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化史述論 · 第三節 從疑傳到疑經
以講明義理而有別於漢唐註疏之學的宋學之開創，始自北宋中期的疑古思潮，這一點朱熹就已經提到過了。《朱子語類》卷八十載：
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註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
所謂不越註疏，即指墨守先儒為經書所作的傳注而不敢異議。從這段話看，朱熹只提到了歐陽修等人對傳疏的懷疑（疑傳）。其實宋學初期的疑古思潮，矛頭也指向了封建時代奉若神明的經典本身（疑經）。如北宋司馬光在《論風俗札子》中抨擊當時科場風氣時說：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十五。 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註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
司馬光此奏撰於熙寧二年（1069），顯對王安石變法而發。關於他的政治觀點，且暫置勿論，就其奏摺中所抨擊的「新進後生」，把矛頭直指《周易》、《周禮》和《春秋》三傳而言，都是疑經的實例。
宋學初期之疑古可區分為疑傳、疑經兩派。其代表人物是，孫復字明復（992—1057）、歐陽修字永叔（1007—1072）、劉敞字原父（1019—1068）等。孫復年代最早，主要活動於天聖、明道、景祐、慶曆年間，是宋學疑傳階段或者說宋學疑傳派的代表人物。歐陽修稍晚，主要活動期在慶曆、嘉祐年間，是宋學疑經階段或者說是宋學疑經派的代表。劉敞的年輩最晚，屬於疑經派的後起之秀，宋學之疑經思潮到他，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下面試逐一加以介紹。
先講疑傳派。
如前所述，從北宋太祖至仁宗即位初期，長達六七十年的時間裡，就學術而言，基本上沿襲漢、唐以來的註疏之學，即漢學。士人謹守先儒註疏，莫敢異議。
《聖宋文選》，卷九。 同上。 這種情況到了仁宗即位之初，大抵未變，孫復《寄范天章書》（二）說：「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寧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版藏於太學，頒於天下。又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有一違戾於注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 並說，專守先儒之經注，不但未能盡見諸經之義，且使「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於舊之注說而已。復不佞，游於執事之牆藩者有年矣。執事病注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 。
據《范文正公集》卷末所附《范文正公年譜》，孫復始游范氏之門牆，乃在天聖五年仲淹掌南京應天府學併兼管應天書院期間。應天書院，為宋初四大書院之一。據《范文正公年譜》，仲淹在南京時，「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足知范仲淹的疑傳態度，在當時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上引《寄范天章書》，可以看作宋學開創之初，在天聖、明道、景祐年間最先登上歷史舞台的疑傳派學者反對漢學遺風的宣言，范仲淹、孫復等人不惑傳注的懷疑精神，不唯代表了這一歷史時期年輕一代儒生對傳統儒學的大膽挑戰，而且為義理之學的開創，打通了前進的道路。
《居士集》，卷二十七。 《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二，《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北張泂明遠、楚丘李縕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長編》，卷一百四十九，慶曆四年五月壬申條。 《春秋尊王發微》，卷一，（魯）隱公元年春正月條。 同上。 范仲淹雖是一位在宋學初期開風氣的領導人物，但其學術著作留傳不多，而且平生志業別有所在，而孫復則是專力從事宋學草創的第一人。孫復自四十四歲開始，退居泰山，講學授徒。 慶曆二年（1042）因范仲淹之薦任國子監直講，在經筵「講說多異先儒」 。平生著述頗多，主要有《易說》六十四篇和《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這些著述，特彆強調抓住「心」和「用」兩個主要方面來改造和發展傳統的儒學，大抵代表了此後宋代新儒學的方向。可惜孫復的《易說》已佚，無法窺知他在心性方面的論旨。《春秋尊王發微》一書則巋然獨存，此書不獨在《春秋》學，即令在整個宋代經學中，也是開風氣的著作。歐陽修在《孫明復先生墓志銘》中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得於經之本義為多。」 孫復認為自己所「得於經之本義」的乃是《春秋》專為亂世而作，而明時之衰、諸侯大夫之罪。因此，他在《春秋尊王發微》開宗明義就說：「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 他還歷數東周之亂政曰：「夫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之禮不修，貢賦之職不奉；號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弒君戕父者有之，攘國竊號者有之。