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學課 · 史學

吾人讀歷史而知古人之行為，辨其是非，究其成敗，法是與成者，而戒其非與敗者，此人類道德與事業所以進步也，是歷史之益也。 —蔡元培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北京大學校長 正史 從古至今，學者對歷史的研究都很重視，史的地位僅次於經。史部典籍很多，占重要地位的就是正史。所謂正史，是政府出資組織編寫的史書。每逢朝代更替，新一朝的政府就會派一批人編寫上一王朝的全史，累積到清朝，這樣的史書有二十四種，稱「二十四史」，以下是這些史書的名稱和作者： 二十四史截止到明代，共三千兩百三十九卷。清朝至滅亡，官修的正史一直未完成。民國初年設有清史館，由趙爾巽主持編修。到一九二八年編成一部未被審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錄五卷，命名「清史稿」，草草付印後不久被禁。 開明書店將柯劭忞所編撰的《新元史》加入，印製發行「二十五史」。《新元史》於一九二〇年完稿，經當時的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內容比《元史》正確詳細。 二十四史中最被重視的是《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過去的歷史愛好者們常有個說法：二十四史不必全讀，但這四史卻是必讀之書，特別是《史記》、《漢書》，文筆優美，不僅可作為史書閱讀，也可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 正史的體例，由司馬遷開創，班固繼承其總體風格，略加改動，後續的作史者便完全模仿了。 正史的所記敘的內容不一定是真實準確的，但比較全面詳細，是史學者研究歷史的重要材料。 《史記》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完備的史書。在它之前的重要史籍，如《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等，作者司馬遷大概都參考過，內容大致都相合，只有《竹書紀年》跟《史記》中的敘事多有不相符之處。《世本》內有《帝系》、《世家》、《傳》等，可看作《史記》體例的藍本。 《史記》以人物為歷史的中心，作十二「紀」敘說帝王的歷史，三十「世家」講述公侯，七十「列傳」為士庶事跡，共有一百二十篇，這些篇目是書的主要部分。其他還有《平準書》、《河渠書》、《封禪書》等八「書」記述政事，十個「年表」貫通歲月。 《漢書》體例與《史記》大體相同，只是將「書」改名「志」，如《藝文志》、《食貨志》等；將公侯們的事跡編入「列傳」，取消了「世家」的名目。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史。 《史記》包含的年代，上自黃帝堯舜，下至漢武帝；《漢書》始於漢高祖，終於王莽新朝滅亡。自《漢書》以後，所有正史都是斷代史，只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除各代分開撰史外，也有通論各代的《南史》和《北史》。《五代史》因時間短促，沒有再分。各書的內容體例，大都是仿照《漢書》形式。 讀正史最好是選讀。如果要看政治大事，可讀「帝紀」，以及相關人物的傳記部分。如果想知道上一代的典章文物，可讀「志」或「書」；如果研究經濟史，須讀《藝文志》、《經籍志》等，補充些《儒林傳》、《道學傳》一類的傳記。 編年史 編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與紀、傳、表、志等形式不同。最早的編年史本應該算是《春秋·左傳》，可因為它被稱為經，所以第一部編年史也有說法是東漢荀悅所撰寫的《漢紀》。 宋時司馬光撰寫的《資治通鑑》是最著名的編年史。這部書從戰國時期一直講到五代，涵蓋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的重要歷史事件。這本書的選材主旨是專取「有關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經驗教訓可資學習者」。鑒於它的政治參考價值，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其他的編年史書有《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九朝編年備要》、《西漢年紀》、《靖康要錄》、《兩朝綱目備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續編》等。朱熹所編的《通鑑綱目》十分著名，與《資治通鑑》並稱「兩通鑑」。明清時候的學者依據它們所編的簡單歷代史，稱為「綱鑑」，如袁了凡、王鳳洲所編的《綱鑑》、《綱鑑易知錄》等。清朝的乾隆皇帝敕撰的《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清時的畢沅編撰的《續資治通鑑》也很重要。 紀事本末 紀事本末體的史書也叫「類史」，始於宋代的袁樞所寫的《通鑑紀事本末》。