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學課 · 經學

「經」是什麼？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學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國故的史料。 —錢玄同 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 五經、十三經、四書 漢朝人尊崇儒家古典著作，稱為經書。「經」原意是線，所謂經書就是線裝書。在古代，有什麼事情需要記下來，就刻寫在竹簡上。事情多了，積累的竹簡也多了，就把這些竹簡用線編連起來。這些線就稱為「經」。可見，「經」最初不過是當時記載片數較多而又常翻閱的竹簡書，並無深意。 人們首先在《莊子》中發現了「六經」的說法，即《詩經》、《書經》、《禮經》、《樂經》、《春秋》、《易經》這六經，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這六類圖書稱為「六藝」。但因《樂經》失傳，只留存一篇《樂記》，就把它併入《禮經》，成了「五經」。 到了唐朝，《春秋》被分成《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禮經》也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種，便有了「三傳」、「三禮」的說法，加上《易經》、《書經》、《詩經》，稱為「九經」。再到宋朝，又加上了《爾雅》、《孝經》、《論語》、《孟子》四種，就有了「十三經」的說法。 十三經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原典，它反映了中國先民對人類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如自然、社會、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創性，後世許多思想都可以從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華民族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維方式。 宋時的儒學大家朱熹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各刊印成單本書，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給這四本書作了詳細的注釋，被奉為儒家古籍的菁華。科舉考試就依據「四書」出題，同時這四書也就成為古代讀書人的必讀書目了。 《詩經》 《詩經》是一部樂歌集，分風、雅、頌三部分。風大部分是民歌，分十五國，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〇五篇，以敘事詩為主。頌分《周頌》、《魯頌》、《商頌》，共四十篇，多為敘事詩和祀神歌，總計三百〇五篇。相傳，詩原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刪削才成今天流傳的篇數。 漢代流傳的《詩經》有四家：齊國的轅固、魯國的申培、燕國的韓嬰、趙國的毛萇。或取國名、或取姓氏，簡稱為齊、魯、韓、毛四家。他們傳授、解釋的詩經稱為齊、魯、韓、毛四家詩。後來，其他三家都失傳了，只有毛詩流傳下來，我們現在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脈，所謂大毛公傳授的。《詩經》附有「詩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詩的前面，說明詩的大意，「大序」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總論全書。序的作者沒有定論。 這些詩的來源一般認為是定期採集而來。在古代，有采詩的官職，每年八月週遊各地，採錄歌謠，上呈天子；天子巡狩各國時，命太師上奏當地歌謠，以了解當地民情。採集的區域以黃河為中心，十五國風主要反映的是今天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幾省的風情，所以《詩經》可以算是北方文學，有個別的詩，如《周南》、《召南》，有著江漢一帶的背景。 詩的修辭方法有賦、比、興三種。賦是直接敘述，比是完全譬喻，興是先說背景而後再敘述。 詩的風、雅、頌三種題材分類，加上賦、比、興三種修辭方法，被稱為詩的「六義」。 《詩經》是一部可靠的古書，不但有文學價值，同時也有史料價值，比如《商頌·玄鳥》篇，講述了帝嚳的次妃簡狄吞鳥卵而生契的傳說，契是商的始祖；《大雅·生民》篇，講述了帝嚳的正妃姜嫄踩到上帝的腳印後，懷孕生下后稷，后稷是周的始祖，反映了遠古社會的情形。