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思福考察記 · 第八章

佚名《貝思福考察記》

上海（人口約405000）貿易統計 1897年貿易總額為關平銀101832962兩（約14500000多英鎊）。 1897年進出口貨物總量為7969674噸，英國承運4591851噸。我到上海考察過四次，第一次是在10月4日。對盎格魯-撒克遜商人來說，上海可能是遠東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原因有二，一是上海位處長江流域之口，地理位置優越；二是據上述統計，英國貿易在上海處於主導地位。在上海的英國商人，對我的使命非常感興趣，決心竭盡所能為聯合商會提供信息。主要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他們對未來十分擔憂。他們擔心，萬一發生騷亂事件，中國政府沒有有效的軍隊和警察去處理。他們說：四川、湖南和長江流域發生暴亂，中國商人都不到這些地區做生意。他們認為，不久的將來，這些現象將損害英國的貿易。他們還提到俄國在北中國的軍事統治地位。他們說，除非採取有效的平衡措施以制衡俄國，否則，英國貿易必然處於危險境地。他們再次提及內陸航行條例。條例有助於促進英國貿易發展。不過，由於收費沒有定則，特別是厘金和落地稅更無標準，所以，我們的獲利受限。另外，按照條例規定，輪船運送貨物，只限於它所登記過的港口地區，不能越過海關界域。這些條例阻礙了貨物運輸，輪船除了乘客，其他什麼東西都運不了。往來於海上的船隻，能沿著河流，通過海關進行貿易；但是，處於內陸航行條例管轄下的船隻，則不允許做這些。另外，中國拒絕外國人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區居住，這也應當計入不利因素之中。英國商人對自己處境的看法，我甚為認同。劉坤一（南京）和張之洞（漢口）兩位總督向我表明，他們可以確定，一些省份確實將有騷亂發生（參看附錄「南京」和「漢口」）。他兩人指出，他們轄區有7個厘金稅局，所收厘金是750000英鎊，指定用於支付16000000英鎊貸款的利息。這些貸款是1898年3月從英國和德國貸入。劉坤一進一步說道，整個海關人員的工資，已漲到187500英鎊，而且全部由上海海關獨自承擔。兩位總督講：人民正在抱怨，稅收都支付給了外國人，他們也不可能再承擔任何其他稅收，所以，前途渺茫。關於英國戰艦停駐長江一事，二位總督認為：假如海軍是來幫助他們而不是來奪權，他們表示歡迎。 10月6日，我會見了一位在上海的英商聯會代表。他交給我一份紀要，文中用語清晰明確，鏗鏘有力。在文中，商會成員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在上海，他們普遍有一種感覺——本國政府沒有適當地支持英國的利益；並且，他們的意見一直被擱置，多少年來，沒有被關注過一次。他們認為，當前是改變這種政策的時候。紀要內容如下：與中國相關的利益，已引起國內注意。這對於聯合商會分會委員會來講，是一個有利時機，可以公開表達他們對一些問題的普遍看法。在過去，人們普遍抱怨，說我們和中國的貿易，缺乏擴張活力。其實，參與其中的英國商人，更有發言權。然而，在很多時候，問題的緣由被歸結於英國商人自己。這份紀要的主旨，不是為這個指責做辯護；只是表達了我們對一個問題主要原因的認識，這個問題是：與其他國家相比，為何英國與中國的貿易缺少進步。對國家來說，無論是發展現在的貿易，還是對中國至今尚未開發的自然資源進行開發，現在都是極好的時機。我們可以斷定，英國貿易在中國的擴張有限，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a）在遵守天津條約的義務方面，中國完全缺少誠意。（b）在條約協定的通商口岸以外，外國人在中國的投資，沒有安全保證。（c）關於中國的情況，國內普遍不關心，缺少了解。上述原因，第一條和第二條相輔相成；第三條是前兩條的緣由。對居於中國的英國人，重複說明上述第一條原因是多餘之舉。但是，居於本土的英國人，幾乎不知道外國人是在何種條件下與中國人做生意，所以，請允許我在此簡要說明一些情況。