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歷史講座 · 《史記》研究

傅斯年 第一節 《史記》研究參考品類 《史記》一部書之值得研究處，大致可分為四個意義。第一，《史記》是讀古書治古學的門徑，我們讀漢武帝以前之遺文，沒有一書不用把他來作參考。他自己既是一部金聲玉振的集大成書，又是一部很有別擇力的書，更是一部能夠多見闕疑，並存異說的書，且是漢武帝時代的一部書，還沒有被著後來治古文學者一套的「向壁虛造」之空氣，雖然為劉子駿等改了又改，確已引行了很多「向壁虛造」去，究竟因矛盾可見其增改，又已早為劉申受等所識破。在恰好的時代，以壯大的才力，寫了這一部集合他當年所及見一切書的書，在現在竟作了我們治古學之入門了。第二，《史記》研究可以為治古書之訓練，將《史記》和經傳子籍參校，可以做出許多有意義的工夫。且《史記》一書為後人補了又補，改了又改，因此出了許多考證學的問題，拿來試作若干，引人深思遠想。第三，太史公既有大綜合力，以整齊異說，又有獨到的創見，文詞星曆，綜於一人，八書、《貨殖》諸傳之作，竟合近代史體，非希臘羅馬史學家所能比擬，所以在史學上建樹一個不朽的華表，在文詞上留給後人一個偉壯的製作，為《史記》研究《史記》，也真值得。第四，《史記》作於漢武時，記事迄於天漢（考詳後）。武帝時代正是中國文化史政治史上一個極重要的時代，有他這一部書，為當年若干事作含譏帶諷的證據，我們藉得不少知識。 然而《史記》不是容易研究的書，所有困難，大概可以別為三類：第一，太史公書百三十篇，當他生時本未必已寫定本，「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惲又遭戮，同產棄市。其後褚少孫等若干人補之，劉歆等若干人改之，楊終等刪之，至於唐時，已經無數轉改，現在竟成古籍中最紊亂者。第二，太史公所據之書，現在無不成問題者，《世本》已佚，《戰國策》是否原本，吳摯甫對之成一有價值之設論，《尚書》則今文各篇，現在惟憑附偽孔傳而行，而《左氏春秋》尤成莫大之糾紛，今只有互校互訂，以長時間，略尋出若干端緒。第三，《史記》一書之整理，需用若干專門知識，如語言學天文學等，必取資以考《春秋左氏》者，亦即是《史記》一書之問題，不僅辨章史事，考訂章句而已。雖然工作之趣，在與困難奮鬥時，不在怡然理順之後，《史記》研究既有此價值，則冒此困難，畢竟值得。 如果想以一人之力，成《史記》之考訂，是辦不到的。幸而近代二百年中，學者對於《史記》中大節細事，解決不少，提議的問題尤多，如能集合之加以整理，益以新觀點，所得已經不少。又《八書》中若干事，及《匈奴》《大宛》諸傳之考實，巴黎沙萬君於翻譯時增甚多考釋，極為有價值，而今古學之爭，自劉逢祿至崔適，雖不免合著甚多「菲嘗異議，可怪之論」，究竟已經尋出好多東西來，這都是我們的憑藉，且他地尚有若干學者，我們可以通函詢問。我們第一步自然是把《史記》從頭到尾細讀一遍，這是我們設這一課的第一個目的。第二步是找出若干問題，大家分別研究去。第三步，如果大家長期努力，或將《史記》一書中若干頭緒，整理出不少來，共同寫成一書，也是一番事業。 司馬子長生世第一 《史記·太史公自序》因每人須備《史記》一部，故不抄錄。 《漢書·司馬遷傳》僅錄班氏抄完自序以後之文。 《魏志·王肅傳》錄一段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按自乾嘉時，孔氏莊氏以來之今文說，王氏俱不採。此等今文說誠有極可笑者，然亦有不可易者。王君既挾此成見，則論《史記》宜有所蔽，如「從孔安國問故」「十歲讀古文」等，為之空證紛紜矣。 第二節 老子申韓列傳第三[4] 老子者 《禮記》曾子向鄭注，「老聃者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老非氏非地，壽考者皆可稱之，如今北方稱「老頭子」。儋，聃，老萊子，三名混而為一，恐正由此稱之不為專名。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苦縣之名始於何時，不可知。苦邑未必始於秦漢，然苦縣之名容是秦滅楚為郡後改從秦制者也。楚稱九縣，仍是大名，郡縣未分小大（郡即君之邑，七國時關東亦封君，楚初稱公如葉公，後亦稱君，如春申君。至於縣是否六國亦用之，待考。漢人書固有敘六國地稱縣者，然漢人每以當時之稱稱古，未可即據也。後來秦置守尉，郡存而君亡矣。郡縣「懸附之義」乃封建之詞，而後來竟成與封建相對之制）。苦在漢屬淮陽，淮陽時為國，時為郡。東漢改為陳郡，蓋故陳地也（見《漢書·地理志》陳分野節）。