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馬克思 · 二、論青年馬克思
（理論問題）
「德國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後掙扎，都沒有離開過哲學的基地。這個批判雖然沒有研究過它的一般哲學前提，但是它談到的全部問題終究是在一定的哲學體系，即黑格爾體系的基地上產生的。不僅是它的回答，而且連它所提出的問題本身，都包含著神秘主義。」
卡爾·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
本文獻給奧古斯特·科爾紐，他以畢生的精力研究了一位名叫馬克思的青年人。
《國際研究》雜誌向我們介紹了外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青年馬克思」的十一篇論文。其中有陶里亞蒂的一篇（業已在1954年發表過的舊作），蘇聯的五篇（其中三篇是由二十七、八歲的青年研究人員撰寫的），民主德國的四篇和波蘭的一篇。人們曾經以為，關於青年馬克思的研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禁臠，這部論文集及其引言表明，在研究青年馬克思這個任務面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此不再是單槍匹馬了。(1)
在閱讀這部饒有興味但水平不一(2)的集子的時候，我想藉此機會探討幾個問題，消除某些混亂，並澄清幾個觀點。
為敘述方便起見，請允許我從政治、理論和歷史這三個根本方面來研究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的問題。
（一）政治問題
關於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的辯論，首先是一場政治辯論。總的說來，梅林已經相當透徹地闡明了這些著作的歷史和意義；後來，社會民主黨人把這些著作重新翻了出來，利用它們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關於這些，我就無需再多囉嗦了。最早發難的兩個人名叫蘭茨胡特和邁耶爾（1931年）。我們不妨讀一讀他們出版的《馬克思哲學著作集》的序言（莫里多爾譯，科斯特出版社出版，第四卷，第13—51頁）。他們的觀點在其中說得清清楚楚。他們認為，《資本論》是一種倫理學的理論，在《資本論》里保持沉默的哲學只是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里才大聲講話。(3)我已做了簡略說明的這個論點交上了非凡的好運。它不僅如我們早已知道的那樣，在法國和義大利取得了成功，而且我們通過這些論文可以看到，它在德國和當今的波蘭也風行了起來。哲學家、思想家和宗教家們紛紛投入到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中去，他們要馬克思回到馬克思的本原，要他承認成年馬克思不過是化裝了的青年馬克思。或者，如果馬克思在年齡問題上堅持不肯讓步，他就應該承認成年時期的罪過，承認他為了經濟學而犧牲哲學，為了科學而犧牲倫理學，為了歷史而犧牲人。馬克思的真理，他能傳諸後代的全部東西，他能幫助我們今天的人生活和思想的全部東西，不論他自己同意與否，都包括在這幾部青年時期的著作中。
這些善良的批評家們只給我們留下一種選擇，即承認《資本論》（以及「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或者是青年馬克思哲學思想的表現，或者是對這一哲學的背叛。在兩種情況下，都必須全部修正既定的解釋，必須回到體現著真理的青年馬克思去。
由此可見，辯論的起因是青年馬克思，辯論的結果關係到馬克思主義的生死存亡。辯論的題目則是青年馬克思是否已經是馬克思的全部。
辯論就這樣開始了，在這場辯論中，從策略方面考慮，馬克思主義者似乎只有兩個辦法來迎接挑戰。(4)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要使他們的論敵不能用馬克思的青年時期來詆毀馬克思，那麼，籠統地講，他們就能夠提出兩個論點：或者承認青年馬克思不是馬克思，或者斷言青年馬克思就是馬克思。這兩個論點在表述上可以千差萬別，但各種表述都離不開這個精神。
也許有人認為，擺出這些可能性似乎沒有多大用處。假如這是對歷史提出異議，那就不應該有任何策略考慮，而只能對事實和材料進行科學研究，並據此作出結論。可是，以往的經驗以及眼下這部論文集都證明，馬克思主義者所面對的是一場政治攻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能沒有明智的策略考慮，不能不做出自衛的反應。W.雅恩正確地指出，關於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的辯論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挑起的。(5)馬克思主義者對梅林的經典論著和對科爾紐細緻的學術研究顯然沒有給予正確的估價，他們因而沒有能預見到這場戰鬥的發生，毫無準備就倉促上陣。他們做了力所能及的抵抗。在目前的防禦中，他們的臨時應付、笨拙、混亂乃至缺乏自信心，也都說明他們還措手不及。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在自己的戰場上，即在馬克思這一戰場上，受到的一次突然襲擊。問題涉及的不只是一個普通的概念，而是直接關係到馬克思的歷史和馬克思本人：他們對此感到負有特殊的責任。繼自衛這一本能反應以後，他們的第二個本能反應開始出現：他們擔心盡不到自己的責任，擔心因保不住馬克思主義的遺產而對不起自己和對不起歷史。這裡必須明確指出，如果不去思考、批判和克服這種本能反應，它會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做出一個籠統的也是最糟糕的回答，因為這種回答實際上是為了圖省事而把問題取消。
為了使那些把馬克思和他的青年時期對立起來的人無話可說，有人堅決地採取了相反的立場：他們把馬克思同他的青年時期調和起來。他們不再通過《論猶太人問題》來閱讀《資本論》，而是通過《資本論》去閱讀《論猶太人問題》；他們不再在馬克思的身上找到青年馬克思的影子，而是在青年馬克思的身上找到馬克思的影子；他們臆造出一種「未來完成式」的所謂哲學史理論作為辯解的論據，卻沒有看到這種假理論完全是黑格爾的理論。(6)由於對馬克思的完整性可能受到損害感到神聖的恐懼，他們的本能反應是要堅決保衛整個馬克思。他們宣稱：馬克思是一個整體，「青年馬克思就屬於馬克思主義」，(7)似乎像馬克思那樣去歷史地考察馬克思的青年時期會使我們失去整個馬克思，似乎把馬克思的青年時期交給歷史作徹底的批判會使我們失去整個馬克思；這裡所說的歷史不是馬克思將要經歷的歷史，而是馬克思實際經歷的歷史，不是直接的歷史，而是經過思考的歷史。關於這種歷史，馬克思在其成熟時期曾告訴我們，它不是黑格爾含義上的「真理」，而是科學思考的原則。
即使是處於防守的地位，沒有正確的理論也就沒有正確的政策。
（二）理論問題
我們現在來談研究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理論問題。我想特彆強調一下這個問題，因為我認為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或者說，涉及這個問題的大多數論著沒有能夠正確地提出問題。
在閱讀青年馬克思的文章時，人們往往滿足於把各種觀念隨意地聯結起來，或者對各種術語作簡單的比較，而對文章本身卻缺少歷史的分析。(8)我們無疑可以承認，這種閱讀方法雖然能得出一些理論成果，但這些成果僅僅是真正理解原著的先導。例如，在閱讀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時，人們可以把其中的術語同黑格爾的思想(9)進行比較；在閱讀《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可以把其中的原則或者同費爾巴哈相比較，或者同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相比較；(10)在閱讀《1844年手稿》時，可以把它的原理同《資本論》的原理相比較。(11)這種比較既可以是膚淺的，也可以是深刻的。它可能會造成一些誤解，(12)而誤解本身畢竟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它也能夠打開一些有益的新境界。(13)但是，這種比較並不始終是正確的。
因為，如果人們滿足於理論成分的拼湊，即使拼湊得十分得體，人們還是脫不出在大學裡頗為流行的那一套老觀點；這套觀點主張對理論成分作對照和比較，其最高表現就是所謂源泉論或提前論，其實二者是一碼事。就是說，熟悉黑格爾的讀者在讀184 1年的博士論文時，甚至在讀《1844年手稿》時，「將會想到黑格爾」。熟悉馬克思的讀者在讀《法哲學批判》時，「將會想到馬克思」。(14)
但是，人們也許沒有充分注意到，無論叫源泉論或叫提前論，這套老觀點就其樸素的直接含義而言，都是以始終在這套觀點中悄悄地起作用的三個理論前提為基礎的。第一個前提是分析性前提：根據這個前提，任何理論體系，任何思想結構都能夠還原為各自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條件下，人們就可以對理論體系中的某一個成分單獨進行研究，也可以把它與屬於另一個體系的另一個類似成分相比較。(15)第二個前提是目的論前提：這個前提建立了一個歷史的秘密法庭，對交給它審理的觀念作出判決，它甚至還可以把（其他）體系分解為組成部分，確認它們作為成分的資格，然後根據自己的真理性標準去衡量它們。(16)最後，第三個前提是前兩個前提的基礎，它把觀念的歷史看作自己的組成部分；它認為，歷史上發生的一切歸根結蒂無不是觀念歷史的產物，觀念世界本身就是觀念自己的認識原則。
