盤。 二　北洋六鎮先後建成。袁派段祺瑞恢復「北洋武備」，又派趙秉鈞主持建警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戰爭在中國領土上爆發。日俄戰爭是中日戰爭引起的後果。 原來，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中國戰敗後被迫割讓遼東半島與日本，使帝俄鯨吞東北的計劃受到頓挫，因此帝俄勾結德、法兩國採取聯合行動對付日本。德國在歐洲原為俄、法兩國的「宿敵」，為了要把帝俄的軍事力量引向遠東，同時德英兩國在侵華問題也有矛盾，德國想支持帝俄來削弱英國。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俄、法、德三國提出照會，強迫日本將遼東半島交還中國。此時中日戰爭結束不久，日本國力空虛，被迫同意由中國備銀三千萬兩贖回遼東半島，這便是近代史上所稱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 奇怪的是，對於「三國干涉還遼」，李鴻章認為是他所主張的「以夷制夷」政策的輝煌成就，把別有用心的沙皇當作仗義執言的好友，步步入其迷魂陣中。一八九六年，清政府派李鴻章為特使到俄國，祝賀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禮，沙皇向之索取「干涉還遼」的報酬。同年六月三日，中俄雙方秘密簽定了《中俄禦敵互助條約》（即《中俄密約》）。這個條約表面上是中俄兩國針對日本的軍事同盟，中國承認了帝俄在東北的軍事特權和經濟特權，同意了由俄華道勝銀行出資修築由西伯利亞接通海參崴的北滿鐵路，其實，這是個地地道道的「張松獻地圖」的賣國條約。李鴻章回國後，還洋洋得意地聲稱：「有了《中俄密約》，中國至少可有二十年的太平」。 帝俄干涉還遼根本不是出自國際間「仗義執言」的動機，而是以笑臉欺騙中國，乘機奪取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得的部分「權益」，這不但引起了日本的刻骨仇恨，同時也引起了英美兩國的嚴重關注。英國立即拉攏日本做它共同抵制帝俄和侵略中國的幫手。美國早有插手東北的野心，也跳進圈子來支持英日，反對帝俄。這樣一來，環繞著爭奪中國東北的問題，國際舞台上出現了以英、美、日為一方與俄、法、德為另一方的敵對形勢。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以山東鉅野教案為藉口，派遣軍艦強占了我國東海重鎮膠州灣，我國朝野大為震動。李鴻章奉命親赴俄國公使館乞援。帝俄乘人之危，以履約援華為名，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派艦強占了旅順、大連，次年又強迫清政府與之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從此沙皇便有將中國東北變為「黃俄羅斯」的一種野心。 一九〇四年二月六日，一場旨在爭奪中國領土的戰爭，終於在東北地區爆發了。清政府非但無力保護本國領土主權和東北人民的生命財產，反而恬不知恥地宣稱中立，好像日俄戰爭不是在我國領土上進行似的。 曾經炮製中俄密約的沙俄財政大臣韋特，多次到清政府駐俄使館，逼迫出使俄國大臣胡惟德電達清政府，要求履行《中俄密約》，對日宣戰，胡託病不與會面。 日俄戰爭開始後，帝俄在軍事上受到挫折，國內又爆發了二月革命，形勢非常不利。另一方面，日本雖然戰勝帝俄，但因實力消耗太大，也有難乎為繼之勢。美國趁機出任調停。一九〇五年九月，日俄兩國代表在美國朴茨茅斯城舉行會議，簽訂了日俄和約。俄國被迫將東北南部旅順、大連租借地，長春、大連間的南滿鐵路以及租借地，連同鐵路有關的一切權利讓與日本，而保留自己在東北北部的權利。從此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形成了勢均力敵地劃分勢力範圍的局面。 但是，東北問題並未從此解決。