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馬克思 · 一、費爾巴哈的「哲學宣言」

《新評論》要我介紹一下幾個月前作為《愛比梅丹叢書》（法國大學出版社）而新出版的費爾巴哈著作。我很樂意這樣做，同時還想簡單回答幾個問題。 在「哲學宣言」的標題下，我匯集了費爾巴哈1839年至1845年期間發表的最重要的著作和文章：《黑格爾哲學批判大綱》（1839年），《〈基督教的本質〉導言》（1841年）、《哲學改革臨時提綱》（1842年）、《未來哲學的原則》（1843年）、《〈基督教的本質〉第二版序》（1843年）和一篇答覆施蒂納的攻擊的文章（1845年）。費爾巴哈1839年至1845年間的著作不限於以上的文章，但這些文章反映了他在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年代裡的基本思想。 為什麼要用「哲學宣言」這個標題？ 費爾巴哈沒有用哲學宣言這個詞，我冒昧地用了它，有兩個理由，一個是主觀的，另一個是客觀的。 大家不妨讀一下《哲學改革臨時提綱》和《〈未來哲學的原則〉序》這兩篇文章。那的的確確真是一些宣言：作者滿懷激情地宣告，新的理論發現將使人從枷鎖下解放出來。費爾巴哈在向人類講話。他撕破了世界史的面紗，破除了迷信和謊言，發現了人的真實，並把它交回給人。時機已經來到了。人類孕育著一場即將到來的革命，這場革命將使人類擁有自己的存在。人們終於應該覺悟起來，他們將成為名副其實的人：自由、平等和博愛的人。 對作者說來，以上的話當然是宣言。 讀者也認為這是宣言。至於那些在四十年代陷於「德意志貧困」和新黑格爾主義哲學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的激進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更認為這些話是宣言。為什麼說四十年代？因為四十年代對新黑格爾主義哲學是個考驗。在1840年，相信歷史的目標是要建立理性和自由的統治的青年黑格爾派，期待著王位繼承人能實現他們的希望：結束普魯士的封建專制制度，廢除報刊檢查制度，迫使教會就範，總之，建立一個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制度。可是，這位所謂開明的王位繼承人在登上了王位和成為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四世以後，立刻就變得專制起來。專制暴政得到的這種確認和加強，對作為青年黑格爾派一切希望的依據和概括的理論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在原則上，歷史應該成為理性和自由；它在事實上卻只是不合理和奴役。這是個矛盾，也是必須從事實中接受的教訓。但應該怎樣來思考這個矛盾呢？就在那時，費爾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接著又出版了關於哲學改革的小冊子。這些著作雖然沒有解放人類，但它們卻使青年黑格爾派走出了理論死胡同。費爾巴哈確切地回答了青年黑格爾派提出的關於人和人的歷史這個嚴重的問題，而這恰恰就在青年黑格爾派處於極大混亂之中的時候！請看這種寬慰和興奮的心情如何在四十年後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反應的吧！費爾巴哈體現著推翻黑格爾哲學和一切思辨哲學的「新哲學」；這種新哲學使被哲學搞得頭足倒置的世界重新用腳著地走路；它指責一切異化和幻想，並且指出產生異化和幻想的理由，從而使人們能夠以理性的名義去思考和批判歷史的非理性；總之，它使觀念和事實協調一致，並使人們懂得世界何以必然存在矛盾和何以必然要解決矛盾。所以，正如恩格斯後來所說的，新黑格爾派「一時都成為費爾巴哈派」了。也是為了同一個理由，新黑格爾派把費爾巴哈的著作當作宣告未來道路的宣言，給予熱情的歡迎。 我要補充說一句，這是一些哲學宣言。因為很明顯，一切都只是在哲學的範圍內發生。但是，哲學事件有時也可以同時是歷史事件。 這些著作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這些著作首先具有歷史意義。我所以選擇這些四十年代的著作，不僅因為它們是最著名的和最有生命力的（它們直到今天還保持著生命力，某些存在主義者和神學家甚至認為它們是現代思想的精神源泉），而且主要還因為它們屬於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曾起到了歷史的作用（這一歷史作用的範圍雖然有限，但在未來將有廣闊的發展前途）。