我認為，必須對這三個前提追根究底，才能懂得這種方法最顯著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一種折衷主義的方法。如果我們在折衷主義的表層下深入挖掘，除了找到一些毫無思想性可言的形式外，我們所接觸到的就始終是這種理論目的論以及觀念的自我認識。在閱讀論文集的某些文章時，我們不禁感覺到，這些文章依然受到折衷主義內在邏輯的感染，即使當他們力圖去擺脫折衷主義時也是如此。在他們看來，似乎青年馬克思的理論發展史要求把青年馬克思的思想還原為「成分」，這些成分大致可以分作兩類：唯物主義成分和唯心主義成分。在他們看來，似乎這些成分的單個比較和集體比較將能決定有關文章的意義。例如，馬克思為《萊茵報》撰寫的文章雖然還具有黑格爾思想的外在形式，人們顯然可以指出這些文章包括了一些唯物主義的成分（書報檢查制度的政治本質，林木盜竊法的社會本質和階級本質，等等）；又如，1843年的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雖然在闡述中使用了帶有費爾巴哈色彩的或依舊是黑格爾的表述，它顯然也包括了一些唯物主義成分（社會階級的現實存在，私有制及其與國家的關係的存在，甚至唯物辯證法的存在，等等）。十分明顯，除非在閱讀這些文章時帶有傾向性，即根據目的論的需要去閱讀，否則是不能割裂思想的內在聯繫而把思想分作互不相關的成分，並把這些成分當作本身有意義的實體去思考的。論文集中最有頭腦的作者之一N.拉賓直率地承認：「這種做法……實際上是非常折衷主義的，因為它不回答以下的問題，即不同的成分如何結合成為馬克思的世界觀。」(17)他正確地看到，把一篇論文肢解為已經是唯物主義的成分和還是唯心主義的成分，不能保持論文的整體性，而這種肢解恰恰是通過成熟時期著作的內容來閱讀青年時期著作所造成的。由此可見，成熟時期馬克思主義的法庭，目的論的法庭，對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作出判決，決定把這些著作肢解為成分，只能破壞它們的整體性。「如果從馬克思當時具有的哲學觀點出發，1843年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一部十分連貫和完整的著作」，但是，「如果從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這部著作就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就方法論價值而言，它的每個成分不一定都能得到嚴格的證明。有些問題被過於強調了，另一些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卻只是一筆帶過，這顯然是由於思想不夠成熟的緣故……」(18)拉賓承認，正是這種從結束向開始的回溯，造成了把整體肢解為成分，又把這些成分確立為獨立成分；我覺得拉賓的這一承認是十分誠實的。此外，我還補充一點：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請費爾巴哈等中間作家起一種「例證」的作用。由於費爾巴哈被認為是「唯物主義者」（儘管嚴格地說，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基本上只是徒具形式而不能兌現的唯物主義宣言），他本人就成為一個「例證」，人們根據費爾巴哈作出的判決和得出的「真理」，從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中得出一種被稱為「唯物主義」成分的副產品。因此，主謂顛倒、費爾巴哈對思辨哲學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人的本質在生產中的客體化等，統統被宣布是「唯物主義」的成分。這種通過費爾巴哈製造出唯物主義成分的方法，同通過成熟的馬克思製造出唯物主義成分的方法結合在一起，只能造成廢話連篇和謬誤百出，使人無從分辨由費爾巴哈證實的唯物主義成分和由馬克思本人證實的唯物主義成分到底有什麼區別。(19)根據這個方法，我們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所有作品裡，包括他給父親寫的那封聲稱不願把理想和現實分開的信在內，到處都可以找出一些唯物主義成分來。這樣，我們就很難斷定，究竟在什麼時候馬克思可以被認為是唯物主義者，或者究竟在什麼時候他還不是唯物主義者！例如，在W.雅恩看來，《1844年手稿》雖然還包括「一系列抽象的成分」，卻已標誌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20)巴季特諾夫則認為，《1844年手稿》「是馬克思在社會科學中實現轉折的一個焦點，由此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21)拉賓認為，「在《萊茵報》的文章里，只是自發地出現了一些唯物主義的成分，而1843年手稿則不同，它證明了馬克思自覺地在向唯物主義轉變」，而且確實「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是從唯物主義立場出發的」（雖然在同一篇文章里，這種「自覺的轉變」又被說成是「含糊的」和「不自覺的」）。(22)至於沙夫，他乾脆寫道：「我們知道（根據恩格斯後來的敘述）馬克思於1841年成了唯物主義者。」(23)
我不想利用各種說法之間的矛盾而得出過於簡單的結論（這表明問題還有待研究）。但我們有權發問，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的日期之所以不能被確定等等，是否正由於人們不知不覺地使用了分析目的論的緣故。我們不得不指出，分析目的論既然把一種思想肢解為各種成分，也就是說，它已經破壞了這種思想的真實整體性，它就沒有資格再對這個思想說三道四。而它被剝奪這種資格，恰恰是因為，既然它肢解了馬克思的思想，它就不能作為衡量這個思想的有效標準。唯心主義成分就是唯心主義成分，唯物主義成分就是唯物主義成分，把兩種成分在一篇文章里結合成一個生動和現實的整體，誰能夠去斷定它們究竟具有什麼意義？肢解勢必導致這樣的荒唐結果：《論猶太人問題》或《1844年手稿》這類文章究竟具有什麼整體意義的問題就不成立了，就不能提出了，因為沒有辦法提出這個問題。可是，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實生活和有生命力的批判永遠不能避開的問題！假如今天哪位讀者突然想認真研究並講解《論猶太人問題》或《1844年手稿》的哲學（這種事情是確實發生過的！我甚至要說，我們大家都曾有過這種經歷！可惜有這種經歷的人並不全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實事求是地來評解馬克思的思想，也就是說，不知道該如何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評價。我們將認為它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唯物主義的呢？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呢？(24)或者我們是否應該認為，馬克思的思想還沒有告一段落，對它的意義還不能下個定論？可是，馬克思的思想什麼時候才算告一段落，我們又不知道。人們往往就這樣去看待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似乎這些著作屬於一個可以把「根本問題」避開不談的領域，而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們必定會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似乎只有在這些著作所包含的成分被吸收到馬克思主義的整體中去的時候，才能對這些著作的意義下定論，而在作總結以前，由於整體性已被破壞，關於這些著作的整體意義的問題也就根本不能成立。這個結論是荒謬透頂的，它充分暴露了分析目的論的秘密：這個不停在作出判決的方法，卻對不同於自己的整體不能作出任何判決。這豈不等於承認：分析目的論只是在自我判決，只是通過它所研究的對象重新認識自己；它永遠不能離開自己，它所要研究的發展，歸根結蒂是研究自己在自己內部的發展。對於以上極而言之地用邏輯推理所敘述的方法，如果有人說它恰恰是辯證法的話，我將回答說：是的，這可算是辯證法，但這是黑格爾的辯證法。
確實，對於這個被還原為成分的思想，每當我們需要具體地考慮它的前途的時候，每當我們需要回答拉賓提出的「這些不同的成分如何在馬克思最終的世界觀中結合了起來」這個天真而誠實的問題的時候，每當我們思索各成分間相互關係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黑格爾的辯證法或者以膚淺的形式或者以深刻的形式而作為論據出現了。膚淺的形式，例如求助於內容和形式的矛盾，即內容和概念表述的矛盾。「唯物主義的內容」同「唯心主義的形式」發生了衝突，而唯心主義的形式又往往被歸結為一個簡單的術語問題（術語問題總歸是要消失的，因為這只是用詞不當的問題）。馬克思已經是唯物主義者，不過他還運用費爾巴哈的一些概念，借用費爾巴哈的術語，儘管他已經不是，或者從來也不是純粹的費爾巴哈主義者；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和成熟時期著作之間的那段時間裡終於確定了自己的術語。(25)總之，這完全是個用詞問題，後來的全部變化就是用詞變了。我知道，以上的推論是極而言之，但這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分析目的論方法的奧秘涵意。有時，分析目的論方法以更加完善的形式而出現，例如在拉賓的理論里，不僅把形式（術語）與內容相對立，而且把意識與趨向相對立。拉賓並不把馬克思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差異單純歸結為術語不同。他承認馬克思的用語都有其意義，這種意義就是馬克思在特定發展階段中（自我）意識的意義。因此，在1843年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的自我意識是費爾巴哈式的意識。馬克思使用了費爾巴哈的語言，因為他自以為是費爾巴哈主義者。但是，這種語言和意識當時在客觀上是同他的「唯物主義趨向」相矛盾的。這種矛盾正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動力。拉賓的這種觀點表面上雖然很像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們會想到所謂「意識的落後」），但它畢竟只是外表相像而已，因為它雖然可以確定意識（文章的總的意義和語意），但卻無從具體地確定「趨向」。拉賓認為，唯物主義趨向與（自我）意識的區別完全相當於「成熟馬克思主義對1843年手稿客觀內容的認識與馬克思當時的認識之間的不同」；(26)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拉賓是如何去確定「趨向」了。嚴格地說，拉賓這句話的意思無非是認為「趨向」是結果向本原的抽象回溯，這也就是黑格爾的自在論，不過把終點當作起點來思考而已。由此，意識和趨向的矛盾就成了自在和自為的矛盾。拉賓還直截了當地宣布，這種趨向是「含糊的」和「無意識的」。這是把對問題本身的抽象拿來當作問題的答案。當然，我並不否認，拉賓的論文中有一些論述是朝另一種觀點的方向發展的（或許有人也會指責我陷入了成分理論的泥坑！如果真要研究成分，「趨向」這個概念就應該放棄不用），但應該指出，拉賓的體系是黑格爾的體系。
