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畢生盡瘁

曾在「孤島」上風行一時，而戰鬥十分艱巨的《文匯報》，終於在1939年5月被敵偽扼殺了。政之先生立即函電催促，叫我重回《大公報》，任香港版編輯。 我在清理《文匯報》的一些「善後」後，於是年7月即到了香港。 那時，季鸞先生雖負責主持《大公報》重慶版筆政，但隔幾個月必來香港住些時候，主要是治療已到三期的肺病——那時尚無特效藥。聽說他是受蔣及張群之託，暗中和日方有所聯繫。 季鸞先生寄寓在香港堅道，「二房東」是曾在上海報界叱吒風雲的張竹平先生。他曾任《申報》經理，後為《時事新報》《大陸報》等四報總經理。二樓轉租給胡先生，底層租給張先生，竹平自己住一樓；兩「大」之間，恰似三明治一樣。 有了《文匯報》獨當一面的經驗，胡先生看到我處理版面、指揮採訪及撰寫評論，井井有條，不久便把編輯大權全交給了我。他自己退處二線——經理部也交金誠夫兄處理，在家安享「燕爾新婚」之福了——他那時才續弦一年多，新夫人是剛在光華大學畢業的顧女士。 張先生對我尤表歡迎，一有空就找我暢談，大概覺得我在相隔大約兩年的時間中驟然「成熟」了，可以分擔這副擔子。而且，看來他自己也意識到「來日苦短」，急於培養後來人，這從一些小地方可以反映他這種心情。我每到他的家中談天，他總勸我多吃葡萄汁，說這對補肺很管用。又常說：「我可惜體力不濟，多寫字就覺得累，而腦子還很管用。」 第二年——1940年春，他將家眷搬至重慶，其好友康心之特以汪山的別墅供其住宿。那裡空氣清新，既便於療養，又可就近躲警報。但從此以後，每隔三四個月必來港住一兩個月，延醫至旅舍治病打針。先幾次是住九龍飯店，最後一次是1940年秋，住的時間特長，住在九龍新設的雅蘭亭酒店。記得那時自動電梯初見，該飯店已有此設備，不用專司電梯的人了。那時他幾乎天天找我談話，或吃小館，或就在該飯店飲食部吃飯。 他是急於想以畢生積累的經驗，傳授給我。 有些「秘訣」，我迄今還記得。比如，他說寫報紙評論，千萬別用冷僻的字或典，太冷僻了，讀者面就縮小了。其次，他說：「千萬勿寫過長的句子，如果一句話講不完，寧可拆開兩句，甚至幾句來說明。否則，一句長達幾十個字，讀者看到後面時，前面已忘記了。文字結構也易西洋化。在遣詞造句或用成語的地方，凡別人已用濫了的，千萬勿抄襲，應另外找一相同或類似的字或句子。這樣寫不是為了要標新立異。按常理講，比如有一個朋友和你談話，老是那一套老生常談，即使是至理名言，也易使人多聞而生厭。」 關於思想方法上，他也有一套。他說，對一件新發生的事，自己沒有把握，不要輕下斷語，說一定如何如何；寧可多說可能，指出在這件事上，哪一種可能性大一些。否則，自以為「十拿九穩」的事，也往往會在事實面前碰壁，使報紙在讀者心目中喪失威信。這一點，我近來體會更深，常常可以找出例證。比如，前年香港報界，曾發生水費會不會漲的爭議；右翼的報紙說，中共當局一定乘港幣跌落的機會，提高接濟港九的水費。有一張左派報紙一再駁斥，說我國政府一向關心香港人民的生活，水費決不會漲。這話按理說不會錯。事有湊巧，用電的費用漲了，導致輸給香港的水費不得不漲。這樣使該報在事實面前失去一次威信，雖再三解釋，讀者也認為它理虧了。 他還有一個「妙法」，他會形象地譬喻說：「凡根據現狀，無論如何看不透的問題，應該學學孫行者，跳到半空中向下鳥瞰，也許會看清楚，弄明白的。」他舉一個例子說：「當蘇軍開入原波蘭東半部的時候，消息傳來，我一時想不通。至於那些看問題一向絕對化的人，認為蘇聯是同情弱小民族的，決不會開入波蘭。中蘇有互不侵犯的關係，更不該加以譴責。我想了半天不通，『跳』到空中一想，通了。當即打電話叫芸生來，他不知如何下筆。我說：有辦法了，從罵畢蘇爾斯基（波蘭當時的執政者）開始，說他平時壓迫群眾，對防德一無準備，又不肯動員群眾起而抵抗納粹的侵略；前幾個月英、法、蘇莫斯科會談時，就因為波蘭當局作梗，如拒不容許蘇聯援軍過境，又不容許當地給援軍以給養，致使史達林無法接受英、法的條件，轉而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現在，德軍已大規模越境侵入波蘭西部，蘇軍為了保護自己，也為了保護在波蘭的蘇聯僑民，不能不有此一舉，云云。這樣說，情理說得通，也可以理直氣壯。芸生回去就照此意見寫了一篇社評，讀者看了也滿意；本來對此事想不通的也想通了。聽說蔣先生原來對此事也想不通，看了《大公報》此文，恍然大悟，立即打電話給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說：『照《大公報》的意思，起草宣傳大綱。』」 他還幾次對我說，應該多看看別家報紙的文章，以做比較；但千萬勿抄襲別人的觀點，應有自己的主見。應使自己寫的文章，能說出讀者心裡要說的事，要說得合情合理，使讀者完全從心底里同情你的看法和主張。像《星島日報》的社論（指金仲華主持編輯部時），不要小看它，它的文章就很不淺薄。 他自知身體不濟（當然沒有預想到一年以後就逝世），曾對我說：「我的身體太弱了，而報館的事，雖不煩我去操勞，卻常要操心。我想抗戰勝利後，我先徹底擺脫報館的事，去燕京大學休養一年，那裡空氣很好。我可以當他們的義務教授，精神好時，可以上一二小時課；平時可以分批約學生來我的住處閒談，從編輯、採訪的經驗談到報界的歷史和政界過去的逸聞，這對青年會有好處。」 我說：「這太好了，我想也去該校做一名助教，專門記錄你所講的話。」 他笑笑說：「那時，你肩頭的責任就很重了，決不容許你也離職去講課。」 