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學課 · 不同智慧，別樣境界
中國的聖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馮友蘭 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黃老之學的興盛
◎在等待中積蓄力量
黃老之學，始於戰國盛於西漢。「黃」，是指傳說中的黃帝；「老」，是指春秋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黃老」即是二人的合稱。
戰國末期，諸子百家的思想中，法家的政治思想是當時的主流，其他各家學派莫不受其影響。在這種背景之下，道家當中分化出一派——黃老學派，其思想宗旨以道家思想為主幹，假託黃帝的名義，引進法家學說，同時還兼收了其他各派如陰陽、儒、墨等諸家的觀點。
這一學派主要的思想特點，便是「無為而治」。《史記·樂毅列傳贊》記載，黃老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和安期生，這兩個人都是當時著名的隱士。
最初，黃老之學在諸子百家中地位平平，並不引人注意。直到西漢初年，由於它契合當時政治的需要，逐漸成為當世顯學。
陸賈是漢初黃老思想的最早倡導者。他對劉邦說：「陛下雖然是在馬上得天下，但不能在馬上治天下，治理國家，應該文武並用，才是長久之計。」劉邦聽後，覺得很有道理，便令他總結秦亡漢興的經驗教訓。
經秦末戰亂，整個社會一片瘡痍，民無蓋藏，人無作業。當時百姓急需休養生息，恢復生產。而黃老之學所強調的「道生法」，主張「是非有，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正符合了當時統治者的需要。
陸賈以黃老學說為指導，結合漢初的政治、經濟狀況，寫了一本名為《新語》的書，提出必須實行「無為而治」的黃老政治思想。他主張統治者對百姓不要過多地干涉，要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安居樂業。這樣才可以減少人們對統治者的反抗，才能鞏固西漢王朝的統治。
陸賈的這些主張，得到了劉邦的稱許，全部記載在他寫的十二篇《新語》里。
黃老學派認為，君主應「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為」而達到「有為」。
此後惠帝、呂后和文帝、景帝在統治期間，都有意識地將黃老思想作為統治思想加以推廣運用，才出現了後來「文景之治」的盛世。
◎蕭規曹隨的智慧
推行黃老學說最為著名的是曹參。曹參與漢高祖劉邦是同鄉，當年他跟著漢高祖起兵，帶兵打仗立下不少功勞，可劉邦做皇帝後，卻任用蕭何當了開國丞相。劉邦死後，漢惠帝繼位，此時，蕭何也病得只剩下一口氣了。漢惠帝親自去看他，請他推薦丞相人選，蕭何毫無保留地推薦了曹參。
曹參繼任丞相後，一直沒有什麼大的變革、舉措，一切都依照蕭何制定的政策。對原有的法令，全部照章執行；對蕭何時所任用的官員，也沒有罷免擢升。由此，有人在漢惠帝面前進讒言，說曹參有私心，不精心治國。
漢惠帝也很奇怪，便叫來曹參議事。曹參說：「請問皇上，您跟先帝比，哪個英明呢？」
惠帝說：「我還年輕，哪比得上先帝！」
曹參又問：「要談治理國家的謀略，我與蕭丞相比，皇上您看哪一個更賢明呢？」
惠帝微笑著說：「恐怕你比不上蕭相國吧？」
曹參乘機懇切地說：「皇上說得完全對，皇上比不了先帝，我不如蕭相國。那麼，先帝和蕭相國平定了天下，制定出的政策，難道我不應該好好地繼承下去嗎？還要隨意更改嗎？」
這就是曹參「蕭規曹隨」的從政謀略。這種政治看似消極，實際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曹參在任三年，遵照蕭何制定好的法規治理國家，使西漢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漸提高。老百姓歌頌他說：「蕭何為法，齊如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從黃老政治的實際情況看，黃老之術本身是較為溫和的法家路線，它是對秦王朝極端暴力政治路線的糾正，自高祖起一百多年裡，開創了「文景之治」政治局面，更是成就了漢武帝的千秋霸業。
東漢時，黃老之術與讖緯之說相結合，演變為自然長生之道，對道教的形成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無為也有為
◎福兮，禍兮
《淮南子》是創作於西漢時期的一部論文集，因是西漢淮南王劉安主持編著的，所以又名《劉安子》《淮南鴻烈》。
劉安，西漢皇族，是高祖劉邦的孫子，淮南厲王劉長的兒子，我國西漢時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他自幼好讀書，善文辭，才思敏捷，喜歡鼓琴。他的父親劉長因謀反罪被廢除王位，不久便絕食而死。所以，16歲的他便被冊封為淮南王，從此潛心治國安邦，著書立說。
漢初，文帝、景帝等都以黃老之學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主要大臣蕭何、曹參也都好黃老之學，施無為之政，將道家的「無為而治」由理論推向實踐。
劉安深受他們的影響，與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相悖，以「無為而治」為主要治國思想，對道家思想加以改進，遵循自然規律制定了一系列鼓勵生產、輕刑薄賦的政策。
他禮賢下士，體恤百姓，善用人才，使淮南地區呈現國泰民安的景象，並日漸成為文人薈萃的文化中心。
不過，他和他父親一樣，有「心在天下」。為了能在發生動亂時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劉安一邊廣置門客進行學術思想交流，一邊集聚金錢，製作軍事裝備，不斷積蓄力量。
後來，事情有所敗露，在朝廷追查的時候，劉安直接起兵，謀反叛亂。漢武帝派兵攻入淮南，很快便將叛亂平定了。劉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謀反」罪，被迫自殺。
