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學課 · 百家之言，百種人生

中國哲學之中心部分是人生論，人生論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論。人生理想論即是關於人生最高準則的理論。 ——張岱年 中國現代哲學家、哲學史家，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每個人都爭取一個完滿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內海外，一個百分之百的完滿人生是沒有的。所以我說，不完滿才是人生。 ——季羨林 曾任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副校長 生命的平衡 ◎陰陽五行的智慧 陰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其中蘊涵了中國哲學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它最初是源自古人對自然的探索和總結，即向日為陽，背日為陰，後來又引申到天地、日月、晝夜、寒暑、男女、上下，等等，皆分陰陽。 古人習慣用陰氣和陽氣來解釋四季的變化和事物的此消彼長。他們認為，蒸發上升的是陽氣，沉滯下降的是陰氣。陽氣的季節，氣從大地由內而外，促使萬物生長；陰氣的季節，氣沉滯下降，萬物凋零歸根。這陽氣和陰氣是萬物的根本，如果能相互平衡協調，則四季風調雨順，不會偏衰；如果陰陽失衡，便會發生災難。 這種觀點現在來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當時卻解釋了很多難以理解的現象。西周末年，太史伯陽父就曾以陰陽二氣來解釋地震的發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這也是史料中有關「陰陽」觀念使用的最早記載。 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們認為，陰和陽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作用，由此才會有此消彼長的現象，這也是一切事物發生、發展、變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史記·天官書》中說：「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古人認為，陰陽是促使一切事物產生的根本，而五行則是構成一切事物必不可少的要素。 五行，即木、火、水、金、土，這五種元素充盈在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它們相互作用、相互發展，維繫著自然的平衡。木代表生長的物質；火代表可以散發熱能的物質；土代表自然本身；水代表流動的物質，可以循環；金代表堅固的物質。木和火在土的上面，水和金在土的下面，所以木、火屬陽，水、金屬陰，土是中性。 順著循環來，五行便會互相生髮，即「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若逆著循環走，五行便會互相克制，如：木克土、土克水……古人用陰陽與五行這種相生相剋的關係，來闡釋一切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即自然界陰陽相互作用，產生五行；五行相互作用，則產生萬事萬物的無窮變化。 在傳統文化中，陰陽與五行影響深遠，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已經具有了崇高的地位，而正式將陰陽與五行相結合在一起的，是戰國時期的鄒衍。作為中國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陰陽五行學說是中國古人認識世界的方法，同時，也是古代天文學、氣象學、化學、算學、音樂和醫學等發展的基礎。 ◎八卦的奧秘 陰陽學說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周易》的成書。 《周易》，也稱《易》或《易經》，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國古代帝王之學，人們常用它來預測未來、反映當前、決策國家大事。一直以來，各朝各代都有人研究《周易》，許多政治家、軍事家、商人更將其奉為一生必讀之書。 關於「周易」，東漢經學大師鄭玄認為，「周」就是「周普」的意思，即無所不備，周而復始；而唐代大學士孔穎達則認為「周」只是一個地名，是周朝的代稱。 對於「易」的解釋就更是眾說紛紜了。東漢經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易」是因蜥蜴而得名，只是一個象形字，是蜥蜴的俗稱「變色龍」的引申義。 而現代哲學家胡適則認為，「易」是變易、變化的意思，天地萬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是時時刻刻變化的。他還舉了個例子：孔子在江邊看到滾滾不絕的江水，不覺嘆了一口氣說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者」便是「過去種種」。天地萬物，都像這滔滔河水，才到了現在，便早又成了過去，這便是「易」字的含義。 在這多樣的解釋中，雖然還沒有得到定論，但《周易》書中涉及的諸多占卜知識，以及對事物變化規律的描述，早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精髓和自然哲學的依據。 八卦，就是從《周易》中來的。《周易》中說：「易有太極，始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兩儀，即陰陽；八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傳說八卦是上古時期伏羲所畫，象徵自然世界的八種物象，後來周文王將八個單卦兩兩相疊，又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因此《史記》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記載，後世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周易》就是周文王所著。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稱伯昌。商紂王時期，他還只是西岐的一個諸侯，人稱西伯侯，因不滿商紂王重刑辟暗、淫樂後宮，而被崇侯虎告發。崇侯虎對商紂王說：「西伯積德行善、政化天下，諸侯都心有所向，這將對大王您十分不利呀！」於是紂王下令將西伯侯姬昌囚禁在一個叫羑里的地方，不讓他再回西岐。 被困在牢獄中整整七年的姬昌，無以打發時日，便發揮自己平生所積累的學識，潛心研究易學八卦。他通過八卦相疊，從而推演出現在《周易》中所記載的「乾為天、坤為地、水雷屯、山水蒙」等六十四卦，留予後代子孫。 其實，所謂的卦象，並沒有吉凶之分，只是用來分析說明人們在順境和逆境時，應採取的態度、行為和處事方法。 《周易》堪稱我國文化的源頭，其內容十分豐富，對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諸子百家中，無論是孔孟之道、老莊學說，還是《孫子兵法》《黃帝內經》都與其有著密切的聯繫。 ◎周易（二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1]。《周易·乾卦》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2]。《周易·坤卦》 【注釋】 [1]「天行」句：天體的運行剛強勁健，相應於此，君子也應該發憤圖強，永不停止追求的腳步。 [2]「地勢」句：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君子也應該增厚美德，容載萬物。 制禮作樂的能臣 ◎禮儀之邦的起源 周公，姓姬名旦，又稱叔旦，因其封地在周地，所以世人尊稱其為周公或周公旦。他是我國西周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儒學的先驅。孔子一生所追求的正是周公式的事業。 有著皇族血統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他曾兩度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之後又輔佐武王的兒子成王執政，並製作禮樂，為周朝提出了成套的統治思想。 姬旦從小就懂道理、知孝義，且多才多藝。周文王在世的時候，他給父親端茶，就像捧著很重的東西一樣，十分謹慎。即使替父親處理事情，他也小心翼翼，不敢獨斷專行。周公輔佐周武王把商朝推翻後，沒多久周武王便因病去世了，武王的兒子姬誦繼承了王位，是為周成王。成王年幼，沒有辦法親政，於是周公又開始替侄兒處理國家政務，通過攝政決斷天下大事。此時的周公，為人處世果斷堅決，不僅平定了叛亂，還制定了許多安邦定國的制度。 儒家學說中「禮」的概念，就緣起周公。為鞏固政權，周朝遷都洛邑，周公在這裡召集天下諸侯舉行盛大慶典，並宣布了各種典章制度，正式冊封了諸侯，這就是著名的「制禮作樂」。 周公認為，「禮」是維護等級制度的禮儀規範，劃分了等級並限制各階層的權力；「樂」是配合禮儀活動而進行的音樂歌舞。所謂：「禮以分，樂以和。」禮強調的是分別，即「尊尊」，尊重應該尊重的人；樂的作用是感染眾人和睦共處，即「親親」，親近應該親近的人。周公的禮樂制度對中華文明產生了經久不衰的影響，從此中國成為禮儀之邦。 ◎敬天保民 周成王成年後，周公及時將國家政權交還給成王，甘為臣子，全心全意為周成王出謀劃策，對於成王交代的事項從不居功自傲，而是謹慎躬行。對於賢能的人才，周公唯恐失去。即使是在洗頭髮、吃飯的時候，只要他聽到有賢士來拜訪，便會挽起頭髮、吐出口中的食物來接待來人。 鑒於商朝滅亡的教訓，周公先後發布了許多公告。他告誡統治者，為政要注意「敬德保民」「明德慎刑」「有孝有德」「知小人之依」。周公認為，民情能夠體現天命，君主要與人為善，考慮民眾的感受，多行恩惠，少施刑罰，做「保享於民」的有德君主，才能被上天保佑，才能「享天之命」。 周公輔佐武王、成王，為周王朝的建立和鞏固作出了重大貢獻，成為後世為政者的典範。他的天命思想把「敬天」與「保民」直接聯繫了起來，成為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來源。孔子的儒家學派，把周公的人格典範作為最高典範，並將周初的仁政視為最高的政治理想。 一代智者的道德修養 ◎管鮑之交 春秋時期，齊國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齊國任相四十年，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幫助齊國實行改革，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他便是被人稱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史稱管子。 