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思福考察記 · 第二十七章
貿易、條約和關稅
迄今為止，在中國條約賦予外國商人的權利得不到保證；繳納過關稅和港口稅費的貨物，還要被非法徵收稅費。兩者給外國貿易造成的障礙，大於政治變革造成的障礙。
英國能在中國獲得如此多的商業利益，原因有三：一是英國簽訂的那些條約和關稅協定；二是英國商人的勤奮努力；三是英國商人競爭力強，無論與中國商人相比，還是與外國商人相比，在競爭中都處於優勢。但是，現在的情況卻不利於我們了。外國人的努力和我們一樣，中國又不嚴格遵守條約規定，簽訂過的條約發揮不了作用，這些開始影響我們的貿易。中國人的競爭，輪船的引進，改變了以前的商業環境，深深地影響了英國經濟。中國人勤勞節儉、心靈手巧，是可怕的商業對手。為了保持英國貿易的優勢地位，英國商人和國內的官員，必須對這些變化有清楚的認識。
我們必須開拓新的市場。中國本地產品已經搶占了部分市場，英國商人就應該發揮潛能，為自己的生意和英國貿易，尋找新的利益增長點。必須開發新的領域。我請商會注意中國的玻璃生產行業，因為中國現在只有一家玻璃工廠。另外，中國工廠與英國工廠競爭得越激烈，他們需要的機器就越多，那麼，只要我們國內的機器製造工廠足夠努力，訂單就都屬於英國。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商品買賣市場，其中，有些生意是長期的買賣，有些則是暫時的生意。例如，棉產品和茶葉是長久的生意；但是，中國只是暫時需要軍火和鐵路器材，並且，一旦他們自己開始生產，我們的產品就賣不動了。不過，現在中國的鐵路正在開發之中。我們已經接到一些鐵路器材的訂單，但是，訂單的大部分卻被美國人拿去了。我認為，英國的工廠現在首先要做的事是研究中國市場的特殊需求。關於這點，我在「唐山」那一章里，提了一些建議。
列強之間的政事糾紛，對貿易的影響要比預期中的小。整體上來說，中國的外貿在穩步增長。1898年的海關統計數據，至今還沒有公布，但是據行內人士說，數據是這樣的：
進口總額是關平銀209000000兩，出口總額是153000000兩，合計362000000兩。
這個數據表明，相比於1897年，進口總額增加了7000000兩，出口總額減少了10000000兩。這也就證實了我在報告中強調的觀點——沒有安全保障，缺少信心，妨礙了貿易的發展。俄國占領北中國，德國占領膠州，法國占領越南東京，暫時還沒有影響我們的貿易，因為以前開放的市場，現在還沒有關閉。
相反，這些地方外國商人並不看重，主要是中國人在那裡經營進口生意。因此，這些列強的行動，並沒有影響那裡的進口貿易；但是，要想促進這些地區的進口貿易，需要改善各國之間的溝通方式，完善運輸設備。我們可以想到，在進口貿易方面，肯定會有危險，因為協議得不到落實，英國商人在關稅方面經常受限制，極大地妨礙了貿易在未來的穩步發展。而出口貿易則完全不同，出口貿易幾乎都由英國人掌握。不過，中國社會的動盪不安，阻礙了出口貿易自然增長的態勢。我們預期1898年的出口貿易會增長，但是，內地的貨物運不出來，致使1898年的對外貿易，雖然比前年多，但比1897年少了10000000兩。從中國的財富和我在報告中引用的數據來看，自1888年以來，外國貿易增長了一倍。在我看來，如果在外部，一些強國能真誠地幫助中國；在內部，中國自己也進行改革；那麼，未來十年，外國貿易的增長不僅僅是兩倍。
把政治和經濟混在一起，不是明智之舉，但是在中國，這兩個問題卻不會截然分開。中國政府強大的政治影響，必定會有益於商業；一個強大和友好的中國，是貿易發展的保證。