此後美國企圖染指東北，又與日本發生了深刻矛盾，日俄兩國化敵為友，共同對付西方國家，這種明爭暗鬥的變局，下文另有說明。 日俄戰爭爆發時，袁世凱以「邊防吃緊，兵力不敷分配」為由，建議在全國成立新軍三十六鎮，先在北洋成立六鎮。清政府同意後，他首先將原有北洋「左」「右」兩鎮募足員兵，正式成立北洋第一、第二兩鎮，以王英楷、吳長純分任統制。隨後又將開往天津等處維持秩序的「巡警營北段」擴編為北洋第三鎮，以段祺瑞為統制。 一九〇五年從二月到六月，袁又繼續將原有「武衛右軍」及北洋新軍混合搭配成立北洋第四、第五兩鎮，以王士珍、吳長純[1]分任統制。 「巡警營北段」是袁建立北洋軍的「老本錢」，其中各級帶兵官隨袁最久，因此袁對第三鎮特別重視。一九〇五年第三鎮駐防娘子關時，一次舉行會操，有一士兵被洋教官「掌頰」，不料此人性如烈火，立即回敬了一個老大的耳光，打得那位洋教習面紅耳赤，不禁沖沖大怒。他一定要辦該鎮最高帶兵官以「管教不嚴」之罪，因此段祺瑞被撤職，袁派段芝貴繼任統制。不久事態平息，段芝貴外放黑龍江巡撫，袁又叫段祺瑞復任第三鎮統制。 一九〇二年袁世凱開始編練「北洋常備軍」時，清政府挑選在京各旗兵丁拼湊為四營，名叫「京旗常備軍」，駐紮保定，由皇族直接統率。一九〇三年六月四日，清政府將「京旗常備軍」交袁世凱負責訓練，另派戶部右侍郎鐵良（滿族）為會辦，候補五品京堂那晉（滿族）襄理營務。這一事件說明：清政府對漢族練兵仍有顧忌，同時訓練一支滿族軍以分其勢。 一九〇四年九月十二日，清政府根據袁世凱的建議，命令全國各省仿照北洋常備軍的先例，普遍編練新式陸軍，統一營制餉章。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袁又提議統一全國軍隊番號，規定原有常備各鎮一律改稱陸軍各鎮。 此時，「京旗常備軍」也在加緊擴充，於一九〇五年五月編製成鎮，以鳳山（漢軍鑲白旗人）為統制，曹錕、朱泮藻分任協統，負責警衛京畿禁區。在全國新軍統一番號時，這支皇族軍當然名列前茅稱為北洋第一鎮，原北洋第一鎮改稱第二鎮，第二鎮改稱第四鎮。第三、第五兩鎮番號不變。第四鎮改稱第六鎮。至此，北洋六鎮正式建成，全軍兵力近七萬人。 在北洋軍不斷擴充的過程中，各鎮統制經常調來調去，段祺瑞就先後擔任過第三、第四、第六等鎮的統制。這一事實說明：袁的疑忌心也是極重的，他既要把北洋軍造成為私人武力，就不能允許別人在他的手下造成另一系統。這就是他不叫各鎮統制久於其任的原因。 由於北洋軍擴充得太快，各級軍事幹部的需要量日益增加，三個隨營學堂遠遠不能適應這一形勢的要求。同一時期，全國棄文習武的風氣已經大開，從日本士官學校及各省武備學堂畢業出來的武學生，都是各省督撫用以補充軍事幹部的來源。但袁不肯從這些方面吸收軍事幹部。他一心一意地要把北洋軍造成為個人的武力，顧慮到來自各方的軍校學生有著各種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思想情況，不可能成為他的忠實可靠的奴才。他決心另立一個自己的軍事學校，作為培養北洋軍各級將領的基地。因此派段祺瑞負責恢復北洋武備學堂，並將該校分為高、中、初三級，由初級到高級的培養期共需十二年。此外還附設了一所速成學校為短期訓練之用。 以前袁除了用金錢收買的方法外，還慣於採取援引世誼和拜老師的方法，把有權有勢的人拉過來供他利用。此時他自己也是個有權有勢的「大人物」了，因此，對於地位、名望與之相等的王公大臣，用結為兒女親家或拜把兄弟的方法，以加強其聯繫與聲援；對於由武備學堂畢業的學生，則用收為義子或門生的方法，使他們死心塌地地做他的工具和爪牙。對於一般北洋軍的兵士，則指使私黨在各營中供設他的長生祿位牌，並且經常地向兵士們進行一種麻醉宣傳，把袁宮保說成是大家的衣食父母，「有了這位衣食父母，大家就不愁沒有升官發財的機會」，藉以養成其「只知有袁宮保而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 袁在大刀闊斧建立北洋六鎮的同時，還先後在保定與天津兩地創辦了專門培養警察人才的巡警學堂[2]，派趙秉鈞為總辦。