管仲與周王室同宗，也是姬姓，父親是齊國的大夫管莊，不過，還在少年的時候，管仲的父親便去世了，只有年邁的母親仍在。家道中落的管仲，生活十分貧苦。為了謀生，他不得不過早地挑起家庭重擔，從事當時被人們認為很低下的職業——商人。 當時，管仲有個好朋友，叫鮑叔牙，他們兩個人合夥一起經商賺錢，可是，管仲總是分給自己的多，分給鮑叔牙的少。鮑叔牙對此卻從不抱怨，不過，當他聽到眾人在背後說管仲貪婪、不講朋友義氣時，他立即出面解釋：管仲並不是貪圖金錢的人，他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他家境貧寒，尚有年邁的母親，全靠他一人供養。之後，管仲又做了很多工作，但都沒有成功，鮑叔牙卻從未認為管仲無能，而是安慰他說機會未到。在長期交往中，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管仲多次對人講：「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鮑叔牙。」 這就是「管鮑之交」的典故，後人常用來形容好朋友之間親密無間、彼此信任的關係。 後來，兩個好朋友分別擔任齊國公子糾和小白的老師，一時成為美談，但兩人各為其主，在齊國王位繼承上產生了分歧。管仲為了助公子糾取得王位，險些箭傷了公子小白，卻被公子小白以假死騙過，最終登上了國君的寶座，成為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此時的齊桓公本打算任鮑叔牙為相，而鮑叔牙卻推薦了管仲，自己甘願聽命於管仲…… ◎賢相的安邦之策 在孔子最佩服的前輩中，管仲就是其一。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就是：如果沒有管仲的話，我們到現在還是披頭散髮，處在蒙昧狀態呢！管仲十分重視統治者自身道德的修養，認為在上者應「稱身之過」「治身之節」。 齊桓公拜相後，經常向管仲請教安邦治國的謀略。 有一次他問管仲：「你有沒有發現我身上有很多毛病？我喜歡打獵，愛喝酒，還好色……」 管仲聽後回復道：「這三樣都不妨礙齊國稱霸。」齊桓公很意外，緊接著管仲就說，「做國君有三件事不能做：第一，得賢而不能任；第二，用而不能終；第三，讓賢人幹事，而和小人一起議論賢者。」 原來，管仲認為好獵、好酒、好色，不是沒有危害，只是這三種「愛好」的危害性與後面所說的三件事相比，要小得多。這也體現了管仲的一些用人觀念。管仲認為，作為一個國君要重視人才，要有識別人才的眼力；任用賢者要能夠信任人，並且要用到底；對待賢才要公平，要有一個公正公開的價值評判尺度。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管仲認為這是最不好的。 同時，管仲還提出「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點，大意是說，只有滿足了一個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質需求，這個人才會學習並遵守法律和法規，受道德的約束。用現代哲學的話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精神。從這一點來看，管仲的思想是屬於唯物主義範疇的。 此外，管仲還是早期法家思想的先驅。他從治民的立場出發，既強調法制的重要，主張「嚴刑罰」「信慶賞」，又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指出治民僅用刑罰「不足以服其心」，必須輔以德教，「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他的這些言論主要被輯錄在《國語·齊語》一書中，另有一部《管子》傳諸於世。 順其自然莫妄為 ◎大道無形 著名哲學家、曾任北大教授的胡適曾說：「中國哲學到了老子、孔子的時候，才可當得『哲學』兩個字。」作為春秋時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據《史記》記載，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世人又稱老聃，楚國人，曾做過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圖書管理員。 老子的詳細事跡，已不可考，據傳，孔子曾從魯國來到周都，向他請教有關「禮」的學問。 老子說：「你所謂的禮，倡導它的人早就死了，就連骨頭都已經腐爛了，只有他們的言論留了下來。君子時運來的時候，就應當駕車出去做官，如果生不逢時，就應當隱居起來…… 「我聽說，富貴的人會把錢財送給朋友，有德行的人會把箴言送給朋友，我不是什麼富貴之人，便送幾句話給你吧！當今時勢，有些自以為很聰明的人卻給自身招來了禍患，主要是因為他們愛好譏諷別人，過分誇獎別人，還有就是自視清高、太過自傲。把那些驕氣、欲望和做作的身段都放下吧，這些對君子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我能告訴你的也就這麼多了。」 孔子聽後受益匪淺，離開周都後回到了魯國，他的弟子紛紛上前請教：老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孔子對他的弟子們說：「我知道鳥可以在天空飛，魚可以在水中游，獸可以在大地跑。會跑的，能用網捕捉；會游的，能用鉤子釣；會飛的，能用箭去射。但是，龍，我不知道該如何了，它能騰雲駕霧直上九天，我今日所拜訪的老子，就好比一條龍！」 由此可見，孔子對老子的敬佩之情，溢於言表。 老子是最先發現「道」的人，他把「道」作為最高的實體範疇，用以說明世界萬物產生的根源和運動變化的規律，同時，也將其作為人類社會所必須遵循的準則，從而形成了以「道」為核心的哲學體系。 這個「道」本是一個抽象的觀念，不容易解釋明白，於是老子又從具體的方面出發，想到一個「無」。「無」即是虛空，它是不具有任何具體事物物質屬性和形象的東西，但它的性質、作用，卻處處和這個「道」最相像。 老子認為萬「有」生於「無」，所以把「無」看得比「有」重要。老子說：「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就好比車輪間有了圓洞，車才能行駛；器皿有了中間的空虛之處，才能盛放東西；門窗有了中間的空洞，才能讓人進出；房屋有了空處，才能容人居住……他說，具體的事物要麼「有」，要麼「無」。「有」和「無」是相互依存的關係，但不可能既「有」，又「無」。 名實之爭，也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而老子恰是提出這個問題的第一人。他認為人之所以能認知事物，主要是「名」的作用。不過，他雖然知道「名」的用處，卻極力崇尚「無名」。他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名和道，都出自同一個事物，一個是客觀存在，一個是對存在的認識。他認為天地以下都是具體事物，都可以用「名」來表示，所以說「有名萬物之母」；而天地又是從「道」里產生出來的，「道」是無形無體的，沒法用名來表達，所以「無名天地之始」。 老子的學說對中國哲學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樸素的辯證法是其學說的精華，主要見於《老子》這本書。老子創立的道家學派對我國思想文化的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後世人創立道教後，將老子尊稱為道教至高無上的天神——太清道德天尊，民間都尊他為「太上老君」。 ◎《老子》的人生哲學 老子的學說，以聲匿跡隱、不求聞達為主旨。他在周都居住久了，見周朝的王道日漸衰微，便決定騎著青牛離開這裡。 函谷關令尹喜在夜觀天象時，發現東方有紫氣繚繞，越來越近，形似蛟龍，便知這是有聖人要來臨的祥瑞，於是齋戒沐浴在此靜候。 幾個月後，老子騎著青牛而來。尹喜見後驚喜萬分，誠懇地請求賜教，好讓老子的思想得以流傳下來。老子見尹喜氣宇非凡，學識和修養都非常不錯，便留下了「五千言」，然後出關而去。至此，沒有人再知道他的下落。而他留下的這「五千言」，便是《老子》一書，世稱《道德經》。 《老子》分為上下兩篇，上篇《德經》，闡述了宇宙的根本和天地變化的規律；下篇《道經》，闡述了為人處世的道理和進退的方法。書中包含了大量樸素辯證法的觀點，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等等。 《老子》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就是「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所以才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認為道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是無為而無不為、以自身為法的本體存在。 老子雖沒有說過「無為而治」這句話，但他卻是最早系統論述這一哲學思想的人。 老子生活在一個戰禍連年的時代——小國不能自我保全，大國又互相爭霸不止。他親眼目睹了時勢的此消彼長，又深受當時思潮的影響，知道以暴制暴、動用武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而提出了「無為」「無事」「無欲」的政治思想。 他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子認為，許多社會問題的產生，是統治者個人私慾的膨脹，也就是「有為」政治。因為君主要滿足自己的野心，所以才戰禍連年，因為君主要滿足自己的私慾，所以才會增加賦稅徭役……因而他強調君主要清心寡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所以，這裡所謂的「無為」並不是不要任何作為，而是順其自然不妄為。 統治者應該少一點欲望，少一點作為，對百姓有所聽從，這樣統治才能鞏固。也就是說，「無為」的結果恰恰是「無不為」。在此，他作了一個比喻：治理國家就像烹小魚，不能過多地撥動，否則魚就會被攪爛，這就是「無為」；可是，魚還是要烹製的，國家還是要治理的，而且還要烹得好，治得好，這又是「為」。如果能按照「無為」的原則去做，順其自然，便可以把魚烹製得很好，把國家治理得很好。這就是「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典故。 老子還主張君主要以民為本。百姓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所在，是達官貴族得以存在的根本；無民，則國家無政權可言，是以有「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的觀點。 除了對君主的要求，老子對常人也有一套人生修為哲學。他常勸人要知足，強調「不爭」的好處。他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他認為，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樣。水，澤被萬物而不與之爭奪名利，停留在眾人不喜歡的地方，卻更接近「道」。