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 「四一二」之後的上海
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東京，任國民黨（左派）海外部駐日總支部的常委——組織部長，正當我們興高采烈地歡慶上海武裝起義成功的時候，突然爆發了「四一二」事變。幾天之後，在東京的西山會議派分子，由方治（安徽人）帶頭，糾集了一批留學生，搗毀了我們設在神田中國青年會的總支部，雙方混戰一場，我們奮勇奪回了總支部的全部黨員名單和空白黨證。平時監視我們很嚴的日本「特高」袖手旁觀，顯然他們事先有了默契。為了應付這個突然事變，總支部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派我儘快回國，向當時已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請示，並了解黨內鬥爭情況。當天參加會議的有海外部特派員何兆芳（湖南人），常委王先強、黃新英、翟宗文和我，中共旅日支部書記的何恐（湖北人）也參加了。
我記得是四月下旬在日本「特高」的「護送」下離開東京，在長崎等船，順便去看望了長崎僑領簡竹斌。我問了他「四一二」以後華僑方面的情況，他還高興地告訴我，兩天前接到神戶僑領楊壽彭的來信，說汪精衛已經回國，並和陳獨秀發表了國共兩黨聯合聲明。所以他認為形勢會有好轉。
簡竹斌和楊壽彭都是長期在日本經商的國民黨左派。從一九二六年起，我和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簡竹斌為人正派老實，做的買賣不大；而楊壽彭則是一個大商人，在日本經商三代，但堅持不入日籍。他的兒子楊永康思想上也很進步，和我們相處得很好。他的商行在香港、廣州、新加坡都有分店，是一位有名的愛國華僑，辛亥革命前後支持過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他們父子都是廖仲愷、何香凝的摯友，因此我相信他們的消息是可靠的。
兩天後，我乘長崎丸回到上海。因為在船上偶然碰到一個認識我的西山會議派分子，所以我匆匆上岸，僱人力車，到福州路，在浙江人開的振華旅館開了一個房間，趕忙叫茶房買了幾份當天的報紙。報上的消息很亂，看不出時局的真相。一方面上海還在「清匪」，殺人如麻；可是從新聞夾縫裡也可以看出的確有過一個汪精衛與陳獨秀聯名發表的「告兩黨同志書」，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已經開除了蔣介石的黨籍。晚飯之後到四馬路書店街走走，偶然在《東方雜誌》上看到了三月中旬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的「統一革命勢力案」和全會選出的中央常委名單，直接領導駐日總支部的依舊是左派彭澤民。這在我情緒緊張的時候，看到一個「好」消息，同時又使我樂觀起來，於是決定儘快買船票去武漢。
事有湊巧，第三天早上，我正要出門的時候在旅館走廊上碰到了經亨頤（子淵）先生，他是和廖仲愷齊名的國民黨元老，前浙江第一師範的校長；五四運動時，我和俞秀松、施存統等辦《雙十》、《浙江新潮》的時候，他大力支持我們並和我們作過幾次談話。在這個時機見到他，我高興極了。他還認識我，看見我穿的是一套日本大學生的制服，就問我：「剛從日本回來？」我請他到我的房間，簡單地告訴他我們在日本的情況，還講了西山會議派砸爛了左派總支部的事。他問我：
「你……打算回杭州？……」
「不，我打算去武漢。」
他想了一下，用濃重的上虞鄉音對我說：
「千萬不能去杭州，那裡殺人不比上海少……宣中華也犧牲了！你去武漢，幹什麼？」
「總支部要我去找彭澤民或許蘇魂。」
「他們都不在武漢，也不在廣州，到香港去了。」
「報刊上都說，不是發表過汪陳聯合的『告兩黨同志書』嗎？」
他苦笑了一下說：「我這次到上海來辦點事，明天就回漢口，那裡的形勢也很亂，誰也摸不透，不要去冒險吧。上海的許多青年人就是太天真、太莽撞，丟了腦袋的……住旅館也不保險。」
他站起來，打算走了。我惶惑地問：
「經先生 ，那……我們……」
「我看，還是在上海等一等吧，不要冒冒失失地卷進漩渦里去。」