《豳風·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莆田》、《大田》諸篇，表現了周代農業的興盛。到平王東遷以後，社會動盪，矛盾逐漸尖銳，則出現了抒寫抑鬱憤慨情感的詩篇，如《邶風·北門》、《王風·黍稷》、《秦風·黃鳥》，《小雅》的《節南山》、《正月繁霜》，《大雅》的《板》、《盪》、《桑柔》、《雲漢》等篇，都是怨天尤人的口氣。《小雅》中的《何草不黃》、《北山》、《出車》、《採薇》、《黃鳥》，《魏風》的《葛履》、《伐檀》、《碩鼠》等篇，揭露了人民生活的困苦與社會的不安。 《書經》 《書經》即《尚書》，「尚者，上也」，有人認為是「上古的書」的意思。在作為歷史典籍的同時，向來被文學史家稱為我國最早的散文總集，是和《詩經》並列的一個文體類別。但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標準來看，絕大部分應屬於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準確地講，它應是一部體例比較完備的公文總集。 《尚書》現代通行的版本包括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一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堯典》、《禹貢》、《盤庚》等三十三篇，稱「今文尚書」，同時也是「古文尚書」。其餘都是「偽古文」。 這個「今文」、「古文」有什麼區別呢？ 漢朝初年，經學家伏生傳授《尚書》二十九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稱「今文尚書」。到了漢武帝末年，從孔子居所的牆壁中發現了一部用古體字寫的《尚書》十六篇，稱「古文尚書」，但沒過多久又失傳了。 東晉時，一個叫梅賾的人向皇帝獻上了一部二十五篇的「古文尚書」，後附一篇《尚書傳》，據說是孔子十一代孫孔安國所作，大家都認為古書失而復得了。後來清代著名的學者閻若璩等人考證，斷定這部書是偽造的。現在通行的尚書是今古文合編的，篇數也有分有合。 《尚書》講了很多歷史，上自堯舜，下至秦穆公。其中歷史年代最為久遠的《堯典》、《舜典》、《皋陶謨》、《禹貢》等篇，以前的人認為是夏朝時代的人所寫，近代學者已證實是儒家學派的人模仿古文所編寫，創作時代大約在周代。雖然是偽作，但時代比較早，依據的傳說真實性更強一些，比東晉人的偽作更有價值。 《尚書》的篇名，多用典、謨、訓、誥等字，文章類似於現在的宣言、布告、演講集、會議錄等，所以被稱為記言之史，其中有《洪範》一篇，反映了原始的哲學思想，以水、火、金、木、土這五行為世界萬有的基本元素。 水是向下滋養萬物，火是向上燃燒，木的性能可彎可直，金屬的性質可以通過熔化來改變最初形狀，土的作用是耕種莊稼。水向下滋潤代表鹹味，火向上燃燒代表苦味，木可彎可直代表酸味，金銷熔變形代表辣味，土耕種五穀代表甜味。 另外文章中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極等關於政治的原理原則： 敬用五事：一曰貌，即態度恭謹，形貌就嚴肅；二曰言，說話要和順，辦事就順利；三曰視，認識要清晰，就能辨別是非；四曰聽，聽事要聰敏，謀事就能成功；五曰思，思慮要通達，思慮通達就能聖明。 農用八政：管理民食、管理財貨，管理祭祀，管理建築，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賓客，治理軍務。 協用五紀：要和歲、月、日、星辰、歷數協調一致。 建用皇極：樹立皇極的威信，並建立遴選官員和賞罰的標準。 義用三德：治理眾民要以「正直」為本，同時在必要時又要剛柔並用，或者以剛制勝，或者以柔制勝。 明用稽疑：通過龜卜和誣占以探詢上天的旨意，同時，參照卿士、眾民和自己的意見做出判斷和決定。 念用庶征：通過雨、晴、暖、寒、風等的氣候變化以判斷年景和收成。 饗用五福：通過壽、富、康寧、好德、善終等「五福」勸導人們向善。 威用六極：通過夭折、多病、憂愁、貧窮、醜惡、懦弱等「六極」警戒和阻止人們從惡。 五行與這些原則通稱「九疇」，頗為儒家所重視。 《禮經》 《禮經》在唐朝時被拆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部書，現在五經中所說的禮經，指的是《禮記》。在古代，所謂「《禮經》十七篇」指的是《儀禮》，它是孔子門徒附在《禮經》後面的筆記。 《儀禮》原來有兩種本子，一種是漢代高堂生所傳的今文儀禮，一種是從孔家宅壁中得到的古文儀禮。東漢的鄭玄將它們合二為一，成為現在流傳的《儀禮》。 《儀禮》簡單說來就是各種各樣儀式的禮儀，內容包括冠、婚、喪、祭、朝、聘、燕享等典禮的詳細儀式，讀了之後能了解到古代貴族們的繁文縟節，可以想見古代宮室、舟車、服飾、飲食等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宗教信仰、親族制度、政治組織、外交方式，等等。 《周禮》是漢朝初年河間獻王從民間抄來獻給朝廷的。篇目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劃分，缺冬官一篇，有人就找了一篇《考工記》來補上。