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 《新華日報》及其他
香港脫險歸來，我於（一九四二年——編者）二月五日上午，乘火車從柳州到了桂林南站，出乎意外，一大群朋友已在月台上歡迎我們，其中有田漢、洪深、洪鎮、徐桑楚、杜宣；還有新中國劇社的許多不認識的朋友。當時的情景，田漢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詳細的敘述：
留著加拉罕式短髯的夏衍，中分的頭髮披到高高的顴骨上，彎著背脊的司徒慧敏，戴著小呢帽，圍一條花毛巾，不改洋場才子風度的蔡楚生……這樣大難後的重逢不是容易的。我們學「老毛子」的作風，來了無數無數的擁抱。洪深兄也趕來了，他那巨人般的擁抱，使夏衍在歡呼聲中陡然發出了慘叫，原來夏衍插在胸前的自來水筆也給折斷了……真的，夏衍們像一個失掉了耕地的農人似的回到了他舊日的田園來了。他的隴畝間的夥伴怎能自禁其歡躍之情。
皖南事變之後，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已經被撤銷了，我們一行從都斛到台山不斷地受到海盜和「爛仔」的掠奪，都已經兩袖清風，桂林戲劇文藝界的老朋友又都是窮人，於是我就寄居在南環路張雲喬的家裡。第三天，金山來找我，說他有「門路」，可以搭資源委員會的貨車去重慶，於是我就寫了一封給恩來同志的信，連同我用錫紙包好藏在牙膏管子裡的一份香港疏散時、我經手的賬目，請他交給孫師毅，再由師毅送交恩來同志。當時桂林和重慶之間的交通非常困難，儘管有每周兩次的歐亞航空公司的小飛機，但不經過「軍統」的批准，一般老百姓是買不到機票的。在香港和廖承志分手時，他曾告訴我廣西已建立了地下黨，但像我們這種要公開露面的人，是不允許和秘密的地下黨聯繫的。我分別拜會了李任仁、陳劭先、楊東蓴和陳此生，了解了一下廣西的現狀。陳劭先先生很樂觀，說反共高潮已經過去，慫恿我重新出版《救亡日報》。但是楊東蓴則認為白崇禧表面上緩和了一些，但是他在皖南事變中當了炮手，所以在反共這一點上，他是不會改變的，這樣的事還是慎重一點為好。事實上，我的那套班子已經散了，沒有廖沫沙、張敏思，要重起爐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放棄了這個念頭，分頭托人買車票或者機票。張雲喬認識一個歐亞航空公司的姓鄭的負責人，所以勸我還是等飛機，由他去想辦法，說是像我這樣的人單身搭公共汽車不保險，而且，他的確給我訂到了一張三月十九日的飛機票。可是當我向朋友告了別，準備起身的前一天，航空公司突然通知，說那一班飛機省政府包了，所以要再等機會。這樣的事反覆了兩次，結果是我在桂林整整等了兩個月，直到四月五日，才離開桂林去重慶。
當然，這兩個月也並不安閒。桂林的朋友們很熱心，歐陽予倩還給我們舉行了一次壓驚宴會，這兒也可以引用一段田漢的文章：
二月十三日，予倩招待夏衍一行於美麗川菜館，夏衍原來短衣蓄鬚作商人狀，是日盡剃其須，光鮮奪目。有嚴小姐者是他們的旅伴，能歌程硯秋腔，並善操琴，予倩高興起來，引吭而歌，甜脆宛轉不減當年。我席間寫了一首詩：「高歌一曲動華筵，老鳳新聲似昔年，碎玉正悲香島遠，銜杯何幸桂江邊；剃鬚不作行商狀，抵足曾同海盜眠，且把犁鋤收拾好，故園猶有未耕田。」
這一天，真可以說是一次難得的盛會，中國話劇界的三位奠基人：歐陽、田漢、洪深，以及在桂林的戲劇、文藝界的朋友，對我們這些大難不死的人，真像歡迎親人那樣的興奮和高興。田、洪兩位都是酒豪，而我卻是滴酒不沾，喝一小杯紹興酒就會眼花頭暈，可是這晚上，我居然喝了一大杯啤酒。偷渡伶仃洋，夜宿海盜窩，以及從下水到台山，日行一百里過程中的那種狼狽相，都成了有趣的話題。洪深靈機一動說，我們現在正鬧劇本荒，我們可以突擊一下，把這場悲喜劇寫一個劇本，田漢表示同意，予倩當場表示，你們三個寫，我來導演，酒酣耳熱，一言為定，《再會吧，香港》這個劇本居然很快地寫出來了（這劇本主要是田、洪二位寫的，我初到桂林，有許多事情要辦，只是講故事，動筆不多），可是，這樣一個劇本也在送審時被禁演了。劇本審查處不宣布禁演的理由，我想，大概是因為我們把進步文化人和共產黨寫得臨危不懼，從容撤退，而把國民黨的那些大官巨富寫得毫無準備，事發後放棄了國家的大量物資財富而倉皇逃竄，揭了一下他們的痛處而已。楊東蓴對我說桂林的情況是外松內緊，從這件事看，內緊是事實，外松則未必。
離開桂林一年，表面上看不出什麼變化，直接感覺到的，只是人口增加了，而市面上商品倒並不少，什麼尼龍絲襪、香水、蔻丹等等，卻應有盡有。我是提著一隻小藤箱從香港出來的。幸虧桂林的三月按說是不會太冷，可是就在我們到桂林的第三天，忽然下了一場春雪，住在雲喬家裡，不愁膳宿費用，但到了桂林，總不能再穿離香港時在黃苗子的大哥家裡隨手拿來的那件「唐裝」了。不知哪一天才能買到飛機票，那麼，買一套舊西裝，置一點日用品，就不能向朋友們伸手了，加上買飛機票得花一大筆錢，正在為這些事煩惱時，真可以說「天無絕人之路」，一天田漢跑來告訴我，說予倩組織的「廣西藝術館」決定上演我上一年在桂林寫的劇本《愁城記》，這劇本也已經出版了，有一點版稅，必要的話，予倩那裡也可以預支一點上演稅。這個消息實在太好了，我一九三九年從西貢乘車到同登，下一年坐汽車到賓陽，前後翻過兩次車，都沒有死，甚至沒有受過傷，朋友們開玩笑說我是「福將」，現在還在愁穿的時候，忽然得到版稅，命中有福，似乎是真的了。我拿了版稅，買了一套半新不舊的西裝，還約幾位同難者和田漢吃了一頓桂林特有的馬肉米粉。這時我給田漢看了蔡楚生畫的一張《黃坤逃難圖》，田漢大為讚賞，立即揮筆又寫了一首詩。對這件事，田漢寫過下面這麼一段話：
蔡楚生兄畫的《黃坤逃難圖》最為生動有趣，原來他們在逃難中都換了姓名，如郁風改名陳毓芳，夏衍改名黃坤，某日他由下水出發逃到台山某地，離台山尚遠，而日色已暮，星月暗淡，夏衍以洋傘挑楚生之藤筐和他自己的行囊，高卷其西裝褲管，忐忑而行，這一狼狽的姿態在楚生筆下成為動人的畫面。
楚生不是畫家，但這幅畫十分傳神，可以說是神來之筆，田漢讚嘆之餘，揮筆寫了一首五古：
風雲香島惡，遊子只顧返，昨過蛟龍窟，今遇鐵門檻。疾趨都斛鎮，途遠日已晚。衫如孔乙己，須如加拉罕，更如張伯倫，肩挑破洋傘。眼昏路不熟，心急腳愈懶。四海正蜩螗，一心盡肝膽，僕僕道路間，惟恐文明斬，幻作流民圖，聊以寄有產。
這幅畫和詩給予倩看了，他也在畫側寫了一首七絕。這張「流民圖」我一直珍藏著，作了難得的紀念品，不幸是在「文革」中也被紅衛兵抄走了。這次同難的人，經過十年內亂，田漢、楚生、金仲華、王瑩、金山……都離開人世了，走筆至此，淚下不能自已。
等到四月八日清晨，張雲喬才高興地告訴我，說機票買到了。我走訪了幾位老友，向他們告別，這時才從張志讓先生口中知道，中共廣西省委負責人是李亞群。這個名字我聽說過，但在那種情況下，只能托志讓代我向他致意而已。晚上，我才在高升戲院的後台找到了田漢，告訴他我明天可以走了，問他有沒有話要告訴郭老、翰笙和林維中，他說，你告訴他們，我在這兒還有做不完的事，就是了。
四月九日清晨，我坐歐亞航空公司的送客車到了二塘機場，天下著毛毛雨，原定是八點起飛的，後來說重慶大霧，不能起飛，等到九點半，准許上機了，引擎也響了，忽然又要大家下來，理由是要等一位要人，只能下來再等。這時田漢也趕來了，還從機場外面的草地上采了一束杜鵑花來給我送行，說這可以供你在萬里雲程中欣賞。飛機沒有起飛的動向，我勸他先回，他一定不肯，還說昨天你問我有什麼話，我想不出來，晚上想到你的《愁城記》，倒有點意見想講，可現在不是談創作的場所，有時間，我寫篇文章吧。我說，請你一定寫，你的意見我一定接受，他點了點頭。——後來他真的寫了，這就是他四月間寫的《序》。我這個人很少傷感，看頂苦的悲劇也不會流淚，可是，想起那一天的情景，他冒著雨去采了杜鵑花，興沖沖地送給我的時候，我的眼眶濕潤了，這是何等真摯的友誼啊！我們在機場上等了三小時，十一時起飛，毛毛雨還在下，望下去已經看不清人影了，這架十四個座位的螺旋槳小飛機進入貴陽時又碰上陣雨，機上的乘客幾乎全吐了，好在我既不暈船，又不暈飛機，所以，任憑飛機搖擺，我還是安安穩穩地到了重慶珊瑚壩機場，行前張雲喬給師毅打了一個電報，所以師毅用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汽車來接了我。
四月九日下午到重慶，當天晚上就在中一路孫師毅家裡見到了恩來同志，這是恩來同志事先約好的。一見面，他就和我緊緊擁抱，他說：「長沙一別，我兩次到桂林，你到香港籌款去了，一轉眼四年過去了。」我打算系統地向他報告香港淪陷前後的情況，才開了一個頭，他就說，總的情況，我已經知道了，除了金山帶來的口信之外，前幾天還看到了張文彬的電報，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韜奮和柳亞子的安全，韜奮不肯回重慶，決定去新四軍，可是這條路要經過上饒、上海，很不保險，而亞子先生是一個目標很大，又是一個性格很倔強的人，怕關係搞不好。我說，我聽第一批經過東江到桂林的人說，曾生、林平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犧牲保護他們的安全，估計目前已經脫離危險期了。我儘可能簡單扼要地匯報了香港撤退前後的黨的布置，並告訴他，除了肖紅病逝，和南社詩人林庚白在混亂中中流彈去世外，所有和我黨有聯繫的人都已經安全脫險，以及香港工委還妥善地選擇了一批政治上可靠而又沒有政治色彩的黨員長期隱蔽下來的情況，然後把問題轉到我今後的工作。我說，辦了幾年報，有點上癮了，這次回到重慶，讓我到《新華日報》工作吧。我以為這個要求是會得到同意的，恩來同志說，你今後的工作，我們考慮過，也和郭沫若、陽翰笙、杜國庠談過，潘梓年和章漢夫當然會歡迎你，你也可以給《新華日報》寫文章，但是，你在重慶還得爭取公開合法，以進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統一戰線工作。重慶這個地方很奇特，國共之間既有明爭，更多的是暗鬥，對這些，師毅會告訴你，我也已經要徐冰和你詳細地介紹。接著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恩來同志要我先去見見潘公展。這句話真的使我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於是恩來同志對我作了仔細的分析，《救亡日報》開辦的時候，本來商定是國共兩家合辦的，上海失守後他們撒手不管，皖南事變後，查封這家報紙，又是CC乾的，這一點他們虧了理，你可以不亢不卑地和他算算這筆賬。現在正是皖南事變之後的「緩和」時期，他不敢得罪你，你先去見了他，主動在你這邊，你後面還有郭沫若，這樣一來，你就爭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你去拜訪他，他會感到意外的，但你在重慶工作所需要的就是這種公開的文化人的身份。你主動地和國民黨的頭面人物見面，以後就可以在《新華日報》和其他報刊上寫文章，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到化龍橋和曾家岩五十號。這樣一講，我心裡踏實了，談到九點多，就由師毅陪我到天官府見郭老。沫若和我緊緊地握著手，用日本話說了一句「御苦勞樣（你辛苦了）」，海闊天空地談了一陣，然後把恩來同志對我的指示告訴了他。當時，重慶鬧房荒，他就留我住在天官府文工會。郭老、翰笙的住宅都很擠，我就在文工會對面二樓的一間會客室搭了一張「行軍床」，暫時安頓下來。我還記得一件事，就是當時鬨動了重慶的《屈原》，四月十日還有最後一場，沫若一定要我明天晚上去看戲，這是難得的機會，他不邀我，我也會爭取的。
第二天上午，我就去見了潘公展。這對他說來是突發事件，所以見我的時候，顯得很不自然。我照例寒暄了幾句之後，開頭就向他「報告」了《救亡日報》在廣州和桂林的情況，還有意地講了些余漢謀、李宗仁、白崇禧對這份報紙的支持。我還沒有講到皖南事變，他就插話打斷了我，說這些事我知道了，這也都是過去的事了，這次你們在香港受了驚，道藩先生很關心從香港回來的文化界人士，他派人到桂林去了，和你們聯繫上了沒有？我說不知道這件事。於是他緩和了語氣說，其實，有許多事，都屬誤會，像亞子先生、雁冰先生，有什麼必要要到香港去呢，現在平安回來了，很好，我和道藩有一個計劃，想請一二十位從香港回來的文化界朋友當文化運動委員會的委員，當然只能送一點微薄的車馬費。他講的是湖州官話，我也用杭州官話回答他（我的經驗，在封建社會，鄉音是一種有用的統戰工具）。我表示感謝，說：我覺得賣文為生，還是不參加政府機關為好，他敏感地反問，那麼你也不參加郭沫若先生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我肯定地回答，文工會也是屬於軍委政治部的，所以我也不參加。話不投機，談不下去了，我起來告辭，他也客氣地送我到門口。這樣，我總算向他掛了一個號，我要在重慶以賣文為生了。
