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歷史講座 · 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
雷海宗
（一）古書中所見的古代氣候與農事
《呂氏春秋·十二紀》的首篇，是戰國晚期的一本農書，專記當時的中國，主要就是今日的華北，一年十二月的氣候與農事。《禮記·月令篇》，全部照抄《呂氏》。當然也可能，《呂氏》與《禮記》都是由同一根源的古農書而來。這後一種可能，是很大的，因為此篇農書所記的情形，看來並非戰國秦漢間氣候與農事的實況，而為春秋以上的情形，編者不過是依古書照抄而已。關於此點，容待下面再講。我們現在先把書中重要的氣候與農事的紀載，逐月錄述如下：
（1）孟春正月。
（2）仲春二月。
（3）季春三月——為麥祈實。
是月也，命有司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4）孟夏四月——農乃登麥。
（5）仲夏五月——農乃登黍。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
（7）孟秋七月——農乃登谷。
命百官始收斂，完堤防，謹壅塞，以備水潦。
（8）仲秋八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
（9）季秋九月——
霜始降；
是月也，天子嘗稻。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凍。
此後的兩個月，與本文所要談的問題無關，從略。
上面所列的月份，當然都是夏曆，夏曆似乎自古就是民間最通行的曆法。但夏曆每兩三年閏月一次，月份與季節實際永遠不能完全配合。所以所謂某月如何如何乃是理想的，而非實際的。實際前後可有少則幾天，多則半月二十天的差別。但因歷來紀月，大多以夏曆為準，本文仍用夏曆。文中每提五月，我們可想及陽曆六月；每提六月，可想及陽曆七月，觀念與事實就可大致相符。
（二）古書資料的解釋
現在我們可按順序，把上面所引各節，與今日華北的情形做比較研究，並儘可能搜集古代氣候農事的實際紀錄，看看是否與《十二紀》及《月令篇》吻合。
正、二兩月，無可討論，我們可從三月份談起。
（3）「季春三月，為麥祈實。」這一句話很可注意。一般的谷實，由出穗到收穫，時間並不太長，三月既為麥禱告穗實豐滿，那是麥即將熟的一個預示。
三月另外所引一節，似乎講到古代春雨頗豐，甚至常有春雨「障塞」淹田的危險，所以必須「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所謂溝瀆，在古代都是田畝之間由人工挖掘的通水之渠，因此緊聯上句的「堤防，」所指並非江河的堤防，而是溝瀆的堤防。文中明言「周視原野，修利堤防」，顯然是指田野中的堤防而言。關於此點，《考工記》「匠人」條所述甚詳：
匠人為溝洫。
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足，深八尺，謂之洫。
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
與這一段相輔而行的，有《周禮·地官》「遂人」條的一段：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塗。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這兩段文字的意義很清楚，無需多加解釋。古代田野中，滿是溝渠與堤防，同時堤防也就是人行的道路。村里之外，一望無際，都是縱橫交錯的堤防與溝洫，一方面為田間的界線與行道，一方面為雨水過剩時的宣洩系統。溝渠系統間，大概有閘，平時水閘關閉，以備灌溉。如雨水過多，就可放閘，使余水由遂而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最後流入自然的大川。
