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上冊：1895—1916） · 第二章　清政府命袁世凱訓練「新建陸軍」

一　「督辦軍務處」保薦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 甲午戰敗是清政府末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在此之前，清朝統治者雖也辦過一些洋務，但是其中頑固派具有自大心理和排外感，認為中國的一切東西都是好的，對於世界上所發生的任何新事物都不屑看上一眼；而在此以後，自大心理轉化為自卑感，排外轉化為盲目崇拜外國。在此之前，中國人民的各項愛國主義運動都是散漫的、自發的；而在此以後，逐步地形成了自覺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出現了興中會所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和強學會所領導的君主立憲運動。 在此之前，在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雖然中國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帝國主義侵略，但是清政府還沒有感到亡國的危險。太平天國消滅後，曾經替清朝出過死力的湘軍、淮軍也都陷於「兔死狗烹」的命運而日益衰落，清政府仍然極力培養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仍然採取以八股文為主要內容的科舉制度以及其他種種愚民政策，使人民繼續停留在文弱萎靡的境地，以利於鞏固其君主專制的統治。而在此以後，清政府鑒於打敗中國的是一個靠近中國的亞洲國家，而這個國家又是新興的小國，就不能不感到亡國的嚴重威脅。此時，全國人民到處發出「整軍經武以救危亡」的呼籲，這種要求已非任何方法所能抑制。為了對內對外的雙重關係，清政府也不得不從事於改革軍事制度，建立新型陸軍。 在此以前，中國青年知識分子還甘心「埋首書城，磨穿鐵硯」，接受科舉制度的愚弄；而在此以後，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已經改變，棄文習武的新風氣已經瀰漫全國了。 以上就是北洋派產生初期的國內情況。 一八九四年冬天，中日戰爭尚未結束，清政府即派廣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四千七百五十人，在天津小站成立「定武軍」十營。這是清政府用西法訓練新軍的嚆矢。 小站是天津、大沽口間的一個小鎮，原名新農鎮，淮軍曾採取屯田法在此駐兵二十多年。 一八九五年，「定武軍」尚未招募足額，胡燏棻又將另調新職，清政府打算物色一位知兵大員接統「定武軍」。由於袁世凱在朝鮮搞過練兵工作，回國後又請人寫了一部兵書，用自己的名字發表，博得知兵之名，因此清政府「督辦軍務處」大臣榮祿、李鴻藻、翁同龢聯名上奏保舉袁世凱說：「今胡燏棻奉命督造津蘆鐵路（由天津至蘆溝橋之段），而定武一軍接統乏人。臣等公同商酌，查有『軍務處』差委、浙江溫處道袁世凱[1]，樸實勇敢，曉暢戎機，前往朝鮮，頗有聲望，因令詳擬改練洋隊辦法。旋據擬呈聘請洋員合同及新建陸軍營制餉章，臣等復加詳核，甚屬周妥。相應請旨飭派袁世凱督辦新建陸軍，假以事權，俾專責任」[2]。同年十二月，清政府頒布「上諭」，派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 袁在小站成立了「新建陸軍督練處」，將「定武軍」改名為「新建陸軍」，並將兵額招足七千二百五十人。「新建陸軍」具有步、炮、工、騎四個兵種，而以步兵為主；步兵編為兩翼，左翼轄兩營，右翼轄三營。炮、工、騎各轄一營。營以下編制為隊、哨、棚，相當於現代陸軍的連、排、班。 袁聘請老朋友徐世昌為「稽查全軍參謀軍務營務處」。這個又長又古怪的官名是袁別出心裁定下來的，事實上就是袁的參謀長，簡稱「營務參謀」。袁徐二人也有多年未見面了，十多年前的窮秀才，今日成了紅翰林，今昔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原來徐在河南陳州與袁分手後，一八八二年考中舉人，一八八六年又考上了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甲午年清軍戰敗時，徐在北京參加了「打死老虎」的行列，在松筠庵聯合翰林公三十五人上書彈劾李鴻章，其中有些材料就是袁所提供的。 徐是個文人，不懂軍事。不懂軍事怎麼可以當參謀長呢？原來清朝也和前代一樣，文人可以掌兵。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之流都是以文人而為軍事統帥的，袁世凱也不例外。