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 · 第一卷 幾頁歷史

一、剪裁得當 緊接著七月革命的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這兩年，在歷史上是最特殊和最激動人心的時期。這兩年與在這之前和在這之後的年份相比，仿佛兩座大山。它們具有革命的偉大。可以看到懸崖峭壁。社會主體，文明的基礎本身，層層疊疊、彼此依附、利益相關的社會集團，法蘭西自古以來形成的古老面貌，每時每刻都通過各種體制、激情和理論的風雲變幻，在這兩年中出現了又消失。這種出現和消失稱之為抗拒和運動。間或可以看到真理的閃現，真理乃是人類心靈之光。 這了不起的時代日子相當有限，開始離我們很遠了，從現在起，我們能抓住它的主要脈絡。 我們來嘗試一下。 復辟時期是其中一個中介階段，很難加以界定，積聚了疲倦、嘈雜聲、喃喃聲、睡眠、喧囂，這只是一個偉大民族發展到一個階段。這種時代是奇異的，常使那些想加以利用的政治家受騙。開始，民族只需要休息！人們只有一種饑渴，就是要和平；人們只有一種奢望，就是做小人物。這反映了要安定。重大事件、重大機遇、重大風險、偉大人物，感謝上天，這些看得夠多了，感到厭煩。人們寧願以普呂西亞斯[1]換掉愷撒，以伊弗托國王[2]換掉拿破崙。「這個小國王多好啊！」天一亮就趕路，長途跋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第一站跟米拉波，第二站跟羅伯斯比爾，第三站跟波拿巴；累得腰酸背痛。人人都要一張床。 獻身精神已厭倦，英雄主義已衰老，野心已滿足，發財致富已實現，還尋找、要求、懇求、央求什麼呢？一個安樂窩。他們有了。他們擁有和平、安定、閒暇；他們心滿意足了。但與此同時，出現了一些事，要獲得承認，來敲他們的門。這些事是從革命和戰爭中產生的，它們存在著，生活著，有權安置在社會，而且安置下來了；這些事多半是中士和先行官，只是為各種原則準備住處。 於是，政治哲學家面前就出現這種情況： 在疲乏的人要求休息的同時，完成的事則要求得到擔保。給事實擔保，與給人休息是同一回事。 這正是英國在護國公[3]之後，對斯圖亞特王朝提出的要求，也就是法國在帝國之後，對波旁王室提出的要求。 這些擔保是時代的需要。必須給予。由王公「賜予」，實際上是勢所必然給予的。這是深刻的真理，知道這一點是有用的，斯圖亞特王朝在一六六〇年並沒有想到，波旁王室在一八一四年甚至毫無覺察。 拿破崙崩潰的時候，那個註定命運的家族又返回法國；它天真得要命，以為是它給予的，它給予的就能重新拿回來；以為波旁王室擁有神聖的權利，而法國什麼也不擁有；以為在路易十八的憲章中讓與的政治權利，只是神聖權利的一部分，由波旁王室分割下來，無償地賜給人民，直至國王樂意重新收回。然而，既然贈與令它不快，波旁王室本該感到，贈與不是來自於它。 它在十九世紀頤指氣使。它對民族的每一個進展都呈現出一副難看的面孔。這裡用一個粗俗的，也就是通俗而真實的字眼，它拉長了臉。人民看到了。 它以為自身有力量，因為帝國像舞台上的一個布景，從它面前搬走了。它沒有發覺，它也曾以同樣方式被搬來。它沒有看到，它也掌握在搬走拿破崙的那隻手裡。 它以為自身有根基，因為它是往昔。它搞錯了；它屬於往昔，但全部往昔是法國。法國社會的根基決不在波旁王室那裡，而在民族那裡。這些隱秘的、生機勃勃的根基，決不構成一個家族的權利，而是構成一個民族的歷史。根基到處存在，惟獨不在王座下面。 對法國來說，波旁王室是它的歷史中一個有名的、流血的交匯點，但不再是它的命運的主要因素和它的政治的必要基礎。可以不要波旁王室；已經有二十二年不需要它；曾經中斷了一個時期；他們卻沒有意識到。他們怎麼會意識到呢？他們想的是路易十七在熱月九日統治著，路易十八在馬倫哥戰役那一天統治著。有史以來，還沒有國王這樣無視事實和事實所包含和頒布的神聖權力的部分。所謂國王權力這種人世的奢望，還從來沒有如此否認上天的權力。 致命的錯誤導致這個家族伸手取回一八一四年「賜予」的擔保和它所謂的讓步。這是可悲的事！它所謂的讓步，是我們贏取的；它所謂我們的侵占，這是我們的權利。 復辟王朝覺得時機來臨的時候，自以為戰勝了波拿巴，在國內紮下了根，就是說自以為強大，自以為深入民心，便突然下定決心，孤注一擲。一天早上，它挺身而出，面對法國，它提高聲音，否認集體身份和個人身份，否認人民的至高無上和公民的自由。換句話說，它否認人民之所以為人民，公民之所以為公民。 這就是七月敕令這臭名遠揚的法案的實質。 復辟王朝垮台了。 它垮台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們要說，它不是絕對敵視一切進步形式的。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它袖手旁觀。 在復辟王朝時期，人民習慣於心平氣和地討論，這是共和國所缺乏的；它也習慣於在和平中獲得強盛，這是帝國所缺乏的。自由而強大的法國，對歐洲的其他民族曾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景象。在羅伯斯比爾時期，革命有了發言權；在波拿巴時期，大炮有了發言權；正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時期，輪到智慧有發言權。風停了，火炬重新閃爍光芒。人們看到精神的純潔光芒在寧靜的峰頂閃爍。這是壯美、有益和迷人的景象。人們看到這種對思想家來說非常陳舊，而對政治家來說卻非常新穎的偉大原則，在十五年的和平環境中，在公共廣場上活躍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識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任人唯賢。這種局面一直發展到一八三〇年。波旁王室是文明的工具，在天主的手上碎裂了。 波旁王室的垮台充滿了崇高，並非就他們而言，而是就人民而言。他們沉重地離開了王位，已經喪失了威望；他們沉落到黑夜中，不是那種莊嚴的隱退，給歷史留下悲哀；這也不是查理一世幽怨的平靜，不是拿破崙的鷹的長鳴。他們走了，如此而已。他們摘下了王冠，保不住光輪。他們是高尚的，但不能令人敬畏。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缺乏遭逢不幸的崇高。查理十世到瑟堡旅行時，叫人將一張圓桌鋸成方桌，顯得更關心岌岌可危的禮儀，而不是行將崩潰的王朝。這種委頓令自愛的忠臣悲哀，也令尊敬王族的嚴正的人悲哀。人民是了不起的。它在一天早上遭到王室叛亂的武裝襲擊，感到固若金湯，並不憤怒。它起來自衛，保持節制，使物歸其位，將政府置於法律約束之下，將波旁王室放逐流亡，唉！到此為止。它把老王查理十世從蔭庇過路易十四的華蓋下提將出來，輕輕放在地上。它悲哀地和小心地接觸王室成員。這不是一個人，不是幾個人，這是法蘭西，整個法蘭西，勝利的、沉醉於勝利的法蘭西，好像記起、並在全世界面前實施紀堯姆·德·維爾在發生巷戰[4]那一天以後所說的幾句莊重的話：「那些習慣於獲得大人物的恩寵，像鳥兒在樹枝上跳來跳去，從厄運轉到青雲直上，但卻敢於反對身處逆境的君王的人，那是輕而易舉的；可是對我來說，君王的命運，尤其受難君王的命運，總是值得尊敬的。」 波旁王室帶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上文已經指出過，他們的不幸比他們自身更為壯偉。他們從地平線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隨即在全世界找到朋友和敵人。