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學課 · 地理
在先人們留下的文獻中，最早出現「地理」一詞的是公元前四世紀成文的《易經·繫辭》，裡面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的文句。在中國古代，人們常把「天文」與「地理」並論，認為天文加地理是有關自然界的全部知識。東漢思想家王充對天文、地理有相當深入的研究，他的解釋是：「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
中國先民們很早就開始描述自然。在山東莒縣大汶口出土的一個距今約四千五百年的陶器上，畫著由太陽、雲氣和山崗組成的象形文字。《尚書·堯典》中有關於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記述。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對某些地理現象已有一定的觀察和認識。
西周時召公曾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既然以「防川」來作比喻，可見人們已注意到對江河災害的防禦。《詩經》中出現山、阜、丘、陵、穴、谷、岵、岡、原、隰等十多種陸地地貌類型名稱，洲、濱、澳、沚、渚、滸、浦等多種流水地貌類型，並且注意到不同環境生長有不同植物：「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喬松，隰有游龍」。
戰國時，秦國蜀守李冰主持修築都江堰。這些水利工程的興建，離不開地形和水文知識的掌握及測量地勢高低的方法。《呂氏春秋》一書記載了兩百多年間水旱的情況，載有雨、雹、雷、霜、雪等災害共十三次。
夏商周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漢字基本成熟。地形、地物有了文字的記述和圖形的表示，地理知識得到迅速增長和積累，在地形、物候、水文、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圖和地理區劃方面已有不少成就，對人和自然的關係也有精闢的討論。
戰國以後，這些自然地理知識逐漸形成中國特有的「方輿之學」，也就是風水學，是古代學者研究「天人合一」之道作用於地球表面或地球內在系統的理論。風水學一類的書籍名目經常能看到「地理」一詞，如《地理琢玉斧》、《地理啖蔗錄》、《地理五訣》、《地理四彈子》、《地理囊金》等，此處的「地理」可看作「風水」的別稱。
由上可知，中國古代「地理」一詞和現代的「地理」概念是不同的。以現代意義上的「地理」來看，古代較早描述相關內容的書籍有《尚書·禹貢》和《山海經》等，主要探索關於地球形狀、大小和有關地球數據的測量方法，或對已知的地區和國家進行描述，這樣的書籍中並不會使用「地理」這一詞彙。
《禹貢》與《山海經》
東漢以前，已有兩部區域地理名著問世—《尚書·禹貢》和《山海經》。
我國地理學書，一般人都以《禹貢》為第一部地理學著作。《禹貢》全文僅一千多字，篇幅雖小，卻是先秦時期最富科學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賦稅、貢物、貢道等，《導山》和《導水》章記述了全國山川分布大勢，《五服》一章提出了一個以甸、侯、綏、要、荒五服為構架的理想中的大一統政治藍圖。這在現代看來，《禹貢》一書記錄了很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知識，稱得上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貢圖注·序》中說：「《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者。」
與《禹貢》大約同時的《山海經》，也包含了許多地理知識。《山海經》由《山經》（《五藏山經》）、《海經》、《大荒經》三個部分組成，以《山經》部分的地理價值最大，記載有四百多座山。《山經》以「山」為綱，先按方位分為中山經、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和東山經五大區，每一區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個個山嶽連接起來，對每一山嶽都記述位置、水系、天然動植物和礦產資源。當然，記錄並非完全準確。此外，與開「徵實一派」的《禹貢》不同，《山海經》屬「幻想一派」，豐富的地理素材附麗於神話傳說之中，多少減弱了其科學性，因而其學術價值不如《禹貢》。
《禹貢》和《山經》都是地理著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體例也不相同。到了東漢班固著《漢書》，其中有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目，即「地理志」。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傳統地理學開始形成。這個時期，中國地理學在疆域地理志、地圖、水系、域外地理和方誌等方面取得較大成就。