後來劉向的兒子劉歆校理群書，將這部書編入經籍，稱為「周官經」。從《周禮》的內容看，大約是戰國時的人根據戰國前的行政制度寫成。 《周禮》是儒家推崇的理想官員制度，也包含了古代事實上的制度。所謂的六官是： 天官冢宰掌邦治。冢宰即太宰、丞相，統領百官。相當於國務院的總理。 地方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相當於教育部兼財政部。 春官宗伯掌邦禮，洽神人，和上下。這是一個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設一個大官來辦理。 夏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相當於陸軍部。 秋官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相當於司法部。 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相當於農工部。 《禮記》里的《王制》一篇，也講官制，和《周禮》大致相同。我國歷代官制，多半以此為依據。比如清朝政府的吏（民政）、戶（財政）、禮（祭祀和科舉）、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禮記》大部分內容還是規範風俗禮制方面，如《內則》篇專門規範婦女的行為，《少儀》篇規範青年人的行為。《禮記》中有一些精彩的文章，如討論教育問題的《學記》，討論音樂的《樂記》，討論個人修養的《儒行》，討論治國的《禮運》。 現在《禮記》也叫「戴記」、「小戴禮」，原本也是河間獻王抄來獻給朝廷的。後來受命典校古籍的經學家劉向又發現幾種，合編起來共兩百一十四篇，信都王劉囂的太傅戴德做了刪節工作，整理成八十五篇，這就是《大戴記》。現存的《大戴記》只有殘本，沒有列入十三經。他的侄子戴聖又刪為四十篇，這就是《小戴記》，在此基礎上，東漢儒學家馬融又增編了幾篇進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禮記》。四書中的《大學》、《中庸》都是《禮記》中的文章。 相傳《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所作，文辭簡約，內涵深刻，主要概括總結了先秦儒家道德修養理論，以及關於道德修養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對儒家政治哲學也有系統的論述，對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業等均有啟迪意義。所謂「大學」，就是治國安邦的學問，後人將《大學》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三綱領」和「八條目」。 「三綱領」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是「大學之道」的總綱，意思就是，做治國安邦這種大學問的方法在於，提倡和發揚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廣泛地親近民眾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為奮鬥目標。 「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有關道德修養的具體方法，是一步步實現「三綱領」的具體步驟：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於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國家；要治理好國家的人，要先整頓好自己的家；要整頓好家的人，要先進行自我修養；要進行自我修養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養；自我修養完善了，才能讓家庭整頓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國家安定繁榮；推而廣之，達到天下平定。 如果說《大學》是指導人實現政治理想的啟蒙書，那麼《中庸》便是指導人實現完美修養的啟蒙書。其主旨在於通過自我教育，達到「至誠」的境界。《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現在「中庸」和「誠」這兩個範疇上。 何謂「中庸」？「中庸」並不是「中立、平庸」，而是「執中、中和」的意思，所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在一個人還沒有表現出喜怒哀樂時的平靜情緒為「中」，表現出情緒之後經過調整而符合常理為「和」。 