然而，如果在中國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有兩個重要的負面因素，我們不能忽視。所有條約，都簽訂了最惠國待遇條款，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不能獨自與中國談判，獲取利益或者獲取賠償。假如其他國家不通過威脅的手段，那麼，他們與中國的私自協定不可能存在，對某個領域的壟斷也會遭到大家的反對。
因此，假如東北還屬於中國，也沒有實施優惠鐵路關稅政策，那麼，俄國的鐵路就為各國貿易的增長，提供了方便設施，自己也從中受益。這是一個政治和經濟問題交織在一起的例子。我們現在知道，俄國正在和中國海關談判，要在俄國鐵路沿線設立海關。德國也一樣，準備在膠州設立海關。
中英兩國簽訂各種條約，是為了促進貿易發展。但是，中國地方官員或多或少都有自主行事的權力，所以，在很多時候，他們就無視條約規定，非法徵稅，既耽誤了貨物的運輸，也損害了貿易。由赫德先生掌管的中國海關總署，向進口中國的貨物徵收從價稅，稅率是5％。但是，由於中英兩國的關稅條約即將到期，所以，中國宣布要提高稅率。
在中國的英國商人，不反對提高從價稅。因為他們可以藉此機會，提出關於外貿稅收的所有問題，也可以藉此機會糾正現在的亂收稅問題。正如他們所說，在貨物進港時多交點稅，對貿易造成的傷害，要小於地方官員的亂收稅、扣留貨物對貿易造成的傷害。
中英之間的貿易，主要遵循以下幾個條約：
1.《南京條約》——1842年
2.《天津條約》——1858年
3.《煙臺條約》——1876年
此外，還有一些關稅協議，中英兩國也是締約者。從理論上來說，條約賦予我們的特權，在某些情況下有三十年沒有兌現了。我們應當擁有的特權是下面這些。
《1842年南京條約》
1842年的南京條約規定：「英國貨物，一旦在通商口岸繳納過固定的、合適的稅費以後，就可以由中國商人運送到中國內陸各地。在途中，這些貨物只需繳納小部分子口稅，且不能超過從價稅的百分之幾。」——《南京條約》第十條。
條約講得很清楚：英國商品在通商口岸完稅以後，只用再交一些子口稅，就可以由中國人運輸到內地，而子口稅的百分比，已實施了好多年。
這些條約的籌劃者最初目的是：英國的商品能自由進入條約第二條所規定的開放口岸；再多交一些費用，就可以進入那些未開放地區。然而，終於有一天，中國人開始利用這兩個條款，在其他地方多設稅關。1858年，中英又討論了這個問題，簽訂了一個新的條約。這個條約，被稱為是在中國的英國商人的「大憲章」。這個條約就是：
《1858年天津條約》
這個條約，涉及外貿特權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們最關注的是第二十八條。
這條協議開頭就寫道：「鑒於《南京條約》第十條，繳納過關稅的英國貨物，運進內地時，除了需要繳納子口稅以外，不用再交任何費稅。」接下來描述了英國商人的抱怨：貨物所繳子口稅沒有定則，地方官員任意收稅，因此，「現在英國商人要求，在內地到口岸之間，無論是進口貨物還是出口貨物，只用繳納一次子口稅。」
這條協議表示：出口貨物只用在第一個稅關繳納子口稅；進口貨物只需在所到口岸繳稅。協議還說明：子口稅不能超過貨物價值的2.5％，並且：
「貨物交過子口稅以後，政府應該頒發完稅證明——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用再繳納任何稅費。」
這就解釋得很清楚：在中國，外國商人所繳納的合法稅費，只有兩種。一是一般的關稅，二是子口稅——涵蓋了所有的進出口貨物。
