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馬克思 · 致　讀　者(1)

我想簡要地向公眾介紹一下《保衛馬克思》的翻譯情況，同時，回頭看一下這本小書的意識形態意義及哲學內容。 《保衛馬克思》於1965年在法國出版，然而只有其前言「今天」是1965年寫的，所有其他文章都寫於之前的1960—1964年，以文章的形式發表在法國共產黨的雜誌上。(2)它們都是按照其時的樣子收集起來的，沒有任何的修訂和改正。 要理解和判斷這些文章，就應該知道，它們是由一個共產主義哲學家在特定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形勢下，所構思、撰寫和發表的，因此，就應該按照這些文章本來之所是來看待它們。它們是一些明顯需要修正的哲學論文，是一段漫長探索的最初階段，是一些暫時性的結果：這種探索的主題是馬克思所建立的哲學和科學原則之特有性質。然而，這些哲學論文並不從屬於僅僅是學究式的或思辨式的研究。它們同時也介入到了特定的形勢之中。 （一） 就像人們在前言中可以看到的那樣，這種形勢首先是法國意識形態和理論的形勢，特別是存在於法國哲學家之中的形勢。不過，除了法國的形勢之外，還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形勢。 當然，大家將要看到的文章並不落腳於這種形勢的政策成分上（共產黨的政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它們關注於這種形勢中呈現出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問題，關注於這種形勢所導致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問題。從某些方面看，這些問題是一些新問題，從另一些方面看，它們則來自於長久以來就從屬於工人運動歷史的一些爭論。 如果我們考慮形勢的最近情況，那麼就是，自從史達林逝世以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就處於由兩個重要事件決定的形勢之中：蘇共中央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個人祟拜」的批判，中共與蘇共的分裂。 對「個人崇拜」的揭露突然出現了，其出現及發生的形式不僅在政策領域，而且在意識形態領域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面我只考慮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反應。 對史達林「教條主義」的批判是被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普遍當作一種「解放」來經歷的。這種「解放」導致了一種深刻的「解放」-「倫理」傾向的意識形態反應。這種反應不由自主地恢復了「自由」、「人類」、「類自身」、「異化」等舊有的哲學主題。這種意識形態傾向試圖在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中尋找其理論的依據，而青年馬克思的著作確實包含著人、人的異化及解放的哲學的所有論爭。這種情況導致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一種反常的逆轉。自從三十年代以來，青年馬克思的著作是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作同馬克思主義進行鬥爭的武器，後來卻被一點一點地，甚至是廣泛地用於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中，而這種新解釋今天已經被許多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被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從史達林教條主義「解放」出來的知識分子發展到了極致的地步。「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主題，馬克思著作的「人道主義」解釋逐漸地、並且是不可阻擋地加在了新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之上，這在蘇共和西方共產黨內都一樣。 這種意識形態的反應，首先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意識形態反應，儘管遇到了某種抵抗，仍然能獲得這種發展，原因就在於它直接或間接地受益於蘇共及西方共產黨所表達的某些政治口號。在蘇共方面，比如，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宣稱，隨著階級鬥爭的消亡，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被「超越」，蘇聯已經不再是階級國家，而是「全體人民的國家」，而且在人道主義「一切為了人民」的口號下，蘇聯已經進入了「共產主義建設」之中。而在西共方面，比如，它們在一同回應之類的口號下，採取和社會黨人、民主黨人及天主教徒聯合的政策。這裡的重點則是放在了「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以及「對話」等上面。 相對於先前（1930—1956）的一段時期來說，在此特定情境中發展出來的這種對馬克思理論的「人道主義」解釋是一種新的現象，不過，在工人運動的歷史中，它也有著許多歷史的先例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我在此僅僅引證他們幾個）不停地和威脅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道主義、唯心主義的意識形態解釋進行鬥爭，在此，只要回憶一下馬克思同費爾巴哈人本理論的決裂，恩格斯對杜林的鬥爭，列寧同俄國民粹主義者長期的鬥爭等就足夠了。所有這些往事，所有這些遺產明確地構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當前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形勢的一部分。 為了再次討論這一形勢最近的各種情況，我將加上下面的評論。 在發表於1963年的《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文章之中，我已經把當前這種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主題的泛濫解釋為一種意識形態現象。我一點也不指責作為社會現實的意識形態。按照馬克思所說，正是在意識形態之中，人們才「意識到」他們的階級鬥爭，並把「這種鬥爭進行到底」；在其宗教、倫理、法律及政治等形式下，意識形態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現實；意識形態的鬥爭構成了階級鬥爭的有機組成部分。相反，我批判的是意識形態理論的各種後果。對於科學的知識來說，它們總是一種威脅或一種障礙。我指出了我們應該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主題的泛濫，以及它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僭越解釋為一種雙重的無能和雙重的危險的可能的歷史徵候。無能一方面是不能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殊性，危險一方面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特殊性混同於前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解釋的修正主義的危險。無能的另一方面是不能解決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的形勢所提出的真正的（歸根結底是政治的和經濟的）問題，危險的另一方面是僅僅以意識形態形式的虛假的「解決」把這些問題掩蓋起來。 （二） 大家馬上看到的文章就正是在這種形勢下，被構思和發表的。應該把它們和這一形勢聯繫起來，以便明確其性質和作用：這是一些哲學論文，其目的在於理論的探索，在於介入到當前的理論-意識形態的形勢當中，以及反對各種危險的傾向。 