有的人熱情和快樂地奔向它，還有的人轉過身去，因人而異。歐洲的君主起初如同貓頭鷹遇到黎明，被刺傷，驚呆了，閉上了眼睛，再睜開來，咄咄逼人。驚惶可以理解，憤怒可以原諒。這場奇特的革命幾乎算不上一次衝擊，甚至對戰敗的王權也沒有給予把它視為敵人、使之流血的榮幸。各國專制政府總是關心讓自由詆毀自身，在它們看來，七月革命不該來勢洶洶接著又保持平和。再說，也沒有發生企圖陰謀反對它的事件。最不滿、最憤怒、最驚慌的人都向它致意。不管我們有多大的私心和怨恨，在這場事變中也能感到，有一個在人力之上的人參與合作，使人產生神秘的敬意。 七月革命是民權擊垮法律行為的勝利。這是光芒四射的事件。 民權擊垮法律行為。由此放射出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光輝，由此也顯示了它的寬容。勝利的民權決不需要激烈。 民權，這是正義和真理。 民權的本質，就是永遠保持美好和純潔。法律行為，即使是表面上最必不可少的，即使最能為當代人所接受，如果它只是作為法律行為而存在，包含的民權太少，或者根本不包含民權，那麼，隨著時間推移，就必不可免變成畸形、邪惡、甚至極其可怕。要是想一下子看到法律行為會達到多麼醜惡，只消隔開幾個世紀，看一看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決不是一個惡的精靈，不是一個魔鬼，也不是一個卑鄙無恥的作家；這只不過是法律行為。這不單是義大利的法律行為，也是歐洲的法律行為，十六世紀的法律行為。它看來是醜惡的，面對十九世紀的道德思想，確實如此。 這場民權與法律行為的鬥爭，從人類社會之初延續至今。結束決鬥，使純粹思想和人類現實相融合，和平地讓民權進入法律行為，並讓法律行為進入民權，這就是聖賢的工作。 二、縫製蹩腳 但是，聖賢的工作是一回事，機靈者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一八三〇年革命很快就止步了。 革命一旦擱淺，機靈者就來拆沉船。 在本世紀，機靈者自封為政治家；以致政治家這個詞最終有點成為一個行話的詞。的確，不要忘記，哪裡有機靈，哪裡就必然有卑劣：機靈者，意思是說庸俗的人。 同樣，政治家，有時等於說：不講信義的人。 照機靈者的說法，像七月革命那樣的革命，是割斷動脈；必須馬上結紮。過於莊嚴地宣布的民權動搖了。因此，民權一經確立，就必須鞏固國家。自由一經確認，就必須想到政權。 這裡，聖賢還沒有跟機靈者分道揚鑣，但他們開始互不信任了。政權，是的。但首先，政權是什麼？其次，政權從何而來？ 機靈者好像沒有聽到喃喃地說出的異議，繼續他們的活動。 這些政治家擅長給有利可圖的設想戴上必須如此的假面具，據他們看來，在革命之後，倘若是在君主制的大陸，人民的第一需要，就是找到一個王族。他們說，這樣，革命後人民便可以獲得和平，就是說有時間包紮傷口，修葺家園。王族遮住腳手架，覆蓋住野戰醫院。 然而，找到一個王族並非易事。 必要時，任何一個才智之士，任何一個有錢人，都可以做國王。第一種情況如拿破崙，第二種情況如伊圖爾維德。[5] 但是，並非任何家族都可以成為王族。必須是年代悠久的世族，幾個世紀的地層褶皺不會即時產生。 如果站在「政治家」的角度來看，當然是帶有條件的，在一次革命之後，從中產生的國王應具有哪些品質呢？他可以是革命的，而且這樣有用，就是說親身參加這場革命，不管是不是干預，是不是受牽連或因此揚名，是弄斧還是使劍。 一個王族要有哪些品質呢？它應該是維護本國利益，就是說對革命保持一段距離，不採取行動，但接受思想。它應該年代久遠，有歷史淵源，前途無量，受到歡迎。 這一切說明了為什麼早期革命只滿足於找到一個人物，克倫威爾或拿破崙；為什麼後來的革命絕對需要找到一個家族，布倫斯維克家族或者奧爾良家族。 王族就像印度的無花果樹，樹枝垂到地面就能紮根，變成一棵無花果樹。每一分枝都能成為一個王族。惟一的條件是下垂到人民那裡。 這就是機靈者的理論。 所以，偉大的藝術就在於此：給勝利多少配上一點災難的音響，讓得益的人也感到驚悸，每走一步都加上恐懼的佐料，增加過渡的弧度，放慢進步的速度，使這種曙光蒼白一些，揭露和削減熱情的激烈程度，去掉稜角和利爪，給勝利穿上棉襖，給民權穿上柔軟的衣服，給高大的人民穿上法蘭絨服裝，讓它快點睡覺，迫使這個精力過剩的人節食，把大力士看作初愈病人，將大事調和成權宜之計，給那些渴望理想的人喝些摻上藥茶的美酒，採取措施防止過度成功，給革命安上遮光罩。 一八三〇年實踐了這個理論，這在一八六六年的英國已經實施過。 一八三〇年是一場半途而止的革命。實現一半進步；實施准民權。然而邏輯不知道「差不多」的概念；絕對像太陽無視蠟燭。 是誰阻止半途而止的革命呢？資產階級。 為什麼？ 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滿足了利益。昨天吊胃口，今天吃飽了，明天撐得過飽。 拿破崙之後一八一四年的現象，在查理十世之後一八三〇年重演。 企圖把資產者當作一個階級是錯了。資產者只不過是人民中得到滿足的那部分。資產者就是眼下有時間閒坐的人。一張椅子不是一個社會等級。 但是，想過早坐下，有可能阻擋人類的前進。這往往是資產者的錯誤。 它不是一個階級，因為犯了一個錯誤。自私自利不是分割社會等級的一個理由。 再說，即使對自私自利，也要公正，一八三〇年的震動以後，人民中所謂資產階級的這一部分，渴望的狀態不是摻雜了冷漠和怠惰並包含了一點羞恥的遲鈍，也不是進入夢鄉暫時忘卻現實的睡眠，而是停止前進。 停止前進這個詞具有古怪的雙重含義，而且幾乎是矛盾的：前進中的部隊，就是運動；到達一站，就是休息。 停止前進，這是力量修整；這是枕戈待旦的休息；這是大功告成又布上崗哨和保持戒備。停止前進意味著昨天的戰鬥和明天的戰鬥。 這是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的間歇。 這裡所謂的戰鬥，也可以叫做進步。 因此，資產階級和政治家一樣，需要一個人表達這個詞：停止前進。一個應運而生的人。一個有雙重性的人，他意味著革命，又意味著穩定，換句話說，能明顯地通過過去與未來並存，確立現在的人。 這個人是「現成的」。他叫路易-菲力普·德·奧爾良。 二百二十一人使路易-菲力普登基為王。拉法耶特負責加冕大典。他稱之為「最好的共和國」。巴黎市政廳代替了蘭斯大教堂。[6] 用半個王位來代替整個王位，這是「一八三〇年的業績」。 當機靈者大功告成，他們解決問題的極大弊端也就顯露出來。這一切都是在絕對權力之外完成的。絕對權力叫道：「我抗議！」然後，可怕的是，它又回到黑暗中。 三、路易-菲力普 革命有可怕的手臂和幸運的手；革命打得狠也選得好。革命即使不徹底，即使變質和變種，像一八三〇年革命一樣降到二等革命的地位，也幾乎總有足夠的、來得正好的清醒，不會結局糟糕。它們的消隱不是讓位。 但是，我們也不要大吹大擂；革命也有出錯的時候，而且出過嚴重錯誤。 還是回到一八三〇年。一八三〇年雖有偏差，但有幸運之處。革命突然中止之後，在所謂社會秩序確立的過程中，國王比君主政體更有用。路易-菲力普是一個少有的人。 