《淮南子》一書於漢景帝後期開始撰著，在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進獻於朝廷。
在當時的皇室貴族裡面，淮南王劉安是學術修養較為深厚的人，他廣集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書立說，作《內篇》二十一篇，《外篇》更多，又作《中篇》八卷，主要講神仙黃白之術，有二十萬字左右，著成《淮南子》一書。
這部文化巨著內容包羅萬象，涉及範圍十分廣泛，既有史料價值，又有文學價值，其中內篇論道，外篇雜說，在繼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礎上，綜合了諸子百家學說中的精華部分，是無為與有為的結合，是經世致用之學。然而留傳下來的只有二十一篇《內篇》。其中最後一篇名《要略》，是全書的序言。從《要略》看，全書寫作有統一的計劃和安排，但從現有的內容看，並未完全統一。
《淮南子》在政治上還具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對「無為」作了新的解釋。書中說：「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如神農氏教民「播種五穀」，發明醫藥，「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積極從事政治管理與社會教化；舜「闢地樹谷，南征三苗，道死蒼梧」；湯夙興夜寐，勤於政務。這些古聖先王，一生致力於興利除害，屢建奇功。
書中還主張循理而舉事，反對離道而妄為，提出因自然之勢加以主觀努力而有所作為。這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老莊的消極無為的思想。
《淮南子》對後世研究秦漢時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裡面「塞翁失馬」蘊涵的哲學思想聞名古今。
◎淮南子（二則）
夫大寒[1]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
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為[2]；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3]。
【注釋】
[1]大寒：二十四節氣中最後一個節氣，那時天氣是最冷的時候。
[2]莫服、莫乘：沒有人佩帶、乘坐。
[3]不為莫知而止休：不因沒有人知道而停止，是說君子行仁義之事不求名不避寵。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天亦有道
董仲舒，西漢時期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義哲學家。他的學說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繼承了周代的傳統思想，雜以陰陽五行說，兼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墨家的精華，將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串為一，形成了較系統的封建神學體系。
董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薰陶中成長，為學異常勤奮，數十年如一日。專心攻讀的他，曾「三年不窺園」。
據說董仲舒讀起書來常常忘記吃飯、睡覺。父親董太公知道後非常擔心，為了能讓兒子勞逸結合，他決定在書房後面修築一個花園，希望董仲舒讀書累了，可以去花園散散心。不曾想董仲舒三年來，一直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竟沒有進園觀賞一眼，真正地做到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
當時的很多儒生都只學一經，而且不能觸類旁通，董仲舒卻不然，他學通五經，義兼百家，而且擅長議論，文章作得尤其好。東漢著名哲學家王充說：「董仲舒者，文之烏獲也。」讚譽他是「文章聖手」「著作的大力士」。
《漢書·匈奴傳》記載：「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由此可知，董仲舒一生曾四朝為官，歷經漢代孝惠、文帝、景帝、武帝。
這段時間是西漢王朝的鼎盛時期，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面，漢初社會思想文化政策也是寬舒自如的。
「天人感應」是董仲舒政治哲學思想的理論基礎和前提。他認為，君之為君，乃是上承天意；君之為君，又當效法上天之道。為此，他試圖為統一的皇權專制統治創立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論，從而提出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獨尊儒術、三綱五常、陽尊陰卑等一系列主張。
董仲舒說：「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他認為「天」是宇宙間至高無上的主宰。自然界的萬物及其變化，社會中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都是「天」神「陽貴而陰賤」的意志的體現。
自古以來，「天」就是老百姓信仰的對象，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神秘的東西。董仲舒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就是要求人們順應天的旨意。人們的行為如果符合天的旨意，上天就會給予獎勵；如果不符合天的想法或本性，那就要予以制裁。