《漢書·地理志》
《漢書·地理志》由三部分組成，卷首收錄《禹貢》和《職分》二篇，卷末有劉向的《域分》和朱贛的《風俗》作為附錄；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為班固所作，這部分以記述疆域政區的建制為主，記載有一百多個郡（國）和郡所轄的一千五百多個縣（道、邑、侯國）的建置沿革及戶口、山川、物產和名勝等情況。為地理學著作開創了一種新的形式—疆域地理志。在地質方面，它記錄有關郡國的礦產，以及管理礦產的鐵官、銅官、金官、鹽官所在地，對主要河流、湖海也有較詳細的記載。這對研究西漢的礦產資源的開發情況有重要意義。
在《漢書·地理志》的影響下，後世同類型的著作不斷湧現，例如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共十六部。自唐代以後編修的歷代地理總志，如《元和郡縣誌》、《元豐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統志》等，都是疆域地理志性質的著作。宋代以來，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縣誌等，也都不同程度受到《漢書·地理志》的影響。
《漢書·地理志》的寫作，是在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形勢下出現的，也為統治者所需要。它的出現，對中國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一方面，它開闢了一門沿革地理研究的領域，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由於它的影響，後世地理學對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態與發展規律的探索沒有更多深入的研究，甚至完全忽視，地理學更多地偏向歷史學方面的內容，這和《漢書·地理志》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體制有一定關係。
由於歷代編修的疆域政區地理志是我國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傳統特色。如果這種傳統可以稱為體系的話，那麼古代地理學體系的形成是從《漢書·地理志》開始的。
《水經注》
約在三國時期，出現了中國第一部專記水道的著作《水經》。作者為桑欽。《水經》繼承和發展了《禹貢·導水》的記載，由《禹貢》所記三十五條河流增至一百三十七條，豐富了中國水系分布的知識，但內容僅一萬多字，記載相當簡略，缺乏系統性。北魏的酈道元為彌補前人的不足，把實地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相關記載匯集起來為《水經》作注，完成了名著《水經注》。《魏書》卷八十九說：「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除《水經注》外，酈道元的其餘著作都已亡佚。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州（今河北涿州）人。仕途坎坷，終未能盡其才。他博覽奇書，幼時曾隨父親到山東訪求水道，後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機會進行實地考察，遊歷秦嶺、淮河以北和長城以南廣大地區，考察河道溝渠，搜集有關的風土民情、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
他繼承了先賢對水重視的傳統，認為水流是「萬物無所不潤」的客體，決心為《水經》作注，將河流的記載補充增加到一千多條，對每條河流的源流、脈絡和所流經地區的地理情況及其歷史事跡，都做了較為詳盡的敘述，是當時對陸地水文知識的一次大綜合。
注中除記載水道變遷沿革外，還記載了兩岸的山陵城邑、風土人情、珍物異事。涉及的地域範圍，除了基本上以西漢王朝的疆域作為其撰寫對象外，還涉及當時不少域外地區，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島和朝鮮半島若干地區。凡北魏以上的掌故、舊聞都可以得到考證，被後世學者贊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其中一些記載至今還有參考價值。《水經注》文筆雋永，描寫生動，也可作為一部優美的山水散文匯集來欣賞。
《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是北宋科學家沈括所著的筆記體著作，內容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各個門類學科，其價值非凡，被西方學者稱為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書中的自然科學部分，總結了中國古代、特別是北宋時期的科學成就。