然而，《天津條約》的制定者額爾金勳爵，就這個無可挑剔的協議，在1858年11月，給英國外交部去函，我將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自今以後，無論是進口貨物還是出口貨物，交過子口稅以後，在中國各地就無須再繳納通行費、入市稅等各項稅費。我認為，這點對外國貿易非常重要。我到中國以後，聽到了許多商團和商人的抱怨，因此，我致力於尋求一種方法，把子口稅費固定下來，以代替現在的亂收費。……要想不干擾經濟秩序，而設定一個好的子口交易制度，確實非常難，但是，這種子口貿易制度，對進出口貿易是一種非常有益的保護。
儘管如此，許多年來，中國官員卻一直以各種名義和藉口，向外國商人強征各種稅費，主要是厘金稅。這種稅不但不合法，而且數目不固定，官員們隨意勒索，因此它極大地妨害了貿易。並且，最大的困難是：在運輸過程中，如果貨物在外國人手裡，還比較好；但是如果由中國買辦來運輸，他們則更難抵制這種稅收。
1868年，英國駐華大使阿禮國先生著手處理這件事情。他在給外交部的公函中講：
按照條約規定，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貨物，中國不應該額外多徵稅費。厘金稅違反了條約規定。……中國政府能隨意向外國貿易徵稅，是問題的主要原因，它對貿易利益至關重要。但是，這件事情，一個大使無權處理違背條約問題。
1868年，大使還起草了一份公約，打算處理整個問題。他在文中談道：按照《天津條約》，外國商人可以選擇，繳納一次子口稅。但是協議有一個缺點：它規定，商人需要向領事申請子口單；為了所有商人的利益，各地子口稅要用中英兩種文字公示。換句話說，只要中國官員向領事呈交稅單，他們還能向途中貨物徵稅。留給商人們的只有一種選擇，承擔子口稅，或者出示完稅證明。
大使的公約打算解決這個問題，使所有貨物在到達口岸以後，可以一次性繳納所有費稅，以後在各個通商口岸不用再繳稅。很不幸，這份公約沒有被認可。但是，它確實能解決問題。因為如果允許地方官員徵收厘金稅，他們就會像現在一樣，不管貨物是否交過子口稅，一律徵收厘金稅。那些已交過子口稅的商人，如果拒絕繳納這種不合法的厘金稅，那麼，他們的貨物就會被扣留或耽誤，造成的損失比繳納的厘金稅還多。現在的稅務總司赫德先生，和我談過這個問題。他認為，阿禮國的建議很好：「如果中國官員能遵守這個協議，那么子口單制度，將會發揮很好的作用。」
事實證明，阿禮國先生的努力失敗了，收稅亂象，層出不窮。貿易受到侵害，商人們抱怨不止。最常見的抱怨是：中國地方官員忽視條約規定，一直拒絕承認中國商人有運輸子口單貨物的權利。這就限制了貿易在開放口岸以外地區的發展。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英又簽訂了《煙臺條約》。
《煙臺條約》
第三條第四款規定：
「中國政府同意下列內容：按照一個原則統一制定子口稅證明，所有口岸都一樣；任何國籍的人，都可以購買和運輸進口商品。內地商品運輸到口岸，如果真正是為了出口到外國港口，按照條約規定，經英國公民證實後，途中只需繳納一半子口稅；否則，這些貨物的子口稅就不能被減免，這一點，可以通過子口稅證明來查證。英國大使準備與總理衙門商討這些協議，以防滋生弊端。附屬關稅協議第七條中的『內地』，是指那些沒有對外通商的沿江沿海以及內陸地區，在這些地區運輸進口商品，或者從這些地方購買本地商品，中國政府應提供保障，使些商品免遭勒索。」
第七款協議，把海關稅則講得同樣清楚：進口貨物，只要有子口稅證明，不管運到那裡，都不需另外繳稅。然而，這條協議對出口貿易的規定，直接與《天津條約》相矛盾。《天津條約》規定，貨物在通過第一個關口時繳納子口稅；而《煙臺條約》卻規定，貨物在第一個關口只接受檢查，到最後一個關口才繳稅。這就為地方官員在途中的敲詐勒索，開了一扇方便之門，他們會說：這些商品沒有繳稅。這個協議還帶來了一件麻煩事：商品如果沒有在子口單規定的地方銷售，容易被政府沒收。