回到天官府，我把和潘公展談話的經過告訴了陽翰笙、馮乃超。張道藩派了幾輛汽車到桂林去接香港回來的文化人這件事，他們都知道，並告訴我，CC派這樣做，主要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中國成了英美的同盟（現在許多人已經忘記了，中國和日本從一九三七年起已經打了五年仗，可是直到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才宣布正式對日宣戰！）；因此，為了爭取更多的美援，不得不做出一點「民主」的樣子。在天官府我會見了許多老朋友，也認識了許多新朋友，我也一遍又一遍地講了香港逃難過程中的那些「驚險」、「滑稽」的故事。這一天晚上，郭老在國泰電影院訂了一整排座位，請朋友們看《屈原》的最後一場演出。劇本好，演出也可以說是「明星大會串」，金山的屈原、白楊的南後、張瑞芳的嬋娟，真是珠聯璧合。那天晚上，郭老特別興奮，終場後，還約我到後台去和導演、演員和工作人員見面，這齣戲是應雲衛主持的中華劇藝社演出的，基本上是30年代「業餘劇人協會」的班子，當然也加上了不少新人，我們在後台照了相，一直談到午夜。這件事登了報，但消息傳到桂林就變了樣，說我飛到重慶的第二天就在《屈原》演出時當了客串，田漢為此而又寫了首打油詩，我只能寫信去更正，因為我一輩子不曾上台演過戲。
不久，我就到曾家岩五十號去找了徐冰。一九二八年他在上海，也是紹敦電機公司的常客，所以我們是熟人，他早已奉恩來同志之命，要他系統地向我介紹國內外情勢和南方局的情況，所以他已經準備好了一個提綱。傳達是從皖南事變後，一九四一年一月，南方局在重慶召開會議開始的，主要是講了恩來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就是為了認真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在國民黨統治區實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十二字方針，以及針對當時的黨內思想情況，恩來同志提出的「三勤」任務，這就是「勤學、勤業、勤交朋友」。總的說來是黨的領導機關要熟悉國民黨統治區各方面的情況，善於估計形勢、運用策略、創造各種各樣的工作方法，使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黨內的聯繫和黨外的聯繫相互配合。這次傳達整整花了一天，徐冰是個樂觀主義者，和廖承志一樣地愛開玩笑，所以傳達文件之間，也講了不少戰時陪都的「奇聞怪事」，這使我大開眼界，知道了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和一些民主人士、進步文化、文藝界人士的性格特點。他告訴我，不能把國民黨看做「鐵板一塊」，也不能用一個尺度去要求民主人士，也就是說，這裡的情況既複雜又微妙，要看到這是一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我在這個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的「周公館」吃了中飯、晚飯，除恩來同志外，我還認識了許多初次見面的同志，如錢之光、童小鵬、龔澎、陳家康、王梓木、章文晉、張穎、陳舜瑤、張劍虹等等。假如我記憶不錯的話，鄧穎超和徐冰的夫人張曉梅，也是在這一天認識的。我把和潘公展談話的情況告訴了恩來同志，他同意了我既不參加「文運會」，也不參加「文工會」的做法，同時還指示我，在你到《新華日報》去看望潘梓年、章漢夫、許滌新這些老朋友之前，一定要先到張家花園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去，拜訪老舍，和到中華劇藝社去看望應雲衛，他說：「勤交朋友」要儘可能多交新朋友。對老舍，我久聞大名，也讀過他的小說，但只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武漢見過一面，沒有深談。幾天之後，我專程拜訪了他，我們一見如故，他還和我到一家小茶館閒談了一個多小時。應雲衛則是30年代的老朋友了，他陪我到國泰電影院對面的一個大雜院去看了「中藝」的宿舍，二十多個人擠在兩間破破爛爛的屋子裡，見到了陳白塵、趙慧深、賀孟斧，然後他指著這些為了話劇運動而茹辛耐苦的窮朋友對我說：在重慶，我們過的是這樣的生活；然後又說，《屈原》演出成功，鬆了一口氣，但現在還是劇本荒，你來了，第一件事是向你「訂貨」，今年霧季的開場戲靠你了。我初來乍到，要了解的事、要做的事很多，只能姑漫應之，而老應卻認了真，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好，夠交情，一言為定。」
五月以後，從香港脫險回來的人陸續到了重慶，胡繩、喬冠華、胡風、吳全衡、宋之的、於伶、鳳子、還有王苹、王瑩、虞靜子、戴浩……等等。我記得先後開過三次歡迎茶話會，一次是郭沫若主持的，在「文工會」，一次是「全國文協」由老舍主持在張家花園，還有一次是張道藩出面在「文運會」。前兩次都開得非常熱烈，文化界朋友有的是小別重逢，有的是初次見面，留在重慶的人談了聽到香港淪陷的消息時對我們這些人的關懷和憂慮，從香港回來的人則談了香港淪陷後和途經東江游擊區的所見所聞，大家都情緒歡暢。而在張道藩召開的那次會就很不相同了，儘管張道藩對大家很客氣，講了一些言不由衷的歡迎詞，簡又文、王平陵等人也參加了，但一是出席的人不多，二是大家都是客套一番，誰也不講真心話。這是我第一次和張道藩見面，我很想對一九三六年他在南京搗亂「四十年代劇社」演出的事挖苦他幾句，結果還是自己控制住了，張道藩和宋之的在武漢同台演過戲，這一天他對宋之的談了許多話。散會出來，之的就對我和於伶說，張道藩說要請他當「文運會」委員，不必上班辦公，月致車馬費一百元，還說他們已向從香港回來的文化人，發了十幾份聘書，問我如何對付是好？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徐冰，請他向恩來同志請示。很快徐冰就回答我，組織上決定，黨員一律不接受聘書，非黨同志則可以由他們自己決定，並說，可以告訴之的，受了聘，我們也決不會見外，因為在當時的情勢下，「拿他們的錢，做我們的事」，也是有先例的，而且這也是一種可以取得合法地位的辦法（當時，史東山、白楊、舒繡文等都在「中央電影製片廠」和「中國電影製片廠」當導演、演員，但他們都在我們辦的劇團演話劇，當「中電」和「中制」廠方拍片要分配角色時，他們也都有願意不願意的自由的）。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宋之的，並說，現在大家都窮，拿他們一百塊錢也不無小補，可是，之的卻斷然拒絕了，他說，黨員不拿，我也不拿！他真有點燕趙豪俠之氣，連不必「折腰」的「五斗米」也還是不接受的。
重慶的霧很出名，重慶的熱也真出奇。一到六七月，氣溫就在三十五攝氏度以上，我在廣州、桂林一直以不怕熱出了名，可是重慶的悶熱可真有點受不了。我從來不曾睡過蓆子，現在，只能聽於立群的勸告，買了一張篾席鋪在行軍床上。從上海到四川來的「下江人」都說，重慶、武漢、南京是中國的三大「火爐」，其實，用「火爐」來形容是不一定恰當的，重慶的熱，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蒸籠」，使我吃驚的是在篾席上睡一晚，早上起來，在蓆子上會留下一片很深的人形的汗跡。在這種高溫氣候下，儘管應雲衛急如星火地催我寫劇本，這筆債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來不能還。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索性把天官府那間斗室的門打開，把蓆子鋪在門口的地板上，關了燈，好容易睡著了。到半夜，突然聽到一聲啊喲的叫聲，黑夜中一人撲倒在我的身上，打開燈一看，原來應雲衛又來逼債了；他滿面愁容，連連講了幾句「對不起」之後說，半夜三更打攪你，實在不應該，可是，今晚又和陳白塵再三研究，還得請你幫忙，你答允寫的本子，一定要在八月內交貨，沒有劇本，不排戲，誰肯借錢給我，你是「快手」，無論如何得在八月內趕出一個劇本來。他不斷地揩汗，看他的襯衫都濕透了，他放棄了一家輪船公司的優裕職務，為了話劇事業，挈婦攜雛，跑到這個烽火連天的山城，典當度日，還要低聲下氣地請朋友們幫助，這種精神實在使我太感動了，我毫不遲疑地回答，一定寫，按期交稿，寫得好不好就不管了。於是，他臉上就露出了笑容，好，這一下子我放心了，中藝有的是演員，最近又從香港回來了一批，你放手寫，角色多，服裝布景多，你都不要管，一切由我負責。這時他才從地上站起來，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這兒太熱，我給你到北碚去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但千萬千萬，一定要儘快寫好。他走了之後，我一夜不能入睡。我想起了一九二九年冬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情景，想起了為了話劇事業，棄家遠渡重洋，到蘇聯去學藝的朱穰丞，也想起了為了戲劇事業而在雨花台流血犧牲的宗暉……當然也還有正在戰地艱苦奮鬥的抗敵演劇隊，沒有這些無私忘我的先驅者，話劇這種外來的新興藝術，是不可能在中國成長發展的。不計成敗，不計工絀，一定得寫，於是我又想起了在桂林被禁的《再會吧，香港》。香港淪陷前後的許許多多親身經歷的事，可歌可泣的事，實在太多了。當時在重慶，曾流傳過一陣「文藝與抗戰無關論」，這件事，郭沫若和老舍都和我談起過，實際上，這種「理論」早在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有過爭論，就是「政治不要干涉文藝」。很巧，我到重慶不久就遇到闊別多年的丁瓚，和認識了也剛從香港回來的吳在東，他們都是醫生，和他們交談中，都談起過從事醫學、搞科學的人很少關心政治的問題，這就觸動了我想寫一個以「科學與政治」的關係問題為主題的劇本，這就是我向應雲衛交賬的《法西斯細菌》。聽了吳、丁兩位的談話，知道了許多「善良的、真純地相信醫學的超然性的醫生們，都被日本法西斯強盜從科學之宮，驅逐到戰亂的現實中來了，他們被迫著離開了實驗室，放下了顯微鏡，把他們的視線轉移到了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我想，這一類的事，該不只限於醫學界吧，正像過去有過（現在也還有）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家一樣，自然科學界同樣的也會有許多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家吧」（見《法西斯細菌》代跋之一）。
七月下旬，雲衛給我在北碚找到了一間靠山的小屋，地方很安靜，一個人住，中午和晚飯都包給了附近的一家小飯館，更有利的是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北碚圖書館，隨時可以去讀書看報，從抗戰起，亂鬨鬨地過了五年，一到北碚，真像是到了世外桃源，安靜、舒適，真是一個安心寫作的地方，活了四十二歲，這樣的靜寂生活還不曾有過。
我從丁瓚和吳在東那裡借來了一些醫書，也經過「文工會」的關係，向重慶圖書館借了一些有關的書籍，當我讀到當代細菌學家泰斗，同時又是一個傑出的詩人曾沙（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我完全被迷住了。我貪饞地讀完了這本書，又到圖書館去找到了一些他發表在前年《大西洋》雜誌上的那篇有名的自傳：《比詩還要真實》（More Truth Than Poetry），我決定了把一個善良的細菌學者作為我打算寫的戲劇里的英雄，同時，把我的意圖集中在《老鼠·虱子和歷史》這本書的結語上：
傷寒還沒有死，也許，它還要續存幾個世紀，只要人類的愚蠢和野蠻能給它有活動的機會。
野蠻和愚蠢是什麼？有常識的讀者可以想到：貧窮、牢獄和戰爭。——這一切，都和法西斯主義有著不可分的關聯。對於傳染病，現代醫學是有法子可以預防和治療，—— 最少也可以阻止其發展了，可是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恰恰阻止了醫學技術的進步，而助長了疫病的傳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Zins- ser早已證明了戰爭、虱子與疫病之間的關係，西班牙戰爭之後發生在佛朗哥集中營里的傷寒和其他的疫病，這也是誰都知道的事了，我不忍想像希特勒鐵蹄下的黑暗歐洲的衛生狀況，我更不忍想像日寇蹂躪下的淪陷區裡的同胞生活！可是，這還是「隨伴」著戰爭而來的災害呢，法西斯還不是在大量地製造和散布霍亂、傷寒、黑死病乃至「黃雨」之類的細菌彈嗎？死於自發的和人為的疫病之外，「戰爭」本身不還每天每天的殺傷著千萬個年輕有為的人之子、人之夫、人之父嗎？我禁不住借了一個劇中人的口，講出了我自己要講的話來：
傷寒和其他的疫病，每年不過死傷幾萬乃至幾十萬人罷了，可是法西斯細菌在去年一年內，不已經在蘇聯殺傷了千萬人嗎？——
法西斯主義不消滅，世界上一切衛生、預防、醫療的科學，都只是徒託空言，真正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只有在和平、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才能生根滋長的。