「誠」是充分表達個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來是誠的，若能依著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發展天性的誠，便是「教」，便是「誠之」的工夫。 宋朝以後，《中庸》逐漸成為儒家學者的研讀重點，很多儒學、理學的概念和命題都出自《中庸》。許多思想家也都堅持「中庸」的信條，開始用「中庸」的方法論思考問題。 在儒家思想體系里，政治和倫理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但是，從論述的角度出發，兩者卻有不同的著重點。《大學》比較通俗平易，強調各種倫理規範對於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意義，實踐性很強；《中庸》比較高深微妙，把這些倫理規範提升到了天人關係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強。 《易經》 《易經》，也稱「易」或「周易」，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國古代帝王之學，人們常用它來預測未來、反映當前、決策國家大事。一直以來，各朝各代都有人研究《易經》，許多政治家、軍事家、商人更將其奉為一生必讀之書。 關於「周易」的說法，東漢經學大師鄭玄認為，「周」就是「周普」的意思，即無所不備，周而復始；而唐代大學士孔穎達則認為「周」只是一個地名，是周朝的代稱。 對「易」的解釋更是眾說紛紜。東漢經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易」是因蜥蜴而得名，只是一個象形字，是蜥蜴的俗稱「變色龍」的引申義。 而現代哲學家胡適則認為，「易」是變易、變化的意思，天地萬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是時時刻刻變化的。他還舉了個例子：孔子在江邊看到滾滾不絕的江水，不覺嘆了一口氣說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者」便是「過去種種」。天地萬物，都像這滔滔河水，才到了現在，便早又成了過去，這便是「易」字的含義。 以上種種說法，一直未有定論。但《易經》中涉及的諸多占卜知識，以及對事物變化規律的描述，早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精髓和自然哲學的依據。八卦，就是從《易經》而來。 《易經》中說：「易有太極，始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兩儀，即陰陽；八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傳說八卦是上古時期伏羲所畫，象徵自然世界的八種物象，後來周文王將八個單卦兩兩相疊，又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因此《史記》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記載。 《易經》以六十四卦的次序編排，從乾卦開始，到未濟卦結束。書後附有《系詞》、《說卦》、《序卦》、《雜卦》幾種總的說明文字。每一卦都有符號表示，陽爻「—」與陰爻「— —」是卦的基本符號，如同電腦的1和0這兩種信號，通過各種排列組合，就能構成世界上我們所要表達的一切信息。 陽爻與陰爻的配合方法，第一步是三爻為一組，生成乾、坎、艮、震、巽、離、兌這八卦。第二步，是將這八卦，每兩卦為一組，生成乾、訟等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個總的解說，稱為「卦辭」，每一爻有個解說，稱為「爻辭」。另外，每一卦還附有「彖辭」、「象辭」兩種解說文字，乾、坤兩卦多出一種解說，稱為「文言」。《卦辭》、《爻辭》屬於「經」，其餘文字都屬於「傳」的範疇。傳本意是指比經短一些的書本。現在「傳」通常是指對經義作解讀的補充文字。《易傳》共有七種，包括《彖》上下篇、《象》上下篇、《繫辭》上下篇、《文言》、《說卦》、《序卦》和《雜卦》。自漢代起，它們又被稱為「十翼」。 簡單來說，《易經》中包含的哲學道理，就是「簡易」、「變易」、「不易」這三種意義。 《易經》認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有個規律，不外乎始、中、終三種狀態的相互轉換，因而能夠以簡馭繁，這就是「簡易」。萬事萬物時時刻刻都在變化流轉中，正如它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小往大來，大往小來」、「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不同的卦象，不同的爻，表示著各種吉凶消長的複雜關係，這就是「變易」。而從另一面來看，一切的變化又都是在一個不變的範圍中循環往復，所以它又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未有什麼進化，這就是「不易」。 