經先生走了，我茫然若失。
到南京路走了一趟，在報攤上買了一大疊報紙、小報和新出的和過時的雜誌，回到旅館，竭力想從報刊上的消息和言論中尋找一些時局的線索。許多跡象證明，經先生的話是正確的；要革命，但不能太天真，更不該冒冒失失地卷進自己也不理解的漩渦里去，特別是摸不准國共合作的前途。結果，我下了決心，暫時不去武漢，並立即寫信告訴了何兆芳。可是在上海這個地方，沒有錢，沒有職業是住不下去的。於是我想起了蔡紹敦（叔厚），他是我浙江甲種工業學校早兩班的同學，前兩年從日本回上海，開了一家電機公司。我立即到虹口東有恆路一號去找他。紹敦電機公司坐落在吳淞路有恆路口，是一家雙開間門面、規模不大的電料店，經營家用電器，蔡叔厚既是老闆，又是技師。叫做「公司」，實際上只有一位姓張的會計，一個技工和一個學徒，公司的大小業務都由他一人承當。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正在修理一架燒壞了的「馬達」（電動機）。他非常高興地歡迎我，不顧雙手油污，和我緊緊握手，當我告訴了他我的情況時，他毫不遲疑地說：「搬到這裡來住，擠一擠還可以。」他比我大兩歲，那一年是二十九歲，浙江諸暨人。他在日本留學時沒有進大學，但在電機專業卻是可以算是一個真正的專家。他不僅能修理各種電機，而且還有發明創造，上海最早設置在大世界屋頂的「電光新聞」就是他設計製造的。人世間的確也有一些奇事，他當時還是獨身，也沒有參加過任何革命組織，可是當我同意搬到他公司樓上暫住的時候，他才低聲地告訴我，住在他樓上的還有兩家，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革命黨，也都是「四一二」以後從浙江逃出來的。驟聽到這句話，我有點驚奇，他卻講得非常隨便，因為我在日本搞左派國民黨的事，他是早已知道了的。
第二天，我就搬進了這家公司，這時蔡叔厚給我介紹了住在他樓上的朋友，一家是張秋人和他的愛人徐誠梅，另一家是楊賢江、他的夫人姚韻漪和一個才兩歲的男孩。張秋人是早期共產黨員，大革命時期在廣州曾在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下接替沈雁冰編輯過《政治周報》；宣中華同志犧牲後，他被任命為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楊賢江的名字，我早在日本念書的時候就知道了，還看過不少他寫的文章；他是浙江餘姚人，浙江一師的學生。
大概蔡叔厚已經把我的情況向他們介紹了，所以他們都對我很親切。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對蔣介石這一點上，有共同語言，因此住在一起，相互間沒有隔閡；但是對於他們住在紹敦公司這一件事，蔡叔厚卻一再要我保守秘密。楊賢江與張秋人是同鄉、同志又是好朋友，但在性格作風上卻有很大的區別。秋人耿直爽朗，常常和我們議論當前時政，對蔡叔厚與我這些還沒有入黨的人毫不掩飾他的觀點。當時，陳獨秀還是中共總書記，但是他對他很不恭敬，叫他「老頭子」、「老糊塗」等等。而楊賢江則循規蹈矩，沉默寡言，待人接物非常誠懇，除了大清早用兩個鐵啞鈴鍛煉身體，整天讀書寫作，偶爾逗弄一下他的兒子之外，簡直像個「道學先生」；可是每天晚上，當店鋪關了門，我和蔡叔厚的朋友們在樓下聊天、吃宵夜的時候，常常會有一些我們都不認識的人來找他，而且會一直談到深夜。
五月初，何恐、何兆芳相繼從日本回到上海，我到三馬路的一家旅館去看了他們，並談了經亨頤和我講的對時局的看法。何恐原來是湖北省共青團的負責人，到東京後他是中共旅日支部的書記，何兆芳則是當時右派分子所說的「跨黨分子」。他們和武漢的黨組織有聯繫，所以對時局了解得比我清楚。當時，汪精衛的面貌已經逐漸暴露了，但是我們這些人對這個一直以左派自居的人多少還寄予一點幻想。當我問何恐和何兆芳我該怎麼辦的時候，何恐對我說：「你現在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繼續當國民黨左派，國民黨內也還有一些要革命的人，二是反正西山會議派已經將你開除了，你可以當一個正式的共產黨員，可是，我卻只有一條路，所以必須回武漢。」我問何兆芳有什麼打算，他說：「『馬日事變』之後，要回長沙已經不可能了，打算在上海待一個時候再作打算。」
