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馬克思 · 三、矛盾與多元決定
（研究筆記）
「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
我不久前在一篇論述青年馬克思的文章(1)里曾經指出，所謂「對黑格爾的顛倒」在概念上是含糊不清的。我覺得，這個說法嚴格地講對費爾巴哈完全合適，因為他的確重新使「思辨哲學用腳站地」（不過，費爾巴哈根據嚴格的邏輯推理，從這次顛倒中只得出了唯心主義的人本學）。但是，這種說法不適用於馬克思，至少不適用於已脫離了「人本學」階段的馬克思。
我想進一步指出，在下面這段名言裡：「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2)「倒過來」一詞只有象徵的意義，甚至只是一種比喻，而不能最後解答問題。
在這個具體例子中，應該怎樣去理解「倒過來」的含義呢？這裡不再是一般地把黑格爾「倒過來」，即不是把思辨哲學倒過來。自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發表以來，我們知道這樣做是毫無意義的。如果誰硬要認為是把思辨哲學倒過來（例如為了從中得出唯物主義），那他就會不自覺地成為哲學的俘虜，正如蒲魯東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俘虜一樣。這裡關係到辯證法，而且僅僅關係到辯證法。當馬克思說必須「在神秘外殼中發現合理內核」時，人們可能會認為，「合理內核」指的是辯證法，神秘外殼則是指思辨哲學……何況，恩格斯後來對方法和體系的區分也正是用傳統的術語表達了這個意思。(3)據此，我們似乎應該扔掉思辨哲學的神秘外殼，以保留辯證法的寶貴內核。然而，馬克思在同一句話里又說，給內核剝去外殼和把辯證法顛倒過來是一碼事。剝去外殼怎麼可能是一次顛倒呢？或者說，在剝去外殼的過程中，究竟什麼東西被「顛倒了過來」呢？
我們來仔細地研究這個問題。辯證法一旦被剝去了它的唯心主義外殼，就變成「黑格爾辯證法的直接對立物」。這是否等於說，辯證法不但不再與黑格爾的顛倒了的和升華了的世界發生關係，而且從此將被馬克思運用於真實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才確實「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因此，似乎應該從黑格爾那裡把辯證法拿來，把它運用於生活，而不是把它運用於觀念。「顛倒」似乎是辯證法「含義」的顛倒。但這種含義的顛倒實際上並不觸動辯證法。
可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以青年馬克思為例恰恰指出，原封不動地照搬黑格爾形式的辯證法只能使我們陷入危險的誤解，因為根據馬克思在解釋任何意識形態現象時所遵循的原則，說辯證法能夠像外殼包裹著的內核(4)一樣在黑格爾體系中存身，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我講這段話是想指出，不能想像黑格爾的意識形態在黑格爾自己身上竟沒有傳染給辯證法的本質，同樣也不能想像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旦被「剝去了外殼」就可以奇蹟般地不再是黑格爾的辯證法而變成馬克思的辯證法（既然說到了「傳染」，那就勢必假定辯證法在被傳染前是純潔的）。
其實，在馬克思匆匆落筆撰寫這篇跋的時候，他也已經感覺到了這個困難。通過比喻的堆砌，特別是把「剝去外殼」和「顛倒」奇怪地放在一起，他暗示了他有的意思沒有說完。不僅如此，他還在別的段落里把未盡之意說了出來，而魯瓦卻把它多半給漏譯了。
只要仔細研究德文版就可以發現，事情並不像恩格斯後來的某些說明(5)能使人想像的那樣。神秘外殼根本不是思辨哲學、「世界觀」或「體系」，不是一種可被認為同方法相脫離的成分，而是本身就屬於辯證法。馬克思甚至說：「辯證法在黑格爾的手中神秘化了」，他還談到辯證法的「神秘方面」和「神秘形式」。他正是用他自己的辯證法的合理形態去反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這種「神秘形式」。這就再也清楚不過地說明，神秘外殼無非是辯證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換句話說，它不是辯證法的一種相對外在的成分（例如「體系」），而是與黑格爾辯證法同質的一種內在成分。因此，為了解放辯證法，只剝去第一層外殼（體系）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它從緊貼著它軀體的第二層外殼中解放出來；這第二層外殼，我大膽認為，就是同辯證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層皮，它在本質上就有黑格爾的性質。據此我們可以說，剝去外殼絕不是沒有痛苦的，這實際上是破除神秘形式的過程，也就是改造其內核的行動。
我因此認為，關於把辯證法顛倒過來這個不確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對象的性質（黑格爾的對象是觀念世界，馬克思的對象是真實世界），而是從辯證法本身去研究辯證法的性質，即辯證法的特殊結構，不是對辯證法「含義」的顛倒，而是對辯證法結構的改造。毫無疑問，在第一種情況下，辯證法處在其可能對象的外部，即作為研究其對象所使用的一個方法，它涉及到的只是辯證法的前身，嚴格地說，這個問題對馬克思不能有任何意義。在第二種情況下，相反就涉及到一個真實的問題，馬克思和他的學生們不可能沒有在理論上和在實踐上（在理論上或實踐上）對這個問題作出具體的答覆。
這裡對以上冗長的解釋作個小結。我們可以說，如果馬克思的辯證法「在本質上」同黑格爾的辯證法相對立，如果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合乎理性的而不是神秘的，這種根本的不同應該在辯證法的實質中，即在它的規定性和特有結構中得到反映。明白地說，這就意味著，黑格爾辯證法的一些基本結構，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對立面的同一、「揚棄」、質轉化為量、矛盾等等，到了馬克思那裡（假定馬克思接受了這些結構，事實上他並沒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種不同於原來在黑格爾那裡的結構。這也意味著，結構的這些不同是能夠被揭示、描述、規定和思考的。既然是能夠的，那也就是必需的；我甚至認為，這對馬克思主義是生死攸關的。我們不能滿足於無休止地重複體系和方法的不同啦，哲學的顛倒或辯證法的顛倒啦，「合理內核」的發現啦，以及諸如此類的含糊術語，否則豈不是要讓它們代替我們去思考；也就是說，我們自己不動腦筋，而是相信那些早已用濫了的詞句能夠魔術般地完成馬克思的事業。我所以說生命攸關，因為我堅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當前就取決於這一項任務。(6)
既然我們必須自己動動腦筋，我想用列寧關於「最薄弱環節」的命題為具體例子，大膽地對馬克思主義的矛盾概念作一點研究。
列寧首先賦予這個比喻以一種實際的含義。一根鏈條的強弱取決於它的最薄弱環節。一般地說，誰要控制某個特定的形勢，他就會注意不讓任何一個弱點損害整個體系。相反，誰想擊破這個體系，即使他的力量顯然處於劣勢，他只要找出一個弱點，就足以使體系的全部力量岌岌可危。這些都不是我們的新發明，凡讀過馬基雅弗利和沃邦著作的人都知道，這兩位擅長攻守藝術的大師對任何甲冑總是根據其缺點而作出評判的。
問題的關鍵在這裡：如果說關於最薄弱環節的理論顯然是列寧關於革命政黨的理論的指導思想（革命政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應該是一個天衣無縫的統一體，這樣才能不給敵人以任何可乘之機，才能把敵人打倒），它對列寧在革命問題上的思考也有所啟發。為什麼革命能夠在俄國發生？為什麼革命能夠在俄國勝利？革命能夠在俄國發生的原因超出了俄國的範圍：因為隨著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人類進入了客觀的革命形勢之中。(7)帝國主義已經徹底地撕下了原來資本主義的「和平」面具。工業壟斷的集中，工業壟斷屈服於金融壟斷，加重了對工人和殖民地的剝削。壟斷資本的競爭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戰爭使應徵入伍的廣大群眾和殖民地人民陷入無窮無盡的苦難之中；但是，戰爭不僅是屠殺，也是歷史。戰爭的經歷和慘象啟發了各國人民，使一百年來反抗資本主義剝削的長期鬥爭獲得了新的起點；戰爭也是一個聚合點，它終於使人民頓時心明眼亮並掌握展開行動的有效手段。可是，雖然大多數歐洲國家的人民群眾都得出了這個結論（德國和匈牙利的革命、法國和義大利的兵變和大罷工、都靈的蘇維埃），革命卻只是在俄國——恰恰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獲得了勝利。為什麼會出現這個令人不可思議的例外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俄國是帝國主義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這種薄弱狀況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加深和加劇的，但它並不僅僅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促成。一九○五年革命雖然遭到了失敗，但它已衡量出和表現出沙皇俄國的薄弱達到了何等的程度。這種薄弱狀況是從以下這種特殊環境中產生出來的，即當時可能產生的各種歷史矛盾在一個國家中得到了積聚和激化。有占統治地位的封建剝削制度的矛盾：處於「不文明狀態」(8)的廣大農民群眾直至本世紀初依然在東正教神甫的欺騙下，遭受著特別殘酷的封建剝削，這種環境使農民起義很容易向工人革命靠攏。(9)有在大城市、市郊、採礦區、採油區等得到大規模發展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剝削的矛盾。有對殖民地人民進行殖民剝削和殖民戰爭的矛盾。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工人的集中特別突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廠就是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廠，它擁有四萬名工人和輔助人員）和農村的中世紀狀態之間的巨大矛盾。階級鬥爭在全國進一步激化，不僅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鬥爭，而且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依附於沙皇軍隊和警察專制主義的封建大地主，不停地策劃密謀活動的小貴族，反對沙皇的大資產者和自由資產者，搖擺於因循守舊和無政府主義之間的小資產者）。此外，在事態發展的具體過程中，還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環境，(10)這些特殊環境如果離開俄國內外矛盾「犬牙交錯」的複雜情形是不可理解的。例如，俄國的革命先進分子由於受到沙皇的鎮壓而被迫流亡國外，他們在流亡中「磨鍊」了自己，並接受了西歐工人階級的全部政治經驗（首先是馬克思主義）。這一情況對布爾什維克黨的形成有一定的關係（這個黨在覺悟上和組織上遠遠超過了西方任何「社會主義」政黨）。如同任何嚴重危機時期所通常發生的那樣，一九○五年革命的「總演習」使階級關係變得明朗化和固定化，因而也就可能「發現」蘇維埃這個群眾政治組織的新形式。(11)最後，帝國主義國家的疲勞為布爾什維克提供了意外的「喘息」時機，使他們能夠實行歷史的「突破」，英法資產階級由於要拋棄沙皇，在決定性時刻不自覺地為革命幫了大忙，這同樣也是一種特殊的情形。(12)總之，即使在一些細節問題上，俄國面臨的特別有利的革命形勢也完全在於歷史矛盾的積聚和激化，這種情形只是在俄國這個比帝國主義世界至少落後一個世紀、同時又處於帝國主義世界中最先進地位的國家中才是可能的，而在任何其他國家則都是不可思議的。