所以，上善的人要像水那樣安於居下，不與萬物發生矛盾、衝突，只有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才是最為謙虛的美德。 也正因為這樣，才有：「江海之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是以聖人慾上民，必以言下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江海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切河流的歸宿，正是因為它處在下游的位置上，所以成為百穀王。引申到統治者治理國家上，就是說：想要在上面治理百姓，就必須到百姓當中去；想要先於百姓享受，就必須身體力行先為百姓考慮。因為你不爭搶，所以天下也就沒有什麼能和你爭搶的。 《老子》對我國春秋以前古代辯證法的發展，作了歷史性的總結，不僅是道家的主要著作，還為一些儒家和法家的人物所津津樂道。 ◎老子（一則） 其政悶悶[1]，其民淳淳[2]；其政察察[3]，其民缺缺[4]。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5]？其無正[6]也。正復為奇[7]，善復為妖[8]。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9]，廉而不劌[10]，直而不肆[11]，光而不耀[12]。 【注釋】 [1]悶悶：遲鈍、不清楚、不誇誇其談的樣子，含有寬厚寬泛的意思。 [2]淳淳：淳樸厚道的樣子。 [3]察察：看得清楚，非常計較的樣子，有嚴厲、苛刻的意思。 [4]缺缺：狡詐，不滿足。 [5]極：終點、盡頭。 [6]無正：沒有標準，不能下定論。 [7]正：正常的。奇：奇怪的，奇特的，不正常的。 [8]善：善良的。妖：邪惡的。 [9]方：方正，有原則。割：堅硬，使人不舒服。 [10]廉：清廉、自律。劌：傷害到別人。 [11]直：正直。肆：胡作非為。 [12]光：光芒，做事有個性、有鋒芒。耀：刺眼、耀眼。 用愛己之心愛他人 ◎以德服人，順應天命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人，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在我國古代著名哲學家中，孔子是唯一一個生卒年可考的人。 他一生的事跡，大多人都了解。他的先世為宋國貴族，其曾祖父為了躲避宋國的內亂，逃到了魯國。父親是魯國出名的勇士，母親生孔子時，因曾在尼丘祈禱，所以起名為丘，因為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世人又稱其「孔老二」。 孔子年少時，家境不是很好，為了養家餬口，他做過很多被當時的人們視為低賤的工作。他學無常師，曾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後來聚徒講學，從事政治活動。他做過魯國的司空，當他做上魯國的司寇時，已經年近五十歲了。 孔子的思想以「仁」為核心，他認為「仁」即「愛人」，仁，即是做人的道理。「仁者人也」，做一個人須要能盡人道，能盡人道，便是仁。因此，孔子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觀點，即自己都不希望別人這樣對待自己，那就不要以同樣的言行對待他人。 這就是所謂的「恕」。從積極方面說，就是自己有某種要求需要滿足，也要推想他人也有這種要求需要滿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也就是所謂「忠」。綜合來講，「忠恕之道」正是孔子推行為仁之方。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說起來很容易，實行起來困難，因為人們都是有欲望的，常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天道觀上，孔子不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對其持懷疑態度，主張「敬鬼神而遠之」。他認為「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宣揚天命論，他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他把天命、大人、聖人之言並列起來，認為三者都是可敬畏的，人的生死、貧富，以及成功、失敗，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承認有天命，順天命而行，就不需要求鬼神的幫助保護了。 《論語》記載，有一次孔丘病了，他的學生子路向「上天」禱告，請求幫助保護。孔丘病好後，問子路有這件事沒有，子路說有。孔丘說：「丘之禱久矣。」意思就是說，他向來做事都是合乎禮的，他畏天命，順天命，這就是禱告。他一直都在禱告，所以無需在有病時禱告。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活了72歲，這段話，講了他70歲以後的精神境界：「從容中道，聖人也。」也就是說他的精神完全達到了自覺的程度。 ◎教書育人，萬世師表 孟子說，孔子的時代是一個「邪說橫行，處士橫議」的時代，「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這個時代的大致情形，就是「天下無道」的樣子。所以孔子才來回奔走，想要把無道變成有道。他週遊宋、衛、陳、蔡、齊、楚等國十三年，自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後來他見時勢不合，根本沒有行道的機會，便在68歲時回到了魯國，全身心致力於教育事業，創造了一整套教學方法，並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教育思想。 孔子首創私人講學風氣，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學態度，強調「學」與「思」的重要性，總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而知新」等有效的學習方法。 他認為，學習時，首先應該採取虛心的、實事求是的老實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其次學習的知識面要廣泛，學習的途徑也要多樣化；同時，學與思兩者缺一不可。有學無思，只可記得許多沒有頭緒條理的物事，算不得知識。有思無學，便沒有思的材料，只是胡思亂想，也算不得知識。 在著述方面，孔子也有諸多建樹，他整理了《詩經》《尚書》等古代文獻，並刪定《禮經》《樂經》，為《周易》作序，還編修了魯國史官所記的《春秋》，使其成為中國第一部編年體歷史著作…… 相傳孔子先後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賢人者七十二。現存的《論語》一書，便記載了他和這些弟子的對話問答，成為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史料。 自西漢以後，孔子的學說成為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文化正統，影響深遠。他在世時已被世人認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讚譽其為「天縱之聖」「千古聖人」，後世又尊稱其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 ◎論語（二則） 曾子曰：「吾日三省[1]吾身：為人謀[2]而不忠[3]乎？與朋友交而不信[4]乎？傳[5]不習乎？」 子曰：「弟子[6]入[7]則孝，出[8]則弟，謹[9]而信，泛[10]愛眾而親仁[11]。行有餘力[12]，則以學文[13]。」 【注釋】 [1]三省：三，這裡是多次的意思。古人對於頻率密集，或是數量多，而且持續時間久的數字，都會用「三」來表示。省：檢查、查看，這裡是檢查自己的作為，查找自己的缺點並改正的意思。 [2]謀：謀的本義是考慮、謀劃。這裡當作辦事講。 [3]忠：本義是盡心竭力，忠誠無私。這裡是盡心竭力的意思。 [4]信：在文中，「信」的意思是指能夠按照禮制的要求，人與人之間相互守信用。「信」被儒家作為立國、治國的根本，是儒家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之一。 [5]傳：這裡作名詞講，指老師傳授的知識。 [6]弟子：這個詞在文中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學生，另一種是年紀小，身為兒子或是弟弟的人。在這裡，採用第二種解釋比較合適。 [7]入：古時候，父母和子女分別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入」就是進入父母的住處。 [8]出：是相對與上面的「入」而言的，即走出自己的房間，或是出外求學。 [9]謹：在《說文解字》中，「謹」被解釋為「慎」。文中帶有謹慎、少說話的意思。 [10]泛：廣泛。 [11]親仁：親，親近。仁，指有仁德的人。 [12]行有餘力：有剩餘的精力、閒暇的時間。 [13]學文：這裡不單單指學習文字，還包括古代文獻，詩、書、禮、樂等方面的文化知識。 君子成人之美 ◎孝義行天下 曾子，名參，字子輿，春秋末期魯國人。他在16歲時拜入孔子門下，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同時，也是孔子學說的主要繼承人和傳播者。 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的曾子，是鄫國太子的後代，先祖是治水有功的夏禹，姒姓。大禹的第五代孫少康封他的小兒子曲烈於鄫地，建立鄫國，後為莒國所滅，所以，其後代用去掉偏旁的「曾」為姓氏，表示離開故城之意，這也是「曾」被用為姓氏的開始。 曾子為人謹慎，待人謙恭，以孝行著稱，是有名的孝子，而其父曾點則被後人稱頌為教子有方的典型。 曾點，字皙，太子巫的曾孫，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之一，擁有狂者的氣質，行為不拘一格，敢作敢為。曾點對兒子寄予厚望，從小就對他嚴加管教，不僅傳授他「六藝」知識，還常帶他去田間勞作。 一次，曾子在地里鋤瓜，不小心鏟斷了瓜根。曾點認為他做事不認真，很生氣，用棍子把他打倒在農地里。曾子起來後，沒有絲毫怨言，還詢問父親是否因為教育自己，而氣壞了身體。隨後曾子又彈琴唱歌，向父親表示自己身體健康，並沒有受傷。 這件事被後人傳誦下來，於是有了「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典故。此外，「二十四孝」中「齧指痛心」的故事，講的也是曾子孝行的事跡。 曾子學習的最大特點，就是勤學好問，遇到任何事理，都要千方百計地弄明白。孔子對他的第一印象便是「參也魯」，意思就是曾子秉性質樸、憨厚。孔子曾問自己的弟子，他的思想怎樣能做到「一以貫之」。曾子答道：「忠恕而已矣。」孔子非常滿意，認為曾子得到了自己的真傳。 