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 走險記

夏衍 《包身工》
世亂遭飄蕩, 生還偶然遂。 ——杜甫 一 自從香港改用了東京標準時間之後,天亮得格外慢了,上午六點,天上還沒有一點的微光。 S兄的老太太為著送她惟一的愛子遠行,大約是整夜不曾入睡吧,四點半鐘,就給我們準備了早飯。打好了每人可以自己背負的行囊,換上了臨時收買來的粗布短服,再把準備最惡場合使用的「大票子」夾在紗布裡面,用橡皮膏粘在腳底中央,然後相互地發出苦笑,誰也沒有話講,呆坐著等待天明。 (用這種方法夾帶紙幣,還是S夫人的發明。從香港經長洲大澳到澳門,除出日寇的盤查劫奪之外,更大的危險還是海盜的「洗劫」。而這一帶的海盜懂得了出門人把紙幣縫在衣服里的訣竅,所以除出行李財物之外,照例會擲給你一套他們早已準備了的衣服,而將你全身衣服——從內衣到鞋襪完全地剝去。因此用橡皮膏緊粘在腳心,是一種比較安全的方法。) 本來是約好了七點鐘在西環的一個最冷僻的碼頭集合的,可是六點半天還黑得像午夜一樣,我們住的屋子對面正是一所日本兵房,所以四五個人在天未明的時候出街又似乎不大妥當。時間走得很快,而天卻亮得很慢,每個人都感到了自己心臟的跳動。離集合時間只有二十分了,東方才現出了隱隱的微光,我們輕輕地走下樓,一個跟著一個,沿著牆,不管黑暗高低地疾走。從德輔道繞出西環,路上才遇見了行人,拿著棍棒和鐵尺的街坊自衛團員懶洋洋地坐在路旁打盹,打算偷渡到九龍去的人卻已經麇集在海邊等候機會了。 到碼頭的時候,船還沒有到。負責聯絡的人認為一大群人等候在碼頭上不方便,把我們帶到一家「魚欄」的樓上。準備同乘這一條船的「難友」們陸續地會合了,二十一個人和三四十件行李擠滿了這壁縫裡也會發出魚腥來的屋子。大部分是戰爭開始以來不曾見過面的朋友,道著平安,講著戰爭時期的險難,告訴別人自己的假名和職業,和相互的調笑著「化裝」了之後的形象。漂亮的小姐變成了襤褸的乞婆,一位著名瀟灑的名演員今日扮成了一個淪陷後的香港最橫行的「爛仔」小姐,用鍋煤塗黑了面龐,看模樣很像一個撿煤屑的窮婦,於是她的這種徹底的化裝引起了同行人的爭論。一位先生批評她上半身過火,下半身不足,說:「窮女人決不會穿長統絲襪吧。」 「不,這是紗的。」 「紗的也太那個了一點。」 可是,另一面,一對夫婦開始爭執了: 「瞧人家,我叫你搽點煤,你偏不,還來得及,塗上了。」 「現在哪兒有鍋煤?」女人後悔似的說。 男的很快把吸著的香菸在桌上擦熄,指著菸灰: 「菸灰也好,擦上一點……唔,脖子上,對了……」 從七點等到九點,人們有些不耐了,樓梯響,負責與船家交涉的人回來報告,因為聯繫不好,雇好的一條大船開走了。 「糟糕,那怎辦?」 「現在再雇,小一點的也許可以有。」 「今天能走嗎?」 「大概可以……」 「大概可不行啊。」 「可是,誰能擔保?」 愈是糧食恐慌,人愈會容易飢餓,每個人都有飢意了,輪流到街頭去搜買食品。我憑著窗,望著沿封鎖線一艘艘偷渡過九龍去的小艇,和不斷地從港外開進來的日寇搬運物資的船艦。香港淪陷之後,每晚上有靠十條運輸艦和商船出口,搬運出去的當然是儘量搜括了的物資和「戰利品」了。春的南海真是特別的美,太陽安詳地照著,海面比湖水還要平靜,上面跳躍著細鱗似的閃爍。 