這兩段記載與所謂井田制度有關，而井田制度是近些年來許多人根本懷疑的。如果說當時天下各國各地的土地都如此方方正正的劃分，當然不可能，但周代在理論上與法制上有一套比較整齊規則的土地劃分方法，則無可置疑。我們可以不管孟子以來越說越糊塗的聖王之下如何美滿的那一套，我們不要把井田看為一個土地制度的同題，而主要地要看為一個土地利用的技術問題，如果牽涉到土地制度，那也僅是偶然的。井田在歷史上自有它重要的技術性的地位。我們所要討論的也是此種技術問題，迄無定論的土地制度問題，從略。我們從各方面的佐證，以及古代傳下的成語與口頭禪，都可看出井田為實有其事。現在先講古籍中可靠的或比較可靠的記載。
《詩經·周頌·噫嘻篇》：「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周頌·載芟篇》：「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這都是西周的詩。第一篇描寫一萬人（十千）在三十里的範圍之內，分為五千對（耦）而耕田。第二篇描寫二千人合同鋤草，一下鋤到田間（隰），一下又鋤到田邊的人行小道（畛）。古代確有如此大規模的農作場面，在規模如此之大的計劃性的農事操作下，像上面《考工記》與《周禮》所講的整齊土地劃分，是可實行而無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是很自然的事。
特別提到溝洫的，古籍中也有幾條。
《尚書·益稷篇》：「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
《論語·泰伯篇》：「子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孟子·離婁下篇》：「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左傳》「襄公十年冬」：「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上面《論語》中孔子稱讚禹的話與《尚書》中禹所自講的話，是同一個故事，都是到春秋晚期大概早已流行的關於禹勤苦治水的故事。《尚書》中特別講明禹把畎澮的水引入川中，把川中的水最後又導之入海。這雖只是一個故事，但故事中的這種說法是必有事實根據的，事實根據就是古代實際的溝洫制度。孟子的話，證明古代確有溝澮，專為容納夏季多餘的雨水。（孟子所用的月份是周曆，所謂七八月就是夏曆的五六月。周曆、夏曆的問題，下面當再說明。）至於《左傳》中的記載，根本是一件具體的史實。子駟依勢擴大自己的田洫，把另外四家的田都圈在自己的溝洫系統之內，這證明溝洫是古代田地系統不可分的一部分。
現在再談古代關於堤防或路塗的資料。
《禮記·郊特牲篇》，記載古代農事結束時的一種隆重祭祀與慶祝，稱為大蜡或八蜡，就是感謝八種與農事有關的神明，其中第六種為坊，就是田間的堤防，第七種為水庸，就是田間的溝渠。
此外，與堤防或道塗有關的，有幾種自古傳下的成語或名詞，頗堪玩味。按《周禮》「遂人」條所講，道塗分為五級：徑，畛，塗，道，路。這並非虛構，而為古代實際的名稱與概念。自古至今，只有「道」與「路」可以「大」字形容，其他三種不能言大，因為在古代井田溝洫盛行時，行道系統中的大道為「道」與「路」二種。「大路」一詞，自古流通，《詩經·鄭風》有「遵大路」一篇。「大道」一詞不似「大路」通行，《詩經》中有「周道」（見《小雅·小弁篇》《大東篇》），其意為大道。但抽象化之後，「大道」成為習用的名詞，《禮記·禮運篇》中的名句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今日俗語中「大路」與「大道」意義相同，可以互用。至於「徑」字，若加形容詞，只能說「小」，古今皆然。因為徑小，給人的印象不佳，孔子的門徒甚至認「行不由徑」為美德（見《論語·雍也篇》）。「畛」與「塗」，處在中間，不大不小，所以向來不用「大小」兩字作為形容詞。（徑，畛，塗，道，路五詞都是專名，五者合稱的類名，普通用五者正中的「塗」字，稱為五塗。上引《考工記》「大川之上，必有塗焉」的「塗」字就是類名代專名的用法：若用專名，當說「必有路焉」。）