歷史肯定會給他的父親減輕罪責，他的父親值得譴責，而他值得尊敬；他具有各種私人美德和幾種公德；關心自己的身體、財產、人品、事務；了解一分鐘的價值，而有時認不清一年的價值；有節制，寧靜，平和，耐心；老好人，好君主；與妻子同床共寢，宮裡有僕人負責讓市民參觀他們夫妻的床，在長房像舊日一樣鋪張淫靡之後，這樣炫耀的夫妻生活就變得有益了；他懂得所有的歐洲語言，更為罕見的是，懂得各種利益的語言，而且會講這些語言；他是「中等階級」的出色代表，並超越這一階級，無論如何比它偉大；尊重他出身的血統，又極為明智，特別倚重其固有價值，即使在血統問題上，他也表現得十分特別，自稱是奧爾良族，而不是波旁族；他還僅僅是尊貴的殿下的時候，就已經是正統的首席王爺，一旦成為陛下，卻是個坦率的市民；在大庭廣眾中說話囉嗦，而在私下裡說話簡潔；據說吝嗇，但未經證實；說白了，他很節儉，但出於心血來潮或責任，也會揮金如土；有文學修養，但對文學不感興趣；是貴族，但沒有騎士精神；普通、平靜而強有力；受到家庭和家族的愛戴；舌粲蓮花；是個看穿世事的政治家，內心冷漠，受眼前利益主宰，事必躬親，不會記仇，也不報恩，無情地以高超才智對待庸才，善於利用議會的多數，批駁在王座下低聲抱怨的不可思議的一致；感情外露，有時不夠謹慎，有時又極其靈活；辦法多，臉變得快，假面具也多；借歐洲恐嚇法國，又借法國恐嚇歐洲；不可否認熱愛法國，但更喜歡他的家庭；更看重統治而不是權力，更看重權力而不是尊嚴，這種傾向有其有害的一面：一切力求成功，容忍詭計，絕對不放棄卑劣手段；但是這種傾向也有有利的一面：避免政治發生激烈衝突，國家發生分裂，社會發生災難；細心，準確，警惕性高，專心一致，有洞察力，不知疲倦；有時說話自相矛盾，違背前言；在安科納大膽反對奧地利，在西班牙堅持不懈地反對英國，炮轟安特衛普，賠償普里查德[7]；滿懷信心地唱《馬賽曲》；從不沮喪，從不厭倦，不讚賞美好和理想，與大膽豪邁無緣，反對烏托邦、怪想、憤怒、虛榮、恐懼；具有頑強不屈的各種品質；在瓦爾米是將軍，在熱馬普是士兵；八次遭到暗殺，始終笑容滿面；像槍騎兵一樣勇敢，像思想家一樣勇往直前；僅僅擔心歐洲可能發生動盪，不冒政治大風險；總是準備獻出生命，而決不冒事業的風險；把自己的意圖化為影響，以便讓人聽從智慧，而不是聽從國王；善於觀察，而不是猜測；不注意才智之士，卻看人內行，就是說為了下結論需要觀察；見識敏銳，洞察力強，務實慎重，能言善辯，記憶力驚人；不斷地汲取這種記憶，只有這一點同愷撒、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相似；了解事實、細節、日期、專有名詞；不識傾向、激情、民眾的各種才能、內心愿望、隱藏不露的心靈激動，一句話，一切所謂看不見的意識流程；表面上接受，但很少與深層的法國相一致；能敏銳脫身；治理過多，統治不夠；首相是他自己；擅長以現實的小事擋住思想的宏大；將莫可名狀的訴訟和程序的精神，放進文明、循序和組織的真正創造力中；一個王朝的創建者和代理人；既有點像查理大帝，又有點像訴訟代理人；總之，形象高大而新穎，這個君主既使法國不安而能掌權，既使歐洲嫉妒而顯強大，路易-菲力普將躋身本世紀傑出人物之列，以及歷史上最著名的統治者之中，如果他有點愛榮譽，如果他意識到什麼是偉大，就像意識到什麼是有用的話。 路易-菲力普年輕時十分俊美，上了年紀仍然很優雅；總是受到世人詬病，但能得到不少人的擁護；他討人喜歡。他具有魅力這種天賦。他缺乏威儀；他雖然是國王，卻不戴王冠，儘管是老人，卻沒有白髮。他的舉止屬於舊制度，而習慣屬於新制度，將高貴與平民混合在一起，適合於一八三〇年；路易-菲力普代表過渡政權；他保留了舊的發音和舊的拼寫方式，用來為現代輿論服務；他熱愛波蘭和匈牙利，但他寫成「波利人」，說成「匈牙蘭人」。他像查理十世一樣穿國民自衛軍服裝，像拿破崙一樣戴榮譽團勳章綬帶。 他很少上教堂，從不去打獵，決不去歌劇院。不受教徒、養狗僕人和舞女的腐蝕；這使他在平民中深孚眾望。他根本沒有宮廷。他出門時腋下夾著雨傘，這把雨傘長期就是他的光環。他會做點泥水匠、花匠的活計，也懂點醫術；他給一個從馬上摔下來的車夫放血；路易-菲力普身上總帶著一把手術刀，正如亨利三世總帶著匕首；保王黨嘲笑這個可笑的國王，說他是會放血治病的第一位國王。 歷史對路易-菲力普的譴責，要扣除一部分；有的指責王權，有的指責君主統治，有的指責國王；這三筆賬分別有不同的總額。民主權利被剝奪，進步退居第二位，上街抗議受到粗暴鎮壓，起義遭到武裝彈壓，暴動以武力平息，特朗斯諾南街事件[8]，軍事法庭，無普選權的地區享有政治權利的人吞沒了真正的人口，政府與三十萬特權人物均攤盈虧，所有這些都是王權所幹的事；比利時被拒之門外，征服阿爾及利亞時太強硬，就像英國人征服印度一樣，更多用的是野蠻手段，而不是文明手段，對阿布德-埃爾-卡德爾失信，[9]收買德茨，[10]賠償普里查德，這些都是君主統治干下的事；政治偏重於家庭而不是全民族，這是國王幹的事。 可見，這樣一算細賬，國王的責任就減輕了。 他的重大錯誤是：他代表法國時太謙虛了。 這個錯誤是怎樣造成的？ 我們來談一談。 路易-菲力普這個國王有太多父親的成分；想把一個家庭孵化成王朝，便凡事都怕，不想受到干擾；過分膽怯由此而來，民事傳統經歷過七月十四日，軍事傳統經歷過奧斯特利茲戰役的人民，不免對此感到討厭。 況且，如果撇開應該首先履行的公職不談，路易-菲力普對家庭的深情，他的家庭是受之無愧的。這一家庭十分出色。德才兼備。路易-菲力普的女兒中，有一個叫瑪麗·德·奧爾良，將族名列入藝術家之中，就像沙爾·德·奧爾良[11]將族名列入詩人中一樣。她花心血雕塑了一尊大理石像，取名貞德。路易-菲力普有兩個兒子獲得梅特涅頗有煽動性的讚譽：「這兩個年輕人是少見的，這兩個親王是見不到的。」 這就是路易-菲力普的真情實況，毫不掩飾，也毫不誇大。 做個平等君主，身上兼容復辟和革命的矛盾，具有革命者令人不安的一面，而這革命者作為統治者又令人放心，這正是路易-菲力普在一八三〇年的命運；人和事件從來沒有這樣完全適合；一個進入另一個，渾然一體。路易-菲力普，這是一八三〇年造就的人物。再者，他有一個條件，王位非他莫屬，就是流亡過。他曾經被放逐，流浪，貧窮。他曾自食其力。在瑞士，這個擁有法國最富庶采邑的王公，為了吃飯，賣掉了一匹老馬。在賴什瑙，他給人上數學課，而他的妹妹阿黛拉依德做刺繡和縫紉。記起一位國王的這些經歷，激起資產階級的熱情。他曾親手拆掉聖米歇爾峰的最後一個鐵籠，那是路易十一建造，路易十五使用過的。他是杜穆里埃的同伴，拉法耶特的朋友；他曾是雅各賓俱樂部成員；米拉波拍過他的肩膀；丹東曾對他說：「年輕人！」九三年他二十四歲，叫德·沙特爾先生，坐在國民公會一個幽暗的小間裡，目睹對恰當地稱為「可憐的暴君」路易十六的判決。革命的遠見是盲目的，在國王身上粉碎了王權，並隨著王權一起粉碎了國王，卻幾乎沒有注意在思想的摧枯拉朽中的人，審判大廳掀起一場大風暴，公眾憤怒質問，卡佩不知怎麼回答，在這罡風中，國王的頭嚇呆了，晃動著，在這場災難中，無論判決者和被判決的人，所有人都相對而言是無辜的，他看到這種場面，觀看了這些令人意奪神搖的景象；他看到了歷代沿襲的君主政體來到國民公會的法庭前；他在路易十六這個不幸的替罪羊身後，看到可怕的被告，即君主制站立在黑暗中；他在心靈中始終保留一種敬畏，敬畏幾乎像天主的審判一樣冷漠無情的人民的大審判。 大革命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匪夷所思。他的記憶仿佛是這些偉大的年代分分秒秒的活印記。一天，面對一對我們不可能懷疑的見證人，他憑記憶糾正了制憲議會按字母排列的名單。 路易-菲力普是一個嶔崎磊落的國王。他統治時期，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信仰和言論自由。九月法令[12]是寬鬆的。他雖然知道陽光對特權的侵蝕能力，還是將王座放在陽光下。歷史將會考慮到他的光明磊落。 路易-菲力普如同所有退出舞台的歷史人物，今日受到人類良心的審判。他的案子還只是初審。 