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突然發生了桐城人吳樾行刺五大臣的案件[3]，清政府大為震恐。袁乘機建議成立巡警部以加強對人民的鎮壓，並推薦老朋友徐世昌任該部尚書，趙秉鈞任右侍郎，原在北京辦警務的皇族肅親王善耆任左侍郎。 趙秉鈞（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字智庵，河南汝州人[4]。二十歲隨左宗棠入新疆，以功升任巡檢。三十二歲到直隸後，歷任典史、保甲局總辦等職，深為李鴻章所賞識，委為淮軍前敵營務處，兼統巡捕三營。袁繼任直隸總督後，一直叫他負責警務工作。 趙秉鈞為人陰險、狠毒，搞特務工作十分內行。他任巡警部侍郎後，一手控制北京警政大權，肅親王善耆根本不是他的對手。這樣，清政府的警權也就落在袁世凱的手裡了。 袁又將直隸境內淮軍進行整頓，改編為前、後、左、右、中五路共三十九營，命名為北洋巡防淮軍，派提督夏辛酉、張勳統率。 袁世凱手握北洋軍警大權，加上還有督辦鐵路、電政、商務等等頭銜，堪稱「權傾一時」。他的老朋友、老部下徐世昌、唐紹儀、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之流也都跟著「水漲船高」，成為風雲人物。同時，原屬李鴻章系統的楊士驤、趙秉鈞、朱家寶、孫寶琦等人趕來依附，他自己又網羅了張鎮芳、梁士詒、周學熙、楊度等，迅速地形成了以他為首的一個封建軍事政治集團，因此當時的天津總督衙門有「第二政府」之稱。 三　滿族親貴對袁的猜忌。彰德秋操後袁被迫交出北洋四鎮 袁世凱深知古往今來「居高思危」的歷史。清政府以少數民族統治中華，對漢族時存猜忌之心。儘管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之流，曾經出死力替他們打天下，尚且因位高權重而惴惴不安，不得不深自斂抑以求保全性命，所以袁在浮沉宦海一帆風順之中，經常保持高度警惕，儘可能地拉攏清朝貴族出面來和他共同主持練兵，利用這些人作掩護，以減少清政府對他的猜忌。如在山東巡撫任內，他奏調旗籍道員蔭昌「佐贊軍務」；在署理直隸總督時，挑選八旗子弟三千人參加訓練，並奏保旗籍道員鐵良為京旗練兵翼長，參預訓練新建陸軍事宜；實授直隸總督後，又建議成立京畿督練新軍處，推奕劻為督練大臣而願自居其次。這些事件，說明他在這方面是用了很大的心機的。 由於北洋軍擴充得太快，袁的兵權太重，儘管他善於運用滿族親貴打掩護，終不能不引起一部分滿族親貴的疑忌心。早在小站練兵時，就有滿族親貴說過他的壞話，並且指使御史參劾過他。到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朝廷中滿族親貴排擠漢族官員的風潮進一步發展了，袁就感到個人危機迫在眼前。 一九〇六年九月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後，隨即在海淀召開了改革官制的會議，作為推行憲政的一出開鑼戲。袁世凱以政務大臣參加了這次會議。 說也奇怪，一八九八年袁以出賣「君憲派」起家，一路扶搖直上，從一個三品道員，在短短三年之間，升至北洋大臣，可是這次參加海淀會議，他忽搖身一變，成了個擁護立憲最力的促進派，這種急角度的大轉變，使得局外人莫測高深。其實，說穿了並不稀奇。此時西太后已屆風燭殘年，這座冰山早晚必倒，如果光緒恢復皇帝大權，袁就有身首異處之危。相反，如果中國提早立憲，皇權受到限制，他不但可保身家性命，甚至還可進一步競選責任內閣，把政權抓得更牢靠些。另一方面，他的對手滿族少壯派鐵良、良弼之流，早就對他懷有戒心，想借改革官制之機，排斥這個權傾朝野的漢族大臣，以實現其以滿族親貴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於是他們向袁開火了。 九月三十日，袁世凱與鐵良在會議上發生了針鋒相對的爭論。袁主張成立內閣以替代軍機處，鐵良則提出了設立陸軍部以控制全國軍權，大臣不得兼職過多等建議。 有名的彰德秋操在這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舉行。