征伐四出，蕩然莫禁。」 以兩個「不」字，兩個「無」字，四個「有之」，對春秋時代的政治局勢所作的概括，皆是貶辭而無一褒語。這種觀點，同當時朝廷頒行的孔穎達《春秋正義》（杜預注，孔穎達疏）的有褒而無貶，正是背道而馳。對此，《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春秋尊王發微》提要譏之曰：「使二百四十二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復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加誅絕者乎？」而《四庫簡明目錄》卷三還認為：「孫復以後說《春秋》者，名為棄傳從經，實則強經以從己。」從篤守古訓的立場上看，孫復的《春秋》研究，主觀的成分的確太多了。所謂強經以從己，實即後來宋學大家陸九淵所說的「六經注我」，可知孫復對義理之學的貢獻，不獨開「不惑傳注」、「棄傳從經」之風於廬陵未作之先，而且以「強經從己」遙領南宋心學於前。
疑傳派以孫復為首，其門人有石介、士建中、張泂等，皆以「不惑傳注」，非議漢唐註疏之學著稱於當時。如石介嘗撰《憂勤非損壽論》駁斥鄭玄說：
《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一。 《文王世子》鄭康成注曰：「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余謂憂勤所以延年，非損壽也；安樂所以損壽，非延年也。……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湯者三歲，豈為損壽乎？又謂武王以安樂延年，且武王繼父之事，受天之命，順人之心，與八百諸侯同伐紂，以生萬民，以啟天下。天下有一夫橫行，武王則羞。為安樂乎？康成之妄也如此。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第127頁。 （北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應詔封事》引古諺。 鄭玄乃東漢經學大師，匯今古文兩派之所長，「遍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 ，為儒林北學之宗。他的註疏長期以來與先秦經典同時流行，其地位一度曾與經文本身相上下。所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 。石介竟敢以「康成之妄也如此」一言將他徹底罵倒，足見宋學初期的疑傳派氣勢之盛。士建中、張泂的著作均已失傳，但由石介對他們所作的評價可以間接了解一二。《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三《上范思遠書》論士建中（字熙道）曰「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註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學之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同書卷十四《與張泂進士書》則曰：「明遠（張泂）始受業於子望（劉顏），又傳道於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為論十數篇，甚善。出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出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與「不由註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意思相同，可知本派學風，正以「棄傳從經」、「不惑傳注」為共同特徵。
疑傳派學者除了孫復及其弟子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劉顏和周堯卿。《宋史·儒林傳二》說：「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複數十篇。石介見其書，嘆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可知他的觀點，與孫、石等人基本相同。「學不專章句」乃11世紀30年代學界時風之所尚。周堯卿（994—1045）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著《詩說》、《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宋史》本傳載：「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劉、周兩人的著作已久佚，然據此仍可略窺一斑。
《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三。 上述諸人，活動年代大抵與孫復相近。除周堯卿外，餘人與孫復、石介均為師友關係，因學風的一致而結成一個志同道合的學術流派——疑傳派。這一學派的共同特徵是側重於疑傳而未疑經。前引孫復《上范天章書》（二）所謂「病注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以及石介在他的《與楊侍講書》中所說的，諸經「皆聖人之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絕，異端出，群子紛紛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淆，學者不知所趨」 等話，都可以互相參證。疑傳派對經典權威地位是堅信不移的，而他們對傳注的懷疑，實質上正是為了捍衛經典的權威地位。這種態度，與後來興起的疑經派恰成一鮮明的對照。