按照條約規定，中國應當允許外國人到中國做進出口貿易。海關稅收制度，是經多方同意而制定出來的，且大家一致同意在通商口岸徵稅。最初，當地人負責徵稅事務，隨後授權給海關稅務司，由歐洲人負責，徵稅範圍只限於各個通商口岸。對此，商人們沒有怨言。實際上，這些稅收，是中國政府最可靠的財政來源，也是主要可利用的財產。但是，在這些稅收規定之外，為了保護外國貿易，對商品在內地的流通，又做了進一步規定。可以說，條約制定者對各省與北京中央政府之間鬆散的財政關係不太熟悉，這就導致很多問題。同時，在遵守條約章程方面，北京政府對各地也沒有約束力。外國貨物進入中國內地，規定很簡單：額外支付一半子口稅，政府發放子口單，進口貨物就可以從隨意進入內地，出口貨物可以從內地隨意到達港口，免除它們「所有內地進一步的任何稅收」（條約中的表述）。這條協議的表述很清楚。並且，在1855年，埃爾金勳爵（《天津條約》的制定者，以此條約為基礎，其他國家制定了許多條約）也向外交部呈送了一份公文，詳細說明了協議的意圖。埃爾金勳爵在修訂子口單協議時，明確規定：「貨物繳納過子口稅，無論出口或進口，在貨船與各地之間，不用繳納通行費、入市稅，或者其他任何稅費。」還有，在相同的公文中，他寫道：「我一直認為，補救內地亂收稅的辦法，是用固定稅額取代現在的違規收稅。」這話講得再明白不過了。然而，在簽訂《天津條約》三十年後的今天，子口單制度完全失敗了。我們的政府一再堅持（儘管無效），子口單能免除貨物的苛稅。但是，對條約的解釋有限，意圖也不甚明確，特別是使貨物免除「所有內地進一步的任何稅收」這一句，更不清楚。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子口單完全被忽視；在另一些地方，當地政府無視條約規定，在貨物最初的進口港和出口地，照樣向繳過子口稅的貨物徵稅。向英國貨物徵收苛稅，是經過中國政府允許的做法，大使和領事們，為了使英國貿易免遭此難在不斷努力。但是，因為英國政府不支持、不重視這件事，他們的努力毫無結果。結果，商人們有冤而無處可訴，只好得過且過。布雷南領事曾寫過一份報告，在去年（1897年）出版。他講到的一些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今天的情況。在「中國通商口岸貿易狀況」部分，他寫道：「長期的努力無果，使商人們感到氣餒，貿易自然就受阻不再發展。」如果英國政府不作為，任由條約變成廢紙，而其他國家卻努力向前，那麼，領事伯恩先生報告中所描述的情況，足以使英國蒙羞。伯恩先生最近陪伴著布萊克本中國考察團，考察中國商務。談到雲南貿易時，他寫道：「從我1885考察以後，進口貨物的貿易路線已經改變。原先是英國的線路——從西江經百色廳到雲南，現在轉到法國人的線路上——從越南的東京，經過紅河和蒙自，到達雲南。如果考慮到中國人有守舊的習慣，這種轉變就太大了。這種轉變，源於法國政府的努力。他們強迫中國政府，從蒙自到雲南沿途各地執行子口單制度。另外，代表團的貝爾和內維爾兩位先生，對於此事這樣寫道：「從緬甸的八莫到雲南的陸路貿易，沒有任何增長的機會，因為貨物在途中至少要繳納七種不同的稅費。然而，蒙自路線承認子口單，貨物只用繳貨值的7.5％，作為關稅，此後就不用繳納任何費稅。」如果法國政府能夠強迫中國遵守這條協議，那麼，占中國外貿份額64％的英國，為什麼就做不到呢？有人說，這是因為我們太重視中國的中央政府。因為英國政府認為，救治地方弊端，最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在北京的代表。然而，中日戰爭，使政府依靠北京的幻想破滅了。我們希望，英國政府採用我們早期處理中國問題的方法——哪裡有弊端就在那裡處理，然後把這些補救措施呈報給北京。此外，國內可能普遍不知道，在中國的外國人，除了通商口岸，不能到其他地方定居和經商。一名外國人可以流動經商，但是不能在口岸之外的任何地方設立貿易點。這種對居住的限制，自然妨礙了外國人貿易和事業的發展。這個問題特別重要，尤其是現在，中國已授予特權，允許外國船隻在內地水路自由航行。這個特權很重要，但是，除非同時允許外國人在內地居住，否則這個特權一點價值也沒有。