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心理學 · 第七章——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和布拉德雷的複述

一 悲劇正義的理論有各種形式，亞理斯多德的理論在黑格爾的理論中得到了遙遙的呼應。雖然後者更具思辨性，以更廣大的哲學體系為基礎，卻與亞理斯多德的「過失」說很相近，因為兩者都努力為世界的道德秩序辯解，在總的傾向上都取樂觀的態度。由於黑格爾對於近代美學思想影響極大，我們要在這裡較為詳細地討論他的悲劇理論。 大致說來，黑格爾的悲劇理論是他關於對立面的統一或否定之否定的更為廣泛的哲學原理一個特殊的應用。在他看來，宇宙服從理性的法則，世間的一切都可以用理性去加以解釋或證明。這些理性法則依其價值由低到高的順序排列，最後終結於絕對或理念。在較低層看來是不和諧的東西，可以融入一種更高的和諧，甚至惡也可以服務於終極的善。絕對或理念就是終極的統一，一切對立、差異與矛盾都在理念中消失：它是所有的個別都在其中失去特殊性的一般。但是，這種理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一般潛在於個別之中。藝術尤其是如此，因為藝術是理念在感性對象中顯現自己，是「絕對透過感性世界的面紗閃射出的光輝」。藝術中這兩個因素在一般語言當中就叫作「內容」和「形式」。純粹的理念是無限、自由而且唯一的，但當它顯現在有限、有定性而多樣的感性對象中時，就產生了一個矛盾。但是，在藝術中必須克服這個矛盾；內容和形式、統一和雜多、無限和有限這些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必須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用黑格爾的術語說來，正題和反題統一於一個更高的合題。合題就是對立面的統一。 悲劇是藝術的一個特殊例子，它也服從對立面統一的一般規律。不過，在悲劇中的對立面構成「衝突」，而統一則取「和解」的形式。我們已經說過，藝術的內容就是理念，在悲劇中，它就是人類基本的、普遍的和合理的情趣，就是統治人類意志與行動的世界精神的力量。但是藝術不能在抽象概念中繞圈子，卻必須活動在個別而具體的感性世界裡，所以這些精神力量不能不呈現為合理的人類感情的形式，如親人的愛、做兒女的孝敬、做父母的慈愛、榮譽、責任、忠誠、愛國、對宗教的虔誠之類情緒。悲劇人物就是這類倫理力量的化身。每一個悲劇人物都把自己與這些倫理力量中的某一種等同起來，並且堅持不渝，始終如一。 因此，推動悲劇的終極的力量就是理念，或者如黑格爾有時所說的那樣，是神。由於理念分成許多個別的意志和目的，同一也分裂為對立面。精神力量被孤立出來並且有排他性，於是互相敵對起來。例如，男主人公忠於國家，卻往往忽略對家庭的責任，女主人公又往往難於調和愛與榮譽等等。當這樣的兩種孤立的力量相遇而又各自堅持片面絕對的要求時，結果就造成悲劇的衝突。因此，悲劇的產生是由於兩種互不相容的倫理力量的衝突。 這兩種互相衝突的倫理力量就其本身而言，每一種都是有道理的。榮譽和愛情一樣好，孝順也和對國家忠誠一樣值得讚揚。但由於它們每一種都是片面而排他的，每一種都想否定對方同樣合理的要求，所以在整個宇宙當中是沒有地位的，因為宇宙的存在本身必須要各種精神力量一致合作。因此，它們中的每一種就都包含著自己毀滅的種子。最後的結果它們或者同歸於盡，或者放棄自己排他的片面要求。一般所謂「悲劇結局」就取這二者中之一種，或者是以災難告終，或者是歸於和解。 衝突雙方同歸於盡的悲慘結局，我們可以舉黑格爾認為最完美的悲劇典範作品、索福克勒斯的名著《安提戈涅》為例。克瑞翁王下令把波呂涅刻斯的屍首曝於荒郊，因為他曾借外兵進攻自己的祖國。波呂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是克瑞翁之子海蒙的未婚妻，她不顧王命，收葬了哥哥，克瑞翁不理會兒子的懇求，堅持要執行處罰。安提戈涅被囚禁在一間石牢里，就在克瑞翁下令赦免她的時候自縊而死。但她死之後，海蒙絕望而自殺，克瑞翁的王后見兒子死去，也自盡身死，剩下克瑞翁孤零零一人痛苦地空守王位。在黑格爾看來，國王和這位少女都各有道理：克瑞翁維護國家權威和安全是正確的，安提戈涅維護家人應負的神聖責任也是正確的。