清政府指定安陽、湯陰、淇縣之間的一個地點舉行南北新軍的大演習，參加會操的北軍為第五混成鎮和第一混成協，由第三鎮統制段祺瑞指揮，南軍為第八鎮和第二十九混成協，由第八鎮統制張彪指揮。會操時間定為四天。清政府指派袁世凱、鐵良為校閱大臣，並以署軍令司正使王士珍為總參議，署軍令司副使哈漢章為中央審判長，軍學司正使馮國璋為南軍審判長，軍學司副使良弼為北軍審判長。各省觀操大員一律被派為審判員。應當說明：彰德秋操的校閱大臣有一個漢族，再加上一個滿族，南北兩軍的審判長也是滿漢各一，這就是滿族不放心漢族掌兵而隨時派人密切監視的具體表現。滿族出馬的鐵良和良弼，正是排斥漢族最力、疑忌袁世凱最深的核心人物。袁慣於用私恩收買別人做他的工具，他曾多次保薦鐵良，但鐵良升官後，並不買他的賬；良弼剛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時，袁請他任第六鎮的標統，按當時規定，士官生畢業回國後，通過考核，最優者只能做到守備，一般只有千總銜，當個管帶就算很不錯了，一下子做到標統則是極少見的。可是良弼始終沒有到差，表示他不肯接受袁的私恩。 袁與鐵良關於官制改革的爭論，因彰德秋操而暫告停火。秋操結束不久，十一月六日，清政府正式發表厘定官制，否定了袁的成立內閣的主張，仍舊保留軍機處，採納了鐵良集中兵權的意見，將兵部改為陸軍部，統率全國軍隊，將中央練兵處併入陸軍部。次日又發表鐵良為陸軍部尚書。 袁是個善觀風色的人，敏感地覺得政治氣候對他不利。此時他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清政府，但又不願將經營多年的血本全盤拿出來，於是使用了「能屈能伸」的手腕，上奏清政府，自請開去除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以外的所有兼職，又主動交出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鎮的兵權，建議改歸陸軍部直轄，但又藉口直隸防務重要，要求將駐紮直隸境內的第二、第四兩鎮仍舊歸他統轄，以便繼續施以訓練。 袁的奏摺上去才幾天，清政府連表面上的挽留也沒有，就馬上批准了他的請求，並且進一步指出，二、四兩鎮只是暫時歸袁統率，不久還得交還給陸軍部。次年七月，清政府成立「近畿督練公所」，以鳳山為訓練大臣，接管了四鎮兵權。由此可見，清朝貴族奪取袁的兵權是蓄謀已久的，如果袁不見機自動交出大部分兵權，他的個人危機將是很嚴重的。 袁手中仍然握有兩鎮兵權，滿族貴族對他仍不放心，不斷指使言官上疏彈劾。一九〇七年九月，清政府開去袁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職，內調他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 當然，按照官制，軍機大臣比總督的地位更高，漢人做到軍機大臣，就算登峰造極。但是，清朝官場中有一種「明升暗降」的作法，這個作法是：削去你的實權，把你擺在一個大而無當的空位子上。袁從總督的職權中取得兵權，此時開去總督，他就不能統轄軍隊而成為一個赤手空拳的大人物了。幸而對他存不利之心的只是部分親貴，西太后仍然沒有懷疑他的「忠誠」，另一部分被他收買和互通聲氣的滿族重臣如奕劻之流，對他仍然保持聯繫。同時，他的朋友、親信、部下依舊掌握著一些部門及北洋軍的實權，因此，袁在朝廷中還能站得住腳。 四　北洋派的附屬軍——東三省和兩廣的軍事派別 為了集中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全國軍事派別的有關資料，現將北洋派的附屬軍——東三省和兩廣的軍事派別附帶寫在這裡。 前面講過，清政府原來規定，在建立新軍的同時，逐步地將全國舊軍——綠營、練軍、巡防軍等——裁汰改編，最後達到以新代舊。他們沒有想到建軍工作會帶來舊軍與新軍、中央軍與地方軍之間的尖銳複雜的矛盾。 當時，以數量論，全國舊軍遠遠超過新軍。舊軍軍官大多由行伍出身，毫無軍事學識，甚至目不識丁。