作為後入門的弟子，曾子的思想學說比孔門其他弟子的學說成熟得晚，但他沉穩的性情與不懈的堅持，又使得孔子的學說得到了豐富與發展，比如「孝」與「禮」等思想就是在曾子時期發揚光大的。他說：「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 除了主張以孝為本、孝道為先的孝道觀外，曾子還十分重視自身道德品質的修養。他認為個人的修養與學習是分不開的，提出了「修齊、治平、省身、慎獨」和「吾日三省吾身」的修養方法。他說：「我每天都要對自己的言行反省很多次，是否竭盡心力去幫助別人了？是否對朋友真誠相待了？對待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否認真溫習了？」 和孔子一樣，曾子也是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的。他認為士不可不志向遠大、意志堅強，因為他肩負重任，路途遙遠。所以孔子之後，曾子勇敢地擔負起推行德政的重任，入仕為官。但是他的仕途和孔子一樣，充滿坎坷。 此時，他想起老師曾說過的一句話：「把自己的主張應用於政治，也就是參與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參與政治呢？」於是，他退居故里，專心講學，晚年仍堅持踐行孔子的思想，做到老年著書、病中教徒、守禮至終三件頗具影響的事。 曾子離世前對弟子說：「君子愛人，是要成全別人的美德，而小人愛人，則是沒有原則的寬容，我能夠合情合理地死去，還能有什麼奢望呢？這就足夠了。」 一代「宗聖」曾子，在留下他對老師的敬仰和《大學》《孝經》等儒家傳世經典後，就這樣故去了。 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得到了空前發展，而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啟思孟學派，對儒家學派的思想既有繼承，又有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後世儒家將他與孔子、孟子、顏子、子思並稱為「五大聖人」。 ◎《大學》《中庸》里的生存智慧 《大學》和《中庸》都是《禮記》中的文章，相傳《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所作，《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 《大學》一書，文辭簡約，內涵深刻，主要概括總結了先秦儒家道德修養理論，以及關於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儒家政治哲學也有系統的論述，對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業等均有啟迪意義。 《中庸》同《易經》相似，但是沒有《易經》影響大、涵蓋面廣。宋朝以後，它逐漸成為儒家學者的研讀重點，很多儒學、理學的概念和命題都出自《中庸》。許多思想家也都堅持「中庸」的信條，開始用「中庸」的方法論思考問題。 這以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為主要代表。他們兩兄弟竭力尊崇《大學》《中庸》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加之後來，南宋哲學家朱熹又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稱為「四書」，直至宋元以後，《大學》《中庸》成為學校官定教科書和科舉考試必讀書，對古代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大學」，就是治國安邦的學問，後人將《大學》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綱領」和「八條目」。「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是「大學之道」的總綱，意思就是，做治國安邦這種大學問的方法在於，提倡和發揚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廣泛地親近民眾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為奮鬥目標。 「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有關道德修養的具體方法，是一步步實現「三綱領」的具體步驟。 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於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國家；要治理好國家的人，要先整頓好自己的家；要整頓好家的人，要先進行自我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養；自我修養完善了，才能讓家庭整頓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國家安定繁榮；推而廣之，達到天下平定。 這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知識分子尊崇的信條。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幾千年來無數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 如果說《大學》是指導人實現政治理想的啟蒙書，那麼《中庸》便是指導人實現完美修養的啟蒙書。《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現在「中庸」和「誠」這兩個範疇上。 何謂「中庸」？「中庸」並不是「中立、平庸」，而是「執中、中和」的意思。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在一個人還沒有表現出喜怒哀樂時的平靜情緒為「中」，表現出情緒之後經過調整而符合常理為「和」。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是對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精神的傳承，是對儒家學者世代相傳的「忠恕之道」的發展，其主旨在於通過自我教育，達到「至誠」的境界。 「誠」是充分表達個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來是誠的，若能依著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發展天性的誠，便是「教」，便是「誠之」的功夫。 在儒家思想體系里，政治和倫理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但是，從論述的角度出發，兩者卻有不同的著重點。 《大學》比較通俗平易，強調各種倫理規範對於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意義，實踐性很強；《中庸》比較高深微妙，把這些倫理規範提升到了天人關係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強。 《大學》和《中庸》都是儒家學派的經典代表著作，長處都在於方法明白、條理清楚。數千年來，這兩部著作已成為無數仁人志士初窺儒家之門的必讀書目。 ◎大學（一則）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1]；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2]；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3]。致知在格物[4]。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注釋】 [1]齊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 [2]修其身：修養自己的身心品性。 [3]致其知：使自己獲取知識。 [4]格物：認識、研究萬事萬物。 得人心者得天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生的年代，恰逢周王朝的最後階段：國家四分五裂，諸侯爭霸。 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孟母守節沒有改嫁，對他要求十分嚴格。 最初，孟子一家住在墓地旁邊，孟子就和鄰居的小孩一起學著大人跪拜、哭號的樣子，玩起辦理喪事的遊戲。孟母看到了，就皺起眉頭說：「不行！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在這裡！」便帶著孟子搬到市集旁邊去住。 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鄰居的小孩學起商人做生意的樣子，一會兒鞠躬歡迎客人，一會兒招待客人，一會兒和客人討價還價，表演得有模有樣。孟母聽說後，又皺皺眉頭：「這個地方也不適合我的孩子居住！」於是，他們又搬家了。 這一次，他們搬到了學校附近。孟子開始變得守秩序、懂禮貌、喜歡讀書了。這個時候，孟母很滿意地點著頭說：「這才是我兒子應該住的地方呀！」 後來，人們就用「孟母三遷」來表示人要接近好的人和事物，才能養成好的習慣。 孟母的教育，深深地影響了孟子。因為深信人性本善，所以孟子不主張被動和逼迫的教育。他認為，教育的宗旨只是要使這本來的善性充分發揮，因此提倡自覺自發的教育。 他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和禽獸的差異就那麼一點兒，一般人拋棄它，君子卻保存它。教育只是要保存這「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人性罷了。 孟子還將教育比作「有如時雨化之者」，認為不耘苗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的是及時的雨露。也就是說，標準的教育雖是自動的，卻不可沒有標準。 他說：「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前人出了多少力氣，才制定出這種種標準。我們用了這些標準，便是不勞而獲了前人的益處，這才是標準的教育法，才是教育的捷徑。 總的來說，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範疇是天。他認定個人不能單獨存在，一切行為都是人和人相互關係的行為，都是倫理的行為。所以，他把道德規範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他還把人倫關係概括為五種，即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凡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孟子都歸結為天的作用。 