很明顯，為了使外國人能掌控貨物運輸，保證它們的安全，必須在內地建立貨棧和倉庫，外國人或代理可以居住在這裡，管理貨物的運輸、儲存和發送。外國貿易在中國停滯不前，主要原因是缺少安全保障。現在的危險局勢，不僅充分影響了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企業的擴展，而且直接危及到當前的貿易。並且，現在的危險比以往更大：政府無能，還非常腐敗；國家財政更需要各省的支持，而各省的收入卻償還了外債；國家對各省的掌控能力越來越小，很多地方明顯不忠於朝廷。那麼，外國貿易在內地的情況會怎樣？在過去，各省可以提取一部分海關稅收，現在全部成了外債的抵押；同時，朝廷向各省索要的資金在增加，那麼，除了在內地增加稅收，各省還有什麼辦法？為了彌補財政收入不足，中國政府準備修改稅則，但是不修改那些我們抱怨了三十年的弊端。1896年李鴻章到倫敦訪問的時候，提議把關稅增加一倍。這是東方人機智的權宜之計，也就是說，讓外國貿易來承擔中國的外債。外國商人普遍同意加稅，但與此同時，他們明確要求，除非中國保證在內地不再亂收稅，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增加關稅。很明顯，這種要求，只有全面改革中國現在的腐敗制度才能實現。但是這件事做起來很難，而且各國之間的猜忌，會使事情更複雜。然而，現在只能勇敢地去面對這種局勢，否則，將來各國之間的紛爭會更多。很明顯，由中日戰爭所引發的財政困難，以及歐洲各國的債務，使中國不能繼續實施排外政策，蔑視外國人。不用從外部施壓，國庫的空虛足以說服中國政府，同意開發自己豐富的自然資源。因此，中國向世界公開了修建鐵路和開發礦藏的計劃，歡迎外國人來投資。然而，資本家在投資之前，勢必會調查投資安全保障問題，他們會問：朝廷怎樣保護外商在各省的特權？在遵守條約協議方面，中國在過去的誠意是否足夠？外商能否控制和監管資金的花費？能否放寬現在的居住限令，允許外國人到內地居住，以監管他們在內地的事業？要回答上述問題，必定會涉及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開放，究竟是真還是假？如果此事為真，那麼外國人必須發揮強大的影響力，防止像過去那樣受騙。一個孱弱的北京政府，它的開放被互相競爭、嫉妒的列強所利用，肯定沒有安全可言，除非出現以下情形：在北京設立一個政府，不僅強大，而且同情多數人的感覺和願望；它首先要做的事是防止中國的分裂。我們認為，中國人已廣泛接受了進步和改革的學說。為了拯救自己，也為了給那些引進來開發資源的外資提供保障，進行大規模的行政管理和財政改革，勢在必行。關於改革方法的建議，不在這份紀要的範圍之內，但是，這不表示協會忽視了實際問題。客觀地講，英國政府已經從大使、領事和商人們那裡知道了更多詳情，獲得了更多的觀點和建議。依據這些情況，政府早就推論出了明確和果斷的政策。要實施這些計劃，必須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展開行動才行。北京政府自然應該提供這個基礎，它的命令應該能貫徹到全國各地。一個權力中心應該強大到足以維持中國的完整。如果缺少這樣一個權力中心，就不必談門戶開放政策，也不必談貿易機會均等。對這兩件事，我們的政客已發表了很多看法。政府疲弱，意味著中國的分裂。對這種現狀沒有清楚的認識，也不願意承擔維護北京政府權威的義務，因此，不是選擇門戶開放政策，就是選擇勢力範圍政策，殊不知這是兩種互相矛盾的政策。維護中國的完整還是分割中國，都必須經過改革才能實現，唯一的區別是：前者由一個強大的權力中心制定政策，然後貫徹到全國；後者則由各地的占領者在占領區內實施。我們認為，各國在處理事務時相互猜忌，紛爭不斷，勢必引起更多的危險，不如採取大膽的策略，用一個強大的權力中心去維護中國的完整。許多事情，能以小見大。勢力範圍政策所產生的危害，在上海已經顯現出來了。一個國家聲稱，她對租界內的部分地區，享有獨自管轄的權利，而我們卻維護租界的開放。那麼，我們認為，在中國發展貿易、保護資產和拓展事業，安全保障必不可少。這種安全保障，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實現；改革只有從外部施壓，才能實施。