又有很古的一句成語：「道聽而塗說」，就傳到今天的古代文獻而言，此語是孔子最早說的（見《論語·陽貨篇》）。今日一般都解釋為「在路上聽了，又在路上傳說出去」，甚為平淡。註疏中已采此種解釋：「若聽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乏味之至，因為這是喪失了古語原來精神的解釋。古代實際的意義是「在大路聽了，轉彎到小路就給說出去了」，描畫得活現生動而有力！
因為古代有如上所論一套複雜的溝洫系統，所以除非是江河決口，農田是有旱無潦的。無雨或缺雨，可致旱災。但雨多，並不致發生水潦之災，因為雨水有所宣洩。也正因如此，古代農民的宗教中有早神而無潦神。旱神稱魃，是古代農民所最怕的一位女神，《詩經·大雅·雲漢篇》，全篇都是因「旱魃為虐」而引起的呼籲。雨神稱「雨師」（見《周禮·春官》「大宗伯」條），專司下雨，農民一般是希望他下雨，並不怕他下雨太多。雨師是雨神，而非潦神，在整個神譜中也不見有潦神。這證明古代如有水災，普通都是河決所致，那要由河神負責；雨水本身極難成災，所以少而又少的雨水之災沒有專神司理。雨潦沒有專神，卻有專名，今日華北農村中對於雨水引起的淹沒情形，稱為「立潦」。雨水由天而下，與地合成立體形，因有此名。這種複雜觀念的專名，正證明立潦一向為非常特別的事；因為極其少見，所以若一遇到，就給人印象甚深，因而給它起了一個專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記載因旱祈雨的二十一次，而大水僅有九次，其中可能有的為河決，而非立潦。
（4）「孟夏四月，農乃登麥。」這在今天似乎是不能想像的事。今日麥熟，一定要到五月，普通是五月中旬，最晚的可到五月下旬。但在古代則麥熟確在四月。殷商西周，無可稽考。《左傳》中有兩次提到麥熟，都為四月。一為隱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左傳》文曰：「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這顯然是在麥將熟時去搶先割取。另一次為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記載晉景公在四月要嘗新麥，把新麥制熟之後，未及食而死。（關於晉景公事，《左傳》原文為「六月丙午，晉侯欲麥」。按《春秋》一書全用周曆，周曆六月為夏曆四月。《左傳》記月份時，絕大部分也用周曆，隱公三年那一次用夏曆，在《左傳》為變格，大概是著者採用史料時未加改變，以致體例不能劃一。）
由這兩個具體的例證，我們可說至遲到公元前720至前580年間，華北一帶，麥熟仍在四月。再過一兩個世紀，進入戰國時代後，麥熟的時間如何，史無明文。但這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容待下面再講。
（5）「仲夏五月，農及登黍。」這一條較上面四月麥熟的一條尤為驚人。因為麥熟，古今相差不過一個月。至於登黍，今日一般都在八月，最早也不能早過七月底。可惜關於此點，《左傳》或其他古籍中，沒有一個實例，可作討論的根據。
（6）「季夏六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似乎古代在六月時，雨水甚大，不似後代華北成語中的所謂「十年九旱」或「三年兩早」的情形。這一點也待下面討論。
（7）「孟秋七月，農乃登谷。」似乎黍最早熟，其他的秋禾，七月開始成熟。這比今天要早一個月，今天華北秋收的開始是在八月而不在七月。
七月又提到「完堤防，以備水潦」。似乎古代一直到七月時，雨水仍然很多。這也與後日的華北不同，後日的華北，以六月為雨量集中之月，到七月雨已有限，少有水潦的危險。河決又當別論。
（8）「仲秋八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古代到八月時，大部的穀物已經登場，農民已開始有閒，可以及早種麥。今天道理仍然相同，但農民往往因收穫的工作尚未忙完，到八月底才得暇種麥，甚至有遲至九月初麥才下種的。為使麥生長足時，最好是在八月中旬下種，古代似乎可以作到此點。後世秋熟較晚，所以宿麥下種也隨之延期。也因為如此，所以轉年麥熟也延後了一個月，由古代的四月變成今天的五月。宿麥的生成與獲量，主要的不在第二年，而在第一年，第一年秋季生長的時間長，對麥實特別有利，第二年何時成熟，在田間生長的時間略長略短，關係反倒不大。所以專就此點而論，古代宿麥的收穫量恐怕要高於後世的。