因此，不同分析目的論的方法（這種方法，無論是自發的還是深思熟慮的，總是或多或少地受到黑格爾原則的影響）一刀兩斷，就不能對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為此，必須徹底同這一方法的前提相決裂，並運用馬克思關於思想發展的理論原則去研究我們的課題。
這些原則完全不同於前面闡述過的那些原則。它們認為：
1.每種思想都是一個真實的整體並由其自己的總問題從內部統一起來，因而只要從中抽出一個成分，整體就不能不改變其意義。
2.每個獨特的思想整體（這裡指的是某個具體個人的思想）的意義並不取決於該思想同某個外界真理的關係，而取決於它同現有意識形態環境，以及同作為意識形態環境的基地並在這一環境中得到反映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結構的關係；每個獨特思想整體的發展，其意義不取決於這一發展同被當作其真理的起點或終點的關係，而取決於在這一發展過程中該思想的變化同整個意識形態環境的變化以及同構成意識形態環境基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關係的變化的關係。
3.推動獨特思想發展的主要動力不在該思想的內部，而在它的外部，在這種思想的此岸，即作為具體個人出現的思想家，以及在這一個人發展中根據個人同歷史的複雜聯繫而得到反映的真實歷史。
還必須指出，以上三項原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原則，而是科學的原則。換句話說，它們不是所需研究的那個過程的「真理」（以「未來完成式」撰寫的歷史，其所有的原則都自稱是過程的「真理」）。它們不是絕對真理，而是相對真理。它們只是作為某一問題的合理立場的條件才成為真理，也就是說，作為通過這個問題產生出真正的答案的條件才成為真理。它們所以是「成熟馬克思主義」的先決條件，這並非因為它們是馬克思主義成長過程的真理，而是因為它們是能夠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成長過程以及其他一切歷史過程的理論。正是在這一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才能認識自身以外的它物：不僅能認識作為它物而存在的自身成長過程，而且能認識歷史上產生的所有其他變革，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在歷史實踐中導致的種種變革在內。既然馬克思主義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和費爾巴哈意義上的絕對真理，而是一門從事科學探索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就不必再為解釋其自身的成長過程或為解釋它所推動的歷史發展過程而陷於窘境：無論為了了解馬克思從何產生，或是為了了解馬克思有何創造，都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原則。(27)
為了正確地提出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的問題，第一個必備的條件是要承認，即使哲學家也有自己的青年時代。哲學家總要先在某天某地誕生，然後才開始思考和寫作。有人認為，絕不應該發表自己青年時期的著作，甚至根本不應該寫這種著作（但至少那些想要報考博士的青年人總得發表這種著作吧！），這種聰明人肯定不是黑格爾派，因為從黑格爾的觀點看，青年時期著作就像雅利所說的「伏爾泰兒童時代的腦殼」這個古怪東西一樣，既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又是不能由人自己決定的。其所以不可避免，因為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開端。其所以不能由人自己決定的，因為人們不能選擇自己的開端。馬克思既沒有生下來就要當思想家，也沒有選擇要在德國的歷史都集中於大學教育這樣的意識形態世界中進行思考。他在這個世界中成長起來，在這個世界中學會行動和生活，同這個世界「打交道」，又從這個世界中解放出來。關於這一開端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我在下面再談。事實是確實有一個開端，為了敘述馬克思個人的思想發展史，必須從青年馬克思這個具體個人在他所處時代的思想世界中出現，在其中開始思考，並同當時的思想進行交流和辯論的那一刻起，立即抓住馬克思的思想運動。這些交流和辯論構成了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的素材，而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又看到馬克思的活生生的思想。可是，種種事實表明，思想的主人在交流和辯論中卻似乎並不出現。不僅通過其思想和著作表現自己的具體個人不出現，而且在現有意識形態環境中表現自己的真實歷史也不出現。思想家被他的著作所掩蓋，人們通過著作只能看到思想家的嚴謹思想；具體的歷史也被當時的意識形態論題所掩蓋，人們所能看到的只是意識形態的體系。關於具體個人和真實歷史何以不出現的問題，這也是應該加以研究的。但暫且，關鍵還在於了解，獨特思想的嚴密邏輯同意識形態環境的一系列題材究竟有什麼關係。這種關係正是上面所說的開端，而且這一開端是沒有結束的。我們需要研究這個關係，即獨特思想（在其各發展階段上的）內在統一性與現有意識形態環境（在其各發展階段上的）的關係。可是，為了研究它們的關係，必須同時研究它們使用的術語。
這項方法論上的要求首先意味著，必須對這一意識形態環境的本質和結構具有真正的認識，而不是虛假的認識。它還意味著，人們不能滿足於把意識形態世界想像成一個不偏不倚的舞台，聽任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名人由於偶然機會而在這裡同台表演。馬克思在1840至1845年間的命運不由黑格爾、費爾巴哈、施蒂納、赫斯等人之間的假想辯論所決定，也不由馬克思在他當時著作中或由恩格斯和列寧在他們後來的泛泛回顧中所反映的同一些人之間的辯論所決定。馬克思的命運是由一些具體的思想家之間的辯論所決定的，當時的意識形態環境賦予這些思想家一個特定的形象，這個形象不一定同他們作品的歷史身份相一致（例如黑格爾），而是大大超出了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加以引證和批判時所描繪的明確形象（例如費爾巴哈），當然也超出了恩格斯在四十年代以後為他們概括的一般特徵。舉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以上的看法，我可以說，青年馬克思在寫博士論文時與之辯論的黑格爾，不是我們在1960年安靜地在圖書館裡所想像的那個黑格爾，而是新黑格爾主義運動的黑格爾，是被請來為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研究自身的歷史和希望提供思想武器的黑格爾；這是已經被弄得同自己發生了矛盾的黑格爾，是被別人違背他的意志、引證他的話來反對他自己的黑格爾。馬克思主張使哲學成為意志，使哲學走出精神世界去改造政治世界，他的這個觀點可以說是他對他的老師的第一次反叛，但這個觀點同新黑格爾主義的基本解釋卻是完全一致的。(28)我並不否認，馬克思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已經表現出他對概念的敏銳感覺、他論述的嚴謹和他思考的才能，這一切都使馬克思的朋友深為讚嘆。但是，上面這個觀點的確不是馬克思所發明的。同樣，如果把費爾巴哈在馬克思著作（1841至1844年）中的存在僅僅歸結為馬克思明確地提到了費爾巴哈的名字，那也是很輕率的。因為在這些著作中，許多段落是馬克思重複或轉述了費爾巴哈的論述，但卻沒有提到他的名字。陶里亞蒂從《1844年手稿》中摘出的那段話正是直接從費爾巴哈那裡得來的。我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例子，說明人們往往輕率地把費爾巴哈的話說成是馬克思的話。費爾巴哈是人所共知的名人，馬克思又已經把費爾巴哈的思想當作自己的思想，並且用費爾巴哈的思想進行思想，就像用自己的思想進行思想一樣，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有什麼必要非得提到費爾巴哈的名字呢？對馬克思說來，重要的是說出費爾巴哈還沒有說過但可能會說的那些思想，是要深入到費爾巴哈的總問題中去，也就是要深入到費爾巴哈的真實思想的整體中去；這個思想整體既是現有意識形態環境的領域，又是馬克思賴以進行獨立思考的領域。由此可見，不研究意識形態環境，就無從研究某個獨特的思想整體；而為了研究意識形態環境，又必須研究獨特的思想整體。
思想整體究竟是什麼呢？為了用一個例子來回答問題，我們回過頭來再談費爾巴哈，但這裡是為了提出當馬克思開始同費爾巴哈發生關係時馬克思思想的內在整體這個問題。關於這一關係的性質，由於眾說紛紜，論文集的大多數作者在評論時顯然感到為難。為難的原因並非由於大家對費爾巴哈的著作恰好不太熟悉（不熟悉也不要緊，可以去讀費爾巴哈的著作）。問題是人們往往不去深究文章的內在整體性和思想的內在本質，也就是說，不去深究費爾巴哈的總問題。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應用過這個術語，但它在馬克思成熟時期對意識形態的分析中（尤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29)卻是一個十分活躍的思想。我建議採用這個概念，因為它最能把握住事實，而不致陷入黑格爾關於總體的含糊其詞中去。因為，說一種思想是一個（有機的）總體，這僅僅就敘述而言是正確的，而就理論而言則不然，因為這種敘述一旦被改變為理論，就有可能使我們只想到毫無內容的空洞整體，而想不到整體的特定結構。相反，如果用總問題的概念去思考某個特定思想整體（這個思想直接以一個整體而出現，它明確地或不明確地被人們作為一個整體或一個「總體化」動機而「體驗」），我們就能夠說出聯結思想各成分的典型的系統結構，並進一步發現該思想整體具有的特定內容，我們就能夠通過這特定內容去領會該思想各「成分」的含義，並把該思想同當時歷史環境留給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問題聯繫起來。(30)