這類書不以人為中心，而是以事為中心，分類編排，每篇敘述一個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發生過程，樣樣詳述，缺點是史實間缺少橫向的聯繫。宋時類似的史書還有章沖的《左傳事類始末》及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明代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清代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與《通鑑紀事本末》合稱「五紀事本末」。清代魏源專門記述清代軍事的《聖武記》、馬驌記述上古至周末史實的《繹史》，也很重要。 別史 別史是私人著述的一類史書，體例和正史相類似，如宋代鄭樵的《通志》，有本紀、世家、列傳等，和正史差不多，所以史部分類將其列入別史。 《通志》主要是敘述歷代典章文物的二十略，屬於過去史部分目中的「政書」，和《通典》、《通考》有關聯，現代將其列入文化史或制度史一類。 清代蔣良騏寫的《東華錄》，講述的是清朝天命至雍正六朝的歷史，也是別史中較為著名的，後來王先謙把它的內容擴大，續編了以後乾隆至同治等五朝的歷史，稱為「十一朝東華錄」。 《通志》一書，紀傳的內容從上古講到隋朝，禮樂政刑的內容，則講到唐代。其中列傳，全仿《史記》、《漢書》的分類形式，不以個人為標題。其分類有后妃、宗室、外戚、忠義、孝友、義行、獨行、循吏、酷吏、儒林、文苑、隱逸、宦者、遊俠、刺客、滑稽、貨殖、藝術、佞幸、列女、載記、四夷等。 《通志》二十略的名稱是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諡法、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諸略，是鄭樵獨創的門類。 清朝乾隆年間，官方仿照《通志》編撰了《續通志》和《皇朝通志》。《續通志》紀傳從唐代開始，諸略從五代開始，列傳中增加了孔氏後裔、貳臣、奸臣、叛臣、逆臣等傳，去掉了遊俠、刺客、滑稽、貨殖等門類，二十略的內容則多有增補。《皇朝通志》的二十略名稱依舊，但內容有增減。 政書 記述制度文物沿革的史書，在過去的史部分類中稱為政書。創作這種史書的是唐朝的杜佑。杜佑搜集上古至唐孝宗、代宗時代的材料，參考劉秩《政典》及《開元新禮》等書，分八類編纂，完成了《通典》一書。這八類是：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州郡、邊防。杜佑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說是見識獨到。 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旨命人撰寫《續通典》，從唐肅宗至德元年開始，到明崇禎末年，近一千年間的典章制度，編纂得簡明扼要。又編撰了一部記錄清朝制度的《皇朝通典》。兩書都仿照《通典》的篇目，只是在刑典中分出了兵典。 比《通典》更加詳備的同類著作，首推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作者在自序中說：「門分類別：曰天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勞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效《通典》的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 馬端臨的書，乾隆時也有續編。一個是《續文獻通考》，敘述宋、遼、金、元、明五代事跡，於馬書郊社、宗廟內分出群祀、群廟，擴充到二十六門，內容有比馬書詳密處。一個是《皇朝文獻通考》，記載頗詳，卷帙頗詳，卷帙與馬書差不多。 以上杜佑的《通典》、馬端臨的《通考》，鄭樵的《通志》合稱「三通」，再加上乾隆皇帝敕撰的六種續編，稱為「九通」。以前有句老話說「秀才不讀九通，還只算不通」，可知這幾部書的重要性。三通在內容上雖有重複的地方，但也各有特點。《通典》簡明扼要，《通考》詳明周密，《通志》精於考訂，注重細節。因而三種書同時流行。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術史等專史，它們都是必備資料。 稗官野史 所謂稗官野史一類，大概是指私人筆記、記述掌故軼聞，可以作為官書的一部分補充或另一種視角。比如太平天國的歷史。太平天國自身的記載完全被清政府清除，民間散落有零星筆記，保存了部分真相。前代的野史，如宋末鄭思肖的《心史》、明末的《揚州十日記》、《風倒梧桐記》等，對民眾的民族意識曾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雜史是不以中央政權為綱領的史書，體裁和正史不相類似，內容很有體系，可與正史相參證。例如《國語》敘春秋時事，是分國敘述的；《戰國策》講戰國時縱橫捭闔的活動，也是分國敘述的。這兩書是司馬遷著《史記》的重要參考書之一。 傳記是指《孔子編年》、《朱子年譜》、《名臣言行錄》那一類的書。