關於這一切，列寧在許多文章里都談到過，(13)史達林於1924年4月的多次演說(14)中用明確的語句對這些著作作了概括。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通過1914年的戰爭導致了俄國的革命，因為俄國在人類剛進入的革命時期中是帝國主義鏈條上的最薄弱環節，因為俄國積累了當時可能存在的最大數量的歷史矛盾，因為俄國同時是最落後和最先進的國家，這是四分五裂的俄國統治階級不能避開但又不能解決的巨大矛盾。換句話說，處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的俄國還欠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一筆債；同時孕育著兩場革命的俄國即使能推遲其中的一場，也阻止不了另一場的爆發。列寧正確地看到，這一難得的和「毫無出路」（對統治階級說來）(15)的形勢正是俄國革命的客觀條件，而鍛造共產黨這根沒有薄弱環節的鏈條則是準備革命的主觀條件，即是創造對著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展開決定性攻擊的手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歷史總是從它的壞的方面向前發展，(16)他們講的不正是這個意思嗎？這壞的方面顯然是指對統治者最不好的方面，但我們也可以在不歪曲詞意的條件下，把它解釋成是對期待歷史朝另一方向發展的那些人最不好的方面。例如，十九世紀末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以為，德國當時是經濟發達和實力雄厚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自己的選票又在不斷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肯定在短期內能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他們顯然認為歷史應該從另一方面，即從「好」的方面向前發展，從經濟發展最快、矛盾被壓縮到純而又純程度（勞動與資本的矛盾）的這個方面向前發展。他們忘記了，這一切都是在德國發生的，而德國是一個用強大的國家機器武裝起來的國家，德國資產階級為了換取俾斯麥和威廉的軍事、官僚和警察體制的保護，為了換取資本主義剝削和殖民剝削的超額利潤，早已忍氣吞聲地放棄了「它的」政治革命，德國小資產者是沙文主義的和反動的階級。他們忘記了，壓縮到純而又純的矛盾完全是抽象的矛盾，真實的矛盾總是同具體的環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而真實矛盾只有通過環境並在環境之中才是可被辨認的和可以捉摸得到的。
我們現在來談談這一實踐經驗的主要內容以及列寧從中得出的基本思想。我們首先應該指出，列寧並不僅僅受到這一實踐經驗的啟發。一九一七年革命前有一九○五年革命，一九○五年革命前有英國和德國的歷史性大挫折，大挫折前面有巴黎公社，更遠的還有德國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的失敗。所有這些經驗都直接地或間接地陸續經過了思考（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霧月十八日政變記》、《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愛爾福特綱領批判》等等），並且同過去其他革命（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經驗作了比較。
我們只能這樣來概括以上的實踐經驗和理論闡述，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全部革命經驗證明，一般矛盾（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主要由兩個對抗階級之間的矛盾所體現，這裡的一般矛盾已經是特殊的矛盾）足以確定革命被「提上議事日程」時的形勢，但它本身卻不能直接創造「革命的形勢」，更談不上促成革命爆發的形勢和革命的勝利。為了使一般矛盾能夠積極地活動起來並成為革命爆發的起因，必須有一系列「環境」和「潮流」（不論它們由何原因產生或有何意義，也不論其中有許多環境和潮流必定由於原因和意義的不同而與革命毫無關係，甚至「絕對地對立」）的積聚，並最終「匯合」成為促使革命爆發的一個統一體，和達到以下的結果：在統治階級已無力維護(17)其政權時，團結千百萬人民群眾向這一政權發起總攻。這種形勢不僅意味著兩項根本條件「匯合」成為「統一的全國性危機」，而且每項條件單獨（抽象）地說，也意味著一系列矛盾的「匯合」。否則，分為不同階級的群眾（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者）怎麼可能有意識地或稀里糊塗地共同投入到反對現存制度的總攻擊中去？儘管統治階級也分不同的階級（封建階級、大資產者、工業家、金融家，等等），但他們憑著自己長期的經驗和可靠的本能，懂得必須結成反對被剝削者的神聖同盟，他們怎麼可能在決戰的關鍵時刻讓自己陷於軟弱無力和四分五裂的地位，沒有可供更替的政治方案和政治領袖，沒有外國的階級支援？他們歷來用剝削、暴力和欺詐把人民收拾得服服帖帖，現在怎麼可能赤手空拳地守著他們的國家機器而讓自己被人民的浪潮所淹沒？總之，在這種形勢下，有許許多多的矛盾在起作用，而且為同一個目的在起作用，儘管這些矛盾的產生原因、意義、活動場合和範圍不盡相同，有些矛盾甚至根本不同，但它們卻「匯合」成為一個促使革命爆發的統一體，因而不能再說只是一般矛盾單獨在起作用。當然，在革命被「提上議事日程」的那段時間裡占主導地位的基本矛盾，在所有這些「矛盾」中，甚至在矛盾的「匯合」中，起著十分活躍的作用。但嚴格說來，人們不能認為這些「矛盾」以及它們的「匯合」僅僅是基本矛盾的簡單現象。因為完成這一匯合的「環境」和「潮流」遠不僅僅是基本矛盾的簡單現象。環境和潮流有的屬於生產關係，而生產關係雖然是矛盾的一個方面，但同時又是矛盾的存在條件；有的屬於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雖然是生產關係派生的領域，但它具有自己的穩定性和有效性；有的屬於國際環境，而國際環境是作為起著特殊作用的規定性而起作用的。(18)也就是說，在各有關領域中活動的「不同矛盾」（這些不同矛盾也就是列寧談到的「一系列」矛盾）雖然「匯合」成為一個真實的統一體，但並不作為一個簡單矛盾的內在統一體中的簡單現象而「消失」。這些「不同矛盾」之所以匯合成為一個促使革命爆發的統一體，(19)其根據在於它們特有的本質和效能，以及它們的現狀和特殊的活動方式。它們在構成統一體的同時，重新組成和實現自身的根本統一性，並表現出它們的性質：「矛盾」是同整個社會機體的結構不可分割的，是同該結構的存在條件和制約領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內部受到各種不同矛盾的影響，它在同一項運動中既規定著社會形態的各方面和各領域，同時又被它們所規定。我們可以說，這個「矛盾」本質上是多元決定的。(20)
我並不堅持要用多元決定這個術語（它是從別的學科借用的），在找不到更恰當的術語的情況下，我只能用它來指出一個事實和提出一個問題；它還可以使我們看到，我們這裡所說的矛盾完全不是黑格爾的矛盾。
因為，黑格爾的矛盾儘管表面上很像是多元決定的，其實卻從來不是如此。例如，在講述意識「經驗」及其辯證法（最終導致絕對知識）的《精神現象學》一書中，矛盾在表面上似乎不是簡單的，而相反是極其複雜的。似乎只有第一個矛盾，即感性意識與其知識的矛盾，才勉強可算簡單矛盾。但隨著對意識生產的辯證法更加深入的研究，意識的內容就變得愈豐富，矛盾也就變得愈複雜。然而，我們可以指出，這種複雜性不是真正多元決定的複雜性，它只是徒具多元決定的外表，實際上卻是內在化的累積。因為，意識在其演變過程的每個階段上，都通過它以往本質的各種回音，通過相應的歷史形式在現在形式中的潛存在，體驗和感受自己的本質（它同意識所已達到的程度相一致）。為此，黑格爾指出，任何意識都有一個在其現在形式中被揚棄的過去形式，還有一個既是實際存在的又是潛在的世界（本質雖然可以是對這個世界的意識，但本質在現象學中卻依舊留在世界之外），因而被揚棄的意識的世界也是意識的過去形式。但是，意識的這些過去形態以及與這些形態相適應的潛在世界從不作為不同於現在的意識的真實決定因素去影響現在的意識：它們只是作為過去在現在中的回音（回憶、歷史的幽靈），即作為預期或暗示，而同現在的意識發生關係的。這是因為過去無非是它所包括的未來的內在本質，意識的過去存在也就是意識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在意識之外的一種真正的決定因素。就像圓圈中套圓圈，意識只有一個圓心，這個圓心決定著意識。如果要使意識的圓心受到各個外圓的有效影響，即要使意識的本質由多種形態的意識所規定，意識就需要具有一些不同於其圓心的圓，即要具有一些偏心的圓。但意識的情況卻並非如此。