董仲舒還認為，「天」既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就有權監督這種秩序的正常實現。於是人間便有了執行「天」意的人——天子，因此「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但是天子的權力也不是不變的，董仲舒說：「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意思就是，天子的德行如果使人民安樂，那麼天就讓他當統治者；如果他危害到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損害了天的尊嚴和形象，就要被收回權力。
這就是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論，也是其政治哲學的核心，它使皇權統治變得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
◎一個儒者的自白
作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第一儒學大師，董仲舒又被稱為「群儒首」「儒者宗」。他多見博聞，知道許多稀見奇怪之物。再加上，他「言中規，行中倫」的道德修養，「進退容止，非禮不行」的言談舉止，很多有志青年慕名而來，拜在他的門下。
史書上說，因為求學的學生太多，董仲舒講學都是「下帷講誦」，即在講堂里掛上一幅帷簾，他在裡面講，學生在簾外聽。只有那些資質優異，學問好的學生才能夠登堂入室，得到董仲舒的親傳，其餘學生都是董氏門下高足轉相傳授。
秦焚書坑儒以後，人們的思想被禁錮了將近一個世紀。漢武帝時期，朝廷下詔書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認為要維護政治統一，必須在思想上統一，於是他進「天人三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從此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為此後兩千餘年的封建統治者所沿襲。
儒家的倫理思想被董仲舒概括為「三綱五常」。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三綱和五常那是「天」的意志的體現，三綱的主從關係是絕對不可改變的，而五常是用來調整這種關係的一些基本原則。
董仲舒還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強調深入研究名、號的重要性。他對名號的起源、作用以及名與號的區別作了探討，並對各種名號如王、君、諸侯、大夫、士、民、人性等進行了正名。
在人性論問題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說。他的性三品說借鑑了荀子的性惡論，但基本傾向實質上與孟子性善說一致。
他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聖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惡，都是不可改變的，不能稱之為性。他說：「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他認為人性雖包含了善的素質，但不經過教化還不能成為善，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經過教化成為善性，是人性的典型代表，可以叫做性。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啟朱熹，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了被扼殺長達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並融會貫通了先秦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提出一種基於「天人感應」思想基礎之上、適應當時封建統治需要的學說。
他根據時代需要提出了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仁義誠信等具有現實意義的觀念，這不僅有利於集權統一、安定社會，還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對儒學的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豐，大部分著作匯集在《春秋繁露》一書中。《漢書·董仲舒傳》載有《對賢良文學策》，其他作品散見於《史記·儒林傳》《漢書》的《五行志》《藝文志》《食貨志》《匈奴傳》等。
◎天人三策[1]（節選）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2]，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3]《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4]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5]乃至。
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6]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7]益明；強勉行道[8]，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9]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10]」，《書》雲「茂哉茂哉[11]」皆強勉之謂也。
【注釋】
[1]天人三策：又稱「舉賢良對策」，因文中著重講到天人感應問題，又稱「天人三策」。漢武帝即位以後，多次要各地推舉賢良和文學的人才到朝廷參加對策，董仲舒也在其中。漢武帝策問三次，董仲舒對策三次。當時受推薦的文士有數百人，唯董氏之對策被漢武帝推為舉首，其原因在於他提出的理論適應於當時時代的需要。