但他們又都有錯誤：克瑞翁不該損害對死者應有的尊敬，安提戈涅也不該違犯國王和未來的公公定下的法規。他們各人的道理都是片面的、排他的，所以都轉化為錯誤，也都受到了懲罰。 但是，悲劇衝突有時也可以歸於和解。黑格爾舉了埃斯庫羅斯的《報仇神》為例。克呂泰墨斯特拉為死去的女兒伊菲革涅亞報仇，殺死了丈夫阿伽門農。他們的兒子俄瑞斯忒斯受阿波羅神諭之命，要為父復仇。他於是從命而殺死了自己的母親。站在他母親一邊的復仇女神們要求以血還血。俄瑞斯忒斯到雅典娜神廟裡去避難。雅典娜女神組織起一個神的法庭來審判此案，投票的結果是兩種意見各得半數，但雅典娜女神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終於宣判俄瑞斯忒斯無罪。復仇女神們得到保證永遠受雅典人的崇拜，也滿意而歸。在黑格爾看來，這裡又是兩種同樣有道理、但又同樣片面的倫理力量的衝突，一方是俄瑞斯忒斯所代表的父子之間的神聖關係，另一方則是復仇女神們所代表的母子之間的神聖關係。但最後結果既不是以俄瑞斯忒斯之死了結，也不是以復仇女神的丟臉告終。和解避免了災難性結局。在這個劇里，和解是由外在力量促成的。它也可能由人物心靈中的內在變化來促成。例如《俄狄浦斯在科羅諾斯》的結尾處，悲劇主角放棄了自己的要求，以自責來洗清自己的過錯，達到黑格爾所謂「主觀的內在和解」。 無論結局是災難還是調和，其道德含義都是一樣：衝突力量的雙方都被揚棄，重新達到和諧。理念在激起悲劇人物的個人意志和目的時，就超越其普遍性的平靜狀態而進入特殊性的領域，從而引起內在的衝突；也就是說，同一性轉化為對立。但是，它不能永遠停留在衝突狀態中。它通過揚棄個別力量的片面要求而避免矛盾，重新恢複本來的平衡和平靜狀態，也就是說，對立又回到統一。在悲劇結局中遭到毀滅的並不是倫理原則本身如在《安提戈涅》一劇中，家人的職責和國家的權威仍然是永存的遭到毀滅的只是其虛妄和片面的特殊性。黑格爾認為悲劇並非命運造成的，而是「永恆正義」的表現。不過黑格爾所謂「永恆正義」，並不是一般意義上那種懲惡揚善的超人力量即神的評判。黑格爾明白表示反對悲劇結尾中的「詩的正義」的觀念。「永恆正義」是在個別力量的衝突中重新確認普遍和諧，或是為整體的利益而犧牲局部。它是通過否定來肯定。在這個意義上說來，善如果是片面的並且否定別的同樣的善，就可能變為惡；而惡如果是達到更高目的的手段，也可能變為善；例如，悲劇結尾引向和諧的恢復就是如此。 現在，悲劇快感就容易解釋了：悲劇快感是來源於我們看到了「永恆正義」的勝利。在上面的概述中，我們區別了結局的災難和和解。但在黑格爾看來，這種區分其實並不重要。從他的觀點看來，即使是災難性結尾，只要證明「永恆正義」的正確，也可以視為一種和解。正是這種廣義的和解感構成了悲劇快感的根源。黑格爾由此給亞理斯多德所說的「憐憫和恐懼」增加了一層新意。這兩種感情不再是一般人所說的憐憫和恐懼，因為恐懼不是對簡單的不幸和痛苦而言，而是面對理念這一永恆而不可違抗的力量時的感情，人如果反抗理念，破壞它的和諧和平靜，就會遭到毀滅。憐憫也不是單單為別人的不幸表示同情。黑格爾說：「這種普遍的感情是對於旁人的災禍和苦痛的同情，這是一種有限的消極的平凡感情。這種憐憫是小鄉鎮婦女們特別容易感覺到的。高尚偉大的人的同情和憐憫卻不應採取這種方式。」真正的憐憫是對受難者道德品格的同情，它的對象不是作為普通個人的悲劇人物，而是作為倫理力量的化身的悲劇人物。但是，黑格爾似乎並不把憐憫和恐懼看成悲劇效果的全部成分。他說：「在單純的恐懼和悲劇的同情之上還有調解的感覺」，這種感覺是悲劇通過揭示「永恆正義」引起的，永恆正義憑著它的絕對威力，否定了那些排他性的目的和情慾的片面理由，成功地保持著它的平靜狀態。 [1] 二 以上便是黑格爾悲劇理論的大致輪廓。讓我們現在來作一番探討，看看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們實際的具體經驗，又在多大程度上從理論的角度看來正確無誤。依我們看來，黑格爾對悲劇的唯理主義解釋在幾個方面都不能令人滿意。 首先，如我們在本文首章已經指出過的，黑格爾像討論過悲劇的大多數哲學家一樣，採用一種很不好的方法，即從一個預想的玄學體系中先驗地推演出一套悲劇理論來，而不是把悲劇理論建立在仔細分析古代和近代悲劇傑作的基礎之上。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只是他那關於絕對理念的範圍廣闊的學說中一個小小項目而已。