這一真理在《歷史哲學》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在這裡，人們又接觸到多元決定的許多表面現象：任何歷史社會難道不是由政治、風俗、習慣、金融制度、貿易制度、經濟制度、藝術、哲學、宗教等無數具體決定因素所構成的嗎？可是，在這些決定因素中，任何一種因素在其本質上都不是其他因素的外在因素，這不僅因為它們共同組成一個獨特的有機總體，而且主要因為這個總體在一個統一的內在本原中得到反映，這個本原就是所有這些具體的決定因素的真理性。舉羅馬為例，它的宏偉歷史、制度、危機和事業無非是抽象法人的內在本原在當時的表現和破滅。這一內在本原既是以往各社會形態的本原在當時的回音，又是它自身的回音，所以它也只有一個圓心，即保存在它記憶中的以往各個世界的圓心，所以它是簡單的。而就在這一簡單的本原中，卻出現了它自身的矛盾：在羅馬，禁欲主義意識作為抽象法人概念的固有矛盾的意識力圖要達到主觀性的具體世界，但卻達到不了。正是這個矛盾後來使羅馬四分五裂，並產生羅馬的未來：由中世紀的基督教所體現的主觀性形象。因此，羅馬的全部複雜性絲毫不多元地決定羅馬的簡單本原的矛盾，因為簡單本原這個矛盾無非是這些無限豐富的歷史因素的內在本質。
於是，只要好好想一想為什麼黑格爾用矛盾這個簡單概念來思考歷史演變的各種現象，就可以正確地提出根本問題了。黑格爾的矛盾之所以能夠是簡單的，只是因為構成任何歷史時期本質的內在本原是簡單的。既然某個特定歷史社會（希臘、羅馬、神聖羅馬帝國、英國，等等）的總體，即其千變萬化的現象，在原則上可被歸結為一個簡單內在本原，那麼，矛盾由此而有權取得的這種簡單性也就能夠在歷史社會中得到反映。難道還能比這說得更明確的嗎？把構成某個歷史世界具體生活的所有因素（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習俗、道德、藝術、宗教、哲學，乃至戰爭、戰役、失敗等歷史事件）歸結為一個統一的內在本原，這種歸結（這是黑格爾從孟德斯鳩思想中借鑑得來的）本身只是在把一國人民的全部具體生活作為精神的內在本原的外化或異化這個絕對條件下才是可能的，而精神的內在本原的外化和異化歸根結蒂又無非是這一世界的自我意識的最抽象形式，即這一世界的宗教意識和哲學意識，或這一世界自身的意識形態。我想，人們在這裡就可以看到「神秘外殼」對「內核」的影響和傳染是什麼意思——因為黑格爾的矛盾的簡單性無非是一國人民內在本原的簡單性的反映，即一國人民最抽象的意識形態的反映，而不是它的物質現實性的反映。正因為如此，黑格爾才能把從古代東方直到今天的世界歷史說成是「辯證的」，即認為它是由矛盾的簡單本原的簡單作用所推動的。正因為如此，黑格爾才認為，真實歷史其實是從沒有真正的突變、結束和開端的。正因為如此，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才充斥著千篇一律的「辯證」變化。為了維護這個荒唐的觀點，黑格爾只能賴在精神的山巔不走：一個民族即使滅亡掉也並不要緊，因為它只是體現了觀念在一個階段中的特定本原，它還有觀念的其他階段為它服務；因為該民族在體現這一特定本原的同時也拋棄了這一本原，把它留傳給歷史（本原的自我記憶），留傳給它民族（即使該民族與它民族的歷史關係十分鬆弛！），而當它民族在其實體中反映這一本原時，將從中找到其未來的內在本原，即恰好是觀念的邏輯發展的下階段，如此等等。必須真正懂得，所有這些武斷的推論（雖然間或也夾雜著一些真正天才的觀點）並非神奇般地局限於黑格爾的「世界觀」和「體系」，它們實際上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構造和結構中，特別在黑格爾的矛盾中也得到反映，而這個矛盾的任務就是魔術般地推動歷史世界的具體內容去達到意識形態的目的。
所以，馬克思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完全不是單純地剝去外殼。如果人們清楚地看到黑格爾的辯證法結構和黑格爾的「世界觀」（即黑格爾的思辨哲學）所保持的緊密關係，那麼，要真正地拋棄這種「世界觀」，就不能不深刻地改造黑格爾辯證法的結構。否則，在黑格爾逝世已經一百五十年和馬克思逝世將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不論你是否願意，你就勢必會繼續拖著著名的「神秘外殼」這件破爛衣服。
讓我們回過頭來談列寧，然後從列寧再談到馬克思。正如列寧的實踐和思想所證明的，俄國的革命形勢恰恰是由於俄國的基本階級矛盾具有強烈的多元決定的性質。雖然如此，我們也許還必須想一想：這一「特殊形勢」究竟特殊在什麼地方？既然任何特殊都不說明規律，那麼這一特殊是否無形中本身就是規律？歸根到底，我們難道不是始終處於特殊之中嗎？1849年德國革命的失敗是特殊，1871年巴黎革命的失敗是特殊，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失敗以及1914年沙文主義的叛賣是特殊，1917年的勝利當然也是特殊……但特殊是與什麼相對而言的呢？無非是與純潔的和簡單的「辯證」系統所具有的某種四平八穩的抽象認識相對而言，由於這種系統是簡單的，它保留著黑格爾模式的影子（或帶有黑格爾模式的風格），依舊相信抽象矛盾具有解決一切問題的「能力」，例如資本與勞動這一「貨真價實」的矛盾。我並不否認這種純潔的和簡單的系統能夠滿足動員群眾的某種主觀需要。我們都知道，空想社會主義的形式也曾起過一定的歷史作用，因為它們恰恰反映了當時群眾的意識，而如果要引導群眾前進，那就更應該掌握群眾的思想。我們應該如同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空想社會主義那樣，來對待受到前半期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群眾意識（包括他們的某些理論家的意識）中的那些依舊帶有烏托邦性質和概念化性質的形式，應該對這一意識的條件和形式作一番真正的歷史研究。(21)湊巧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的所有政治著作和歷史著作為我們對這些「特殊」情況進行初步的研究提供了材料。從這些著作中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思想：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從不是簡單的，而始終是由矛盾在其中起作用的具體歷史形式和歷史環境所特殊地規定的。這一矛盾是由上層建築的形式（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宗教、政治組織等）和國內外的歷史形勢（一方面是本國的民族歷史，例如資產階級革命業已完成或「半途而廢」，封建剝削已全部和部分廢除或尚未廢除，地方性的「習俗」，特殊的民族傳統，甚至政治鬥爭和政治態度的「獨具一格」等；另方面是現有的國際環境，例如國際環境主要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或帝國主義內部的爭奪，等等）所特殊地規定的，其中的許多現象都能納入列寧所說的「發展不平衡規律」中去。
這除了表明表面上簡單的矛盾始終是多元決定的以外，還能是什麼意思呢？可見，特殊為自己發現規律，發現規律的規律，必須從新規律出發，把舊的「特殊」作為規律在方法論上的簡單例子進行思考。為了試圖用這條規律來統括全部現象，我覺得可以認為，「多元決定的矛盾」在多元決定的作用下，能夠或者朝歷史的停滯、矛盾的「剎車」（例如威廉皇帝統治下的德國）的方向或者朝革命的爆發(22)（例如1917年的俄國）的方向發展，但在以上兩種情況下，矛盾都不以「純粹的」狀態而出現。為此我承認，成為特殊的恐怕是「純粹狀態」本身，但我找不出有什麼例子可以作證。
綜上所述，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經驗，一切矛盾在歷史實踐中都以多元決定的矛盾而出現；這種多元決定正是馬克思的矛盾與黑格爾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黑格爾辯證法的「簡單性」來源於黑格爾的「世界觀」，特別是來源於在世界觀中得到反映的歷史觀。既然如此，我們不禁要問：馬克思的矛盾的多元決定的內容是什麼？根據是什麼？馬克思的社會觀怎麼能在多元決定中得到反映？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為如果不指出馬克思的矛盾的特有結構同他的社會觀和歷史觀之間的關係，如果不把多元決定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概念中確立下來，這個範疇仍然會「落空」；因為這個範疇即使為政治實踐證實是正確的，它至此也只是修飾性和暫時性的範疇，因而任何一種哲學都可以支配它。
這裡，我們又一次遇到黑格爾模式的幽靈——不是矛盾的抽象模式，而是在矛盾中得到反映的歷史觀的具體模式。為了證明馬克思矛盾的特殊結構已經在馬克思的歷史觀中得到確立，首先必須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本身不是對黑格爾的歷史觀的簡單「顛倒」。然而，粗略地看，人們的確會認為，馬克思「顛倒」了黑格爾的歷史觀。我們下面簡單地來說明這個問題。黑格爾的整個歷史觀都是由每個社會的內在本原的辯證法，即由觀念在其不同階段上的辯證法所支配的。馬克思曾反覆指出，黑格爾用意識的辯證法（民族的自我意識，即意識形態）來說明各民族的物質生活和具體歷史。馬克思則相反，他用人的物質生活來解釋人的歷史：人的意識和意識形態無非是人的物質生活的現象。這一對立集中了有關「顛倒」的全部假象。極而言之，我們在黑格爾那裡看到了什麼？他的社會觀繼承了十八世紀政治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的成果，他認為一切社會（這裡當然是指現代社會，但現代是從過去還處於萌芽狀態的東西中成長起來的）都由兩種社會所構成：需求的社會（或叫市民社會）和政治的社會（即國家，以及在國家中得到體現的一切，包括宗教、哲學、時代的自我意識等）。概括地說，社會是由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構成的。黑格爾認為，物質生活（市民社會，即經濟）僅僅是理性的詭詐，它在獨立的假象下受到一條與己無關的規律的支配，這條規律既是它特有的目標，又是它存在的條件（國家，即精神生活）。還有另一種顛倒黑格爾並從而產生馬克思的方式。這種方式恰恰是要顛倒市民社會和國家、經濟和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這些術語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要保存黑格爾的這些術語，但是把本質改為現象，把現象改為本質，換句話說，就是使理性的詭詐朝著反方向起作用。根據這種觀點，在黑格爾那裡，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是經濟因素的本質，而在馬克思那裡，經濟因素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的全部本質。於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只是經濟因素的現象，而經濟因素則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真理」。於是，對於黑格爾用以說明決定一個歷史民族的各種因素的簡單內在本原，即該民族在某時代的自我意識中的「純潔」本原，人們就可以用另一種簡單本原（相反的簡單本原）去代替，物質生活和經濟這個簡單本原就成了用以說明決定該歷史民族的各種因素的唯一本原。(23)這是故意的誇大嗎？不，如果單從字面上講，馬克思關於手推磨、水力磨、蒸汽機的名言也有這方面的含義。朝著這個想法的方向繼續想去，我們就走到與黑格爾辯證法正相反的另一面——不同的只是現在不再需要產生觀念的各連續階段，而是要根據內在矛盾的同一個本原去產生經濟的各連續階段。這種想法最終必定把歷史的辯證法徹底地降低為產生一系列生產方式的辯證法，實際上也是降低為產生各種生產技術的辯證法。這些嘗試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自己專有的名稱，叫做經濟主義，甚至技術主義。
