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化史述論 · 第二節 漢唐訓詁、辭章之學的遺留和宋學的準備

宋學在南渡之前，大抵經歷了從準備、草創到繁榮三個發展時期。宋初三朝，是漢唐註疏之學和文章之學的遺留期和宋學的準備期。北宋中期，仁、英兩朝，是宋學的草創期。從以孫復為代表的疑傳派到以歐陽修為代表的疑經派，疑古思潮的形成和發展，開始了儒學復興的新局面。緊跟著而起的以李覯為代表的議古派使宋學與生俱至的懷疑精神進一步成長並匯歸於實用之目的。擬聖派邵雍、周敦頤等人年代較晚，處於宋學草創期與繁榮期的交接階段，他們在擬經之作中所體現的創造精神，給宋學繁榮期的到來以更加直接的影響。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也叫王學），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以程顥、程頤為代表的洛學（也叫程學），和以蘇軾、蘇轍為代表的蜀學，包括它們之間的種種交往和鬥爭，構成了北宋後期宋學的主要內容，標誌著義理之學向性理之學的轉變和演進。這一轉變，由仁宗嘉祐年間肇端，至神宗熙寧時期完成，並蔚為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就中尤其是王學和洛學，兩者的升沉和消長，差不多構成了南渡前後近百年之間的宋學發展史。 （南宋）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朝鮮活字本，卷二十，《寄贈胡先生》詩「先生天下豪傑魁」句注引王安石《題王昭素易論要纂後》佚文曰：「予嘗苦王先生《易論》晦而難讀，徐徽生刪取其略以示予，又取其義可傳及雖不是傳而猶可觀者存之。」王昭素《易論》二十三篇今已散佚，由王安石此文可知其風格大抵與在宋初撰寫艱澀難以卒讀之古文的柳開諸人接近。 《宋史·儒林列傳》之《田敏傳》曰：「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綱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眾，世頗非之。」又《李覺傳》：「淳化初，上（太宗）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命覺與孔維詳定。」 《韓昌黎詩系年》，卷七，《寄盧同》。 通過上面對北宋一朝學術演進概況的簡單梳理可以知道，宋學的發生與發展同政治史的段落劃分，整整錯過了一個時期。在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約占整個北宋五分之二的時間裡，在學術方面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註疏之學和辭章之學。此即前節所謂宋學作為儒家傳統文化的一支，是一種跨時代的模式和流派，並非宋人所造皆宋學。不過作為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學術體系，宋學的產生，並不是靠幾個人湊在一起幾聲大喊大叫，也不是一夕之間突然可以產生的。在11世紀二三十年代儒學的復興和宋學的開創之前，已有一些先驅者在那裡摸索和奮鬥，儘管他們往往流於幼稚或不自覺。以疑古為例。從零星的史料來看，個別的初步的疑傳、疑經乃至改經、刪經，北宋初年就已經出現過了。如《宋史·儒林列傳》載太祖朝宿儒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儘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  ，即「疑傳」之一例。又據南宋章如愚《群書考索前集》卷九，宋初樂史已謂《儀禮》有五可疑。這是「疑經」的例子。《宋史·儒林列傳》載後周舊臣田敏校《九經》時，已有「改經」和「刪經」的實例。  但這些史事卻很少為兩宋學者所提及。這是因為它們本身在學術上沒有多少價值，而在當時和後世均未發生過足以引起學風轉移的影響。實際上更早一點，在唐中期已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即舍傳求經的風氣。如陸淳的《春秋集傳辨疑》十卷。此外還有劉知幾《史通》外篇第五《惑經》，以《春秋》有所未諭者十二而後人虛美者五。二書均已開宋學疑經惑古之先聲，拙稿所謂宋學的準備期，以朝代論，用指北宋初期；依學風言，當將他們也包括在內。 （北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四。 （北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四。 （北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四；《宋史·儒林一》。 又如議古、擬聖，宋初學者亦已偶爾為之。如太宗、真宗二朝長期擔任皇宮講讀的宿儒孫奭，曾「掇五經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徽言》」  ，通過編書的形式寄寓政論而切於實用。