這個原來題名叫《第七號風球》的劇本，如期在八月底交卷，應雲衛看也不看，連連說「夠朋友」，就拿去油印了。事實上，老應也是夠朋友的，他明知我過去寫的劇本都不上座，這齣戲他卻選了最好的演員和舞台工作人員。為什麼用《第七號風球》這個名字，主要是當時文網森嚴，怕戲劇檢查處看到「法西斯」這三個字就會扣檢。當我七月間去北碚之前，我到化龍橋《新華日報》編輯部去過兩次，第一次見到章漢夫的時候，還來不及敘舊，他就向我訴苦，說在這個地方辦報，當編輯實在太困難了，他拿起一張前一天的報紙給我看，說你看看這版面就知道了，這是七月七日的報，一方面登了馮玉祥、張發奎、郭沫若、沈鈞儒和日本人反戰同盟負責人鹿地亘等為紀念「七七」五周年而寫的題詞和文章，但是第一版上的中共中央紀念抗戰五周年的宣言，和董必武寫的社論，卻被檢刪了許多地方，留下了一塊塊的空白。漢夫還拿出幾份舊報給我看，幾乎每天都有一兩條奇特的「編者啟事」：
本版今日原擬發表的×××先生的文章，被新聞檢查處檢扣，未能發表，特向作者致歉。
章漢夫對我說，你在廣州、桂林，環境也許好一點，我在武漢、重慶，麻煩就多了，武漢那一段是「內憂」，在這兒則是「外患」。我不懂他的意思，他說，在武漢主要是王明的刁難和挑剔，每天早上就提心弔膽，一個標題，一句話他認為不妥，就要挨罵，譬如三八年三八婦女節登了一張鄧穎超的照片，沒有登孟慶澍的，他就大發雷霆。現在恩來、董老在管，這類事不會有了，可是國民黨的「新檢處」實在太不講理，送小樣去審查，要麼用紅筆打一個大×，有的則蓋一個戳子：「免登」、「緩登」。我們把扣發的文章開了「天窗」，第二天還要打電話叫梓年和我去「聽訓」，跟他們吵也沒有用。你大概也聽說了，抓報販，郵局扣報，打人……真是花樣繁多。聽了他這些話，我才把《法西斯細菌》這個劇名改為《第七號風球》。「風球」這個詞，大家都不懂，因為這是東南亞一帶的常用名詞，那一帶地方七八月間經常有颱風，當地氣象台就用風球來傳遞信息，二三級大風，香港就掛風球，風愈大，風球就升級，所以《第七號風球》，意思就是特大的颱風即將襲來的緊急警報。但郭老看了這個劇本之後，不贊成用這個古怪的劇名，他說，還是用原來的名字好，現在美國參戰了，美國、英國報上也在講反對法西斯，你可以看看重慶報紙，「反法西斯」的話，都沒有被扣檢。我查了一下《新華日報》，果然也有反德日意法西斯聯盟的文章，於是又把劇名改了過來。
這齣戲是十月二十日左右在國泰電影院上演的，當時，我還住在北碚，首場演出沒有看。大概在三天之後，恩來同志派人通知，要我當天下午進城，因為他請了幾位醫生看這齣戲，要我去作陪。到了曾家岩，恩來同志很高興地對我說，這齣戲寫得不錯，我打算請幾位醫生看看、聽聽他們的意見。他說，皖南事變之後，重慶文藝界萬馬齊喑，我們在這個時期鑽了國民黨的一個空子，沫若的《屈原》打破了十個多月來的沉悶，連國民黨的「要人們」也去看了，當然他們也知道，戲裡罵的是什麼人，但這是古代的事，是歷史，他們也沒有辦法。吃晚飯的時候，我問徐冰、張穎，這齣戲賣不賣座，他們都說第一天大概有八九成，在重慶已經很不錯了。恩來同志說，我在延安看過你的《上海屋檐下》，在這裡看過《一年間》，我還是喜歡這齣戲，清淡當然也是一種風格，但我覺得你的戲寫得太冷。飯後一起到了劇場。恩來同志請了五六位中外醫生，除了丁瓚之外，我記得還有一位後來成了我的鄰居的奧地利人弗來茨·揚生。恩來同志都給我作了介紹，但我現在都已經記不起名字了，其中有一位姓韓的著名牙科醫生。這幾位醫生對我的習作有什麼意見我不知道，但是幫助我寫成了這個劇本的吳在東和丁瓚，都是為我這個劇本的演出而感到非常高興。這齣戲能夠上演，我就天真地認為出單行本是不成問題了。因此，美學出版社要去了這個劇本的修訂稿之後，我曾寫過兩篇短短的「代跋」，但是真是出於意外，「戲劇檢查處」通過的劇本，還是被「書報檢查處」禁止了。因此，直到一九四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我的劇本集時，我才有機會在扉頁上寫了「獻給W（吳）T（丁）」這一句獻詞，沒有他們，這齣戲是寫不出的。書被禁了，事情卻還有餘波。到了下一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位評論家對這個劇本提出了頗有一點火氣，也還用了不少教條八股語彙的批評。批評的論點是：一、我給主人公俞實夫「布置」的上海、香港、桂林這幾個都不是「典型環境」，假如這位科學家處身在「一個戰爭尚未直接波及的地方」，那麼他就不會放棄他的研究工作而去參加紅十字會的工作了，因此他斷定俞實夫的轉變是不真實的；二、他認為要「勉強」科學家參加戰時實際工作，是一種「前線主義」。我讀了之後，認為這只是與戰爭無關論的翻版，不打算和他爭辯。可是事有湊巧，正在這時，經龔澎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參加抗戰醫務工作的劉秉揚博士（更巧的是他是《老鼠·虱子和歷史》作者的私淑弟子），也和他談到了《法西斯細菌》的問題；他告訴我，美國雖則已經參戰，但他們所在的大學還處在「一個戰爭尚未直接波及的地方」，可是在美國，不僅專攻細菌學的中國人和他自己，美國一參戰，Zisser研究所的全體人員，都已經離開研究所，到盟國的「前線」去了。那時候，德日意三國同盟的敗象已經顯露，墨索里尼已經垮台，於是我又在《新蜀報》上寫了一篇也帶有一點火氣的文章，《公式、符咒與「批評」》，這篇文章居然漏過了檢查網，全文發表了。
從一九四二年六月份起，我開始給《新華日報》的副刊寫文章，也在國際版上寫一點時評之類，有被扣被刪的，也有好運氣登出來的，客觀形勢使我學會了用曲筆，懂得了「摸氣候」，當時是羅斯福的新政時期，西方記者把那時的美蘇之間的關係說成是「蜜月時期」，所以只要下筆用心一點，還是大有空子可鑽的。由於恩來同志囑咐我要以「公開合法的文化人身份」從事統戰工作，所以我在《新華日報》寫文章，很少用夏衍這個筆名，記得起來的，大部分用的是余伯約，至於用司馬牛的筆名寫雜文，這大概是在一九四三年以後的事了。
一九四二年夏，重慶有三個劇團（中華劇藝社、中國萬歲劇團、中國青年劇社）的導演演員們都在北碚「避暑」，這正在我寫《法西斯細菌》的時候，按我的習慣，一般晚上是不寫作的，所以每天四五點鐘，我就有和戲劇界的新老朋友聚談的機會。我離開重慶之前，恩來同志曾交給一個任務，要我利用這段時期，「勤交朋友」，記得他曾對我說過：你有一個有利的條件，就是你在廣州、桂林、香港辦報的時候，認識了一些國民黨的黨政軍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例如你在桂林和國民黨的師長韓練成成了好朋友，在香港認識了反過共的林庚白，這樣做很好，不要把這類事看得不重要。現在到了重慶，交朋友的面要更廣一些，對於政治上、文藝思想上意見不同的人，對他們也要和和氣氣，切忌劍拔弩張，這方面我們犯過錯誤，吃過虧，千萬不要再犯。他又說，你是搞戲劇、電影的，這方面，在重慶就有許多可以團結和必須團結的人，對過去不認識、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懼，只有把對方當做朋友，人家才會把你當做朋友。——這樣的話，恩來同志不止和我講過一次（在桂林，李克農同志也對我講過同樣意思的話，不過，他講得更加直率一點，例如他說，在國統區，菩薩要拜，鬼也要拜等等）。三十年代「左」傾路線時期不必說了，抗戰以後，我一直在白區工作，有時還「獨當一面」，實踐經驗也告訴我，不論在工作順利或形勢嚴峻的時候，我們這種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是驕傲和急躁，前者是總以為黨員比人家進步，高人一等，後者是在團結人和爭取人的時候，總想「畢其功於一役」，懶得做耐心細緻的工作。恩來同志這些話我一直銘記在心，特別是讀了毛澤東同志的《整頓黨的作風》之後。
當時在重慶，即使在戲劇界我也還有許多人不熟悉，因此，「勤交朋友」得先從戲劇界做起。經陳白塵的介紹，我首先認識了吳祖光，這時，我還沒有看過他的成名之作《風雪夜歸人》，但他的劇本《文天祥》，我是看過的。第一次見面是在我去北碚之前，我們一見如故，他是生長在北京的南方人，熟悉老北京的許多奇聞軼事，又是一個講故事的天才，他和我講了不少曹禺在江津劇校時的故事，所以我就經他的介紹，在北碚認識了曹禺和張駿祥。我和他們兩位都是初交，但我早就讀過《雷雨》、《日出》，還特別喜歡《原野》，這三個劇本對我都有啟發，特別是在刻畫人物性格上。張駿祥的劇本，賀孟斧曾借給我看過他用袁俊筆名寫的《小城故事》，吳祖光還特別和我說過，他是留美專攻戲劇的專家，所以在一個盛暑的晚上，在北碚的一個露天茶座第一次會見的時候，一點不假，我是懷著向他們求教的心情的。但事情常常和主觀臆想相反，他們溫文平易，沒有一點大作家、名導演的「架勢」，特別是曹禺，我的第一印象是過於拘謹。北碚地方不大，但文化藝術界在這兒避暑的人不少，應雲衛、陳鯉庭、賀孟斧、以及在重慶出了名的「四大名旦」（白楊、舒繡文、張瑞芳、秦怡），也在這兒度過長夏。每天晚飯後，我下坡來散步，總可以碰到許多熟人，房子裡太熱，北碚又沒有文娛場所，於是在露天茶室喝一杯茶或者「玻璃」（白開水），就可以消磨兩三個鐘頭。戲劇界的朋友在一起，談得最多的是大後方搞戲劇運動的困難：租劇場困難，可演的劇本少，以及審查嚴、捐稅重等等。記得我和陳鯉庭、張駿祥有過一次長談，談的主要是提高話劇質量的問題，話是從「轉形期」這個問題談起的，我說，二三十年代，像田漢的南國社、朱穰丞的辛酉社，他們對戲劇運動都有一種也許可以叫做「殉道者」的精神，吃苦賠錢，在所不計，但話劇的觀眾都還是局限於知識分子和中等生活水平的職員、店員。抗戰之後，十幾個救亡演劇隊赤手空拳地奔赴戰地，除了愛國主義之外，也不能否認還有一種「為劇運」而奮鬥的理想。現在抗戰已經五年，話劇開始為工農群眾所接受了，我們的戲劇工作者也已經逐漸從「業餘」轉向「職業」了，我認為這是話劇運動的一個「轉形期」，在這個時期，審查嚴、捐稅重是外在的困難，也許可以說是我們的疏忽或者錯誤，就是太看重劇本，而忽視了導演和演技的提高。重慶當時有三個「職業劇團」，但即使在霧季，也不是每個劇團都有經常性的演出，讓大批戲劇工作者窩工、坐茶館，為什麼不利用這個時間，讓編劇、導演、演員等等都來做一些提高業務水平、藝術水平的工作呢？像我這樣的還沒有下海的票友，寫了些不成樣子的劇本，也感到內疚，那麼已經下了海的票友，就不該心安理得了，所以我說，就應該利用這個困難時期，來打好話劇藝術的基礎，為將來的正規化劇院做準備。鯉庭正熱心地在研究斯丹尼斯拉夫斯基，駿祥則是學有專長的「青藝」的院長，所以他們都同意我的想法，下一年，駿祥還要我把那一天的談話整理出來。我就寫了一篇題為《論正規化》的文章，發表在什麼雜誌上已經記不起了。這篇文章也引起過爭論，我自己也覺得在那個亂鬨鬨的時代論正規化，的確也有點「不合時宜」。
我在北碚住到十月下旬，才回重慶，一面給《新華日報》寫文章，一面為改編托爾斯泰的《復活》打腹稿。改編這齣戲，有兩個原因，一是由於陳鯉庭和白楊的慫恿，鯉庭想把這齣戲搬上舞台，白楊則很想演卡秋莎這個角色；其次是當時有個中蘇文化協會，會長是孫科，主持實際工作的是張西曼（因為他公開地親蘇親共，所以有人給他取了個綽號叫西曼斯基），中蘇文協表面是「太子派」的團體，而具體的支持者，駐會工作者除張西曼外，還有葛一虹、郁文哉、蔣燕……等等。張西曼看了《法西斯細菌》之後，就一再要我寫個劇本，為「中蘇文協」義演。這兩者交叉在一起，鯉庭和白楊就逼著我改編《復活》。我在日本時讀過一些俄國小說，但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我最喜歡的是契訶夫、果戈里和屠格涅夫，而對托爾斯泰則既欽佩、又有點嫌他動不動就大講哲理，可是現在已經逼上梁山，那就只能硬著頭皮，來冒一次失敗的危險了。從一九四二年冬到一九四三年二月，我一有空就到重慶圖書館去讀有關《復活》和托爾斯泰的書，我居然找到了一整套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的《大托爾斯泰全集》，和耿濟之譯的《復活》。我這個人有一個壞習慣，要麼隨意瀏覽，不求甚解，但一旦鑽了進去，就會著迷。讀了這些書，一方面覺得對托爾斯泰有了進一步理解，另一方面也就越來越感到改編的困難。這部小說不止一次改編過戲劇，先是法國的巴大葉，其次是田漢，同時我也看過英國和蘇聯改編的電影，這些都可以作為參考，當然也能搬用。任何一個改編者對原作都會有不同的看法，對戲的主題，也不可避免地會有所偏重。田漢改編的本子很出色，但他似乎太著重於俄國的土地制度問題。貴族出身的托爾斯泰一直想接近農民，替農民做些好事，他說過：「學習使你們自己和人民血肉相關」，但他也加上了一段話：「我還想加上，學習使你們自己成為人民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這種不該單用你的頭腦（用頭腦來同情是容易的），而應該用你們對人民的愛，用你們的心。」我曾經在一個時期熱心地讀過一些英國女作家維季尼亞·渥爾夫（Virginia Wolfe）的文章 ，她不止一次地引用托爾斯泰的這句話來自勉，於是我就把這一段托翁自己的話，來作為改編的脈絡。
《復活》於一九四三年完稿，經陳鯉庭的精心排練，於同年四月作為「中蘇文協」籌款而正式公演。首演那一天蘇聯駐華大使和文化參贊費德林來看了戲，還到後台去會見了導演和演員。劇本送審的時候，據應雲衛說，「戲劇檢查處」的負責人看也不看就蓋了一個「審訖」的圖章，理由很簡單，「中蘇文協」的會長是孫科。托爾斯泰是大作家，導演、演員都是一時之選，時間又碰上了蘇德戰場上蘇軍開始反攻的時候，因此，這齣戲在我所寫的（改編）劇本中是比較賣座的。