一提起這兩個名稱，我們立刻就會想起馬克思及其學生們對這些「偏向」所進行的理論鬥爭和實踐鬥爭。馬克思談到蒸汽機的那段話固然十分著名，但馬克思明確地反對經濟主義的文章多不勝數！我們應該拋棄這種誇大，但我們反對經濟主義，不是為了擺出一系列傳統的指責去剿滅它，而是為了研究，在這些指責中和在馬克思的真實思想中，究竟是什麼真正的原則在起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顛倒」的神話在表面上是多麼嚴謹，也肯定站不住腳。我們知道，馬克思既沒有「顛倒」又沒有保留黑格爾關於社會模式的術語。他用與這些術語關係甚遠的術語代替了它們。他甚至打亂了這些術語之間原有的關係。在馬克思那裡，無論術語還是術語之間的關係在性質上和含義上都發生了變化。
首先，術語已不是原來的術語。
當然，馬克思還談到「市民社會」（特別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該詞往往被不恰當地譯為「資產階級社會」），但那是為了暗示過去的事，為了指出馬克思的發現是在什麼場合實現的，而不是為了襲用這個概念。必須對這一概念的形成進行仔細的研究。人們將看到，由十八世紀政治哲學的抽象形式和由十八世紀政治經濟學的較為具體的形式所表露出來的，既不是經濟史的真正理論，也不是經濟學的真正理論，而是對經濟行為的一種確認和描述，總之是哲學和經濟學的一種現象學。然而，無論在哲學家方面（洛克、愛爾維修等）或在經濟學家方面（斯密、杜爾哥等），十分明顯的是，這種對市民社會的描述似乎是在描述（和確認）黑格爾所說的「需求的世界」，即與由個人的特殊意志和利益，即他們的「需求」所確定的個人關係直接相關的世界。大家知道，馬克思的全部政治經濟學觀點正是建立在對這一假設（經濟的人以及對經濟的人的法律抽象和倫理哲學、哲學家的「人」）進行批判的基礎之上；因此，人們不禁會問，馬克思怎麼可能把由這一假定所直接產生的概念拿來襲用。對馬克思說來，重要的既不是對經濟行為的抽象描述，也不是在經濟的人的神話中為這一描述找到根據，而是對現實世界的「解剖」，以及這一「解剖」的演變的辯證法。所以，「市民社會」（個人的經濟行為的世界及其意識形態根源）的概念在馬克思那裡消失了。所以，抽象的經濟現實（例如，斯密在市場規律中找到了這一現實，這是他理論努力的一個成果）本身在馬克思的認識中是一種更加具體和更加深刻的現實的結果，即某個特定社會形態的生產方式。在這裡，個人的經濟行為（它們為哲學和經濟學的這種現象學充當遁詞）被第一次用它們的存在條件來衡量。生產力的發展程度，生產關係的狀況，從此成為馬克思的基本概念。雖然「市民社會」向馬克思指明了新概念的所在（這個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但應該承認，市民社會並沒有向馬克思提供製造新概念的原料。但這一切在黑格爾那裡能找得到嗎？
至於國家，它的內容在馬克思那裡和在黑格爾那裡是不同的，這一點很容易證明。在馬克思那裡，國家不再是「觀念的現實」；不僅如此，更主要的是馬克思把國家當作為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服務的鎮壓工具而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在這裡，馬克思透過對國家屬性的「描述」和升華，發現了一個新概念，即與生產關係直接聯繫著的社會階級的概念。這個概念早在十八世紀已為蘭蓋、盧梭等人所預感到，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中也曾經提到過（黑格爾把它當作理性詭詐的一個「現象」，即貧富對立，而國家則是對這一現象的勝利），1830年的歷史學家更是廣泛地應用了這一概念。隨著這個新概念的出現，隨著它同經濟結構的基本概念相聯繫，國家的本質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國家從此不再凌駕於各種人類集團之上，而是為統治階級所服務，它的使命不再是在藝術、宗教和哲學中日益完善自己，而是把藝術、宗教和哲學用來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甚至強迫它們根據統治階級的觀念和命題去建立體系；因此，它不再是市民社會的「真理」，甚至不是經濟的「真理」，而是一個社會階級行動和統治的工具。
然而，不單術語變了，甚至術語之間的關係也變了。
我們切莫以為這是由於新術語的增加而要對術語的作用進行技術性的重新分類。這些新術語是如何分類的呢？一方面是結構（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另方面是上層建築（國家，以及各種法律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識形態形式）。在這兩組範疇之間，我們已經看到，仍然有可能試圖保持黑格爾的關係（即黑格爾賦予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那種關係），即是在「真理性」概念中升華了的本質同現象之間的關係。例如，在黑格爾那裡，國家是市民社會的「真理」，而市民社會則依靠理性詭詐的作用只是在國家中實現的自身現象。可是，在被降低到霍布斯或洛克地位上的馬克思那裡，市民社會卻完全可以僅僅是國家的「真理」和現象，僅僅是經濟理性用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一種詭詐。可惜，這個純而又純的簡單公式偏偏不是馬克思的。在馬克思那裡，經濟與政治的不言而喻的等同（現象、本質和真理的等同）消失了，而代之以在構成一切社會形態本質的結構和上層建築複合體中各決定性領域相互關係的新觀點。結構和上層建築之間的這些特殊關係還有待作理論上的探討和研究，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馬克思已經給我們提供了「鏈條的兩端」：一方面，生產方式（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決定性因素；另方面，上層建築及其特殊效能具有相對獨立性。他要求我們在這兩端之間去尋找……由此可見，馬克思明顯地與用自我意識（觀念）作解釋的黑格爾原則決裂了，而且也與關於現象、本質和真理相等同的黑格爾論題決裂了……我們這裡接觸到的，確確實實是新術語之間的一種新關係。
針對某些年輕的「經濟學家」不懂得這是一種新關係，恩格斯於1890年就這個問題作了澄清，我們來聽聽他是怎麼說的吧。(24)生產「歸根到底」是決定性因素，但僅此而已。「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那他就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恩格斯接著又解釋：「經濟狀況是基礎，但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裡，應該把「形式」二字理解為實質的形式，而不是表面的形式。我們再聽恩格斯講下去：「普魯士國家也是由於歷史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原因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是，恐怕只有書呆子才會斷定，在北德意志的許多小邦中，布蘭登堡成為一個體現了北部和南部之間的經濟差異、語言差異，而自宗教改革以來也體現了宗教差異的強國，這只是由經濟的必然性所決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決定（在這裡首先起作用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布蘭登堡由於掌握了普魯士而捲入了波蘭事件，並因而捲入了國際政治關係，後者在形成奧地利王室的威力時也起過決定的作用）……」(25)
以上是鏈條的兩端。經濟歸根到底是決定因素，恩格斯後來說得更多的是，經濟歸根到底決定歷史進程。但歷史進程要在上層建築的許多形式（從地區傳統(26)到國際環境）中為自己「開闢道路」。我這裡暫且不談恩格斯就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因素與上層建築、民族傳統和國際事件等決定性因素之間的關係問題所作出的理論解答。我只是著重談談所謂有效決定性因素（由上層建築、國內外特殊環境所產生）的積累對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因素的影響。我以為，我提出的「多元決定的矛盾」的說法到了這裡才明朗化了，這不僅因為我們有了多元決定的存在事實，而且因為我們已基本上使它同它的根據聯繫了起來，即使我們的嘗試還停留在提示的階段。只要承認上層建築的形式和國內外環境在多數情況下是特殊的、獨立的和不能歸結為單純現象的真實存在，矛盾的多元決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把話說到底，我們還必須指出：矛盾的多元決定並非由於出現了似乎是離奇古怪的歷史形勢（例如在德國）才出現，它具有普遍性；經濟的辯證法從不以純粹的狀態起作用；在歷史上，上層建築等領域在起了自己的作用以後從不恭恭敬敬地自動引退，也從不作為單純的歷史現象而自動消失，以便讓主宰一切的經濟沿著辯證法的康莊大道前進。無論在開始或在結尾，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因素從來都不是單獨起作用的。
總之，「單純的」、非多元決定的矛盾觀念，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經濟主義那樣，是「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它可以在教學中充當模式，或更正確地說，它的確在歷史的某個特定階段充當了教學的和論戰的手段，但這並不一勞永逸地確定了它的命運。無論如何，教學體系在歷史上總是變化的。現在應該是努力把教學的需要提高到環境的需要即歷史的需要的時候了。但是，我們看到，教學方面的努力需要有另一方面的努力，即純理論方面的努力為前提。因為馬克思雖然向我們提供了一般原則和一些具體例子（《霧月十八日政變記》、《法蘭西內戰》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全部政治實踐雖然是具體「經驗程式」的取之不盡的寶庫，但還必須承認：關於上層建築和其他「環境」的特殊效能的理論大部分有待我們去制訂；而在這以前和與此同時（因為只有承認它們的效能才能認識它們的本質），必須制訂出關於上層建築特殊因素的特有本質的理論。這一理論如同在重大的探險尚未進行前的非洲地圖一樣，除了個別地區畫得好些以外，只能看到大致的輪廓，大的山脈和河流，而在細節方面則還不清楚。在馬克思和列寧以後，有誰真正從事了或繼續進行了這一探索呢？據我所知只有葛蘭西。(27)可是，這項任務是必須進行的，只有這樣才能至少對馬克思的矛盾的多元決定性質（這一性質的根據主要是上層建築的存在和本質）提出一些較為精確的命題。