進一步說，英國的貿易在中國處於優勢地位，英國必須引領這場改革運動。在我們看來，英國政府以前忽視中國問題，決策失誤，是因為錯誤地估計了自己在遠東地區的影響力，錯誤地信賴中國政府的力量。而其他國家，剛到這個地域，受過去傳統的影響較小，能夠較好地利用一般經驗做事，並且利用我們做事謙遜和不活躍的缺點乘勢而起。我們希望自己對「門戶開放」或者「勢力範圍」這些詞彙，做出完美的解釋。也就是說，英國的貿易在哪裡占優勢，哪裡就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哪裡就實施門戶開放政策。這只是一個理想，但是沒有英國內閣的果斷決定和領導，沒有中國政府的配合，理想永遠不會變成現實。為了能在中國實施改革，我們不隱瞞必須面對的困難，因此，我們力勸引領改革運動的英國政府，要努力與那些有共同目的和興趣的國家，一起合作，也就是說，他們的興趣是商業發展，目的不是擴大領地。主席　C.J.達欽仔細看這份紀要，我認為，其中有一兩個觀點，值得商榷。不能說子口單就是一張廢紙。以前確實是這樣，但是自現在的英國大使麥克唐納來了以後，情況已經變好了。所以，現在不能說子口單還是廢紙，並且，這樣講對大使的努力也不公平。真正的失誤發生在三十年前，英國商務局同意中國徵收落地稅。第二天，也就是10月7日，上海商會（一個國際性的組織）的一位代表，呈給我一封信（詳情見附錄）。其中，一位德國代表說，聯合商會派代表來中國考察商務，不只給英國帶來好處，也將給所有國家帶來好處。一位美國代表認為，英美兩國的貿易利益一致；美國人感謝英國聯合商會派代表到中國來調查商貿問題。信中提到幾個問題，在此特別說明一下： 1.中方不遵守條約規定，使外國商貿遭受損失。 2.改革稅收體制。 3.急需設立上海水利局，管理港口，疏浚吳淞江上的沙灘。 4.必須擴展租界。這些建議，對所有國家的貿易都很重要。英國在上海的貿易居於優勢地位，這些建議對英國更為重要。中國人和外國人所簽合同的效力問題，是上海商會和中國協會提到的問題，它對未來的商業利益很重要。我用一個事例來說明這個問題。中國銀行和日本銀行在1889年12月合併為一家。名義資本是一百萬，1891年2月增加到了二百萬。在公司生意興隆時，許多中國人購買它的股票。但是，購買股票之前，他們必須簽訂一個協議：我特此請求公司註冊，成為公司股東……把中國、日本銀行，以及海峽有限公司的股票轉讓給我作為報酬，我同意按照公司章程規定，在董事安排的時間和地點，付清股票餘款。並且，我還同意：我和銀行之間的所有問題，要依據英國法律來處理。 1893年，銀行經營困難，每股負債7英鎊10先令，公司決定，每股要召回1英鎊。儘管中國人和英國人一樣簽訂了協議，但是中國人拒絕付款。這種拒付行為，和高達400000多英鎊的債務一起，迫使銀行破產重組。上海道台蔡鈞和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倫·白利南先生在一次特別庭審中審理這個案件。儘管受到白利南先生的反對，上海道台還是做出了對中國人有利的判決。一個中國人，簽訂了這樣一個協議，與條約沒有任何衝突，那麼他是否應該遵守協議約定，對於在中國的外商來說影響重大。英國大使麥克唐納先生也熱心過問此事。但是，英國商人們感覺，有效和快速處理這個嚴重事件是國內政府的責任。據說，購買銀行股票的中國商人，其實樂意支付那筆錢。但是在持股者中，有一部分滿族和當地官員，他們拒絕支付，而其他商人又不敢違背官員們的意願。棉紡品據說在我訪問期間，上海的紡織廠，過去建好的、正在修建的和計劃修建的，合起來有十二家。由於產能過剩，當地又從印度進口了大量棉紗，導致這裡的紡織業現在不景氣。據我看來，這些紡織廠除非僱傭外國人做管理者和工長，否則無法與他人競爭。這些紡織廠，不考慮折舊和維護費用，而把可用資產用於支付利息和紅利。長江一帶的人們，普遍在仿製便宜棉紗。這種棉紗以前通常從日本和印度進口。日本和中國棉花製成的棉纖維既短又脆。而中國人喜歡買棉紗自己織布，所以，這些紡紗廠不得不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織成棉紗賣給中國人。這裡只有怡和洋行一家織布廠，其餘工廠則生產棉紗。 