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附錄　天津懷舊

《大公報》的第一個中共黨員 去年深秋，我曾重遊離別已四十八年的武漢，寫了一組《武漢尋夢記》，陸續在《湖北日報》刊載。 按年序排列，北京是我進大學、開始跨進新聞界大門的地方，應是第二故鄉。1929年到天津《大公報》工作，安家落戶逾兩年半，跟張季鸞、胡政之先生學習，仿佛藝徒正式坐科班，學採訪、編輯，學寫作評論，在這「富連成」中，生、旦、淨、末、丑，唱、做、念、打，文武場，都打下了一點根底。又值那時正在「九一八」前後，中國開始國難深重，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國家正在萌發「否極泰來」的曙光。所以，天津雖是我的第三故鄉，但我對它的感情卻是特別濃郁。 從1951年曾在津小住半月後，也已暌離她老人家三十四年了！承友好們的邀約，將重遊舊地。像小媳婦盼回娘家一樣。這一陣，我已思緒起伏，難以平靜。回到娘家，看到許多嶄新的變化以後，會有寫不盡的新事物、新氣象、新感念吧，那麼，先把舊印象回憶清理出來，對我，也應是新舊對比的材料。 關於《大公報》和它的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三巨頭」，我在拙著《報海舊聞》等中已簡易回憶過了。除此以外，最引起我懷念的是吳硯農同志。 他是我天津時代的老同事，那時，我當編輯，他當記者，都是「初出茅廬」。我初到天津時是二十二歲，他大概只有十六七歲。 再次相逢，則在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以後，我編要聞版，他從日本留學回來，任各地新聞版編輯。 他怎麼離開天津到日本去的呢？他沒有對我談，我那時早去漢口當特派記者了，是從津館來上海工作的一些老同事老工友告訴我的。 從1931年冬日本侵略者發動天津暴亂以後，《大公報》即從「日租界」四面鐘搬到「法租界」三十號路新址，不久，硯農即秘密參加學生救亡運動，往往在深夜出去工作，暗中散發傳單。百密一疏，被「法租界」的「尾巴」盯上了。有一晚，《大公報》館忽被巡警、密探層層包圍，說是要搜捕共黨分子。報館高級職員交涉無效，他們氣勢洶洶，說是目擊有人散發宣傳品後，逃進了《大公報》館，事關租界「治安」，一定要嚴密搜查。在這緊急關頭，工人們設法把硯農保護起來，警探無法查獲，悻悻而去。 胡政之是一貫守住「不黨」這個「社規」的，不容許職工參加黨派活動。另一方面，他也不願結怨任何黨派，他再三權衡、考慮，並徵得硯農同意，把硯農秘密送往日本留學，同時兼《大公報》駐日記者。 不知是誰先去誰後去，在1936年以前，《大公報》有兩位駐日記者，另一位是於立忱女士，即後來成為郭夫人的於立群同志的胞姐，也是半工半讀，在一所女學校攻讀。 上海《大公報》創刊後，硯農埋頭工作，沉默寡言。有一次和我閒聊，說前一年胡政之先生為訂購新式捲筒印刷機，曾赴日本參觀。有一次硯農去旅舍請示工作，忘了事前敲門，進門後，看到胡先生正在和於立忱女士密談工作，感到自己的闖入很失禮。 我也有過類似的冒失經驗。張季鸞先生一向對我很信任，他每次去外埠公幹，總委託我代為處理他的信件，並且凡是有關公事或稿件的，代為答覆或發排，私信則暫為保存。有一天，看到一封「東京於寄」的厚信，以為是通訊稿，貿然拆開了，哪知開頭就寫著「四哥青覽」，知是私信，連忙封好了。 一兩個月後，於女士回滬聯繫工作，沒幾天，就聽說她在旅舍自盡了！不知是生活的苦悶還是受到什麼難解的刺激。 後幾年，我看到郭老在《洪波曲》中曾提及此事，只有些余憤，語焉不詳。 「七七」抗戰後不久，硯農即離滬北上。上海抗戰三個月，淪為「孤島」，《大公報》上海版也繼天津版後，宣告自動停刊，先後出版漢口版、香港版，我留在上海，參加甫創辦的《文匯報》。 和硯農重新見面，是在1951年夏，我參加第一次赴朝慰問團，去朝工作兩個月後，全團回到天津休整，整理筆記，商討如何向全國人民傳達。在黃敬市長的招待會上，我和硯農重逢，暢敘契闊，才知他一直在華北解放區工作，那時任天津市委書記。他殷殷詢問許多老同志的近況。即使對有些落後的，也非常關心。 以後，我再未重遊天津，只在老友邵紅葉同志口中，知道他轉任河北省委書記。 在「十年動亂」中，不斷傳來他被「揪出」「批鬥」和折磨的消息。我也在「隔離」「揪斗」和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中，自然沒法打聽詳細的情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才知硯農同志已得到徹底平反，恢復名譽，而已身殘心瘁，在北京休養中。