沈括，字存中，號夢溪丈人，北宋浙江杭州錢塘縣（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祐（一〇五六年—一〇六三年）進士，後任翰林學士。精通天文、數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氣象學、地理學、農學和醫學。神宗時參與王安石變法運動。
「夢溪」是沈括晚年歸退後，在潤州（今鎮江）卜居處「夢溪園」的園名，也是在此處沈括完成了《夢溪筆談》一書。書中有三十多個條目涉及自然地理、測量、地圖製作等。沈括以其豐富的閱歷，撰寫了有關山川、地名沿革與考辨的條目，為研究自然地理提供了寶貴史料。
在氣候方面，沈括指出：「嶺嶠微草，凌冬不凋；並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也。」道出了氣候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規律。
在自然環境變遷方面，他根據化石解釋了滄海桑田的變化，他說：「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所謂大陸者皆為濁泥所湮耳。堯殛鯀於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他的這段話對華北平原的成因做了較為精闢的論述。另外，他還認識到潮汐和月亮在時刻上的對應，強調月亮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
在製圖方面，除編修了《天下州縣圖》，他還用麵糊、木屑、熔蠟為材料製作過地形模型。
在礦物方面，他最早記述了石油的性質、用途，把當時所稱的「石液」定名為「石油」。
在地質方面，在考察了溫州雁盪山獨特地形地貌並分析其成因之後，沈括指出：「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這種「流水侵蝕作用」的認識是十分正確的。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曾撰文《北宋沈括對地學之貢獻與紀述》，高度評價《夢溪筆談》在地理學方面的重要貢獻。
《徐霞客遊記》
《徐霞客遊記》是以日記體為主的中國地理名著，世傳本有十卷、十二卷、二十卷等數種。主要按日記述作者一六一三年至一六三九年間旅行觀察所得，對地理、水文、地質、植物等現象，均做了詳細記錄，在地理學和文學上卓有成就。
徐霞客原名弘祖，字振之，別號霞客，出身於江陰。幼年好學，博覽圖經地誌。因見明末政治黑暗，專心從事旅行。二十一歲開始出遊，足跡北至燕、晉，南及雲、貴、兩廣，旅途中備嘗艱險。其觀察所得，按日記載。
徐霞客去世前托其外甥季夢良（字會明）整理原稿，季會明、王忠紉將遊記手稿編輯成書。他去世後，清軍進攻江陰時，季夢良幫助守城，全家被殺，遊記手稿大部分被焚於兵火，季會明、徐李寄收集殘存的抄本編輯成《徐霞客遊記》一書。
徐霞客的出遊大至分為兩個時期：前期北登恆山，南及閩粵，東涉普陀，西攀太華之嶺，偏重搜奇訪勝，寫下了天台山、雁盪山、黃山、廬山、嵩山、華山、五台山、恆山等名山遊記十七篇；後期的西南地區之行，則在探尋山川源流、風土文物的同時，重點考察和記述喀斯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及其發育規律。
對喀斯特地貌類型的分布和差異，《徐霞客遊記》中有詳細的考察和科學的記述。僅在廣西、貴州、雲南三省，徐霞客親自探察兩百七十多個洞穴，且有方向、高寬、深度的具體記載，並初步論述了成因。他的這些考察研究，比歐洲最早研究喀斯特地形的愛士信爾早了一百多年。徐霞客對地熱現象的詳細描述在中國也是最早的。他調查了雲南騰衝山的火山遺蹟，科學記錄與解釋了噴發出來的紅色浮石的產狀、質地或成因。
另外，徐霞客糾正了地理文獻中的一些錯誤，如否定《尚書》以來流行一千多年的「泯山導江」說，肯定了金沙江是長江上源，還正確指出河床坡度和侵蝕力成正比。植物學方面，他明確提出了地形、氣溫、風速對植物分布和開花早晚的各種影響。
徐霞客在中國古代地理學上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貢獻，特別是有關喀斯特地貌的詳細記述。經後人編輯成約六十餘萬字的《徐霞客遊記》，不但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對所到之處的人文地理情況作了不少精彩的記述。被譽為「千古奇書」。
域外地理
中國古代域外地理的知識，萌發於先秦，奠基於西漢。
西漢卓越的探險家、外交家張騫曾多次出使西域，分別到過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烏孫、安息和身毒等地，了解到今中亞（錫爾河、阿姆河、伊犁河一帶）、西亞（伊朗高原、兩河流域一帶）和南亞（印度一帶）的地理情況並寫有書面材料。《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就是根據張騫等提供的材料寫成，它們是記載中亞和西南亞最早的地理專篇，對西域各國的人口、兵力、風俗、物產、城鎮交通、水文、氣候以及相互間的距離等都有所介紹。