他們視軍隊為其個人升官發財的階梯，有了軍隊就可以呼朋引類，為非作歹，剋扣軍餉，貪污腐化，為所欲為。如今聽說朝廷要建立新軍，以新代舊，這就無異於要奪去他們的命根子，當然拚死反抗。另一方面，舊軍的弟兄們（兵士）看見新軍的餉銀比他們優厚得多，裝備也比較齊全，不免眼中冒火，忿忿不平。有些地區新舊軍發展到互相敵對，奉天新舊軍的情況就是一例。再則，在清政府風雨飄搖的最後年代裡，除北洋軍而外，南方各省所招練的新軍，大多傾向民主革命，而舊軍官兵的頭腦比較簡單，只要給以升官發財的機會，他們就可以唯命是從。清政府有鑒於此，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對於以新代舊的計劃，並未認真執行，甚至不少省區採取了「以舊防新」的方針，推遲了建立新軍的步伐。 各省舊軍後來發展較快較大，在軍事力量對比上占了上風，甚至「變舊為新」的，有奉天的張作霖和張勳、兩廣的陸榮廷和龍濟光等。 東三省處於對日俄兩國的國防第一線，清政府又視為發祥之地，特別加以重視。自一九〇五年起，東北歷任長官趙爾巽、錫良、徐世昌等都奉到清政府的命令，把建立新軍、整頓舊軍、鞏固國防作為他們的重點工作。 一九〇五年，東三省還沒有進行官制改革，駐在奉天的盛京將軍趙爾巽就等於後來東三省總督的地位。他成立了兩個軍事領導機構，一個是主持訓練新軍的督練公所，名義上由他自己兼任總辦，實際負責人是他所物色到的剛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總參議蔣方震；一個是主持整頓舊軍的巡防營務處，以行伍出身、年近七旬的老將張錫鑾為總辦。 張錫鑾字金坡，浙江杭縣人。他的父親是駐防四川的一個舊軍官。他幼年跟隨父親練武功，騎術槍法都很精。二十歲在武昌投軍，後來一步步爬到高級將領的地位。他綽號「快馬張」，橫行關外的「紅鬍子」[5]都很害怕他。在他手裡招撫過兩個著名的「紅鬍子」頭目——張作霖和馮德麟。張作霖急於往上爬，曾拜「快馬張」為義父，並且自告奮勇去「剿辦」不肯受撫的同道中人。清朝規定，凡願受撫的「盜匪」，都必須覓具殷實保人，保證他們日後不反水。替張作霖作保的是南澳鎮總兵段有恆——段芝貴的父親。 此時關外還另有一支舊軍，就是一九〇〇年「護駕有功」，取得西太后的信任，由北洋巡防軍統領升任淮軍翼長的張勳。 張勳（一八五四——一九二三）字紹軒，江西奉新縣人。他出身貧寒，早年父母雙亡，投身同縣大官僚許振禕[6]家中做童僕，因偷竊財物被逐出。一八八四年在長沙參軍，隨軍到廣西參加了中法戰爭，以功升為守備，後又改投廣西提督蘇元春任參將，與同僚陸榮廷結拜為兄弟。蘇元春派他攜款到上海購買軍火，他將此款狂嫖闊賭揮霍殆盡，有人勸他「開小差」（逃走）了事，他不以為然，仍回廣西自首待罪。蘇元春表面上對其處以極刑（死刑），暗中卻放他逃走。一八九四年他投奔毅軍宋慶部，參加了甲午之戰，戰後回天津結識了袁世凱，他又改投袁的「新建陸軍」任工兵營統帶。他隨軍到山東任淮軍副將。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役，袁世凱叫他帶兵北上去「勤王」，卻又叫他避免同洋兵作戰。他曉行夜宿，一路上飽受風霜之苦，好不容易走到直隸磁州才碰上了兩宮鑾駕，西太后升他為淮軍翼長[7]。後來調到奉天北部昌圖府剿匪，又以功升任「奉軍遼北總統」。 蔣方震剛到奉天時，年方二十六歲。一個喝過洋墨水鍍過金的留學生，從南方跑到東北來，一步登天主持訓練新軍的工作，因此舊軍視為眼中之釘。他到職不滿三個月，張作霖就屢次要找他拚命。趙爾巽既要保全新軍幹部，又不敢制裁舊軍頭目，於是派蔣到德國實習陸軍，而以田中玉繼任督練公所總參議。 田中玉，字蘊山，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小站舊人。曾任北洋第二鎮第四協協統、北洋教練處總辦。一九〇六年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時，奏調他到廣東編練新軍，任為混成協協統。不久岑春煊去職，接任總督的周馥與田不和，田遂受聘到奉天任趙爾巽的總參議。 