這條協議造成了這樣的弊端：貨物在運送途中，即使有銷售機會，商人也不敢銷貨；運送途中，如果出現意外或遺失部分貨物，就給了地方官一個絕佳的機會，去重罰那些商人。例如，大約在一年前，一位在梧州的美國商人按子口單貿易方式，運2000桶煤油到桂林。但是，當到達桂林附近的一個關口時，卻被發現，貨物比子口單上的數量少了二十桶。這可能是地方厘金稅官設計的詭計，安排人從船上偷了二十箱貨物。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在這個關口扣留貨物，監禁中國押貨員。他的根據是：按照第七條協議，貨物少了二十桶，全部都應該被沒收。拖了幾個月後，事情才得到解決。由於這般耽誤，那位美國商人失去了一個120000桶煤油的訂單，還賠付給內地船主一大筆滯留費。
為了這件事，以及類似事件，1898年，也就是在我考察之行前不久，總理衙門、海關稅務總司和各駐華大使聯名公示了新的《子口規則》。為了給聯合商會提供信息，也為了便利那些關注中國市場的商人，我把這些新規則轉錄如下：
規則
1.持有子口單的進口貨物，從口岸運到單上註明的地方，其間只用繳納一半子口稅，不用再繳納任何稅費。
2.當貨物運到目的地時，註銷子口單。
3.全部貨物，如果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已銷售完畢，那麼，就在貨物銷售地註銷子口單。
4.如果貨物在途中只是銷售了一部分，那麼到下一個關口，商人就必須向厘金官說明，貨物銷售在那裡，賣了多少，都是什麼樣的商品。於是，當值的厘金稅官就在子口單上蓋印，隨即放行，不得延誤。
5.距口岸最近的關口的官員，應嚴格按照規定去查驗，決不允許用註銷的子口單報運商品。
6.在檢查中，如果發現有重複使用子口單的情況，那么子口單上所報貨物，將被沒收充公。
我知道，聯合商會知道這個消息，在中國的英國商人，也知道這個消息。但是，考慮到稅則即將修改，我認為：自1842年到現在，通過簽訂條約，我們獲得了許多權利，現在對其中的所有問題做一總結，是一種明智的做法；另外，一些商人沒有時間翻閱條約和規則，去證實一些重要規定，做個總結，能使他們對一些問題一目了然。
新的規則非常好。但是，我也同意總稅務司赫德先生的看法，這個規則沒有完滿地解決那個惱人的問題。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執行這樣的規則：外商進口貨物，只用在所到口岸交一次稅；出口貨物，只用在出口口岸交一次稅。為了確保這些，中國必須對那些沿途勒索行為予以嚴厲打擊。
違規費稅
現在，厘金稅是主要的違規稅費——一種地方稅，各地都有；有時候，一個省份的各地都有。除此之外，還有巡費（防衛稅）、海口捐和落地稅（目的地稅）。
據說，政府徵收厘金稅，最初是為平息太平軍籌餉。整個稅收是為了勒索窮人、弱者和商人。它對貿易的發展來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障礙。一旦開放了新商道，厘金稅也就跟著來了。在很多地方，厘金稅只是一個敲詐勒索的藉口。由此看來，政府官員對外國人的轉港貨物徵收厘金稅，是一種違規行為。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英國和德國政府卻承認厘金稅的合法地位，把七個厘金局的稅收作為兩國貸款的抵押。
這七個厘金局分別是：三個鹽厘局——湖北的宜昌、漢口，安徽的蕪湖；四個普通貨物厘局——江西的九江、蘇州、上海和浙東東部。
這七處厘金局，估計每年可徵稅5000000兩白銀。
厘金稅，不僅妨礙貿易，而且浪費人力財力。徵收上來的厘金稅交到政府手中的只有五分之一。為了逃避厘金稅，商人們經常僱傭苦力，背運貨物行走數公里，繞過厘金關卡，這就耽誤了貨運時間。
