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歷史講座 · 北宋四子之生活與思想
張蔭麟
像千邱萬壑間忽有崛起的高峰，像蓬蒿蕭艾間忽有驚眼的異卉；在思想史里每每經長久的沉悶、因襲和瑣碎後，繼以一生氣蓬勃、光彩煥發的短短時期，在其間陶鑄出種種新學說，支配此後幾百年以至過千年的思想界。宋代自仁宗慶曆（一〇四一）以後的四五十年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這是周濂溪（敦頤），張橫渠（載），王荊公（安石），程明道（顥）和程伊川（頤）的時代（諸人以年輩為次，周、張、王皆長二程十歲以上）。此以前，宋人的思想大體上繼續唐末五代的沉悶、因襲和瑣碎；此以後，至宋朝之終，以王荊公為偶像的「新學」和以周、張、二程為典型的「道學」相繼支配著思想界。故慶曆以後的四五十年，一方面是宋代思想的源頭，一方面也是宋代思想史的骨幹。我們述這個時期的思想應當以周、張和二程兄弟——可稱北宋四子——為一集團，而以王荊公為一支別出的異軍。
北宋四子不獨在思想上有許多同調之處，在生活上亦有密切的連繫。二程兄弟少時曾從學於濂溪，而橫渠乃是二程的表叔，與二程為學友。我們敘述四子和以後的「道學」家的思想，不能離開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的中心問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什麼是聖人？怎麼樣做到聖人？我們要從他們的生活中體會他們的理想人格的氣象。
濂溪（一〇一八—一〇七三）的事跡見於記錄的，像他的著作一般簡短得可憾。他是湖南道州（營道縣）人，年少喪父，以母舅的蔭澤出身，歷官州縣，官至廣東轉運判官，兼提點廣東路刑獄。當他二十來歲任分寧縣主簿時，有一久懸不決的疑獄，他經一次審訊，便立即分辨。任南安司理參軍時，因平反一冤獄，和上官力爭，上官不聽，他放下手版，繳還官狀，脫身便走，他道：「這樣官還做得的嗎？殺人媚人，我辦不到。」上官卒被他感悟。任南昌知縣時，曾得大病，一晝夜不省人事，友人為他預備後事，檢視他的所有，只一破爛的箱子，裡面的錢不滿一百。同時大詩人山谷形容他的性格道：「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他愛自然，他對生命的世界好像有一種冥契；他窗前的草從不准剪除，問他為什麼？他說：「這與自家意思一般。」他教學生，每令「尋孔顏樂處」，體認他們「所樂何事」？有一位老者初時跟伊川同學，總不領悟，便扶杖去訪濂溪，濂溪說：「我老了，說得不可不詳細。」便留他對床夜話。過了三天，他忽覺恍有所得，自言如頓見天的廣大。他再去洛陽看伊川，伊川驚訝他迥異尋常，問道：「你莫不是從濂溪那裡來嗎？」
橫渠（一〇二〇—一〇七七）也像濂溪一般，少年喪父，孑然自立。他學無所不窺，特別好講究軍事。年十八，當西夏用兵時，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認為大器，卻戒責他道：「儒者自有名教的樂地，何用談兵。」並勸他讀《中庸》，他讀了覺不滿足，轉而向佛典里探討，用功多年，深通其說，卻又覺得不滿足，終於回到儒家的經典。年三十八，登進士第，始出仕。嘗知雲岩縣，以教導人民，改善風俗為務。每月分別召宴縣中長老，親自勸酒，讓人民知道養老敬長的道理，同時向他們訪問民間疾苦，並告訴他們怎樣訓戒子弟。通常縣官的布告，人民大多數不聞不知，只成一紙具文。橫渠常把各處的鄉長召來，把告示的意思對他們諄諄解說，命他們回去街坊里傳達。每逢在公庭上，或道路上遇到人民，便考察他們是否聽到他所要傳達的布告；若沒有聽到便責罰受命傳達的人。因此他每有所告誡，全縣人民無不知悉。嘗任渭川軍事判官，於本州的民食和軍政都有很精明的規畫。神宗初年，因大臣的推薦，入仕朝廷；官至崇文院校書兼同知太常禮院。神宗很賞識他，想加重用，但他不附新法，終於告退，歸隱於陝西郿縣的故鄉，教學終老。