我們再用1843年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個具體例子來說明問題。按照論文集作者們的解釋，我們在手稿中可以找到一系列費爾巴哈的論題（關於主謂的顛倒、對思辨哲學的批判、類存在的理論，等等），但也有一些在費爾巴哈著作中所找不到的分析（政治、國家與私有制三者之間的關係，社會各階級的現實，等等）。如果我們的評論停留於組成成分，我們就會走進前面談到過的分析目的論的死胡同，並陷入術語與含義、趨向與意識那一套虛假的答案中去……必須把我們的研究更加深入一步，我們要考慮，手稿雖然包括了某些費爾巴哈所沒有（或幾乎沒有）分析過和談到過的問題，但這是否足以成為根據，從而把馬克思劃分為費爾巴哈的成分和非費爾巴哈的成分（即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成分）。可是，人們不能指望從成分本身取得問題的答案。因為一個人所談到的問題並不直接就等於是他的思想。我不能相信，馬克思以前的著作家，只要他們曾經談到過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即只要他們曾經研究過馬克思後來才考慮的問題，人們單憑這一條理由就可以把他們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者。確定思想的特徵和本質的不是思想的素材，而是思想的方式，(31)是思想同它的對象所保持的真實關係，也就是作為這一真實關係出發點的總問題。我並不是說，思想的素材在某種條件下不能改變思想的方式，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後面再談）。總之，思想方式的這種改變，思想總問題的這種重新組合，可以通過許多其他途徑，而不一定要通過對象同思考的直接關係！假如真的要朝這個方向進一步提出組成成分的問題，人們就要承認，一切都取決於總問題的性質，因為總問題是組成成分的前提，只有從總問題出發，組成成分才能在特定的文章里被思考。在我們的例子中，問題將以下面的形式而出現：馬克思對社會階級、對私有制與國家的關係等新對象進行的思考是否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使費爾巴哈的理論前提發生了動搖，使它們變成了毫無意義的空話？或者這些新對象也是從費爾巴哈的理論前提出發而被思考的？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立，恰恰因為一個思想的總問題並不限於作者所考察的對象的範圍，因為總問題並不是作為總體的思想的抽象，而是一個思想以及這一思想所可能包括的各種思想的特定的具體結構。例如費爾巴哈的人本學不僅能成為宗教的總問題（《基督教的本質》），而且能成為政治的總問題（《論猶太人問題》），甚至能成為歷史和經濟的總問題（《1844年手稿》），而在本質上它依舊是人本學的總問題，即使費爾巴哈的「詞句」已經被拋棄和揚棄。(32)人們可以認為，從宗教人本學過渡到政治人本學，最後過渡到經濟人本學，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在1843年的德國，人本學代表著一種先進的意識形態形式；對此，我也完全同意。但是，這種判斷本身意味著，人們首先已經了解到所考察的思想的本質，也就是說，已經確定了該思想的真實總問題。
我要補充的是，一種思想的最後意識形態本質與其說取決於思考對象的直接內容，還不如說取決於提出問題的方式。這個總問題並不是輕而易舉地就能為歷史學家所抓住的，其理由十分簡單：哲學家一般並不思考總問題本身，而是在總問題範圍內進行思考；哲學家的「推理順序」同他的哲學的「推理順序」不相吻合。人們可以認為，意識形態（這裡就嚴格的馬克思主義含義而言，根據這種含義，馬克思主義不是意識形態）的特徵恰恰在於以下的事實，即它自己的總問題不是自我意識。馬克思反覆告訴我們，不要把思想的自我意識當作思想的本質，他這句話的意思是，在思想沒有意識到它所回答的（或避免回答的）現實問題以前，思想首先沒有意識到「理論前提」，也就是說，沒有意識到業已存在但未被承認的總問題，而這個總問題卻在思想的內部確定著各具體問題的意義和形式，確定著這些問題的答案。因此，一般說來，總問題並不是一目了然的，它隱藏在思想的深處，在思想的深處起作用，往往需要不顧思想的否認和反抗，才能把總問題從思想深處挖掘出來。我想，如果人們真正願意這樣做，那就必須不再把某些唯物主義者（首先是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宣言同唯物主義本身混為一談。人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這將使某些問題得到澄清，某些虛假的問題被撇開。只有這樣做，馬克思主義本身將通過自己的歷史著作，更加正確地認識自己的總問題，也就是說，將獲得更加正確的自我意識；總而言之，這是馬克思主義應該做到的事，這是它應盡的義務。
我想把以上的看法概括一下。為了認識一種思想的發展，必須在思想上同時了解這一思想產生和發展時所處的意識形態環境，必須揭示出這一思想的內在整體，即思想的總問題。要把所考察的思想的總問題同屬於意識形態環境的各思想的總問題聯繫起來，從而斷定所考察的思想有什麼特殊的差異性，也就是說，是否有新意義產生。當然，真實的歷史也在這一複雜過程中經常起作用。不過，在一篇文章里，是不能說得面面俱到的。
由此可見，這種方法不僅與折衷主義的第一個理論前提分道揚鑣，並且也已經(33)同第二個前提各分東西。第二個前提幻想建立起意識形態歷史的沉默法庭，這個法庭不等研究開始，就事先確定了意識形態歷史的價值和效果。意識形態歷史的真理性既不是它的本原（起源），也不是它的終點（結束），而是事實本身，是以意識形態總問題為背景而建立的各思想對象、思想論點和思想價值的中心結構，而總問題本身又隨著與之相聯繫的、變化著的、受真實歷史制約的意識形態世界而演變。當然，我們知道青年馬克思必將成為馬克思，但我們不打算代替馬克思去生活，代替他去拋棄舊事物和發現新事物，從而加速馬克思的成長過程。我們將不像迎接一名賽跑運動員那樣，事先在跑道終點等他，以便他一到終點就給他披上斗篷。因為事情已經過去，馬克思也早已到達了終點。盧梭說過，對兒童和少年，教育的全部藝術就在於懂得消磨時間。歷史評論的藝術也在於要消磨足夠的時間，以等待青年作家成長為大作家。所消磨的這段時間無非是我們給予他們生活的時間。這是他們生命的必然，而我們則通過理解他們生活中的轉折、反覆和演變而劃分出他們生活的階段。一旦把起源和結束的神從它們的寶座上推了下來，人們就能看到必然的成長壯大過程；從這個角度講，也許再沒有別的事能令人感到更大的愉快了。
（三）歷史問題
以上的論述顯然還沒有談到折衷主義方法的第三個前提，即全部意識形態歷史都在意識形態內部進行。我們現在就來談這個問題。
我感到遺憾的是，除了陶里亞蒂和拉賓的論文，以及特別是霍普納的那篇傑出的論文(34)外，論文集的大多數作者幾乎都一筆帶過，甚至根本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然而，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最終都免不了要提出幾年前被人們稱之為「馬克思的道路」這個問題，也就是馬克思思想的各重大事件同真實歷史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一真實歷史既是單一的，又是雙重的，它是思想的真正主體。因此，必須打破這種雙重的缺席狀態，使具體的人和真實歷史出場，它們是這些至今缺少主體的思想的真正創造者。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真正的創造者，又怎麼能解釋思想的產生和演變呢？
我這裡不準備探討馬克思的個性問題；馬克思具有強烈的批判熱情、一絲不苟的求實精神和無與倫比的現實感，關於他的非凡的理論氣質的根源和結構，這個問題我也暫且不談。如果從心理學的觀點研究馬克思個性的結構、起源和歷史，我們在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中肯定能夠清楚地看到他的十分鮮明的作風：善於提問、勤于思考和勇於探索。即使我們不一定能夠抓住馬克思從事其事業的根本性原因（即薩特爾所說的著作家的「根本計劃」），至少也能抓住馬克思何以堅持不懈地要求把握住現實的原因，這種要求可以初步說明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真實連續性，以及拉賓部分地試圖用「趨向」這個詞所思考的內容。但是，如果不從事這項研究，我們就可能弄不清為什麼馬克思和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即青年黑格爾派的成員，雖然出身於相同的社會環境，面對相同的意識形態論題和歷史問題，卻經歷了不同的命運。梅林和奧古斯特·科爾紐為我們提供了從事這項研究的素材，我們應該完成這項研究，以便懂得萊茵河畔的一名資產階級子弟怎樣變成了鐵路時代的歐洲工人運動的理論家和領袖。
這項研究將不僅使我們懂得馬克思的心理，而且使我們了解真實的歷史，了解馬克思本人對真實歷史的直接認識。這裡，我想簡單談談關於馬克思思想演變的意義和「動力」的問題。
關於馬克思如何成長和發展的問題，折衷主義的評論家們力圖並樂於從意識形態歷史內部去尋找答案。例如，有人說，馬克思把黑格爾的方法同黑格爾的內容作了區別，並運用了黑格爾的方法去研究歷史。也有人說，馬克思把頭足倒置的黑格爾體系顛倒了過來（大家知道，黑格爾體系是一種「範疇的範疇」，因而這種說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有點幽默感）。有人說，馬克思把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運用到了歷史中去；這種說法似乎忘記了，局部性的唯物主義也許很難就算是唯物主義。有人說，馬克思把異化理論（黑格爾的或費爾巴哈的）運用於社會關係的領域，似乎這一「運用」就改變了異化理論的根本意義。最後，用一句話來概括，以往的唯物主義者是「不徹底的」，而馬克思則相反，他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中經常出現的這種所謂徹底和不徹底的理論是啟蒙哲學家們為了他們個人的需要而玩弄的一個小小的意識形態花招。費爾巴哈把這個花招繼承了下來，而且玩得十分出色！關於這個花招，值得寫篇短文作專門的論述，因為它是歷史唯心主義的精華：大家知道，觀念是相互產生的，任何歷史的（和理論的）荒謬無非是一種邏輯的錯誤。
以上的種種說法雖然包含一定的真理性，(35)但嚴格地說，它們依舊沒有擺脫幻想的束縛，即認為青年馬克思的思想演變過程是在思想的範疇內進行和決定的，而這種演變的根據就是馬克思對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提出的思想進行了思考。照以上的說法，人們似乎可以承認，1840年德國青年知識分子從黑格爾那裡繼承來的思想，同它們的外表相反，包含著一部分含蓄的、被掩蓋的、經過偽裝的和改變了方向的真理，而馬克思在經過多年的理論努力後，終於用批判的威力把這一真理挖掘了出來，使它重見了天日和得到了公認。所謂把黑格爾的哲學（或辯證法）「顛倒過來」、使之「重新用腳立地」這個著名論題實際上就貫穿著這種邏輯；因為，說到底，如果問題的確僅僅是把顛倒了的東西顛倒過來，那麼事物的顛倒顯然並不會因簡單的位置移動而改變本質和內容！用頭著地的人，轉過來用腳走路，總是同一個人！在這個意義上，哲學的顛倒無非是位置的顛倒，是一種理論比喻：事實上，哲學的結構、問題，問題的意義，始終由同一個總問題貫穿著。(36)在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中，似乎主要是這條邏輯在起作用，至少人們就是這樣認為的。