《易經》的文字和思想結構都相當的完整，人們從中得到的啟示，對我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春秋》 《春秋》是魯國史書，孔子做了修改，在記載的文字中暗寓褒貶，就像現在編報紙的新聞標題一樣。孟子非常肯定和讚賞它的宣傳作用，認為「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的編寫結構類似於現在的年表，按年月順序做記載，因此它也成為後世編年史的開端。 《春秋》記載的史實，始於魯隱公，終於魯哀公，其間經過十二位君主，共兩百四十二年。為《春秋》作傳的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三個比較起來，《左傳》記載的史事更詳細，《公羊傳》、《穀梁傳》專注於解釋經文文字暗含的微言大義。現在常見的五經中的《春秋》，只附有《左傳》。左丘明還著有《國語》一書，也是記述當時的歷史事件，人稱「春秋外傳」。 《論語》 《論語》成書於戰國初期，是孔子日常語錄及日常生活的記錄，他與弟子的談話也摻雜其中。內容涉及道德修養、政治學術等方面，言簡而義深遠。據說當時弟子們各有各的記錄，孔子去世後，弟子們相互討論編輯而成，所以命名為「論語」。《論語》分三種：古論語，從孔家宅壁內找出，有二十一篇。《齊論語》，齊國人所傳，有二十二篇。《魯論語》，魯國人所傳，也是現在通行的《論語》所依據的本子，有二十篇。 孔子是《論語》描述的核心，不僅有關於他個性氣質的傳神描寫，對於他身邊的弟子也有形象的刻畫。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給人以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 孔子的思想，集中體現在《論語》中，主要特徵有：第一，不信神怪，不談宇宙本體，專講人事；第二，政治上放棄上古的天道思想，主張人治；第三，以倫理思想為中心，而延伸到其他方面；第四，主張溫和的改革方式，偏向於折中主義。 《孝經》 《孝經》分《開宗明義》等十八章，古代時認為是孔子所作，南宋學者王應麟認為是曾子就孝的問題請教孔子，回去說給眾弟子聽，由弟子們的筆記整理而成。 《孝經》也有今文、古文的分別。秦朝時焚書坑儒，河間有個叫顏芝的人偷偷把《孝經》藏起來，到了漢代提倡搜集書本時，他的兒子顏貞把書獻了出來，有十八篇。這是今文《孝經》。從孔家牆壁內找出的是古文《孝經》，有二十二篇，到南朝梁時就失傳了。現在《十三經註疏》里收錄的《孝經》是今文，為唐玄宗所注。市面上流通的單行本《孝經》，多是宋代的朱熹所編定的，將玄宗所定的本子顛倒排列而成。 《孝經》以孝為中心，比較集中地闡述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諸德之本，認為「人之行，莫大於孝」，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同時將孝與忠聯繫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並把「孝」的社會作用推而廣之，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它主張把「孝」貫串於人的一切行為之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孝之終。《孝經》還根據不同人的身份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 在中國漫長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孝經》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範將來」的經典，對傳播和維護社會倫理、社會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爾雅》 《爾雅》是解釋字義的書，是一本獨立的詞典，在中國語言學史和詞書史上都占有顯著地位。它匯總、解釋了先秦古籍中的許多古詞古義，成為儒生們讀經、通經的重要工具書。人們藉助於這部詞典的幫助，可以閱讀古籍，進行古代詞彙的研究，因而被認為是中國訓詁的開山之作。 《爾雅》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但未註明作者。後人大都認為是秦漢時人所作，經過代代相傳，各有增益，在西漢時被整理加工而成。原有二十篇，現存十九篇。其內容可以分為六大類： 第一類，專門解釋字詞的意義：《釋詁》、《釋言》、《釋訓》； 第二類，解釋人事和生活用器的名稱：《釋親》、《釋宮》、《釋器》、《釋樂》； 第三類，解釋有關天文的知識：《釋天》； 第四類，解釋有關地理的知識：《釋地》、《釋丘》、《釋山》、《釋水》； 第五類，解釋有關動物的知識：《釋鳥》、《釋獸》、《釋畜》、《釋蟲》、《釋魚》； 第六類，解釋有關植物的知識：《釋草》、《釋木》。 