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思福考察記 · 第二章
天津（居民約1000000人）
貿易統計數據
1879年天津的貿易總額是關平銀55059017兩，約8000000英鎊。
1879年船運貨物總量是1326663噸，其中英國承運574177噸。
我於1898年10月15日到天津，很快就參加了一個商會會議。商會主席迪金森先生是一位英國商人。會議開始以後，主席首先代表商會，向倫敦聯合商會致謝，感謝他們派特使到中國來考察商貿。
商會激烈地反對所謂「勢力範圍」政策，並且聲明：未來天津貿易的保證，和門戶開放政策一樣，將完全有賴於維護中國的完整。
他們也指出：天津是北中國和東北一個巨大的貨物貿易和集散中心；也是直隸、山西、甘肅省，以及河南部分地區、山東北部以及蒙古的東西兩部天然的出海口。
貿易
海關報告證實，天津貿易額在穩定持續地增長。
但是，由於絕大多數國外貨物，在上海交進口稅，交到天津的只是一少部分，因此，這些報告，對港口貿易額的統計不完整。
1888年，天津在稅收額是關平銀591494兩，約84499英鎊；1897年是關平銀973000兩，約139000英鎊，9年內增長了65％。
1887年，天津進出口貨物的總價值是關平銀32724499兩，約4674928英鎊。十年之後的1897年，總價值達到64644211兩，約9232030英鎊，增長了90％。
天津貿易的持續繁榮，完全離不開英國商人的付出。他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也經受了許多挫折。正是依靠他們的能力，才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資本的投資量很大，到現在為止還在不斷增長。這可以由如下事實證明：18年前，天津還沒有一家銀行，現在則有四家：1.創辦於1881年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2.創辦於1890年的德華銀行；3.創辦於1895年的印度、澳大利亞、中國渣打銀行；4.創辦於1897年的俄-華銀行。
上述四家銀行在天津的分理機構，資金總額約8000000兩白銀，合1100000英鎊。
進出天津的大部分貨物，都由外國船隻承運，而且主要是英國貨船。
港口有沙洲，妨礙通航。這些貨船，為了這裡特別的貿易，不得不進行改裝，因此，與一般港口的貨船相比，成本就大幅增加。
英國商會
在天津的英國商會會員，寫了一份紀要，要求我把它呈交給聯合商會，內容如下：
「英國政府的一些政策正在影響中國。長期以來，天津商會一直認真地遵循英國政府的政策行事。由於簽訂了《天津條約》，天津的貿易才繁榮起來，現在有人違背條約規定，他們很擔心。他們認為，英國在北中國的處境很糟，而政府的策略不明確，即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主要原因。這也表明，政府完全忽視了，或者是沒有清楚地認識到：她的影響範圍以及其他利益正處於危險之中。因為有相關條約做保證，我們才毫不猶豫地在中國投資。但是，中國北方鄰居對條約的侵犯，使我們感到，未來的發展充滿了風險，也擔憂以往投資的安全。」
這些言辭令我吃驚，我請他們舉一些實例，以轉達給聯合商會。
天津商會中兩個主要的英國商人，結合自身經歷列舉了一些事例。兩人告訴我：他們有一些資本，渴望投入中國，但是，只會在英國公布明確的政策之後，才會投入。他們認為，山海關鐵路事件實際上表明，英國政府已認可俄國政府，有干涉純粹的經商企業的權利。這一事件，使北中國的資本家，完全喪失信心。
所有在天津的英商團體，完全贊同上述意見。
此外，還有一位代表，來自資產約140000英鎊的大沽拖駁公司。他告訴我，儘管他們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用來改進駁船系統，但是，俄國在北中國的地位，會使環境動盪，他們也就認為，公司不能再輕率地多投一分錢。
幾名英商還告訴我：俄國在北中國的威勢，無人能遏止，她隨時會造出使資本貶值的勢態，所以，他們將不會再投資。
他們說道，發生在北中國的事件，導致他們缺乏信心。而這種信心，對金融和商業企業、對商業貿易的發展都至關重要。
商人們還對現在的貿易安全，甚為擔憂，理由如下：
大宗貿易，如羊毛、牛皮、皮草、豬鬃等，主要來自蘭州，西藏和西寧邊緣地區，以及東北地區。這些貨物可直接通過黃河，經北京管轄的高平口和南口兩個關口而來。這兩個關口以南，幾百公里以內都沒有關口。現在，這些貨物是穿過上述關口，匯集於天津，但是，統治北京的力量，卻能把它轉移到北方。
商人們指出，修建鐵路經常會使貿易改道，不過那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且，英國也會參與修建鐵路的競爭。但是，他們對未來非常擔憂，因為現在俄國有絕對的軍事優勢，在幾年內，有能力使貿易突然改道。
商人們的這些看法，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北方地區不發達，為當地居民提供自由出口產品的便利設施，以促進他們的購買力，是必須要做的事情。在東北的貿易通道，原本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所建，而現在北方的一個敵對勢力，卻會很容易地改變它。
商人們表示，在一個公平或門戶開放的環境中，貿易途徑轉移，會因修建鐵路或合法競爭而發生，而他們已做好準備，會直面任何困難。
如果《天津條約》被忽視，並被勢力範圍政策所替代，他們將為被犧牲的利益而極力抗爭。
他們解釋說，他們所有的貿易，幾乎都是來自遙遠的內地和東北；在北方和西方，他們的精力、公司和資本，使這些地區變成了寶貴的資產，並且為當地貿易找到了海外市場。任何對中國部分領地的轉讓，或者，這些地區對外依靠一個能設置貿易壁壘、強征關稅的勢力，將完全破壞他們的貿易；並且，英國、美國、德國和日本的重要的工業中心，都會感受到資源供應的減少。
他們聲稱，對他們的貿易來說，門戶開放政策不僅是一種保證，也是一種保護。如果能實施門戶開放政策，他們對未來也就不再擔憂。
他們交給我一份紀要，由我轉呈給聯合商會（參閱附錄）。
中國官員
在天津的中國高官，熱情地招待了我。他們到火車站迎接；為了讓我感到舒適，在火車和輪船上做特別安排；去往北京、唐山等地時，常有一人陪同，且讚頌之詞不斷。
在天津期間，我還會晤了裕祿總督與李道台。他們知道我是聯合商會的代表。兩位表達了對英國的友好，他們講：他們非常擔憂中國的未來；現在的中國很無能，而歐洲各國正在利用這點，恃強凌弱，讓中國默許一些計劃，但是，中國自然會反對這些計劃。
他們說：俄國堅持要中國給予特權，中國無力拒絕。而英國又直接質問為何給予俄國這些特權，並提出要求：要麼中國做出巨額賠償；要麼和俄國享有一樣的特權，中國同樣無力拒絕。
我告訴他們：在目前情況下，我只看到了中國的分裂；並且對這種現狀，給出了我的解釋。他們答道：他們欣賞我的坦誠，打算把我對時局的看法，匯報給合適的政府部門。他們完全清楚：我的意見，只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商貿有關，涉及它未來的發展和安全，與其他無涉。
我發現，天津的英商和德商，關係十分和諧。我受到德國商人領袖的款待。在那裡，我會晤了各國在天津的重要商人。德國商人說：最初，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利用自己的人力、公司和資產，在中國創建了一個貿易平台，並向各國開放，對此，他們表示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