孟子說：「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因此，他主張人應順從地接受天的安排，做到「樂天」「畏天」「事天」，由此可見，孟子的哲學思想頗具客觀唯心主義的味道。 ◎仁政才是保障 孟子師從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下，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一直是孔子學說和理想的強大支持者。他學成以後，以士的身份遊說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他不僅遊歷於宋、滕、魏等國，還曾在齊國為卿。 民心的向背是孟子十分重視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學帶著很強的民權意味。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意思是說，百姓最重要，代表國家的土神和穀神的重要性要低於百姓，而國君的重要性最低。因此，得到百姓擁戴的人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的人能做諸侯國的國君，得到諸侯國國君信任的人能做大夫。 孟子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政治觀點，是因為他的學說的出發點是「性善論」。孟子把個人看得十分重要，相信人生來都有一種不忍人之心和種種「善端」，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也稱「四端」。他認為，有的人可以擴充「善端」，加強道德修養；有的人卻自暴自棄，為環境所陷溺。 因此，孟子同時強調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並提出這主要在於人的主觀方面。做人的確不容易，但人的崇高性和自身價值就體現在這裡，所以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一說。 孟子主張以德治天下，即德治，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觀點，並使之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應用於政治，認為百姓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統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便能引導人們向善，就可以形成一種良好的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他對當時的君主說道：「你好色沒關係，好貨沒關係，好田獵、好遊玩、好音樂都沒關係。但是你好色時，要想想國家的怨女曠夫們；你好貨時，要想想那些窮苦的百姓；你好田獵、好遊玩時，要想想天下有多少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總之，你要善推其所為，要實行仁政。」 對於如何推行仁政，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也就是說，憑藉武力又假借仁義的人可以稱霸天下，所以稱霸者必須具備自身是大國的條件。依靠道德而施行仁義的人也可以稱王天下，但不一定必須是大國。商湯憑藉七十里的國土面積稱王天下，周文王憑藉一百裡面積的國土稱王。用武力讓別人屈服，別人未必是真心屈服，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罷了；用道德讓別人順從，別人才會心悅誠服地順從。 不過，當時的幾個大國都致力於富國強兵，期望通過暴力手段實現統一，所以，孟子的這種德政學說，被統治者認為是「遇遠而闊於事情」，根本不可實行。最終，孟子選擇退而著書，與弟子們一起「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書主要記錄了孟子的語言和政治觀點，是儒家的經典之作。其文章氣勢充沛，說理暢達，並長於論辯。孟子也終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因孔子是聖人，所以世人尊稱其為「亞聖」，將兩人的思想合稱為「孔孟之道」。 ◎孟子（一則）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三里之城，七里之郭[2]，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3]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4]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5]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注釋】 [1]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指適合出兵打仗的時機、氣候等；地利指山川險要，城池堅固等有利條件；人和指人心的團結與和睦。 [2]城、郭：城指「內城」，郭指「外城」。內城和外城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七，因此稱「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3]委：放棄、棄城。 [4]域民：限制百姓。域，本指界限，這裡引申為限制。 [5]畔：同「叛」，背叛。 賤民的博愛 ◎平民教父的哲思 墨子，姓墨名翟，是我國春秋末、戰國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關於墨子的出生地，一直都有爭議：《史記·孟荀列傳》說他是「宋之大夫」；《呂氏春秋·當染》認為他是魯國人；也有的說他原為宋國人，後來長期住在魯國。 出身平民的墨子，是小工業者的代表，他自稱「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可見，他屬於當時的「士」階層，但他又承認自己是「賤人」。墨子始終保持著勞動者的本色，甘於清貧，樂於奉獻，具有相當豐富的生產工藝技能，可與當時的巧匠魯班相比。 墨子主要在魯國活動，又生活在孔門學說正盛的時期，所以他的思想學說處處和儒家有關係。他曾從師於儒者，學習孔子之術，稱道《尚書》《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後來他漸漸不滿儒家「禮」的煩瑣，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卻講究祭禮喪禮。他說：「不信鬼神，卻要學祭禮，這不是沒有客卻行客禮嗎？這不是沒有魚卻下網嗎？」 最終，他捨棄儒學，另立新說，聚徒講學，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學派，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也是先秦時代唯一能與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相抗衡的「世之顯學」。 墨家與儒家的根本不同，在於兩家的哲學方法和「邏輯」。儒家只注意行為的動機，不注意行為的效果，墨子的方法卻恰與此相反，處處要問一個「為什麼」。比如，造一所房子，墨子先要問為什麼要造房子。知道了「為什麼」，才能知道「怎樣做」。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才會知道該怎樣布置構造，使其能避風雨寒暑、分別男女內外。 或許是因為出身的關係，墨子的思想總體而言，可以看成一種平民哲學。墨子在他的體系中，始終以下層的普通民眾作為原點，進而衍生出其他。墨子以「耳目之實」的直接感覺經驗作為認識的唯一來源，他認為，人的知識來源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聞知、說知和親知。 在墨子看來，判斷事物的有與無，不能憑個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聽到的為依據。對於學習得到的知識，不應當是簡單地接受，而必須消化並融會貫通，使之成為自己的知識。因此，他強調要「循所聞而得其義」。這種把知識來源的三個方面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方法，使得墨子的認識論在我國古代哲學領域裡獨樹一幟。 墨子的弟子眾多，他們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特別重視艱苦實踐，服從紀律。《墨子》一書是墨子的學生對他思想言論的記錄，現存五十三篇。全書分為《墨經》《墨論》《雜篇》三類，內容廣博，包括了政治、軍事、哲學、倫理、邏輯、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後學的重要史料。 ◎用愛拯救世界 墨子認為當時的社會之所以那麼亂，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人們不「兼愛」，一個是天下人沒有正確統一的思想為指導。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墨子認為只要大家「兼相愛，交相利」，社會上就不會有強凌弱﹑貴傲賤﹑智詐愚和各國之間互相攻伐的現象了。其中，「非攻」的思想，也反映了當時百姓反對戰爭的意向。 在用人原則上，墨子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他還主張從天子﹑諸侯國君到各級正長，都要「選擇天下之賢可者」來充當，「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則得治」。而百姓則要服從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義」。 不辭勞苦、熱心救世的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他看見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心中不忍，不僅積極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而且還不遺餘力地將其付諸實際。 位於長江中游的楚國，地廣人眾，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而在它北部的宋國則是個人寡地少的小國。當時的楚王請巧匠魯班製造了雲梯等攻城器械，準備攻打弱小的宋國。墨子得知這個消息後，一面派自己的三百多弟子帶著守城器械去宋國支援，一面風雨兼程，步行了十天十夜趕到楚國都城，勸說楚王停止對宋國的侵占。 他見到楚王后，先作了個比喻，說：「現在有一個人，捨棄自己華麗的車子不坐，倒想著去偷鄰居的破爛車子；閒置著自己的錦緞綢衣不穿，倒想著去偷鄰居的簡陋粗布衣裳；放著自己的精美肉食不吃，卻想去偷鄰居的糟糠野菜。