戲上演了，但我卻並不感到輕鬆。在當時，以至到「文革」，這齣戲一直是我的一個沉重的包袱，文藝界每次搞運動，總有人算我的老賬，要算的是什麼賬呢？正像我改編《祝福》時加了一段祥林嫂砍門檻的戲一樣，就是我把卡秋莎的性格加強了一點，她最後拒絕了那位貴族的懺悔。關於祥林嫂那一案，儘管直到今年（一九八四）還有一位批評家扭住我不放，但那倒是我親自請示過毛主席，他老人家點了頭，說「可以，現在，結尾不必寫得那樣悽慘了」；而卡秋莎這一案，現在依然是「懸案」。為什麼這樣寫，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
Virginia Wolfe 曾經不止一次引用過托爾斯泰上述的那一段名言，但是最近有人正確地批評她，由於她過於洗鍊的感覺，終於限制了她只能停止於「懂得了應該」，而實際上還是不能和人民血肉相關。要使被壓損（strain）了的物體恢復原狀，要使為了要適應這個奇怪的「社會」而變形變性了的、曾經被叫做「人」的動物重新回復到正直、樸質、具有正常感覺的 human being ，這是如何困難的事啊 ，— — 在《復活》這兩個字前面，我真的有點感到恐懼。
已經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我的想法一直沒有改，看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
一九四三年是個很不尋常的年頭，蘇聯紅軍開始在東線反攻，從收復了羅斯托夫之後，接著又傳出了哈爾科夫大捷的喜訊。這一年初，紅軍大舉向基輔、向斯摩棱斯克，以閃電般的速度進攻，同時，美國參戰之後，用空軍和海軍向蘇聯支援了大批軍火，在這種情勢下，被占領了的法國地下軍也開始活動了，法共的《人道報》也在繼續出版，《新華日報》創刊五周年的時候，英共的《工人日報》還發來了賀電。這時喬冠華用於懷的筆名，在《新華日報》寫「每周時事述評」，很受讀者的歡迎。南方局外事組的成員（王炳南、龔澎、喬冠華、陳家康……）都是我的熟朋友，他們那裡有不少外面看不到的外文書刊，所以一有空就到他們那裡去看報和聊天。我也經過他們，認識了當時在重慶很活躍的外國朋友，就是蘇聯駐華使館文化參贊費德林，美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費正清，這兩位「費先生」都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蘇聯不必說，美國在羅斯福執政時期也派了一些很開明的、甚至同情中共的外交官和記者到中國來，費正清又是漢學家，所以很快就成了相處得很好的朋友。我在這時期給《新華日報》寫了不少談國際問題的文章，記得起來的還有《歐洲的地下火》、《英國事象》、《興奮之後》，以及慶祝法國國慶一百五十四周年的《祝福人類抬頭的日子》等等，這些短文不涉及中國內政，「新檢處」都開恩放過了，只有一篇：《我的心不能平靜》，那是為祝賀紅軍在史達林格勒大勝而寫的，不知為了什麼，這篇文章遭了「腰斬」，開場白之外，全部開了天窗，費德林知道了這件事（因為文章前面還留了一個副標題：「致蘇聯友人」），他為我不平，把原稿要了去，譯成俄文全文在《真理報》上發表了。
也就在這一年春季，我們從美國記者口中常常聽到一種很奇怪的議論，說你們中國共產黨是在農村發展壯大起來的，黨員裡面農民也占多數，那麼為什麼要自稱共產黨而不稱農民黨呢？對那些年輕的美國記者，跟他講理論，他們是聽不進去的。他們的意思是：因為你們是共產黨，所以美國政府只能援助國民黨，假如你們改名中國農民黨，那麼美國就可以放手幫助你們了，我們反問他，羅斯福不是正在援助蘇聯共產黨嗎？於是他們只能用「那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來回答了。到這一年六月，這個奇怪的問題，才使我們明白過來，原來是英美政府利用蘇聯急需軍援和希望英美早日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就乘機對蘇聯施加壓力，這是從許多外國共產黨改名為工人黨、勞動黨，以及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正式向國際各支部建議解散共產國際這一步驟可以看得出來的。六月中旬（記不清具體的日子）恩來同志在紅岩召開了一次擴大幹部會議，宣布了這一決定，大意是：「今年五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為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並考慮到各國鬥爭情況的複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處理面臨的問題，建議解散共產國際。我黨中央表示了同意共產國際的建議，同時還指出，中共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過共產國際的幫助，但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下，領導上的報告、指示，是不許作筆記的，所以上記括弧中的話，是我憑自己記憶，回到曾家岩後又和陳家康作了核對，抄在一本閒書的扉頁上的，現在居然找到了這本書，所以上述傳達大致是可靠的。恩來同志在這次報告中也含蓄地談到了一些我黨「六大」以後共產國際和我黨之間的關係，並對「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及「各國鬥爭情況的複雜」這兩點，作了詳細的闡述。我們這些人過去也知道一些共產國際的歷史，但一直是把第三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看做是至高無上的權威的，所以乍聽到共產國際的解散，思想上的震動是很大的。由於此，我們對希特勒侵蘇以前的許多國際間的大事，特別是蘇芬戰爭，蘇聯進兵波羅的海三國，以及蘇德協定等等，都是以共產國際和蘇聯「劃線」的，對蘇聯出兵波蘭、史達林和松岡洋右擁抱等等，我自己也寫過一些為蘇聯辯護的文章。因此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決定，思想上的波動是很大的，當然，回頭來想想過去，對恩來同志所說的「長期以來中共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來決定自己的政治、政策與方針」，則是很快就可以想通，是完全同意的。
這種大事有非常複雜的國際政治背景，所以國民黨是不會放棄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的。從六月份起，重慶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給他的各級黨部發了一個秘密指令，立即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們叫嚷：共產國際解散了，中國共產黨也應該解散；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連平時不會公開反共的報刊也隨聲附和起來，《新華日報》和《群眾》首當其衝，當然不能緘默，不能不起來應戰。但是反動派除了可以運用「新聞檢查」這一工具之外，還派大批特務搶走報童手裡的報紙和其他印刷品（有一段時期，我們曾把被扣檢的黨的文件、社論、文章等等印成小冊子，由報販隨報贈閱），甚至不止一次在《新華日報》發行部放火。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這一年七月一日，報社前兩天將一篇社論《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二周年》送審，「新檢處」不僅不准發表，而且把原稿扣留。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發表的《七七宣言》前三天送檢的時候說要「研究」，約定下一天去取，先說沒有收到，給他們看了送稿回戳時才說「此稿免登」，熊謹汀親自到「新檢處」去交涉，才勉強說「可以登，但要刪節」，一看小樣，竟被刪去了兩千多字，這還不算，到七月六日，突然又下命令，這篇宣言不准發表。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憲兵、警察和便衣特務的包圍化龍橋一帶是不可避免的了。我當時寫過兩篇雜文，一篇是歷史小品，一篇的題目是《口謗與腹謗》，連借古喻今的曲筆也不放過，在小樣上都蓋上了「免登」。
與此同時，胡宗南還結集兵力，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全面的內戰危機一觸即發。但是反動派實在太蠢，最突出的一點是他們不識時務，當他們把大半個中國丟給了日本，而美國正打算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立空軍基地來加強在遠東的軍事力量的關鍵時刻，反動派想要發動全面內戰，顯而易見，這種做法，不僅在國內、而且在黨內也引起了強烈的反對，連他們的外國主子也不會同意的。這一次反共高潮的時間比前兩次都短，一方面很快遭到了國內進步民主人士和國際輿論的強烈抗議，美英兩國也對蔣介石施加了壓力，所以除了一小撮托派分子和特務組織喧鬧了一陣之外，到秋末，要「解散共產黨」的聲音就聽不見了。當然，延安三萬群眾召開了緊急動員大會，表示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是使這一場醜劇迅速收場的一個重要因素。
由於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蔡叔厚也在這時候從上海趕到重慶，代表參加了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黨員向南方局來請示他們今後的工作——特別是組織關係問題。他先找到了徐冰，徐冰約劉少文（張明）和我商量，請示了恩來同志，恩來同志要他們繼續長期隱蔽，今後由劉少文和他們單線聯繫。
在這裡得補記一下戲劇界的事情。應雲衛主持的中華藝術劇社演出了《復活》之後，為了經濟上的原因，決定到成都一帶去巡迴演出了，張駿祥不願意再當中國青年劇社的社長，辭了職，於是 CC 派的閻折梧就想繼任社長這個職務。這件事張穎告訴了我，我請示了恩來同志，他考慮了一下之後對我說，你去請馬彥祥來接替張駿祥。他分析了形勢，對我說，「三青團」的負責人是張文伯（治中），他是不會把劇團交給 CC 派的，馬彥祥政治色彩不濃，只要他肯出來，張文伯是會同意的。我說「三青團」的名聲不好，進步文化人是不願意沾手的，張駿祥不干，可能也是這個原故；恩來同志果斷地說：你去勸他出來勉為其難，他假如不肯，你可以說，這是我的意見。果然，馬彥祥再三推辭，直到我說了這是恩來同志的意見，他才接替了這個職務。由於「中藝」走了之後，我們不能沒有一個新的劇團來填補空白，所以得到恩來、沫若兩位的同意，決定由於伶、金山、宋之的和司徒慧敏來組織了中國藝術劇社（「中術」）。這一批人都剛從香港回來，在戲劇界有聲望，國民黨也不敢公開禁止，所以為了爭取公開合法，還請了張道藩等國民黨人為掛名理事，並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成立大會。好在儘管「文網森嚴」，在文藝、新聞界進步力量還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事先和《新民報》、《新蜀報》等川系報紙及《時事新報》（當時唐納在當編輯，他是孔令侃的同學）打了招呼，所以「中術」成立的消息在許多報上都刊登了。「中術」在重慶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之後，除了黨的靈活策略之外，主要靠的廣大群眾的支持，在「大後方」干任何一件事，沒有群眾的支持，是寸步難行的。