可是我覺得，無論以什麼名目出現，這種觀點並不符合實際。馬克思為了對他接觸到的各種思想進行理論批判曾付出了巨大的勞動，讀過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的讀者對此都深有感觸。很少有別的著作家能像馬克思那樣，在對待思想的問題上，表現出了尖銳性、不妥協性、嚴謹性等許多美好的品德。馬克思把思想當作他所要研究的具體對象，如同物理學家對待自己的試驗對象一樣，以便從這些思想中抽出一點真理，即思想的真理。請看他在評述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那篇文章中怎樣論述了關於書報檢查的觀念，在關於林木盜竊法的文章中怎樣指出了活樹枝與枯樹枝之間的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差別，請看他還怎樣論述了關於新聞自由、私有制、異化等等觀念。讀者顯然可以看到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中的嚴密思考和有力邏輯，他們自然而然就會相信，馬克思的發現和思考在邏輯上是完全吻合的，馬克思確實從他研究的思想世界中抽出了其中包括的真理。而且，馬克思的努力和熱情暴露了他確信並意識到自己找到了真理，這種信念又加強了讀者的信念。
因此，我甚至要說，我們不僅要防止上唯心主義思想史觀的自發幻想的當，並且更要防止受到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給我們的印象的影響，防止接受青年馬克思的自我意識。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就要回過頭來再談真實歷史，也就是探究「馬克思的道路」問題。
我這裡再談開端。的確，任何思想家都必須在某日某地誕生，然後在一定的世界中開始思想和寫作。對思想家說來，這個世界就是當時他生活的意識形態世界，即剛誕生的思想家開始思想時的意識形態世界。就馬克思而言，這個世界是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世界，當時支配著這個世界的是德國的唯心主義，或用抽象的術語來說，是所謂「黑格爾的解體」。當然，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世界，但這樣泛泛而談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在當時，嚴格地說，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世界無可比擬地是最受意識形態壓迫的世界，也就是離歷史實際最遠的世界，是歐洲各意識形態世界中受神秘主義和異化影響最深的世界。馬克思就在這一世界中誕生，並開始思想。馬克思的開端的偶然性在於，他誕生時被包裹在一塊巨大的意識形態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從這塊沉重的襁褓中解脫了出來。正因為馬克思已經從意識形態襁褓中解脫了出來，我們往往容易以為，馬克思經過驚人的努力和決定性的較量後才取得的自由，似乎是他在這個世界裡生下時註定能夠得到的，而全部問題只是要馬克思動動腦筋而已。我們往往容易以為，青年馬克思的意識是現成得來的，卻看不到這一意識從一開始就受到了襁褓的奴役和影響。我們往往容易把馬克思後來的意識投射到這個時代，並把這段歷史寫成人們所說的「未來完成式」。可是，重要的不是把一種自我意識投射到另一種自我意識上去，重要的是要把獲得了解放的意識所得出的科學原則（這不是另一種自我意識的內容）用來歷史地解釋受奴役的意識的內容。
馬克思在其後來的著作中，曾指出了為什麼這塊意識形態襁褓是德國所特有的，而在法國和英國卻沒有。原因有兩方面：德國的歷史落後（經濟落後和政治落後），以及反映這種落後的社會階級狀況。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由於剛剛經歷過由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所造成的巨大動亂，被打上了不能實現民族統一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深刻烙印。這一「命運」支配著十九世紀德國的全部歷史，而其深遠的後果則遠遠超出這個範圍。這種狀況的根源要追溯到農民戰爭，而其結果卻使德國只是被動地觀望國外發生的種種歷史事件。德國的這種無所作為的情形決定了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形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給它深深地打上了軟弱的印記。這種軟弱無力的狀態迫使德國知識分子「思考別人已經做過的事情」，並且是在他們軟弱的條件下去思考。他們的思考方式反映了職員、教授、作家等小資產階級社會階層的願望，如希望、懷舊和理想化。他們最先思考的問題是使他們受奴役的直接原因，特別是宗教。所有這些歷史條件和歷史要求恰恰造成了「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飛速發展，德國的知識分子正是用這一哲學思考了他們的條件、問題、希望，乃至「活動」。
馬克思說過：法國人有政治頭腦，英國人有經濟頭腦，而德國人則有理論頭腦，馬克思的這句話不是他一時的戲言。同德國的歷史不發達相對應，德國在意識形態和理論方面表現為過分發達，這是其他歐洲國家不能和它相比的。不過，這種理論的發達是一種異化的意識形態的發達，它同它反映的真實問題和真實對象沒有具體的聯繫，而這一點卻非常重要。從我們討論的問題的角度看，這是黑格爾的悲劇所在。黑格爾的哲學確實是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是已經獲得的全部知識的總結，也是歷史的總結。但是，在這個哲學裡，他所思考的所有對象都被他的思考所「消化」，也就是說，被控制著整個德國知識界的意識形態思考這一特殊形式所「消化」。我們從這裡可以想像到，對於在德國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間開始思想的一個青年知識分子說來，他為獲得解放所需要的根本條件可能是什麼和應該是什麼。這個條件就是突破沉重的意識形態襁褓（它把真實歷史和真實對象包圍了起來，不僅把它們化作影子，而且加以歪曲），重新發現真實的歷史和真實的對象。由此產生了一個似乎荒唐的結果：為了從這一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認識到，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過分發達實際上同時也是德國歷史不發達的表現，因而必須從意識形態的大踏步倒退中重新退回到起點，以便接觸事物本身和真實歷史，並正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濃霧中若隱若現的那些存在。(37)沒有這一重新退回，馬克思思想解放的歷史就不能被理解；沒有這一重新退回，馬克思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關係，特別同黑格爾的關係，就不能被理解；沒有向真實歷史的這一退回（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倒退），青年馬克思同工人運動的關係依然是個謎。
我強調「重新退回」這個詞是經過考慮的。因為人們往往用馬克思「超過」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類說法，來暗示發展的某種連續性，暗示有某種發展的存在，而發展的不連續性則要放到由歷史時段（馬克思的歷史和當時的歷史）所證實的同一個連續性成分內部去思考（恰恰是按黑格爾辯證法的「揚棄」模式去思考）。為了批判這個意識形態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退回到真實對象去，而從邏輯上和歷史上看，真實對象卻先于思考了和包圍了真實對象的意識形態而存在。
請允許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重新退回」這個提法。
第一個例子關係到一些著作家和一些歷史事件。黑格爾曾從這些著作家身上「吸取」了營養，其中包括英國的經濟學家，法國的哲學家和政治家。黑格爾曾解釋過這些歷史事件的意義，首先是法國大革命的意義。當馬克思在1843年開始閱讀英國經濟學家的著作時，當他開始研究馬基雅維里、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人時，當他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具體歷史時，(38)他不僅是為了把黑格爾讀過的書重讀一遍，並用黑格爾讀過的書來證明黑格爾的觀點；相反，他是為了發現黑格爾所研究過的那些對象的實際，並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明對象的含義。馬克思重讀十八世紀英國和法國的理論著作，在很大程度上，確實退回到了黑格爾的此岸，退回到了對象的實際。所謂「超過」了黑格爾的說法絲毫沒有黑格爾賦予「揚棄」的含義，就是說，沒有說出黑格爾的內在思想的真理性；這種「超過」並不意味著克服錯誤而走向真理，相反卻是克服幻覺而走向現實，或者更進一層，是消除幻覺並從被消除的幻覺退回到現實。因而，「超過」一詞也就毫無意義。(39)馬克思是通過那些親身經歷了現實並以最小的歪曲思考了這個現實的人們的介紹，即通過十八世紀英國的經濟學家（他們具有經濟頭腦，因為英國的經濟很發達！）、法國的哲學家和政治家（他們具有政治頭腦，因為法國的政治最發達！）的介紹而去直接發現現實的；關於這段決定性的經歷，馬克思從沒有隱諱過。而且，對由於缺少直接經驗所引起的思想「差距」，馬克思表現得極其敏感。例如，他在對法國功利主義的批判中指出，法國功利主義的弱點恰恰在於他們缺少直接經驗，(40)英國的經濟學家看到了在英國的現實中起作用的功利和剝削的經濟關係，並描繪了這種關係的真實活動情形，法國的功利主義者則把它上升到了「哲學」理論的高度。如果不認真看待這個出發點的差距，如果看不到馬克思的後退並不是退到黑格爾原來的出發點，我覺得就不可能去解決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關係問題。必須從「改弦易轍」這一認識出發，我們才能研究關於馬克思向黑格爾借鑑和繼承的問題，特別是關於辯證法的問題。(41)
