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歷史講座 · 府兵制的起源及其評價
岑仲勉
一、起源
府兵這名詞，在舊日史學界中，是常掛齒頰的，是得人羨慕的；而其制度怎樣，大致來說，卻是曖昧的。這種現象，我國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屢屢會碰著，府兵問題尤其突出。「府」字古人多作「財物所聚」和「官吏所居」解，像西漢的材官、羽林或南軍、北軍，三國的部曲等以前的兵制，沒有以「府」為名的。府兵的起源一般人上推至西魏，然而我們要問，這種制度是不是西魏自創的呢？當西魏大統初年（公元535—542年），宇文泰正在竭力抵抗東魏高歡的進攻，連年戰爭不息，要說在風雨飄搖之際，從容地來創立一種新兵制，似為時勢所不許。直至近年，陳寅恪才揭出它是鮮卑兵制；宇文泰於522年（北魏正光三年）頃，已做了軍官，北魏兵制應該是他所素知的，說府兵的組織方法由鮮卑族傳下，是有相當的理由的。
代表鮮卑族的拓跋王朝，入主中國僅150年（公元386—533年），我們既然說府兵是鮮卑兵制，《魏書》裡面總應該有多少事實可資證明。《魏書》卷五八《楊椿傳》說：「自太祖（即道武帝）平中山（公元397年），多置軍府，以相威振，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46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才千人。」可見拓跋朝初期早有「軍府」的名稱。又《北齊書》卷二三記正光四年（公元523年）魏蘭根跟隨李崇往討蠕蠕（又作「茹茹」），曾對崇說：「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
「府兵」的名稱，應由「府戶」所引生。又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八月北魏孝明帝解放軍人為民的詔書說：「世祖太武皇帝（公元424—451年）……躬率六師，掃清逋穢，諸州鎮城人本充牙爪，服勤征旅。……逮顯祖獻文皇帝（公元466—470年）自北被南，淮海思乂，便差割疆族，分衛方鎮。高祖孝文皇帝（公元471—499年）……選良家酋帥，增戍朔垂。……先帝（宣武帝，公元500—515年）以其誠效既亮，方加酬錫，會宛、郢馳烽……兵連積歲，茲恩仍寢，用迄於今，怨叛之興，頗由於此。朕（孝明帝）……追述前恩，敷諸後施，諸州鎮軍貫之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可見至北魏末葉，已軍為軍籍，民為民籍，並不像後人所說的「兵民合一」或「兵農合一」。不然的話，魏蘭根又何須請求「凡是府戶，悉免為民」，事情是明白不過的。原來「兵農合一」的含義，就是說，當兵的一離開隊伍，便馬上回去種田，若遇徵召，即放下農具來作戰；遊牧部落只是「兵牧合一」，並不是「兵農合一」，農業技術比畜牧複雜得多，鮮卑人剛開始漢化，種植事物是不大懂的。他們受了分田，其中總有些給人佃耕而過著等於漢族地主的生活。倘若不然，出征的人的家裡沒有勞動力，他們又怎樣耕作呢？正始元年（公元504年）九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種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無遺利，兵無餘力」，或拿來作為北魏兵農合一的憑證。我們試看《魏書》卷七九《范紹傳》，說魏人克復義陽那一年（按即正始元年）的冬天，朝廷準備南伐，「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派范紹為西道六州屯田大使，便知道那些是屯兵（田兵），故要他們秋種麥，春種粟稻，並不是一般的兵都這樣。再觀皇始時代的鎮兵「不廢仕宦」（引見下文），更哪能說是「兵農合一」？
正光五年的詔書雖然頒下，卻未實行，因為各鎮起義的火焰已普遍地燃燒起來了。同時，廣陽王淵（唐人諱「淵」，改作「深」）也上表說：「昔皇始（公元396—397年）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多復逃胡鄉。」拿元淵這個表章，與前引魏蘭根之言以及同時的紹書相比讀，對於釀成鎮兵憤怨的經過，越為明白。