1898年10月，我參觀了這些工廠。廠里的機器只有一半時間在工作，並且，一些中國人開辦的工廠已經關門了。我在報告中對棉布行業做詳細論述，是出於以下原因：儘管海關統計報表顯示，它是英國人的貿易，由英國船隻從美國運來，但這些布匹，其實是美國人製造，最初屬於美國人。然而，英國商人通過運輸和銷售，從中獲利頗豐。有一點值得一說：中國的北方人需要美國棉布，因為布幅寬度符合他們的要求，而且厚實能禦寒。商會要求我就棉布進口，做詳細說明，所以，我添加了一張對比圖（請參看錶格）。通過這張表格，分析中國棉織品和棉紗的進口貿易（占中國進口貿易的40％）就會發現，過去十年，美國貿易量增長了121％，價值增長了59.5％；而另一方面，同樣的產品，英國和印度的貿易量下降了13.75％，價值下降了8％。毫無疑問，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與蘭開夏郡和印度兩地的競爭會更激烈（特別是蘭開夏郡）。十年前，美國生產布匹，僅是為了滿足國內需求，多餘的產品才出口到中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產品的質量標準遠超中國人的一般需要。然而，現在一切都變了，美國很快變成了一個出口國。美國廠主看到了靠近中國市場的優勢，因此開設工廠，專門生產適合中國市場的產品，直接與蘭開夏郡競爭。數量和貿易值的增長比率差別太大，可以說明，現在美國產品的質量標準很低。當然，這也是為了迎合中國人買便宜貨的需求。一個有點兒意思的問題是：在美國與中國的布匹貿易中，英國起了什麼作用？方便起見，可以用兩個標題來概括： 1.產品來源 2.產品所有權關於產品來源問題，我們都明白，美國在中國市場的份額越多，對英國製造商的損害就越大。但是，可以進一步問：美國份額的增多，是怎樣影響英國貿易的？我認為，這個問題需要用產品的「所有權」來說明。比如，一個英國人從非洲購買了瑪瑙貝殼，它們一旦交到英國人手上，就成為英國的貿易產品了。同樣的道理，英國人從紐約購買的布匹，自然屬於英國人的貿易品。這就是說，產品來源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在於，來源於美國的產品，有多少「屬於」美國，有多少「屬於」英國？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不過我們可以粗略地估算一下。在上海，純粹從事布匹貿易的美國公司，只有兩家 [1] ，另外還有兩家英美合營的公司。美國的布匹貿易主要由這四家公司經營。我們會認為，布匹貿易歸美國人經營。但是在另一方面，有許多英國獨資公司也參與了美國的布匹貿易。據說，幾乎所有貿易都由英國公司負責運輸，通過英國銀行融資。美國的布匹，60％歸英國公司所有。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1887年，英國的所有權是91％；美國是9％；1897年，英國所有權是86.61％，美國是13.39％。除了布匹，美國的煤油和麵粉，市場占有率也很高，並且這些貿易全由美國經營。煤油，1887年貿易額是330000英鎊；1897年是1019400英鎊。麵粉，1887年貿易額是145000英鎊；1897年是180600英鎊。美國還有大量的木材和快速增長的機器貿易。木材，1887年貿易總額是68500英鎊；1897年是55200英鎊。機器，1887年是96300英鎊，1897年是402000英鎊。這些貨物，主要由英國貨船運輸。 10月1日離開上海之前，我曾經與日本前首相伊藤侯爵會晤過三次。他對英國頗具好感，對中國的未來甚為擔憂。他認為，除非中國自己能提供有效的軍隊和警察，否則肯定會發生暴亂，勢必危及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外國人肯定會出面干預，以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將會分割中國。我建議：在維護中國的完整和貿易機會均等方面，日本、美國、德國和英國應該達成共識。他對這個商業方面的建議，好像很感興趣。他認為，日本和英國在東方有一致的貿易利益，國家之間應該互相幫助。