《爾雅》按意義分類編排的體例和多種釋詞方法，對後代詞書、類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人模仿《爾雅》，寫作了一系列以「雅」為書名的詞書，如《小爾雅》、《廣雅》、《埤雅》、《駢雅》、《通雅》、《別雅》等等，而研究雅書又成為一門學問，被稱為「雅學」。 從漢唐到清代，為《爾雅》作注的人很多。現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是晉代郭璞的《爾雅注》。郭璞歷時十八年研究和註解《爾雅》，以當時通行的方言名稱，解釋了古老的動、植物名稱，並為它注音、作圖，使《爾雅》成為歷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參考書。《十三經註疏》中的《爾雅註疏》採用的是郭璞的《爾雅注》和北宋邢昺的《爾雅疏》。清人研究《爾雅》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邵晉涵的《爾雅正義》和郝懿行的《爾雅義疏》。今人注有徐朝華的《爾雅今注》。 《孟子》 《孟子》是戰國時鄒人孟軻和弟子萬章等共同編撰的作品，有七篇。記錄了孟子與其他諸家思想的爭辯，對弟子的言傳身教，遊說諸侯等內容，他提出的性善論、仁義說、養氣說、先天良心說等，是宋明理學重要的依據之一。 孟子認為現實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後的標準，便是天。天表現於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夠修養，便能知天，達致天人合一。 他的性善論主要發揮了孔子「仁」的觀念，認為善是人的基本自覺，這種自覺是表現於惻隱、羞惡、辭讓及是非四端。這「四端」是內在於自覺心的，屬於人的本質，即所謂人的「性」。人之性，必有異於禽獸之處，這種異於禽獸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於受私慾蒙蔽。因此，人應放棄私利，以達到社會的公義，目的是建立良好的個人道德觀。 必須依靠修養及發揮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擴充存於內心的「四端」，孟子稱為「盡性」。盡性的修養，培養出浩然之氣，使人成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統氣」，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經的傳授 秦始皇吞併六國之後，為保存和傳習詩書，設置博士官一職，禁止民間私自講學，後來因博士淳于越因議論政事觸犯了皇帝，丞相李斯主張燒毀百家書，得到秦始皇的支持，次年坑殺了四百多儒生。皇帝的暴政最終導致民間起義。 為響應陳勝、吳廣的起義，魯國的儒生帶著孔氏的禮器前往參加。漢高祖劉邦起兵時還看不起儒生，用儒生的帽子當尿壺，等平定天下後方才意識到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於是展開盛大的儀式祭祀孔子，用秦時的博士叔孫通、張蒼厘定法制。漢惠帝延續了他的作風，廢除民間不准藏書的禁令。文景二帝時，效仿秦朝設置了博士。到了漢武帝時，罷黜百家，推崇六經。設置了完備的五經博士，以博學經文為選拔人才的標準，於是學習經典成為做官的捷徑。漢朝看到秦的統治因嚴酷法治而失敗，就一反秦的制度，推崇儒家的德治來拉攏人心，這就是以利祿來提倡經學的開端。 西漢官學中，今文學派占主導地位，有所謂十四博士：《易經》有施讎、孟喜、梁邱賀、京房；《尚書》有歐陽高、夏侯勝、夏侯建；《詩經》有申公培、轅固生、韓嬰；《禮》有戴德、戴勝；《春秋·公羊傳》有嚴彭祖、顏安樂。 西漢末年，古文經傳陸續出現，古文學派因而產生。劉歆子承父業勘校藏書，將費直的《易》、孔安國的《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周禮》等古文經傳詳加研究整理，古文經學由此獲得發展的基礎。古文經學沒有像今文經學那樣成為官學，僅在民間流行，但在服虔、馬融、許慎、鄭玄等大師的努力下，勢力逐漸強盛起來。這些大師兼通今古文經，像鄭玄作《毛詩箋》，注《周禮》、《儀禮》、《禮記》，可以說集經學之大成。除鄭玄的著作外，流傳到今天的古文派著作，還有許慎的《說文解字》、《五經異義》。 古、今文學派之爭 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從西漢末年一直延續到東漢末年，兩百餘年間，發生過四次大的鬥爭，表面上看是為了爭官學的地位，或者是為了爭書籍的真偽。清朝後半期也發生了同樣的鬥爭。比較兩派的爭論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今文學派尊孔子為受天命的素王（實至名歸而未得其位的王），古文學派尊孔子為先師。 