這裡還有極為反常的事——內地稅關和國家海關同在一處，各收各的稅。即使進口商品已完稅，這些稅關，還要對那些購買外國商品的中國商人，課以重稅。厘金稅純粹是一種壞制度。外國人進出口貨物，要繳納厘金稅，這是一種損失，但是，各種延誤和困難給商人造成的損失更大。
英國商人們的遭遇，引起了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這些違規的稅費，抑制了進口貿易，也給出口貿易帶來了巨大損失。在中國的一位商人打算向倫敦發送一批貨物，且逾期不交貨就得賠償。他面臨的困難有兩處：一是在未交貨期間，匯率不定，會給他造成損失；除此之外，他還得向厘金局繳納一大筆錢，以保證貨物能按期交付。可以看出，這件事情有多嚴重。
在一些地方，商人們告訴我：官員們很清楚，商人們必須按期交貨。所以，官員們也就不理睬子口單，押貨員要麼被敲一筆，要麼耽誤幾個月。消息要很長時間才能傳到海岸，然後，領事抗議，命令釋放貨物。這中間需要耽誤幾個月。下一次，負責運貨的中國人就會主動交錢，以免耽誤。英國商人需向運貨人支付那筆錢。如果貨價已定，那就增加運費；如果貨價未定，那就提高貨價。如果交貨合同中已定好貨價，那麼，就嚴重地影響了利潤率。如果持續施行現在的厘金制度，商人們準備向政府索要賠償。他們認為，要想解決問題，僅僅得到道台的一個道歉沒有用。對付這些事例中的官員，最好的辦法就是攻擊他們的錢袋子。對商人們來說，找領事投訴沒有用，因為，那些買辦和押貨員不會在道台面前提供證據。如果這些買辦和押貨員提供了證據，厘金官就會向沿線關卡傳達命令加以報復。英國商人們提出了一些改正措施：在子口單規定的區域內，只要一船貨物，在厘金關卡被延誤幾個星期以後，領事就有權要求地方政府做出賠償，然後把賠償轉移中國海關。商人們認為，如果能創設這種制度，馬上就能制止現在的敲詐行為。因為政府會讓地方官員支付罰款，這就能增加海關的收入；另外，地方上的道台也不會懈怠，他會努力搜尋違規人員，找回自己的損失。
有時，官員會以一些瑣事為由，不開子口單。在我離開前六星期，一位莫里森先生向上海總領事布雷那先生申請一張子口單，運輸綿羊皮。道台給了個牽強的理由——以前沒運過此類貨物，拒絕開子口單。布雷那先生給道台開了一個賬單，要他賠償延誤生意所造成的損失。為了給道台一點教訓，莫里森先生應該有權索賠精神和間接損失，那就不是100兩，而是1000兩銀子。一般說來，這種事情會打擊商人的進取心，然而，如果莫里森受到鼓勵，並索賠成功，那麼，將會有利於商貿，並促進其發展。
子口單制度並非一無是處，詳情請見「鎮江」那一章。新的規則極好，但還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當遇到問題時，我們應該先反省自己。條約上寫得很清楚，但是英國貿易協會卻放棄我們的權利，在30年前就承認落地稅的合法性。對於厘金稅，韋德大使簽訂了一個奇怪的附屬協議——在租界和口岸徵收厘金稅是不合法行為，這就暗示，在這些區域之外，可以徵收厘金稅。這些條約和協議，相互矛盾。
法國人在中國南方，已著手改善稅務制度，英國貿易也從中得利。不過，最近幾年，北京英國使館也在這方面努力，保護英國利益，現在已見成效。
其他稅收中，落地稅最令人厭煩。落地稅由地方官承包，這也是他們斂財的門路，所以，他們無所不用其極。雖然落地稅是一種目的地稅，但是，貨物沒到目的地，官員們也徵收落地稅。
向出口商品徵收落地稅，對中國產品來說，是一種不幸。最近，茶葉貿易幾乎停滯了。過重的稅收，落後的種植方法，使茶葉生意日漸衰落。如果由外商投資，幫助經營，再引進先進的種植方法，茶葉貿易可能還有再興之時。現在俄國正在自己國家的南部種植中國茶葉，並且，從中國驅逐了許多苦力幫助俄國種植茶葉。據說，這些苦力大多來自漢口地區，那裡是一個巨大的茶葉中心。絲綢貿易也因稅收過重而遭重創，日本正在與中國爭利；棉農也日遭盤剝，將來棉花貿易必將衰落。