趙爾巽、張錫鑾將奉天舊軍整編為四十營，統稱「奉軍」，按防地分為八路，張作霖被任為前路統領。 袁世凱的老朋友徐世昌直線地往上爬，一九〇七年東三省改革官制時，他外放為第一任東三省總督。袁的另一個老朋友唐紹儀也做到奉天巡撫。此外，吉林巡撫朱家寶也是袁的私黨。此時袁已交出了一切兵權，徐世昌藉口國防重要，把北洋軍最精銳的第三鎮奏調出關，駐防長春南嶺黑嘴子一帶[8]。此時第三鎮統制由布販子出身的曹錕升任。徐世昌曾經參加過小站練兵，把老朋友的舊部抓在他的手裡，就等於抓在老朋友的手裡。 徐世昌又將奉天舊軍作了一番調整，改編為五路巡防隊，以張作霖為前路統領，馮德麟為後路幫統。同時任各路統領、幫統者有王懷慶、吳俊陞、許蘭洲、葉玉標等。 張作霖的前路駐新民屯一帶。他到瀋陽謝委時，徐世昌派總督府左參贊周樹模[9]代接見。周問他過去受撫的動機，他乾脆地回答說：「回稟大人，我想升官發財」！ 一九〇九年二月，徐世昌又內調為郵傳部尚書，接任東三省總督的是原任雲貴總督的蒙古人錫良。他把他的軍事幕僚陳宧也調到奉天來。此時關外新軍調來調去，第三鎮調回關內，第六鎮調來關外。錫良仿照袁世凱的方法，從北洋五、六兩鎮中各抽出一部分，加上協巡隊和部分奉軍，合編為第二十鎮，該鎮第一任統制就是那個苦學生出身後為陸軍部一等諮議官的陳宧。陳宧與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都是湖北人，當時被稱為關外的「湖北三傑」。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日，錫良因病免職。趙爾巽又從四川總督調過來復任東三省總督。陳宧早已被錫良派往德國考察軍事，第二十鎮統制由日本士官畢業生張紹曾繼任。趙爾巽又把在德國實習軍事回國不久的蔣方震調回來，仍然叫他擔任督練公所總參議。蔣方震與吳祿貞、張紹曾、藍天蔚都是士官老同學。此時關外新軍的陣容又見加強，新舊軍的矛盾日益加劇，但是省城掌握在新軍的手裡，蔣方震就不怕張作霖再來找他拚命了。 武昌起義前，第二十鎮調往灤州，準備參加永平秋操。第二十鎮在灤州舉行「兵諫」失敗[10]，藍天蔚又在奉天以關東大都督的名義起義響應南方的革命軍。趙爾巽十分匆忙地調兵撐持危局，正是那個想升官發財的張作霖，於一晝夜之間由新民屯兼程趕到省城，逐走了藍天蔚，嚇走了蔣方震，從此關外成為舊軍稱雄道霸的獨占舞台。 兩廣也是舊軍占有優勢的一個地區。廣西的陸榮廷[11]也是綠林豪客出身，受撫於廣西提督蘇元春，後來他自己也做到廣西提督。他和張勳同一時期在蘇元春手下當管帶，彼此結拜為異姓弟兄。後來張勳在北方另有發展，陸榮廷卻始終留在廣西成為一個地方軍閥。一九〇七年鎮南關之役，陸榮廷和龍濟光甘於作清政府的鷹犬，與同盟會的革命軍血戰達七晝夜之久，受到當時兩廣總督岑春暄的重視。 龍濟光是由外省來到兩廣地區的。他的哥哥龍覲光是雲南蒙自縣的一個世襲土司。由於雲貴總督岑毓英的提拔，龍覲光離開故鄉去作更大的官，龍濟光繼承了土司的地位。後來龍濟光也出外做知縣，一步步地爬到廣西右江道。這個時期，他與陸榮廷不但成為朋友，而且成為親戚[12]。龍濟光又和當時的廣西藩司張鳴岐很有交情。後來張鳴岐一步步升到兩廣總督，曾將龍濟光調為廣東提督，以抵制專橫跋扈的廣東水師提督李准，所以龍濟光取得在廣東發展勢力的機會。 張勳、張作霖後來都被列為北洋派，甚至龍濟光也被稱為北洋派的南方健將，這種說法是不恰當的。所謂北洋派應當指袁在北洋大臣任內編練的新軍，既不包括北方的全部新軍，更不包括南方的任何一支軍隊。後來凡是依附袁的北方軍隊都被列入北洋派，甚至南方與袁相勾結的雜牌軍也被列入，因此北洋派與非北洋派的界線就混淆不清了。 上面講到的東北和兩廣的舊軍，直到袁世凱做總統的時期依然存在，並且得到更快的發展。原來，袁在歷年內戰中要把他的主要兵力用在南方，沒有足夠的兵力鞏固後方，對於張作霖等舊軍就不能不採取拉攏的手段，滿足其升官發財的欲望。同時，他對兩廣地區「鞭長莫及」，又不能不竭力拉攏龍濟光等舊軍，以達其加速消滅敵人的目的。以上情況，使袁對於某些強有力但又並非敵對勢力的舊軍，非但不予裁撤，反而給以正式陸軍的番號，提高其待遇，准其招兵買馬。這樣新舊軍之間的界線也就因之不能嚴格區分了。 