還有一個例子。當青年黑格爾派同他們為適應自己的需要而臆造的黑格爾進行辯論時，他們不斷向黑格爾提出的問題，實際上也是同法國和英國相比較，德國歷史當時處於落後地位所提出的問題。拿破崙戰爭的失敗本質上並沒有縮短德國同其他西歐大國之間的歷史差距。特別在七月革命和1832年英國選舉法頒布後，1830至1840年間的德國知識分子嚮往著法國和英國，把這兩個國家視為自由和理性的國土。由於沒有親身經歷，他們又一次思考別人做過的事情。但他們進行的是哲學的思考，因而認為法國的體制和英國的法律是理性的統治，他們當時對理性的期望首先是要實現德國的自由革命。(42)革命在1840年遭受的挫折暴露了德意志理性的軟弱，他們於是向外界尋求援助。他們提出，未來屬於法國和德國的神秘的團結，屬於法國的政治敏感和德國的理論思考的團結；(43)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真恰好說明了他們承認自己的落後和幻想。因此，他們只是通過自己的意識形態圖式，通過自己的總問題，若隱若現地看到被歪曲的現實。(44)1843年，由於馬克思要教德國人學會理性和自由的嘗試遭到了失敗，他在失望之餘決定動身去法國。他去法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尋求一種神話，(45)就像殖民地和被奴役國家的大多數留學生前幾年來法國尋找神話一樣。結果，馬克思作出了一項根本的發現，他發現法國和英國並不符合它們的神話，他發現了法國的現實和英國的現實，發現了純政治的謊言、階級鬥爭、有血有肉的資本主義和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偶然的巧合為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分工，前者發現了法國的現實，後者發現了英國的現實。這裡的問題也還是後退，而不是超過，也就是從神話退回到現實。這場真實的經歷揭開了幻覺的面紗，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由於他們自身的開端，當時就生活在這種幻覺之中。
從意識形態向現實的這一後退湊巧是與一種嶄新現實的發現同時發生的。關於這一新的現實，馬克思在「德國的哲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反映。就這樣，馬克思在法國發現了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恩格斯在英國發現了發達的資本主義，以及不需要哲學和哲學家的干預而按照自己的規律進行的階級鬥爭。(46)
這雙重的發現——一方面在歪曲了現實的意識形態的此岸，發現了意識形態所涉及的現實，另方面在不了解現實的當代意識形態的彼岸，發現了一個新的現實——對青年馬克思的思想演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所以成為馬克思，這是因為他以嚴謹的理論思考了這雙重的現實，改變了成分，並思考了新成分的統一性和現實性。當然，還必須懂得，這些發現是同馬克思的整個個人經歷分不開的，而他的經歷又是同他在其中生活的德國歷史分不開的。因為德國畢竟也在變化。外國發生的事件在德國並不僅僅引起微弱的反響。認為所有的事情只在德國國外而不在德國國內發生，這種觀點是由失望和焦躁產生的幻覺。我們知道，即使歷史遭受挫折、止步不前或簡單重複，歷史畢竟還是歷史。我上面剛談到的全部理論經驗和實踐經驗，都通過對德國現實的逐步發現而有所發展。隨著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這個假「自由派」變成了專制君主，出現了1840年的普遍失望，曾經滿懷希望的青年黑格爾派的整個理論體系也就垮了台。《萊茵報》試圖進行的理性革命失敗了，馬克思受到了迫害和驅逐，原來支持他的德國資產階級分子拋棄了他；所有這些事實告訴馬克思，他在氣憤中所指責的「德意志的貧困」和「市儈」，以及這種氣憤本身，都反映著一種具體的歷史狀況，這種狀況一點不是什麼誤會，而是確實存在的和劍拔弩張的階級關係，是德國資產階級進取心和恐懼心的本能反應，而這些反應要比所有的理性求證更加強烈。於是，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馬克思終於發現了使他陷於迷茫之中的意識形態濃霧的現實。他不得不放棄用德國的神話去解釋外國的現實，承認這些神話不但對外國毫無意義，而且對德國自己也是如此，這些神話只是使德國對自身的奴隸地位抱有幻想。馬克思看到，必須相反用外國取得的經驗去觀察德國，以便對德國有清楚的認識。
我想大家一定能夠懂得，如果真要研究馬克思思想的這一戲劇性的演變過程，就必須從此不再使用「超過」一詞，而用「發現」一詞；必須拋棄超過（揚棄）這個概念所包含的黑格爾的邏輯精神，因為這個貌似無害而實質害人不淺的概念無非是根據真理固有的幻覺而把馬克思後來的思想提前；必須承認真實經驗和真實成長的現實邏輯，從而破除真理固有的幻覺；總之，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從而賦予馬克思的個人風格和他所具有的非凡的求實精神以實際的意義，這一意義對馬克思主義未來的發展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也是它所要求的。而且，正是馬克思的這一非凡的求實精神才使馬克思對現實的每項論證都充滿著信念和啟示的巨大力量。(47)
我不打算在這裡提供這一真實經驗的歷史日程表和歷史辯證法，這一真實經驗是由青年馬克思這一獨特個人把個人特有的心理和世界歷史結合在一起，從而產生出我們至今受益匪淺的發現。要了解這一經驗的詳細情況，必須閱讀科爾紐「老頭」的著作。除了梅林以外（他沒有科爾紐那樣博學，掌握的材料也沒有科爾紐那麼多），任何別人都沒有從事過這項不可缺少的工作。所以我敢大膽地預言，人們將長期閱讀科爾紐的書，因為要了解青年馬克思，就得了解他的真實歷史，其他的途徑是沒有的。
我僅僅希望，通過本文的敘述，能夠指出一個通常為人們所忽略的事實，即馬克思不得不從一個偶然開端出發（他的出身），然後又不得不越過幻覺的重重障礙，才終於突破了沉重的意識形態襁褓。同時，我還希望本文能使人們對青年馬克思的奴隸思想和成年馬克思的自由思想之間存在的不尋常關係有所了解。人們可以懂得，在某種意義上，如果考慮到這個開端，就絕對不能說「青年時期的馬克思屬於馬克思主義」，除非把這句話作以下的理解：這位德國資產階級子弟的思想演變，如同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能夠用歷史唯物主義去解釋清楚的。當然，青年馬克思的確在向著馬克思主義發展，但這要以馬克思努力挖掘自己的老根為代價，要以對德國歷史所灌輸給他的種種幻覺作英勇戰鬥為代價，要以全神貫注地發現被這些幻覺所掩蓋的現實為代價。「馬克思的道路」之所以堪稱典範，這並不由這條道路的起源和細節所決定，而是因為馬克思具有不屈不撓的意志，決心從自命為真理的神話中解放出來，因為他經歷了推翻和掃除這些神話的真實歷史。
下面請允許我談最後一點。如果我以上的解釋的確能幫助大家更好地閱讀青年馬克思的著作，如果這種解釋通過思想的內在統一性（總問題）說明了這些著作的理論成分，通過馬克思真實經驗的不斷豐富（馬克思的歷史就是馬克思的發現）說明了這個總問題的發展，從而使究竟青年馬克思是否已經是馬克思、究竟青年馬克思還停留於費爾巴哈或已經超出了費爾巴哈等等眾說紛紜和爭論不休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也就是說，能夠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每個發展階段上確定他思想的直接成分的內在意義和外在意義，那麼，還有另一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或更正確地說，我的解釋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即從青年馬克思最終達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如何看待馬克思的開端的必然性問題。
的確，從各方面看，馬克思似乎必定要擺脫自己的開端，就是說，必定要克服和清除壓在他身上的異常沉重的意識形態世界，這種必然性不僅有破的意義（破除幻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立的意義。人們可以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發現還「懸在空中」，馬克思從許多方面作了驚人的理論努力去尋找現實和追求真理，雖然這些真理已經局部地為人們所征服或確認。馬克思所從事的發現本來有「近路」（例如，恩格斯在1844年的文章(48)走的是近路，為馬克思讚賞的狄慈根的著作也可算近路）和「遠路」可走，馬克思走的是「遠路」。由他自身的開端所決定，馬克思不得不進行了理論的「長征」，這使他得到了什麼呢？他從遠離終點的起點出發，長時間地停留在哲學的抽象中，走完了很長的距離才找到了現實，這對他究竟有什麼好處？顯然，馬克思通過這一切把他的批判精神磨礪得比任何人都更加尖銳，他從歷史中獲得了關於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無比敏銳的「臨床經驗」；此外，主要通過同黑格爾的接觸，他弄懂了並學會了為建立一切科學理論所不可缺少的抽象，弄懂並學會了理論綜合，以及由黑格爾的辯證法提供了範例的純抽象過程的邏輯推理。我在這裡指出這幾個要點，並不是想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但在等待正在進行中的科學研究取得成果前，這些要點也許已經可以確定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德國的「思辨哲學」在馬克思的成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傾向於認為，這種作用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的理論培養，不如說是培養馬克思學會從事理論工作；這是一種通過觀念的理論形態而學習理論精神的教學法。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過分發達從兩方面為青年馬克思作了準備（這種發達在形式上同意識形態的抱負毫無關係）；一方面它使馬克思必須先批判整個德意志意識形態，然後才能批判其中包含的種種神話；另方面它訓練了馬克思，使他學會脫離開各種體系本身的價值而獨立使用這些體系的抽象結構。假如大家同意暫且不談馬克思的發現，先肯定馬克思創立了一門新的科學學說，肯定這一學說的出現與歷史上所有重大的科學發現相似，我們必定也會同意，如果沒有闡明一個新的對象或新的領域，如果沒有創造一個把舊的幻影和神話清除掉的新的境界，就談不上實現了任何新的偉大發現。同時，這個新世界的創造者必定而且必然要在舊形式中經過了思想訓練，學會了和使用過舊形式；並且，在對舊形式的批判中，他必定而且必然學會了並愛上了使用一般抽象的藝術，因為不熟悉這些舊形式，他就不可能創造出用以思考其新對象的新形式。當人類發展的總環境迫切需要新發現的產生並使新發現成為不可避免的時候，發明家個人卻受到這樣一種奇怪的條件的支配，即他必須學會用他所應忘卻的語言說出他的新發現。也許正是這個條件才使得，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中，暫時和永久、開端和結束、語言和含義發生了尖銳的衝突，這場戲劇性衝突的命運是不可逆轉的，如果忘記了這一點，哲學也就不成其為哲學了。