《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六年，楚惠王十年，陳滑公二十三年，楚滅陳，其年孔子卒。故如老子是楚人，則老子乃戰國人，不當與孔子同時，老子如與孔子同時，乃苦之老子，非楚人也。又漢人稱楚每括故楚諸郡，不專指彭城等七縣，太史公蓋以漢之楚稱加諸春秋末戰國初人耳。 姓李氏 案姓氏之別，在春秋末未泯，戰國末始大亂，說詳顧亭林《原姓篇》，《論世本》一節中當詳引之。太史公心中是敘說一春秋末人，而曰姓某氏，蓋姓氏之別，戰國漢儒多未察，太史公有所謂軒轅氏商陽氏者，自近儒考證學之精辨衡之，疏陋多矣（《論語》稱夏日夏後氏，稱殷曰殷人，蓋殷雖失王，有宋存焉，夏則無一線紹述之國，杞一別支而已，必當時列國大夫族氏中有自稱出自夏後者，遂有夏後氏之稱，「固與」夏氏甚不同義。如顧氏所考，王室國君均有姓無氏也）。 名耳，字伯陽，諡曰聃。[5] 《史記·志疑》二十七，「案：老子是號，生即皓然，故號老子（見三國葛孝先《道德經序》），耳其名（《神仙傳》名重耳），聃其字（《呂覽·不二》《重言》兩篇作老耽），非字伯陽。字而曰諡者，讀若王褒賦諡為洞簫之諡，非諡法也（說在《孟嘗君傳》）。蓋伯陽父乃周幽王大夫，見《國語》，不得以老子當之。又《墨子·所染》《呂氏春秋·當染》並稱舜染於許由伯陽，則別一人，並非幽王時之伯陽父。乃高誘注呂，於《當染篇》以伯陽為老子，舜師之（《呂·本意篇》，堯舜得伯陽續耳也）；而於《重言篇》以老耽為論三川竭之伯陽，孔子師之（《周紀集解》引唐固亦云，伯陽甫老子也）；豈不謬哉？但《索隱》本作名耳字聃，無『伯陽諡曰』四字；與《後書·桓紀延熹八年注》引史合。並引許慎雲，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則是後人惑於神仙家之傳會，妄竄史文。《隸釋老子銘》《神仙傳》《抱朴子·雜應》《唐書宗室表》《通志氏族略四》《路史後紀七》，並仍其誤耳。《至路史》載老子初名元祿（注謂出集真錄），《酉陽玉格》言老子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俱屬荒怪，儒者所不道」。案：粱說是也，惟謂老子生即皓然，恐仍是魏晉以來神仙家之說，陸德明亦采此，蓋唐代尊老子，此說在當時為定論矣。 中國歷史學之父司馬遷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孔子世家》雲，「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臣者毋以有己，為人子者毋以有己』」。與此處所敘絕異。此蓋道家絀儒學之言，彼乃儒家自認之說，故分存之也。孔子見老子否，說詳後。 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 關尹老聃：《莊子·天下篇》並稱之，蓋一派也。其書在《漢志》所著錄者久佚，今傳本乃唐宋所為，宋濂以來，辯之已詳。 莫知其所終。 此為後來化胡諸說所依據，太史公如此言，彼時道家已雜神仙矣（《淮南子》一書可見）。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莊子·外物篇》舉孔子問禮事，即明稱老萊了。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黃老之學，原在陰謀術數及無為之論，雜神仙后始有此說。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此事見《周本紀》烈王二年，及《秦本紀》獻公十一年，上溯孔子卒於敬王四十一年，為百有六年，與百二十九年之數不合。「故與秦國合」，謂西周時秦馬蕃息洴渭間也。「離」，謂東周遷也。「離五百歲而複合」謂秦滅周也。「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霸王當指秦皇，然赧王之世，秦皇乃生，西周滅後，至秦皇立，恰十年，非七十年。此說在《史記》四見、《周紀》《秦紀》《封禪書》《老子傳》、或作十七、或作七十、或作七十七。無論如何算，皆不合。恐實是十歲、兩七字皆衍，或則讖語本不可確切求之也。 此所謂《史記》當是秦史記，彼時秦早有王天下之心，故箕子抱祭器適周之說，有擬之者矣。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子長時，老子傳說必極複雜矛盾，子長能存疑，不能自決（《孔子弟子列傳》亦書兩老子為孔子所嚴事者，此外尚有邁伯玉、晏平仲、盂公綽、長弘、師襄、又是後人增之者。子長此處但憑書所記者列舉之，正無考核及倫次也）。