五月中旬，何兆芳到紹敦公司來找我，說何恐已經回武漢去了，臨行之前和他商定他到武漢向上面請示後寫信給他，可是，等到現在一直沒有消息，現在已經囊空如洗，不能住旅館了，問我有什麼辦法。於是，我陪他和蔡叔厚商量，並把何兆芳的身份告訴了他，問他是否可以讓何住在我的小房間裡。蔡叔厚與何素不相識，同時也考慮到樓上還有張、楊兩家，住進一個互不相識的人，不太方便。他考慮了一下之後，對我說：「你放心，我去想辦法。」過了兩天，蔡叔厚在吳淞路找了一個亭子間，把何兆芳安頓下來，並替他訂了「包飯」。當然，一切費用都是蔡叔厚付的。前面我說過人世間的確也會有一些奇事和奇人，指的就是在「世風日下」的當時，竟會有蔡叔厚這樣的頗有孟嘗君風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風險，為我們這些流亡者出錢出力。從「四一二」之後直到一九二九年底，紹敦公司成為流亡人士的集散地，後來又成為中共閘北區委的聯絡點。蔡叔厚不僅對我們這些人供應膳宿，有人離開時還代制行裝，致送旅費，大家叫他「蔡老闆」，這個名稱在當時左翼圈子裡知道的人不少。但是實際上他並不是富有的資本家，公司每月有虧空，有時他還得向親友借債。
過了幾天，何兆芳帶了我在明治專門學校的同學龐大恩、鄭漢先來看我。龐大恩是廣西玉林人，和我同班，學的是冶金；鄭漢先是福建人，比我低一班，學的是電機製造。他們兩個都是我的好友，在「明專」時期就一起參加過日本學生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支援過松本治一郎的「水平社」活動，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也和我一起到門司去歡迎過孫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我畢業後到東京參加左派國民黨的工作，他們則在一九二六年回到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他們用的是代號，鄭漢先改名陳德輝，龐大恩改名為吳永康，他們都成了職業革命家。陳德輝在閘北區委工作，吳永康在黨刊當編輯。我把他們兩個介紹給蔡叔厚，此後，他們也成了有恆路一號的常客。
我在紹敦公司樓上臨街的小房間裡，度過了一個悶熱的初夏時節，除了看報之外，簡直無事可做。我在大學也是學電機的，蔡叔厚曾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請你當本公司的工程師，怎麼樣？」我心不在焉，只能報以苦笑。這一段時間，在上海，楊虎、陳群勾結青紅幫頭子，放肆地實行白色恐怖，每天報上都有「處決共匪」的消息，老百姓把楊虎、陳群叫做「狼虎成群」，並流傳出了「白日青天滿地紅，青天白日殺勞工」的民歌，而整個時局，真的可以說是風雲幻變。武漢的北伐軍在鄭州與馮玉祥會師，馮玉祥又表示支持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眼看到國共合作就要全面破裂，而我卻像浮萍一樣地飄飄蕩蕩，無所依靠。因此，一次鄭漢先與我閒聊，當他說近來忙得連看望朋友的時間都沒有的時候，我脫口而出：「你們忙，我卻閒得發慌。」於是，他就向我提出為什麼不入黨的問題。我說：「這個問題以前何恐也曾和我談過，你看我行嗎？」他很快地說：「行，特別是在這個時刻，報上不是常常可以看到有人退黨嗎？怕死的要退，要革命的就該進。」這樣，我當天晚上就寫了申請書，介紹人是鄭漢先和龐大恩。五月底或六月初，鄭漢先、龐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寧路的一家煙紙店樓上舉行了入黨式。監督的是一位浦東口音的女同志，鄭、龐沒有給我介紹，只說她代表閘北區委，她也只簡單地講了幾句勉勵的話，大意是說考慮到我過去在日本的表現，歡迎我入黨，不需要候補期。過了一段時間，鄭漢先告訴我，我的組織關係編在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並帶我到虹口下海廟（什麼里弄我記不清了）去找孟超，告訴我他是我們這個小組的組長。