在一九四三年春，我大部分時間忙於「中術」的創建和演出工作。在重慶，關於《整頓黨的作風》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們知道得較晚，看到的文件也不多，據我記憶，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延安中央黨校的講話《整頓黨的作風》，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則直到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一個「摘要」。對於整風，《新華日報》曾發表過一篇社論：《敬告本報讀者——請對本報提出全面的批評》，社論說：「本報既為中共的機關報，又以人民喉舌自期，就更加要切實執行整頓三風的工作」，「本報與讀者，是相依為命的，有如魚水之不可或離，如本報不能得到讀者的誠懇而又大膽的批評，那就像盆鮮花缺少了清水的灌溉，而終於枯萎。」我已經記不起具體的時日，大概是在九月初，在董老的主持下，還對《新華日報》的工作人員和作者，進行了一次「整風」，這是我經歷過的第一次整風，受到批評的有章漢夫、陳家康、喬冠華和我。章漢夫是當時實際上的總編輯，他的失誤最大的一件事是國民黨政府主席林森去世的那一天（一九四三年八月），報上全文登載了中央社發的消息和照片，並圍了一個很大的黑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作為中共黨報，這樣做顯然是不對的；對喬冠華、陳家康和我，主要是在副刊上寫的文章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尤其是對羅斯福的「新政」作了不正確的看法，宣傳乃至欣賞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自由、民主」。前面提到過的我寫的那篇《祝福！人類抬頭的日子》，就是一個例子。這次小整風批評是坦率、尖銳的，但並沒有什麼「殘酷的鬥爭」。我們這些人在「大後方」工作久了，誇誇其談，自以為是，幾乎已經成了習慣，所以在國內外鬥爭嚴峻的時刻，這次整風對我來說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這幾個人都作了自我批評，但並不覺得因此而背上了包袱，所以我們還是繼續不斷寫文章。在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後，除了在《新華日報》上用余伯約、姜添、韋彧等筆名寫了不少雜文之外，我還在《新民晚報》、《新蜀報》、《天下文章》、《國訊》等報刊上寫過文章。如前所說，給《新華日報》寫的政論性的雜文，被扣檢的不少，但關於戲劇、文藝方面的評論、雜文，大部分還是能夠登出來的，如《論正規化》、《人、演員、劇團》、《論戲德》等等。我還記得《論戲德》這篇文章，是讀了李健吾的新作《雲彩霞》之後，聯想到當時話劇界某些演員的爭名爭利，有感而寫的，的確在重慶戲劇界也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後來，在我和宋之的、於伶集體創作的《戲劇春秋》中，又塑造了一個唐倩倩這樣的、有才無德的人物，來加以鞭撻。了解一點中國話劇史的人都知道，唐倩倩這個人物不是完全虛構，而是有模特兒的，這個人在演技上是個好演員，而其後果，則是十分悽慘的。大概可以說，一九四三年，是我在重慶時期雜文寫得最多的一年。
第三次反共高潮過去之後，由於進步民主運動的興起，再加上蘇美雙方都對國民黨施加了一些壓力，所以到一九四四年初，國民黨假惺惺地作了一些騙人的小動作。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一位蘇聯駐重慶的記者告訴我，說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舉行了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對一大批洋記者說：「我們坦白地承認，過去幾年的新聞檢查的辦法，有一些不適當之處，致使新聞界感到不滿，使你們遇到了不少麻煩，現在政府正在檢查研究，準備放寬尺度。」這位蘇聯記者是我的老熟人，他是當做一個「好消息」來告訴我的，我坦率地告訴他，不要太天真。第一，這些話是對外國記者說的，特別是對美國記者說的，因為美國報上有過幾次對國民黨的「不民主」提出了批評，有些文章甚至公開指名罵了國民黨的「最高領袖」，所以他們不能不做一些姿態，但即使真的「放寬」了尺度，也只是對你們外國人，對我們中國記者是輪不到的；第二，梁寒操這個人是「太子派」，儘管他現在已經投靠了CC，當了宣傳部長，但他的話的「實際價值」是有限的。這位蘇聯朋友聽了之後只能聳聳肩膀，說原來如此。事實也是這樣，正在這個時候，《新華日報》上還可以經常看到「某某一文不能刊登，特向作者致歉」的編者啟事。
在這之前，梁寒操還和潘公展、張道藩合作，由文化運動委員會張道藩出面也舉行了一次招待會，宣布政府決定，每年二月十五日為「戲劇節」，表示國民黨對戲劇工作的重視；當有人問戲劇審查的尺度能不能放寬，壓得戲劇界喘不過氣來的「娛樂稅」能不能減免時，張的一個小嘍囉只能支支吾吾地說：「政府正在研究。」對此，我也寫了一兩篇文章；《不止於祝頌》和《我們在困難中前進》等等。
一九四三年七月，我的妻子帶了子女到重慶來了，一家四口，就不能再擠在文工會的會客室里了。唐瑜給我在臨江路附近的一個大雜院裡擠出了一間小屋，我們就在那裡暫時安頓下來；當時沈寧十二歲，沈旦華六歲，到晚上，四個人橫排著睡在一張床上，用一張條凳擱腳，這件事四十年後記憶猶新。唐瑜是個熱心人，他賣掉了在緬甸經商的哥哥送給他的半隻金梳子，在中一路下坡蓋了兩間「捆綁房子」（戰時重慶窮人住的泥牆、竹架的一種特殊建築）。唐瑜和我各住一間，沒有門牌，為了寄信方便，我在屋前豎了一塊木板，上面寫了「依廬」這樣一個很好聽的名字，還養了一頭名叫「來福」的狗，我們一家在這裡一直住到抗戰勝利。《戲劇春秋》、《離離草》、《芳草天涯》這幾個劇本，都是在這間風雨茅廬中寫的。
「依廬」這兩間房子從租地皮、「設計」到施工，都是唐瑜一手經辦的，我一分錢也沒有花，一分力也沒有出，文藝戲劇界朋友們，稱讚他居然成了一個「建築師」。他也對造房子發生了興趣，不久之後，他又狠了狠心，把他原來在昆明和夏雲瑚合資經營的一家電影院的股本轉讓給別人，用這筆錢又在離「依廬」不遠的坡下租了一塊地，「親自繪圖設計」，又造了一間可以住十多個人的大房子，呼朋引類，讓當時沒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進去，這就是「文革」中喧鬧過一陣的所謂「二流堂」。唐瑜搬到「二流堂」去之後，他又把我隔壁那一間房子無償讓給了進步的奧地利醫生弗里茨·揚生。當時住在「二流堂」的，有吳祖光、高汾、呂恩、盛家倫、方菁、沈求我，他們之中，除高汾是新聞記者之外，其他都是沒有固定職業的文藝界的「個體戶」。這些人都有專業，如吳祖光是劇作家，方菁是畫家，盛家倫是音樂家，呂恩是演員等等。戰時重慶談不上有文藝界集會的地方，朋友們碰頭主要的方法是「泡茶館」，加上當時茶館裡幾乎都有「莫談國事」的招貼，現在有了這樣一所可以高談闊論的地方，有時候唐瑜還會請喝咖啡，於是，很自然地這地方就成了進步文化人碰頭集會的地方。這「二流堂」所在地可能是一塊「風水」很好的「福地」，因為在這兒住過的人，除盛家倫在五十年代去世外，其他的人都還能活到現在。至於「二流堂」這個名字，也是頗有來頭的，有一次郭沫若和徐冰到這地方會見朋友，雜談中提到延安傳到重慶的秧歌劇，如榮高棠、韋明同志等在《新華日報》演出過《二流子改造》等等，郭老看了一下周圍的人，開玩笑地說，住在這裡的都沒有固定職業，都是二流子，你們這個地方可以叫做「二流堂」；這是一句開玩笑的話，在座的人不僅不以為意，而且還要郭老寫下來作為「堂名」來自嘲一番。想不到正像《十五貫》里的「戲言成巧禍」，十幾年之後，一九五七年，這句「戲言」居然成了「大禍」，硬把「二流堂」說成「裴多菲俱樂部」和「反黨小集團」，一直到「文革」時期，凡是在這裡住過的人，無一不受到株連，「二流堂分子」這頂帽子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能摘掉。唐瑜這個「堂主」不必說了，連我這個不住在「二流堂」，但經常到那裡去的人，也加上了比「分子」更厲害的「後台」這樣一個罪名。《十五貫》的祖本「錯斬崔寧」中規勸世人「顰笑之間，最宜謹慎」，現在看來還是有道理的。
一九四三年秋，國內外形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創造了「勞力與武力相結合」的新的鬥爭方式，大生產運動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傳統，克服了日、偽對解放區的進攻和封鎖，以及蔣介石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所造成的困難，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在大後方，以團結、抗日、民主為口號的統一戰線深入發展，即使在重慶，包括國民黨內的進步人士和民主黨派、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在內的反對一黨專政，要求民主憲政的力量日益壯大。
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節節敗退，德日法西斯的敗象已日益明顯。這一年冬，林伯渠、王若飛同志從延安到重慶，郭沫若同志在天官府文化工作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有三四十位進步民主人士參加的歡迎宴會，林老和王若飛同志作了國內外形勢的報告，詳細地介紹了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生動情景；他們還帶來了陝北的小米、紅棗和大生產中「自己動手」生產出來的手工業品、毛織衣料，質量超過重慶的延安火柴，特別使大後方文化人高興的是他們還帶來了延安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和文藝書籍。這是一次重慶很難得的盛會，許多民主人士都發了言，那晚上林老在棉襖外面又加上一件延安毛料的上衣，王若飛則是一個胖子，於是有人說：林老「豐衣」，若飛「足食」，這就是大生產勝利的象徵。酒酣耳熱，心情振奮，直到深夜才散。第二天，徐冰約我到曾家岩，把來自延安的土特產品和書刊分送給和我們有聯繫的各界民主人士，送毛料的不多，送小米、小冊子的則相當普遍。我記得送給馮玉祥將軍的是徐冰親自送去的，送文藝界人士的則由我分頭送去。大家收到這些珍貴的禮物都非常高興，連得到一盒延安火柴也感到光榮，只有我把一包禮品送給張恨水先生（他當時寫了有名的《八十一夢》，我是經過張慧劍的介紹和他認識的）時，他遲疑了一下，然後說，紅棗和小米拜領了，這毛料，我不能受，因為做了衣服穿在身上，人家就會說我和延安有關係了。他的考慮是對的，後來我和徐冰都覺得在當時的重慶，送禮物也是一門學問。我也給「二流堂」送去了延安帶來的禮物，他們高興極了，說把小米和紅棗留下，到陰曆除夕那晚上熬粥做宵夜。除夕晚上，我參加了他們的集會，並傳達了林老所作的解放區大生產情況的報告。
話說回來，再談談一九四三年霧季話劇界的情況。這一年九月七日，是應雲衛四十歲生日，他不在重慶，但戲劇界的朋友都很懷念他。在當時，要開會是不容易的（記得在「中國青年劇社」曾舉行一個小規模的座談會），於是，我們相約寫幾篇文章在報刊上發表，來祝賀他的生日。我在《新蜀報》上寫了一篇，其中有一段話說，「假如要以一個人的經歷來傳記中國新興戲劇運動的歷史，那麼雲衛正是一個最適當的人選。」宋之的對這句話發生了興趣，因為應雲衛在當時說來，似乎可以說是一個「奇人」。他是三北輪船公司的副經理，很受到浙江財閥虞洽卿的重視，可是他偏偏對話劇著了迷。他假如「安分守己」，本是可以在「十里洋場」過舒舒服服的生活的，可是他就是為熱愛話劇，一輩子為「劇運」而含辛茹苦。他是一個好人，但他不是一個完人，他在三十年代初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毅然加入了「劇聯」，他先是為「劇運」而獻身，經過戰爭年代的鍛煉，而終於成了共產黨的忠實的同路人，終身為民族解放、人民民主而奮鬥。我們這些人和他共事幾十年，我們看到他的勇氣和毅力，當然也看到他從舊社會留下來的生活上、作風上的弱點。宋之的找了我和於伶，幾乎是作了決定似的說：寫幾篇文章是不夠的，得寫一個劇本。抗戰以來，我們寫過歌頌軍隊、歌頌農民的戲，也寫過表揚教育界、新聞界的戲。曹禺寫了《蛻變》，是以醫護人員為主人公的。可是為什麼不寫以戲劇工作者為主人公的戲呢，現在我們三個人來湊一下，寫一個叫《戲劇春秋》的劇本吧。我和於伶都覺得「春秋」這兩個字很好，我們可以歌頌，也可以作一些批評與自我批評。當時，「中術」正演過於伶的《杏花春雨江南》，本來打算演李健吾的《雲彩霞》，可是連這個劇本也通不過。於是我們三個人就來了一個「突擊」創作，起初是三人鼎坐議定提綱，然後是討論故事人物，最後是分幕分場地各人自認承包。大概我只寫了兩幕一場，從起意到脫稿，大概一共只花了三個多星期，後來再由我從頭潤色了一遍。戲上演後，我寫過一篇短文，其中有以下一段話：
最初，我們是打算獻給一個人的，但結果，還是使我們改變計劃，而成為獻給一群人了。我們虛構了一個故事，而在這虛構的故事中，卻容納了我們的笑聲與淚影。朋友們，要索隱某一個人，考證某一件事，這努力會是白費的，甲中有乙，乙中有丙，這一群人中，我們計劃著寫進了我們大家的成功、失敗、光榮、恥辱、長處和缺點。
由於導演、演員和舞台工作者的努力，這一炮居然打響了，上座很好，演出的場次也最多。我很少看自己寫的戲，而這齣戲我卻看了四五遍。有幾位演員的演技非常精彩，特別是藍馬演的陸憲揆、黃宗江演的咖啡館侍者（他剛從上海到重慶，這齣戲裡他扮了三個不同的角色）、蔣天流扮的唐倩倩等。宋之的、於伶和我都沉浸在劇中人的悲歡哀樂之中。我這個人從來不敢寫詩，但也破例地寫了一首不像詩的《獻詞》：
