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 從《包身工》所引起的回憶

一九二七年，我的組織關係在上海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那時，我做過一個很短時期的工會工作，認識了一些在紗廠工作的朋友。後來工作調動就離開了。一九二九年年底，我住在滬東塘山路業廣里，因為這是工人區，所以有幾位做工人運動的同志還常常到我家裡來「落腳」——把一套藍布工作服放在我家裡，他們穿了長衫或者西裝到我這裡來，換上工人裝束到工廠去，工作完了之後，再到我這裡來換回原來的衣服。從這些同志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這些年輕女孩子們的非人生活。一年多以後，上海藝術劇社被解散，我們組織了流動演出隊到工廠區去演出，為了找關係，我又和一個過去認識的、在基督教青年會辦的工人夜校里擔任教員的同志接上了關係（她就是我後來在《包身工余話》里寫的那位馮先生）。她告訴了我許多關於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戰爭後，沈西苓同志要寫一個以上海女工為題材的電影劇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訴了他。這就是後來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吶喊》。這是第一部寫包身工的文藝作品，但是一方面由於我們對這方面的體會不深，生活不夠熟悉，同時由於當時的環境限制，拍成之後又遭到了電影審查官的一再刪剪，這部影片的成績並不很好。但是，由於要寫這部電影，我們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慘生活更使我們這批知識分子感到「靈魂的震動」。我也看過不少描寫女工生活的文藝作品，在日本的時候，我也看到過在資本主義世界裡一致認為生活水平最低、勞動條件最壞的日本的紡織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來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獄了。這時候我才知道，在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經營的工廠里，原來還公然地保存著奴隸制度。我感到憤怒，我覺得非把這個人間地獄揭發出來不可，於是我決心寫一篇小說，開始進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後來因為工作忙，就擱下了。直到一九三五年，上海黨組織遭到了又一次很大的破壞，我們文化方面的幾個主要負責人都被捕了，組織上要我暫時隱蔽起來，我就利用這個機會，開始了有關包身工的材料的搜集。 經過「滬東公社」（進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會的機構，在楊樹浦辦的一個以工人夜校為中心的服務組織）的同志們的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在日本國內外棉紗廠做工的青年團員杏弟。和她談了幾次之後，覺得真的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單憑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實地視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紗廠當職員的中學時代的同學，到包身工工作的車間去視察了幾次，對她們的勞動條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帶工頭」對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們的生活情況，那是非得親自到包身工們住宿的工房去調查不可的。對現在的年輕工人來說，那種情況恐怕是已經很難於理解也很難於相信的了，在當時，包身工住的工房，實際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嚴密的監獄。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帶工頭手下的流氓緊緊地封鎖著的，他們為了防止這群「奴隸勞工」和外界接觸，任何「外頭人」是不能走進這個禁區的。在《包身工》里我說過，這些「包身工」是「罐裝了的勞動力」，資本家把她們密封起來，不讓她們和外面的空氣接觸，這些話一點也沒有誇張。為了突破這種封鎖，我得到杏弟的幫助，混進去過兩次，但是在這之後，就被帶工頭雇用的「下手」們盯住了。對於這種觀察特別困難的，是包身工們一清早就進廠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們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在清早和晚間不可。當時我住在麥特赫斯德路（現泰興路），離開楊樹浦很遠，這樣，為了要在早上五點鐘以前趕到楊樹浦，就得半夜三點多鐘起身，走十幾里路，才能看到她們上班的情景。這樣，我從三月初到五月，足足做了兩個多月的「夜工」，才比較詳細地觀察到了一些她們的日常生活。由於她們受著三重四重的壓迫，遭受過無數的磨難，所以這些小姑娘們是不敢輕易和人講話的，不僅像我們這樣的人，即使同廠做工的「外頭工人」，要和她們講話也是很困難的。杏弟是一個熱心人，她為了幫助我了解情況，曾經幾次趕上早班，混在她們隊伍裡面，打算向她們探聽一些內部的情況，可是，當包身工們看了一下她的服裝，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後，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聲，有的人甚至將她看成了「包打聽」，用憎惡的眼光看她一眼。由此可見，在那種情況下，要真真聽到她們心裡想說的話，要了解她們心底的苦痛，是很不容易的。 關於她們的生活情況，根據當時我能夠調查到的，都已經寫在那篇報告裡了。這是一篇「報告文學」，不是一篇小說，所以我寫的時候力求真實，一點也沒有虛構和誇張。她們的勞動強度，她們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當時的工資制度，我都儘可能地作了實事求是的調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們看來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當時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使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流氓特務這一切惡勢力的緊密結合。為了壓迫和榨取這成千上萬的孤苦無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國主義者、工部局、帶工頭、老闆、幫口頭子、國民黨特務、以至當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結成一條統一戰線。在這個地方，既沒有所謂國家主權、政府法律、更談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後，在鎮反運動的一次訴苦大會上，我聽到過一個老年的紗廠女工說：「你們說，我們給資本家做牛馬，其實呀，連牛馬也不如，我們是蒼蠅、蚊子一樣的蟲豸。東洋人老闆和帶工頭打死一個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個螞蟻一樣，一點也不算稀奇。」這是實話，一點也不假的。 解放之後，我去看過上海的曹陽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陪外賓去看過工人醫院。看到這些，不知別人是什麼感覺，我卻總會很自然地聯繫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來就會使軟心腸的人流眼淚。什麼面黃肌瘦、骨瘦如柴這些話，都是不能形容她們的真實情況的，沒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腳氣病、皮膚病。有些包身工的兩隻腳已經腫得像碗口一樣粗了，還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機器旁邊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參觀了一處女工宿舍，看到她們床邊有書籍、報刊、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們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觀察的時候，最使我受不了的是那種難聞的臭氣。那時正是上海的五月黃梅天季節，包身工們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頭和換衣服的，請你們設想一下，這是一種什麼滋味！ 我寫那篇《包身工》是在一九三五年（發表是在一九三六年春），離開現在已經二十四年了，這樣計算一下，對現在的青年工人來說，大概這些都已經是「歷史上的陳跡」了。在那個悲慘的時代，今天的青年人還沒有出世。那麼，我想，回頭來知道一點過去的事情，就會更深刻地感到作為一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的幸福。人吃人的社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工人給資本家當牛馬、當蟲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可是我們得記住：要趕走帝國主義，要推翻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制度，我們的先人曾付出了無數的生命、血汗和眼淚。幸福，不是無代價可以得來的。為了今天的幸福，為了更幸福的將來，愛黨、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新中國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應該是我們青年一代的責任。 一九五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