今文學派認為孔子的貢獻是為托古改制，古文學派認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學家。 今文學派認為六經是孔子的著作，古文學派認為六經是古代的史料。 今文學派以《春秋·公羊傳》為主要依據，古文學派以《周禮》為主要憑證。 今文學派認為古文經傳是劉歆偽造的東西，古文學派說今文經傳是秦始皇焚書後的殘餘，非全貌。 今文學派相信緯書，認為是孔子著作更深層次的解讀，古文學派認為緯書都是扯淡。 由上述幾點的比較可見，兩派不但所依據的經傳版本不同，而且治學態度也相反。今文學派雖認為古文經是偽書，但其本身所根據的經也未必是真，特別是對經的解讀，傾向於主觀臆斷和迷信。古文學派的態度相對比較客觀，重視歷史的根據。 今文經學與讖緯 董仲舒是今文經學的領袖人物。他研究《春秋·公羊傳》，應用陰陽五行讖緯的學說來解釋儒家經典，使儒學宗教化，成為封建專制政治的思想基礎。他在著作《春秋繁露》中構建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從宇宙到社會到個人，一切以陰陽五行為基礎。陰陽變化而形成四時，五行則是變化所依據的時空構架，這種變化是循環運轉，因而「天不變，道亦不變」。同時天象與人事相通，發生災難是上天對統治者的一種警告。人類歷史也如同天運循環，有所謂黑、白、赤三統的互相交替。又因為「天道任陽不任陰」，陽尊而陰卑，所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今文學家應用的讖緯之說是什麼呢？ 讖是秦漢時期巫師、方士編造的所謂神的啟示，向人們昭示吉凶的隱語。秦末年，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就是利用讖語製造了「大楚興，陳勝王」等天賜的預言。後來民間發展成在廟宇或道觀里求神問卜，漸漸簡化為求籤。 緯是漢代附會儒家經義衍生出的一類書。因為經文是不能隨意改動的，為了把儒學神學化，就假託神意來解釋經典，把它們說成神的啟示。如託名孔子假造的緯書，有《易緯》、《詩緯》、《書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七種。同時又有讖書，如《河圖》、《洛書》一類的東西，有圖有文字。為了顯示它的神秘性，又特別做了些裝飾，如王莽的《金匱書》和劉秀的《赤伏符》；或染成特殊的顏色，如《河圖》、《洛書》被染成綠色，所以又稱符命或符籙。 漢朝是讖緯之學最興盛的時期，特別是西漢末年及東漢末年。王莽稱帝就是利用讖語製造輿論，製作了「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石碑。之後漢光武帝也利用《赤伏符》即位，此後宣布圖讖於天下，使之合法化。漢章帝還主持召開了一次全國經學討論大會，即白虎觀會議，會議記錄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也稱《白虎通義》），以法令形式將讖緯之學定形，提升至與正統經書同等地位。 讖緯之學依託陰陽五行學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流行一時，對東漢政治、社會生活與思想學術均產生過十分重大的影響，在東漢被稱為內學，尊為秘經。而原本的經典反被稱為外學。 讖緯之學的內容很龐雜，諸如：天人感應—星象可以預測吉凶；報應說—人行善或行惡會影響到壽命的長短；神仙—崑崙山上有神仙存在，西王母是指引修行的神仙；黃帝是北斗之神；孔子是「黑龍」之種……在這類書中，大學者孔子竟變成了天神。後來的古文運動就是為反對這一形勢而起的。 由於讖緯本是人為製作的，容易被人利用來散布改朝換代的政治預言，統治者逐漸認識到其中的危險，加之魏晉以後玄學興起，對儒家傳統經學有了全新的解釋，於是宣揚宿命論的讖緯之書漸遭毀禁；隋煬帝正式禁毀之後，讖緯之書大量散失。至宋歐陽修《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札子》後，讖緯學說更是式微，其書籍文獻多散失不傳。 讖緯充斥著神學迷信色彩，註定不能與儒家經典長期並行，但其中並非全是荒誕的東西，也包含有許多天文、歷數、地理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學知識。此外，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作為兩千年中國君主專制社會的最高倫理規範，其最初的確切表達就是《白虎通義》從禮緯《含文嘉》中引來的。 漢以後的經學 自漢至清，支配我國思想界的主流，是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兩漢經學在這期間等於中斷，這時期比較可注意的有幾點：今文經學的首先衰落；南北學的分化；隋唐義疏之學的興起；宋明理學的影響。 漢魏時期，鄭玄、王肅表面上綜合了今古文經，采兩家之長，實際上支持古文經學，晉朝發生永嘉之亂，今文經傳大部分散失，今文經學就此衰落下來，古文經學地位日漸上升。