費爾巴哈是青年黑格爾運動理論危機的見證人和當事人。為要懂得青年黑格爾派1841至1845年間的著作，必須閱讀費爾巴哈的著作。尤其，人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簡直浸透了費爾巴哈的思想。在1842至1844年間，不僅馬克思所使用的術語是費爾巴哈的術語（異化、類存在、整體存在、主謂「顛倒」等等），而且更重要的顯然是：他的哲學總問題在本質上也是費爾巴哈的總問題。《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些文章只有在費爾巴哈總問題的背景下，才能夠被理解。馬克思思考的主題雖然超出了費爾巴哈直接關心的問題範圍，但兩人的理論格局和理論總問題卻還是一樣的。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他只是在1845年才真正「清算」了這個總問題。《德意志意識形態》是標誌著同費爾巴哈的影響和哲學有意識地和徹底地決裂的第一部著作。 比較費爾巴哈的著作和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著作，人們就能對馬克思的著作進行歷史的閱讀，並更好地理解馬克思思想的演變過程。 這種歷史的理解是否有理論意義？ 當然有。只要讀過費爾巴哈1839至1843年期間的著作，人們就不會誤解歷來用以說明馬克思「倫理」觀點的大部分概念的由來。「哲學中的未來世界」、「主客體顛倒」、「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政治國家是人的類生活」、「哲學的消滅和實現」、「人的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它的心臟是無產階級」，以及諸如此類的著名說法都是直接受到費爾巴哈的啟發或者直接從他那裡借用來的。馬克思的理想「人道主義」的各種提法是費爾巴哈的提法。當然，馬克思並不僅僅引證、借用或重複費爾巴哈的提法；正如這些宣言所表明的，費爾巴哈始終考慮政治，但很少談論它。在他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宗教和神學的批判，在於思辨哲學這塊神學的世俗遮羞布。相反，青年馬克思的著作則經常談到政治，談到異化的人的具體生活（政治無非是這一生活的「天窗」）。但在《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等著作中，甚至有時在《神聖家族》中，青年馬克思只是一個用倫理總問題去理解人類歷史的費爾巴哈派先進分子。換句話說，馬克思在當時只是把異化理論，即費爾巴哈的「人性」論，運用於政治和人的具體活動，他只是後來才在《1844年手稿》里把這種理論（大部分）推廣到政治經濟學。承認這些概念最初屬於費爾巴哈，這並不是為了用確認發明權（這個概念是費爾巴哈的發明，那個概念是馬克思的發明）來解決一切問題，而是為了不把馬克思所借用的概念和總問題當作馬克思的發明。更重要的是必須承認，這些概念並不是孤立地單個借來的，而是作為一個整體一下子借來的，所謂整體在這裡恰恰就是費爾巴哈的總問題。這是帶有根本性質的一點。因為借用一個孤立的概念可能只具有偶然的和次要的意義，借用者並不因此全面贊同有關這一概念的觀點（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借用了斯密、李嘉圖或黑格爾的概念）。但是借用一系列相互具有有機聯繫的概念，借用一個真正的總問題，這就不是偶然的了，這表明了作者的立場。我以為，對照費爾巴哈的哲學宣言和馬克思青年時期著作，我們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到：馬克思在兩三年時間內確實接受了費爾巴哈的總問題；他和這個總問題完全等同了起來；為了懂得馬克思在這個階段的大部分論斷的含義——包括與他後來思考的材料（例如政治、社會生活、無產階級、革命等）有關的、因而完全稱得上馬克思主義的論斷在內，就必須領會這一等同的中心內容，並抓住這一等同所引起的全部理論後果（直接後果和間接後果）。 我認為這一要求是頭等重要的，因為，如果說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的整個總問題，那麼他同費爾巴哈的決裂，即所謂「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就意味著採納了一個新的總問題，這個總問題即使包含有舊的總問題的一些概念，但這些概念在新的總問題這個整體中，已被賦予了嶄新的含義。