明道（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和伊川（一〇三三—一一〇七）雖是大家所認為志同道合的兩兄弟，但他們在思想上卻有若干重大的差別，而他們的異致在事業上性格上，比在思想上更為顯著。在事業上，明道是少年科第（與橫渠同榜登進士第）的循吏；而伊川則一次落第，便不再應試，晚歲始以布衣征起（哲宗元祐元年，時年五十四）為崇政殿說書。明道的仕歷是三十年受盡謳歌讚嘆的，不可勝述的容斷和仁政，這裡只舉幾個例。他知晉城縣時，有一個富人，喪父不久，忽有老人到門自認為是他的父親，兩人鬧到縣府。老人說：他行醫遠出後，其妻生子，貧不能養，抱給張家，他現在歸來，才知道此事。明道問他有什麼憑據，他拿出一部陳舊的方書，後面空白上記著：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明道便問那姓張的：你今年幾歲？答道：卅六。又問：你父親死時幾歲？答道：七十六。明道便對老人說：他方才所說的年歲，有鄰舍可問的。他出世的時候，他父親才四十歲，怎麼便叫張三翁，那方書上寫的是假無疑。老人給嚇了一跳，無話可答，只得認罪。他在晉城任內，用保甲法部勒鄉村，令同保的人民力役相助，患難相救。凡孤寡殘廢的人，責成他們的親戚鄉鄰不使失所；旅行經過縣境的人，遇著疾病，都有給養；每鄉設立小學，時常親去視察，教師有不良的，便給撤換，兒童句讀有錯，也給改正。令鄉民結為會社，並給各會社立定獎善誡惡的規條。在任三年，縣內從沒有強盜或斗死的事件。臨到他任滿時，忽然半夜有人叩門說出了命案，他說：本縣那裡會有這種事？若有必定是某村某人幹的。查問果然。他任鎮寧軍判官時，有一位聲勢煊赫的宦官，方督理治河，本軍的兵卒八百人，被派去工作。天氣嚴寒，他們受不了虐待，半夜逃歸。同僚和長官都懼怕那宦官，主張不放入城。明道說：他們逃死而歸，不納必亂。親自去給兵士開城門。卻與他們約定，休息三日再去工作。兵士歡呼聽命。以上是明道無數精彩的政績中的片斷。伊川仕歷最精彩的一幕，卻是短短年余的，很不愉快的口舌生涯。當他從布衣一躍到「帝王師」時，他要求在皇帝面前坐著講書，滿朝譁然，他只得照例站著講。那孩童皇帝偶然高興，在檻外折一柳枝玩玩，他便板著面孔說：「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惹得皇帝、太后和滿朝大臣都皺眉。司馬光死了，適值明堂大禮，行完禮後，同僚齊去弔唁，伊川認為不對，堅執力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為理由。蘇東坡道：《論語》「子於是日歌則不哭」呀！伊川卻傳語喪家，不得受他們吊。有名會開玩笑的蘇東坡便給他取個綽號，叫做「塵糟坡里的叔孫通」。再後那孩童皇帝生了病，不能坐朝，伊川忙去見宰相說：皇帝不能坐朝，太后就不該單獨坐朝。這一來太后忍無可忍，諫官乘機參了一本，他便以管勾西京國子監名義，被送回老家去。
從上面二程事業的比較，已不難推想他們性格的一斑。關於明道的精神生活，他的一個學生有一段很好的描寫，他說：「先生……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從先生三十年來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不篤；人有不及，開道誘掖惟恐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另一個學生有一次離別了明道之後，人問他從什麼地方來，他說：「我在春風和氣中坐了三個月而來。」明道在熙寧以前，和王荊公本相友好，後來雖因新法和荊公分道，但只平心靜氣，相與討論，勸荊公不要太過拂逆人心，從沒有意氣之爭。荊公亦感其誠意，對人說：「他雖不聞道，亦忠信人也。」後來他追論新舊之爭，亦很公允，他說：「新政之政，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又說：「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放過又且何妨？」論廣厚寬和，伊川遠不似乃兄，這從記載所存幾件對照的瑣事可以看出。二程少時嘗隨父遠行，宿一僧寺，明道入門右轉，僕從都跟隨著他；伊川入門左轉，無一人跟隨。伊川也自覺道：「這是我不及家兄處。」又一次，二程同入一佛寺，明道見僧一揖，伊川卻不，門人懷疑，明道說：「論年齒他也比我多幾歲，一揖何妨？」明道講書，偶帶諧謔，引得大家鬨堂；伊川則永遠嚴肅得可怕。門人討論，遇有不合，明道只說：「更有商量。」伊川只說：「不對。」明道也曾對乃弟說過：「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那是吾弟之功。至於接引後學，隨人才的高下而成就之，則我不讓吾弟。」橫渠批評二程道：「昔嘗謂伯淳（明道）優於正叔（伊川），今見之果然。其（明道）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盡記得熟。」
（原載《思想與時代》月刊第27期，194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