在魏晉崇尚玄學清談的氛圍中，王弼注《易經》，何晏注《論語》，雖然受了一定的道家思想的影響，總體上還是漢學的基礎。 南北朝時，經學有了分歧點，最顯著的就是南方尊崇鄭玄的易注、杜預的左傳注，北方尊崇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傳注。 南北朝至隋唐時，產生了義疏學。義疏就是在漢儒經注的基礎上再加以解讀，所謂註解的註解。兩者合在一起叫註疏。注一類的解讀包括傳、記、箋、注、詁訓、解詁、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類的解讀包括義疏和正義。它們的體例原則是：注不破經，經不破注。如果注過於晦澀難理解，疏要引出原文再加以說明。不過後來清人有些疏也糾正注的謬誤。 義疏之學盛於唐，唐初孔穎達、賈公彥作五經註疏，成為當時政府規定的標準經學教材。唐以科舉取士，違反孔、賈義疏的就不錄取。孔穎達所採納的經注以南學為主，將北學合併到南學裡面，於是王弼、服虔著作的散失，而唐的義疏開始盛行於世。 宋儒講經，不重視古注，各自發明義理學，依據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分成了三派。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一派，主要使用歸納法；以陸九淵、楊簡為代表的一派用演繹法；另一派是以葉適、陳傅良為代表的批評派，號稱浙學，不空談性理，非常注重實務，其中又分為金華派（呂東萊為代表）、永嘉派（陳傅良為代表）和永康派（陳同甫為代表）。宋儒理學雖依據經書來確立各自的學說，實際都自成一派。 在元明時期，因朱熹的學說受到朝廷青睞，取得正統地位，陸九淵的學說得到王陽明的發揚光大，也為當時的學者所信仰。他們兩派都借著經學講理學，並不以經典為主，專門空談，經學因而衰落。到了清代，儒家學者為矯時弊而反對理學，提倡樸學，學術風氣由此大變。 清代的經學 清代經學的思潮可分為三個時段：啟蒙期、全盛期、沒落期。 啟蒙期的特點是針對明末理學尚空談的弊端，主張匡救時艱的實學，但仍未能擺脫理學的窠臼，特別是認為只有博學經典才能救時弊。顧炎武是清學的開創者，他研究當時郡國的利弊，對解決實際問題做出了貢獻，同時為考證學打下了基礎。其他考證學的名家還有胡渭、閻若璩。重苦行實踐的有顏元、李塨。以史學為依據注重時事研究的，有黃宗羲、萬斯同。 全盛期的特點是不再攻擊理學，也不再繼承它，放棄通經致用的觀點，完全脫離實際只做書本文字的考證，單純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經學。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號稱漢學正統派，其中戴震的觀念較為突出。 沒落期的特點是正統派日漸沒落，僅有俞樾、孫詒讓等幾位學者堅守陣地。今文學派的康有為等人，因晚清時局動盪，想借用經學作為改良時政的武器，於是著《新學偽經考》，企圖抹殺古文經傳，以《公羊傳》的內容為憑據創「孔子托古改制」說，又著《大同書》表明自己的理想。雖有著良好的意願，但治學態度太過主觀，對經學的發展未有實際的促進作用。 在這三個時期中所湧現出來的學派主要有四個：浙東學派—黃宗羲創立，萬斯同、毛奇齡等繼承；東吳學派—源自吳江惠氏祖孫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棟，繼承者有餘蕭客、江聲、錢大昕、王鳴盛等；皖南學派—創自婺源的江永，其弟子戴震將其發揚光大，繼成者有胡培翬、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常州學派—始於武進的莊存與，繼承者有劉逢祿、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等。 東吳學派和皖南學派，是全盛時期的考證學派。東吳學派完全據守漢人的學說，沒有創新。皖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治學方法立足於「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所謂樸學，應是以皖南學派為中堅力量。 清代的樸學在東漢古文經學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其極盛時期，種種專門學術如文字學、音韻學、金石學、史學、地理學、天算學等，都有著專門的研究。而類書的編纂，叢書的校勘，偽書的辨明，佚書的辨明和搜集以及古書的校勘，都有著他們的貢獻。 常州學派比較注意今文學的研究，為晚清今文學的先導者。繼承者除康有為外，還有王闓運、廖平、皮錫瑞等人。樸學正統，到最後還有章炳麟，新派有王國維、羅振玉。 綜上所述，清代經學經歷了三次變化，開始為漢宋兼采，乾嘉時期，東漢的古學全盛，晚清則西漢今文學再起。在這些變化中，漢學與宋學的爭論、今古文的爭論是較為突出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