下面再講疑經派。
宋學疑經之風，一般認為是從仁宗慶曆年間開始的。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所引陸游的一段言論，是後世論者談到宋學疑經風氣時所常加稱引的史料根據，其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慶曆是仁宗的第六個年號，正當11世紀40年代。陸游這裡提到的「疑《孟子》」者系指李覯和司馬光，「譏《書》之《胤征》、《顧命》」指蘇軾，「排《繫辭》」、「毀《周禮》」、「黜《詩》之序」，並出於歐陽修。而諸人之中，年代以歐陽修為最早。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八十。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十八，引方德操語。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試筆·繫辭說》。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七十八，《易童子問》卷三。 不過，據《歐陽文忠公文集》編年，歐陽修關於《繫辭》非孔子所著的懷疑，早在景祐四年（1037）所撰的《易或問三首》中已經提出過了。在後來《易童子問》中，其疑《易》更加系統。該書卷三說：「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 自從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關於「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的說法以迄11世紀30年代，大約一千多年中，讀書人一直將《繫辭》《文言》《說卦》等當作聖經《易》的一部分加以尊奉，而歐陽修竟一概加以否定，這在當時所引起的震動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了。據記載，歐陽修好友韓琦，因此而「對歐陽公終身不言《易》」 ，以沉默表示反對。歐陽修「排《繫辭》」時年方三十一，到晚年持之益堅，而士人亦稍稍以其言為然。 這不僅是因為歐陽修具有「勇於敢為、決於不疑」的堅強意志，而且是因為他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 的正確方法。因此，自從歐陽修提出這個問題之後，越到後來相信的人越來越多。
歐陽修用以論證《繫辭》、《文言》、《說卦》等非孔子所撰的根據主要有兩個，一是找出比孔子更早的書證以斷其偽，二是找出原文的自相矛盾之處以斷其非出於一人之手。試以《易·乾卦》的《文言》部分為例。歐陽修在《易或問三首》之一中說：
《居士集》，卷十八，《易或問三首》其一。 吾嘗以譬學者矣。「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干。」此所謂《文言》也。方魯穆姜之道此言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生。左氏之傳《春秋》也，固多浮誕之辭，然其用心，亦必欲其書之信後世也。使左氏知《文言》為孔子作也，必不以追附穆姜之說而疑後世。蓋左氏者，不意後世以《文言》為孔子作也。
左氏生於孔子同時或稍後，其傳《春秋》而載孔子生前十五年——魯襄公九年穆姜之語與後世所傳《易·乾卦·文言》八句同，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文言》為後人偽托，集古語以充之。
《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七十八，《易童子問》卷三。 《居士外集》，卷十五，《傳易圖序》。 同上。 在《易童子問》卷三中，歐陽修進一步指出：「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說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像這樣競相作偽而至於前後牴牾、漏洞百出，在《繫辭》中也比比皆是。《易童子問》列舉了不少，此不贅引。對於這種情況，歐陽修解釋道：「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為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則曲為牽合而不能通也。」 歐陽修還以《繫辭》等與孔門弟子追記孔子言行的《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相比較，指出若《文言》出於孔子自作，則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 歐陽修認為：《繫辭》、《文言》等篇的真正作者，乃是「漢之《易》師」。而「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爾」 。
由上述諸例可知，勇斷不惑，而又考證詳密，既有所破，又有所立，比起前此孫復、石介等疑傳派攻之有餘，立之不足，歐陽修已向前跨了大大的一步。
歐陽修還對歷來作為《詩經》之一部分的《小序》的真偽提出了懷疑。如他在《詩本義》卷二《野有死麇論》中論曰：