（9）「季秋九月，霜始降。」今日仍然如此。二十四節氣中的霜降，今日為「九月中」，就是九月下半月的節氣。至今每年下霜，仍在此時，由古至今似乎並無變化。
又，「九月嘗新稻，稻初熟。」這也與今日同。把後來由外傳入的穀物如玉米之類（晚熟的變種）除外，稻在華北至今仍是最晚熟的谷。[1]九月霜降，此後任何穀物就都不能再生長了。由霜降與稻熟兩事看來，生長季節的最後關口，古今完全相同，以大天時而論，古今基本的氣候未變。但在大的未變之內，似乎有小的伸縮，而這種小的伸縮對於生產與人生卻可發生莫大的影響。這就都屬於「事在人為」的範圍了，下面當再討論。
歷史學家雷海宗
（10）「孟冬十月，水始冰，地始凍。」這也與九月所紀兩事一樣，古今相同。今日的華北，「水始冰，地始凍」，一般是在十月上旬中旬之間。
（三）較為溫濕的古代華北
由上面所論，材料雖嫌不多，但已可看出，古代的農事季節比較後世略早，氣候似乎微有不同。三千年前，殷商時代，殷的王畿就是今日的平原省。當時這一帶林木較多，由甲骨文中可以看到，王公時常出去獵象。根據《呂氏春秋·古樂篇》的記載，殷人並且訓練象隊去作戰，後來周公東征，才把象驅逐到江南：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
以上一段，與《孟子·滕文公下篇》所記載的是同一件事：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今日的中國，不只北方無象，連江南以至於西南也不見象。三千年來自然變化之大可以想見。《漢書·地理志下》篇，謂粵地（今浙東、福建、兩廣之地）「處近海，多犀象」，但對江南則未提起，證明在周公驅象的一千年後，粵地仍然有象，但在江南象已絕跡了。有象的自然條件，一需較多的林木，二需較大的雨量，三需較暖的氣候。今日的華北，絕不可能自然有象，今日在北方的動物園養象，尚須特別慎重，否則象的壽命隨時可以告終。三千年前，華北雖非森林地帶，但齊魯之地林木極豐，其他各地最少山上與山麓都有林木。在自然的林木未被人力毀滅之前，比較的風調雨順，並且雨量大致是充足的，沒有後日華北的經常乾旱現象。但因為雨水普遍集中於五、六、七三個月，尤其是六月，如果聽其自然，就時常要有立潦的危險。所以從很早以來，可能是自殷商以來，就有一種非常複雜的堤防溝洫制度，使雨水不致成災，附帶的並可供需要時的灌溉。
以上的情形，殷商沒有問題，西周時大致仍勉強維持舊觀。春秋時代，恐怕問題漸漸發生，自然的林木到春秋晚期大概已被人砍伐殆盡，風調雨順的美景成了例外；風雨不時，氣候生變，《左傳》中所記公元前581年的麥熟，雖不能說是最後一次的四月麥熟，但此後恐怕沒有能把早至四月的麥秋維持很久。進入戰國之後，由孟子在《告子上》篇對於牛山所發的嘆息，可見連當初林木較多的齊魯之地也已是遍地童山，其他各邦可想而知。人力對於自然的摧殘，實在可怕。近乎亞熱帶的昆明，今日有「前山炭，後山炭」的說法。昆明的燃料為木炭，五十年前所燒的還是前山炭，就是面對昆明的山坡上林木所制的炭。今日前山大部已成童山，只有燒後山炭了。但如不及早設法，再過五十年，可能連後山也無炭可燒了！近乎亞熱帶的雲南尚且如此，在溫帶的地方，如果只知伐林而不知造林，其後果的嚴重——請看今日的華北，特別請看今日的西北！
我們都知道，到戰國初期，有所謂「變法」的運動，大家熟知的是商鞅在秦國「廢井田，開阡陌」。實際各國無不如此，很多地方改革還在秦國之前。最早發動變法的為李悝。李悝相魏文侯，變魏國法，魏因而成為戰國初期最強的國家。不久之後，楚悼王用吳起變法。吳起原與李悝同事魏文侯，對於魏國變法事可能也有貢獻。吳起後來由魏轉仕於楚，變法的政策恐怕仍是李悝在魏國所作的那一套。商鞅原來也在魏國候差，候差不成，方到秦國，他對李悝的那些辦法一定很熟習，到秦國後也就加法炮製。[2]