這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楚王回答說：「這一定是一個盜竊成性的人。」 墨子接下來就對楚王說：「那現在準備攻打宋國的楚國行為與那個盜賊的行徑又有什麼兩樣呢？和楚國相比，宋國不過是破爛車子、粗布衣裳、糟糠野菜而已……」 一席話說得楚王無言以對，但是楚王並沒有放棄攻打宋國的念頭。他說：「魯班已經為楚國造好了雲梯，正等著我用呢！」 這時墨子解下身上的帶子，將其圍成城牆的樣子，再用一些筷子當守城的器械，讓楚王看著他與魯班演習攻城之戰。 經過了九次攻和防，魯班都「戰敗」了。魯班已經用完了自己的攻城之術，而墨子守城的辦法還有很多。看到這樣的結果，楚王只好放棄了攻打宋國的計劃。 一個朋友看到墨子一生慷慨好義，便勸他道：「如今天下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何苦這樣盡力去做呢？我勸你不如就放下不要做了。」 墨子回答說：「這就好比一個人有十個兒子，九個都好吃懶做，只有一個盡力耕田。吃飯的人那麼多，耕田的人那麼少，那一個耕田的兒子便應該格外努力勤奮才好，否則大家都會餓死。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那你更應該勸我多做些才好。為什麼反來勸我放棄呢？」 墨子言行頗多，但其學說充滿了內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他思想中合理的因素，被後來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繼承和發展，餘下的神秘主義部分，也被秦漢以後的神學家吸收和利用，影響深遠。 ◎墨子（二則） 若使天下兼相愛[1]，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2]？ 無言而不信，不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3]。 【注釋】 [1]兼相愛：互愛互助。 [2]「若使」句：假如天下都能相親相愛，愛別人就像愛自己，還能有不孝順的人嗎？ [3]「無言」句：沒有什麼話是不誠實的，沒有什麼恩德不報答，你送給我桃子，我回報你李子。 萬物與我為一 ◎超越貧困的人生 莊子一生的事跡，流傳下來的很多，但是可以考證的很少。他本名周，字子休，戰國時期宋國人，後人稱之為「南華真人」。他是我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莊子學派創始人，道家學派代表人物，後世常將他與老子並稱為「老莊」。 莊子家裡比較貧困，居住的環境也不是很好，他主要靠打草鞋生活，還曾在家鄉做過管理漆園的小官，不過，在職沒多久就歸隱了。有一次，他穿著破舊的衣服去拜見魏王。魏王見過他後，問他為何如此潦倒。莊子說：「我是窮，不是潦倒，是所謂的生不逢時呀！」 楚王聽說莊子很有才，便派了兩名使者，以厚金禮聘，請他出任丞相。莊子說：「千金、相位，的確是重利、尊位，但這好比祭祀用的牛——餵養多年，便給它披上繡花衣裳送到太廟做祭品。我不願這樣，寧願像條魚一樣，在污泥濁水中自得其樂。」 這些對話，反映了莊子的性格和人生觀。莊子對現實十分悲觀，他消極厭世，對整個人生採取的是虛無主義態度。他把提倡仁義和是非看做加在人身上的刑罰。他認為，人之所以不自由，一方面是由於外界物質條件的束縛，另一方面是由於自身肉體的束縛，想要到達精神上絕對自由的境界，其辦法是「坐忘」——徹底地忘掉一切。 ◎天地任逍遙 從這種自然原則出發，莊子認為真正的自由在於任其自然，就像《逍遙遊》中說的那樣，大鵬﹑小鳩和列子等都有所待，所以都稱不上絕對的自由，真正獲得自由的「至人」是無所待的。這樣的至人超脫於物我﹑是非﹑生死、貴賤之外，能進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神秘境界。 夏季里的一日，莊子躺在花園的大樹下，不知不覺昏昏而睡。他夢見自己變為一隻美麗的彩蝶，自由自在於花間翩翩起舞。當他夢醒時，發現自己原來並非蝴蝶，不禁自問道：「究竟是莊周做夢變成蝴蝶，還是蝴蝶做夢變成了莊周呢？」 這便是「莊周夢蝶」的典故。 莊子是一個出世主義者。現實生活中，莊子雖在人世，卻和不在人世一樣；他雖然與世人往來，卻不問世上的是非、善惡、得失、禍福、生死、喜怒、貧富……眼光見地處處都要超出世俗之上，行為舉止都要超出「形骸之外」。 莊子的哲學，更是一種「泛愛萬物」的兼愛主義哲學。他和老子一樣講天道自然無為，繼承並發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把「道」作為世界最高原理。 他強調事物的自生自化，認為「道」是「先天地生」「自本子根」，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既沒有界限、差別，也沒有神的主宰，即萬物齊一。 莊子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潮「祖述老莊」，融合了儒﹑道兩家，很多名儒也從這時開始研究莊子的思想。 莊子的文章汪洋恣肆，想像瑰麗，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寓言故事的形式富有幽默諷刺意味，對後世文學語言影響很大。 他和門人以及後來學者合著的《莊子》一書，被道教奉為《南華經》，是道家經典之一，在哲學、文學上都有較高研究價值，名篇有《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等，其中《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為後世所傳誦。 ◎庖丁解牛[1]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2]，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3]，砉然向然，奏[4]刀然，莫不中[5]音。合於《桑林》[6]之舞，乃中《經首》之會[7]。 文惠君曰：「嘻[8]，善哉！技蓋[9]至此乎？」 庖丁釋[10]刀對曰：「臣之所好[11]者道也，進[12]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13]而不以目視，官[14]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15]，批大郤[16]，導大窾[17]，因其固然[18]。技經肯綮之未嘗[19]，而況大[20]乎！良庖歲更刀[21]，割也；族庖月更刀[22]，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23]。彼節者有間[24]，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25]，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26]，吾見其難為，怵[27]然為戒，視為止[28]，行為遲[29]，動刀甚微[30]，謋然已解[31]，如土委地[32]。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33]，善[34]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注釋】 [1]本篇選自《莊子·內篇·養生主》，這則故事說明做事不僅要掌握規律，還要持著一種謹慎小心的態度，收斂鋒芒，並且在懂得利用規律的同時，更要去反覆實踐，才能終究領悟出事物的真理所在。 [2]庖丁：庖，廚師，庖丁即一個姓丁的廚師。文惠君：人名，梁惠王是作者假託的一個君王，歷史上並無其人。解：剖割分解。 [3]踦：抵住。 [4]奏：進，音響大於砉的砍割裂之聲。 [5]中：合乎。 [6]《桑林》：商湯時的樂曲名。 [7]經首：堯時的樂名。會：音節。 [8]嘻：驚嘆之聲。 [9]蓋：通「盍」，為何。 [10]釋：放下。 [11]好：喜好。 [12]進：超過。 [13]神遇：從精神上去感知事物、事理，即心領神會。 [14]官：指耳目等感覺器官。 [15]依：遵循。天理：牛的天然的生理結構。 [16]批：擊，劈。郤：筋骨間的空隙。 [17]導：引。窾：空。導大窾：刀引入到筋骨間的空隙。 [18]因：因循。固然：本來的樣子。 [19]技：當作「枝」字來解。枝經，經脈相連處。肯：附在骨頭上的肉。綮：筋肉糾結之處。 [20]大：此處指大骨頭，即所謂的盤結骨。 [21]良：善。歲：年。更：更換。 [22]族：大多數。折：用刀砍斷骨頭。 [23]硎：磨刀石。 [24]節：骨節。間：間隙，空隙。 [25]恢恢乎：寬綽的樣子。遊刃：運刀。 [26]族：骨節筋腱聚集處。 [27]怵：一心謹慎。 [28]視：目光。為：因。 [29]行為遲：動作因此放慢。 [30]微：輕。 [31]謋：象聲詞，這裡指牛體解開時的聲響。 [32]委地：堆積在地上。 [33]躊躇滿志：從容自得，心滿意足。 [34]善：收拾。 辯客的奇思 ◎學富五車 惠施，即惠子，戰國中期哲學家、政治家、辯客，名辯思潮中「合同異」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已經全部散失了，主要學說散見於《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說苑》等書。此外，他的好朋友——莊子的一些著作里也有提到他的思想。 主要在魏國生活的惠施學識很淵博，魏惠王十分讚賞他的博學，經常聽他講學，還十分器重他，拿他與管仲相比。當然，惠施對魏王也很忠誠，作為合縱抗秦的倡導者，他在各國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常被魏惠王派到其他各國處理一些外交事務。 張儀來到魏國後，打算為秦連橫，一起進攻齊楚。惠施因與其政見不合被迫離開了魏國。 他先到楚國，又回到家鄉宋國，在那裡遇見並結識了莊子，與之交遊甚好。後來魏惠王離世，張儀失寵離開，他又得以重回魏國。 惠施為魏國制定了很多法律，但因其著作散失，這些都沒能流傳下來。《莊子·天下篇》用「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來形容惠施的知識淵博，藏書也很多。成語「學富五車」便是由此而來。 惠施十分善辯，常與莊子討論問題，其中，濠上觀魚的故事，就是兩人的著名辯論。 莊子與惠施交遊於濠水的橋上，看見水中魚兒悠然戲水，便說道：「你看魚兒在水中多麼快樂呀！」 惠施反駁道：「你又不是魚，怎麼知道魚快不快樂？」 莊子回答說：「你又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快不快樂？」 惠施很機敏，立刻利用莊子的邏輯反駁莊子：「我不是你，當然不會知道你的想法，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你也不是魚，所以你也不可能知道魚是否快樂。我們沒必要再爭論下去了！」 辯論到這裡，莊子本已無話可說，因為惠施用的正是莊子的論據。然而，莊子突然話鋒一轉道：「那我們就再回到剛才的對話，你問我，『你怎麼知道魚快不快樂？』既然你這樣問了，你便是已經知道我知道魚是快樂的了，否則怎麼會這樣問呢？