東漢的班超又奉命出使西域，後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至波斯灣受阻。這是中國旅行家第一次到達波斯灣頭。班超的兒子班勇繼父志出使西域，幾乎一生都在西域度過，寫有《西域記》一書。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外交通並未因國內長期的割劇局面而中斷，相反的卻由於通商貿易的發達和佛教傳播的興盛，使某些地區中外交往至為活躍，從而促進了這些地區邊疆域外地理知識的發展。
東晉時，僧人法顯於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從長安出發，西行越蔥嶺，再南下到印度，在印度居住多年，然後取道海路經師子國（今斯里蘭卡）、蘇門答臘回國。《法顯傳》描述了他所到地區的地理情況，是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亞的第一部旅行記。
唐代名僧玄奘西行求法，用了十八年的時間，歷經一百一十多個國家，行程五萬餘里。回國後按其口述編成《大唐西域記》，全面介紹了所經諸邦的面積、都城、氣候、地形、水利、物產、交通以及風俗習慣等，可謂「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另外，《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的《廣州通海夷圖》詳述了從中國到波斯灣的海上航程。
到了宋代，羅盤用於航海，海上交通貿易更為發達。宋朝與日本間航行較為頻繁，同時對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極為發達。周去非和趙汝適搜集當時地理資料分別寫成《嶺外代答》和《諸蕃志》，涉及南海、東南亞、南洋群島、南亞、西亞、非洲和西班牙等廣大地域。
元代時，耶律楚材、長春真人、常德等出征、出使或旅行於西域各地。周達觀從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淵去南洋諸島、印度洋沿岸、東非各國。這些人寫的遊記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獻。
明代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訪問了南洋諸島、印度、阿拉伯、東非等幾十個國家，船員最多時近三萬人。隨行的馬歡、費信和鞏珍記述了這七次航行的盛況和見聞。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了十九國，費信的《星槎勝覽》記載了四十國（其中親見二十二國），鞏珍的《西洋番國記》記載了二十國的風土人情。最後一次航行製作的《鄭和航海圖》，以南京為起點，最遠到達非洲東岸的蒙巴薩，圖中收入了五百多個地名。
地圖成就
中國古代地圖學是建立在平面製圖的基礎上，戰國到西晉是中國地圖學理論的形成時期。現代已發掘的這一時期的地圖，有出自河北平山縣戰國中山王墓的《兆域圖》、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中繪於木板上的戰國末期地圖，及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地形圖和駐軍圖等。
西晉時，出現了一位著名的製圖理論家裴秀。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自幼好學，知識淵博。出身官僚世家，官至司空，接觸到不少地理和地圖資料。他編制了《禹貢地域圖》和《地形方丈圖》，並總結了「製圖六體」，被譽為「中國科學製圖學之父」。
春秋戰國時期，地圖已廣泛用於戰爭和國家管理。秦漢以後損失嚴重。出於政治和軍事需要，裴秀立意製作新圖。他領導和組織編製成《禹貢地域圖》十八篇，這是中國和全世界見於文字記載的最早歷史地圖集。為便於應用，他還將一幅篇幅過大（用絹八十匹繪製）的《天下大圖》縮製成以寸為百里的《地形方丈圖》，圖上載有名山都邑，為軍政管理提供了科學依據。
裴秀在地圖學上的主要貢獻，在於他第一次明確建立了中國古代地圖的繪製理論。他根據前人的實踐，總結出繪製地圖的六項原則，即「製圖六體」：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離）、高下（地勢起伏）、方邪（傾斜角度）和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點講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離，是最主要的普遍繪圖原則；後三點是因地形起伏變化而須考慮的問題。這六項原則是中國最早的製圖理論，直到清初，都是中國製圖學者所遵循的準則。
此外，唐代的賈耽用朱墨二色分示古今地名編制的《海內華夷圖》傳世了五百年。北宋沈括編制「二寸折百里」的《天下州縣圖》二十幅，是當時最佳的全國地圖。同時還有《南北對鏡圖》、《混一圖》等地圖。元代的朱思本繪製了長寬各七尺的全國地圖《輿地圖》二卷。明代時傳入了西洋地理學，有利瑪竇、艾儒略等人的著作。清康熙年間，政府派西洋教士測繪《皇輿全覽圖》，十年而成；乾隆年間製作《乾隆內府輿圖》。上述地圖都是具有國家級分量的圖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