歷史以可敬而自由的聲調說話的時刻，對他還沒有到來；對這個國王最後審判的時刻還沒有到來；嚴厲的著名歷史學家路易·布朗[13]最近親自減緩了他最初的判決；路易-菲力普是由二二一和一八三〇這兩個半拉子，也就是半拉子議會和半拉子革命選出來的；無論如何，從哲學應處的高級角度來看，我們只能以絕對民主的原則作出某些保留，在這裡評論他，正如上文所述；以絕對的觀點看，在這兩種權利——首先是人權，其次是民權——之外，一切都是僭越；作過這點保留，現在我們所能說的是，總之，無論從哪種方式看，單就本人和人類善心的角度看，用舊史籍的古老語言來說，路易-菲力普將仍然是登過基的最好君主之一。 有什麼可以臧否他的呢？這個王位。從路易-菲力普身上去掉國王，他就是人。而且這個人是好的。他有時好到很出色。往往在憂思重重中，經過一天同大陸整個外交使團的鬥爭以後，晚上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精疲力竭，困極想睡，他做什麼呢？他拿起一份卷宗，整夜複查一件罪案，認為同歐洲對抗固然重要，但從劊子手那裡奪回一條人命更為重要。他常常固執己見，不同意司法大臣；他對王家檢察官，即他所謂「這些法律的快嘴」寸步不讓，爭奪斷頭台的地盤。有時，一摞摞卷宗蓋滿了他的桌子；他全都加以審閱；拋棄這些被判決的可憐蟲，他要坐臥不安。一天，他對上文提過的同一個見證人說：「昨晚，我救了七個人。」在他統治初年，死刑可以說取消了，豎起斷頭台是對國王犯下的暴力行為。長房統治時期，格雷夫廣場的行刑隨著長房統治的垮台而取消了，一個資產階級的格雷夫廣場以聖雅克城門的名字建立起來；「務實的人」感到需要有一個可以說合法的斷頭台；這是代表資產階級狹隘觀點的卡西米爾·佩里埃[14]對代表自由觀點的路易-菲力普的一個勝利。路易-菲力普親手注釋過貝卡里亞[15]的著作。在破獲菲埃斯希[16]的爆炸裝置後，他叫道：「我沒有受傷是多麼遺憾呀！我本來可以赦免他。」另外一次，關於一個我們時代最勇敢的政治犯，[17]他針對大臣們的抗拒態度，寫道：「同意赦免，只等我去爭取。」路易-菲力普像路易九世一樣和藹，像亨利四世一樣善良。 但對我們來說，在歷史上，善良是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幾乎總要排在偉大的人前面。 路易-菲力普受到一些人的嚴厲評價，受到另外一些人也許粗暴的批評，有一個人，今日成了幽靈，[18]認識這位國王，來到歷史面前為他作證，這是非常普通的；這個證詞無論如何，顯然首先是無私的；死者寫下的墓志銘是真誠的；一個亡靈可以安慰另一個亡靈；同在冥府，便有權頌揚；用不著害怕有人對流亡中的兩座墳墓說三道四：「這一個吹噓了那一個。」 四、基礎下的裂縫 路易-菲力普統治初期，烏雲壓頂，本書敘述的故事即將進入這片雲層中，因此不能模稜兩可，有必要對這位國王作一番解釋。 路易-菲力普登上王位，沒有使用暴力，沒有直接干預，而是由於革命轉向，這顯然與革命的真正目的迥然不同，但他，德·奧爾良公爵，他個人在這中間沒有採取任何主動。他生為王公，自認為是選定的國王。他決沒有向自己委任；他決沒有攫取委任狀；這是別人給他的，他接受了；他深信，誠然這種深信是錯了，但他深信，這是根據權利給予的，也是根據責任接受的。因此，他真心誠意掌權。然而，我們真誠地說，路易-菲力普是真心誠意掌權，民主派是真心誠意抨擊他，從社會鬥爭中產生的大量驚心動魄的事件，既不能由國王負責，也不能由民主派負責。原則的衝突就像元素的衝突。海洋保衛水，風暴保衛空氣；國王保衛王權，民主派保衛人民；君主製作為相對，要抗拒作為共和國的絕對；社會在這種衝突下流血，但今天所受的痛苦會是後來的救星；無論如何，這裡根本沒有必要譴責互相爭執的人；兩派中有一派顯然錯了；權利並不像羅得島的巨人[19]那樣橫跨兩岸，一腳踩在共和國上，另一腳踩在王國上；它是不可分割的，渾然一體；但是，那些犯錯誤的人是真誠地犯錯誤；一個瞎子不是罪人，正如一個旺岱人不是一個匪徒。[20]只能把這些可怕的衝突歸罪於時乖運蹇。不管這些風暴多麼猛烈，人捲入其中並無責任。 讓我們結束這一論述。 一八三〇年的政府，馬上有一段艱難的歷程。昨天它才誕生，今天就必須戰鬥。 它一建立，便已經感到處處有隱約的牽制，作用於七月剛安裝的、很不穩固的國家機器。 抵制第二天就產生；也許在前一天已經產生。 敵視逐月增長，由暗爭轉為明斗。 上文說過，七月革命在國外不被各國國王接受，在國內有不同的解釋。 天主將其明顯的意圖通過事件傳達給世人，這是用神秘語言寫成的天書。人們馬上作出各種解釋；這是匆匆的，不正確的，充滿錯誤、缺點和誤解的解釋。很少有人明白天書。最聰明、最冷靜、最深思熟慮的人，慢慢解讀，等他們拿出詮釋來，早就有了結果；公共廣場上已經有二十種解釋。每一種解釋產生一個黨派，每一種誤解產生一個派別；每個黨都認為獲得惟一真正的詮釋，每個派別都認為掌握了真理。 往往政權本身就是一個派別。 在革命中有逆水游泳的人；這是舊黨派。 舊黨派抓住天主安排的承襲，認為既然革命是由反抗權利產生的，也就有權反抗革命。大謬不然。因為在革命中，反抗者不是人民，而是國王。革命正好是反抗的反面。凡是革命，只要正常完成，自身都包含合理性，假革命者有時糟蹋這種合理性，但這種合理性儘管受到玷污，仍然持續下去，即使鮮血淋淋，依然存在下去。革命不是從偶然事件，而是從必然性產生的。一場革命是由偽歸真。因為必須有革命，才有革命。 正統派舊黨因此從錯誤論證出發，不遺餘力地攻擊一八三〇年革命。錯誤是絕好的炮彈。凡是革命脆弱之處，缺少盔甲和邏輯的地方，他們就靈巧地加以打擊；他們抓住王位問題攻擊這場革命。他們叫道：「革命，為什麼還要這個國王？」他們雖是瞎子，卻打得很準。 共和黨人同樣發出這樣的叫聲。但是，來自他們的叫聲是合乎邏輯的。正統派那邊的盲目，在民主派這邊卻是洞徹。一八三〇年使人民破產。憤怒的民主派為此加以譴責。 七月建立的政權在過去和未來的夾擊下掙扎。它代表短暫的一刻，一方面要同幾百年的君主制搏鬥，另一方面要同永恆的權利搏鬥。 另外，一八三〇年既然不再是革命，成了君主制，那麼在國外就不得不同歐洲步伐一致。保持和平，就更為複雜。逆向尋求和睦，往往比打一場仗更加所費不貲。這種暗鬥總是保持沉默，但又總要大發雷霆，從中產生保持警戒的和平，這種辦法花費過多，文明不禁懷疑起自身。七月建立的王權套在歐洲各國內閣的車轅里，儘管受制約，還是要直立起來。梅特涅很想用皮帶把它系住。這個王權在法國受到進步推動，在歐洲，它推動著君主制這慢行動物。它受牽引，又在牽引。 然而，在國內，貧困、無產者、工資、教育、刑罰、賣淫、婦女的命運、富有、苦難、生產、消費、分配、交換、貨幣、信貸、資本權利、工作權利，所有這些問題在社會上層出不窮；險象環生。 除了這些嚴格意義上的政黨，還出現另一種動向。哲學的騷動和民主的騷動相呼應。精華人物像民眾一樣，感到騷動不安；方式不同，但一樣強烈。 思想家在思索，而人民這片土地在震顫，革命潮流沖刷而過，潮流下面也發生難以描繪的隱約的亂顫。這些思想家，有些是孤立的，還有些成幫結夥，平靜而深入地攪動著社會問題；冷漠的礦工在火山深處靜悄悄地往前推進他們的坑道，略微受到無聲的震動和隱約可見的烈焰打擾。 這種平靜不失為這個動盪時代的美景。 這些人把權利問題留給政黨；他們關注幸福問題。 人的幸福，這是他們想從社會提煉出來的東西。 他們把物質問題，農業、工業、商業問題，幾乎提到宗教的神聖高度。文明的形成，少量歸於天主，大半歸於人類，種種利益根據那些經濟學家即政治的地質學家耐心研究過的一條活躍法則，進行組合、聚集和混合，形成了真正堅硬的岩石。 這些人在不同的名稱下結合起來，但可以總稱為社會主義者；他們竭力穿透這塊岩石，讓人類幸福的活水噴涌而出。 他們的工作從研究斷頭台問題到戰爭問題，無所不包。對於法國大革命宣布的人權，他們增添了婦女權利和孩子權利。 人們不會驚訝，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我們在這裡不想從理論角度，徹底談論社會主義提出的問題。