十一點,小船雇定了,二十一個人,每人船費港幣七十元,用一百元五十元的「大票子」支付須照額面七折,誰也不爭持這些,離開香港,早一分鐘也好,這是每個人頭腦里惟一的問題。 我簡直不相信這樣的小船可以渡海,我們要渡過的還是有名的伶仃洋呢,但,誰也沒有遲疑,趁岸上沒有日寇的哨卒,一窩蜂地擠上這條長不滿三丈,闊不滿三尺的漁船去了。吹來了一層微風,船家仔細地點明了人頭銀數,撐開岸,喊了一聲「上帆利市」,載著二十一個亡命客的小船便這樣輕輕地滑出海面去了。 南中國海沿岸在我不是一條陌生的海路,但是每次搭船的時候,總要打聽一下船的大小。我坐過三萬噸以上的大郵船到上海,也搭過不滿一千噸的「小廣東」號到安南,可是坐這差不多沒有噸數可言的小漁船偷渡伶仃洋,卻還是最初的一次。 海真是太奇妙了,沒有風波的時候,她竟會馴良安靜到和內河一樣! 順風的時候,六小時可以抵達澳門,這一天沒有風,出發又太遲了,所以決定了在長洲過夜。出口的時候,要經過一次日寇守軍的查詢和明目張胆的掠奪,所以人們一上船就忙著把手錶、自來水筆、羊毛衫、錢鈔之類隱藏在不容易被發現的地方,兩小時之後,漸漸地和日寇巡船駐在地相近了。船家用緊張的聲調警告: 「藏幾個到艙底去,人多了會有麻煩。」 硬把九個「化裝」不很妥當的朋友塞進了狹隘腥臭的漁艙,巡船可以望見了,人們的心驟然沉重起來。這是第一個關口,命運等著決定:能夠平安脫險或者遭遇意料之中的不幸。船終於和日寇的小汽艇靠攏了,汽艇上坐著三個日本兵,不等船停,兩個拿著棍棒的水兵跳上來了。 「出來,出來……」大聲地喊,「不准躲在裡面。」 像待宰的牲口,面無人色的人們一個個地走出艙面來了。水兵不懷好意地將我們看了一遍,事出意外,對於「化裝」不佳的人不加注意,而對那位徹底地塗了鍋煤的小姐開始留難了。 「瞧,這是塗上去的。」 另一個好奇地擠攏了:「對了,故意改扮的。」 船上的一個伍長之類的高聲地喊: 「帶進來,仔細研究一下。」 其他幾個女客也遭了同樣的盤詰: 「姑娘,幾歲?」一個用不像樣的廣東話問,一面用棍棒撥弄著她們還留著卷痕的頭髮。 我怕闖出禍來,硬著頭皮用日語和他們交涉。 「我們都是商人和家屬,疏散到長洲去的。」 「商人也好,什麼也好,一律要查問。」可是一瞬間之後,他意外地發覺我講的是日本語了,「什麼,你能講日本話?到過日本的?」面部表情立刻和緩下來。 「在日本做過買賣。」 「什麼地方?」 「神戶。」 「到長洲去?為什麼?」 「香港糧荒,疏散到鄉下去。」 「還回來嗎?」 「打算在長洲住下來。」 「她們為什麼故意改扮?」 「為了怕。」 「怕什麼,告訴她們,別怕。你們以為日本人見了漂亮的女人一定會幹壞事情嗎?」 「不是這麼說……」 「漂亮,儘管漂亮就是了,塗得像個什麼樣子?」 「好,我叫她們洗掉。」 艇上的和船上的一齊鬨笑起來,緊張的空氣緩和了。他們再和我雜談了幾句,連行李也不看,揮手說: 「開吧。」 大約是一種懷鄉病的原故吧,在香港的日本兵遇到能講日語的人常常是非常的優待。我在香港曾在快要遭受劫奪的一瞬間講過一次日語,結果是態度立刻改變,絮絮地問我在日本的情形和現在的生活了。我們像是絕路逢生,連這種場合必需的客氣話也不講一句,匆匆地命令嚇瞪了眼睛的船夫: 「快,開船!」 這段插話就是後來形成了我們一行在走澳門途上遇難這謠言的實際。事實上前半雖則不無緊張,但後半卻並不如流言所說的那般「悲壯」。 