清代李元度所著的《國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的主要人物都有，是清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其他史書，有所謂「載記」者，如《吳越春秋》、《安南志略》、《朝鮮志略》等；「史抄」者，如《兩漢博聞》、《通鑑總類》等；「職官」者，如《歷代職官表》、《百官箴》等；「時令」者，如《歲時廣記》等；「詔令奏議」者，如《兩漢詔令》、《歷代名臣奏議》等。以上所列都是次要的史料，可為研究專門史的學者提供參考。 學術史 學術史是四庫史部中沒有的類別，但有些著作體系完備，內容專一，可作為學術史來研讀，如《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等。 清朝初年，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可算是一部良好的學術史。書中對明代各學派源流、代表人物和學說內容、觀點做了系統的介紹說明，對王陽明學派的講述尤其精彩。作者對各家的不同或相反的觀點，都會站在比較客觀的角度來敘說。 此書完成以後，黃宗羲又打算寫《宋元學案》，書未完成便去世了，後經全祖望、王梓材兩次續編完成。相較而言，《宋元學案》的體例更為合理一些。每一個學案之前做了列表，詳細說明詞派師友弟子的關係。其次是各代表人物的小傳，後面就是學術觀點要義的摘編。 清朝是學術發達時期。記錄前半期學術史的著作，有江藩的《清朝漢學師承記》和《清朝宋學淵源記》。記錄整個學術發展歷史的，有梁啓超及現代學者錢穆各著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啓超還編了一本《清代學術概論》，可算作簡讀本。錢穆的學術史偏重宋學一派，敘述詳細。梁啓超的學術史相對比較全面，他對漢學家的考證工作萬分欽佩，對自己所屬的今文派敘述得尤其精彩。 史評 史評包括三類著作：史學方法論、史論、史的考證。 史學方法論，即評論作史方法的，如劉知幾的《史通》、章學誠的《文史通義》。 史論，即借史實的討論來表現作者對時事的意見，如王船山的《宋論》、《讀通鑑論》。 史的考證學，即以考證史書間記載的異同，論述各時代史實的特點，如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 史學方法論的著作，是關於史的本身的討論，是我國固有的學科，也是社會科學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史論，可以了解那些評論對象的內容，也可把它當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資料。史的考證學對了解史實及選擇閱讀的史書都有很大的幫助。 劉知幾是唐朝的史官，根據他的專門研究及工作經驗，著有《史通》，詳論作史的方法，分內外篇四十餘篇，有獨到的見解和犀利的批評。內篇開始的兩篇《六家》、《二體》，分析了唐以前史書的六種體例，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其中《左傳》和《漢書》可以為作史的標準。他認為，這六家正代表了記言、記事、編年、國別、通古紀傳、斷代紀傳的六體。他所選擇的就是編年與斷代紀傳兩體。 劉知幾認為，《春秋》雖然是按年月次序，但內容過於簡單，如同大事年表一樣。《史記》和《漢書》雖然同是紀傳體，但《史記》是通史，對秦以前的歷史記述不詳，同時它所依據的經、子、史的古書多流傳於世，所以《史記》不太完備，條理性不強，又和其他的書多有重複，不如斷代史的《漢書》完善。 劉知幾提倡斷代史，這是他站在史官的立場上得出的結論。歷朝官修史書，都覺得斷代史更為方便，內容詳細完備又不至於重複。劉知幾主張要記載事實的真相，不贊同因個人褒貶而歪曲事實的春秋筆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對《論語》、《孟子》等諸子書都認為不甚可靠。 章學誠曾過著游幕生活，修過地方志。他的《文史通義》分內外篇。內篇兼論文史及一般的學術，外篇專論方誌。他的論史觀點可歸納為四點：第一，六經皆史。第二，史家分記注和撰述兩種。記注是搜集並保存史料的，撰述是史書的著作。第三，通史一體，足以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如《史記》及鄭樵的《通志》。第四，史學須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編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國史書自《春秋》起，就有以史為鑑的立意。朱熹的《通鑑綱目》把三國時的劉備作正統，也是一樣的道理。而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王鳴盛等都主張照事直書，不加褒貶，這可說是科學的治史態度。 歷史哲學 漢朝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是歷史哲學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極經世》。董仲舒是用陰陽五行之說來解釋整個宇宙的，他把陰陽五行的理論應用到歷史的變化上，就創立了三統循環的學說。 董仲舒認為，世運有黑統、白統、赤統，循環交遞，周而復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統的象徵，繼周的統治者應該為黑統。