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 老子儒學之爭，文景武世最烈。轅固生幾以致死（見《儒林傳》），武帝初年竇嬰田蚄王綰皆以儒術為竇太后所罷。及武帝實秉政，用公孫宏董仲舒言，黃老微矣。談先黃老而後六經，遷則儒家，然述父學，故於老氏儒家之上下但以道不同不相為謀了之耳。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如此則亦孟子同時人。 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老莊不同，《天下篇》自言之。陰謀術數之學，莊書中俱無之，莊書中有敷衍道德五千言之旨者，亦有直引五千言中文句者，（如「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然莊書不純，不能遽以此實其為老子之學也。子長之時，莊非顯學，傳其書者，恐須托黃、老以自重，故子長所見多為比附老氏者。 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今本《莊子》，西晉人向秀所注，郭象竊之，附以《秋水》諸篇之注，而題為郭象注者（見《晉書》）。此本以外者，今並不存，但有甚少類書等所引可輯耳。子長所舉諸篇，在今本《莊子》中居外篇雜篇之列，而子長當時竟特舉之，蓋今本《莊子》乃魏晉間人觀念所定，太史公時，老氏絀儒學，儒學絀老氏，故此數篇獨重。司馬貞雲，「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今本無此篇，僅庚桑楚雲，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累之山。此與司馬子正所見不合矣。是子正猶及見與向郭注本不同之莊子也。 京人也。 《左傳》隱元年，「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或申子鄭之京人也。 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黃、老一說，恐漢初始有之，孟子論楊、墨，《莊子·天下篇》，《韓非·顯學篇》，以及《呂覽》，均不及此詞。蓋申實刑名之學，漢世述之者自附於黃、老，故子長見其原於道德之意。 而其本歸於黃、老。 如可據今本《韓子論》，韓子乃歸於陰謀權數之黃、老耳。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此所記恰與子長《報任少卿書》所云「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相悖，彼是此必非。今本《五蠹》《孤憤》《說難》等篇，皆無囚秦之跡可指，大約《報任少卿書》所云正亦子長發憤之詞耳（《呂覽》成書，懸金國門，決非遷蜀後事）。 申子卑卑。 言其專致綜核名實之小數也。 皆原於道德之意。 刻薄寡恩，而皆原於道德之意，此甚可思之辭也。道德一詞，儒用之為積極名詞，道用之為中性名詞。故儒不談凶德，而道談盜者之道。韓文公雲，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此非儒者說，五千文中之說耳。刑名此附於道德五千言，《韓子書》中亦存《解老》《喻老》，雖「其極慘礅」，仍是開端於五千文中。故曰，皆原於道德之意。 按《老子申韓列傳》，在唐以宗老子故，將老子一節升在伯夷上，為列傳第一，今存宋刻本猶有如此者。此至可笑之舉，唐之先世是否出於隴西，實未明遼，在北周時，固用胡姓大野矣，而自托所宗於老子。當時人笑之者已多，所謂聖祖玄元皇帝，誠滑稽之甚。 黃、老刑名相關處甚多，故老、莊、申、韓同傳。三騶子比傅儒家言，而齊之方士又稱誦習孔子之業（《始皇本紀》扶蘇語），故三騶與盂、荀同傳，亦以稷下同地故也。 第三節 十篇有錄無書說敘 《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又十篇有錄無書說，亦見於《漢藝文志》。東漢人引《史記》，無與此相反者。衛宏漢《舊儀注》云：「太史公作《暴帝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魏志·王肅傳》云：「帝（明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楊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材，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按，衛宏所記，每多虛妄（如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明帝之語，有類小說，固不可遽信，然必東漢魏人不見《景紀》，然後可作此說，否則縱好游談，亦安得無所附麗乎？