狄克遜教授（Prof. M. Dixon）說，「黑格爾學說那幾乎不可測的深刻性成了他的悲劇理論威嚴的屏障」。 [2] 但是，他用辯證法把宇宙間的一切，包括悲劇，都解釋得那麼乾淨利落，卻又有點人為和機械，使得普通人即使不完全排斥，也至少不能不懷疑。宇宙之間的萬物難道真是按黑格爾式的「三段論」那樣不斷向前發展，構成正題、反題、合題；合題又是一個新的正題，然後有更高的反題，更高的合題，如此循環直到絕對嗎，即使讓常識讓位於高深的哲學吧，但那卻不是我們所關心的。不過當黑格爾來談論不僅哲學家，而且普通人也極為欣賞的悲劇時，我們就至少有權利把他的意見拿來和我們自己情感的經驗作一番比較。黑格爾理論的弱點在於他事先假定有高度發展的人性。他頭腦中設想出一批具有他自己那種高尚的理想主義的觀眾，而那是無論在古代希臘還是在近代歐洲都不可能找到的觀眾。我們絕大部分普通人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更沒有懂得黑格爾的「永恆正義」觀念，但照樣能欣賞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亞的作品。對於一般人說來，悲劇快感往往是即刻產生的，它不期而至，並非是理智認識到道德意義的結果。而當他真正考慮一部悲劇的道德意義時，他常常是在冷靜地思考，不再體驗到真正的悲劇快感。黑格爾實際上混淆了我們在第二章里已經區別過的審美態度和批評態度。 黑格爾的理論幾乎完全以希臘悲劇為根據。他描述了古代悲劇和近代悲劇各自一些有趣的特點。他發現近代悲劇的基本特徵是越來越主觀。古代的悲劇人物把自己視為某種既是普遍的、又是合理的倫理力量，而近代的悲劇人物則更多偏重於自己個人的目標、野心和情慾。所以黑格爾承認，永恆的倫理力量的衝突在近代悲劇中不那麼明顯了；悲劇結局也常常不像是普遍和諧的恢復，而更是賞罰報應的公平分配。儘管作了這樣的讓步，黑格爾還是極力想證明，即使在近代悲劇中，人物性格仍然體現著某種倫理原則，而悲劇結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永恆正義」的勝利。但讓我們記住黑格爾的意見，然後來研究一下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拉辛的《布里塔尼居斯》和歌德的《浮士德》這些公認的近代最偉大的天才作品。呂甘和高納里爾、尼祿或靡非斯特匪勒司等等，有可能代表什麼倫理力量呢？我們又怎麼能把考狄利婭、布里塔尼居斯和甘淚卿的要求說成是片面、排他，因而是錯誤的呢？難道「永恆正義」就不能允許考狄利婭活下去，難道浮士德如果從來沒有被靡非斯特匪勒司誘惑，就會是對「永恆正義」的冒犯嗎？ 就連希臘悲劇也不能證實黑格爾的觀點。讓我們還是僅僅限於他最喜歡的典範作品《安提戈涅》吧。黑格爾說：「在永恆正義的觀點看來，克瑞翁和安提戈涅因為都有片面性，所以都是錯誤的，但同時又各有道理。」從歌德與愛克曼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歌德嘲笑過這種觀點。歌德指出，克瑞翁不准掩埋波呂涅刻斯不僅違背了親屬關係的神聖原則，而且讓屍體腐爛毒化空氣，玷污敬神的祭壇，也是對國家的犯罪。在有關文學方面的事情上，歌德至少和黑格爾一樣值得我們重視。克瑞翁的情形的確很難與安提戈涅相比，波呂涅刻斯戰敗身死，已經受到了懲罰，克瑞翁不必下禁令不准收屍，也完全可以很好地維護國家的權威。安提戈涅則完全不同，她若要盡到自己對親人的責任，除了違背克瑞翁的禁令之外，別無其他的選擇。別的許多婦女要是處在這種地位上，大概都會像安提戈涅的姐姐伊斯墨涅那樣遵從國法，從而也就避免了衝突。那就會是黑格爾所謂的「主觀的內在和解」，然而他還能把它稱為「永恆正義」的勝利嗎？黑格爾也許忘了，在這個戲裡確實有主觀的內在和解，因為克瑞翁聽了一位預言者的警告，終於收回成命，赦免安提戈涅，但是，這卻並沒有挽回結局的災難。難道在黑格爾看來，毀滅比和解更能顯示「永恆正義」嗎？此外，黑格爾對此劇中別的一些人物似乎根本沒有考慮。可憐的王后和克瑞翁的兒子就因為是王后和克瑞翁之子，便被永恆正義判定了死路一條。 [3] 對於一般人說來，悲劇表現的主要是主人公的受難。