獻給一個人，
獻給一群人，
獻給支撐著的，
獻給倒下了的；
我們歌，
我們哭，
我們「春秋」我們的賢者。
天快亮了！
我們讚頌我們的英雄，
已經走了一大段路了，
疲累了的聖·克里斯托夫
回頭來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這累人的
快要到來的明天。
《新華日報》小整風，和「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激勵了我，除了用余伯約、姜添的筆名在《新華日報》和《群眾》寫文章外，我又換了「司馬牛」這個筆名，開始給「新華副刊」寫「補白」、「漫談」這一類四五百字的短文，由於這類文章是供副刊作「補白」用的，後來就變成了幾十個字一段的「三言兩語」。司馬牛大概是和袁水拍的「馬凡陀」前後出現的，這些短文和諷刺詩一直寫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我離開重慶為止，寫了多少篇，我自己也記不起了。
跨進了一九四四年，國際國內都出現了風雲變幻的局面，歐洲方面由於蘇軍猛烈西進，迫使羅斯福和丘吉爾都不得不考慮戰後的歐洲「勢力範圍」的問題——這些問題原則上都已經在德黑蘭會議談定了的，但戰爭是非常講實際的，一旦一方先越過了商定的那一條線，「遲到」者是必定會吃虧的。因此，開闢第二戰場就成了「不能再拖」的事了。喬冠華（於懷）當時在《新華日報》寫「時事述評」，他在香港是以「軍事評論家」著名的，這時候他也摩拳擦掌，搜集了許多有關資料，他的房間裡掛滿了地圖，像指揮官那樣地隨著蘇軍的西進，每天在地圖上插上一面面小紅旗。我和漢夫也要求他在英美聯軍登陸的那一天（當時的暗號是：D. day），一定要寫出一篇好文章來。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那一天前夕，他患腸梗阻進了醫院，李灝（法國文學翻譯家李青崖之子，吳祖光的表兄，有名的外科醫師，也是《新華日報》的義務醫生）給他做了開腹手術。手術進行得順利，但諾曼底登陸這篇「述評」，就落在我的肩上了。從這一天起，到八月底喬冠華出院止，每周一篇，我用余伯約的筆名寫了七八篇歐洲戰事述評。我沒有當過兵，更沒有學過軍事，寫這些文章主要靠外國通訊社的資料，和一些外國朋友的幫助（如愛潑斯坦、揚生）。這些文章記得起和查得到的，有：《前進吧，時間》、《震撼世界的兩周間》、《人民戰爭頌》、《向法西斯的巢穴進軍》、《第二戰場一個月》、《向著自由民主的方向》、《維斯杜拉河的聲音》、《黎明之前的設計》、《解放了巴黎之後》等等。當龔澎和我帶著報紙到醫院去探問這位「喬老爺」（這個封號是一九四一年在香港就叫開了的）的時候，他苦笑著對我說：「這是你運氣好，別得意，出院之後，我會寫得更多更好的。」
在開闢第二戰場之前，國內還曾出現了一件十分驚險的事。從四月中旬起，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挽救他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失利，援救他深入東南亞的孤軍，以及摧毀美軍設在江西、粵北、安徽一帶的空軍基地，首先從河南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五月，日軍攻占了鄭州、許昌，打通了平漢線；從六月到八月（也就是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時候），向湖南進攻的日軍占領了長沙、衡陽；十一月，向廣西進攻的日軍攻占了柳州、桂林、南寧；至此，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完成了。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觀戰、避戰」政策，所以這一次日軍在大陸上的進攻，真可以說是「所向無敵」，不到半年的時間之內，國民黨寧願把河南、湖南、廣西三省送給敵人，而一心想把嫡系部隊集中起來進攻西北解放區！國民黨軍不戰而退，日本軍的胃口就越來越大，進占廣西的日軍繼續向西挺進，一度打到了貴州的畢節。這一下不僅國民黨慌了手腳，連美國人也著急了，因為他們正在成都建設一個規模很大的空軍基地。那時候，「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國民黨的達官貴人的家眷又再作逃跑的打算了，他們有的是汽車、飛機，他們可以近逃昆明、遠逃美國，老百姓的死活，他們是不管的。南方局又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徐冰通知我，要我儘快統計一下民主人士和黨內文藝界人士的婦孺的名單和人數，粗粗估計，老弱病殘和兒童最少也有二三百人，單靠「八辦」和《新華日報》的交通工具是無法擔負這一任務的。徐冰和我去找了馮玉祥將軍，他答允可以想辦法弄幾輛卡車；但他畢竟是軍人，他還是說：我看日本人是不會打重慶的，理由是他們戰線太長，兵力不足。後來正如他的估計，日軍到了畢節之後就停步了，這總算是一場虛驚。
經過三次反共高潮的失敗，和國民黨軍隊的一退千里，一方面國民黨的威望一落千丈，另一方面重慶和大後方的反對一黨專政，要求召開各黨派聯合會議的運動卻一天比一天高漲了，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了廢止一黨當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議案。國民黨當然不會同意，但這一建議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卻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具體的例子是九月下旬，張瀾、馮玉祥、沈鈞儒等五百餘人召開一次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的大會，接著十月間在「銀社」（「中術」租用的劇場）舉行的追悼鄒韜奮逝世的群眾會上，黃炎培致悼辭後，郭沫若、張瀾等發言，都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同年雙十節，中國民主同盟發表了《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在這種空前強烈的民主運動前面，國民黨除了派特殊警察將登載了「民盟」的那篇宣言的《新華日報》全部沒收和打傷了幾個報童之外，再也沒有以前那樣的威風了。
假如我記憶不錯的話，周恩來同志十一月初從延安回到重慶（榮高棠同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工作協作會議」上講話中，提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南方局）改為『重慶工作委員會』，這時，恩來同志在延安，董必武和林伯渠也要回延安。」那麼，恩來同志回到重慶的日子應該是在十一月七日之後），於十一月十八日，在化龍橋《新華日報》向全體工作人員作報告，內容是「國內外形勢和解放區的情況」，這次會議我是參加了的。幾天之後，恩來同志又在曾家岩開了一次小會，徐冰、喬冠華、陳家康和我向他匯報了前一段時期的統戰、外事、文藝方面的情況，恩來同志傳達了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及文藝整風以後解放區文藝工作的動向。為此，我重新把一九四三年秋到一九四四年十月這一段時期用「司馬牛」筆名寫的很多（幾乎每隔兩三天一篇）的「雜感」、「漫談」之類的短文看了一遍，所以「司馬牛」暫時中斷，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月，才重新連續發表。
寫到這裡，要補記一件重要的事。從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十月七日，為了籌備建立聯合國，英美蘇和英美中分別在美國華盛頓郊區的敦巴頓橡樹大廈召開了兩次首腦會議。章漢夫要隨同董老赴美國，代表中共參加中國代表團的工作，所以董老決定由我接替章漢夫的工作。我建議只用「代總編輯」的名義，因為章漢夫還是要回來的，董老同意了我的意見，所以大概在九月間我就搬到化龍橋去住了。當了代總編輯，就不像以前自由撰稿或特約評論員那樣清閒了，好在原來的班子都沒有動，如許滌新、胡繩、喬冠華、熊復、石西民等也都是我的熟人，上面是先由王若飛同志領導。周恩來同志回到重慶後，《新華日報》的社論、代論以及重要的文章，都可以先請恩來同志審閱，他對這件事是抓得很緊，審稿是非常認真的，有時一篇社論經他修改後還不滿意，就責成我們重新擬稿。和以前不同的是住進了化龍橋，就不能像以前那樣隨便進城，到朋友們家去串門、聊閒天了。當時不像現在，報館的「編制」很緊，跑外勤的記者更少，每天得討論和設計版面，安排專訪，組織外稿，特別是每天要上夜班，一定要到深夜兩三點鐘看了大樣之後才能休息。好在《新華日報》的排字工友是很出色的（前一年重慶各報舉行過一次排字競賽，在十來家日報中，《新華日報》得了第一名），校對也很認真，所以看大樣時，只要看一看各版的大標題，再把社論或代論校閱一遍就可以簽字付印了，加上我當年四十五歲，精力飽滿，所以還可以隨便寫一點「司馬牛」來作補白。戲劇界的那種自由主義、松松垮垮的情況，《新華日報》是沒有的，內部團結一致，工作忙，但心情愉快。對付「新聞檢查處」的事都由潘梓年、石西民去負責，我可以不出面了。
一九四五年是所謂「勝利年」，自從英美盟軍在諾曼底登陸之後，德國法西斯遭到了東西兩方的夾擊，潰滅已成定局。美國在太平洋上進行了逐島進攻，山本五十六戰死，長期以來一直吹噓「赫赫戰功」的日本「皇軍」，這時候也只能「創造」一些古怪的名詞（如把敗退叫做「背進」，把全軍覆滅叫做「全員玉碎」等等）來遮羞了。在這一年春，我記得有幾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一月中旬（十五日？），孫科在重慶官邸接見《新華日報》記者，對雅爾達會議和當前中國內部政治問題發表談話，他說：「必須認識聯合政府是遵循民主方式，解決階級問題的途徑。」在不久之前還派出大批特務扣搶《新華日報》的情勢之下，這位院長先生居然對《新華日報》記者發表這樣動聽的談話，不受到什麼外來的「氣候」影響，顯然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件事是大約在四月下旬（也就是在希特勒垮台之前不久），就是董老到了華盛頓之後，美國方面不止一次製造謠言，甚至發表所謂「董必武談話」，所以董老給《新華日報》發來了一個電報，電文是：
我在國外的一切談話，都將交《新華日報》正式發表，以免遠道誤傳，請予鑑察。
這個聲明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之後，孔祥熙系統的《時事新報》依舊在五月間譯載了一篇用李查氏署名的完全歪曲事實的文章。於是《新華日報》又在五月二十六日發表了《重要聲明》：
前美國李查氏所發表的關於董必武同志的談話，從頭到尾都是誣衊之辭，董必武同志已在美國中外各報上予以否認，不意本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又予譯載，殊感詫異，恐讀者不明真相，特此聲明。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期發生這一類事件呢？因為蘇聯紅軍於五月二日攻克柏林，五月八日德國正式向盟軍無條件投降，而這之前，羅斯福突然去世，杜魯門當上了總統，在美國，一種反蘇反共的潛流已經蠢蠢欲動了。