歷代帝王創建新朝，都須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變，這和三統論有關聯。 邵雍的《皇極經世》，說天地之終始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三十運，一運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這樣算來，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終，天地壞滅，此後就是一番新天地，重新開闢。這樣的推算，結合六十四卦，就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的數目推算出來的。他又說現在的世界，正如已開的花朵，雖然正盛放，卻已顯出衰機。所以他認為堯舜時代是黃金時代，此後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清末的康有為根據《公羊傳》春秋三世之說而提倡進化觀，認為世界由據亂世進到昇平世，再到太平世。 新史學 新史學受外來影響而發生，強烈地衝擊了傳統歷史觀念。 著作中，新史家認為，過去史書是寫給帝王或貴族等少數人看的。現在應以全民為讀者對象。過去史書是為死人而作的，如帝王紀傳、私家墓誌家傳等都是頌揚死人功德，現在應為生人而作。過去為警戒後世，往往記錄失真，現在應以客觀記述為主。 同時，史的範圍應以收縮為擴張。過去史外無學，天文、曆法、官制、刑法……史書里無所不包，後來專門研究發展，漸漸成為獨立學科，因而歷史範圍應當縮小。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從《漢書》一直到《明史》，總不厭其煩地記載那些星座運行，這些都屬於天文學的範疇，史書不應容納。史書所應記載的是天文學史，比如何時發現中星，何時發明歲差，關於恆星、行星的辨別，蓋天、渾天的爭論都有哪些觀點發展，等等，這是天文史應該記載的。如此，歷史書既可以把各科學術還給那些學術本身，同時又記載了每種學術及一切文化事業的發展歷程，因而這收縮也是擴張。 新史家們還認為，過去史書無論是編年體還是紀傳體，大體都是片斷性地記錄，或缺乏同一時間發生事件的聯繫，或沒有前因後續的發展聯繫。史家缺乏創新意識，現在應大膽進步突破。過去注重人名、地名的記載，偏重政治或影響格局的大事變，現在應關注一般人物、事物的變遷歷史。 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可作為新史學的代表。他的史觀有些方面雖不免舊俗，但治史方法確是科學的，可說是新史學的開路者。 在新史學者們的努力下，在清末民初，史學的工作獲得了初步的業績。 史料方面。刪除過去帝王起居注一類的史料，另外發現許多新的史料。 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發掘。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等都有研究報告。如王國維的《殷墟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證實了《世本》和《史記》中殷商帝王譜系的真實性。 西域考古的發現。羅振玉曾據此編成《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及《鳴沙石室佚古續編》。 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首先是羅振玉在京城的市場中發現。一批檔案已當成廢紙賣掉，將運往造紙廠化作紙漿。羅振玉重金收買，編《史料叢刊》十冊。另一批還沒賣掉的被當時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整理，編成三集《明清史料》。 各民族文字的發現。中國歷史上的一些民族文字已經泯滅，現在的人已經不能通曉。如遼、金、西夏文，隨著北方各處石刻及地下發掘，逐漸被發現，還有西北各地的佉盧文、回鶻文、粟特文等。有關西南邊疆民族的文字，有丁文江整理編輯的《爨文考釋》一書。 研究工具的豐富。如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解剖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等科學，都為史料的鑑別提供了便利。 史學著作的突破。五四運動以後，以疑古精神為中心的國故整理運動，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盡了一種開闢道路的職責。 歷史是最艱難的學問，各種學科的知識它全部需要。因為歷史是記載人類社會過去的活動的，而人類社會的活動無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裡看得到戲劇！ —顧頡剛 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曾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部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