《詩序》失於《二南》者多矣。孔於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蓋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過半爾。說者執文害意，遂雲「九州之內，奄有六州」。故毛、鄭之說，皆雲文王自岐都豐建號稱王，行化於六州之內。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爾。就如其說，則紂猶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於《芣苢·序》則曰：「天下和平，婦人樂有子。」於《麟趾·序》則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者。」於《騶虞·序》則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於《行露·序》則反有「強暴之男侵陵貞女而爭訟」。於《桃夭》、《摽有梅》序則又云：「婚姻男女得時。」又似不應有訟。據《野有死麇序》，則又云：「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惟被文王之化者，猶能惡其無禮也。」其前後自相牴牾，無所適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十五，《毛詩本義》。 所謂互相牴牾，無所適從，與《繫辭》、《文言》所暴露的情況正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
《居士集》，卷四十八，《問進士策三首》之一。 歐陽修在開疑經之風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不只限於《詩》與《易》，幾乎所有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他都曾以懷疑的眼光加以審視和質問。如《居士集》卷四十八所收先後作於慶曆、嘉祐年間的進士策十二篇，幾乎每篇都以疑經為題。其中對《周禮》質疑說：「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都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 六經雖屬先秦典籍，其實多出漢人所記誦，口耳相傳，偽作竄入的可能性很大。何況六經之中，《周禮》其出最後，但所載周禮樂制度卻最詳備，歐陽修根據書中記事的悖於情理而提出懷疑，是有道理的。
關於《禮記》的《中庸》，歐陽修提出質疑道：
《居士集》，卷四十八，《問進士策三首》之三。 《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居士集》，卷四十八，《問進士策四首》之二。 上述質疑，不僅指出經文前後的自相牴牾，而且是更進一步，觸及經典立論本身的正謬了。類似的議論，如《居士集》卷十八《泰誓論》斥「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為妄說，《問進士策四首》之一的非《孟子》之以「井田」乃仁政之始等，實已開蘇軾譏《尚書》和李覯、司馬光疑《孟子》之先聲。而《問進士策四首》之二，則抓住《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一句，遍斥「《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以及《春秋》六鷁 鵒等「於人事而何干」之記載，對「聖人之所書」提出綜合性的懷疑。 六經在封建時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歐陽修敢於提出如此激烈而又全面的質疑，沒有深廣的學問根柢和無畏的勇氣是不行的。而這兩點，正是宋學懷疑精神得以形成和發揮的必要前提。到稍後的劉敞，這兩個方面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玉海》，卷四十，《藝文·春秋》；又《居士集》，卷三十五，《集賢院學士劉公（敞）墓志銘》。 劉敞比歐陽修小12歲，但學問淵博則過之。敞長於《春秋》，為書四十一卷。包括《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秋說例》二卷、《春秋文權》二卷、《春秋意林》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六《春秋傳》說：「北宋以來，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孫復與敞始。復沿啖、趙之餘波，幾於盡廢三傳。敞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為遠勝於復焉。」
「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這是劉敞《春秋》學之所以遠勝前期疑古派孫復的原因，並標誌著宋學疑古的視點由傳轉入經之後，已從疑傳派凡傳皆謬、唯經是從的絕對化立場轉為唯善是從、非善則經、傳皆所不取的靈活態度。劉敞對後世宋學發生重大影響的還有另一部著名之《七經小傳》三卷。所謂七經，指《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可知劉敞除《春秋》之外，對《詩》、《書》、《三禮》等經典也下過一番功夫。作為疑經派後起的重要代表人物，劉敞對宋學的貢獻及治學特點大致如下：
其一，自出新意。《七經小傳》卷下解《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一章說：「『浮於海』，非仲尼意，而仲尼為若言者，蓋言己在天下，道不行，則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浮海，隨波轉薄矣。」以《論語》子曰「乘桴浮於海」為「周流四方」的比喻語，前人所未發。劉敞此解，從訓詁學上講，並無依據，自非定論。然就其自出新義之大膽與果斷而言，則不乏啟發意義。