有一次，我還率直地對他講，《大公報》的言論態度，有些人覺得不滿，特別對皖南事變所發表的社評。他嘆口氣說：「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戰建國，必須要有一個國家中心。蔣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盡如人意，但強敵當前，而且已侵入內地了，沒有時間容許我們再另外建立一個中心，而沒有中心，打仗是要失敗的。所以，我近幾年，千方百計，委曲求全，總要全力維護國家這個中心。」 我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我們多為政府說好話，為的是抗戰第一，勝利第一，讀者可以原諒。一旦勝利了怎麼辦？」 他說：「當然，我仍希望蔣先生從黨派的圈子裡跳出來，真正成為民族的領袖。建國大業如果在他手裡一手完成，可以順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時我們要堅持一個口號，即國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號召全國合作，會得到讀者的同感。」 對於他來港參與和日方人士接觸，我從不過問，只知有一個叫羅四維的人，在報館任日文翻譯，是張先生介紹進來的。他和日方有所接觸，大抵由羅居間傳話。 對此事，我曾率直地對季鸞先生表示：「我們以超然的民間報標榜，張先生這樣直接地參與政治，似乎有損先生的身份。」 他含笑地說：「鑄成，你把記者的作用看得太輕了，成熟的記者應該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國的總統候選人不是有許多曾做過記者的嗎！」 後來，他把話鋒一轉，說：「將來勝利後，如我能恢復健康，報館由你們去辦，我還想當駐朝鮮大使呢。」 這天，他說話多了，沒有繼續發揮他的理想。我看他累了，也未接著追問。以後不久他即回渝，從此成為永訣，成為永未解答的謎。 他當然不會預料到戰後朝鮮分裂為二。他的想當駐朝大使，大概還顧念到國家戰後力量不足，今後國家的命運，很大程度上繫於對蘇和對美的關係，而朝鮮地處蘇聯與日本的中間，他以為身處駐朝大使的地位，對國家居於美蘇兩「大」之間的形勢，會盡力做些貢獻吧。 記得季鸞先生逝世的前一個月，《大公報》桂林版已創刊——這是政之先生獨具的先見，他不盲從日本不會南進的一般輿論，先從香港版抽調資金，甚至把館址遷至便宜得多的利源東街一幢小房子，預先派人籌備，並陸續購運去八九部平版機及鑄字機、字模等必要的設備。桂林版創刊時，季鸞先生已病倒，不能再起床，還力疾為桂林版起草了幾天的「重慶專電」，成為他給《大公報》、也給舊中國新聞界最後的貢獻。他病革時，蔣介石曾親往汪山康寓慰視，所以蔣的輓詞中有「執手猶溫」之語。 記得在1940年初，美國密蘇里大學即決定以密蘇里獎章授予《大公報》——這是他們認為最榮譽的；在這以前，東方報紙，只有大阪《朝日新聞》曾被授此項獎章。那時，梁士純先生——原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正圖擺脫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赴紐約任該社駐美記者。張、胡兩先生曾面托梁先生去該校聯繫此事，並代表《大公報》接受此獎章。(1) 張先生能在生前看到此事的實現，心中自然不勝高興。重慶新聞界為此特舉行慶祝會（《新華日報》也參加），季鸞先生參加並發表了極有激情的致辭。大意說：這不僅是《大公報》的榮譽，也是全體陪都（指重慶）新聞界艱苦奮鬥所獲得的榮譽云云。他還即席發表了簡短的新聞。 他死後二十餘日，我曾寫了一篇悼文，並寫了他的年表，刊之當時的香港《大公報》，可見我當時對他的悼念之深和我當時的思想情況。 他的棺木，後來運陝西原籍安葬，一路有軍政人員路祭、照料，塋地更修飾堂皇，可說是近代報人中最大的哀榮。(2)至於吳達詮、胡政之兩先生則先後於1949年和1950年逝世，其結局和季鸞先生不能相比矣。 張先生逝世甫四月，香港即遭戰劫，時政之先生適回港料理私事。一天晚上，《大公報》正在炮火中由我苦撐至最後，政之先生邀我到他下榻的勝斯酒店長談。時電燈因防空而熄滅，油燈孤照，兩人對面清談。他怕我戰後仍回《文匯報》，一再勸我勿「另起爐灶」。並說，他想把張先生的股票由報館收買下來，大部分分贈給我。我說：「這如何使得！」他說：「我們的方針，一向是事業向前，個人後退，有什麼使不得？」我說：「你們三位是創業者，應永與報館保存聯繫。再說，是張先生名下的股票，我決不收一張。」胡先生看我如此態度，也就不談下去了。1946年5月，我辭職回到了上海《文匯報》。 ———————————————————— (1) 《大公報》獲密蘇里獎章的時間為1941年4月，同年5月15日由中央社駐美辦事處主任盧祺新代領。據方漢奇主編《〈大公報〉百年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編者注） (2) 張季鸞逝世後，各界在西安南郊竹林寺舉行公葬活動。張季鸞墓在今西安市長安區杜曲鎮竹園村，坐北向南。原墓碑在「文革」中被搗毀，現存有碑文拓片。現墓碑由張士基等於1999年重立。據《張季鸞年譜》和張季鸞後人提供的情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