其說經「議論有根柢，不肯詭隨雷同」  ，又頗近於後世之「自出己意」。當然所謂有根柢，還是強調孫奭訓詁方面的學問。一般講，宋初擔任皇家侍讀、侍講之類官職的儒士，仍以章句訓詁為正統。如前節提到《論語正義》的編者邢昺，從後來義理之學的立場上看，基本上就不離漢學之範疇。咸平二年奉詔校定《論語》、《爾雅》、《孝經》正義等書，孫奭實與邢昺等同領其事。  可知就基本方面講，孫奭之學仍沿漢、唐之遺風。 （北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一。 《長編》，卷一百二十，天聖二年二月記事。 （北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 比較敢於破除陳規戒律，把自己擺到與聖人平等位置上的倒是一些在地方官任上的儒士。如真宗朝青州臨淄（今屬山東）人賈同，「以著書扶道為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  ，已開擬《孟》之風於王安石、張載諸人之前。又如太平興國三年狀元胡旦，「嘗謂三代之後，獨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  ，撰成《漢春秋編年》。其書「立五始先經、後經，發明凡例之類，切侔聖作」  。 （北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 據北宋僧文瑩說，柳開知潤州時，胡旦任淮南東路轉運副使，在金山拿《漢春秋編年》給柳開看。柳開未及展讀，一見書名，即拔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鄒、郟數子，止取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聊贈一劍，以為後世狂斐之戒！」  語訖舉劍追殺，胡旦險被砍死。按之柳開《河東先生集》，此事誠不可信，以今人而欲行古聖人之事，柳開實先言之。其自述《補亡先生傳》曰： 《河東先生集》，卷二。 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王仲淹（通）於河汾間務繼孔子以續六經，大出於世，實為聖人矣。 這裡指出的王通「續六經」、「為聖人」之志，其實正是柳開本人的志向。此傳開篇一段可以為證：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 詳《河東先生集》，卷二，《東郊野夫傳》，卷五，《答梁拾遺改名書》。 為了模擬六經而達於孔子，特地改換名字以明其志，可知決心之強。是傳撰於開寶五年，  當時柳開26歲，後十年方知潤州。「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之斥，不合柳開勇於擬經、直以聖人之事自任之素志，即此可見。《補亡先生傳》又曰： 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於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註解矣。」 柳開最瞧不起的漢唐註疏是鄭玄之《詩》箋，至謂：「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同上）可知柳開不獨富於擬聖之雄心，復有因疑傳而企圖重新遍注六經之壯志。其重在義理之意，已略同於後來之宋學。可惜柳開只有豪言壯語而無實際行動。正像他是宋初較早提倡古文的作家之一，而無值得效法的古文作品可以傳世一樣。 詳《河東先生集》，卷五，《答梁拾遺改名書》。 柳開年十六七時曾取名肩愈，字紹先，以繼承韓愈、柳宗元（以同姓故曰先）的古文事業而自任。  「肩愈」本是美名，為什麼過十餘年又改掉呢？這一舉動實際上反映了柳開治學思想的變遷。從開宋學之先的角度講，唐代的王通與韓愈，以及柳宗元、李翱等人，都是重要的人物，但各人的側重面不同。柳開《答梁拾遺改名書》曰： 幼之時所以名者，在於好尚韓之文，故欲肩矣。逮今長而成，所以志者在乎執用先師之道也，故亦將有所易矣。 《河東先生集》，卷一，《應責》。 這裡柳開把王通作為「執用先師之道」的象徵，韓愈則只是「文」一方面的代表。但這並不是他早先的意思。當柳開的名字還叫肩愈的時候，韓愈在他的眼中，兼有「道統」和「文統」兩方面的意義：「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也；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  這一提法也是宋初古文家之所同。如王禹偁早年還將韓愈與王通相提並論，一起作為道統和文（言）統的中介： 《投宋拾遺書》。按：此文《小畜集》、《小畜外集》（殘本）均失載，此據《聖宋文選》，卷七，《王禹偁文》。 書契以來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孟軻氏沒，揚雄氏作。……揚雄氏喪，文中子生。……文中子滅，昌黎文公出，師戴聖人之道，述作聖人之言，從而學者有若趙郡李翱、江夏黃頗、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 《聖宋文選》，卷九，《孫明復文·信道堂記》。 