1960年10月
【注釋】
(1)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青年研究人員對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所表現的興趣。這是說明當前蘇聯文化發展傾向的一個重要標誌（參見《國際研究》，「引言」，第4頁，注7）。
(2)霍普納的傑出論文《關於從黑格爾向馬克思過渡的幾個錯誤觀點》無疑水平最高。
(3)參見《馬克思哲學著作集》（莫里多爾譯，科斯特出版社出版）第四卷蘭茨胡特和邁耶爾撰寫的序言：「顯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進行的分析遵循著一個指導思想，這個指導思想的基礎……是一些默認的假設，然而，唯有這些假設才能為馬克思最主要著作的傾向作出內在的證明……這些假設在形式上恰恰正是馬克思1847年前的論題。在寫作《資本論》的馬克思看來，這些假設絕不是他青年時期犯下的一時之錯，而隨著人的成熟和知識增長已經逐漸擺脫掉，並且在擺脫了以後已成為無用的廢物。相反，馬克思在他1840至1847年間的著作里，全面地擴大了歷史條件的視野，並深信人的因素是普遍有效的依據，沒有這個依據，關於經濟關係的全部解釋將只是一位明智的經濟學家的普通論文而已。誰沒有抓住在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中醞釀著的和貫穿於馬克思全部著作的這一思想脈絡，就不能真正懂得馬克思……馬克思從事經濟分析的原則直接產生自『人的真正現實』」（第15—17頁）。「如果對《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話作一點小小的改動，這句話可以寫成這樣：到目前為止的一切歷史是人的異化的歷史……」（第42頁）。巴季特諾夫在《關於〈1844年手稿〉》（《國際研究》，第88—96頁）一文里，詳細地介紹了在「青年馬克思」的問題上出現的這一修正主義思潮的主要作者的情況。
(4)顯然，他們也可能不知不覺地接受他們論敵的觀點，並透過青年馬克思來重新研究馬克思，這種荒唐的事在法國業已發生。可是，歷史終究是會把各種誤會清除乾淨的。
(5)Ｗ.雅恩：《異化的經濟內容》（《國際研究》，第158頁）。
(6)參見沙夫：《青年馬克思的真面目》（《國際研究》第193頁）。還可以參見論文集的「引言」：「如果從馬克思撰寫其早期著作時的觀點出發，人們不可能真正弄懂馬克思的全部著作，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的思想和行動。只有反方向的路線才是正確的：為了理解這些處女作的意義和估量它們的價值，為了進入《克羅茲納赫筆記》和《1844年手稿》這些創作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實驗室，我們應該從馬克思遺留給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出發，而且要公開說明，也應該從一百多年來在歷史實踐中經過考驗而豐富了的馬克思主義出發。否則，我們就只能依靠從黑格爾主義或從托馬斯主義那裡借來的標準的幫助去評價馬克思。哲學史是按未來完成式而寫出的。不同意這個觀點最終要導致否定哲學史，並像黑格爾那樣把自己奉為哲學的創始人。」上面最後兩句話的著重號是我特意加上的。讀者自己一定也會注意到這兩句話，他們看到人們竟把黑格爾關於哲學史的觀點說成是馬克思主義，不由地感到驚奇，尤其是假如他們不同意這個觀點，就會被打成黑格爾主義，這就更使他們感到莫名其妙！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這個觀點還涉及一些其他原因。總之，這段文字清晰地說明了我上面指出的思路：馬克思所受到的威脅既然完全來自他的青年時期，人們就把這段青年時期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而加以挽救，為此，人們製造了一種關於哲學史的哲學，而這種哲學無非是黑格爾的哲學。霍普納在他的《關於從黑格爾向馬克思過渡的幾個錯誤觀點》一文中（《國際研究》第180頁）心平氣和地作了總結，他說：「不要從後往前去看歷史，不要從馬克思主義知識的高度而到過去的事情中去尋找理想的萌芽。應該從社會的真正發展出發去注意哲學思想的演變。」這正是馬克思的立場，這一立場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大量的闡述。
(7)見論文集的「引言」，《國際研究》第7頁。
(8)參見霍普納的論文（《國際研究》第178頁）：「問題並不是要知道，今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工作者在閱讀這些篇章時會想到馬克思主義的什麼內容，而是要知道這些文章對黑格爾本人具有什麼社會內容。」庫辛斯基力圖從黑格爾的著作中找出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論題，霍普納為反對庫辛斯基的觀點而對黑格爾所做的正確評論，也完全適用於馬克思，如果人們從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著作出發去閱讀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
(9)陶里亞蒂：《從黑格爾到馬克思主義》（《國際研究》，第38—40頁）。
(10)N.拉賓：《黑格爾哲學批判》（《國際研究》，第52—71頁）。
(11)W.雅恩：《勞動異化的概念在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中的經濟內容》（《國際研究》，第157—174頁）。
(12)例如，陶里亞蒂為說明馬克思已克服了費爾巴哈的影響而引證的兩句話恰恰是對費爾巴哈著作的原文抄錄！明察秋毫的霍普納看到了這一點，他說：「陶里亞蒂為說明馬克思業已擺脫費爾巴哈的影響而引證的《1844年手稿》中的兩段話實質上是照搬了費爾巴哈在《臨時提綱》和《未來哲學原則》中的思想」（《國際研究》第184頁，注11）。同樣，我們還可以對巴季特諾夫在他的文章（《關於（1844年手稿）》，《國際研究》第88頁和109頁）里引證的兩段引言的價值提出異議。從這些誤會得出的教訓是：最好還是認真地去閱讀原著。尤其對費爾巴哈這樣的作家，閱讀原著更不是可有可無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談到費爾巴哈，而且談得那麼好，因而人們也就以為自己熟悉費爾巴哈了。
(13)例如Ｗ.雅恩：《〈1844年手稿〉的異化理論與〈資本論〉的價值理論之比較》。
(14)Ｗ.雅恩：《異化的經濟內容》（《國際研究》，第158頁）。
(15)霍普納曾針對庫辛斯基的論點，狠狠地批判了這種形式主義（《國際研究》第177—178頁）。
(16)源泉論主張由起源去衡量發展。提前論則認為終結決定著階段和過程的意義。
(17)拉賓：《黑格爾哲學批判》（《國際研究》，第68頁）。
(18)拉賓：《黑格爾哲學批判》（《國際研究》，第69頁）。
(19)參見巴庫拉贊：《卡爾·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形成》（《國際研究》，第29—32頁）。
(20)雅恩：同前引文，《國際研究》第169頁和160頁。
(21)巴季特諾夫：同前引文，《國際研究》第117頁。
(22)拉賓：同前引文，《國際研究》第58頁，67頁，69頁。
(23)沙夫：同前引文，《國際研究》第202頁。
(24)我的問題是向第三者提出的。但大家知道，凡使用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要遇到這個問題。如果他們不加判斷地隨意亂用，如果他們把《論猶太人問題》、1843年或1844年的手稿都當作馬克思主義著作，如果他們據此而在理論上和在意識形態行動中得出相應的結論，他們實際上就回答了問題：青年馬克思可以被看作是馬克思，青年馬克思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行動代替他們作出了回答。他們的回答是光明正大的，而我在前面談到的那些評論家們的回答是轉彎抹角的（恰恰是為了避免回答問題）。當然，兩種回答在本質上是一碼事。
(25)雅恩在論文集第173頁指出：「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辯證唯物主義找到了恰當的術語。」不過，雅恩在他自己的文章里又指出，問題完全不在於術語。
(26)拉賓：同前引文，《國際研究》第69頁。
(27)正如物理學並不停留於它的奠基人伽利略一樣，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科學也不停留於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像任何科學一樣是發展的，這在馬克思生前就是如此。馬克思的根本性發現促使了其他的新發現得以成為可能。否認發展的觀點是十分輕率的觀點。
(28)參見A.科爾紐：《卡爾·馬克思和弗·恩格斯》，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第一卷包括童年和青年以及黑格爾派左翼這兩方面的內容。在「黑格爾派左翼的形成」那一章里，特別是第141頁和以下各頁，科爾紐正確地強調了馮·采什科夫斯基在制定具有新黑格爾派傾向的行動哲學中所起的作用，這一行動哲學為新黑格爾主義運動的自由派青年知識分子所一致接受。
(29)這裡，我不能就《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在分析中所用的概念進行研究。下面一段關於「德國式的批判」的引語足以說明問題：「它談到的全部問題終究是在一定的哲學體系，即黑格爾體系的基地上產生的。不僅是它的回答，而且連它所提出的問題本身，都包含著神秘主義。」如果換另一種說法或許更好，就是說，產生哲學的不是對問題的答覆，而是由哲學提出的問題，必須到問題中，即在思考客體的方式中（而不是在客體本身中）去尋求思想的神秘含意（或相反，尋求思想同客體的真實關係）。