希特勒服毒自焚和德國無條件投降之後，我們在興奮和忙碌中迎來了重慶的炎夏。由於興奮與忙亂，這一段時期內我做了些什麼，自己也記不清楚了。我常常利用上午十時後到下午四時這一空隙，奔走於化龍橋、曾家岩、天官府之間，連回「依廬」去看看孩子們的時間也沒有。這是一個四海翻騰、五洲震盪的時代。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偉大的「團結和勝利」的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我只記得六月二日《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七大」召開的消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林伯渠等同志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和朱總司令的報告：《論解放區戰場》。七月六日，又發表了毛澤東同志在「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當時中國已成為「四強」之一，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一百二十萬黨員，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華北、東南及其他地區抗擊和包圍著大量日軍，國民黨還不敢公開破壞「國共合作」，所以這些文件還可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但是毫無疑問，他們肯定會用「郵檢」、沒收等等辦法來阻止《新華日報》的發行的，因此，我們動員全館職工，把這些重要文件印成單張或小冊子，通過各種渠道（這一點，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國民黨內的革命派、民盟和許多進步民主人士的幫助），分送到大後方各地和海外僑胞——當時香港還在日本占領中，所以只有滇緬路是惟一的通道。當時在昆明、緬甸都有一些愛國的、和我們有聯繫的工商界人士，通過他們，就可以郵寄到歐洲和美國。緊接在「七大」之後，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國發表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八月六日，美國用 B29型轟炸機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宣布對日宣戰；八月九日，美國在長崎投了第二顆原子彈；同日，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向日本關東軍進攻，作惡多端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已成定局。
就是在美國在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的第三天，八月九日，我在《新華日報》寫了一篇題為《從原子炸彈所想起的》的「時評」，開頭就說：
原子彈的發明和初次使用，震撼了整個世界。科學革命和戰爭革命在同一天發生了。從科學的見地來說，原子彈的發明，和由於原子分裂所發散的「能」的實際應用，無疑地是一個劃時代的革命，一旦控制這種「能」的裝置的完成，過去的產業革命將會黯然失色，蒸汽引擎、內燃機、水力發電機……都將逐漸成為時代的遺物，由煤炭和石油的競爭，而引起的政治角逐，也將會逐漸失去他的意義。把這種「能」應用於建設性的動力，及和平工業生產的時候，人類文明必然會有劃時代的改進，可是在今天，不幸而這一個足以影響人類歷史的重大發明，卻初試鋒芒於殺人盈萬的戰爭中了！……
科學掌握在人民手裡的時候，它可以造福人群，而當它掌握在法西斯侵略者手裡的時候，就可以使人類受到巨大的災難……作為人類智慧的最高成果的科學發明，應該為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全體所共有、所使用、所控制，這種科學發明——無盡藏的「能」，應該使用在為人類謀福利的方向，而這種一舉手間就可以殺傷千萬人民的武器，應該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來控制。在今天，這已經是加在世界進步科學家和人民群眾肩上的責任了。讓科學屬於人民，讓科學成為保衛和平、造福人群的工具！
這些話都是常識，也未免有點過分樂觀，但正當「廣島事件」震驚世界，許多人瞠目不知所措的時候，對於「核分裂」所產生的能量這個新問題，至少在重慶是惟一的一篇從全人類立場發表的文章。事隔三十九年，重讀此文，除了對聯合國安理會抱有一點幻想（當時，董老是代表中共在聯合國憲章草案上籤了字的）之外，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嚴重的錯誤，而且這篇「時評」是經過領導審閱後發表的。誰也想不到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一九六四年文化部整風、以及「文革」中，這篇文章都成了我的「罪名」，戴上了「和平主義」、「宣傳核恐怖」的帽子。——這些早已過去的事，本來不想再提起了，碰巧我寫這段回憶的時候，正碰上中國代表團出席了一九八四年的廣島「反核爆」和平大會的時候，所以還是將這一段文章摘錄下來，讓後人評述。
這期間的確很忙，但我一天也沒有停過筆，除了寫過二三十篇司馬牛「雜感」之外，記得起來的還有《為中國劇壇祝福》和《悼沈振黃》這兩篇文章。前一篇發表在《新華日報》，這是為了祝賀我的一位親密的難忘的戰友洪深五十初度而寫的。當時他不在重慶，但在戰亂中他看到這篇文章之後，專門給我寫了一封長信，說我對他有褒有貶，是「別創一格」的祝辭，因此他說只有「知己者」才會寫這樣的文章；後一篇是我在張家花園「全國文協」理事會歡迎邵荃麟同志從敵後回到重慶的那一天，從他口中知道了沈振黃同志在黔桂公路上因車禍去世而寫的。沈振黃是一位不知名的畫家，生活書店店員，抗戰開始就由我介紹他參加了錢亦石同志（後左洪濤）為隊長的戰地服務隊，長期「隱蔽」在張發奎軍中，歷盡艱辛，終於在日軍進占桂林後，受命到重慶來和我聯繫時犧牲的。他真可以說是一個「無名英雄」，當我後來看到他的夫人帶了三個孩子回到重慶的時候，我這個很少流淚的人終於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淚。這之外，就是我在全國解放之前寫的最後一個劇本《芳草天涯》，有人在文章中說這個劇本寫於一九四五年春，其實，這個本子的初稿完成於一九四四年秋，也就是我到化龍橋之前，但後來又作了較大的修改，所以交給「中術」，則的確是在一九四五年春。這個劇本是應「中術」的幾位演員的一再要求而寫的，他們說我沒有寫過一個以愛情為題材的劇本，希望我「試一試」，同時他們也希望有一個「出場人物少」，而又「有戲可演」的本子，所以全劇只有六個角色。我過去寫劇本從來是「交出就算完成任務」，很少有「較大的修改」的，這次卻破了例，因為這齣戲的初稿是以悲劇結束的，但一九四五年春，我在《新華日報》編輯部看到了毛澤東同志在「七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一段話：
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困難還很多，敵人的力量還很強大，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
他號召全黨「要團結得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家庭是有鬥爭的，但家庭里的鬥爭，是要用民主來解決的」。最後這兩句話，顯然是為了加強全黨團結而講的，但他用了家庭這個比喻，使我聯想到了《芳草天涯》的悲劇的結尾，我作了一次較大的修改，我把劇中男女主人公的決裂改成了和解，由於我用了「容忍」這個詞，後來一直被批評為這是「資產階級」思想。這齣戲和我其他的戲一樣，我自己並不滿意，但對我說來最「不幸」的是這齣戲的演出恰恰是在抗戰勝利之後的那一特定的時期，加上也恰好是演出於茅盾的《清明前後》之後。「中術」演出時我已經「復員」到了上海，所以《新華日報》對這齣戲的評論文章是在同年十月才看到的。從此之後，這個連我自己也不滿意的劇本，就一直成了我的一個包袱，像寺院門前的一口鐘一樣「逢時過節總要敲打一番」。何其芳同志一九五九年寫的《評〈芳草天涯〉》就是一個例子。我絲毫不否認像我們這樣的人的頭腦里有「資產階級思想」，但我還是想不通：對敵人當然不該容忍，但是不是夫妻之間有一點容忍就一定是資產階級思想？儘管對這個問題想不通，我還是堅信：對作者來說，最寂寞的莫過於作品發表之後聽不到任何聲音。聽聽逆耳之言，是可以使人清醒，使人謹慎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億萬中國人民——解放區的、大後方的、淪陷區的——用血、淚和汗換來的這個日子，終於到來了。對於這日子很快就要到來，我們並不是沒有精神準備，那可以說，從八月九日蘇聯宣布對日宣戰，美國對長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彈的那一天，就已經肯定無疑的了。特別是八月十日，南方局（重慶工作委員會）接到了延安發來的毛澤東同志的《對日寇的最後一戰》那篇聲明，全報社作了迎接這個日子的準備。從那一天起，我們每時每刻都在等，我們的心每時每刻都在翻騰，就算從甲午戰爭算起吧，田中奏摺、二十一條、九一八、一·二九、七七、八一三，這近百年的恥辱的歷史，終於走到盡頭，中國成為戰勝國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一傳播，《新華日報》的全體同人發瘋了，也可以說，全重慶，全國人民都發瘋了。「發瘋」這個詞也許有點貶義，那麼，就用「欣喜若狂」的「狂」字來形容吧，有人歡呼雀躍，有人無言流淚，這一天我沒有睡，凌晨看完報紙清樣，就想進城去看一看畢生難得看到的舉國歡騰的場面。五點鐘我就下了山，化龍橋街上擠滿了人，上了公共汽車，也是一片歡聲，認識和不認識這一條界限——，男女老少，本地人，下江人都可以相互攀談，這個喜訊明明是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誰都想講話，誰都想把自己的喜悅傳達給別人。四川人是善於擺「龍門陣」的，擠滿了人的車廂里一片歡聲，一個花白鬍子的老漢大聲地說：「老子能盼到這一天，明天早上就死，也甘心了。」
兩路口下車，遇到了一批新聞界同業，《新民報》的，《時事新報》的，也有一個《中央日報》的，大家都想知道一些更多、更新的消息。我問那位《中央日報》的記者，你們還有什麼新消息，他坦然地說：「還不是一樣，中央社發的……」於是不知誰首先說：去找美國新聞處，聽說有一個日本天皇的「詔書」。於是我也跟著他們到了美國新聞處。特別是在這個時刻，對這些不速之客，美國人是招待得十分殷勤的，果然有日皇裕仁親自廣播的《停戰詔書》，而且是日文記錄本，用的是明治時期的古文，還是「朕告汝臣民」那種口氣。美國人講了一些「花絮」，說太平洋某些島上的日軍還在頑抗，並告訴我們麥克阿瑟的坐艦「米蘇里」號正駛向東京。
我到了曾家岩、天官府、張家花園，見了些什麼人，談了些什麼，興奮過了頭，什麼也記不起了。回「依廬」吃了中飯，午覺也沒有睡，就又趕回了化龍橋。
「不澆水，不培土」而偏想搶「桃子」的鬥爭開始了。從八月十一日起，蔣介石對他的那批「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常敗將軍們發了命令，一是要他們「積極推進，勿稍鬆懈」；二是要早已和他有了默契的汪偽部隊「切實負責維持地區治安」，同時卻對八路軍、新四軍下達「命令」，要解放區人民軍隊「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偽「擅自行動」。杜魯門政府和蔣介石密切配合，八月十二日（日本投降前三天）以遠東協軍總司令的名義，對日本政府和中國戰區的日軍下令，只能向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投降，不得向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繳械。他們都以為這個計劃很精明，可以坐享其成，使日、蔣、汪「合三為一」。可是時代不同了，一九四五年不同於一九二七年，他們再也不能稱心如意，為所欲為了。中共中央來了個針鋒相對，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懷打電報給蔣介石，堅決拒絕了他的錯誤命令。十五日，朱德電令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及其所屬部隊，立即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繳械投降；同一天，朱德總司令還向美、蘇、英三國政府致送說帖，說明中國人民武裝力量，在延安總部的指揮下，有權接受被我軍包圍的日偽軍隊投降。一切反動派都是怕硬的，這一手使他們慌了手腳。在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候，國民黨政府最怕的是蘇聯援助共產黨，所以蔣介石就派宋子文、蔣經國赴蘇聯會見史達林。就在日軍投降前夕，八月十四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還有外蒙古獨立，也是這次斯宋會談時商定的。
就在這個關鍵性的時刻，時局發生了出人意外的變化。從八月十三日到八月十六日，四天之內，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兩篇措辭強硬的文章（《蔣介石在挑動內戰》、《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和以朱總司令名義給蔣介石的兩份同樣措辭強硬的電報。但在這之後十天，八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同國民党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對於這一政策上的大轉彎我們當時不懂，後來也不敢問，直到一九五八年，康生這個偽君子才向我泄了密，他說，那是早在德黑蘭會議上就決定了的，正當國共雙方針鋒相對、一觸即發的時候，史達林派特使到了延安，說服中共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這件事，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也有扼要的敘述：