例如，在《俄狄浦斯王》一劇中，可以稱之為黑格爾所說那種衝突的情節，就只有俄狄浦斯和忒瑞西阿斯的爭執以及俄狄浦斯和克瑞翁的爭執，但一般人讀完或看完這部悲劇之後，印象最深的卻不是這兩處，而是俄狄浦斯突然明白自己犯過罪，是伊俄卡斯忒之死以及俄狄浦斯自己弄瞎雙眼去四處流浪。結尾處這些事件一般就叫作「悲劇性結局」，它們表現的是悲劇人物的受難。通常給一般人以強烈快感的，主要就是悲劇中這「受難」的方面。黑格爾片面強調衝突與和解，就完全忽略了悲劇的這一重要因素。這位哲學家試圖用否定中之肯定的理論來把惡的存在加以合理的解釋，他會令人遺憾地忽略這種因素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這樣一來，他就既沒有充分考慮到苦難的原因，也沒有充分考慮到悲劇人物忍受苦難的情形，而這兩個缺陷對於任何一種悲劇理論說來都是致命的弱點。 先來看看苦難的原因。黑格爾的「永恆正義」觀念即使能解釋悲劇衝突的解決，也絕不可能解釋其最初的根源。就算是克瑞翁和安提戈涅都由於各執一端的片面要求而走向毀滅，那麼他們為什麼會陷入那樣的困境，除了堅持其片面要求而成為不幸的犧牲品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嗎？為什麼在黑格爾設想的那樣完美和諧的宇宙里，會有那麼多的浪費徒勞，為正義要付出那麼高的代價呢？原始民族和悲劇詩人們都常常把無法解釋又無可避免的災難與邪惡說成是命運的安排。黑格爾拒絕承認命運在悲劇中的作用，但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在這一點上，他有些自相矛盾。他承認在近代悲劇如《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災難的原因不完全是正義的懲罰，而是偶然機緣，是悲劇人物無法控制的意外事件和外部環境條件。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即使在希臘悲劇里，這類不幸的偶然事件也常常起著重大作用。我們將在後面更詳細地說明，黑格爾尤其喜愛的悲劇《安提戈涅》也並不是例外。在一個一切都是必然，一切都由「永恆正義」決定的世界裡，竟然會出現這種不幸的偶然事件，對此黑格爾沒有作出任何解釋。 黑格爾既然完全忽略悲劇中的苦難，自然也就完全不談忍受苦難的情形。布拉德雷教授說得好，「肉體的痛苦……是一回事。菲羅克太忒斯忍受痛苦又是另一回事。悲劇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很多正是來源於令人極為感動的忍受痛苦的崇高態度。」正像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過的，悲劇正是通過描寫悲劇英雄甚至在被可怕的災難毀滅的情況下，仍然能保持自己的活力與尊嚴，向我們揭示出人的價值。這種人類尊嚴與活力的感覺無疑對於悲劇快感說來很重要。黑格爾忽略這一因素，也就漏掉了悲劇的一個基本特點。 我們說黑格爾的理論是「樂觀的」，因為這顯然是他本人的意思。但細細推敲起來，他那衝突與和解的理論卻很有點令人感到沮喪和絕望。黑格爾常常不厭其煩地說明，絕對理念是「具體的普遍性」，決不能像柏拉圖的「理式」那樣脫離感性世界。然而他的悲劇理論實際上卻意味著，具體的個人的幸福必須為了一種抽象的「永恆正義」而作出犧牲。倫理力量如果是孤立的，如果不是包羅萬象的統一的理念，那當然就是片面和排他的，也就往往會互相衝突。如果一有衝突，體現這類倫理力量的人物就要遭到毀滅，像阿伽門農、俄狄浦斯、李爾和其他許多悲劇人物那樣，那麼走向美德和善良的道路也就必然是通向毀滅和死亡之路了。如果這像黑格爾告訴我們的那樣，都是以「永恆正義」的名義進行的，我們不禁要問：這樣的「永恆正義」對誰有好處呢？黑格爾的理論事實上意味著，在我們這個有限的世界裡，不斷的衝突總是不斷引向毀滅。歸根結底，他那麼急於為之辯解的「永恆正義」，借用他自己的術語來說，只是有賴於「有」的毀滅而存在的一個空洞的「無」。這樣一種悲劇觀還不算是極度「悲觀」的嗎？ 三 黑格爾的理論在一位傑出的牛津大學教授布拉德雷那裡，找到了一個極有才幹而且富於熱情的擁護者。主要由於布拉德雷明白的闡釋，英國的公眾才熟悉了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布拉德雷專攻莎士比亞悲劇，由於黑格爾的公式不完全適用於近代作品，所以布拉德雷教授重述了衝突與和解的理論，使之適用於近代悲劇。 [4] 我們可以說，正是這經過他複述的黑格爾理論，成了他那部名著《論莎士比亞悲劇》的哲學基礎。 [5] 他那部作品至今仍享有最高聲譽。由於莎士比亞被公認為近代悲劇的最大代表，布拉德雷教授的書又作了最認真的努力，要把黑格爾的理論運用於莎士比亞研究，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來檢驗衝突與和解的理論是否適用於近代的悲劇傑作。 先看看衝突的概念，布拉德雷教授的複述大致如下： 如果我們略去一切與倫理或物質力量和利益的關係，……我們就可以得到更帶普遍性的概念……即悲劇描繪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消耗，或者說包含衝突與消耗的精神的分裂。這就意味著衝突的雙方都有一種精神價值。這同一個概念也可以這樣表述……即悲劇衝突不僅是善與惡的衝突，而且更根本的是善與善的衝突。 [6] 他所說的「善」並不僅指「道德的善」，而是「精神價值」的同義語。布拉德雷是否真像他說的那樣略去了一切與倫理力量的關係，黑格爾理論的本質他保留了多少，這些問題且讓研究哲學的人去解決；看來，上述兩點都是值得懷疑的。讓我們只來看看他的陳述，看看它應用於具體作品的情形如何。首先可以指出布拉德雷重述的理論有兩個主要優點。一個是引入了白白消耗的概念，這就可能包括苦難的概念，而這是被黑格爾不正確地忽略了的。另一點是「精神的分裂」，這個術語既可以包括黑格爾強調過的普遍倫理力量的外在衝突，又可以包括近代悲劇中表現得更多的個人情感與目的的內在衝突，而這是黑格爾的公式沒有包括的。 但儘管有這兩個優點，布拉德雷教授在理論上複述和實際應用當中，卻常常混亂甚至自相矛盾。他的主要例子是《麥克白》。他承認此劇衝突不在於兩種倫理力量之間，因為此劇主要旨趣是寫人物性格，劇中的衝突是在麥克白和他的反對者們之間。但他接著又指出，在衝突中麥克白這一方也有某些「善」或「精神價值」，他舉出的例子包括麥克白生動的想像力、極大的勇氣、堅強的意志和戰爭中的英勇機智。他問道：「這些品質本身難道不是善，而且是極為光榮的善嗎？它們難道不是會使你儘管深感恐怖，卻禁不住要讚美麥克白，同情他的痛苦，憐憫他，在他身上看出你認為具有精神價值的力量在白白耗費嗎？」 [7] 我們當然可以毫不猶豫地作出肯定回答。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這裡；問題在於在《麥克白》這部悲劇里，這種「善」或「精神價值」是不是真正構成衝突的力量之一，如果說衝突是以麥克白的勇敢機智和想像力為一方，而以鄧肯王的擁護者們的忠誠和愛國心為另一方，那就只是對這個劇的嚴重誤解。正像大多數人都同意的那樣，激勵麥克白的力量乃是他篡位奪權的野心。麥克白的勇敢機智和想像力可能對他野心的成敗起作用，但它們本身並不是衝突的主要力量。無論怎麼說，「善」或「精神價值」這樣的字眼絕不能用在他那叛逆的意圖上。布拉德雷教授在《論莎士比亞悲劇》中有些自相矛盾。他明明白白地說：「麥克白叛逆的野心與麥克德夫和馬爾康的忠誠和愛國心相衝突：這是外在的衝突。但這些力量或原則同樣在麥克白本人的靈魂當中衝突：這是內在的衝突。」 [8] 在同一本書的另一個地方他又說：「在莎士比亞悲劇中，導致苦難和死亡的災變主要的來源絕不是善。」這種來源「在各個情形里總是惡。」 [9] 我們如果把這些話兩相對照，其前後矛盾就顯而易見了。在他的《牛津詩歌演講集》里，他否認麥克白的衝突在於兩種倫理力量之間；而在《論莎士比亞悲劇》里，他又肯定其衝突是在兩種倫理力量之間。在《牛津詩歌演講集》里，他說悲劇衝突「本質上是善與善的衝突」；而在《論莎士比亞悲劇》里，他又強調悲劇衝突的「主要的來源」「在各個情形里總是惡」。雖然布拉德雷教授常常十分善辯，使人入迷而不大注意到他的矛盾，但他似乎始終沒有把握，猶豫不決，前言不搭後語。 事實上，在布拉德雷教授身上，往往存在著一種在精巧的詩的敏感和黑格爾哲學的桎梏之間的「悲劇性衝突」。在他論及命運時，這種衝突尤其劇烈。關於悲劇衝突的主要根源，有兩種互相對立的理論。一般看法認為，決定悲劇情節的根本力量是無法理解也無可抗拒的，而正是這種無法理解又無可抗拒的力量造成悲劇中命運的印象。黑格爾理論否定了這一看法，而且恰恰相反地肯定認為，悲劇衝突產生在兩種同樣合理而又片面的倫理力量的衝突，而且終結於「永恆正義」的勝利。