那麼，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在這濠水橋上知道的！」 這則故事被記載在《莊子·秋水篇》里。惠施死後，莊子曾感慨世上再無可言之人…… ◎惠施十事 惠施主張廣泛地分析世界上的事物，認為在廣袤無垠的宇宙里，任何時間、空間上的差異都是微不足道的，萬物的相同和相異都是相對的，是在不斷變化的，看似相異的對立之中有著同一性，這便是「合同異」。 為此，惠施提出了「歷物十事」等命題來進行論證。《莊子·天下篇》記載了這十個論題，後世稱之為「惠施十事」。比較著名的有：「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惠施說的「萬物畢同畢異」，是指萬物各有一個「自相」，例如一胎里生不出兩個完全一樣的兄弟；一棵樹上開不出兩朵完全一樣的花；一朵花上找不出兩片完全一樣的花瓣……這便是萬物的「自相」。 有自相，所以「萬物畢異」，但萬物卻又都有一些「共相」。例如男女有別，卻同是人；人與禽獸有別，卻同是動物；動物與植物雖有別，卻同是生物……這便是萬物的「共相」。有共相，所以「萬物畢同」。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惠施的這一思想與莊子「齊萬物為一」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整個名辯思潮的發展來看，惠施與一般只著眼於社會政治倫理問題研究和只停留于思維形式研究的諸家不同，他是先秦時期注重研究自然，頗具科學精神的一位思想家。他注重從事物的聯繫和發展來看待事物的差異，發現差異的相對性，這對當時以靜止觀點看待實物的形上學思想是不小的衝擊，在中國古代哲學上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但他過分誇大了事物的同一性，忽視了個體的差別和相對穩定性，因而又走向了哲學的另一個極端——相對主義的錯誤。 古代邏輯學 ◎萬物皆不同 與「合同異」相對，「離堅白」是戰國末期名家另一派的觀點。「離堅白」就是將「堅」與「白」兩者相分離。這一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戰國末期的公孫龍。 公孫龍，趙國人，當時著名辯者、邏輯學家，與惠施齊名。他曾在平原君趙勝家當門客，與同時期的鄒衍辯論過，後被「鄒衍不辯」弄得下不來台。 公孫龍本人不僅善於辯論，還善於「勸人」，這或許是受到墨家「兼愛非攻」思想的影響，他曾到處勸人「偃兵」。據《呂氏春秋·應言》記載，他曾勸說過燕昭王偃兵。 公孫龍還曾到過魏國，與公子牟論學。 「離堅白」來自公孫龍的一篇文章《堅白論》。說有一塊堅硬的白石頭，用眼睛看不到石頭是堅硬的，只能看到石頭是白色的，即「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所以「無堅」；用手去摸石頭，摸不到石頭是白色的，只能感受到石頭是堅硬的，即「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所以「無白」。 進而，他指出，看到白時感覺不到堅，感覺到堅時看不到白。堅在未與石物結合時，必定獨立的，是「堅」並自藏著的；白在未與石物結合時，也必定獨立的，是「白」並自藏著的。由此推論，「石」中之「堅、白」兩種屬性不可並存，是兩個相分離而獨立自藏著的概念，不能同時聯繫在一個具體事物之中。 其實，「離堅白」與「合同異」，都是當時人們對事物的一種認識，只是「離堅白」強調事物的差異性。 ◎白馬非馬，病人非人 公孫龍得以著名於世，是因為他力倡「白馬非馬」之說，並與儒家的孔穿﹑陰陽家的鄒衍等人進行過辯論。 白馬非馬，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命題，但公孫龍卻巧妙地論證了這個命題的正確。他認為，事物和概念都是有差別的，所以概念與概念之間是絕對沒有聯繫的。「馬」是指馬的形狀，「白」則是指馬的顏色，顏色當然不能說等同於形狀了，所以「白馬」也就不能等同於「馬」。如果一個人要買馬，當然買什麼馬都行，而如果一個人要買白馬，那就不是任何馬都行，必須是白色的馬了。由此可見，白馬非馬。 這一論證的合理性在於，公孫龍看到了「白馬」和「馬」是不同的概念，兩者存在著特殊和一般的差別，但由於他過分誇大這種差別性，而看不見概念反映事物的同一性，這一命題也就成了形上學詭辯論的代表。 在莊子看來，公孫龍花言巧語、能言善辯，但「白馬非馬」這樣的辯論，沒有實際的意義，不僅自身存有很大的邏輯問題，還把語言本身遮蔽掉了，最後只能越辯越糊塗。 客觀地說，公孫龍的哲學思想和這些詭辯故事，對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能看到作為事物屬性的一般，是某一類事物所共有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但由此得出結論說，一般可以脫離個別而獨立存在，就是把一般和個別割裂開來，那就成為客觀唯心主義了。 現存的《公孫龍子》一書，僅流傳下來六篇論文，首篇為《跡府》，是後人對公孫龍事跡的集錄，其他五篇為《白馬論》《指物論》《變通論》《堅白論》《名實論》，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學和邏輯思想。 宇宙盡在我心中 ◎事實勝於雄辯 鄒衍，戰國時期齊國人。著名哲學家，陰陽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陰陽五行學說的集大成者。他思想宏大，學識淵博，曾在齊國稷下學宮講學；又喜歡談天說地，內容無所不包，因此後世人又稱其為「談天衍」，又稱「鄒子」。 當時的鄒衍在各國已經享有很高的聲望，行至各國都享受到了上等的禮待，這與孔孟二賢周遊列國時的境遇大不相同。 鄒衍行至梁國，梁惠王親自出城迎接，並對他行賓主之禮；行至燕國，燕昭王為他掃路，並為他造了一座宮殿，希望做他的弟子，親自去聽他講課；行至趙國，平原君趙勝走在路旁，在他入座前為他擦拭座位上的灰塵…… 鄒衍路過趙國時，公孫龍也在平原君趙勝處，被尊為座上賓。平原君想讓他們來辯論辯論，看看誰更厲害。誰知鄒衍並不買賬。 鄒衍直接對平原君說：「所謂的辯論，就是區別不同的類型，不相損害；排列不同的概念，不相混淆；闡明自己的觀點，讓別人理解，而不是越辯越迷惘。像這樣的辯論是可以參與的，辯論中勝出的一方能繼續堅持自己的觀點，挫敗的一方也可繼續追求真理。 「但用花言巧語來偷換概念，用繁文縟節來作論據，甚至用互相詆毀來吸引別人的辯論，只求咄咄逼人、糾纏不休，讓別人不認輸不罷休，這不僅妨礙了治學的根本道理，還有傷君子風度，我鄒衍是絕不會參與的。」 在座的人聽了鄒衍的這番話，不禁拍手稱道。從此，公孫龍在平原君那裡就受到了冷落，最終離開了趙國。 鄒衍這種「不辯」的態度，很受後人稱道和學習。 有些事情，事實勝於雄辯，何必浪費時間與精力與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徒費口舌呢？ 可見，鄒衍做學問，追求的是經世致用之學——不管是鑽研學問，還是治理國家，務實才是最根本的，這也充分體現了鄒衍匡世濟民的入世精神。 ◎五德終始說與明堂制度 鄒衍之前的五行學說，只是用陰陽來解釋已見的現象，用卜筮來探求未知的現象，而鄒衍在繼承了古代陰陽五行說的基礎上，還將自然規律和社會法則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出了「五行生勝」的理論，並據此提出「五德終始說」，開創了戰國時期的陰陽家學派。 鄒衍認為，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種與其相配合，每一德都有德運盛衰，德運便決定這個朝代的命運，朝代的更迭也是按照五行相剋的順序進行的。他說，自黃帝（土德）以來，已經夏（水德）、商（金德）、周（火德）三代，並預言「代火者必將水」。 按照五行相生的順序，鄒衍還將季節劃分為五季，認為天子要在相對應的方位穿著相應顏色的衣服。而且，天子應住在一間特別的大院子裡，院子的東南西北方向各有一個正廳和兩個廂房，這些屋子統稱為「明堂」。 天子每個月應換一個正廳居住，天子的衣服、食材、音樂、所祭的神等都需要遵照這個月特有的規定去安排，十二個月為一個輪迴。 這個大院子中間還有一廳，供天子在季夏之月時居住。「東、南、中、西、北」的方位與「春、夏、季夏、秋、冬」的時令相配，天子則按「木、火、土、金、水」的順序去做「天人相應」的事情，這便是明堂制度。 這種以五行相剋說解釋王朝政權的興廢，以五行相生說解釋自然季節的轉移的說法，雖然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但在當時深受民眾的認可和統治者的重視，為齊閔王稱東帝，燕昭王稱北帝奠定了充實的理論基礎。 由此，鄒衍受到他們的禮遇和重用也是不難理解的。 「五德終始說」的影響很大，被歷代新王朝的統治者視為一種改朝換代的理論工具。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根據鄒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結論，將秦文公獵獲黑龍當做水德興起的符瑞，證明自己的政權是合乎天意的，成為「五德終始說」的第一個實踐者。 「五德終始說」認為人類社會是在不斷變化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用五行相生相剋的理論來解釋，就陷入了周而復始的機械論，毫無發展的觀點可言。 鄒衍對宇宙空間有著廣闊性的聯想，遂提出了「大九州」說，他以「先驗後推」法推論世界有九大州，中國所在為其中之一，名赤縣神州。 這種對世界地理的推論性假說，在當時及後世有擴大人們地理視野的意義。據《漢書·藝文志》記載，鄒衍著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不過均已失傳。 盡人事再聽天命 ◎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荀子，名況，字卿，又稱孫卿，戰國末期趙國人，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荀子自幼聰慧，學問很好，有「神童」的美譽。 據說他曾到齊國稷下遊學，在稷下學風的薰陶下勤奮學習研究。後因戰事離齊去楚，被楚國春申君任為「蘭陵令」。在他晚年時期，許多學者都前往齊國講學，加上齊國以藏書豐富而出名，所以荀子又回到齊國。荀子知識淵博，很受齊王尊敬，被賜封為「列大夫」，又因年齡較大，三度被眾人推選擔任「祭酒」一職。 戰國末期，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均已出現，並趨於成熟，這使得荀子能廣集百家之長，為己所用。在他的思想體系里，不僅有儒家思想的枝葉，還有法家思想的萌芽，其中還間雜一些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 荀子繼承了儒家「為政以德」的傳統，宣揚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以德服人，反對用強力來壓人，認為治國就應當「平政愛民」。他曾游經秦國，拜見秦昭王，並對其宣揚自己的學說。可惜，當時的秦昭王正在和范雎設計「遠交近攻」的陰謀，以求攻伐天下，對他的大道理一點興趣都沒有。