這種「用非其材」的作法，在當年是不足為奇的。 袁又聘請另一位老朋友唐紹儀當軍中「文案」，實際上等於他的秘書長兼外交處長。 二　袁手下的「北洋三傑」 當然，訓練新軍和統率舊軍的任務不同，如果對新的軍事知識一竅不通，就不能勝任練兵工作。於是袁又找到另一位老朋友蔭昌，請他介紹軍事人才。蔭昌是個旗籍（滿族）道員，早年任過北洋武備學堂總辦。這個學堂設在天津，是李鴻章在北洋大臣任內創辦的，此時業已停辦。蔭昌在武備畢業生中挑選了梁華殿、王士珍二人。梁華殿到小站不久，在一次夜操中失足落入河中溺死了。袁在武備畢業生中又物色到馮國璋、段祺瑞兩人。 馮國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字華甫，直隸（河北）河間縣人。幼年家貧，一八八四年投入淮軍當兵，次年考入北洋武備學堂。一度離校回籍參加科舉考試，中了秀才，但未中舉，便又繼續回校攻讀。一八九〇年畢業後，留校當了教習。馮不安於位，又投入聶士成的武衛軍，參加了甲午之戰。一八九五年清政府派裕庚為駐日公使，聶士成薦馮為其隨從武官。馮在日本考察軍事，結識了日方軍界人士福島安正（後任日本士官學校校長）、青木宣純（後任袁世凱的軍事顧問）等人。次年回國後，將自己所編的有關日本軍制的兵書進呈聶士成，聶又轉交了袁世凱，大受袁的賞識，調來小站，畀以督操營務處幫辦兼步兵學堂監督等職。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字芝泉，安徽合肥縣人。祖父以辦團練鎮壓捻軍起家，曾任淮軍統領。一八八五年，段以文童考入北洋武備學堂炮兵班，畢業後被李鴻章派往德國進修，回國後派往威海武備學堂任炮兵教師。甲午戰爭時，曾帶領學生協守炮台。袁接任督練「新建陸軍」後，把段調來任炮兵營管帶兼炮兵學堂監督。 王士珍（一八六一——一九三〇），字聘卿，直隸（河北）正定縣人。他的出身比較特殊，早年在朝陽鎮總兵楊瑞生手下當勤雜人員。聶士成編練武衛新軍時，向楊總兵調用軍事人才，楊開了一張保單，有守備王士珍在內。王士珍因年老告退回籍，楊總兵就叫這位「馬弁」冒名頂替，到武衛新軍候差[3]，隨後轉入武備學堂。一八八八年畢業武備後，一直在正定主辦隨營炮隊學堂。甲午之戰時，率領學生入朝參軍，因此負傷。戰後隨聶士成駐軍蘆台。蔭昌將他介紹給袁後，袁任為督操營務處幫辦兼講武堂總教習，不久提升為工程營統帶。 馮、段、王三人是袁世凱在軍事方面的重要助手。袁所著的《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實際出於他們三人之手。後來北洋軍閥統治中國時期，馮、段、王三人分別任過總統、總理、總長、執政等重要職務。 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三人後來有「北洋三傑」之稱。其實，這三人並無真才實學，其所以有此虛名，系出自德國教官的一言之賜；那位教官有一天來到北洋軍營地觀操，曾用馬鞭子遙指他們的背影子說：「此三人者，堪稱北洋軍中之傑。」隨後北洋舊人又把「三傑」形象化，有所謂王龍、段虎、馮狗，軍中廣為傳播。又有人加以解釋說道：「神龍見首而不見尾」，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個時隱時現的人物，喻之為龍，堪稱恰當。至於段祺瑞常發虎威，馮國璋狗頭狗腦，喻之為虎為犬，亦無不宜。 除此三人外，袁前後收羅的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有曹錕、段芝貴、張懷芝、王占元、盧永祥、李純、陸建章、田文烈、王英楷、何宗蓮、鮑貴卿、馬龍標、田中玉、雷震春、楊善德、閻相文。 除武備生外，袁還在舊軍中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將，其中有薑桂題、張勳、倪嗣沖等。薑桂題字翰卿，安徽亳縣人。曾充僧格林沁的衛隊軍官，後率毅軍隨左宗棠到過新疆。甲午年中日戰爭，他在旅順口參戰不利，戰後被派往小站統率新建陸軍的左翼。他在北洋軍中是年齡最長的一員宿將。張勳、倪嗣沖二人的出身，下文另有敘述。 用行伍出身的老兵老將來做幹部。他們不能掌握新的軍事技術，完全沒有新的軍事學識，因此，由他們訓練出來的新軍，在其實質上仍然是舊軍，只是掛上了一個新軍的招牌而已。但是，袁認為這些老兵老將的腦筋比較簡單，對上級能夠盲目服從，比那些喝過海水的洋學生來得「忠誠可靠」。由此可見，袁在幹部問題上是要用奴才而不重視人材，其練兵目的是為了培養個人武力而不是用以救亡禦侮。 這個時期，清政府出現了以西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和以光緒帝為首的維新派，這兩派的政治鬥爭日益尖銳。袁一方面加入了康有為的強學會成為一個「維新志士」，另一方面又以新建陸軍的隸屬關係，極力逢迎直接領導者新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著名頑固守舊分子榮祿，從而取得他的信任。 