[2]情性：情況和本質。
[3]案：同「按」，審查、研求。
[4]相與：相互之間的關係，相關聯的所在。
[5]傷敗：國家出現天災人禍或動亂挫折。
[6]亡：通「無」。
[7]知：同「智」。
[8]行道：遵循「天命」治理國家。
[9]還至：很快恢復到原來國家大治的局面。
[10]夙夜匪解：朝夕不懈。《大雅·烝民》中的詩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意是，日夜工作不鬆懈，為了周王一個人。
[11]茂哉茂哉：引自《尚書·咎繇謨》。茂，奮勉，努力。
模仿大師
◎棄辭賦，歸哲學
揚雄，又作「楊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漢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他自幼好學，勤于思考，「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湛之思」，酷好辭賦，不為章句所限。他和韓非一樣，有些口吃，但他的文章比他的言論更出名。
年輕的時候，揚雄非常崇拜大辭賦家司馬相如，曾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作《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為已外憂內患的漢王朝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但他自認為自己的賦和司馬相如的賦一樣，都是似諷而實勸，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因為揚雄的辭賦成就可以媲美於司馬相如，後世將兩人合稱「揚馬」。
不過，到了晚年，揚雄對賦又有了新的認識。他首倡「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觀點，指出「辭人賦」有「虛辭爛說，勸百諷一」的弊端，應視其為「雕蟲小技」，壯夫不宜為之」，於是，他轉而研究哲學。
揚雄曾師從著名學者嚴君平。嚴君平精通先秦老莊哲學，他所著的《道德指歸》一書，內容博大精深，在探索宇宙方面，體現了較強的哲學思辨性，這對揚雄的影響很大。
漢朝政權被王莽篡奪後，政治變得黑暗。身處亂世的揚雄便辭官歸隱，自甘淡泊，潛心著述。他仿照《論語》著《法言》，仿照《易經》著《太玄》，在這兩本書里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觀。
◎《法言》與《太玄》
《法言》是一部模仿《論語》體裁寫成的道德格言集，通過問答的方式就當時思想家們所關心的問題進行了論述。當時，經學一統天下，陰陽災異學說十分盛行。但揚雄沒有局限於此，而是重新闡釋了傳統儒學的一些基本觀念，批判了流行的錯誤認識。他主張文學應該以儒家著作為典範，應當徵聖宗經，並提出了天數是歷史演變的必然趨勢，天地的變化及其規律是可知的，人能用精神研究外物，同時，他還對天人關係作出了新的解釋。
《太玄》是揚雄一生最耗心血，也是最得意的一部著作。這本書不僅體現了揚雄卓越的哲學創造力，還體現了他高超的玄思水平。它模仿《周易》而作，主要談論了天地人三者的相關問題：「玄者，天玄也、地玄也、人玄也。天渾行無穹不可見也，地不可形也，人心不可測也。故玄，深廣遠大矣。」
揚雄認為，「玄」是宇宙萬物的根源，如實地認識自然現象是十分必要的，天地萬物和現實世界的一切生命，都是由陰陽二氣生成的，而陰陽二氣就產生於「玄」。
在《太玄》中，他還糅合了《易傳》中的陰陽學說和《老子》的天道觀，並吸收了當時宇宙理論和天文曆法方面的思想資料，建立起了一整套關於宇宙形式和變化的體系。他說：「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從而批駁了社會上藉以宣揚讖緯迷信的天命論。他自詡《太玄》是關於宇宙構造的縮影。
揚雄融會儒道兩家思想，創造了一個嚴謹而精細的哲學體系，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與此同時，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依據唯物主義觀點，對當時流行於世的天人感應、鬼神圖識等宗教迷信思想進行了批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企圖恢復先秦儒學注重理性和道德實踐的精神，對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充有較大的影響。而揚雄竟然比擬聖人而創作了《法言》和《太玄》兩部著作，使他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獨特的地位。
挑戰「天人感應」
◎真理是在爭論中確立的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在我國哲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王充的先祖曾因軍功而受封，級別雖然不高，但可以坐食其稅，算是個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一次突發事變，祖上失去了爵位和地位，家產也被沒收。家族無爵可繼，又有家難歸，於是，王充一家人在封地附近安置下來，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為業。後因王充的父親王誦好勇任氣，得罪了地方的豪強，又舉家遷走，從此，家族走向衰落。
到王充出世時，家裡已經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斗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王充一家被稱為「孤門細族」。也就是說，在這個家裡，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後來王充成名後，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