我們只限於指出這些問題。 社會主義者向自身提出的所有問題，撇開宇宙起源的幻想、夢想和神秘主義，可以概括為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問題： 生產財富。 第二個問題： 分配財富。 第一個問題包括勞動問題。 第二個問題包括工資問題。 第一個問題涉及勞力的使用。 第二個問題涉及享受的分配。 國家力量產生於合理使用勞力。 個人幸福產生於合理分配享受。 所謂合理分配，不是指平均分配，而是指公平的分配。首要的平等，就是公平。 外有國家力量，內有個人幸福，兩者的結合便產生社會繁榮。 社會繁榮，意思是說個人幸福，公民自由，民族強大。 英國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中的第一個。它出色地創造了財富！它分配得很糟糕。這樣只解決一個方面的問題，必然導致兩個極端：貧富懸殊。某些人享受到一切，另外一些人，就是人民，樣樣缺乏；特權、例外、壟斷、封建制，從勞動本身產生。國家力量建立在個人的貧困上，國家的強盛紮根於個人的痛苦上，這種局面徒有虛名而又危險。所有物質因素擁塞在一起，而沒有任何精神因素，這樣的強盛結構是糟糕的。 共產主義和土地法，旨在解決第二個問題。它們搞錯了。它們的分配扼殺了生產。平均分配取消了競爭。因此也取消了勞動。這是屠夫的分配方式，宰殺了他分享的東西。因此，不能停止在這種所謂的解決方法上。消滅財富，不是分配財富。 這兩個問題要一起解決才能解決得好。兩種解決辦法要合二為一。 只解決第一個問題，你就會成為威尼斯，成為英國。你會像威尼斯一樣，只有人為的強盛，或者像英國一樣，只有物質的強盛；你會是一個蹩腳的富人。你會像威尼斯一樣死於非命，或者像英國要垮台一樣陷於破產。世界會讓你死掉和破產，因為世界會讓只圖私利，不能代表人類一種美德或一種思想的東西垮掉和死掉。 毋庸置疑，威尼斯、英國這些字眼，不是指人民，而是指社會結構；是指高踞於人民頭上的寡頭勢力，而不是民族本身。民族總是得到我們的尊敬和好感。人民的威尼斯會再生；貴族的英國會垮掉；但人民的英國是不朽的。表明這一點，我們再往下說。 解決這兩個問題，鼓勵富人，保護窮人，消滅貧困，結束強者對弱者不合理的剝削，止住半路上的人對到達者不公正的嫉妒，以骨肉之情精確地調整勞動工資，在兒童的成長時期實施免費和義務教育，以科學知識作為成年人的基礎，在注意使用手臂的同時，發展智力，既讓人民強大，又讓家庭人人幸福，對所有制要實行民主化，不是加以取消，而是要普遍化，使一切公民毫無例外地成為有產者，這樣做比人們想像的更容易，概而言之，要懂得生產財富，又懂得分配；你們要兼有物質的強大和精神的強大，不愧稱為法蘭西。 在走入迷途的某些宗派之外和之上，社會主義的主張就是如此；這就是它在事實中探索，在精神中草擬的見解。 出色的努力！神聖的嘗試！ 面對這些學說，這些理論，這些抗拒，面對政治家意想不到地需要重視哲學家，隱約能見到朦朧的卻是明顯的事實，面對要制訂新政策，同舊世界保持協調又不太違背革命理想，面對必須利用拉法耶特去捍衛波利涅克這樣一種局勢，面對預感到暴亂中、議會裡和街上可見的進步，面對要平衡周圍的競爭，相信革命，面對也許難以言表的儘可能忍耐，隱約接受一種最終的更高的權力，面對堅持自身血統的意志，家族觀念，真誠地尊重人民，自身的耿直，面對這一切，幾乎使路易-菲力普痛苦地憂心忡忡，不管他多麼堅強和勇氣十足，他深感做國王之難，十分苦惱。 他感到腳下在可怕地分崩離析，但又不會變為齏粉，法國比以往更是法國。 天邊黑雲密布。奇異的陰影逐漸逼近，一點一點伸展到人、事物、思想之上；這陰影來自憤怒和各種體系。凡是匆匆地被窒息的東西，又騷動和激昂起來。有時，詭辯與真理相混雜的空氣令人非常不舒服，正直人的良心要透一下氣。在社會不安中，人心顫抖，仿佛暴風雨臨近時的樹葉。電壓極強，有時隨便哪個人走來，即使是一個陌生人，也會閃閃發光。然後黃昏的黑暗重又恢復。不時傳來拖長的悶雷聲，能令人判斷雲層中有多少雷電。 七月革命以來，幾乎過去了二十個月，一八三二年展示了威脅迫在眉睫的局面。人民的困惱，勞動者沒有麵包，最後一個孔代親王消失在冥冥中，[21]布魯塞爾驅逐了納索家族[22]，就像巴黎驅逐了波旁王室，比利時要效忠於一位法國王公，最後還是奉獻給一個英國王公，尼古拉的俄羅斯滿懷仇恨，我們身後，南方有兩個魔鬼，即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蓋爾，義大利大地震動，梅特涅把手伸向波洛尼亞，法國在安科納對奧地利採取強硬態度，在北方，傳來將波蘭重新釘入棺材的極其陰森森的錘子聲，整個歐洲對法國虎視眈眈，可疑的盟友英國正準備對搖搖欲墜的大廈推一把，向即將倒下的人撲過去，元老院躲在貝卡里亞身後，拒絕向法律交出四顆人頭，把百合花從御車上刮掉，將十字架從聖母院拿走，拉法耶特功成身退，拉菲特破產了，本雅曼·貢斯當死在窮困中，卡西米爾·佩里埃死在權力衰竭中；政治病和社會病同時出現在王國的兩個都城裡，一個是思想之城，另一個是勞動之城；巴黎進行內戰，里昂爆發奴隸之戰；兩座城市都冒出爐火光芒；在人民的額角上有火山噴發的紅光；南方狂熱，西部騷亂，貝里公爵夫人在旺岱，陰謀，密謀，起義，霍亂，這一切給思想喧豗加上事件的喧豗。 五、歷史經歷而又無視的事實 約莫四月末梢，整個局勢變得嚴重了。騷動變成沸騰狀態。一八三〇年以來，四處有局部小暴動，很快被鎮壓下去，但又死灰復燃，這是大騷亂的暗流在涌動的標誌。在孕育可怕的事變。可能爆發一次革命的輪廓還不甚清晰，模糊不清，但已隱約可見。法國望著巴黎；巴黎望著聖安東尼郊區。 聖安東尼郊區燒得隆隆作響，進入沸騰狀態。 沙羅納街那些小酒店的氣氛既嚴峻又動盪不安，儘管這兩個形容語用在小酒店上，顯得古怪。 政府在那兒乾脆成了言論對象。大家公開討論「戰鬥還是安靜待著」。在小酒店後間，有人組織工人宣誓：「一聽到警報聲，馬上在街頭集合，參加戰鬥，不管敵人有多少。」宣誓完畢，一個坐在小酒店角落裡的人「發出響亮的聲音」，說道：「你聽到啦！你發過誓啦！」有時，大家上到二樓一個密室，那裡幾乎出現共濟會的場面。讓新加入的人宣誓：「要像效忠家長那樣鞠躬盡瘁。」這是程式。 在樓下大廳，可以讀到「顛覆性的」小冊子。當時的一份秘密報告說：「他們抨擊政府。」 那裡可以聽到這樣的話：「我不知道頭頭的名字。我們這些人，我們只是提前兩小時知道行動日期。」一個工人說：「我們有三百人，每人出十蘇，這能湊一百五十法郎製造子彈和火藥。」另一個工人說：「我不要求半年，也不要求兩個月。再過兩星期，我們就要同政府較量。有兩萬五千人，就可以對壘。」另一個工人說：「我不睡覺，因為夜裡我製造子彈。」不時有「資產者模樣和衣著漂亮」的人來，他們「裝腔作勢」，像是在「指揮」，同「最重要的人物」握手，然後走了。他們逗留從不超過十分鐘。大家低聲交換意味深長的話：「密謀成熟了，一觸即發。」借用一個參加者的話來說：「所有在場的人七嘴八舌。」群情激奮，有一天，有個工人在小酒店裡叫道：「我們沒有武器！」他的一個夥伴回答：「士兵那裡有武器！」毫無疑問，這是在戲仿拿破崙對義大利軍團發表的講話。「當他們有更秘密的事時，」一份報告補充說，「他們就不會在那裡轉告。」別人聽了他們說的話，不大明白話里隱含的意思。 集會有時是定期的。有些集會人數從不超過八至十個，而且總是一樣的人。另外一些集會，誰都可以進來，大廳擠得滿滿騰騰，不得不站著。有些人出於熱情和狂熱前來；還有些人是因為「這是上班路過」。和革命時期一樣，小酒店裡有些愛國婦女擁抱新來的人。 另外有些生動事例。 有個人走進一間小酒店喝酒，出來時說：「掌柜的，欠賬革命會償還的。」 