這個小組一共五個人，即孟超、戴平萬、童長榮、孟超的夫人和我，代表區委、支部來領導這個小組的是洪靈菲。不久，錢杏邨代替孟超，當了組長。除我之外，這個小組全是太陽社的作家。後來據錢杏邨說，閘北區的第二、第三兩個支部，都是不久前才組成的，其成員大部分是「四一二」事件以後，從各地轉移到上海的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組織上交給這個小組的任務是搞滬東、楊樹浦一帶的工人運動。洪靈菲和戴平萬都是潮州人，他們在潮汕一帶搞過農民運動；錢杏邨是安徽人，孟超是山東人，他們在大革命時期都搞過工人運動。因此，在這個小組裡，沒有群眾工作經驗的就只有我一個，可是他們都是外省人，不會講本地話，所以我和他們在一起，工作上也有方便。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工人運動，實際上也只是要我們脫下長衫、西裝，到群眾中去，和工人們接觸，了解他們的思想、生活，有可能的時候，做一點宣傳鼓動工作。對我說來，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和本國的產業工人發生接觸（在日本北九州，我也曾到八幡制鐵所的礦井、煉鐵廠去體驗過生活）。
「你們這個小組的主要工作，是搞提籃橋到楊樹浦這一帶的工人運動。」這句話是鄭漢先對我講的。他不僅是我的同學，入黨介紹人，又是閘北區委的負責人之一（當時他在區委負責宣傳工作）。儘管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自己又沒有經驗，但我還是極力想把工作做好。我從舊貨店買了一套粗藍布短衫褲，把頭髮推成平頂，也不止一次和孟超、戴平萬等一起到這一帶去了解情況。從下海廟起向東，就是工廠區，日本人開的「內外棉」、英國人開的「怡和」紗廠，都在這一帶，黨內把它叫做「紗區」。到了那一帶，我們就在小茶館和馬路上和工人們「接近」，目的是想和他們交朋友、搭關係。可是不僅事情不那麼方便，而且還不止一次鬧過笑話。例如，有一次，我和孟超兩人在小茶館和一個工人「搭訕」，孟超問他家裡有幾口人，話音未落，這個工人就勃然變色，用手把他推開，差一點就要動武。我把他們勸開了，事後才知道，當時上海工部局的巡捕絕大部分是山東人，因此，孟超的一口膠東土話立刻引起了這個工人的反感。大概從這一年冬天開始，我們小組曾經作過規定，每人每星期要到工廠區去工作兩三次；但是這個小組的成員除我之外都是忙人，錢杏邨、孟超、戴平萬都是文藝工作者，他們正忙於組織「太陽社」，籌備辦書店（春野書店）、編雜誌（《太陽月刊》），所以真正搞工運的時間並不多。這個支部的其他小組，如馮乃超、李初梨等「創造社」成員的那個小組，也在同時恢復創造社出版部和出版《創造月刊》。因為在這個支部有幾個小組的成員，都是從前線和日本轉移到上海的文化工作者，他們在上海這個地方，除了辦書店、編雜誌、寫文章之外，別無用武之地，因此，從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二九年的革命文學論爭，主要是從閘北支部掀起來的。
在這個時期，通過錢杏邨我認識了許多文藝界朋友。首先是蔣光慈，他是早期留俄學生，在黨內也是老資格，當時他已經是一個著名的小說家，他平易近人，講話隨便，也許可以說是自由主義吧，我從他口中知道了不少關於留俄學生的情況和「花絮」；還有一位是我一直尊敬的杜國庠同志（當時叫林伯修，廣東潮州人），在我們這些人中，他年紀比較大，做事也比較穩重，他是研究哲學、政治經濟學的，但對文藝也有興趣，因此，錢杏邨等創建「太陽社」的時候，他也是發起人之一。後來有不少人認為我參加過「太陽社」，這實在是誤傳。儘管我在留日時期寫過和翻譯過一些短文，在日本時期，我在《語絲》、《洪水》上都發表過一些文章，也認識郭沫若、田漢、陶晶蓀和郁達夫，但我只是一個文藝愛好者，而配不上算是作家，所以，我既沒有參加「太陽社」，也沒有參加「創造社」。