五　另一軍事派別——日本士官系 日本士官系是不屬於北洋派的另一軍事系統。 清政府的建軍工作，是以甲午戰敗為其動機的。當時清政府迷信「德國陸軍最強」，派遣出洋學習軍事的，主要是去德奧等國。自一八九八年起，才有浙江、湖北兩省少數學生進日本東京的成城學校學習陸軍[13]。成城學校是初級軍事學校，學生畢業後，可再入中級軍事學校——士官學校。根據日本軍部的規定，初級軍事學校畢業生必須送入聯隊（相當於團），進行下等兵至下士的實習，入伍期由半年至一年不等，日本人稱之為「士官候補生」。實習期滿，以下士資格派入士官學校肄業，肄業期一年至一年半不等。士官畢業後，仍須派回聯隊為士以上的實習，實習期由三個月至六個月不等，期滿後以少尉資格錄用。 一九〇一年以後，中國學生留日學習軍事者日益增多，特別在日俄戰爭後，每年僅官費生就達一百人。日本政府為了迎合中國的建軍工作，特將成城學校武科擴大，改稱「振武學校」，專門吸收中國學生，想以此培養一批親日派軍官來控制中國的新軍。 當時的日本東京實際上是中國民主革命派的海外據點，清政府既要派送學生出洋學習軍事，又怕學生學好本事回國來「革命排滿」，因此一九〇四年下令規定，凡投考日本軍事學校的學生，必須由各省督撫保送，否則不得出國。為了防止海外華僑逃避保送，規定還指明一切非公費生均不得投考日本士官學校，至於已在學校的自費生，則派出使日本大臣（駐日公使）和學監加以監督，凡認為忠於清室者，則許其改為官費生，凡認為傾向革命者，則設法剔除出去。如後來成為光復會領袖的陶成章，那時在成城學校學習，就被學監汪大燮誘騙回國，並將他的學籍開除。 日本政府為了配合清政府的這些規定，又自行作出補充規定，中國新生非由中國駐日使臣簽發證件，一概不得進入士官學校。留日愛國青年對此十分反感。一九〇二年八月，曾發生中國留日自費生因不能入成城學校而大鬧公使館的事件[14]。 但是，規定自規定，思想是沒有方法加以控制的，不少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學生，都具有反滿革命思想，而且其中大多數後來都積極地參加了辛亥革命。如果認為通過督撫保送就能夠保證學生效忠清朝，那也是一個笑話，如當時被稱為「大逆不道」的梁啓超，就曾通過私人關係，使他的學生蔡鍔能夠進入士官學校。清政府官吏都是昏庸腐朽的人物，要求他們認真執行規定，是不可能的。 一九〇三年四月，帝俄拒絕按中俄《東三省交收條約》撤退其在辛丑聯軍之役侵入東北的軍隊，反而增兵前來，並提出七項無理要求，妄圖霸占東三省，全國輿論為之大嘩。中國留日學生於四月二十九日憤起集會抗議，並於次日組織了「拒俄義勇隊」，推士官生藍天蔚為隊長，蔡鍔、方聲濤等為教練，從事軍事訓練。五月二日「義勇隊」改名「學生軍」，十一日又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派湯棲（爾和）、鈕永建為代表，回國向袁世凱請願出師抗俄。這是中國留學生派遣代表回國來從事愛國運動的一個開端。 一九〇五年，士官步兵科中國籍學生蔣方震[15]以第一名畢業，日本軍部規定，士官第一名畢業生應由天皇親自接見、賜刀，日本人引為很大的光榮。這次由中國學生高居榜首，他們又引為很大的恥辱。士官學校從下一期即第四期起，作出新的規定，對某些課程不許中國學生上課。 士官第一、第二兩期中國學生為數極少，個別中國學生是由各營士兵中挑選派送的。從第三期起，中國學生人數大增，這是棄文習武的社會新風氣所造成的。留日士官生中的知名人士有第一期的吳祿貞、第二期的良弼、第三期的蔡鍔、蔣方震以及後幾期的李烈鈞等。 士官生畢業回國後，大多受到各省總督、巡撫的歡迎，如雲貴總督李經羲吸收了蔡鍔等，四川總督錫良吸收了徐孝剛等，浙江巡撫張曾敭吸收了蔣尊簋等，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吸收了蔣方震、張孝准、寧調元等。士官生曾經進入清政府的皇族軍——禁衛軍的系統內。禁衛軍的領導人良弼就是士官的第二期學生，他吸引了一些同學擔任禁衛軍的高級軍官。士官生回國後，所擔任的職位很高，而且進級也很快，一般都在很短時期內做到標統或協統，個別有做到統制的。