商鞅變法，一向都說是「廢井田，開阡陌」。這簡短的六個字，意義極為重要。兩句話所講的是一件事的兩面，「廢井田」是就耕田本身而言，「開阡陌」是就耕田的疆界而言。阡陌就是古來傳下的田間堤防，也是人行徑路。《史記索隱》在《秦本紀》「開阡陌」句下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可見到漢代，殘存田間的徑路仍用古代「阡陌」的舊名，而河東一地對此兩字的用法與其他地方恰巧相反。所謂「開阡陌」，就是把堤防剷平，也就等於說是「填溝洫」，用堤防的土把溝洫填滿。當然不能把阡陌全部廢掉，大部與交通無關的「徑」都被取消，只留下交通所必需的「道」「路」，一部分的「畛」「塗」，與極少數的「徑」。同時，在水道方面，自然的大川不必說，洫澮大概還保留了一部分，至於特別多的遂溝，恐怕全部或絕大部分都填平了。此種變法之後，多少世代以來比較方正的縱橫交錯的田野景象，就一去而不復返了。就土地面積論，耕地增加了不少，過去溝洫所占的地方大部已可耕植。所謂李悝「盡地力之教」，所包含的或者方面甚廣，但其中的一面恐怕就是這種利用一切土地面積的一點。
這個改革，可能尚有其他社會經濟的背景，但這不在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範圍之內。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在自然方面使此事成為可能的，正是孟子所指出的童山現象。到戰國初期，自然林木摧殘的程度，已使雨水極不可靠，大部的年歲是雨量不足，溝洫已成虛設，無水可泄，把它填起，也無引起立潦之災的危險，並且可以增加耕地的面積。在氣候與農事方面，戰國初期是一個大關鍵。從此雨量減少，旱災加多，春夏之間的氣候失調，天氣一般的過度乾燥，穀物的生長逐漸延緩。麥本為四月熟，熟期趨於延後，再加以前一年播種後延的傾向，使麥的晚熟，成為不可避免，最後成了五月熟的穀物。黍本為五月熟，後竟延緩兩個多月。開始大熟，原在七月，後來延到八月。種麥原在八月，後來漸漸改到八月底九月初。這一系列的變化，追根究底，都是由人力對自然的盲目摧殘所引起。大的自然環境並無變化，農事大關口的霜降，古今一樣。但人謀的不臧，使開始農忙的二月與農閒開始的九月之間的各種農民活動與穀物生長發生了劇變，一般的講，這些變化都是對農事不利的。從戰國初年到最近，二千二三百年的功夫，就自然方面講，華北大致的情形未變，如有變化，只是林木的摧殘日愈嚴重，旱象也日愈成為「正常」。例如關中之地，直到唐朝仍稱沃土，但自中唐以下逐漸枯乾，演成後日西北的近乎半沙漠的狀態。今日的西北，山上不只無樹，少數的山上連草也不能生。因為樹已燒光之後，只有燒草。草也不濟，冬天就到山上挖掘土中的草根，作為燃料。至此山坡的浮土全無保障，轉年雨降，把浮土沖刷淨光，剩下的豈僅是童山，簡直是百分之百的石山，除青苔外，任何植物也不再生長。
我們上面推論，自戰國初期起，氣候與農事的季節開始改變。但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與戰國秦漢間的《禮記》仍說麥熟在四月，黍熟在五月，似乎與推論不合。筆者認為《呂氏》與《禮記》所傳，都是照抄古代農書上的文字，並非當時實情。文中談到一套一套的天子如何如何的繁複儀式，都是春秋以上賦有大巫身份的天子所作的事，到戰國時代早已成了過去。戰國秦漢間的人，一般的只講理論與古典，對於眼前的事反不太注意。可惜關於戰國秦漢六百年，找不到與農事季節有關的具體記載；最早的此類資料，到晉朝才又見到。《晉書·五行志下》篇有下面兩段文字：
咸寧五年（公元279年）五月丁亥，巨鹿，魏郡，雨雹，傷禾麥……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丙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雁門，濟南雨雹，傷禾麥。
以上一連兩年，都講五月雨雹傷麥，其中一年五六兩月都提到麥受雹災，證明至遲到三世紀晚期，麥熟已不在四月，而已延至五月，甚至可以晚至六月。但我們可以斷定這並非三世紀晚期才有的現象，由各方面的材料綜合看來，六百年前恐怕已開始生變，至遲到戰國中晚期時（公元前300年左右），農事的季節恐怕已與今日無大分別，甚至可能在李悝的時候（公元前400年左右）變化已很徹底，已與今日大體相同。
（四）今日的情況與前景