正義的觀念無論從一般意義還是從黑格爾哲學的意義上理解起來，都是和命運的觀念正相反對的；因為正義觀念把悲劇結局的責任歸結到人身上，而命運觀念則認為不應由人來承擔責任，正義觀念堅持認為悲劇災難是可以解釋的，而命運觀念則承認神秘和不可解的東西的存在。問題在於：布拉德雷教授相信正義還是相信命運？他認為悲劇最終的動力是正義還是命運？ 對於這個問題，布拉德雷教授回答說：既是正義，又是命運。這樣簡單說來，這話似乎很奇怪。不過像布拉德雷教授那樣講出來，就好像並不奇怪了。他首先討論命運觀念，然後討論正義觀念，說明這兩種觀念都不能完美地解釋悲劇衝突。他認為悲劇必須具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方面，它不應當使我們最終感到「壓抑、不服或絕望」，另一方面，它又應當「始終對我們是某種可以引起憐憫和恐懼而且神秘不可測的東西」。如果悲劇完全依靠命運，就會使我們覺得沮喪和絕望；另一方面，如果完全依靠正義，「受難和白白耗費的場面又似乎顯得不是那麼可怕和神秘」。於是布拉德雷教授最後把正義和命運這對立的兩方面調和起來，合而為一。他作出結論說：「我們於是終於得到兩方面既不可分、又不可合的觀念。個別部分無力反抗的整個秩序，似乎是由追求完美的欲望推動的：否則我們就難以解釋它那趨於惡的行為。然而它好像是在自身產生出這種惡，而且在克服和驅除這種惡的過程中，它遭受痛苦，折磨和傷害自身，不僅驅除了惡，而且也失去了無價之寶的善。」不僅如此，「我們始終面臨著這樣無法解釋的事實或同樣無法解釋的現象：世界在辛辛苦苦地追求完美，但在帶來極為光榮的善的同時，又產生出只有通過自我折磨和自我耗費才能克服的惡。這種事實或現象就是悲劇」。你可能會提出異議，說這種看法沒有解決生活之謎。但是布拉德雷教授回答說：「悲劇如果不是一種使人感到痛心的玄秘，那就不是悲劇。」 [10] 這些話講得都很漂亮，也無法對之提出什麼反對意見。但是布拉德雷教授承認悲劇是一種「使人感到痛心的玄秘」，承認表面上遵從道德律而又產生出導致自我折磨與耗費的惡這個世界是無法解釋的，實際上就等於放棄了認為世界可以從理性或道德上加以合理解釋的黑格爾派的立場。他所謂無法解釋的「使人感到痛心的玄秘」，就是一個未知數，黑格爾會用「永恆正義」去代替它，而在普通語言裡，它其實就是命運。布拉德雷教授在一個地方把黑格爾「關於悲劇終極力量的全部論述」說成是「命運觀念的合理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後面幾個字用在他自己的理論上，比用在黑格爾的理論上更合適。 布拉德雷教授把命運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整個體系或秩序的神話的表現，在這體系或秩序中，個人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部分，這體系或秩序似乎決定著……人們的行動，它是那麼巨大，那麼複雜，使人簡直難以理解，也難以控制它的作用」；另一種則是「一種純粹的必然性，它完全不顧人的福利，也完全不顧善惡和是非的區別」。 [11] 在他看來，「把人表現為純然的機緣或者純然是對人無所謂或與人為敵的命運手中的玩物，這種悲劇絕不是真正深刻的悲劇」， [12] 而在莎士比亞作品中，「沒有絲毫較原始、粗糙和淺顯形式的宿命論的痕跡」。 [13] 他這樣作出區分，初看起來似乎有道理，但仔細想一想，這種區別其實並不存在。因為命運的基本特點是其不可以理性說明和無法抗拒。人們既不可理解又無法控制的體系或秩序歸根結底正是一種「純粹的必然性」。為了用具體例子來說明，讓我們再考察一下《安提戈涅》這部悲劇。當先知忒瑞西阿斯警告克瑞翁說，他的殘暴行為會給他自己的家人招來災禍時，克瑞翁王后悔了，下令赦免了安提戈涅。但是命令傳到時，安提戈涅已經死了。為什麼安提戈涅恰恰死得早了一刻，或者說為什麼赦令恰恰遲了一刻傳下去呢？就是布拉德雷教授也承認，這不能歸結到克瑞翁和安提戈涅的性格特徵，這一不幸的偶然事件給我們以宿命的印象。 [14] 問題是：這一不幸的偶然事件對於劇情的悲劇結局起多大程度的重要作用呢？具有黑格爾派偏見的批評家大概會低估它的重要性。但是，假設劇情是另一種樣子，克瑞翁的赦令及時下達，挽救了安提戈涅的性命，那麼還成其為悲劇嗎？當然不成，因為這劇就會是皆大歡喜的結局，安提戈涅就會盡夠責任，並且與海蒙成婚，克瑞翁也會仍然是一個興旺的家庭的一家之主。