子長沒後三百年中，十篇缺亡，一旦徐廣裴駰竟得之，在趙宋以後，刻板盛行，此例猶少，在漢魏之世，書由絹帛，藏多在官，亡逸更易，重見實難，三百年中一代宗師所不見，帝王中秘所不睹，而徐裴獨獲之於三百年後，無是理也。故十篇無書之說，實不可破，而張晏所舉，《景紀》外固無疑問，《景紀》之亡，則衛說王傳皆證人也。今本十篇之續貂俱在，清儒多因而不信張晏說，即《史記志疑》之作者梁君，幾將《史記》全書三分之二認為改補矣，反獨以《景紀》《傅傳》為不亡，是其疏也。今試分述十篇續貂之原，以疏張晏之論。 《景紀》《景紀》之亡，有《衛書·王傳》為證，無可疑者。然梁君曰，「此紀之文，亦有詳於漢書者，如三年徙濟北王以下五王，五年徙廣川王為趙王，六年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至梁楚二王皆薨，班書皆無之，則非取彼以補也。蓋此紀實未亡爾」。不知此類多過《漢書》之處，皆別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惠景間侯者表》中，記載偶有出入，然彼長此短，若更據《漢書》各表、各傳以校之，恐今本《史記》無一句之來歷不明也。補書有工拙，此書之補固工於禮樂諸書，然十篇之補不出一人，詎可以彼之拙，遂謂工者非補書耶？且張晏舉補者之名，僅及一紀一世家二傳，未雲其他有補文，則此十篇今本非出於一手甚明矣。 《武紀》此書全抄《封禪書》，題目亦與《自敘》不合。太史公未必及見世宗之卒，而稱其諡，此為其偽不待辯也。錢大昕《考異》雲，「余謂少孫補史，皆取史公所缺，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甲以當乙者也，或魏晉以後，少孫補篇亦亡，鄉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耳」。 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梁雲，「案《表》雲，孝景元年置司徒官，不知哀帝始改丞相為大司徒，光武去大乃稱司徒，孝景時安得有此官（此說自清官本始），又述事至孝成鴻嘉元年，殆自表其非材妄續耶」？按，梁說是也。此篇當是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記，參以《太史公自敘》，「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諸語敷衍而成者。其中竟有大事記，作表有此，本紀何為者？（又《國除削爵亡卒》，在他表均不倒文，在此篇獨倒，明其為後人所為也。） 《禮書》《樂書》《禮書》抄自《荀子禮論》，《樂書》抄自樂記，篇前均有太史公曰一長段，容可疑此書僅存一敘，然禮、樂兩書之敘，體裁既與《封禪》等書不合，且其中實無深義，皆摹仿太史公文以成之敷衍語。即如《樂書》之敘，開頭即是摹十二諸侯表敘語，然彼則可緣以得魯詩之遺，此則泛泛若無所謂。是此兩敘皆就《漢書·禮樂志》中之故實，摹子長之文意，而為之；今如將此兩篇與諸表之敘校，即見彼多深刻之言，存漢初年儒者之說，此則敷衍其詞，若無底然，亦無遺說存乎其中，更將此兩篇與《漢禮樂志》校，又宜見其取材所自也。 《兵書》今本目中題律書，然就自敘所述之意論之，固為《兵書》也，今本乃竟專談律，又稱道「聞疑」，強引孫吳，以合自敘，愈見其不知類。此篇初論兵家，次論明陽，末述律呂，雜亂無比。漢魏入《樂書》不存，惜不能就其所據之材料而校核之也。張晏稱之曰《兵書》，蓋及見舊本，《顏書》據今本《律書》駁之，不看自序文義，疏誤之甚。 《三王世家》《三王世家》之來源，褚先生自說之，其文云： 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而解說之。 乃今本《三王世家》竟有太史公曰一段，且謂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為此偽者真不通之至。子長著書之時，三王年少，無世可紀，無事可錄，故但取其策文，今乃曰其事無足采者，是真不知子長為何時人，三王當何年封矣（三王當元狩六年封）。 此篇「王夫人者……」以下，不知又是何人所補，然此實是漢世掌故及傳說之混合，與禮樂諸書有意作偽者不同也。 《日者列傳》此書之補，褚先生曰以下者，應在先，司馬季主一長段，又就褚少孫所標之目，采合占家之游談，以足之者也。