上文所論，都是過去人謀不臧的情形，今後我們當然不會再像過去的一切聽其自然。上論的悽慘景象全出人為，既出人為，人力也就很易補救。近來我們已在計劃在中國的北邊種植防沙林帶，在內地也計劃大規模植林，兩種計劃實現後，華北應當不難恢復三千年前的溫濕環境。我們縱然不能希望再在此地獵象，其他的三千年前景物可能都再出現，華北的外觀很可能要接近於今日的江南。撇開並行發展的科學技術不談，只此一點，就必將大量增加華北各地的農業生產。
今日我們的造林計劃尚未大規模實施，然而最近幾年已發現氣候與季節在開始轉變，關於這個轉變，最值得注意的有下面兩點：
（一）冬春之際已無黃風沙。抗戰之前，每年冬春之際，一定有一兩次驚人的風沙，黃塵彌天，對面不見人，白晝即須點燈。風過之後，屋裡屋外都是一片黃世界。但由1946年冬到1950年春，四度冬春，沒有發生過一次此類的大風沙。這恐怕絕非偶然。此種令人可喜的變化，何年開始，可惜難考。抗戰與勝利的九年之間，找不到與此有關的觀察資料，無從判斷。所以我們只能說是1946年以下開始無大風沙。
二月蘭
（二）二月蘭開花時期發生變化。華北有一種十字花科的野草，俗名二月蘭，學名舊稱moricanda sonchilolia，新稱orychophragmus violaceus。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它的俗名。就俗名論，此花一向名實不甚符合。名為二月蘭，但過去開花總要到三月，即清明之後。筆者注意此事，將近四十年，只要是身在華北，每到春季必觀察此花沒有例外的花期一定是在清明之後。私下曾有一個假定，就是此花從前開放是在二月，後來不知何故花期改晚，但習慣上仍稱二月蘭。然而這也只是假定而已，無法證明。1946年復員北返後，轉年就發現此花開放有提早的趨勢，1950年特別惹人注意，在清明前已零零散散地開花，清明一過遍地怒放。這是前所未有的花事，並且一定又是事出有因的。
以上兩點，我們可以總括如下：（一）華北風沙減少，那就是說北邊與西北邊沙漠地帶的沙粒刮到華北的已經大量減少；（二）花開提早，也就等於說，春暖略為提早，植物的生長季節略為向前加長。
這以上兩事，我們要如何解釋呢？除一部分或為自然界臨時的或偶發的現象外，另一部分可能與蘇聯中亞細亞幾個加盟共和國中的大規模植林、養草與墾田，以及在蘇聯協助之下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徹底建設與開發不無關係。中國北方與西北方兩面的飛沙來源都在大量減少之中，這可能是我們這幾年不見大風揚沙的基本原因。同時，近鄰改造自然所引起的變化，也一定影響到我們的國土，生長季節的加長，間接的或者就由此而來。近幾年雨量的趨於增加，主要的雖決定於太平洋的氣流，但間接的可能也與中亞、北亞改造自然的事業有關。這當然不是說，近幾年的多雨要成為正常現象，將來一定不會有旱災，而是說今後比過去兩千年可能要較為風調雨順。
以上的推論如可成立，將來我們不僅可以恢復古代的景象，並且可以超邁前古。就中國自己講，我們用科學方法大事建設與改造自然之後，整個環境應當遠優於殷周之際聽其自然的局面。再有一點，我們西北與北邊邊疆以外的大環境，一萬年來，自世界發展較快的地帶由舊石器文化過渡到新石器文化以來，雖也有過變化，但自中國有比較可靠歷史的殷商一代以來，大體沒有改變，就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沙漠狀態。現在這個大環境已被蘇聯從根本上加以改造，並且仍在繼續改造之中，所以我們將來無論就內部講或就外邊講，所處的都將是一個全新的世界，今日一想到華北就在腦中浮起的乾旱平野印象，大部將要成為歷史上的陳跡。
恐怕許多人不容易想像華北成為山清水秀之鄉，還有一個不甚自覺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是「北」方。例如一提到北京的位置，人們大概就聯想到莫斯科、華沙、柏林、巴黎、倫敦，而不知這些城市都遠在我們之北。我們如果順著直線把北京向西推移，可把它推到地中海上，在地中海上選定地點停住之後，向外一望，就可發現連羅馬還在北京之北，與北京並列而稍微偏南的是雅典與里斯本。當然，大陸的華北與海國的希臘、義大利或葡萄牙，不能相提並論，但過去華北的干荒景象的確是人為的成分多，自然的成分少，我們只要好自為之，將來的新華北要超過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程度。