我們可以說，《安提戈涅》這部悲劇全靠一個偶然事件，一個表面上看來不大重要、但卻帶來致命結果的偶然事件。那麼，布拉德雷教授要把這種不幸的偶然事件歸為哪一類呢？是「純粹的必然性」，還是「無法理解又無力抗拒的秩序或體系」？這一問題幾乎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兩者根本就不是兩種選擇。《安提戈涅》中不幸的偶然事件對布拉德雷教授描述的兩種不同的命運說來，都同樣符合。不要以為莎士比亞作品裡沒有類似的宿命論的痕跡。安提戈涅的命運與考狄利婭的命運就極為相似：在考狄利婭的情形，也是挽救她性命的決定傳達得稍晚了一刻。有趣的是，布拉德雷教授為什麼要區分兩種命運。他是想引入正義觀念，他認為這是一種更高形式的命運，所以他稱之為「秩序」或「體系」，卻忽略了這兩種觀念事實上是格格不入的。 四 和衝突的情形一樣，布拉德雷教授想鞏固黑格爾派的立場而重新改造和解觀念，結果反而完全脫離了這一觀念。我們記得，對黑格爾說來，和解就是衝突力量雙方同歸失敗，他認為這就是「永恆正義」的勝利。布拉德雷教授在複述當中也表現出極為猶豫和矛盾。在《牛津詩歌演講集》第九十頁上，他說，「正如悲劇行動描繪出精神的自我分裂或內在衝突，悲劇結尾則展現出強烈否定這種分裂或衝突」。這似乎完全符合黑格爾的看法，實際上卻與黑格爾的看法不同，他完全不提「永恆正義」這條黑格爾理論的基本原則。對黑格爾說來，和解意味著通過否定來肯定；對布拉德雷說來，它卻是沒有肯定的否定。把「強烈否定這種分裂」稱為「和解」，完全是用詞不當。 但是，在同一篇演講里，在該書第八四頁上，他又給了「和解」一詞另一個意思。他在那裡說：「在不少悲劇的結尾，痛感不僅與默然接受的情感相混，而且還混雜著一點欣喜的感情。難道在《哈姆雷特》《奧瑟羅》和《李爾王》的結尾處沒有這樣一種感情嗎？儘管後面兩部劇結尾達到了可以達到的悲哀的極限。這種欣喜好像和我們這樣一種感覺有關係：我們覺得悲劇主人公正是在他最終遭受失敗而死去的時候，最能顯出他的偉大和崇高。於是在我們的悲痛之中，突然湧起一陣熱烈的讚美之情，突然為心靈的偉大而感到榮耀。」因此，造成和解的感情的，既不是僅僅否定了衝突，也不是公正地進行了報償和懲罰，而是悲劇主人公以偉大崇高的氣魄迎接了最後的結局。在《論莎士比亞悲劇》中，對心靈的偉大感到欣喜這種觀念也一再出現。 [15] 不僅如此，在另一些地方，布拉德雷教授似乎認為，道德意義上的正義與和解觀念也有一點關係。例如，在《哈姆雷特》結尾處，霍拉旭在王子死後說： 一顆崇高的心碎裂了。晚安，親愛的王子，願成群的天使用歌唱撫慰你安息！ 莎士比亞在這裡一反常態，提到了另一個世界裡的生活。在布拉德雷看來，這是給哈姆雷特的一種補償，因為「在他的悲劇人物中，只有哈姆雷特是唯一沒有讓我們看到他生命當中愉快時刻的人物」。 [16] 因此，我們的和解的感覺來自這樣的想法：哈姆雷特雖然今生不幸，但在來世卻可能享受更幸福的生活。我們由於天性一般是同情善良，所以對悲劇中的壞人，有時會感到一種道德的義憤，而劇中如果有人用語言表達出這樣的感情，就能使我們覺得痛快。布拉德雷教授把這個也視為另一種和解的例子，並舉《奧瑟羅》中的愛米利婭為例。「她是唯一替我們表達出我們都感到的強烈感情的人」，她有一次痛罵伊阿古： 讓絞索寬恕他！讓地獄的惡鬼咬碎他的骨頭。 還有她對奧瑟羅的野蠻殘忍暴發出的憤怒： 她對她最可鄙的男人真是太痴心了！ 布拉德雷說，這一類的話「去掉壓抑著我們的沉重的災難的負擔」，並且「給我們帶來愉快和讚美的慰藉。」 [17] 有些評論莎劇的人大概受了布拉德雷教授的影響，指出了另一種和解。據他們說，在大多數莎士比亞悲劇的結尾，從混亂中重現出秩序，在一陣雷鳴之後重新出現一片平靜。例如，在哈姆雷特死後，福丁布拉斯重建秩序；凱西奧代替奧瑟羅成為賽普勒斯的總督；麥克白的權杖轉到年輕的馬爾康的牢牢掌握之中；李爾王死後，肯特和愛德伽掌握了大權。這些悲劇都「以責任和樂觀的音調告終：事業還必須繼續下去，也還有人繼承未竟的事業。」 [18] 我們不知道布拉德雷教授對這種看法會怎麼說，但它似乎是符合他的理論的大致精神的。他自己就曾說過：「《阿伽門農》和《普羅米修斯》如果被誤認為已是完整的作品，那就只是……拙劣的悲劇」。 [19] 他的意思當然是說，這兩部悲劇都各是一個三部曲的第一部分，而這三部曲是要以秩序和正義的恢復告終。 