在沙羅納街對面的一家小酒店裡，大家推選革命委員。投票在鴨舌帽里進行。 有些工人在一個劍術教師家裡聚會，他在科特街教擊劍。廳里陳列各種武器，有木劍、棍棒和花劍。一天，他們取下了套在花劍頂端的皮頭。一個工人說：「我們有二十五個人，但他們不指望我，因為把我看作一台機器。」這台機器就是後來的凱尼塞。 暗中策劃的事不知怎的，總會逐漸為人所知。一個女人在打掃門口，對另一個女人說：「有人拚命製造子彈，已經有好長時間了。」大街上能看到對外省國民自衛軍的呼籲。有一份呼籲書由「酒商布爾托」簽署。 一天勒努瓦市場一家酒店門前，一個留絡腮鬍子的漢子登上一塊牆基石，用義大利的口音高聲宣讀一份奇特的告示，告示似乎來自秘密的權力機構。一群群人圍在他周圍，向他鼓掌。最令群眾激動的段落被人搜集和記錄下來。「我們的學說受到阻撓，我們的呼籲書被撕掉了，我們張貼呼籲的人受到監視，投入監獄……」「棉布市場剛發生的倒閉風使不少中間派轉到我們這邊來了。」「……各民族的未來在我們默默無聞的隊伍中制訂。」「……提出這樣的話：行動還是反動，革命還是反革命。因為在我們的時代，人們不再相信毫無活力和停滯不前。贊成人民還是反對人民，問題就在這裡。沒有別的問題了。」「到了我們不再使你們滿意的那一天，就收拾我們吧，不過，在這之前，還是要幫助我們前進。」所有這些，全公之於眾。 另外有些事例，還要更大膽，正由於大膽，人民心存疑慮。一八三二年四月四日，一個行人登上聖女瑪格麗特街角的牆基石，叫道：「我是巴貝夫主義者！」但是，在巴貝夫的名字中，民眾嗅出吉斯蓋[23]的味道。 在他的講話中，這個行人還說： 「打倒所有制！左翼反對派是怯懦的，不講信義的。它想說得正確，就宣揚革命。它表明是民主派，為的是不挨打，說是保王派，為的是不想戰鬥。共和派是禽類。不要相信共和派，勞動者公民們。」 「住嘴，密探公民！」一個工人叫道。 這聲叫喊結束了演講。 發生了一些神秘的事。 日落時，一個工人在運河邊遇見「一個穿著筆挺的人」，他對工人說：「你到哪裡去，公民？」「先生，」工人回答，「我沒有榮幸認識您。」「我呢，我熟悉你。」這個人還說：「別害怕。我是委員會成員。有人懷疑你靠不住。你知道，如果你走漏情況，就會盯上你。」然後他同工人握了握手，走開時說：「我們不久還會見面。」 警察不僅在小酒店，而且在街頭偷聽，搜集到奇怪的對話：「你趕快讓人吸收進去，」一個紡織工人對一個木器工人說。 「為什麼？」 「要開火啦。」 兩個衣衫襤褸的行人在進行充滿雅克團[24]意味的精彩對話： 「誰統治我們？」 「是菲力普先生。」 「不，是資產階級。」 如果以為我們從貶義去理解「雅克團」這個字眼，那就搞錯了。雅克，這是指窮人。然而忍飢挨餓的人是有權行動的。 另一次，有兩個人走過，只聽到一個對另一個說：「我們有一個出色的攻擊計劃。」 有四個人蹲在王位城門圓形空地的壕溝里密談，有人只聽到這句話： 「會竭盡所能，不讓他再在巴黎散步。」 「他」是誰？這話咄咄逼人，晦澀難懂。 就像郊區的人所說的，「主要頭頭」避免露面。據說，他們常在聖厄斯塔什角附近的一家小酒店聚會商議。一個名字簡化為奧格的人，是蒙德圖爾街裁縫互助會的首領，被看作這些頭頭和聖安東尼郊區之間的主要中介人。然而，這些頭頭總是有許多陰影籠罩著，後來有一個被告在貴族院回答審問，沒有任何確鑿的事實能削弱他奇特的傲慢。 「你們的首領是誰？」 「我不認識，我也認不出來。」 這些還只不過是看來明白，其實模糊的話；有時，是空泛的話，道聽途說。還有一些跡象倏然而至。 一個木匠在雷伊街建造一座樓房的工地周圍釘柵欄木板時，在地上撿到一封信的碎片，上面還能看到這樣幾行字： 「……委員會必須採取措施，阻止在各分部為不同會社招募成員……」 還有附言： 「我們獲悉，在郊區魚市街五號乙一個武器商的院子裡有槍，共計五六千支。分部根本沒有武器。」 木匠再走幾步，又撿到另一張撕碎的紙，更加有意思，於是他很激動，便把撿到的紙拿給鄰居看。由於這些奇特的材料有歷史價值，我們按原樣複製出來： 當時暗地裡知道撿到這張紙的人，後來才知道四個大寫字母的含義：五人隊長，百人隊長，十人隊長，偵察隊；最後一行字母表示日期，意思是一八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每個大寫字母下面，登記了名字，名字後面有特別的說明。例如：Q.巴納雷爾。八支槍。八十三發子彈。可靠的人。——C.布比埃爾。一支手槍。四十發子彈。——D.羅萊。一把花劍。一支手槍。一斤火藥。——E.泰西埃。一把軍刀。一隻子彈盒。準時。——泰雷爾。八支槍。勇敢，等等。 最後，這個木匠還是在同樣的工地上撿到第三張紙，上面用鉛筆十分清晰地寫著這份令人捉摸不透的單子： 團結。布朗沙。枯樹。六。 巴拉。蘇瓦茲。伯爵廳。 柯修斯科。肉店老闆奧布里？ J.J.R.。 卡伊烏斯·格拉舒斯。 審核權。杜封。富爾。 吉倫特黨垮台。德爾巴克。莫布埃。 華盛頓。潘松。一支手槍。八十六發子彈。 《馬賽曲》。 人民主權。米歇爾。干康普瓦。軍刀。 奧什。 馬爾索。柏拉圖。枯樹。 華沙。《人民報》報販蒂利。 掌握這張單子的正直市民，知道其中的含義。看來，這張單子是人權協會第四區各分部的全部目錄，包括分部負責人姓名和住址。所有這些湮沒的事實，如今已成為歷史，可以公諸於眾。必須加上說，人權協會的建立，好像是在找到這張紙的日期之後。也許這只是一份草稿。 在這些片言隻語之後，在這些文字殘跡之後，有些物質方面的事實也開始顯露出來。 在波潘庫爾街一個舊貨商家裡，人們從五斗櫃的抽屜里搜到七張灰色紙，全都縱向一折為四；這些紙覆蓋著二十六張同樣的灰色方塊紙，捲成子彈形，還有一張卡片，上面寫著： 硝石………………………………………………十二兩 硫磺…………………………………………………二兩 煤…………………………………………………二兩半 水……………………………………………………二兩 搜查筆錄表明，抽屜發出一股強烈的火藥味。 一名泥瓦匠下工回家，把一隻小包裹遺忘在奧斯特利茲橋附近的一條長凳上。這隻包裹送到警衛隊。打開以後，找到兩份印好的對話，署名拉奧蒂埃爾，一首歌曲《工人們，聯合起來》，還有一隻裝滿子彈的白鐵皮盒。 一個工人同一個夥伴喝酒，讓人摸摸身上有多熱；他的夥伴在外衣下觸到一把手槍。 在拉雪茲神父公墓和王位城門之間那條大街的一條壕溝里，幾個玩耍的孩子在最僻靜的地方，在一堆刨花和垃圾下面，發現一隻口袋，裡面有一個子彈模子、一隻做子彈殼的木芯棒、一隻盛著獵槍火藥粒子的木缽和一隻小鐵鍋，裡面有熔鉛的明顯殘跡。 警察在清早五點出其不意地闖進一個名叫帕爾東的人家裡，發現他站在床邊，手裡拿著正在製造的子彈；這個人後來是梅里街壘國民自衛軍士兵，在一八三四年四月的起義中犧牲了。 工人快歇工時，有人看見在皮克普斯城門和沙朗通城門之間的一條巡邏小徑上，有兩個人在聚會，小徑夾在兩堵牆之間，附近一家小酒店的門前有暹羅遊戲柱。一個從罩衣下掏出一把手槍，交給另一個。正當交槍時，他發覺胸口的汗氣弄潮了火藥。他試試手槍靈不靈，在藥池裡添了點火藥。然後兩個人分手了。 一個名叫加萊的人，後來在四月事件中被擊斃在博堡街，他炫耀家中有七百發子彈和二十四粒火石。 一天，政府得到情報，郊區在分發武器和二十萬發子彈。下一周又分發了三萬發子彈。奇怪的是，警察連一顆子彈也搜不到。一封截獲的信說：「八萬愛國者在四小時內武裝起來的日子不遠了。」 所有這些醞釀都是公開的，幾乎可以說是在平靜中進行的。迫在眉睫的起義，當著政府的面，在平靜地準備掀起風暴。這場危機還在暗地裡醞釀，但已經露出蛛絲馬跡，真是無奇不有。有產者安然地告訴工人正在準備的情況。有人問：「暴動進行得怎樣啦？」那口氣好像說：「您的妻子好嗎？」 莫羅街的一個家具商問：「那麼，你們什麼時候起事？」 另一個店老闆說： 「不久就要起事了。這我知道。