同時，史達林也致電中共中央，說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要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人民出版社版，第七十八頁）
在這種情況下，所以八月二十六日晚，潘梓年把一條簡短的「毛澤東同志即將來渝」的「本報訊」給我，要我明天在第一版顯著的地位發表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新華日報》從編輯部到排字房，看到這條消息立即沸騰了。當然，大家的心情是十分興奮的，也正在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了蔣介石已經發了三封電報，請毛主席來渝「共商國事」。
八月二十七日，這條消息震動了整個「陪都」，徐冰後來對我說，「你們只搖搖筆桿子，我可腿也快跑斷了」，主要是要把事情的經過（根據八月二十六日的《通知》）告訴各方民主人士。徐冰說，「他們又驚又喜」，也有人「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重慶是「虎穴」，毛主席到重慶太危險了。
八月二十八日，我上午就到曾家岩，吃了飯，下午一點就趕到九龍坡機場，等到三點半，赫爾利的專機著陸。發表在二十九日《新華日報》的「本報訊」，是恩來同志要我寫的，這條消息是當天在曾家岩二樓喬冠華的房間裡趕出來的，因為六點以前要送給恩來同志審閱，實在寫得很粗糙，但是這一「現場新聞」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所以抄在下面：
（本報訊）八月間充滿了偉大的日子，偉大的新聞。昨天上午本報發表了毛澤東同志來渝的消息，重慶市民間是如何的激動，如何的喜悅啊！本報門市部擠滿了打聽消息的熱心的讀者，「毛先生來了！這一下好了！」好多公務員、軍人、學生熱烈地向營業部的同志們握手，毛澤東這個偉大的名字象徵著和平、團結與光明。
下午一點半，九龍坡機場已經很熱鬧了。外國記者們歡迎了「巴丹之戰」的溫銳特將軍之後，就不斷地打聽延安專機的消息。邵力子和雷震先生來得很早，接著是各民主黨派領袖和中國記者，張表方、左舜生、章伯鈞、譚平山……先生都來了，新從蘇聯歸來的郭沫若先生和夫人也趕來了，沈衡山先生快活得像個青年，聽說他昨天聽到了消息，就一直興奮到不能休息。機場上的警戒是嚴密的，美軍憲兵之外，蔣主席派了警衛組長陳希曾來幫同照料一切。
人們在酷熱中等候了兩個鐘頭，但是每個人臉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發的喜色。機場負責人報告專機在十一點半由延安起飛，計時三點可到重慶。
一架標名「美國姑娘」的銀色飛機下降了，人們像潮水一般的涌過去，可是美國同業們知道這不是赫爾利大使的專機，三點三十分，兩架飛機漸漸地接近了，在低空盤旋了兩周，機身上的一顆五角星也可以看到了，休息室里的人奔出來，憲兵和機場人員忙著維持秩序。
待望著的人終於到了！機門才開，就是一片鼓掌的聲音。最前列是排齊了的幾十位攝影記者的陣勢。毛澤東！堅強地領導著中國人民為抗戰、團結和民主而鬥爭的人，就站在大家前面了！一片閃光和攝影機發動的聲音，赫爾利大使陪著毛主席下機，接著是張治中將軍和周恩來、王若飛同志，外國記者喊了：「站近一點，大使先生！」
攝影競賽繼續了十分鐘之久，赫爾利大使對毛主席說：「好萊塢！」的確，這是好萊塢影片裡習見的情景。
毛澤東同志是健康而愉快的，藍灰布中山服，巴拿馬帽，站在飛機前面頻頻地向歡迎者含笑招呼。人們包圍攏來，七月間去過延安的五位參政員是異地重逢，其他各位也經過恩來同志的介紹而一一交換了熱烈的握手。新聞記者開始自我介紹，毛主席發表了簡短的談話（見另條）。
四點正，一列汽車從機場出發，路上的市民很敏感地感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來了。」有人向汽車揮手，每人都是帶著歡喜和仰望的笑容的。
赫爾利大使一直把毛、周、王三位送到曾家岩張部長公館，小憩之後，就回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休息。
這條消息經恩來同志審閱，並作了一些修改，我記得起來的有兩處：一、在「機場上的警戒是嚴密的」下面，加了「蔣主席派了警衛組長陳希曾來幫同照料一切」，這一句是恩來同志加上的；二、在毛主席下飛機時，原來我寫的是：「第一個露面的是赫爾利大使，他右手揮著帽子，以美國西部片中的牛仔的姿勢，連蹦帶跳地走下舷梯」，「毛主席滿面笑容，口中說：『青山綠水，好地方，好地方』」。這兩句話，恩來同志用鉛筆刪去了。
兩黨開始談判前，恩來、若飛同志對南方局、「八辦」、《新華日報》的幹部作了指示，在這重要時刻，大家一定要在各自崗位上認真工作，嚴守紀律，未經授權，不得傳布會談消息。我從二十九日起就一直在化龍橋工作，很少下山。從這時起，《新華日報》編輯部加強了審稿和仔細校看清樣的工作。因此，毛澤東同志九月四日到民生路《新華日報》營業部探訪和慰問工作人員的事，以及到《大公報》宿舍拜訪王芸生的事，也都是後來才知道的。
九月一日，中蘇文化協會會長孫科、副會長邵力子出面，在中蘇文協舉行盛大酒會，歡迎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志，同時慶祝中蘇友好條約簽訂。我和潘梓年等都收到了請帖。我們先到曾家岩，恩來同志對我說：今天你是酒會的客人，又是《新華日報》的編輯和記者，所以你得寫一篇「特寫」，明天見報。這樣，會前會後，會內會外，你都得去看看、聽聽。我問：這篇「特寫」要著重哪些方面？恩來同志想了一下說：一是要強調團結，提一下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因為這是毛主席一九二四年以來第一次和國民黨領導人的會見；二是出席這次酒會的人，不論他們過去如何反共，都要把他們的名字寫上。為此，酒會七點開始，我四點多就到了「中蘇文協」，先向王崑崙和張西曼了解了一下這次酒會的準備經過，然後從六點起，就守在會場門口。等酒會散後，我就回到「依廬」寫稿。為了讓讀者知道一點當時的情景，這裡也把這篇特寫抄錄如下：
（本報特寫）下了一場夜雨，山城已經是新涼時節了。中蘇文化協會孫、邵兩會長為了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昨天下午七時，在會所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雞尾酒會，同時還舉行了蘇聯各民族友好的照片展覽。下午六時左右，黃家埡口一帶的街上就擠滿了人，各式的汽車一輛輛地停下來，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夫婦、羅申武官、孫夫人、孫院長、馮煥章將軍、覃理鳴副院長、翁文灝副院長、邵秘書長、王世傑部長、陳辭修部長、張治中部長、鹿鍾麟部長、梁寒操先生、朱家驊部長、陳立夫部長、吳鐵成秘書長、賀耀祖市長、沈鈞儒先生、馬寅初先生、左舜生先生、郭沫若先生、傅斯年先生、譚平山先生、王芸生先生、馮夫人李德全先生、王崑崙先生、許寶駒先生、張申府先生、高崇民先生、史良先生、曹孟君先生、劉清揚先生、賀夫人倪斐君先生、茅盾先生、侯外廬先生、張西曼先生、陽翰笙先生等，和文化、新聞、戲劇界人士三百多人，一個個準時到會。這樣的集會，在戰時陪都是常有的，可是，今天的情景卻顯得很不平常。天下起細雨來了，可是人和汽車終於越聚越多地擁塞了這一帶的坡道。六點半，幾千市民幾乎把交通都阻塞了，交通警察和憲兵忙著維持秩序，傍晚的街頭充滿了汽車喇叭和市民們興奮地談話的聲音。
今天這個會的意義是重大的，可是，因為有一個人的參加，而更顯得重要。幾千隻眼睛望著「中蘇文協」的大門，幾千個人談論著一個人的名字。「毛澤東！」「今天毛澤東要來參加。」
報上沒有發表過消息，舉辦者方面甚至守口如瓶地保守秘密，但，這千餘的市民終於在細雨中停下了腳步。「什麼，毛先生要來參加？」一位老公務員模樣的人向他同行者問，臉上浮出笑容來，「瞻仰一下丰采吧。」他擠到文風書店屋檐下站定之後，感慨地說：「咳，毛先生啊，真說得上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了。」
「中蘇文協」二樓已經擠得滿滿的了，是一片歡樂的聲音，一片期待的眼色。全陪都的知名人士，黨政軍要人，文化藝術界人士，都聚會在這裡，今天二樓特別顯得狹窄了。這一邊是孫夫人在和郭沫若先生握手，那一邊是陳立夫先生在和孫院長碰杯，是馮煥章先生洪亮的笑聲，是譚平山先生風生的談笑，彼得羅夫大使忙著和已知未知的朋友們招呼，當主人的孫哲生先生今天更是滿面春風。准七點，樓下一片鬨動，多少隻眼睛望著大門的入口，在一片鼓掌聲中，大家待望著的毛主席和周恩來、王若飛同志到會了。
大家緊隨著他，樓下的人一起擁到樓上來了。數不清的熱情的握手，洋溢著真情的招呼，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恭恭敬敬地握了一下毛澤東同志的手，立刻跳躍地回到她媽媽的身邊，驕傲地說：「媽，我握過手了。」
在毛澤東同志臉上，是歡喜和感動的表情。當覃理鳴先生和他相見的時候，緊握著手久久說不出話來，終於眼圈紅潤，流下淚來。這是一個何等動人的場面，今天集合在這兒的不是有許多民國十三年時代的老朋友、老同志嗎？馮煥章先生兩手握住了毛澤東同志的手，看了又看，然後舉起酒杯來說：「您來了，中蘇友好條約締結了，來，來，讓我們為總理的三大政策的實現而乾杯！」毛主席興奮地幹了杯，瞧，馮先生不也已經悄悄地用手帕在擦眼淚了嗎？譚平山先生是在九龍坡飛機場已經見面過了，今天還像是初見似的熱烈地握手，乾杯。……今天的會見，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民十三的老同志們重新在一起握手言歡，相互問好，「三大政策」的精神洋溢今天的會場。多少人在懷舊，多少人在期待著一個和平、團結、民主的新中國！
正廳正中掛著中蘇兩國的國旗，在這輝煌的國旗前面，蘇大使和毛澤東同志握手了，「乾杯！」為了中蘇兩大民族的友好同盟，為了新中國的和平建設。
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在各室巡歷了一周，每個人都向他舉起了衷心祝福的酒杯。毛主席臉上已經泛起了紅暈，馮煥章先生說：「今天，您會喝得躺下來的。」時間飛一般的過去，為了晚八時還有吳秘書長鐵成的約宴，毛主席只能向大家告辭了，「有機會再談吧」，「一定要的」，「真是，老朋友二十年不見了」。人們用戀戀不捨的感情目送著他，又是一連串的握手，許多人一直送到門口，旁邊聽見一位作家在對一個朋友說：「你的眼好貪饞啊。」
薄暮的門口還是擠滿了人。「來了，來了，」毛主席臨上車的時候，門內外的人齊聲鼓掌，「毛先生」，「歡迎歡迎！」人像潮一般推動，「毛先生，歡迎你！」這是發自內心的渴望著團結、和平、民主的人民的聲音。
在這期間，我一直住在化龍橋，而且還碰上了一次「水災」。一天上午，嘉陵江江水猛漲，我正在編輯室伏案寫稿，忽然聽到一片「大水來了」的呼聲，來不及躲避，水已經滲到小寫字檯的下面，趕快站起來，洪水已經沒到腿部，等我把桌上的一疊文稿收起，那張小桌就被大水沖走了，幸虧得到工友們的搶救，把我背到地勢較高的坡上，才幸免於難，但是我為了寫司馬牛「雜感」而剪貼的一些資料，卻全被大水捲走。直到下午水勢停止上漲，我們才派人涉水進城向恩來同志作了報告，表示值此時局重要時期，《新華日報》一定要排除萬難，繼續出版。
由於「重慶談判」開始，重慶乃至成都，反獨裁爭民主的聲勢大振，連過去不大出面講話的人也要求廢止新聞檢查制度了。九月一日，重慶《國訊》等八家雜誌發表聯合聲明，主要內容是國民黨設置的新聞雜誌檢查處，原來冠有「戰時」字樣，也說明這只是「戰時」的一種臨時性措施，現在戰爭結束了，這個機構就應該立即撤銷。這個聲明得到成都二十多家通訊社、報紙、雜誌的響應，接著，九月十五日，重慶二十家雜誌正式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參政會提出，即日起，不再向「新檢處」送審稿件。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國民黨政府終於不得不宣布廢止審查制度。當然，他們是不會放下屠刀的，據一位熟悉內情的朋友告訴我，所有檢查人員都調到北平、上海、漢口這些「收復區」去工作，並給他們發了獎章。
這一段時期內，除寫幾篇「雜感」之外，還應《中學生》雜誌之囑，寫了一篇《九一八雜記》。
不久，我奉命回上海，準備《救亡日報》的復刊，我匆忙地結束了《新華日報》的工作，答覆了一些讀者的來信，連文藝界的朋友也來不及告別，就單槍匹馬地飛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