他說，諸如像門戶開放這樣的政策，不能是一種自私的政策，應該對所有國家的貿易都有利。他認為，現在的中國政府非常孱弱，已掌控不了國家，會立刻倒台。英國、美國、日本和德國這四個貿易大國，為了保護所有國家的商業利益，應該提供一些現役軍官和退役軍官，幫助中國重組軍事力量。伊藤侯爵說：可以確定，日本不會反對英國聯合其他國家一起重組中國軍隊。英國有資格做這件事，一是在中國的投資中，英國占優勢；二是事實證明，英國在領導和組織東方人民方面，能力出眾。他認為，朝鮮也應該包括在中國門戶開放問題中。他還說，日本和英國商業的未來，有賴於我們現在所追尋的政策。我們必須記住，伊藤侯爵是個中國通，比任何其他外國人都了解中國。因此，他的觀點對聯合商會來說最為珍貴。他由衷地贊成這樣的觀點——有效地重組中國軍隊，可以為商貿安全提供充足的保證。伊藤侯爵已經離職，像我一樣，可能會到中國做一次完全非官方的考察。聽說奎俊閣下剛被任命為四川總督，途經上海。我拜訪了他兩次。我告訴他，他對改善和發展轄區內商貿的建議，聯合商會非常感興趣。他表達了對英國的友好，並且說，他會盡力促進外國貿易的發展，開放當地的商業、製造業和礦業。他還告訴我，他即將負責管理的四川省，煤礦、鐵礦以及其他礦產，非常豐富，至今都還沒有開發。我乘機向他指明：外國人有權要求為他們的商貿提供保護，中國應立即用軍隊和警察，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中國做不到這點，那麼中國必定會垮台，這樣一來，各個省份也會被歐洲人分割。中國應該請求英國和其他貿易國，幫助她組織一支統一的軍隊，以維持中國的完整。總督衷心贊同我的意見。他說，希望此事能成，但是，這些事情的決定權在朝廷手中。我獲悉，最著名的維新黨人之一黃遵憲已經被捕，將被押往南京執行死刑。他的六名同黨，已經在北京被殺。我對奎俊總督說：以我淺見，如果這些政治謀殺持續下去，中國勢必發生暴亂。而這些暴亂對商貿不利，英國肯定會加以干涉。無論怎樣，如果這種政治謀殺持續下去，英國民眾對此會感到恐慌。因此，我敦促總督，利用他的影響力去拯救黃遵憲的生命。現在，我可以高興地說，黃遵憲沒有被害，但是被流放了。擴展外國人的租界，與外國人在上海的財產和生命的安全息息相關。所謂的英國租界，實際上是世界各國的租界，各國公民在租界中都擁有地權。長期以來，租界面積已不夠用，人們通過英國大使向中國政府提出擴展租界的要求。這不是要求獲得領土權，僅僅是在現有租界的基礎上擴展一些面積。然而，只有法國不是要求為所有國家，而是僅要求擴展自己的租界。這件事值得評論一下：法國總領事資格很老，不久前，他聲稱有權主持各國關於租界問題的審議，但是，法國的租界，法國有絕對的控制權，別人不得過問。現在，他們聲稱對租界擁有主權，確實，他們也把租界稱作「法國的土地」。而事實上，法國與中國政府的租界協議，和其他國家的一模一樣。因此，法國沒有專有權。法國最近提出增加租界的要求是在10月份，他們要求租借上海的土地，包括城內臨近老河地區。這裡有新建的商店、倉庫和碼頭，所有照明都使用電力，秩序井然，充滿活力。法國的這兩個聲明如果被批准，那麼加上城市另一邊的街區，法國租界現在的位勢，可以從三面包圍這座城市。他們聲稱，上海外灘是中國唯一具有歐洲風格的工程，那是他們的首創，花費達40000兩白銀（合5000多英鎊）。法國總領事最初的聲明，是要求中國對一起暴亂事件做出賠償。這次暴亂於1898年7月16日，發生在寧波會館的墓地。法國要求把寧波會館的墓地劃成法國租界歸法國管理，以修建一個公共屠宰場。而這塊墓地上，有幾千個不同年代的墳墓。法國領事還要求寧波行會公共墓地內的所有棺材，都應該由在世的親屬遷走，將來任何棺材都不能停放在會館內，或者埋到墓地里。法國領事還講，大家都應該理解，當英美（或者世界各國）擴展租界的時候，法國同樣要擴展自己的租界。關於寧波會館事件，我們要牢記一點，中國人最尊敬自己過世的親人。實際上也就是說，祖先崇拜是中國人唯一的信仰。另外，中國的法律也規定，只有經過親屬同意，才可以遷移墳墓。法國派遣全副武裝的水兵登陸，試圖拆掉圍牆，占有寧波會館的土地，這引起了1898年7月16日的暴亂事件。在那裡聚集的大量暴民開始向現場的外國人投擲石塊。法國水兵瞄準民眾並開了槍，結果十三名中國人當場死亡，三十人受傷。