一個月前你們有一萬五千人，眼下你們有二萬五千人。」他獻出自己的槍，一個鄰居獻出自己的小手槍，他本想賣七法郎。 另外，革命熱情在蔓延。巴黎和法國沒有一個地方例外。革命的動脈到處跳動。正如某些炎症會產生薄膜，在人體形成一樣，秘密會社的網開始擴展到全國。從既公開又秘密的人民之友社，產生人權社，它這樣決定議事日程：「共和曆四十年雨月」，人權社不顧重罪法庭勒令其解散，仍繼續活動，並毫不猶豫地給分部起了意味深長的名稱，例如： 長矛。 警鐘。 警炮。 弗里吉亞帽。 一月二十一日。[25] 窮人。 流浪漢。 前進。 羅伯斯比爾。 水平面。 《一切都會好》[26]。 人權社產生行動社。這是不耐煩的人脫離出來，跑到前面去。其他協會竭力在大型的母體社團中招人。這些社團里的人抱怨被拉來拉去。高盧人社和市鎮組委會就是這樣。爭取新聞自由、個人自由、人民教育、反對間接稅協會也是這樣。還有平等工人社分成三部分：平等派、共產主義者、改良主義者。還有巴士底軍團，這是一種軍事編制的隊伍，下士率領四個人，中士率領十個人，少尉率領二十個人，中尉率領四十個人；互相認識的人決超不過五個。這種創編，謹慎與大膽相結合，似乎帶有威尼斯天才的印記。為首的中央委員會，有兩條臂膀，即行動社和巴士底軍團。一個正統派協會，即忠誠騎士團，在共和派組織中活動，後來被揭穿和驅逐了。 巴黎的團體在各個主要城市裡有分支機構。里昂、南特、里爾和馬賽都有人權社、燒炭黨、自由人社。埃克斯有一個革命社團，名叫庫古爾德社。上文已經提到過這個詞。 在巴黎，聖馬爾索郊區群情激奮的程度不低於聖安東尼郊區，而學校又不亞於郊區。聖雅散特街的一家咖啡店和馬圖林-聖雅克街的七球小咖啡店，用作大學生的聚會地點。ABC之友社和昂熱的互助社、埃克斯的庫古爾德社聯合，上文介紹過，在穆贊咖啡館聚會。讀者知道，這些年輕人也在蒙德圖街附近名叫科林斯的酒樓相會。這些聚會是秘密的。其他聚會則儘量公開。從後來一次審訊記錄的片斷中，也可以判斷出多麼大膽：「這次會議在哪裡進行？」「在和平街。」「在誰家裡？」「在街頭。」「有幾個分部參加？」「只有一個。」「哪一個？」「體力勞動者分部。」「誰是頭？」「是我。」「你太年輕，獨自做不出向政府進攻的重要決定。你從哪兒接受指示？」「從中央委員會。」 軍隊與民眾同時受到瓦解，就像後來貝爾福、呂內維爾和埃皮納爾發生的變化所證明的那樣。人們指望第五十二團、第五團、第八團、第三十七團和第二十輕騎團。在勃艮第和南方城市，人們種植「自由樹」，就是說在一根杆子頂上掛一頂紅帽子。 局勢就是這樣。 前面說過，聖安東尼郊區，比其他民眾團體更容易使這種局勢變得敏感和緊張。疼痛就在這裡。 這箇舊郊區，人口密得像螞蟻窩，又像一窩蜜蜂一樣勤勞、勇敢和動輒易怒，躁動著等待和盼望一次震盪。一切激盪著，但工作並不因此而中斷。難以描繪這種又活躍又陰沉沉的面貌。這個郊區的閣樓屋頂下隱藏著令人心酸的困苦；那裡也有熱烈而罕見的才智。困苦和才智兩極相觸，就尤為危險。 聖安東尼郊區還有其他騷動的原因；因為它受到商業危機、破產、罷工、失業這些政治大動盪的內在原因的影響。在革命時期，貧困既是因又是果。貧困的打擊要反彈回來。這些民眾充滿了高尚的品德，潛伏的能量可以達到頂點，隨時準備拿起武器，他們群情激憤，深沉有力，猶如火藥桶，仿佛只等待火星落下，便轟然爆炸。每當火星在事件之風驅趕下，在地平線上飄蕩，人們就禁不住想到聖安東尼郊區和可怕的偶然性，正是這種偶然性把充滿痛苦和思想的火藥庫放在巴黎的大門口。 聖安東尼郊區的小酒店已在上文多次描述過，歷史上聞名遐邇。在動盪年代裡，人們沉醉於交談，勝過喝酒。預見精神和未來的氣息在那裡流動，激勵人心，使心靈高尚。聖安東尼郊區的小酒店酷似安文蒂諾山的酒店，這些酒店建造在女預言家洞穴上面，與深沉的神聖氣息相通；桌子幾乎都是三條腿的，人們喝著安尼烏斯[27]所說的「女預言家酒」。 聖安東尼郊區是一個儲存民眾的水庫。革命的震動會造成裂縫，從中流出人民的至上權力。這至上權力可能做錯事，它像別的權力一樣會出錯；但即使走入歧途，它仍然是偉大的。可以說，它好似獨眼巨人安根斯[28]。 九三年，根據當時流行的思想是好是壞，恰逢狂熱還是熱烈，時而從聖安東尼郊區開出野蠻軍團，時而開出英雄部隊。 野蠻一詞要說明一下。在革命混亂的開天闢地的日子裡，這些人頭髮直豎，衣衫破爛，吶喊著，十分粗野，舉起棍棒和長矛，沖向亂翻天的舊巴黎，他們要幹什麼呢？他們要結束壓迫，結束暴政，結束戰爭，要求男人有工作，孩子受教育，婦女得到社會的優待，要求自由、平等、博愛、人人有麵包、人人有頭腦、世界變成伊甸園、進步；他們被逼到絕境，怒髮衝冠，身子半裸，手執木棍，大吼大叫，氣勢洶洶地要求這神聖、美好而甜蜜的東西，即進步。他們是野蠻人，是的；但這是文明的野蠻人。 他們憤怒地要求權利；他們要求讓人類登上天堂，哪怕通過震盪和恐怖。他們儼然是野蠻人，但他們是救星。他們戴著黑夜的面具，要求光明。 這些人我們承認是粗野的，而且是可怕的，但這是為了善而粗野，而可怕；比起這些人，另有一些人，笑口盈盈，錦衣繡衫，穿金戴銀，絲帶飄拂，珠光寶氣，腳穿絲襪，頭插白羽毛，手戴黃手套，足踩漆皮鞋，肘子支在大理石壁爐角落裡的絲絨罩桌子上，溫文爾雅地堅持維護和保存往昔、中世紀、神聖權利、宗教狂熱、愚昧、奴役、死刑、戰爭，小聲而彬彬有禮地頌揚刀光劍影、火刑柴堆和斷頭台。至於我們，倘若我們要在文明的野蠻人和野蠻的文明人之間作選擇，我們寧願選擇野蠻人。 但是，謝天謝地，還可以作別的選擇。無論向前還是向後，垂直跌下去都是不必要的。既不要專制主義，也不要恐怖主義。我們要的是緩緩向上的進步。 天主提供了這種可能。坡度緩和，這就是天主的全部策略。 六、昂若拉及其副手 大約在這個時期，昂若拉為了迎接可能到來的事變，暗中著手清理隊伍。 大家在穆贊咖啡館秘密策劃。 昂若拉在話里用了一些半隱晦的，但意味深長的暗喻，說道： 「有必要搞清我們的處境，以及可以依靠什麼人。如果需要鬥士，就必須培養。要擁有打擊力量。這有百利而無一害。路過時遇到牛群總比遇不到牛群，挨牛頂的機會多得多。因此，要數一下牛群。我們有多少人？這件事不該留到明天去做。革命者總是應該有緊迫感；進步沒有時間泡掉。要當心出現意外事故。不要讓自己措手不及。要檢查一下我們所做的針線活，看看是不是結實。這件事今天就應該摸底。庫費拉克，你去看看綜合工科學校的學生。現在是他們的假日。今天是星期三。弗伊，對不對？您去看看冰庫那兒的人。孔布費爾答應我去皮克普斯。那裡有一大群出色的力量。巴奧雷爾去看一看吊刑台。普魯維爾，泥瓦匠情緒冷落下來了；你去格勒奈爾-聖奧諾雷街，把共濟會支部的情況給我們帶回來。若利到杜普伊特朗診所去，搭一下醫學院的脈搏。博須埃到法院轉一圈，同實習生交談一下。我呢，我負責了解庫古爾德社的情況。」 「一切安排妥當，」庫費拉克說。 「沒有。」 「還有什麼？」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麼事？」孔布費爾問。 「梅納城門，」昂若拉回答。 昂若拉停了一下，好像在思索，然後又說： 「梅納城門那邊有大理石匠、漆匠、雕塑場的粗坯工。這是一個熱情的家族，但很容易熱情冷卻。我不知道最近他們在做什麼。他們在想別的東西。他們消失了。他們玩多米諾骨牌消磨時間。去跟他們談一談是當務之急，而且要堅決。他們聚在里什弗煙館裡。在中午到一點鐘之間，可以在那裡找到他們。要在這些火灰上吹一吹氣。我本來打算讓馬里於斯去干，他神不守舍，但總的來說是好的，可是他不來了。我需要有人去梅納城門。我沒有別的人了。」 「我呢，」格朗泰爾說，「有我在呀。」 「你嗎？」 「是我呀。」 「你呀，去教訓共和黨人吧！你呀，以原則的名義去焐熱冷卻的心吧！」 「為什麼不行呢？」 「你能幹點事嗎？」 「我多少有這種渴望呢，」格朗泰爾說。 