在舊遊之地的長洲過了一晚,次晨五時開船,這一天一帆風順,過內伶仃洋的時候船身顛簸如奔馬,同行者嘔吐狼藉,但是靠著風力,下午二時安抵了澳門。這正是一月九日,一個太平洋戰爭爆發周月紀念的日子。 二 在澳門,我們耽擱了十天。 最初決定了走澳門,一是為著在這兒可以得到一些香港所不能得到的消息,其二是為著期待著也許可以有到廣州灣的定期船隻,可是一到澳門,這兩個期待都失望了。澳門名義上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可是實際上已經等於被日寇征服了,警察、郵務、海上警備,完全操縱在日寇手裡了。中立國和葡萄牙的船不能開,日本船忙於搬運香港掠奪來的贓物,所以從澳門到各口岸的交通一律中斷了。剩下來從澳門到內地去的路,只有兩線:其一是由歧關至石歧,經淪陷區走肇慶,這一路要領「良民證」,從淪陷區到游擊區的地帶又常常有洗劫的土匪,其二是由澳門坐小艇到北水,換船到台山都斛,那便是我們自己的國土了,這一路比較快捷,但是事先沒有「撈家」(海盜)的關係,就隨時有被劫的危險。 再三權衡之後,我們決定了走都斛的一路。一禮拜,我們忙於路線的打探,和「撈家」關係的摸索。一月十九日,和前後到達澳門兩批朋友們會合,以每人國幣二百八十元,每艇二十人以上的條件(就等於每艇代價五千六百元!),雇好了兩條在南北水一帶頗有一點勢力的某氏所有的快艇。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走險」。第一要乘黑夜偷越過日寇在澳門港外的警戒;第二要提防海盜;第三要偷渡過三灶島的日寇海軍船塢碼頭;第四還要提防南北水偽軍的騷擾。但是誰也沒有考慮到這一切的危險,我們一行裡面有大半是沒有任何政治主見和人生磨練的青年,女學生,銀行職員,青年會幹事,家庭主婦,但大家只有一個百折不撓的回祖國的意念!再換一次裝束,再整一次行裝,懷著興奮和若干冒險的心,二十日傍晚再上了征途。 請想像一下學校時代競賽用的端艇。我們雇的「扒艇」比端艇更短,沒有篷,也沒有搭客坐的地位,這樣一條小艇裡面裝上三四十件行李,和連船夫舵工在內一共二十九位乘客。假如說坐這種小艇冒險是「艇而坐險」,那麼現在簡直是「同舟共擠」了。這條船前兩天還經過一次修補,但是因為載重過多,所以船底還是不斷地漏水,把二十幾個人的一切託付了這樣一條小艇,在黑夜裡遠涉重洋,到今天回想起來似乎還有點餘悸。 五點鐘上船,在港內等待天暗,一隻日寇快艇駛過,於是慌忙逃到一群三桅檣的大船後面去躲避。六點正,暮色罩住了海港,我們就趁這時機出發。這一天正是舊曆十二月初二,眉月升得很早,六支槳打在水上發出銀絲閃亮的螢光,飛也似離開了這動盪不安的半島。 艇在一群不知名的小島間縫駛過。海平靜得像湖水一樣,除出朦朧的遠山輪廓之外,沒有一片帆影。澳門的燈火漸漸地遠了。一小時之後,預期著緊張和不吉的心漸漸地平靜下來,單調的槳聲之外,乘客們以一種已經脫出了險境的歡愉的心情,開始輕輕地談話了: ——又算渡過了一關。 ——還早呢,問題在明天清晨的南北水。 ——什麼時候可以到南水? ——順風順水,深夜一點鐘可以了。 ——可是今晚上沒有風啊。 ——算好運氣,海上沒有一條日本船。 我們這一群裡面惟一個懂得台山話的S向船家低聲地問了幾句話,指著前面岸上的山麓,回頭來對我說: ——盤過這座山,轉彎,就沒有危險了。 我們的船已經離這山麓很近了,照船的速度估計,再十分鐘就可以脫離危險區域。