請允許我再講最後一個例子。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實踐經常遇到所謂「殘餘」這樣一種現實。毫無疑問，「殘餘」是確實存在的，否則它不會有那麼頑強的生命力。列寧甚至在革命前就在俄國黨內同「殘餘」作鬥爭。不用說，在革命後，乃至今天，「殘餘」仍然經常是出現困難、敵對和爭執的起因。「殘餘」究竟是什麼？它的理論地位是什麼？它本質上屬於「心理」因素還是社會因素，它能否被歸結為革命最初一些法令所未能消滅的某些經濟結構的殘餘，例如使列寧十分擔心的小生產（在俄國首先是農民的小生產）？或者它也同樣指政治、意識形態等其他結構（包括風俗、習慣、「民族傳統」、民族傳統特徵）的殘餘？「殘餘」是人們常用但又不知道其概念的一個術語。可是我認為，為了賦予它應有的概念，我們不能滿足於黑格爾關於「揚棄」和「否定之否定」的含糊其詞……因為，如果我們回過來看黑格爾，我們就會發現，在黑格爾那裡，過去的殘餘作為「已被揚棄了的東西」，歸根結蒂總是回憶的一種方式，而回憶又僅僅是預期的反面，換句話說，這是一碼事。早在人類歷史的黎明時期，當東方精神混沌初開，歡樂地凝視著天空、海洋、沙漠和石獸的龐大形象時，人類已無意識地預感到絕對觀念的完美未來；同樣，在歷史的每個階段，過去總是以回憶以往的形式，即以許諾現在的形式，而作為「殘餘」存在。所以，過去既不是黑暗又不是障礙。它總是可被現在所同化的，因為它預先已被同化了。羅馬完全可以統治一個浸透了希臘影響的世界：「已被揚棄了的」希臘在重建的希臘廟宇、被同化的希臘宗教和經過重新思考的希臘哲學這些客觀回憶中作為「殘餘」而存在。當希臘竭力促使自己滅亡以便讓未來的羅馬誕生時，希臘已經不知不覺地成了羅馬，處在羅馬中的希臘絕不阻礙羅馬。所以，現在不僅能夠從過去的影子中吸取養料，它甚至用過去的影子去啟示未來，正像羅馬時代的偉人們為雅各賓黨人開闢了大革命和恐怖的道路一樣。因為現在的過去無非是現在自身，過去無非是向現在揭示出人類發展的命運這條內在性法則。
以上的論述我想已足以說明，假如「揚棄」這個詞在馬克思那裡還有其含義（老實說，這個詞沒有任何嚴格的含義），它同那種在歷史上圖省事的辯證法是毫不相干的。馬克思認為，過去不是一個影子，甚至不是一個「客觀」的影子，而是一個積極、能動、具有嚴密結構的現實，正如飢餓、寒冷和黑暗這些對馬克思談到的貧苦工人說來的現實一樣的現實。那麼，應該怎樣去研究這些殘餘呢？那就只有從一定數量的現實出發，而在馬克思那裡，無論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民族傳統」、民族習俗或民族「精神」等等，恰恰都是現實。只有從社會的任何矛盾和構成成分都由多元決定這一觀點出發。根據這個觀點：1.社會經濟結構的革命不能閃電般地一下改變現存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假如經濟因素是唯一的決定因素，革命就會引起這樣的改變），因為上層建築（特別是意識形態）具有相當大的穩固性，因而能夠在其直接生存環境之外保持自己的生存，甚至重新創造出或暫時「分泌」出替代的生存條件；2.由革命所產生的新社會，通過其新的上層建築形式或特殊的環境（國內外環境），可促使舊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復生，這種死而復生在沒有多元決定的辯證法中將完全是不可想像的。比如，如此寬宏而又如此驕傲的俄國人民何以能夠忍受史達林的大規模鎮壓，布爾什維克黨何以能夠容忍這些罪行，一位共產黨領袖何以能下令進行這樣的鎮壓？為了不迴避這個最棘手的問題，在我看來，那就必須拋開「揚棄」那一整套邏輯，而且要拋得一乾二淨。顯然，這個問題在理論上還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說的是不僅要從事歷史研究（因為歷史研究統率所有的研究），而且正因為歷史研究統率一切研究，我們要求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研究中首先注意精確性，即要對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及其含義和論證具有準確的認識，對馬克思主義概念的特點，以及對這些概念與它們的幻影的區別，進行精細的研究並得出精確的認識。
今天，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應該看到，黑格爾的影子是最主要的幻影之一。必須進一步澄清馬克思的思想，讓黑格爾的影子回到茫茫的黑夜中去；或者，為了達到同一個目的，需要對黑格爾本人進行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只有付出這個代價，我們才能擺脫「顛倒」的概念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含糊和混亂。
1962年6—7月
附 錄(28)
我想簡略地談談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中的一段話，這是我在上文中故意擱下不談的。恩格斯的這段話雖然是他對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決定性因素的立論問題所作出的理論解答，但它實際上卻是與恩格斯用來反對「經濟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論點無關的。
無疑，這只是一封普通的書信。但是，由於它在對公式化和對經濟主義的批駁中是一份關鍵的理論文件，由於它因此而扮演了並且還可能要扮演歷史的角色，我們最好還是公開承認，這段話的立論根據不能符合我們批判的需要。
恩格斯的解答從分析的兩個不同方面引出了同一個公式。
第一方面：恩格斯指出，上層建築遠不是經濟的單純現象，它有自己的特殊效能：「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決定著這一鬥爭〔歷史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裡提出的問題是：上層建築具有真實的但又是相對的效能，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決定性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樣來思考這個具有兩種不同效能的統一性？怎樣思考它們之間的關係？怎樣在這個統一性中確定經濟因素的「最後決定」的作用？恩格斯回答說：「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它們的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以確定，以致我們可以忘掉這種聯繫，認為這種聯繫並不存在）向前發展。」由此得出以下的解釋性公式：「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通過交互作用產生出無窮無盡的結果。這些結果就是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它們的數量是無限的，它們的內部關係是如此疏遠和如此難以認識，以致可以被忘掉），而「經濟運動」則通過這些偶然事件而向前發展。這些結果是偶然的東西，經濟運動是必然的東西，是偶然的必然。我暫且把偶然和必然的公式及其前提假設擱下不談。恩格斯這段話的獨到之處，就在於他賦予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的作用：似乎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一旦開始後，這些因素就要負責去產生出無窮無盡的結果（恩格斯說：事物），而經濟則通過這些不同的結果、這些偶然事件而大踏步地前進。換句話說，上層建築的因素雖然是有效的，但這種效能在某種程度上被無限地分散了，分散成無窮無盡的結果和偶然事件，而當效能達到無限小這一極端時，人們就能認為這些結果的內部聯繫是不可思議的（由於過分地難以確定），因而也是不存在的。無限分散的結果使上層建築在它宏觀存在中得到承認的效能在微觀非存在中消失了。當然，這種非存在是認識論的非存在（人們可以把微觀聯繫「當作」非存在；這並不是說它不存在，而是它對認識說來不存在）。但無論如何，宏觀的必然性「歸根到底」正是在這種無限的微觀多樣性中「向前發展」，即取得勝利。
這裡有兩點需要指出：
第一點。這個公式沒有向我們提供真正的解答，我們所得到的只是解答的一部分。我們了解到，上層建築通過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把自己的效能分散成無窮無盡的「事物」，即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我們看到，解答的論據只能建立在這些偶然事件的基礎之上，因為這些偶然事件的任務是要引出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決定性因素這一必然性的反概念。但問題至此只解決了一半，因為這些偶然事件與這一必然性之間的關係既沒有被確定又沒有被闡明，因為恩格斯甚至把這一必然性當作完全是這些偶然事件外部的東西（作為在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當中向前發展的一種運動），這就等於否認了這一關係以及由此提出的問題。於是，我們就不知道這種必然性是否就是這些偶然事件的必然性。假如是的，那又為什麼是呢？這個問題依舊懸而未決。