一直打聽不清他的住所，幾次入京，迄無法探訪。只能默默地祝願他早日康復，希望有一天能歡然道故。 楊剛同志是1939年進《大公報》的，長江同志也在此前後光榮參加共產黨。據我的估計，硯農同志大概是《大公報》中第一個中共黨員。 《大公報》的「發祥地」 30年代，天津人民曾自豪地說：「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永利是范旭東、侯德榜兩先生艱苦建立的我國第一個化工基地；南開是張伯苓先生創辦的學校，是當時全國最有名的私立學府，為國家培育了不少人才；《大公報》曾聞名國內外，成為當時全國最有權威的報紙。這些，都為「老天津」所熟知，而載入史冊了。 不應該忘掉一個人。永利、南開在創業之初，資金周轉，都得到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的大力支持。新記《大公報》最初的資本五萬元，據周氏在1950年親口告訴我，名義上是吳鼎昌支付，實際是他張羅在「四行」——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四家所謂「北四行」籌集的。這也符合當時的情況，吳鼎昌雖掛名鹽業銀行總理，實權仍操在張氏父子——張鎮芳及其子伯駒之手，而金城則由周作民獨力支配。周作民這個人，晚節且不論，他確有相當的魄力，想搞一個民族企業財團，仿佛日本的三菱、三井一樣。自然，中國和日本的內外條件不同，不可能走上「明治維新」的道路。因此，他的夢想也只能以幻滅告終。但他扶持「天津三寶」的往事，歷史上似乎應該記上一筆。 《大公報》的「發祥地」在舊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今和平路哈密道口。1931年冬天津暴亂後，遷至舊法租界三十號路——今哈爾濱道西頭。 我這次到天津舊地重遊，曾先後到這個「故壘」去徘徊、「憑弔」。最初的《大公報》館舊址，輪廓依然，而內外部裝修、擴建一新。門前懸上「天津市皮革製品工業公司皮鞋展銷部」的招牌。對面的四面鐘不見了，烏煙瘴氣的德義樓飯店已像削去一個頭，矮了半截，也像已「轉胎」得了新生。 得到皮革製品工業公司同志的同意，我步入「舊巢」，上下打量了好久。好像時光倒流了五十五年。我恍惚又置身於舊《大公報》館裡。那座曲尺形的門面房子，樓下是門市部和經理部辦公室，樓上則為編輯部。「曲尺」的頂端，是編輯室，約有四十平方米大小。靠窗——臨旭街的一面，放著一張較大的寫字檯，一面是張季鸞先生寫作和編輯的地方（他沒有專設的總編室）；對面則坐著要聞和國際新聞編輯許萱伯和曹谷冰。中間有兩行共六張一般的辦公桌，靠裡邊的一行，對面分坐著翻譯主任楊歷樵、日文翻譯周老（我已記不起他的大名）、各地新聞王芸生，最後是我（編教育與體育版）和助編趙恩源。外面的一行，是本市新聞兼《小公園》編輯何心冷和記者們的座位。何還兼任外勤主任。在角落，另放了一張單人桌，則是經濟新聞編輯杜協民（南開大學第一班畢業生）的座位。 「曲尺」臨松島街——今哈密道的一面，有三間房子，各約二十平方米，第一間為會客室，第二間為夜班編採人員宿舍，最末一間為總經理室，胡政之先生寫文章、核對賬目、接見職工，都在這裡。 那時，全編輯部內外勤不足三十人，其中工齡最長的也不過五六年，如編要聞的許萱伯，北洋大學畢業後，曾在青島稅務局工作，對編報還是新手。總之，當時的《大公報》，主要靠張季鸞、胡政之這兩位報壇的老將，擘畫一切，以全副精力從事新聞事業的革新。他們兩位，作風各有不同。胡先生態度嚴肅，處事一絲不苟，對自己，對同事，要求都很嚴格。張先生則從大處落墨，不拘小節，白天和各方人士接觸，晚上則寫社評，修改稿子，考慮版面和寫標重要標題，審閱各版大樣，抓綱提目，也務求精審。但他總像遊刃有餘，指揮若定，優哉游哉，工作毫無手忙腳亂之態。 在他們兩位的指揮下，手把意授，把來自五湖四海的近三十個青年——最大的不過三十多歲，小的不到二十歲，團結成為一個志同道合的集體，各顯所長，內容日求精益求精，使《大公報》在讀者中的影響，蒸蒸日上。特別是張季鸞的社評，風靡一時。 我在這「故壘」中縈懷往事，想到當年的嚴師、好友，大半已成古人，不禁感觸萬端。出得門來，特和老同事張高峰同志在門前合影，留作紀念。此時的心情，仿佛《儒林外史》里「泰伯祠遺賢感舊」一樣。 後來，又去舊法租界三十號路的舊址。那裡，房子還依然如故，現是天津京劇三團的所在地。那天是星期日，只有少數人在看守。