山峻峭而黑暗,不像是有人潛伏的地方,我也感到了安堵,從隨身帶的藤篋中取出一點乾糧,算是這一天的平和的晚飯。船愈近山麓,一切多很恬靜,我聽見了疲乏了的同伴們的輕緩的鼾聲,可是,突然——真是太突然了,從黑暗的山坳里,射來了一道閃耀的電光,二十幾個人的心在這一秒間失去了他們的安靜,在意識到驚懼和恐怖之前,從那電光的發源處,一個粗暴聲音在喊了: ——靠岸 ,靠岸! 我無法形容那一瞬間的人們的反應。像被探照燈射中了的飛機,船中人都被那強光照射得感覺到眩暈,人們都憑本能反射地處理了他們的身體,有的像鴕鳥一般的把頭都埋進行李中間,有的不管一切地把身體擠向底艙,也有的茫然若失,不知道如何適應這突然的襲擊。我從電光中隱約看到了船主的緊張了的顏面,岸上的喊聲愈緊了,船夫們開始了慌張,舵工失卻了主張,像蝦一般彎曲著身體,著力地扳著舵,船開始向岸行近了,這時候,船主發出了沉著而有力的聲音: ——丟!搞乜鬼,快掉開! 在這嚴厲的命令下,舵工利用了電炬閃滅的一兩秒時間,絕望地扳住舵柄,作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迴轉。我們屏息著,等候著命運的決定,船掉轉頭,正和岸壁成了一個直角,飛一般的向大海前進了。岸上的喊聲漸漸地離遠,但是電光依舊閃滅地照在我們身上。不靠岸,逃走,這是每個乘客的希望,但同時每個人也意識著我們還處身在槍彈射程之內,五秒,十秒,聽不到槍聲,人們的意識恢復了,船主正以低重的聲音,在對那在緊急關頭動搖了的舵工責罵: ——靠岸,你當然不怕啦,你有什麼?一條×,可是人們怎樣啊,幾十個人的身家性命! 船已經在無涯際的海中央了。電光還像不服氣地在岸上閃耀,可以算是脫險了。可是第二個問題又立刻提出在我們前面,回澳門去?還是再冒一次險。 船在漆黑的大海中漂蕩,驚魂甫定的乘客誰也捉摸不定船主的意志,誰也辨別不出船的方向,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船轉了一個方向,又漸漸地和岸接近了,澳門的燈火重新映入我們的眼帘,我聽見了一個女客的悲嘆一般的聲音: ——回澳門去過夜? 一個船夫回答了: ——走路灣! 我們胸中又發出新的希望。從澳門到都斛,通常航線必須經過路灣這個出口,但在那兒停著日本和葡萄牙的專為緝捕走私船的汽艇,現在,取巧的路不行,又繞回到走險的路了。算是僥倖,十點四十分,在日寇汽艇探照燈掃射下,我們躲在一隻掛葡國旗的貨船後面,居然偷渡了路灣的海口。這之後是比較平靜的一段,船從日寇占領了的橫琴島和三灶島的北面擦過,向西南直駛,預期著有危險的三灶島,也安然渡過了,雖則在可以望見三灶島日本海軍碼頭的那一瞬間每個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照預定,午夜十二時前可以到南水的,可是因為在海上兜了一個圈子,到南水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四點半了。天還未亮,但是海上已經有一點可以辨別島影的微明,這兒是偽軍「南支海軍陸戰隊」駐防的地方。假如在午夜,船先在這兒海上停泊,等候預先約好了的「防船」(保鏢船),就在天未明前直放都斛,可是現在,我們的船又被陸上的偽軍發現了!