第二點。恩格斯在這封信里把上層建築的形式當作無窮無盡的微觀事件（它們的內部聯繫是不可思議的，因而是可被忘掉的）的根源，這是令人吃驚的。因為，一方面，如果說上層建築的形式是如此，人們同樣可以說經濟基礎也是如此（確實可以說，微觀經濟事件的細微末節是不可思議的和可被忘記的！）。尤其，在另方面，上層建築的形式之所以是無窮無盡的微觀事件的根源，恰恰因為這些形式是現實的本原，也是它們的結果可被理解的本原。這些形式完全是可被認識的，因而它們是從屬它們的各種事件的明顯理由。恩格斯把這些形式以及它們的本質和作用一筆帶過，卻只研究它們的結果，即可被忘記的和不可思議的細微事件，這究竟為何道理呢？更進一步說，這種把上層建築的形式降低為無數細小的偶然事件的做法，難道不是與這些形式的真正職能和認識論職能絕對矛盾的嗎？既然恩格斯舉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為例子，那麼，馬克思在這篇文章里又說了些什麼呢？馬克思無非對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作了分析，對它們的結果作了完全可以理解的分析。不過，馬克思之所以能夠進行這番「論證」，只是因為他沒有把這些因素的歷史結果與它們的微觀結果相混淆。上層建築的形式固然是無窮無盡的事件的起因，但所有這些事件並非都是歷史事件（伏爾泰說，所有的孩子都有父親，但所有的「父親」不一定都有孩子）；只有由所謂「因素」在所有的事件中特意挑選出來的那部分事件才是歷史事件（試舉一例：任何當政的政治家無不根據其政策和手段對事件進行一番選擇，並把其中的某些事件抬高到歷史事件的地位，即令那只是對一次示威的鎮壓！）。對第一方面作個小結，我認為：1.我們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解答；2.所謂上層建築的形式的效能「分散成」無窮無盡的微觀結果（不可思議的偶然事件），這種說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性質的觀點。
第二方面：確實，在恩格斯進行第二方面的分析時，我們看到他拋開上層建築而把他的公式應用於另一個對象，即個人意志的組合，這個對象符合於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性質的觀點。我們還看到，恩格斯向我們提供了偶然事件與必然性之間的關係，即找出了這一關係的根據，從而對問題作出了解答。他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嚮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絕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
我很抱歉引了這一長段引文，但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它包括了對問題的解答。在這裡，必然性作為偶然事件的總結果而建立在偶然事件的基礎上；因此，它真的是這些偶然事件的必然性。在第一方面的分析中所沒有得到的解答，我們在這裡得到了。但我們是在什麼條件下得到了這個解答呢？條件就是我們改變了對象，我們的出發點不再是上層建築及其交互作用和微觀結果，而是在力量關係中相互衝突和相互組合的個人意志。因此，這個被應用於上層建築的效能的公式看來確實是從它的真正對象，即我們這裡所說的個人意志的活動中借來的。人們從此懂得，這個公式不符合它的第一個對象，因為那不是它的真正對象，但它卻能應用於第二個對象，因為那才真正是它的對象。
那麼又如何進行論證呢？基本的論據是力的平行四邊形的物理學公式：有多少單個的意志就有多少股力量；在簡單的情形下是兩個力量相對抗，它們的合力是與原來的兩個力量既不同又共同的第三個力量，原來的兩個力量在第三個力量里都認不出自己，雖然它們是第三個力量的組成力。因此，我們從一開始就看到，合力高於組成力；這一根本現象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合力是與組成力各自的強弱程度相對而言的，另方面是與這些力量在其自身的反映相對而言的（即它們的意識，因為這裡所說的力量是意志）。這就意味著：1.合力的強弱程度將完全不同於每個組成力的強弱程度（組成力相合則合力較強；組成力相逆則合力較弱）；2.合力在其本質上將是無意識的（它與每個意志的意識不相符合；同時，它是沒有主體的力量，客觀的力量，而且它從一開始就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力量）。所以，它最終就變成總的合力，即可被看作是「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顯然，我們已經為經濟決定因素這個歸根到底要獲勝的力量找到了來源和根據，在這裡，經濟決定因素不再是在偶然事件中向前發展的外在力量，而是偶然事件的內在本質。
我想指出的是：1.我們現在真正接觸到了恩格斯的公式的真正對象；2.由於公式與對象相符合，恩格斯確實回答了他所提出的問題，並真正向我們提供了他所提出的問題的解答；3.問題和解答的存在僅僅以公式與對象是否相符合為轉移；4.由於這個對象不存在，問題和解答也全不存在；5.必須為整個這套憑空的推理尋找理由。
我故意把恩格斯談到自然過程的那句話撇在一邊。由於他所用的公式本身是個物理公式（在霍布斯以及後來許多其他作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這個公式的例子，我特別要提到霍爾巴赫，他舉的例子特別貼切），這個公式能使我們從歷史轉而想到自然界，這是不足為怪的。但這不是論證，而是同義反覆（我要指出，這裡僅僅涉及到恩格斯用的那個公式，自然辯證法顯然與此無關，因為自然辯證法屬於另一個問題）。就認識論而言，同義反覆是無效的，但它畢竟也起一點有益的作用。我們可以放心地直接從歷史轉而想到自然界，這也不成問題。（霍布斯早就說過，人們在政治上爭個你死我活，而在勾股定理和落體定理方面卻融洽無間）。
我想仔細研究的是恩格斯的論證。粗粗地看，他的論證十分完美地實現了公式和對象的協調一致。但仔細一研究，事情又如何呢？那只是公式和對象的暫時協調；而在暫時的此岸和彼岸，協調就是一個沒有得到求證的假設，而代替協調的就是不確定性，從認識的觀點看，也就是空白。
此岸。當我們想到力（單個的意志）的平行四邊形時，我們覺得它的內容是顯而易見的；但如果再問（恩格斯也向自己提出過這個問題）單個意志的規定性從何產生（產生的原因），它的內容就不再是顯而易見了。因為這種追問可以一直追到無窮。「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當單個意志被當作絕對的開端時，它是簡單的；但它又能變成無窮無盡的微觀情況的產物，其中有的屬於「體質」情況、「外界」情況、「個人」情況，有的屬於「一般社會性的情況」、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況」，所有這些情況混雜在一起敘述，使一些純屬偶然的和個別的決定性因素竟與一些普遍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經濟情況）相提並論。顯然，恩格斯在這裡把兩種類型的解釋搞混了。
第一種解釋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但它適合於它現在的對象和它的假設，這種用無窮無盡的情況或偶然事件所作的解釋（這種方式在愛爾維修和霍爾巴赫那裡可以找到）可能有批判的價值（例如，它在十八世紀可用於批駁對神的乞靈），但從認識的角度看，它是空洞的。它使自己成為無窮無盡的、空無內容的解釋，成為沒有條理的抽象概括。
第二種解釋是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恩格斯把那些既是一般的又是具體的規定性，即社會情況和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的經濟情況，列入到無窮無盡的情況（它們在本質上是微不足道的）中去。但這種解釋不符合其對象，因為它本來就是需要求證的那個解答（即要得出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決定性因素這個概括）。我小結一下：或者我們不脫離開對象以及恩格斯所提出的問題，那麼，我們面臨的就是無窮無盡不確定的解釋（也就是認識論的真空）；或者我們在這裡把對所問問題的解答（這一解答是具有充實內容的）作為原始命題接受下來，那麼，我們也就沒有了對象和問題。
彼岸。我們遇到的是同樣的選擇。因為，在第一個平行四邊形提出後，我們只得到一個形式上的合力，它不等於是最終的合力。最終的合力將是無窮無盡的合力的合力，即平行四邊形無限增殖的產物。在這裡也一樣，或者人們相信通過無限性（即不確定性，即認識論的真空）能在最後的合力中產生出人們想得到的合力，即與經濟因素歸根到底是決定因素相巧合的那個合力；換句話說，或者人們相信真空能產生出充實（例如，如果單是從形式上遵守力量組合的公式，恩格斯固然看到對壘的各種力量可以互相抵消或互相妨礙……但在這種情形下，誰能夠向我們證明，總的合力一定就不等於零？誰能夠向我們證明，總的合力一定是人們所希望的經濟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社會因素或其他什麼因素？從形式上講，人們對所有合力和任何一種合力的內容都沒有任何把握）。或者，人們就把自己期待的結果——經濟——偷偷地塞進最終的合力中去，這就完全等於在單個意志的情形下一開始就把宏觀決定性因素塞進微觀決定性因素中去。我不得不重複我剛才在談到此岸時所說的話：或者我們不脫離開恩格斯向其對象（單個的意志）所提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會陷入到無窮的平行四邊形及其合力的認識論真空中去。或者我們直截了當地採用馬克思主義的解答，那麼，我們的解答就沒有了根據，因而也不必再去尋求這個解答。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在涉及單個的意志時，恩格斯的論證十分清楚和協調，而在單個的意志的此岸和彼岸，論證就變成空洞無物或同義反覆？既然問題提得很好，並且同它的對象十分符合，為什麼一旦離開它的原始對象，它就不能得出解答？這是因為問題的原始對象既決定著問題是否提得清楚，又決定著問題能否得出解答；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這個問題將始終是個難解的謎。