再綜合前四段引文，加以分析，我們可約略曉得，北魏這些兵初時都從世族（「強宗」）或重臣（「國之肺腑」）的子弟（「高門子弟」）挑選而來，換句話說，並不是普遍徵兵。當選之後，遇著機會，仍可以照舊（「入仕次敘，一準其舊」）充任官吏（「不廢仕宦」），無分文武（「文武兼用」），還可免除賦役（「偏得復除」）。不過這些軍人的子孫，卻要繼承著父兄擔負服兵役的義務（「世習干戈」），由此可見，北魏是採用世兵制的。兵役雖是世襲，但其身份與不當兵的平民並無區別，即是軍和民享受平等待遇，所以世家子弟都樂於當兵。到了中葉（太和以後），因為受漢族重文輕武的思想影響（李沖任事），當兵的漸被官吏蔑視，待遇不復平等，把他們的戶口拆分出來，特號為「府戶」，致有軍籍、民籍之別；因之，當兵的就跟奴隸一樣（「役同廝養」），無復有進身仕途的希望（「不過軍主」），身份降低了（「莫肯與之為伍」），「清流」不肯與他拉朋友、聊婚姻了（「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反觀舊日不當兵的同族又怎樣呢？他們依然可以作官（「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沒有丟失他們的身份，在相形見絀之下，不禁又怨又憤，越積越深，卒釀成北魏末年一場很劇烈的階級戰爭，即北邊六鎮之亂，拓跋氏便跟著亡國。
北魏在邊防要地置鎮，鎮之下地位較次的叫做「戍」。北方各族兵衛制度，大概酋長身旁雖設置常川保衛軍，但取輪班的辦法，不上班的駐在各人的牧地，他們有著馬匹，平時又習於騎術，即遇意外徵調，數百里之外也很容易集中起來。其後往漢族土著地方遷移，環境便大大變易，田疇交錯，不容許戎馬任意馳騁，集中就發生許多困難，北邊要防禦蠕蠕部落等來侵，南邊又要防南朝的武裝入境，南北的沿邊不能不設固定的鎮戍以資防禦了。楊椿所稱「漸割南戍」，系指獻文時分出北方一部分邊兵往南方戍守（「差割疆族，分衞方鎮」），以致兵力單薄，失去鎮壓的力量。魏蘭根親眼見到階級鬥爭勢將爆發，為思患預防之計，要掃除軍民的隔閡；果然同年之內，沃野鎮人便豎起義旗，一發而不可復止。
由這，知「鎮」是軍隊駐紮的地點，「府」是軍隊徵發的來源，兩者是不能混同的。
有人見北魏史里自道武帝至末世，常有禁兵（亦稱禁旅）、義兵（亦稱義軍、義眾）等名稱，以為世兵之外，還有別種兵制。我們須知西魏府兵一面擔任禁衛，另一面又擔任作戰，其制度應上承北魏。北魏從太和時由代遷到洛陽的兵士都充當羽林虎賁；又孝明帝初任城王澄奏，「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可以推知禁兵也是應用世兵制的。其次，「世兵」這個名詞是表示著他們怎樣組織，「禁兵」是表示著他們接受什麼任務，兩者的範疇不同，我們哪能說禁兵不是世兵制度呢？另一方面更要注意到我們只承認府兵的初制起源於鮮卑，「府兵」的名稱在北魏時代還沒有成立。至於義兵與農民起義軍的「義師」同屬於臨時集結的，所不同的前者是擁護封建統治的組織，後者是反抗封建統治的組織，所以並不是經常的兵制。
二、評價
（一）府兵制的性質
要確定府兵這一制度不適合於我國封建社會，必先明了它的性質，以前研究者因沒有通過深入分析，致發生多少誤會：
第一，府兵不是普遍徵兵制而是略加變通的世兵制，認府兵為普遍徵兵制，據我所見，較早者有羅識武。其後則何茲全說：「直到隋代統一南北，才又為普遍的徵兵所代替。按唐的府兵由隋朝傳下，那末，他是認唐府兵為普遍徵兵了。但果如其說，各道的折衝府數斷不會相差太遠，為什麼關內的竟至五六十倍於嶺南、江南呢？另一方面，何氏又說「永嘉以後（公元三一二年以後）的北方諸王朝及北魏、周、齊亦有世兵制」，然而隋制無疑承襲北周，應不能同時為普遍徵兵又為世兵的；何況北魏中期已把當兵的別開為府戶，西魏最初所揀，限於「六戶中等以上」，甚至唐代，也有衛士揀充「取六品以下子孫及白丁無職役者」，「元從軍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鄉親代之」等限制，尤其有「軍府州」和「非軍府州」的區別，有點像清代的八旗，普遍徵兵何須要這樣規定呢？
有人既誤會「六戶中等以上」為六等以上戶，因而聯繫到龍朔三年「衛士八等以下」的制定，認為「此制與其初期僅籍六等以上豪戶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廣普及於設置軍府地域內全部人民之確證也」。「八等」（下中）指戶籍等第，「六戶中等以上」指六鎮戶第六等（中下）以上，府兵之家，既不免徵徭，自然有九等之別，怎樣見得府兵制普及於軍府地域內之全部人民？如果說從前只限於「中下」以上，為什麼這時卻有「下中」以下的戶出現？那又須知戶等非固定不變的，從前家道殷實，隔了些時變而家道中落，是很平常的事；由此又可證實府兵是世兵制，故有由中下戶墮落到下中戶的現象。王夫之說：「唐之府兵，世著於伍，垂及百年違其材質，強使即戎。」他的觀察是正確的。