《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五，《怪說》（中）。 宋學初期如孫復、石介諸人都接受並宣揚過這一提法。如孫復在《信道堂記》中說：「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  而石介反對佛老與楊億的目的，也申明是為了使世人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  。至於身兼宋學疑古派首席代表和北宋古文運動之首腦人物的歐陽修，以韓愈氏之再世而見許，就更不必提了。 《居士外集》，卷七，《贈王介甫》。 《王文公文集》，卷五十五，《奉酬永叔見贈》。 《應詔集》，卷十，《韓愈論》。又：蘇軾門人秦觀作《韓愈論》，以昌黎文積眾家之長，猶杜子美之於詩，而無一言及其道。（《淮海集》，卷二十二）張耒《韓愈論》則明言：「韓愈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柯山集》，卷三十八） 但宋學繁榮期的大儒卻是另一種看法。早在嘉祐元年，歐陽修贈詩王安石，即以「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為期。「吏部」即韓愈。王安石答酬則表達了另一種願望：「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弦外之音，對韓愈的精於文而疏於道，已不無輕視之意。重孟而輕韓，大抵是北宋後期宋學家的共同看法，二程、張載不必說，即便是歐陽修的忠實門徒蘇軾，後來也對「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  頗有微詞。 於是，北宋初、中期古文家那一串合道統、文統為一的從周公、孔子直到韓愈的名單遂被攔腰砍斷，在孟子後面直承上去的，成了宋學家自己。 柳開在26歲時把自己的名字由「好尚韓之文」的「肩愈」改成「執用先師之道」的「開」、「仲塗」，不僅預示了真、仁之際知識分子從文章型向經術型的轉變，而且差不多是北宋中後期所發生的道統與文統逐漸分離之傾向的縮影。更有意思的是，柳開臨死時由門人張景筆錄的《默書》，開篇即是「夫有命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靜」云云，比之唐代李翱的《復性書》，更接近於後來王學興起之時「為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的性理之學。可知宋學雖然直到仁宗時期方始勃興，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早在太宗、真宗之際就已經在個別知識分子中露頭，只不過因為當時知識分子群體的隊伍還不夠壯大，知識分子個體的知識儲備還不夠充分，植根於北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包括文化本身在內的各種推動宋學產生的積極因素還不夠成熟等方面的原因，使宋學變成一朵遲開的花朵。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見於《長編》卷五十九，景德二年（1005）三月甲寅條所載，並為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三十《選舉三》中引用的一段史料： 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得進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眾」，與註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舍註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當仁不讓於師」，乃《論語·衛靈公》一篇的成句，賈邊應試以「師」為「眾」，不為無據，《爾雅·釋詁》即作：「師，眾也。」但因為他沒有照咸平二年詔定的《論語正義》關於此句的訓詁立論，即使「有聲場屋」，終被斥逐。宋初三朝之學風，舉此一例，可以概見。 由這個例子可以了解到自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開始，在御試進士之常格詩、賦二題之外加進了適合於發揮個人見解的論題，對宋初青年知識分子已經產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只不過處於掌權地位的，還是重詩賦輕策論（據蘇轍《龍川別志》卷上載景德二年御試《當仁不讓於師》乃賦題而非論題，可補《長編》、《通考》之失）、「舍註疏而立異論不可輒許」的漢唐訓詁之學和文章之學。但一代敢於捨棄註疏、自出議論的青年知識分子正在開始成長和壯大，宋學之在儒學復興的旗幟下崛起，已經為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