儘管這些稅收由中國人承擔，但是聯合商會也要關注此事，因為，中國生產能力受損，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與她有貿易往來的任何國家。
中國還有一個妨害貿易的稅收。那就是加在國內貿易上的稅種——貨物從一個口岸運到另一個口岸，需要繳納物價的2.5％作為稅收。
鹽稅是中國的另一個稅源。如果中國想繁榮昌盛，必須改革鹽稅制度。鹽稅對貧窮階層壓榨很重，也耽誤了中國鹽業資源的開發。在報告的其他部分，我舉過一些例子。在一個漁業城鎮，那裡的居民，以進口鹹魚作為日常飲食，因為進口鹹魚比自己醃製的鹹魚要便宜。食鹽是生活必需品，特別在東方國家，更是一種必需品。如果需要，食鹽可以作為一種稅收來源，但是如果管理不當，民眾就遭罪了。埃及在這方面的改革，中國可以借鑑。
對於土地稅，外國人和中國人一直有怨言。改革土地稅制度，修訂稅制，需徵求外國人的意見。
對每一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考慮才比較合適。在討論稅制改革之前，我想先談談中國方面的情況。
妨礙稅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必須有財政來源，不要希望他們能馬上廢除厘金稅和入市稅。地方財政來源主要依靠厘金稅。儘管《煙臺條約》規定，中國人可以購買轉港貨物，且不用交稅。但是，中國官員卻認為：中國人利用條約逃避稅收，使財源受損。要處理好這件事，只有充分滿足中國官員的需要，才能希望貿易不受阻礙。
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廣州糖商用內地帆船把糖運往香港，然後從那裡以外商名義轉運至內地，聲稱這些貨物可以免稅。這就擾亂了子口單貿易，中國官員也因此而仇視整個子口單制度。因此，要想讓子口單貿易運轉良好，既要修改稅制，明確規則；還要考慮中國的財政收入。
稅制改革
中國與各國簽訂的條約，有效期不等，使稅制改革問題變得非常複雜。為了保護英國商人，聯合商會必須認識到，在稅制改革方面，要與列強協商溝通才行。
假如中國能進一步開放市場，並輔以財政改革，那麼，英國和其他國家，都不會反對增稅。在不同的中國口岸，我和商人、商會都談過這個問題，他們表示：願意將現在的稅收，從5％提高到10％或12％，甚至到15％。但是，稅收增加到這個程度，那麼，子口單制度就該被廢除，所有貨物到港時，只繳納一次稅收，其他費用全免。
聯合商會應該注意到：現在的稅，理論上是7.5％，其中5％是關稅，2.5％是子口稅；但是，商品還會被違規收稅。因此，這就意味著，假如15％的稅是全部的、最終的稅款，那麼，這也符合外國商人的長遠利益。提高稅點，對中國政府也有利：即使把增加部分轉給地方官員，作為失去厘金稅的補償，政府也要比現在收到的多。進一步說，貿易的繁榮會使國家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受益更多，因此，市場會更加開放，稅率也會固定下來。
稅制改革是外國商人所需，也是中國所需，但是，改革要輔以下列條件：
1.為外國人開放更多口岸，擴大定居範圍。
2.取消內陸航運限制，開發國內鐵路交通。
3.外國商品按條約規定繳稅後，中國政府保證不再多徵稅費。
他們還認識到，有些事雖然與稅制問題沒有直接關係，但也必須改革。這些情況，我在報告結尾的「評論」部分，有詳細描述。我將把這些情況，反映給聯合商會。如果修改條約，那就是給中國施加心理壓力的最好時機，可以促使中國改善這些問題。中國政府需要資金維持行政開支；商人們也要從讓步中收穫回報。