的確，恩格斯的全部論證就取決於單個意志這個十分特殊的對象，而單個意志又是在力的平行四邊形的物理公式中發生相互關係的。這才是恩格斯的方法論和理論的真正前提假設。在這裡，公式才具有意義：人們可以賦予它某種內容並加以使用。它「描述」競爭、對抗、合作這些顯然是人與人的「基本的」雙邊關係。於是，人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似乎在一些並不顯眼、但可被看得到的真實統一體中，重新抓住了微觀原因原先具有的無限多樣性。於是，偶然事件變成了人，原先的運動變成了有意識的意志。這正是全部推理的起點，正是從這裡出發，人們才能開始推理。不幸的是，這個如此可靠的立論根據竟證明不了任何東西，這個如此可靠的原則只能引向茫茫黑夜。它至多只能證明它自己，只能作為固定不變的根據反覆肯定自己的顯而易見。這種顯而易見究竟是什麼呢？必須承認，它無非是傳統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假設。確實，無論霍布斯關於自然傾向的組成、洛克和盧梭關於公意的推廣、愛爾維修或霍爾巴赫關於普遍利益的產生、斯密或李嘉圖關於原子說的表現（這類著作很多），傳統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出發點恰巧正是所謂個人意志的衝突；這種說法的出發點不是現實，而是對現實的想像，是一種旨在使資產階級的目標在自然界中確立其地位（永恆的地位）的神話。馬克思曾經批判過這個明顯的前提假設，說它是經濟的人的神話。那麼，恩格斯怎麼可能會這樣天真地把這個神話作為自己的論據呢？可是，恩格斯為了向我們說明，單個意志的合力，即合力的合力，確實具有普遍的內容，並真正體現著經濟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他如果不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這個樂觀主義的虛構，不用這個離洛克和盧梭較近而離馬克思較遠的虛構，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這裡我不禁想到盧梭，他竭力想通過一次領導得很好的選舉，使互相脫離的個人意志共同組成和產生公意這一神奇的密納發女神！）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盧梭除外）並不要求他們的前提假設得出自身以外的結論，他們只要求這些假設確立自身所體現的價值。所以，對他們說來，同義反覆是有意義的。可是，恩格斯所要確立的卻是這項假設的逆定理，因而同義反覆對他顯然是行不通的。
所以，到了最後，恩格斯信里說的那段話幾乎不能說明任何問題。除了一個公式和一番「論證」以外，還有什麼呢？那無非是說，從整個合力體系看，最後出現的合力包括了每個獨特的個人意志：「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如果換一個場合，這個思想可能使那些擔心能否把握住歷史的人，或者使那些已不信上帝、擔心能否認識自己的歷史品格的人感到放心。我幾乎想說，這是一種有益的絕望思想，因為它的絕望同時也是希望。（薩特爾在恩格斯的問題的基礎上，同樣使用了哲學的論據，對產生和形成「無名的」歷史必然性的問題進行了研究：雖然兩人的思想出發點不同，但都追求著同一個目的。這絕不是偶然的）。
恩格斯還說了什麼呢？他還說，最後的合力不再是經濟的長時段的決定性，而是「歷史事件」。個人意志居然能產生歷史事件！但如果仔細研究起來，人們勉強可以承認，這個公式能向我們提供產生事件的可能性（只要有人與人的對抗，總有可能出現什麼事情，即使任何事情也不發生，那也是個事件：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無事生非」），但絕不提供產生歷史事件的可能性，絕不提供用以區分歷史事件同人們日常遇到的默默無聞的無數小事的理由。問題應該倒過來提（僅此一次！），或者用另一種方式來提。誰如果硬要從非歷史事件的不確定的可能性中產生歷史事件，他就永遠不能解釋歷史事件，即使援引從量變到質變這條規律也是枉然。某個事件之所以成為歷史事件，這並不是因為它是個事件，而恰恰是因為它具有歷史的形式和歷史事實的形式（結構和上層建築的形式），這些形式同恩格斯在放棄其原來的公式時所採用的關於無窮無盡的結果這個不恰當的公式毫無關係，它們是完全可以被認識和被確定的（馬克思反覆說過，歷史形式是可被認識的；在馬克思以後，列寧也用經驗科學，即非哲學的科學，證明了這一點）。一個事件，只要它具有歷史的形式，可能具有歷史形式或可能包含這樣的形式，只要它同歷史形式有關（加強或動搖，造成或被造成），就是一個歷史事件。因此，正是歷史形式決定了一切，它事先就包含著恩格斯所提出的那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的答案；其實，恩格斯並不掌握問題的答案，因為除了他從純意識形態的前提假設出發提出的問題外，根本沒有提出過任何其他問題，也就是說，因為根本不存在問題！
當然，還應該說，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看來，表面上確實是存在問題的。那就是要從本原出發去重新發現歷史的世界，這些本原（經濟的人及其政治的和哲學的化身）不但不是科學解釋的本原，相反卻反映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世界的認識，它的要求和它的理想綱領（一個可以被還原為本質的世界：有意識的個體意志，個體的行動和計劃……）。沒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個問題本來是絕不會被提出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既然已被馬克思所清除，這個問題怎麼又被提了出來，也就是說，怎麼還是一個問題？
為了結束這番過於冗長的評論，請允許我再指出兩點看法，一是有關認識論的看法，另一點是有關歷史的看法。
關於恩格斯的公式，我想指出，任何科學都有一定的範圍，就在這個範圍里，這門科學的概念可以取得某種內容（概念如果沒有內容，就成為沒有內容的概念，也就不成其為概念）。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範圍，就是結構、上層建築以及它們的分門別類的概念的範圍。但是，當某一門學科從另一門學科的範圍出發，從一個不能構成任何科學知識的範圍出發（以我們討論的問題為例，就是從無窮無盡的情況出發產生個人意志，從無數個平行四邊形出發產生最後的合力），企圖產生出自己的對象及其相應的概念，這一學科就勢必陷入到認識論的真空之中，或者被誤認為處於哲學的充實之中。這就是恩格斯在他致布洛赫的信中的立論嘗試的命運。人們而且可以看到，在這裡要區分認識論的真空和哲學的混亂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完全是一回事。在我們以上引用的那段話里，恩格斯借用了自然科學的公式為論據（結果，自然科學成了這些論據的唯一的、純屬道義上的擔保），以自然科學的形象為形象，但他只以哲學家的身份而出現，他所使用「公式」是為了哲學的目的。他計劃要證明的命題也首先是哲學的命題。我特意強調這一點，因為我們最近有另一個例子，即薩特爾，他也企圖用哲學來奠定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概念（在這方面，薩特爾比恩格斯強些，因為他知道並說出了自己的企圖）。只要翻翻《辯證理性批判》的某些段落（例如，第68—69頁），就可以看到，薩特爾雖然不接受恩格斯所提供的解答和使用的論據，而實質上卻是贊同恩格斯的嘗試的。他們之間只是在採用什麼手段的問題上有爭執，但即使在這一點上，他們也是由共同的哲學任務而團結在一起。只要把恩格斯為薩特爾開闢的道路堵住，人們就能阻止薩特爾開闢自己的道路。
因此，人們必定要問為什麼在恩格斯的某些著作中會出現這種哲學誘惑的問題。為什麼在恩格斯身上，人們除了看到天才的理論直觀以外，還能看到這種後退（即退回到低於馬克思主義對一切哲學意識形態的批判的水平）的例子？這個問題只能在研究了馬克思的思想和「哲學意識形態」的關係的歷史，以及馬克思的發現所孕育的新的哲學理論（即不是意識形態的）以後，才能得到答案。這顯然不是我在這裡所能討論的問題。但是，為了使自己具有正確地提出並解決這一問題的願望和手段，也許首先必須使自己相信這個問題的存在。
【注釋】
(1)見本書上一篇文章：《關於青年馬克思》。
(2)見《資本論》第二版跋。我把德文版原文逐字逐句地譯出來。莫里多爾的譯文（科斯特出版社出版）基本上也是這個譯法，個別地方有點想當然。至於由馬克思改過校樣的魯瓦的譯文，它沖淡了文章的語氣（例如把「在辯證法神秘的形式上」譯成「神秘的方面」），有時甚至乾脆砍頭去尾。例如，德文原來說：「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而魯瓦卻說：「在黑格爾那裡，辯證法是頭著地的；只要使它腳著地，就可以為它找到完全合理的面目。」內核和外殼都被刪掉了！必須指出，馬克思曾承認魯瓦的譯文比他的原文更清楚，或至少不那麼「難懂」，指出這一點也許不是無的放矢，但是這又誰知道呢？難道馬克思在事後終於承認了他最初的某些表述是難懂的嗎？
以下是德文版重要段落的譯文：
「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將近三十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證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方面……因此，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並且在關於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絕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裡，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3)參見《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4)關於「內核」，參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導言》。他說：對於偉人們，「應該稱他們是英雄，因為他們的目標和志向不僅受到為現制度所接受的、安定和平靜的生活長河的灌溉，而且導源於人們還不知其內容的、尚未達到現實存在的內心精神，這種隱藏的內心精神衝擊著和打破著外部世界，因為它不是同這一果核相適應的果仁。」這是關於果核、果肉、果仁的長篇故事中的另一種有趣的說法。這裡，果核起著包裹果仁的「外殼」作用，果核在外面，果仁在裡面。果仁（新的原則）最終要衝破舊果核，因為舊果核對它已不再適應（這是舊果仁的果核……）；果仁要求有自己的果核，即新的政治形式和社會形式等等。下面在談到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時，我們可以再回想一下這段話。