我在紹敦公司住了半年多之後，漸漸覺得不該長期當「食客」了。這一年秋冬之間，有一次，吳覺農（茶葉專家，浙江上虞人，我在日本時就認識）來找蔡叔厚，談話中他問我為什麼不譯點書，可以有點收入，我欣然同意。他介紹我去見了開明書店的夏丏尊、章錫琛（雪村）。章錫琛是第一次見面，而丏尊先生則在五四運動時期就認識了，他還記得我曾在《浙江新潮》上用過的沈宰白這個名字。吳覺農和他們談了我的情況之後，丏尊先生就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書來，要我先譯幾章試試，這本書就是本間久雄的《歐洲文藝思潮論》，這就是我靠翻譯餬口的開始（在這之前一九二四年我曾翻譯過菊池寬的一本小冊子《戲曲論》）。我譯了幾章，丏尊先生看了表示滿意，要我繼續譯下去，這本書大概有二三十萬字，我每天譯二千字，三四個月才譯完。由於當時章錫琛、吳覺農都是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開明書店還出過一本叫《新女性》的雜誌，所以，接著就要我翻譯德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這是一部馬克思主義關於婦女問題的經典著作，篇幅很大，最少也得花半年以上的時間，這樣，譯書就成了我的公開職業。我自己規定每天一清早起來就譯書，每天譯二千字，譯完之後，還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做別的工作。當時，譯稿費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譯二千字，我就可以有每月一百二十元的收入，這樣，在文藝界的一群窮朋友中，我不自覺地成了「富戶」。附帶一說，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我堅持著每天翻譯二千字的習慣，因此，除了《歐洲文藝思潮論》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說外，我還譯過幾本大部頭的書，如為陳望道先生主持的大江書鋪譯的高爾基的《母親》，為與太陽社有關的南強書店譯的柯根的《偉大的十年間文學》和《新興文學論》，以及廚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記》（金屋書店）、高爾基的《沒用人的一生》（生活書店）、雷馬克的《戰後》和普特夫金的《電影導演論》等等。
也是在一九二七年冬，廣州暴動之後，許多革命者經過香港、潮汕撤退到上海。我的表兄徐景韓，一年前由我介紹他到廣州去找郭沫若，但他到廣州，郭沫若已隨軍北伐，到前線去了。於是，我又寫信介紹他去找當時在葉劍英部下當團長的李國琛（李人一）。可是剛入伍就碰上了廣州暴動，失敗後，他和李人一、李的愛人張去非和一個護士，一起到了上海，我照料他們在旅館住了幾天。李人一找到了當時在上海的中央軍委，不久就轉到江西。張去非正懷孕，由徐景韓帶她到德清去隱蔽。這時何兆芳就搬進了紹敦公司。
在此，要補敘一下，這之前的八月間，張秋人奉命到浙江去重建省委，可是他到杭州不久，就被一個反革命的黃埔學生髮現，不幸被捕。他的愛人徐誠梅也一起被捕。蔡叔厚有一個親戚在浙江當廳長，得到消息後，立即到杭州去營救，但因「案情嚴重」，無能為力，秋人同志終於在翌年二月犧牲。徐誠梅保釋後回到上海，改名徐鏡平，當了一所女子中學的校長，搬出了紹敦公司。張秋人的被捕與犧牲在蔡叔厚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響，不久，他就由何兆芳、陳德輝介紹入了黨，也編入了閘北區的一個街道支部。由於他是一家公司的老闆，有公開合法的身份，又能講英文、日文（當時在租界，特別是在日本人集中的虹口，能講日語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所以他入黨後不久，紹敦公司就成了閘北區委的聯絡點。我還記得區委的交通員叫小汪（汪極），寧波人，他的愛人施喜也是區委的交通，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宣傳品都由他們送給蔡叔厚，再由各支部派人來取。小汪和施喜成了我們這些人的好朋友。可是我在一九二九年搬出紹敦公司之後，就不再知道他們的消息，直到上海解放之後，我問過好幾個當時在閘北區的同志，都認識他們，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他們比我小十二三歲，祝願他們還在人間。