所有這些不同的和解方式在大部分悲劇中都可能存在，而且或多或少地有助於造成最終的印象，在高等的悲劇里，這最終印象很少是令人覺得沮喪和壓抑的。布拉德雷在論莎士比亞的著作中始終強調這一點，無疑為悲劇的研究作出了一大貢獻。某些論和解的章節是他著述中最精彩的地方。總的說來，他似乎認為在面臨災難和痛苦時心靈的偉大和崇高是造成和解的主要動因，而和解就是「這樣一種印象：英雄人物雖然在一種意義上和從外在方面看來失敗了，卻在另一種意義上高於他周圍的世界，從某種方式看來，……並沒有受到擊敗他的命運的損害，與其說被奪去了生命，毋寧說從生命中得到了解脫」。 [20] 我們完全同意這一描述，在後面第十一章，我們聯繫到悲劇中的活力感，還要討論到此點。不過應當指出，布拉德雷教授給「和解」一詞加進了完全不是黑格爾派的意思，它不是永恆正義的證明，卻是個人意志的勝利，也就是說，是黑格爾很不喜歡的「主觀性」和「片面性」的表現。 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依黑格爾，悲劇產生於兩種同樣合理而又片面的倫理力量的衝突，它的結束則是否定這兩種互相衝突的力量，以恢復和諧告終。黑格爾認為這是通過永恆正義的干預達到的「和解」。我們已經證明，這種唯理主義的悲劇觀有幾方面的弱點： （1）它是先驗地推演出來的，並不符合我們的情感經驗。 （2）它是以對希臘悲劇的錯誤解釋為基礎。 （3）它不適用於近代悲劇。 （4）它忽略了悲劇中的受難，在有關命運的問題上前後矛盾。 （5）它在根本上是悲觀的，因為它意味著不斷的衝突導致不斷的毀滅。 布拉德雷教授意識到了這些弱點當中的某一些，所以重新闡述了黑格爾的理論。我們已說明，他不僅沒有鞏固黑格爾派的立場，反而完全脫離了這一立場。由於他企圖調和實際上不可調和的正義觀念和命運觀念，所以他對悲劇衝突的看法尤其不能令人滿意。他的論述實際上與他的意願相反，最後導致的結論是，最終決定悲劇衝突和悲劇結局的是命運，而非正義。他對和解情感的看法，認為在面對死亡和痛苦時，心靈的崇高可以使我們免於完全的沮喪和恐怖這種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這一點又和黑格爾所謂和解的本意是不一致的。 註解： [1] 　黑格爾：《美學》，見奧斯瑪斯通英譯本，1916年，第四卷，論悲劇部分。 [2] 　狄克遜：《論悲劇》，第160頁。 [3] 　愛克曼輯：《歌德談話錄》，1827年3月28日。 [4] 　布拉德雷：《牛津詩歌演講集》。 [5]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86頁。 [6] 　布拉德雷：《牛津詩歌演講集》，第86頁。 [7] 　布拉德雷：《牛津詩歌演講集》，第87-88頁。 [8]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19頁。 [9] 　同上，第34頁。 [10]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25-39頁。 [11]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31-32頁。 [12] 　布拉德雷：《牛津詩歌演講集》，第32頁。 [13]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29頁。 [14] 　布拉德雷：《牛津詩歌演講集》，第82頁。 [15]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84、198、322-326等頁。 [16]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147-148頁。 [17]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241-242頁。 [18] 　韋利提（Verity）版《哈姆雷特》，注釋，第213頁。 [19]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278頁注。 [20] 　布拉德雷：《論莎士比亞悲劇》，第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