在清政府建軍的過程中，新型軍事人材非常缺乏，凡是喝過海水鍍過金的人，回國來受到重視是不難理解的。但也有個例外。袁世凱的北洋軍，一般只吸收北洋保薦出去的士官生，非北洋保薦的士官生回國後，就很難插足於北洋軍。本節所說的日本士官系，是指非北洋保薦出去的士官生。他們的活動區域大多在長江以南。他們大多傾向革命，其中不少人還是同盟會會員，在後來的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中，基本上是站在人民這一邊的。 士官生加入同盟會的有李根源、李烈鈞、李書城、程潛、趙恆惕、黃郛、尹昌衡、葉荃、曾繼梧、劉洪基、程子楷、耿覲文、陳之驥、姜登選、仇亮、周蔭人等。 以上說明，清政府的建軍工作，不是為了保衛國家的獨立和自由，而是為了保全其一人一姓的統治權。當帝國主義給以一定的打擊的時候，它還想利用人民的力量打退帝國主義的進攻，而當帝國主義轉而利用它作為間接統治中國的工具的時候，它又反過來投降和依靠帝國主義，以加強其對人民的血腥鎮壓。在這一目的下進行建軍工作，只能為帝國主義服務，而不能用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因為一個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不能獨立，在軍事上也就不能獨立。一個國家在帝國主義控制下進行建軍工作，只能為帝國主義提供推銷軍火、推薦軍事教官的機會，而在帝國主義的軍火基礎與精神影響下訓練出來的軍隊，只能用以對內而不能對外。 在清政府建軍工作的過程中，各帝國主義爭先恐後地向清政府出主意、搶生意和推薦軍事人材。日本政府甚至廣開方便之門，「熱情地」吸收中國青年參加他們的軍事學校，為中國大量地培養軍事人材。這些事情看起來很奇怪，但並不是奇怪的事情。 另一方面，也說明北洋軍閥一開始就具有封建社會宗派活動的特徵。袁的建軍目的是為了建立私人武力，而不是為了保衛國家。這種性質的軍隊，只能是勇於對內而不能對外作戰的軍事封建集團，只能成為製造中國內戰、阻礙中國進步、傷害中國國力的反動武裝力量。由於這個力量與帝國主義的利益相符合，因而它們互相勾結也是有其必然性的。 * * * [1]　吳長純調第五鎮統制後，繼任第二鎮統制者為吳鳳嶺。 [2]　後來兩校合併稱為北洋巡警學堂，校址在天津。 [3]　吳樾是保定高等學堂的學生。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等出洋考察政治。9月24日（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到前門外車站上車時，吳樾投了一顆炸彈，炸傷了載澤、紹英二人，五大臣因而中止出發。同年10月（九月）再出發時，清政府改派尚其亨、李盛鐸代替了徐世昌、紹英。 [4]　汝州今改臨汝縣。 [5]　「紅鬍子」又稱「馬賊」，是橫行東北的綠林豪客。 [6]　許振禕曾掛名為曾國藩弟子，官至漕運總督。 [7]　1900年袁派張勳北上「勤王」時，原系應付西太后的一種姿態，叫他止於直魯邊界，不要與洋兵打仗。張勳沒有按袁的意旨辦事，率部追蹤至直豫交界的磁州（今改磁縣），才與由陝入晉的兩宮鑾駕相遇，事見美人包德華所著《民國名人傳記辭典》。 [8]　1911年，第三鎮仍然調回關內，駐防石家莊。袁組織責任內閣時，又將該鎮調駐北京。 [9]　周樹模字少朴，湖北天門縣人，曾以進士簡放御史。他和錢能訓被稱為徐世昌的左右手。 [10]　灤州兵諫事件下文另有敘述。 [11]　陸榮廷字干卿，廣西武鳴縣人。 [12]　龍覲光的兒子龍運乾是陸榮廷的女婿。 [13]　見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 [14]　見《魯迅年譜》。 [15]　蔣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寧縣人。回國後曾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