蔡叔厚入黨以後，很快就得到了閘北區委的重視，當時黨組織經濟很困難，蔡自告奮勇地為區委籌款。他本人並不富裕，籌款主要靠他的同鄉、同學等社會關係，他的社會關係和籌款方法說起來可能人家不會相信。舉一例，他年輕時候和湯恩伯是「結拜兄弟」，湯在日本士官學校念書時，不止一次得到過蔡的接濟，因此，有一次湯恩伯從南京到上海，打電話要蔡到大東酒店去看他，蔡臨走時輕聲地對我說：「碰碰運氣，今天可能弄到一筆錢。」果然，他向湯恩伯「裝窮」，說公司營業不佳、快要破產，於是，湯就給了他一張三百元的支票。蔡的姐夫蔣志澄是陳立夫的親信部下，因此，他也從蔣志澄那裡「借」了一些錢，作為閘北區委的經費。
經過了近一年的血腥的白色恐怖，到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黨組織逐漸得到了恢復，工人運動也有了新的發展。退出和清除了一批動搖分子，增加了新的血液，閘北區的鐵路、郵政、電力、紗廠等方面的群眾工作，都恢復得比較順利。「四一二」事件中遭到嚴重破壞的商務印書館和滬杭鐵路局的工會和黨組織，都已經重建，郵務、電力工人都組織了工人俱樂部，滬東的「紗區」也通過基督教青年會中的進步分子，開辦了兩個工人夜校。與此同時，教育方面也開創了新的局面，大夏、勞動、群治等大學都建立了黨的支部和小組。到翌年初，我和戴平萬也是經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一位基督教青年會在楊樹浦辦的工人補習夜校當教員的馮秀英（她就是後來我在《包身工余話》中提到的「馮先生」），才能在紗區找到了一個立腳之地。馮秀英是上海出生的廣東人，先是在滬西某大學念書，後來因經濟問題而輟學，白天當小學教員，晚間在工人夜校工作，當時，她是共青團員。也是在這個時候，住在紹敦公司的、和經常和我們來往的人也發生了變化，一九二八年春，大約是四五月間，楊賢江去了日本，何兆芳去了湖南，陳德輝當了閘北區委書記，他經常在公司樓上約人碰頭、開會。因此，我也在這時候認識了不少黨內的幹部，除了由張秋人介紹而認識的李求實之外，那時經常到公司來的有舒怡、黃靜汶、李劍華、俞懷（莞爾）、徐大妹，還有一個我們叫他「大人物」的王克全，當時他是江蘇省委的負責人之一。記得有一天，陳德輝很神秘地約蔡叔厚和我談話，用懇求的口氣對蔡說：「實在沒有辦法，想借你的樓上開一個會。」蔡當即表示同意。於是，陳說：「這次來的人不少，最少也有二十個，估計要從天黑開到晚上十二點，行嗎？」蔡叔厚說可以。陳德輝就給了我們兩人一個任務，就是在樓下替他們望風，一有情況趕快向他們報告。蔡拍了胸脯說一切由他負責。他很快裝了一個從樓下店堂通到樓上的電鈴，約好了一有情況就按電鈴通知，他們可以從後門撤走。在約定的那一天，我和蔡叔厚在樓下店堂里一直守到深夜，會開得很順利，一切平安無事。後來蔡叔厚告訴我說開的是閘北區的代表大會，但大會討論的是什麼問題，我們全不知道。在當時，地下黨的紀律是很嚴的，除正式文件之外，上下左右之間都要嚴格保密，許多人都用假名和代號，例如我們知道上海黨組織有七個區委，即滬東、滬西、滬中、法（租界）南、閘北、江灣、浦東，但我們在基層，連本區的區委書記是誰也不知道——陳德輝當過閘北區委宣傳部長和區委書記，後來又領導過「法電」大罷工，都是在他調離上海時才告訴我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黨中央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樣的大事，我們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時才知道，但「六大」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開的，乃至新選出的黨中央負責人是誰等等，基層黨員也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