家裡窮沒有書可以讀，王充就經常逛書店，閱讀人家賣的書。他遊學洛陽，在班彪門下學習，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很多書看一遍就能夠背誦，加之讀的書又比較雜，很快便精通了百家之言。
當時的洛陽是東漢的帝都，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王充在此地「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的經歷，使其大開眼界，增進了不少學問，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可是，王充一生業儒，仕路不亨，只做過幾任郡縣僚屬，終因與上級爭論、不合而離職，回到鄉里，在家教書。
王充是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出「元氣」是天地萬物的原始的物質基礎。「氣」和「氣化」可以說明萬物、人及各種自然現象的產生，「天地合氣，萬物自生」。他認為，物之生是元氣的凝結，死滅則復歸於元氣，猶如水凝而為冰，冰釋而復為水一樣。
王充認為，天地之氣能感動人物，人物卻不能感動天地之氣，是因為前者是「本」而後者為「末」。他說：「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又說：「人，物也；物，亦物也。」這樣就割斷了天人之間的聯繫。
關於萬物之間的關係，王充認為：「同氣相成，殊氣相革。」即不同性質的東西才能互相作用、革化。他把這看做普遍規律，用它來解釋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王充還把這種「鬥爭」觀點試圖用於分析某些社會矛盾現象。他舉例說：「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
在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基礎上，王充建立了唯物主義認識論。他已經初步認識到，真理是在爭論中確立的，是在和謬誤的鬥爭中出現的；這種鬥爭是不破不立，異常尖銳的。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為今人和古人相「齊」，沒有什麼不同，也沒有什麼根據說古人總是勝於今人，所以，沒有必要「頌古非今」。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是神創造了人，還是人創造了神
董仲舒之後的神學目的論，把天說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把自然界萬物說成是天有意創造的。對於這種說法以及人世間傳說的鬼神，王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人們自己「思念存想」的產物，不是神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神。
王充強調，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抹殺了天和人的差別。他認為，天是客觀存在著的自然界，是沒有意志的；而人是動物中最具有智慧的，是有感情慾望的，所以才能進行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動。他說：只有有口有眼的東西，才是有意志作為的。口要吃東西，眼要看東西，這是因為他內心有欲望，欲望要表達出來，口眼就去尋找了，找到了，才會滿足，這些都是欲望的所作所為。所以，福和禍都是人們自己招來的，祭祀不過是「主人自盡思勤」而已，並不能真正因此而避禍得福。推之於鬼神，是蠢人的行為，亂世的現象。那些災異和人生病一樣，都是自然現象，與政治、皇帝無關。
同時，王充還認為，如果只根據感覺來認識事物，那就會被外在的虛像迷惑，以假為真。所以，要分辨是非曲直，必須「不徒耳目，必開心意」。
這也從另一方面表明，王充是重視實際經驗對於認識的作用的。他提出只有通過實際經驗才能熟能生巧，並舉例說：「齊都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相反，如果沒有實際經驗，不去實踐，那麼即使再聰明也不會達到的。
王充擅長辯論，他的話開始看上去很詭異，最後的結論卻又很實在。他力主「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反對將儒家經典變為教條，所以，他的文章強調內容，提倡通俗，反對崇古、模擬和「浮華虛偽之語」。王充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去做學問，大多會失去儒家的本質，於是，他選擇閉門思考，謝絕了一切慶賀、弔喪等禮節性的事宜，潛心著述。
《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有八十五篇，二十萬字左右，書中解釋了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的疑惑，也更正了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神的認識，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他還寫了《儒增》《書虛》《問孔》和《刺孟》等篇，對傳統的儒學，特別是漢代經學，進行了論難。在書中，他甚至懷疑古經、上問孔孟，公然向神聖的經典挑戰，後人對其多存質疑。
近七十歲的時候，王充被好朋友推薦出去做官。漢肅宗特詔派公車去聘請，但他終因體力、腦力都衰弱了，還生著病，未能去，在家創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要節制欲望，守住原神等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