隨後，傷者中有四人也死了。在我去往南京的途中，恰好看到一艘法國軍艦停泊在城市對岸，而法國總領事白藻泰先生就在艦上。劉坤一總督在一次會談中說，英國對中國人很友好，然後問我對這個事件的看法。作為英國商貿的代表，我對總督解釋說，如果他同意法國人的要求，自然會引起中國人的暴亂。沒有人知道東方的暴亂會發展到何種程度，特別是在中國，人們極度厭惡外國人，這種暴亂正在增多。如果發生暴亂，英國、美國和德國以及其他國際團體，儘管與暴亂的起源無關，也會把他們的志願者武裝起來，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迫不得已也會向中國暴民開槍。儘管我知道，相關國際團體反對法國總領事的要求，但暴亂的結果就是，所有外國人站在一邊，所有中國人站在另一邊。我告訴總督，如果他拒絕了法國人的要求，也不會有什麼事。我指出，這些暴亂對商貿利益是致命的打擊；法國政府不可能提出如此過分的要求，可能是法國總領事越權行事。對各國的代理人來說，這種越權行事是家常便飯。參觀南京以後，我到達上海受邀參加一個會議。出席會議的是德國、美國、日本和英國貿易團體的代表。上海商會的會員告訴我，法國的聲明使中國人感到不安，從而嚴重干涉了貿易，並要求我發表看法。我把對總督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並告訴他們，國際團體中的任何一員，都無權擅自行動引起暴亂，危及其他團體成員的生命和財產。我認為，作為聯合商會的代表，應該把這些情況寫在報告中。法國還要求獨占浦東，這個地區的面積很大，對面是從上海流過來的河流。不過法國在這裡沒有任何生意。這裡有倉庫、工廠、碼頭和船塢，而且有大量的營業財產，不過都是英國和美國公民的財產。如果按照法國總領事的要求，一些在英國領事館登記過的英國土地，就被劃到法租界裡了。結束使命離開中國的最後一晚，我參加了一個告別晚宴。這個宴會是個典型的國際性宴會。宴會的主人來自四個團體：上海商會（一個代表所有國家的機構），市政委員會（同上），中國協會上海分會（英國），美國亞洲協會。我可以確定，聯合商會對此事也會感到滿意。在宴會上，眾人一致講道：「我們衷心感謝貝思福勳爵，他詳細考察了中國商情，為我們這些在中國的團體，提供了幫助。」晚宴上的這段話可以說明：這些國家，以及居住在此地的各國公民完全贊同門戶開放政策。我與上海道台會晤過幾次。他對英國貿易很感興趣。過去他對英國很友好，但是北京傳來了對英國不滿的信號，改變了他的態度。他已得到消息，道台任職期滿之前就要離職。我向他指出，如果中國不能提供有效的軍隊，保護外國貿易和資本，那麼中國必定會被歐洲各國瓜分。他衷心贊同這個觀點，並且說：多年以前，他曾寫過奏章，倡議與英國合作重整軍隊。但是，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英國懼怕俄國。假如中國請英國來重組中國軍隊而遭到俄國反對，那麼英國也會拒絕中國的請求。他還講道，大多數總督認為，如果英國同意幫助中國重組軍隊，中國就不會分裂。在上海期間，我和傳教士會晤了幾次。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教派。他們一致認為，門戶開放政策是保證貿易發展的唯一良策。我拜訪了在上海的一個法國天主教會。教會能力很強，在中國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與科學相關的工作。這個教會對中國社會非常熟悉。我高興地發現，這些神甫們誠心支持機會均等策略，贊同重組中國軍隊，以保護貿易。他們認為，中國人容易管理和領導，實行這些政策，不會遇到困難。他們認為，所有開明人士都期盼改革，唯一的障礙是中國政府那種陳舊的制度。註解： [1] 　美國在上海的公司——茂生洋行（大進口商），豐裕洋行（大進口商），梅西洋行（只經營茶葉。譯者註：此公司名稱為音譯），豐泰洋行（經營規模小），協隆洋行（大進口商，英國人占一半股份），同孚洋行（中等進口商，英國人占一半股份），美孚行（只從事煤油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