又是一次神經緊張到爆裂的場面,喊停船和照電筒無效,終於實彈射擊了,海面狹到和內河一樣,這一次是欲逃無路了。我們被迫著靠岸,幾個赤腳短褲,手拿木殼槍的偽軍已經站在我們前面了,我們以為土匪,偷偷地問了船夫。 ——撈家?」 ——別怕。 ——要搶嗎? ——是偽軍,要搜貨。 ——你們帶著貨嗎? ——搜去了也不要緊,這一帶,對於×家的船他們不敢惹的。 船主開始和岸上人談話了,並不像要決裂的樣子。為頭的一個偽軍裝腔作勢地罵著,但船主上了岸,幾個偽軍便跟著他同去「交涉」了,局勢緩和下來,偽軍開始胡亂地檢查我們的行李。 ——別怕,只要不帶貨。 ——有貨的拿出來! 大概是知道「搜了去也不要緊」的原故吧,船上人把一大包鴉片和一些私貨交出來了。對於客人的行李,除出香菸之類的小零件隨手掠奪了一些之外,還沒有多大的騷擾。天漸漸亮了,我們放棄了當天到都斛的計劃,七點,船主回來,我們決定了在北水上岸。 南北水是一個奇妙的地方,這兒有反日的革命傳統和首先攻入三灶島的抗日漁民領袖,有專營澳門台山間走私的私梟,有打船劫艇的「撈家」,也還屯駐著掛汪精衛杏黃三角旗的「南支陸戰隊」,而在北水和都斛之間的一葦之水,更盤據著一千以上的幫派紛歧的海盜。我們在一片叢生著荊棘的沼地前面靠岸,脫了鞋襪,渡過了泥濘及腰的一里路的泥灘,在這荒涼而奇妙的漁村里作了暫時的休息。這一天的防船,已經開出了,勢非在此過夜不可。正午,戴了少校領章和帶了兩個木殼槍衛士的偽軍連長來訪,講了許多似恐嚇似打探的客套話之後,問道: ——你們有擔保嗎? ——都是做生意的,用不著擔保吧。 ——明天去都斛? ——是的。 ——不怕強盜嗎?外面有千多個撈家等著你們呢。 ——我們都是此地的×家的朋友,他們可以替我們請防船保護的。 ——出門總還是仔細一點好吧。——對我們投擲了奸猾的一笑,懶散地走了。 這連長的出現給了我們新的不安,從要「擔保」出發,有可能牽涉到劫掠財物以外的問題,這一天下午,他又帶了他的那位兩手戴了三雙金鐲和一隻手錶的「壓寨夫人」,來訪問了我們一次。我們趕快和×家商量,經過他們的斡旋,結果圓滿,每人奉送「保護費」十五元了事。 剩下來的是雇「防船」的問題了。再三奔走之後,講定了的代價是「防船」四艘,每艘槍十二條,由北水保護到都斛為止,每人國幣七十元。在斷續的犬吠聲中過了不安的一夜,第二日正午開船,在全副武裝的防船「保護」之下,浩蕩地開出了沒有一片帆影的大海。船出北水,是珠江另一入海口的崖門,那便是國軍勢力範圍與淪陷區的交界處了。 下午三時,船已經開入了我們自己防守的海面,防船漸漸地落後,而終於和我們分離。問了船家,說:不再需保護,他們已經回北水了,從離開澳門以來,我們最初的從每個人的臉上看出了安堵的微笑。 傍晚到都斛的港口,經過了一次愉快的檢查,因為這已經是掛著中國旗的巡船了。香港淪陷之後,第一次看到國旗,第一次遇見祖國的武裝兵士,也再度地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每個人都有感慨,但每個人都用意味深長的沉默,來表現了衷心感激的情緒。 都斛一宿,翌日清晨再整行裝,一部分朋友坐「單車尾」先行,我們押著僅存的行李,九時出發,經斗山沖,以十小時九十里的速度,下午六時進入了台城。 一九四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