此篇中並引《老子》《莊子》於一處，而所謂莊子者不見今《莊子書》，意者此段之加，在晉初，彼時老莊已成一切清談所託，而向郭定本《莊子》猶未及行耶？ 《龜策列傳》此亦刺取雜占卜者之辭為之，「禇先生曰」以下，當是舊補（但直接褚先生曰數句頗疑割裂），其前一大段，及記宋之王事，又是敷衍成文，刺取傳說以成此篇未缺之形式者，應為後來所補。《日者》《龜策》兩篇文詞鄙陋，張晏、司馬貞俱言之。 《傅靳周列傳》此全抄《漢書》者，束敷衍毫無意義之替以實之。稍多於《漢書》處，為封爵，然此均見《史記》《漢書》諸表者。周傅高祖十二年以繅為剻成侯，在擊陳豨前，然擊豨在十年，《漢書》不倒，抄者誤也。 綜上以觀，褚先生之補並非作偽，特欲足成子長之書，故所述者實是材料及事實之補充，且明題褚曰，以為識別。若此諸篇之「太史公曰……」者，乃實作偽之文，或非張晏所及見。補之與作偽不可不別也。褚補《史記》不只此數篇，然他處補者尚有子長原文，褚更足之，此數篇中有錄無書，故補文自成一篇，張晏遂但舉此也。故此十篇中有褚補者，有非褚補者，非褚補者乃若作偽然，或竟是晉人所為，蓋上不見於張晏，下得入於裴書耳。偽書頗有一種重要用處，即可據以校古書。有時近本以流傳而有訛謬，偽書所取尚保存舊面目者，據以互校，當有所得矣。 第四節 論《太史公書》之卓越 《太史公書》之文辭，是絕大創作，當無異論。雖方望溪姚姬傳輩，以所謂桐城義法解之，但識碔砆，竟忘和璧，不免大煞風景，然而子長文辭究不能為此種陋說所掩。今不談文學，但談史學，子長之為奇才，有三端焉：一、整齊殊國紀年。此雖有《春秋》為之前驅，然彼仍是一國之史，若列國所記，則各於其黨，「欲一觀諸要難」（《十二諸侯表》中語）。年代學Chronology乃近代史學之大貢獻，古代列國並立，紀年全不統一，子長獨惑其難，以為十二諸侯六國各表，此史學之絕大創作也。我國人習於紀年精詳之史，不感覺此功之大，若一察希臘年代學未經近代人整理以前之狀態，或目下印度史之年代問題，然後知是表之作，實史學思想之大成熟也。二、作為八書。八書今亡三篇，張晏已明言之，此外恐尚有亡佚者，即可信諸篇亦若未經殺青之功。然著史及於人事之外，至於文化之中禮、樂、兵、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淮各為一書，斯真睹史學之全，人文之大體矣。且所記皆涉漢政（天官除外），並非承襲前人，亦非誦稱書傳，若班氏所為者，其在歐洲，至十九世紀始有如此規模之史學家也。凡上兩事，皆使吾人感覺子長創作力之大，及其對於史學觀念之真（重年代學括文化史），希臘羅馬史家斷然不到如此境界。皆緣子長並非守文之儒，章句之家，遊蹤遍九域，且是入世之人，又其職業在天官，故明習歷譜，洞徹人文。子長不下帷而成瑋著，孟堅但誦書而流迂拘，材之高下固有別矣。三、「疑疑亦信」。能言夏禮，杞不足征，能言殷禮，宋不足征，文獻不足，闕文尚焉，若能多見闕疑，慎言其餘，斯為達也。子長於古代事每並舉異說，不雅馴者不取，有不同者並存之，其在老子傳雲，「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或疑其胸無倫類，其實不知宜為不知，後人據不充之材料，作逾分之斷定，豈所論於史學乎？子長蓋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第五節 論司馬子長非古史學乃今史學家 孟堅敘子長所取材，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此信論也。子長實非古史家，採取詩書，並無心得。其紀五帝三代事，但求折衷六藝耳，故不雅馴者不及，然因仍師說，不聞斷制，恐譙周且笑之矣。《史記》記事，入春秋而差豐，及戰國而較詳，至漢而成其爛然者矣。其取《國語》，固甚有別擇，非一往抄寫。《戰國策》原本今不見，今本恐是宋人補輯者（吳汝綸始為此說），故不能據以校其取捨。楚漢《春秋》止記秦楚漢之際，子長采之之外，補益必多，項劉兩紀所載，陸賈敢如是揶揄劉季乎？今核其所記漢事，誠與記秦前事判若兩書，前則「疏略牴牾」，後則「文直事核」矣。彼自謂迄於獲麟止（元狩元年），而三王之封，固在元狩六年，已列之世家，是孟堅以《史記》迄於天漢之說差合事實。其記漢事，「不虛美，不隱惡」，固已愈後愈詳，亦復愈後愈見其別擇與文采。若八書之作，子長最偉大處所在，所記亦漢事也。又子長問故當朝，游跡遍九域，故者未及詳考，新者乃以行旅多得傳聞。以調查為史，亦今史之方，非古史之術。蓋耳聞之古史，只是神話，耳聞之近事，乃可據以考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