我們進入參觀，哪裡是編輯部，哪裡是張、胡兩先生寫作和會客的地方，哪裡是工廠和經理部，都明確可辨。在一間小編輯室里，一位青年同志正腳蹬粉靴，口戴髯口，在練習把式。我請他合攝一影，他惶惑不肯。其實，「天地小劇場，劇場小天地」，我當年也在這裡練過功，學習唱、做、念、打的，我們原是「同行」啊！ 我在這箇舊址，只工作不到兩個月。1932年初，便被派去武漢當特派記者兼辦事處主任。四年後——1936年初，《大公報》準備改刊上海版，我調滬參加籌備，與張、胡兩先生同住在一個宿舍里，朝夕得聆教益，直到翌年「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 難忘的一幕 1929年起，我曾在天津《大公報》工作兩年多。我的大兒子就在那時出生的，現在他已五十一歲了。 天津是通向關外的要衝。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天津人首先感到「國難當頭」；租界鬧市，雖然還是燈紅酒綠，歌舞昇平，而廣大居民，尤其是在海光寺（日本兵營所在地）、東車站一帶居住的，目擊日本駐軍更加蠻橫無理，個個是一副統治者的面孔，因而更感到大禍已迫在眉睫了。那年11月的一個深夜，設立在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四面鐘對面）的《大公報》編輯部，正在工作緊張之際，忽然，一陣密集的槍聲，從東馬路方向傳來，緊接著的是人聲嘈雜，像有一大群人呼嘯而過，我們連忙放下工作，伏在窗口看，只見日軍的卡車，一輛輛在旭街上巡邏，與松島街（含哈密道）交叉的十字路口，已架起鐵絲電網，有幾名日兵端著槍，威嚇行人，不准通過。看來，像是一切早就「排演」好的，從槍聲爆響到日軍設崗，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一位記者不斷向東馬路等處警察局打電話，好不容易接通了。據說，有好幾百名暴徒，持各種武器，從日租界方面衝出，已在東馬路及迤南的幾個口子被我軍堵住，正在激烈戰鬥中。 樓下的職工想開大門張望，站崗的日兵大聲吆喝，用槍口逼令把大門關上，大家只得坐下，把報編完、校好。大約半小時後，槍聲才逐漸零落下來。 那天，報還是全部印好，但一張也發不出去。從那天起，《大公報》停刊約一周。經老闆們向各方交涉，工人緊急搬遷，才在法租界三十號路（今哈爾濱道）新址繼續出版。 我那時住家在松島街迤南一條叫小松街的小巷裡。第二天清晨，才被放行回家，我的妻子抱著嬰兒守候了一夜。 從那天起，行人經過任何一個馬路口，都要被嚴厲搜查，而通向法租界及華界的各口，已完全封鎖了。 到第四天，聽說，有幾個口子，一天開放幾小時，但不准攜帶大件行李。聽到這消息，我們趕快揀出些急用的衣服，打起兩個小包，我妻抱著嬰兒，十幾歲的妹妹和我各帶著一個包，一家四口，尋找「出路」。 在旭街的南頭有一個通向法租界的出口。我們到了那裡，排在長長的隊伍後面。出口開得很小，而且架著鐵絲電網，只能單人通過，日兵有十多人，嚴密監視著。包袱都要一個個打開，仔細檢查後才放行。逃出虎口，急忙投奔一位同鄉又是小時同學的家裡。他住在日法交界的秋山街（今錦州道）法租界的一邊，站在這陰陽界的一個胡同口，可以看到對面恐怖、死寂的日本租界的街景。 報紙復刊了，我則被調去武漢當特派記者。大約在那次騷動的二十天後，我們一家就登上了旅程。小松街再也沒回去過，不多的家具和剩下的箱籠、衣被，大概全成為侵略者的擄獲品了。 在東車站登車時，看到站前四周，聳立著日本仁丹、胃活、中將湯、大學眼藥……的廣告牌上，中國字旁都加上一行日本字，一路到北京的各站和沿途村鎮都如此情景。這是民族災難將全面來到的預兆。 本書為老報人徐鑄成先生晚年撰寫傳記三種之一。三聯書店曾於1986 年初版，此次即據以核實史料文獻，改正錯訛後修訂重版。 這本傳記在恢復張季鸞及《大公報》的本來歷史面目方面，做了大量澄清和辨偽工作。張氏以一介無拳無勇的書生，懷抱文人議政的理想，雖兩度系獄，而志氣未嘗少歇，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節操。他的社論更是使《大公報》大放異彩的金字招牌，於新聞中見評論，在評論中有新聞，筆鋒常帶感情，功效辟易千軍。對此，書中都有濃墨重彩的鋪陳。同時，書中還穿插了不少文壇掌故，報界秘辛，足廣見聞。張氏之外，對包括吳鼎昌、胡政之在內的諸多大公報人，本傳也多有旁及評述。綜合來看，本書也不妨作《大公報》簡史或《大公報》人列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