稅制改革中有一個重要問題，商人們不能忽視，那就是從價稅。從價稅是按照商品的固定價格徵稅。一些商品的價格下降了，還按照原先價格的5％徵稅，那商人就得多交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的利潤率就沒有了。
對中國人來說，在稅制改革中，也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中國官員抱怨，一些商人故意把貨價報得很低。這種欺詐行為不僅影響海關的稅收，也傷害了那些誠實的商人。海關官員應該設置一些檢查手段，能查驗貨物的真實價格。
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修改條約，才能使雙方都感到公平合理，才能滿足商人的訴求？困難在於，一些條約的有效期還有好幾年，這事就不容易處理。法國的條約和我們的一樣，馬上到期，但是日本條約的有效期還有8年，德國的還有4年。我的建議：對中國來說，比較合適的做法是，去勸說那些國家終止條約，然後和英法兩國一起，與中國簽訂一個新的一般性商業條約。如果這個辦法行不通，那唯一的辦法就是延長英法兩國條約的有效期，與其他國家的條約同時到期。那麼，除非英法兩國和其他條約未到期國家一樣，共享最惠國待遇，否則，兩國的稅率會特別高。
我曾經和伊藤博文首相會面，他建議：要想令人滿意，又能迅速解決稅制改革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在中國召開一次大使會議。他認為，如果把這個問題提交給各國政府討論，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在場的這些大使，完全了解情況，政府應該委託他們，參與討論，制定協議，然後把審議結果以條約草稿的形式遞送各國政府。伊藤先生的建議，值得考慮。
商人們的建議是：為了達成共識，幫助大使，首先應該派一個領事委員會，到各口岸去徵詢商團的意見，然後制定規劃。這個委員會，應該由中國官員、英國領事、其他歐洲國家的領事和一位英國商人組成。條約要公平地顧及所有國家的利益，但是，各國所得利益，要與他們貿易成比例。
比較中日兩國的外貿，就可以描繪出外國貿易在中國的發展前景。日本與中國相比，自然資源貧乏。日本的人口只有42000000，而中國的人口是400000000。去年的外貿總額，日本是444000000元，中國是495000000元。
最後，必須談談我在中國會見過的那些英國商人。他們的商業理念豐富而完善。我發現，商業競爭並不會使他們情緒不安。相反，他們經常對我說，他們的方法很成功；在公平的環境下，不擔心其他國家的競爭。但是，他們低估了競爭對手所能造成的影響，這些影響要比他們平常抱怨的多。
總結一下，這幾點商人們要特別留意：
1.英國製造商要注意，這裡有許多新市場，特別是——玻璃、工具鋼、鋼纜、電氣設備、鐵路設備、採礦機械、採礦所用的烈性炸藥，以及其他各種機械。
2.落實條約賦予的各種權利，阻止各種違規徵稅。
3.改革稅制的同時，必須改革財政和其他制度。
4.財政和其他改革，必須有利於貿易和商業，且必須貫徹到整個中國。
5.幫助中國重組軍事力量，維護國家治安，否則貿易就得不到保障。
中國目前在外交、財政和商業方面面臨著諸多困難。英國貿易，以前在中國占有主導地位，現在則面臨著許多競爭，經受著不利的政治影響。現在，英國貿易在中國外貿中的比重是64％，為了維持這種勢頭，並進一步發展，那麼，英國商人們就要全力以赴，確保英國貿易在中國的優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