《七經小傳》，卷下，宰予晝寢條。 其二，增字為釋。《論語》關於孔子批評宰予晝寢的公案，歷來聚訟紛紜。劉敞《七經小傳》一空依傍，自標新意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云云，學者多疑宰予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弗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予廢法縱慾，晝夜居於內，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剌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貶之？然則『寢』當讀為『內寢』之『寢』，而說者蓋誤為『眠寢』之『寢』。」 在「寢」字之前增一「內」字，將原文作動詞（「眠寢」）講的「寢」變作名詞（「內寢」），此即訓詁學家列為大忌的「增字為釋」。但劉敞置之不顧，自行其是。宋學與漢學之別，於此判若水火。
其三，改經就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六評《春秋傳》說：「其經文雜用三傳，不主一家，每以經、傳連書，不復區畫，頗病混淆。又好減損三傳字句，往往改竄失真。如《左傳》『惜也，越竟乃免』句，後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敞改為『討賦則免』，而仍以『孔子曰』三字冠之，殊為舛駁。考黃伯思《東觀餘論》稱考正書武成，實始於敞。則宋代改經之弊，敞實導其先，宜其視改傳為固然矣。然論其大致，則得經意者為多。」兩宋改經就義之習特盛，且多出大家之手，如二程、朱熹移易《大學》舊文次序，補綴傳文；胡宏、汪應辰刪改《孝經》舊文；王柏刪改《詩》、《書》舊文等。考其淵源，劉敞實導其先。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曰：「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此論宋學原始，舍歐陽修以及更早的孫復，將疑古尚新之功獨歸於劉敞，大抵出於以下兩個原因：一、著眼於本人著述的成就；二、著眼於對後世學術的影響。從前一方面講，劉敞的《七經小傳》，特別是關於《春秋》的五種四十一卷著述，無論從質量還是數量上講，均超過了孫復的同類著作《春秋尊王發微》以及歐陽修的《詩本義》等經學專著。關於《七經小傳》對王安石《三經義》（也叫《三經新義》）的啟發，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引元祐史官之說，均有類似的記載，而以《三經義》為代表的王安石新說，在兩宋之交足足統治了六十多年，足見劉氏之學影響之大。
對歷史人物個人來講，「以成敗論英雄」常常有失之片面之嫌。但整個一代學術文化思潮的變遷，沒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著述問世，是很難造成重大影響的。從這一點上講，宋學初期的疑古之風，由孫復經由歐陽修再到劉敞，的確已經達到了足以改變一代學術面貌的高峰。
詳（北宋）歐陽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引。 宋學疑經派除了歐陽修和劉敞之外，較有成就的還有永嘉前輩學者王開祖和湖南衡山人廖偁等。王開祖《儒志編》以《易·繫辭》因「相傳於易師」，「其間失墜而增加者不能無」，而疑其「非聖人之言」；廖氏文集《朱陵編》論《洪範》，以為「九疇，聖人之法爾，非有龜書出洛之事」，所見並與歐陽修略同。 王開祖對歐陽修的敬仰已見前章所引《王文公文集》卷八《答王景山書》。據歐陽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廖偁的弟弟廖倚是歐陽修三十年的好朋友，但廖偁本人歐陽修並不認識。可知時代風氣所至，即使是從來沒見過面的人，也能得出不謀而合的結論。故本文所謂流派，也兼涵同一時期觀點一致、學風相近的學者。
《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二十，《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居士外集》，卷十八，《答祖擇之書》。 上文將宋學初期疑古思潮分為疑傳、疑經兩個互相交叉的階段，兩者在時間發展上雖有先後，側重面也有所不同，但在反對以「浮碎章句」（《徂徠石先生文集》卷十三《上范思遠書》）為特徵的訓詁之學而建立以「得經之本義」（《居士集》卷二十七《孫明復先生墓志銘》）為目的的義理之學這一點上，則完全是相同的。石介論學之言曰：「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根本乎聖人之道。」 歐陽修論治經之旨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 這個「意」和「道」，也便是儒家學問的義理，即內容。不停留在辭句的解釋之上，直接以把握經典之整體內容為治學的主要目的，正是有宋義理之學的基本精神。
不過疑傳也好，疑經也好，包括刪經、改經，均離不開傳統經傳，只是在先秦著作的真偽和解釋中周旋。歐陽修、劉敞、孫復等人，無疑都是具有首創精神的第一流學者。所謂懷疑精神，本身就體現了一定的創造性。但他們的創造性，受到前代文字材料的局限，只能在「疑古」兩字上大作文章。比較徹底地擺脫經傳限制而自立新說，更進一步體現宋學創造精神的是在疑古基礎上形成的宋學議古派和擬聖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