第二，府兵不是「兵農合一」或「兵民合一」。自《鄴侯家傳》有「郡守農隙教試閱」的話，《新唐書·兵志》更坐實其「居無事時耕於野」，遂造成兵農合一的長期誤解。不錯，漠北各族本來是兵牧合一的，無事則返回牧地，照料牛羊，有事則千里之間，瞬息可以集中作戰，但入居中原後由牧而農，情形可就不同了。西魏下番之後「教旗習戰」，哪能分身兼顧農務呢？北周以「侍官」為稱，略似清代的侍衛，唐代的授勳很濫，更可多得一分勛田，他們回到鄉間去恐怕總以紳士自居，故能夠僱人代替，雖然分有田，未必都個人自耕。唐制又名言揀自六品以下子孫，更屬於士族階級了。太宗時簡點使封德彝等想把中男十八歲以上的簡點入軍，魏徵說，若中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陳寅恪以為從租賦一句話來推測，「則當日人民未充衛士時亦須擔負租賦雜徭之義務，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務農之二業也，豈非唐代府兵制兵農合一之明證乎？」按唐代無論士農工商都可受田，既享受田的權利，自然應盡納租賦的義務，點府兵之家不見得定是農家，尤其納租賦之家更不儘是農家，拿未充府兵時須納租賦的條件來斷定兵農合一，恐說不過去吧。
北齊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陳傳良指此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那時可作「民丁」解，「力役」又與「軍人」異，這條命令屬於地方上田賦性質，而北齊的軍人戶口，歸軍將管轄，地方官無權過問的至十州之多，他們都是免去租賦的，則上項命令怎見得與府兵相關呢？
或又說「兵民合一」，同樣脫離事實。唐律「諸征人冒名相代者徒二年……若部內有冒名相代者里正笞五十，一人加一等」。按不是衛士而臨時募充的叫做「征人」；又「其在軍冒名者隊正同里正」，所謂「在軍冒名」，指衛士以上。換句話說，民（征人）有罪罰在里正，府兵（衛士）有罪罰在隊正，顯是軍、民分治之確證，哪能認為兵民合一？還有衛士的名簿，只由本折衝府掌握，不歸州縣地方管理，更顯而易見，兵民是分治的了。
唯其是這樣，唐代各道軍府數目之多少懸殊，同一道內的軍府分布之疏密互異，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第三，府兵兼負宿衛和出征兩項任務。谷霽光說：「當日（隋、唐）軍備中——至少府兵一項——最重宿衛一點。」試看隋、唐府兵分隸於十二衛將軍，再上溯西魏的初制，「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可見府兵之職務，自始至終，沒有大改變。
第四，府兵最突出的缺點是自備物資。像朱禮所說：「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田制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系只看見小利的一面而沒見到大害那一面。北族戰爭時准其軍隊掠奪，俘虜又得配給，自備不是難事。我國很早就有隊伍嚴肅、秋毫無犯的認識，如果要軍人們出資備戰，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矛盾嗎？
由於以上分析，便明白府兵制是遊牧社會的落後組織，我們早進入封建社會，拓跋族及其繼承者卻把那種制度再施行於中國，拉向後走，維持了二三百年已嫌太久，如何再能繼續下去呢？王夫之以為「府兵者猶之乎無兵也」，確一語破的。朱禮曾說：「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者必壞，而萌於始者必極於成而後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當壯而鎮兵尚稚，府兵已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其勢之必至也。」尚能抉出府兵已達到衰亡的理由。
（二）府兵制的利弊
關於府兵制的利弊，論者大不乏之人，但因對府兵的性質認識不甚清楚，立言往往無當於事實，故屬於此一類的論議，這裡不擬多辨，只條列其出發點尚不大錯者數端：