（五）重建溝洫問題
美好的遠景，沒有問題。但這裡有一個目前就須注意到的小問題，就是最近兩年有些個別區域所遭到的淫雨之災。最近兩年離奇的大雨，一定不會長久繼續，但上面的推論如果正確，今後華北要比較的風調雨順，雨量也要比較的增加。若果如此，雨水宣洩就成了一個急迫的問題。立潦是非常可怕的，從某一方面講，較河決的沖沒尤為嚴重。河決影響的範圍，有一定的限度。大雨成災，可以波及河決的洪水向來不能達到的地方。並且立潦的性質，恐怕也時常被人忽略。河決後的水潦與大雨後的立潦，性質根本不同。河決之潦乃深水淹沒之潦，水深一尺以及數尺，一切禾稼完全淹死。這是絕對的，除非事先防河不決，否則一決之後，就已無計可施。但河決的問題，不屬本文討論的範圍，可暫不談。至於大雨淹田，淺則一二寸，除沼澤之地外，最深亦不過數寸，平地雨水盈尺，在華北為不可見的事。三數寸的水，實際不出幾天就都滲入土中，禾稼本可不受損害，其損害不來自雨水，而來自雨後的陽光。積水一二寸之後，天氣放晴，亢陽大照一日，水已半沸，把禾稼蒸萎，收穫當然減成。如果水深數寸，一時不能滲完。三五天、五六天的日曬，把禾稼幾乎蒸熟，結果只有焦黃死去。反之，假定積水後，雨停而天陰，讓雨水慢慢地滲淨，則禾稼可以不受損害，或只受極輕微的損害。此理講明後，溝洫的功用不言而喻了。如開溝洫，田間只要積水，立刻放入溝中，立潦發生的可能就將減少到最低的限度。古代雨量較大，就是靠溝洫避免立潦的時常發生。戰國以下，林木的砍伐使雨量減少，溝洫填平，也少有立潦的危險。現在看來，雨量可能又要較過去兩千年略為增加，類似古代溝洫的辦法必須採用，方能避免立潦之災。[3]
新的溝洫制度如要建立，為免發生大的困難與錯誤，可先作小規模的嘗試。第一，可先由目下已有的少數國營農場作起。另外，可選擇少數地勢與政治條件都適合的農村，來作試驗。在這兩種情形下，學習經驗，發現問題，如果證明確有必要，再推行全國，或最少是推行華北。
最少就華北而論，溝洫主要的功用是宣洩，而非灌溉。華北總是比較乾燥的地帶，如真天旱，溝中的一點積水恐怕很快的就要蒸發淨盡，很少能供灌溉之需。在沒有可以實行的更好的辦法之前，真要灌溉，恐怕仍靠打井；只有普遍的打井，才能使華北永脫乾旱之苦。
惟一可能的重要反對意見，就是把一部分良田開為溝洫，未免太不經濟，太不合「盡地力之教」的道理。此點誠然。但溝洫仍可供生產之用，並非完全荒廢。例如種藕，既省精力，又可增加菜食的供應。如善於計劃，溝中甚至可以養魚，使終年素食的農民食譜得到調劑。但如果要保障溝洫的生產，就更需要打井，天旱時不只需要井水灌田，並且也要灌溝。所以凡是挖掘溝洫的地方，同時也要挖井。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的問題要考慮的，就是溝洫縱橫，將來難免要阻礙農業經濟集體化時機器的自由運用。這的確是一個應當照顧到的問題。但此中困難並不太大，將來如果發現阻礙，可將內圈的較小溝洫填起，讓機器有迴旋的餘地，把外圈的溝略為加寬或加深，仍可適合泄水的需要。填滿的工程遠比挖溝簡單，在今日無需顧慮到此。目前的問題，是如何為平坦的田，尤其是低洼的田，解除立潦的威脅。
此種溝洫制度如能實行，除解決立潦問題外，尚可能另有一個良好的影響，就是給農民一個在日常生產活動中學習合作的機會，為將來集體農場的建設鋪平道路。農民一向是慣於個體經濟的，須靠合作來挖掘與維持利用的溝洫系統或者是將來能夠體會集體經濟的一個助力。假定每一個自然村，甚至每一個行政村，作為一個溝洫系統的單位，這恐怕是在形象上、意識上、與具體工作上訓練合作的一個相當有效的辦法。
至於華中、華南，無論是平地的水田或山地的梯田，一向依賴灌溉，農民之間多少都有過合作的經驗，不過合作的程度不高，規模不大，不夠系統化。將來土改完成後，如能鼓勵他們，使灌溉更加系統化，合作的範圍更加擴大，也可成為集體生產的一種準備學習。
（原載《社會科學》第6卷第2期，作於195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