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想在這裡再次引用馬克思曾經引用過的一個希臘史的典故：泰米托克利斯在同波斯人作戰歷遭慘敗後，建議雅典人放棄陸地，並把未來的雅典城建立在另一個因素，即大海的基礎上。馬克思的理論革命正是要把馬克思的理論思想從舊因素（黑格爾哲學和費爾巴哈哲學）那裡解放出來，並把它建立在一個新因素的基礎上。 關於這個新的總問題，我們可以用兩種方法去領會它： 首先，可以閱讀《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資本論》等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著作。但這些著作不同於闡述了黑格爾哲學的《精神現象學》、《哲學全書》或《邏輯學》，不同於闡述了費爾巴哈哲學的《未來哲學原理》，它們並沒有提供馬克思理論立場的系統闡述。它們或者是論戰性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或者是實證性的（《資本論》）。馬克思的理論立場，或用一個含糊的詞來說，即馬克思的「哲學」，在這些著作中肯定在起作用，但正因為在起作用而被埋沒了，也就是說，哲學同它那種或者是批判的或者是創新的、但卻很少得到或幾乎從未得到系統和全面闡述的作用混淆了起來。這種情況當然只能使解釋者的任務更加複雜化。 在這裡，認識費爾巴哈的總問題和理解馬克思同費爾巴哈決裂的原因，將對我們有所幫助。因為我們通過費爾巴哈可以間接地認識馬克思的新的總問題。我們知道了馬克思同什麼總問題相決裂，就可以發現這一決裂「打開」的理論新天地。如果說從一個人的結交和絕交就可以看出他的為人，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像馬克思這樣一個要求嚴格的思想家，他同費爾巴哈決裂應該和他後來的言論一樣是他的自我表現和暴露。由於馬克思同費爾巴哈的決裂恰好在他確立最後的理論立場這個關鍵時刻發生，了解費爾巴哈對於認識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就成為一個不可替代的和富有理論意義的手段。 通過這條途徑，我覺得還可以更好地了解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關係。確實，馬克思是同費爾巴哈決裂了；但必須看到，馬克思在其青年時期的大部分著作中對黑格爾的批判，至少就其最後的理論前提而言，是十分不夠的，甚至是不確切的，因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是馬克思後來所拋棄掉的費爾巴哈的觀點。然而，有人純粹為了圖省事，就不假思索地認為，即使馬克思後來改變了他的觀點，馬克思在其青年時期著作中對黑格爾的批判無論如何總還是有道理的，因而是可以「保留」的。但這樣就忽視了以下一個基本事實：當馬克思意識到費爾巴哈對黑格爾的批判是「發自黑格爾哲學內部」的一種批判時，當馬克思意識到作為哲學家的費爾巴哈雖然「推倒」了黑格爾大廈的主體，但依然保留了這一大廈的基礎和結構，即黑格爾的理論前提時，馬克思就同費爾巴哈分手了。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依然站在黑格爾的土地上，他雖然批判了黑格爾，但依然是黑格爾的俘虜，他不過是用黑格爾自己的原則去反對黑格爾罷了。他並沒有改弦更張。馬克思對黑格爾進行的真正批判恰恰意味著馬克思做到了改弦更張，就是說，馬克思放棄了費爾巴哈力圖擺脫而沒有能擺脫的那個哲學總問題。 我特意把馬克思同費爾巴哈的思想進行了對比，關於這一對比的理論意義，如果聯繫當前的論戰用一句話來概括，我應該說，在馬克思先同黑格爾、後同費爾巴哈的雙重決裂中，真正的問題就在於「哲學」一詞的含義。同哲學的傳統形式相比較，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是什麼呢？或者說，同以黑格爾為最後理論代表的、費爾巴哈拚命想擺脫而未能擺脫的傳統哲學總問題業已徹底決裂的理論立場能夠是什麼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大部分可以在否定的意義上從費爾巴哈那裡得出，費爾巴哈是青年馬克思「哲學信仰」的最後見證，是馬克思在拋棄這個借用來的形象並取得自己的真實面目以前對照自己的最後一面鏡子。 196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