荀子只好悻悻地去了趙國。 到了趙國，荀子見到了趙孝成王，得以和楚將臨武君辯論軍事問題。荀子認為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權謀詭計、士卒兵刃，而是百姓的趨向；用兵的目的不是為了「爭奪」，而是為了「禁暴除害」。如果戰爭得不到百姓的支持，那麼，即使是齊國的「技擊」，魏國的「武卒」，秦國的「銳士」，也終歸要失敗。 最後，荀子說：「兵要在乎善附民。」認為爭取民心才是用兵之道的關鍵。這正與他「王道」思想的具體內容即禮義和仁政相契合。他還作了個比喻：君主就好比行駛在水中的「舟」，庶民就好比「水」，「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對庶民施以暴政，那便會遭到覆舟的危險。 ◎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與孟子同是儒家，但二人沿著不同的方向，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倫理思想。孟子主張性善論，認為人有「四端」。荀子則相反，提出了一種以性惡論為基礎，以禮為核心，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倫理學說。 荀子從人的自然欲望上尋找道德的根源，認為人性本「惡」。他還擺脫了天命論的影響，強調「制天命而用之」「人定勝天」「行貴於知」等觀點。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他認定人性生來本「惡」，就是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就是好利、嫉妒、喜歡聲色。這是先天而生、不學而能的。只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才可以為善。否則，順著人性發展，就會出現暴亂。 因此，荀子主張「禮義師法」，增益身心；若不能如此，便不足為學。他說：「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這也揭示了荀子教育學說是趨向「積善」的。 荀子認為，天有固定不變的規律，地也有固定不變的法則，這些並不因為人的好惡而有所改變，這也就意味著，天不能干預人事，自然界的規律也不會決定社會的變化。從而強調了自然規律的客觀性。 同時，荀子明確指出，社會國家的治亂興廢，與天無關，與時無關，與地無關。他還舉例說：天、時、地等自然界的條件，在禹的時代和桀的時代是相同的，並沒有因為一治一亂而發生改變。 繼孔子推行「仁」，孟子推行「義」之後，荀子提出了「禮」。他認為禮在調節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中起重要作用。 所謂「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即「禮」是社會上自然形成的公共法則，是每個人都得遵守，不能選擇，不許懷疑的。 他還認為「禮治」與「法治」應相互結合，這樣才能使社會上每個人在貴賤、長幼、貧富中有恰當的地位。 荀子是先秦哲學的總結者，他提出了「人定勝天」的思想，達到了先秦哲學的最高峰，對以後唯物主義思想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漢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劉禹錫等都繼承了他的唯物主義思想。 荀子晚年積極從事教學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書中。 《荀子》的文章論題鮮明，結構嚴謹，說理透徹，有很強的邏輯性，對後世說理文章有一定影響。其中五篇短賦，開創了以賦為名的文學體裁，對漢賦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因為荀子是第一個使用賦的名稱和用問答體寫賦的人，所以，後人將他和屈原一起尊稱為「辭賦之祖」。 ◎勸學（節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1]。故不積跬步[2]，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3]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4]，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捨，金石可鏤。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5]，非蛇鱔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注釋】 [1]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積累善行養成高尚的品德，自然會心智澄明，到達很高的精神境界。得：獲得。 [2]跬：古代稱跨出一腳為「跬」，兩腳為「步」。 [3]騏驥：駿馬。 [4]駑馬十駕：劣馬拉車連走十天，也能走得很遠。駑馬：劣馬。駕：馬拉車一天所走的路程叫「一駕」。 [5]六跪：六條腿，蟹實際上是八條腿。跪：蟹腳。螯：蟹鉗。 立法為規矩 ◎韓非上書 韓非，戰國時期唯物主義哲學家，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集大成者。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出身於韓國貴族世家，後世又稱其韓非子。 當時的韓國是一個小國，在秦國強大勢力摧殘下，近乎亡國。韓非多次上書，要求變法圖存，但均未被韓王採納。於是他「觀往者得失之變」，退而開始專心著書。 韓非雖然口吃不善言語，但是文采卻很出眾，寫出了《孤憤》《五蠹》《說難》等一系列文章，字裡行間，閱盡天下。這些作品流傳到秦國，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讚賞。 秦國派兵攻打韓國，迫使韓王派韓非做使臣來到秦國。 韓非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得到秦王的再次賞識。兩人相談甚歡，秦王想要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起設計陷害韓非。 秦王聽信讒言，將韓非關入監獄。等到秦王想要放他出來時，韓非已被迫服毒自殺，秦王后悔不迭。 一生懷才不遇的韓非雖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卻在秦始皇和李斯的推行下得以實踐。 ◎刑不避大夫 韓非贊同「人性本惡」的觀點，繼承了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並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吸收了儒、墨、道諸家的一些觀點。他以法治思想為中心，對戰國後期複雜多變的現實作了哲學概括，從而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成為法家之集大成者，為秦國統一天下提供了思想武器。 韓非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利害關係，因勢利導，人人都是有私心的，即「畏誅而利慶賞」，僅靠道德的力量是沒有辦法維持社會穩定的。即「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前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只有憑藉強大的法律去約束人們的行為，才能將「惡」限制住，而君主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和「德」，讓人們避惡從善，立公棄私。 他還認為「法、術、勢」三者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他說：「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君主沒必要像儒家要求的那樣，必須具備特殊的學識和高尚的情操並憑藉個人的影響力來統治百姓。君主只要將賞罰大權緊握在手中，找適當的人幫助他管理百姓，懂得辨別忠奸就可以了。只有牢牢掌握權力，執法嚴明，君主才能將法治推行下去，且知人識人，才會贏得群臣的忠心，收服眾人，讓百姓遵紀守法。 韓非還是先秦哲學倡導「矛盾之說」的第一人，對辯證法思想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為例，說明：「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這便是「矛盾」一詞的由來。 隨著戰爭的持續和「禮義」的衰微，大的諸侯國通過侵略和征服等手段，試圖組建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強有力的政府，用以維持統治和擴充地盤。為了適應中央集權封建專制政權的需要，韓非提出必須統一國民的思想。 此外，韓非還主張獨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學說；反對藏書，主張焚書。他說：「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這直接導致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事件。 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實行思想文化專制的愚民政策，嚴重阻礙了科學與文化的發展和繼承。但法家學說的出現，「富國強兵」「法不阿貴」等觀點的提出，還是給當時的統治者提出了很多治理國家的方案，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宋人酤酒[1] 宋人有酤[2]酒者，升概甚平[3]，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4]，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5]壺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齕[6]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注釋】 [1]故事用惡犬、猛狗來比喻那些傷害忠臣、阻擋忠諫的佞臣，指出正是這些邪惡小人蒙蔽了君主，使他們親近不了敬獻忠言的賢臣。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 [2]酤：同「沽」，賣。 [3]升概甚平：容器量酒量的很平，意思是「分量很足」。升：量酒的器具。概：作「量」解。 [4]不售：賣不出去。 [5]挈：攜帶。 [6]齕：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