(5)參見恩格斯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我們當然不應該死摳這篇文章的字眼。一方面，它是一本供廣泛發行的通俗讀物，因而寫得相當概括，恩格斯對此也毫不隱諱。另一方面，作者在四十年前親身經歷了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偉大思想探索，他先後經歷了他在文章中作了歷史敘述的各種哲學信仰形式。確實，人們在文章里找得到對費爾巴哈意識形態的出色批判（恩格斯清楚地看到，在費爾巴哈那裡，「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36頁），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同黑格爾主義關係的成功總結。例如，恩格斯指出了黑格爾對於康德是個極其尖銳的批判（第227頁），並明確宣布：「辯證方法在黑格爾的形式中是無用的」（第238頁）。另一個基本論點：哲學的發展原因不在哲學；迫使青年黑格爾分子起而反對黑格爾「體系」的原因是他們從事的宗教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實際必要性」（第217頁）；科學和工業的進步推動著哲學的發展（第222頁）。我們還注意到，恩格斯承認費爾巴哈對《神聖家族》的強烈影響（第218頁）。然而，文章還包括另一些提法，如果死摳字眼，它們就會把我們引進死胡同去。例如，關於「顛倒」的論題在文章里相當活躍，恩格斯甚至從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黑格爾的體系只是一種就方法和內容來說唯心主義地倒置過來的唯物主義」（第222頁）。應該承認，這個結論是合乎邏輯的。如果馬克思主義確實是對黑格爾的顛倒，那麼反過來說，黑格爾應該首先是被顛倒了的唯物主義，只有這樣，負負才能得正。我們接著又看到，這種黑格爾的辯證法在黑格爾的形式下是無用的，恰恰因為它用頭立地（用觀念而不是用真實立地）：「這樣，概念的辯證法本身就變成只是現實世界的辯證運動的自覺的反映，從而黑格爾的辯證法就被倒轉過來了，或者寧可說，不是用頭立地而是重新用腳立地了」（第239頁）。這個提法顯然是不確切的，但正是這種不確切才說明了困難在什麼地方。我們還注意到恩格斯關於任何哲學家都必須建立一個體系的奇怪斷言：黑格爾「不得不去建立一個體系，而按照傳統的要求，哲學體系是一定要以某種絕對真理來完成的」（第213頁）。這種必要性「產生於人的精神的永恆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第215頁）。恩格斯還說，由於費爾巴哈在鄉間過著隱居的生活，他的唯物主義具有局限性（第226頁）。
(6)毛澤東於1937年撰寫的《矛盾論》一文對矛盾問題作了一系列的分析；在那裡，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觀似乎與黑格爾的觀點毫無關係。這部小冊子的基本概念，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矛盾發展的不平衡規律等，在黑格爾著作中都是無從找到的。毛澤東的文章是根據中共黨內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而寫出的，總的來說是一篇敘事文，在某些地方也用抽象的方法。在敘事部分，他的概念與具體經驗相適應。在抽象部分，這些含義豐富的新概念主要是對一般辯證法的具體說明，而不是馬克思的社會觀和歷史觀的必然蘊涵。
(7)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三卷第380頁：「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客觀條件使全人類陷於非抉擇不可的境地：或者再讓千百萬人去送死，並讓整個歐洲文化遭到徹底毀滅，或者在一切文明國家裡把政權交到革命無產階級的手中，實現社會主義的革命。」
(8)列寧：《日記摘錄》，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四卷第677頁。
(9)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278頁。
(10)列寧：《論我國革命》，見《列寧選集》第四卷第690頁。
(11)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278頁。
(12)列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四卷第115頁。
(13)參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論我國革命》、《遠方來信》、《致瑞士工人的告別信》，等等。
(14)參見《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
(15)列寧：《論我國革命》，《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四卷第691頁。
(16)參見《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138—158頁。
(17)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勝利。」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39頁。
列寧在《遠方來信》中還指出：「革命所以能夠這樣迅速……地取得勝利，只是因為在當時那種異常奇特的歷史形勢下匯合起來、並且是十分『和衷共濟地』匯合起來的，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潮流，兩種完全異樣的階級利益，兩種完全相反的政治社會傾向……」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三卷第6頁。
(18)列寧甚至把國家的天然資源和廣闊地域看作是蘇聯革命勝利的一個原因，因為廣闊的地域可以使革命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不可避免地需要「撤退」時能夠有「迴旋餘地」。
(19)列寧經常說，「危機」的形勢起著「暴露」的作用，它使經歷危機的社會形態「暴露」自己的結構和動力。革命形勢是革命危機前的形勢，因而它在不同程度上也暴露社會形態的結構和動力。
(20)參見毛澤東的《矛盾論》一書中有關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的論述。
(21)恩格斯於1890年9月21日致約·布洛赫的信中寫道：「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我們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預交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462頁。）請參看本文的附錄，見本書第107—120頁。
關於有待進行的這類研究工作，我想引證葛蘭西在批判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歷史上曾出現的機械論和宿命論傾向時所寫的幾段話：「決定論、宿命論和機械論是由實踐哲學直接產生的一種意識形態『香精』，是特定的『低級』社會階層由於歷史原因而必定產生的一種宗教形式和一帖興奮劑（但與麻醉劑起同樣作用）。當人們不掌握鬥爭的主動權時，當鬥爭以一系列的失敗而告終時，機械的決定論就成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人們繼續抵抗、團結一致和耐心地堅持到底。『暫時我是失敗了，但長遠的形勢必定對我有利』等等。真正的決心被裝扮成為對某種歷史理性的信念，成為狂熱目的論的原始經驗形式，成為宗教宿命論、天命論等等的代用品。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決心還起著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一事實必須予以肯定……此外，還應該強調指出，宿命論只能掩飾真正的和積極的決心的虛弱。所以，我們必須始終不懈地證明機械的決定論是沒有價值的。作為群眾的幼稚的哲學思想，它還可以說得過去，可以是激發力量的內在因素；但是，如果被當作知識分子的深思熟慮的和結構嚴密的一種哲學思想，它就成為狂妄自大和固步自封的根源……」在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筆下，居然把知識分子和群眾對立起來，這似乎是件奇怪的事。但應該知道，葛蘭西關於知識分子的概念範圍比我們要廣得多；他對知識分子所下的定義並不根據知識分子對自己的估計，而是根據他們作為組織者和領導者（比較次要的）所起的社會作用。正是在這一含義上，葛蘭西寫道：「一個政黨的所有黨員都應該被認為是知識分子。這一斷言或許會遭人譏笑和諷刺。但仔細想來，這說得一點不錯。應該區分不同的程度，一個黨可以在最高程度上或最低程度上獲得最大的發展；重要的是它的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也就是它的教育作用和精神作用。」
(22)參見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國家權力對於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現在在每個大民族中經過一定的時期就都要遭到崩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487頁。）這裡，兩種極端情況的特點被清楚地指出來了。
(23)當然，如同任何「顛倒」一樣，這裡的顛倒也還保留黑格爾觀點的術語：市民社會和國家。
(24)見恩格斯於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460—462頁）。
(25)恩格斯還說：「馬克思所寫的文章，沒有一篇不是由這個理論起了作用的。特別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本書是運用這個理論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資本論》中的許多提示也是這樣。」恩格斯還指出了《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兩部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七卷第462頁）。
(26)恩格斯說：「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同上書第461頁）。
(27)盧卡奇僅限於在文學史和哲學史這兩方面進行了嘗試，我覺得他受到了一種羞答答的黑格爾主義的感染，這也許因為他想藉助黑格爾而使人們寬恕他曾經是西美爾和狄爾泰的學生。葛蘭西則要高得多了。他的《獄中筆記》論述了義大利歷史和歐洲歷史上所有的基本問題，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其中也包括對上層建築這個今天的根本性問題提出了一些極其獨到的、甚至天才的觀點。此外，還有一些堪稱新發現的新概念，例如關於領導權的概念，這是從理論上解決經濟和政治相互滲透問題的一個卓越典範。可惜，至少在法國，有誰把葛蘭西的理論努力繼續進行下去了呢？
(28)本文系《矛盾與多元決定》的附錄，至今尚未發表過。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寫於1890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