「論制度的好壞，或制度的利弊，須視當日政情而定。」這是我們論古史所應有的認識，我們不能把歷史向前拉的。府兵之利，據一般說：
一、居重馭輕。可是有人既強調這一條，同時又引唐中宗後韋氏臨朝稱制，召折衝兵萬人分屯京城，由韋氏子侄統領，「總兵的仍又利用易於集中的軍隊，以行其是」。那末，主要還是能不能夠連用的人事問題，不在乎居內或居外。
二、將帥無握兵之權，可免私兵之禍。然而募兵、邊兵等也可以易帥，這不一定是府兵特有之利。
歷史學家岑仲勉
三、簡點丁壯，須驗材力。這是一方面的看法。但又有人以為「少壯不齊，難成勁旅」，其實這種利弊，完全靠人事調節，非府兵制本身的特點。
關於它的弊害，又有如下的論據：
一、遠近分番之太過紛擾。章氏說：「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朱禮的見解略同。這不能不算是制度本身的缺點。
二、府多的地帶，雖互助仍難供辦。這是府兵制最突出的弊害。
三、引著君主走上黷武的途徑。有人舉隋煬帝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為例。按煬帝唯大事招募，故至於掃地為兵，君主之酷好戰爭，無論在任何兵制下都有之，不能專歸咎於府兵的。
（三）總結
府兵制是適應於遊牧社會的兵制。生長在漠北的落後部族，習於騎術，來去較易，他們本無禁兵、邊兵之別，無事時可以屯聚在一起，有事時可以散而之四方。他們的策略是因敵為糧。用不著輜重、餉需的後繼，不前進，不力戰，就會餓死，戰勝就可分享到戰利品。燕鳳說：「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可是在經濟高度發展的封建社會裡，情況不一樣，其有利因素勢難繼續保持，制度亦必然不能持久施行。此外，它不適合於封建社會的還有如下幾點：
一、府兵揀取的原則是先富後貧，富人多嬌生慣養，不知作戰為何事，即使他們願意入軍，也必演成不能授甲的現象。要靠他們禦敵衛國，是多麼危險的事！
二、如果取的是貧羸的，沒有鄉鄰互助，妻子無以資生，自不能安心上番，最後只有逃亡。兵疲餉絀而期望戰勝，與取自富豪子弟者同一樣危險。
三、經濟越發展則分工越細密，隨著潮流影響，相信有府兵名籍的已多轉入工、商兩途，定期番上，必非所願。魏徵《十漸疏》說「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貞觀十三年已有此弊，則借作僮僕非始自武后，初唐早肇崩潰之基。
四、國家機構未確立，自然無法擔負巨額支出——尤其是軍費之支出，資斧自備實即氏族社會末期一種變相的賦稅。封建社會則不然，國家已建設徵收的機構，人民也大致按比例而繳納賦稅，府兵之優免租庸調，無非等於當兵的雇值（因為不當兵的也同樣受田）。隨著時勢而變通，國家固寧願略增一點支出，取得統籌兼顧之較妥善的途徑，使軍備達於鞏固地位，一方面可減少貧弱逃亡，免至財政紊亂；另一方面又可使富豪安帖，不至發生抵抗。就統治階級來說，改世兵為雇兵是有利的。
總之，府兵之廢除，系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必然產生的結果，主要是經濟對兵制的影響。雖然兵制改變後也可對經濟發生其作用，但如果認為：「府兵破壞，整個的社會經濟也同時發生動搖……至少是社會經濟崩潰的一個象徵。」則恰得其反。府兵崩潰的過程，如第七章所揭，應包括武后之開元初葉一個時期，正是唐代經濟最繁榮上升的時期。我們無須多辨，只拿當年歷史來一比，便知道正由於經濟繁榮，才促使府兵崩潰，絕非府兵廢除象徵著經濟崩潰了。
論道我國曆朝兵制，府兵最為一般人所共知，然而在開元時史冊已不甚詳，因而後世就發生許多誤會。對於它的起源，或以為本自鮮卑而未提佐證，或以為同於南朝而理由不充。試求其實，無疑是遊牧社會的落後兵制，它與均田相依為命，沒有授田，不可能強迫軍士自備資斧和武器。時至隋唐，國內經濟日益發展，兼併之風，不可復抑，均田制崩潰，府兵制也自然而然地跟著崩潰。
中唐的人不曉得這個道理，好像空想唐虞三代一樣，只覺得府兵廢除後僅三十年便發生安祿山之亂，就把前者看作是後者之因，眾口一辭，幾成定論。其實安祿山是在李唐軍政不修的情況下發動變亂的，府兵即使尚存，也無能為力。
府兵制是略為變通的世兵制，不是兵民合一，也不是兵農合一。它兼負禁衛和征行兩種職務，有點跟東西周和後來契丹、蒙古的軍制相像。拓跋氏把它和均田制一起帶入中原，仗著統治的勢力，才推行了許久，實際上它與我國的封建社會是並不適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