「你什麼也不相信。」 「我相信你。」 「格朗泰爾，你肯給我幫個忙嗎？」 「什麼事都肯。包括給你擦靴子。」 「那麼，我們的事你別管。去醒醒你的苦艾酒吧。」 「你不講情義，昂若拉。」 「你倒可以到梅納城門去！你能勝任！」 「我能到格雷街，穿過聖米歇爾廣場，從親王殿下街斜插過去，踏上沃吉拉爾街，走過加爾默羅會修院，轉到阿薩斯街，來到尋午街，把軍事法庭拋在後面，大步走過舊瓦窯街，穿過大道，沿著梅納大路走，越過城門，走進里什弗煙館裡。我能這樣做。我的鞋做得到。」 「你有點熟識里什弗煙館的那些夥伴嗎？」 「不太熟識。我們只不過是一面之交。」 「你跟他們說什麼呢？」 「當然，我要跟他們談談羅伯斯比爾。談談丹東。談談原則。」 「你呀！」 「就是我。有人對我是不公道的。我要幹起來，那是厲害的。我看過關於普呂多姆[29]的漫畫，我了解《社會契約論》，我背得出共和二年的憲法。『一個公民的自由開始，便是另一個公民的自由告終。』你把我看作一個粗人嗎？我的抽屜里有一張大革命時期的舊證券呢。人權，人民的至尊，見鬼！我甚至有點是埃貝爾派[30]。我手裡拿著表，能天花亂墜地講上六個小時。」 「嚴肅點，」昂若拉說。 「我是個粗人，」格朗泰爾回答。 昂若拉沉吟了一下，像下定決心一樣做了個手勢。 「格朗泰爾，」他嚴肅地說，「我同意試你一下。你到梅納城門去。」 格朗泰爾住在穆贊咖啡館附近一個帶家具出租的房間。他出去了，五分鐘後又回來。他到家裡穿上一件羅伯斯比爾式的背心。 「紅色的，」他進來時說，一面盯住昂若拉。 然後，他用手掌有力地按在背心鮮紅的兩隻尖角上。 他走近昂若拉，在後者的耳畔說： 「放心吧。」 他毅然地扣緊帽子，走掉了。 一刻鐘後，穆贊咖啡館的後廳里人走空了。ABC之友社的所有成員分頭去干自己的事。昂若拉將庫古爾德社留給自己，最後一個離開。 埃克斯的庫古爾德社在巴黎的成員，當時聚集在伊西平原一處廢棄的採石場裡，巴黎在這一帶這種採石場非常多。 昂若拉一邊走向這個聚會地點，一邊在腦子裡回顧局勢。事件發展的嚴重性非常明顯。當這些事件作為潛在的社會痼疾的先兆現象，在遲緩地演變時，併發症稍一冒頭，它們就會受阻，變得紊亂。從這種現象產生崩潰和再生。昂若拉隱約看到未來的黑牆下升起一片光明。誰知道呢？時機也許來臨了。人民重新獲得權利，多麼壯麗的景象啊！革命再度莊嚴地掌握法國，向世界宣告：明天看結果吧！昂若拉很高興。爐子燒旺了。此時此刻，他的朋友猶如導火索分布在巴黎的四面八方。他的腦子裡，有孔布費爾帶哲理的深邃的雄辯，有弗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熱情，有庫費拉克的熱狂，有巴奧雷爾的歡笑，有讓·普魯維爾的憂鬱，有若利的博學，有博須埃的嘲諷，這些構成一種電火花，能在各處同時點燃。大家協力同心地工作。結果一定不負努力。這很好。這使他想起格朗泰爾。「唔，」他心想，「梅納城門只需要我繞一點路。要不我一直走到里什弗煙館去？看一看格朗泰爾在幹什麼，幹得怎樣。」 當昂若拉來到里什弗煙館的時候，沃吉拉爾的鐘樓敲響了一點的鐘聲。他推開門，走了進去，抱起手臂，聽任門反彈到他肩上，望著擠滿桌子、人和煙霧的大廳。 煙霧中響起一個人的聲音，馬上又被另一個聲音打斷。這是格朗泰爾和一個打牌對手在交談。 格朗泰爾面對另一張臉，坐在一張聖安娜大理石桌旁，桌上撒滿了麵包屑和多米諾骨牌，他擂著大理石桌面，這是昂若拉所聽到的： 「雙六。」 「四點。」 「豬玀！我沒有牌了。」 「你完蛋了。兩點。」 「六點。」 「三點。」 「老么。」 「該我出牌。」 「四點。」 「不好辦。」 「你出牌。」 「我犯了個大錯。」 「你過得去。」 「十五點。」 「再加七點。」 「這樣我就得出二十二點了。（沉思。）二十二點！」 「你沒有料到雙六。要是我一開始就出這張牌，這局牌就改觀了。」 「還是兩點。」 「老么。」 「老么！那麼，五點。」 「我沒牌。」 「我想，是你出牌吧？」 「是的。」 「白板。」 「他運氣真好！啊！你有一次機會！（長時間沉思。）兩點。」 「老么。」 「五點不行，老么也不行。你麻煩了。」 「統吃。」 「活見鬼！」 [1]普呂西亞斯（約公元前237—前183），比提尼亞國王，他要把前來避難的漢尼拔獻給羅馬，結果漢尼拔服毒自盡。 [2]伊弗托國王，法國詩人貝朗瑞以此影射和抨擊拿破崙，寫過歌謠《伊弗托國王》，流行一時。 [3]護國公，即克倫威爾。 [4]1588年5月12日，巴黎人民起義，維爾在事件後發表演說。 [5]伊圖爾維德，墨西哥將軍，1821年稱帝，1823年下台，次年被槍決。 [6]法國國王歷來在蘭斯大教堂舉行加冕禮。 [7]普里查德（1796—1883），英國傳教士，在法國支持新教，1844年被法國政府逮捕。在英國政府抗議下，法國政府賠償普里查德2.5萬法郎。 [8]1834年4月14日，巴黎人民在特朗斯諾南街起義，遭政府軍屠殺。 [9]阿布德-埃爾-卡德爾（1808—1883），阿拉伯酋長，抵抗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殖民軍，1848年被迫投降，押往法國，1852年退隱到大馬士革。 [10]1832年，西蒙·德茨將貝里公爵夫人出賣給政府，獲得10萬法郎賞金。 [11]沙爾·德·奧爾良（1391—1465），法國詩人，曾囚禁在英國25年，寫下一些懷念祖國的感人的詩歌。 [12]九月法令，1836年9月頒布的刑事法規。 [13]路易·布朗（1811—1882），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著有《勞動組織》、《十年史》、《法國革命史》等。 [14]卡西米爾·佩里埃（1777—1832），法國銀行家、政治家，復辟王朝時期是自由派代表，反對維萊爾、波利涅克甚力，1831年任內閣總理兼內政大臣，對內採取鎮壓政策。 [15]貝卡里亞（1738—1794），義大利刑法學家，提出司法改革和減輕刑法。 [16]菲埃斯希（1790—1836），科西嘉陰謀分子，1835年趁慶祝七月革命，國王到巴士底廣場之際，企圖暗殺路易-菲力普，炸死19人卻未傷國王，被判處死刑。 [17]指巴貝斯（1790—1870），法國政治家，激進共和黨人，1839年被判處死刑，赦免後又屢次被捕，後來流亡國外。 [18]雨果當時流亡在英吉利海峽的澤西島，設想小說出版時會同路易-菲力普一樣已死在國外。 [19]公元前280年，在希臘的羅得島上樹起一尊巨大的太陽神像，腳踏港灣兩岸，後毀於地震。 [20]1793年，布列塔尼半島的旺岱地區農民在貴族煽動下，發動反對共和國的叛亂，後被鎮壓下去。 [21]孔代是波旁家族的分支，1830年，最後一個孔代親王被吊死在郊野。 [22]納索家族，納索原是德國的公爵領地，13世紀分為兩支，其中一支在荷蘭和英國統治過，其後代從1747年起在比利時統治。 [23]吉斯蓋，1831年到1836年任警察局長。 [24]雅克團，1358年的法國農民起義，後泛指農民起義。 [25]1793年1月21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判處死刑。 [26]《一切都會好》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 [27]安尼烏斯（公元前239—前169），拉丁語詩人，著有史詩、悲劇和喜劇。 [28]安根斯，出自維吉爾的《伊尼德》，指波呂斐摩斯。 [29]普呂多姆，法國漫畫家亨利·莫尼埃（1799—1877）塑造的庸俗小市民典型。 [30]埃貝爾派，雅各賓派的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