我非常概要地說過：這些理論文章包含著雙重的「介入」，或者，如果人們願意這樣說的話，為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不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傾向之間劃一條「分界線」——按照列寧著名的說法，它們「介入」到了兩條戰線。 第一重介入的目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哲學的（及政治的）諸種主觀主義形式之間「劃出一條分界線」，而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受到了這些主觀主義的危害，或者說它們威脅著馬克思主義。首要的主觀主義是所有的經驗主義及其各種變形：古典的或現代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意志主義、歷史主義等。這一介入的各個重要時刻是：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革命的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區別各種不同的實踐，顯明「理論實踐」的特性，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特性（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唯物主義辯證法之間截然的不同）的最初研究等。 此第一重介入基本上處在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對立之處。 第二重介入的目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及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真正的理論基礎與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觀念之間「劃一條分界線」，當前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人的哲學」或「人道主義」的解釋就建立在此類觀念之上。這一介入的各個重要時刻是：顯明馬克思思想史中的「認識論斷裂」，顯明青年馬克思著作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式」與《資本論》中科學的「問題式」之間根本不同，對馬克思理論發現的特殊性的最初探究等。 此第二重介入基本上處在青年馬克思著作和《資本論》的對立之處。 這雙重的介入使存在於各種論證，各種文本分析及各種理論探討細節之後的巨大的對立突顯出來了：把科學和意識形態區別開來的對立，非常準確地說的話，就是把正在自我構建中的新科學同前科學理論的意識形態（它占據著科學要在其上建立的「場所」區別開來的對立。下面這一點非常重要：科學/意識形態對立所探討的東西涉及的是科學和理論意識形態之間的「斷裂」關係，在科學建立之前，科學給予的知識的對象在這種關係中被「思考」。這一「斷裂」沒有觸及各種意識形態（宗教、倫理、法律的和政治的意識形態等等）所占據的客觀的社會領域。在這一非理論的意識形態領域中，存在著各種「斷裂」或「中斷」，但它們是政治的斷裂（政治實踐，各種偉大的革命事件的結果），而非「認識論」 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這種對立，以及用於思考這種對立的歷史特徵的「認識論斷裂」概念給出了一個論斷，一個總存在於這些分析之後，卻又沒有被明顯展開的論題：馬克思的發現，在性質上和效果上都是一種歷史上沒有先例的革命性的發現。 實際上，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常堅持的傳統，我們可以斷定，馬克思建立了一種新的科學：「社會構成」的歷史科學。為了更確切一些，我說過馬克思為科學知識「開啟了」一個新「大陸」，即歷史的大陸——就像泰勒士為科學知識開啟了數學的「大陸」，伽利略為科學知識開啟了物理學的「大陸」一樣。 我想補充的是，就像泰勒士建立的數學「導致了」柏拉圖哲學的產生，伽利略建立的物理學「導致了」笛卡兒哲學的產生一樣，馬克思所建立的歷史科學「導致了」一種新的、革命的實踐哲學和理論哲學的產生，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或者說辯證唯物主義。這種史無前例的哲學相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歷史唯物主義）來說有些滯後，這可以由各種政治-歷史的原因來解釋，也可以由各種理論的原因來解釋：偉大的哲學革命總是由在它們中起作用的偉大的科學革命所承載和引導，不過，要賦予它們以明確的和充分的形式，就需要進行長期的理論工作，需要長時期的進行完善。如果在大家將要讀到的文章中，其重點放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上，那是為了檢驗其現實及存在的能力，同時檢驗其具有的滯後，並且開始賦予它一種更加符合其本質的理論存在形式。 （三） 當然，很明顯，這些文章往往不僅僅顯示出各種忽視和不準確之處，而且也顯示出各種沉默或半-沉默。這不僅僅是因為不能同時談論所有的東西，或者是形勢的緊迫。不能用這些來解釋所有的沉默及其結果。實際上，我是沒有能力恰當地處理一些問題，一些困難之處擋住了我：結果是，在文章中，我沒有像我應該做的那樣，思考一些重要的問題和一些重要的現實。在《自我批評材料》中，我指出了兩個特別明顯的地方。 1.儘管我突顯了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極端重要性，儘管我因此揭示了各種形式的經驗主義的錯誤，但是，我並沒有探討「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毫無疑問，我談論了「理論實踐」中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問題，但是，我沒有觸及政治實踐中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問題。說得更準確些，我沒有考察這種結合的一般歷史存在形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的「融合」。我沒有考察這種「融合」的具體存在形式（各種階級-工會鬥爭的組織，這些組織進行的階級鬥爭方向的政黨-手段和方法等）。我沒有明確地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這種具體形式中所起的作用、占據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何處以及怎樣參與到政治實踐的發展當中，政治實踐又在何處以及怎樣參與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當中。 生活的經歷向我表明，在這些問題上的沉默對於我的文章的有些「讀者」（「理論家」）來說並不是沒有後果的。 2.同樣，儘管我堅持馬克思發現在理論上的革命特徵，儘管我指出馬克思建立了一個新的科學和一個新的哲學，我卻沒有明確地說明那把科學與哲學區分開來的極其重要的差別。我沒有表明不同於科學而構成了哲學本身的東西：整個哲學（它是理論的原則）在其各種存在形式及各種理論要求之中和政治的有機聯繫。我沒有指出這種聯繫的性質。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它和實際的聯繫沒有任何關係。因此，我沒有清楚地指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先前的哲學區分開來的東西。 生活的經歷向我表明，在這些問題上的半-沉默對於我的文章的有些「讀者」（「理論家」）來說並不是沒有後果的。 我將在以後的研究中重新探討這兩個重要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不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的角度看，都是內在相連的。 路易·阿爾都塞 1967年10月 關群德　譯 【注釋】 (1)這篇文章是路易·阿爾都塞於1967年10月10日為《保衛馬克思》的各種外文版所寫的後記。來源：阿爾都塞檔案館/IMEC（NdE）。 (2)除了關於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的文章之外。這兩篇發表於天主教雜誌《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