袁所訓練的新建陸軍，是在淮軍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前身「定武軍」就是淮軍的一部分。袁本人也是從淮軍慶字營起家的。袁的家世和淮軍大頭目李鴻章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袁從北洋武備學堂吸收幹部，這個學堂的創辦人就是早年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因此，新建陸軍是繼淮軍而起的封建軍事集團，並非另起爐灶。 三　袁被提升為直隸按察使 新建陸軍督練處設有糧餉、軍械、轉運、洋務四個局和督練營務處、執法營務處兩個處，每年開支正餉九十萬兩，加上雜支共約二百萬兩。新建陸軍的餉銀比舊軍高得多。袁對發餉一事非常認真，直接點名，派員監視，所有餉銀一定要發到每個士兵的手中，這和吃空額和剋扣軍餉的舊軍是迥然不同的。但所謂雜支則是一本糊塗賬，袁向當朝權貴行賄送禮，應酬親友及犒賞部下，都在雜支項下開支。後來國民黨軍隊中有所謂「特支」，正是根源於此。 袁上任才四個月，御史胡景桂就參劾他「徒尚虛文，營私蝕餉，性情謬妄，擾害一方」。清政府派榮祿「負責確查」。袁是榮祿的紅人，新建陸軍又是軍容整齊的一支軍隊，榮祿很想練成之後歸己所用，所以對袁的「擅殺無辜」「強占民田」「行賄收賄」等款，以「査無實據」了之。又以「聘用委員太多」為由，將雜支項內的一些糊塗賬掩蓋過去，反而表彰其「勇往耐勞，熟悉洋操」。結果，參案遂未成立。次年，袁被提升為直隸按察使，仍專管練兵事宜。 四　袁出賣「君憲派」取得西太后的信任 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了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中華民國的政治口號。第二年一月，孫回到香港、廣州一帶，三月與楊衢雲等籌劃廣州起義，十月因偷運手槍六百餘支被海關查獲，在犧牲幾個同志之後，他經由日本回到檀香山，第一次的革命活動就完全失敗了。 一八九五年，康有為以舉人資格進京會試，寫了一篇「上皇帝書」，請求變法維新，並邀請各省進京會試的舉人簽名，一時簽名者達一千三百餘人。這是當時有名的「公車上書」事件。 這兩個不同性質的政治運動，在當時都是新的呼聲和新的旗幟。但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其明顯的鴻溝：前者是主張打破現狀的民主革命派，因而被稱為革命黨或激烈派，後者是主張維持現狀而加以某些改革的改良主義者，因而被稱為君主立憲派或溫和派。這兩派的方針目的也不同，前者要摧毀舊的機構，改建民主共和，認為必如此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而後者則認為用「舊瓶裝新酒」的方法，將君主專制改為君主立憲，同樣可以挽救中國的危亡，而且認為進行革命鬥爭將招致列強瓜分中國的危機。它們的活動範圍和發展對象也不同：前者只能在國外活動，後者則能在國內公開活動；前者在組成初期只得到海外華僑和國內極少數青年知識分子的同情參加，後者卻得到國內大官僚、大地主和上層社會人士的支持。 一八九六年，孫中山在倫敦一度被清朝公使誘捕。獲釋後，一八九七年由倫敦往加拿大，八月抵日本橫濱，九月抵東京。他想在東京開闢新的革命陣地，但是附和他的人還是很少。同一時期，康有為在北京先後組織強學會、保國會，更多的達官貴人參加了這些組織，他的門徒梁啓超、麥孟華等在全國各大城市創立學會、開辦報館，雖然也受到極端頑固派的「鳴鼓而攻」，但是支持他們的上層社會人士越來越多，竟能在國內建立一道「變法圖強」的思想戰線，逐步地影響到清政府的最上層。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三日）[4]，光緒帝頒布了變法維新的「上諭」。 光緒帝是一八七五年登基的。那時他年僅四歲，由嗣母西太后垂簾聽政。直到一八八九年十八歲時，西太后才把政權交還給他。但這只是名義上的交還，事實上遇有國家大政和任免二品以上大員，還必須向她請示才能決定。光緒帝準備提拔君主立憲派為推行新政的骨幹，又怕頑固守舊的嗣母不答應，所以初步只能做到提拔康黨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為四品京卿。 那時清政府的最高機構為「軍機處」。所謂軍機大臣以滿族為主體，漢族軍機大臣只不過是朝廷中的一種裝飾品，不能參預國家的機要大事。自從皇帝身邊增設四個京卿以來，這種情形才有了很大的改變，因為京卿是皇帝身邊的「近臣」，代皇帝批閱奏章，提供處理意見，就像後來的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