(30)這個結論具有根本的性質。總問題的概念與唯心主義地解釋思想發展的各種主觀主義概念的不同之處，正是總問題的概念在思想的內部揭示了由該思想的各個論題組成的一個客觀的內在聯繫體系，也就是決定該思想對問題作何答覆的問題體系。因此，為了從一種思想的內部去理解它的答覆的含義，必須首先向思想提出包括各種問題的總問題。這個總問題本身是一個答覆，但它回答的不再是它自己的問題，即總問題內部包括的問題，而是時代向思想提出的客觀問題。只有把由思想家（他的總問題）提出的問題與時代向思想家提出的真實問題進行比較，才可能清楚地看到思想的真正意識形態性質，就是說，看到思想作為意識形態而具有的特性，包括歪曲事實這個事實在內。總問題的本質不是它的內在性，而是它同具體問題的關係。因此，不把思想的總問題同具體問題聯繫起來，不使思想總問題服從於具體問題，就不可能把思想總間題說清楚，而思想總問題卻通過對具體問題的歪曲陳述，給這些問題作出錯誤的答覆。這個問題在本文第三部分將會談到，我這裡就不用提前去說了（參見本書第68頁注③）。
(31)這就是把唯物主義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區分開來的「根本問題」的含義。
(32)參見霍普納的文章中十分精彩的一段話，見《國際研究》第188頁，並見第184頁注11。
(33)之所以是已經，因為如同整個這一解放過程一樣，這一決裂得以完成，首先以認真地對待真實的歷史為前提。
(34)霍普納：《關於從黑格爾向馬克思過渡的幾個錯誤觀點》（第175—190頁）。
(35)應該說，僅僅在教學上具有真理性。至於對黑格爾的「顛倒」，這個著名的詞正好反映了費爾巴哈的企圖。費爾巴哈正是作為黑格爾的晚輩，才採用了這個詞，並它推廣了開來。值得指出的是，正當費爾巴哈自稱他已經把黑格爾哲學「顛倒」過來的時候，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恰恰指責他依舊是黑格爾哲學的俘虜。馬克思指責費爾巴哈接受了黑格爾的問題的前提，指責費爾巴哈作出的答覆雖然不同於黑爾，但回答的問題卻與黑格爾相同。哲學與日常生活剛好相反，在日常生活里，「泄露秘密」的是答覆，而在哲學上，「泄露秘密」的卻偏偏是問題。一旦問題改變了，人們也就無從再談「顛倒」。如果把問題和答覆的新的相對次序與舊的相對次序進行比較，或許還可以談得上顛倒。但這只是類比，因為問題已不再是原來的問題了，它們構成的範圍也就不能相比了，除非如我以上所說，只是為了教學的目的。
(36)見前注。
(37)費爾巴哈的全部哲學都貫穿著破除一切意識形態、接觸「真實事物」和「揭示存在」的這個決心。他的用語正是這個決心的生動體現。費爾巴哈的悲劇在於，他把自己的動機當作了哲學，他企圖在思辨哲學的概念和總問題中解除思辨哲學對自己的束縛，因而他依舊是他絕望地力圖擺脫的那個意識形態的俘虜。他應該「改弦易轍」。
(38)關於這個問題，拉賓的文章里有些段落寫得很好（參見論文集第60—61頁）。拉賓想用「趨向」這個概念來概括馬克思的思想「經歷」（「趨向」一詞在這裡用得太泛和太抽象，它反映著進行中的發展的終點），但這畢竟是概括不了的。相反，我十分同意霍普納的看法（論文集第186—187頁），他說：「馬克思單靠對黑格爾的辯證法作點修補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依靠的主要是對歷史、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等等所進行的十分具體的調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主要是在由馬克思開墾的理論處女地上誕生的。……黑格爾和馬克思不是喝同一口井裡的水。」
(39)為了使黑格爾含義上的「超過」一詞有意義，僅僅用「否定本身包括著被否定」的概念去代替它並不能表現出保存中的決裂，因為保存中的這一決裂意味著過程中的一種真實連續性，而過程在黑格爾的辯證法里則表現為自在向自為轉變，接著再從自為向自在轉變，如此等等。過程在自己的內部以萌芽的形式孕育著自己的未來，這裡所說的正是這種過程的內部連續性。黑格爾含義上的超過意味著，過程的後期形式是前期形式的「真理」。相反，馬克思的立場，他對意識形態的全部批判都意味著，科學（科學是對現實的認識）就其含義而言是同意識形態的決裂，科學建立在另一個基地之上，科學是以新問題為出發點而形成，科學就現實提出的問題不同於意識形態的問題，或者也可以說，科學以不同於意識形態的方式確定自己的對象。因此，在黑格爾的含義上，科學無論如何都不能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真理。如果人們想在這個問題上找到馬克思的哲學祖先，那麼應該找的是斯賓諾莎，而不是黑格爾。斯賓諾莎在第一類知識和第二類知識之間建立了一種關係，這種關係的直接含義恰恰是徹底的不連續（假定把神的總體性取消掉）。儘管第二類知識使人能夠懂得第一類知識，但前者不是後者的真理。
(40)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在英國人那裡，理論是單純地肯定事實，可是在法國人那裡，卻變成了哲學體系。」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卷第482頁。
(41)參見霍普納的文章，第186—187頁。再就「後退」一詞補充一句。顯然，除非作為一個比喻，這個詞是不能當作同「超過」完全相反的意思來理解的。問題不是要用意識形態的目的來代替對意識形態的理解，而是要通過意識形態的起源去達到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我據此只是想形象地說明，在青年馬克思的意識形態信仰內部，表現出了這種可作榜樣的批判要求：查閱黑格爾談到的原著（法國的哲學家和政治家，英國的經濟學家，還有革命家，等等）。可是，馬克思的這一「後退」最後卻以追根窮源代替了形式上要求的查閱原著：馬克思退回到德國的歷史，那是為了破除德國歷史「落後」的幻覺，也就是說，為了根據歷史的現實去研究歷史，而不是根據外部的模式或用這種模式的尺度去衡量歷史。因此，這一後退其實是對被意識形態所竊取並被弄得面目全非的現實的一種彌補、補救和恢復。
(42)這是青年黑格爾運動爭「自由」的階段。見科爾紐前引書，第四章，第132頁等。
(43)這是新黑格爾派廣為闡述的論題。參見費爾巴哈：《哲學改革的臨時提綱》，第四十六節和四十七節（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第116—117頁）。
(44)這個總問題實質上意味著把真實的歷史問題歪曲成哲學問題。資產階級革命、開明政治、出版自由、廢除書報檢查令，反對教會等真實問題被轉變為哲學問題，也就是說，歷史應該保證理性統治的勝利，不論現實以什麼外部形式而出現。理性與現實的矛盾（前者是歷史的內部本質和目的，後者是現時的歷史），這就是新黑格爾派的根本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這個總問題）顯然決定著對問題的解答：既然理性是歷史的目的和本質，那就只要讓大家承認理性（包括其相反的假象在內）就夠了。因此，問題的解答就是承認哲學具有批判的無比威力，而哲學在以歷史真理的名義掃除歷史謬誤的同時，必定具有實踐的性質。因為，揭露真實歷史的非理性，也就是陳述在歷史非理性中活動著的歷史理性。例如，國家是歷史真理的體現和化身，國家只要搖身一變就能變成真理。所以這種。實踐」歸根到底無非就是哲學批判和理論宣傳：非理性二旦被揭露就立即屈服，而理性一旦被宣布就立即勝利。一切都取決於哲學，哲學確確實實是革命的頭腦和心臟。以上是由提出根本問題的方式所要求得出的解答。但就這個總問題本身來講，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如果把總問題同歷史向新黑格爾派提出的真實問題作一比較，人們就能發現：這個總問題雖然解答了一些真實問題，但這些解答沒有一個不是答非所問；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關係不能決定任何問題；非理性既不是非理性，也不是假象；國家不是自由的體現……就是說，由這種意識形態表面上通過自己的問題加以思考的對象，甚至在它們的「直接」現實中也沒有得到反映。當這個比較告一段落，不僅由意識形態向自己的問題作出的解答站不住腳（它們無非是這些問題的自我反映），而且總問題本身也站不住腳——那時候，意識形態的歪曲就暴露無遺：意識形態把問題和對象神秘化了。人們在這裡就能懂得，馬克思在談到必須拋開黑格爾哲學的基地時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因為「不僅是它的回答，而且連它所提出的問題本身，都包含著神秘主義。」
(45)卡爾·馬克思：「致盧格的信」（1843年9月），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415—418頁。
(46)參見弗·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44年）一文。這篇後來被馬克思稱作「天才的」文章對馬克思起了深刻的影響。但人們一般低估了該文的重要性。
(47)大家或許能夠懂得，所謂真實成長的邏輯，並不像柏格森所說的那樣，製造一種創造的哲學。因為這一成長不是諸如自由或選擇這類空洞本質的表現；相反，它只是自身的經驗條件的產物。我還要補充一句，這種邏輯是根據馬克思對意識形態歷史的認識的需要而得出的。其實，從馬克思那段關於真實歷史（即上面正文中談到的「發現」）的論述中所得出的結論，是對意識形態歷史本身的一種否定。一旦唯心主義的真理固有論被駁倒，意識形態史顯然就不能成為自己的認識原則；一旦人們懂得意識形態史只能通過真實歷史而得到解釋，而真實歷史則是從意識形態歷史中真實成長，並說明意識形態史的形成、歪曲和調整，人們必定會懷疑意識形態歷史的歷史價值，並承認這種歷史是一錢不值的。馬克思說：「道德、宗教、形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失去獨立性的外觀。它們沒有歷史，沒有發展；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1頁）因此，我在開頭的地方就認為，「哲學的歷史」不能用「未來完成式」來寫，不僅因為未來完成式不是一個認識歷史的範疇，而且因為哲學的歷史在嚴格的意義上說是不存在的。這兩條理由其實完全相同。
(48)弗·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6—6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