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到處開花

「非常時期」，對一個報館也是一種考驗，看你在全國讀者中有沒有威信，生不生根。有幾家在上海極為暢銷的、一向自以為暢銷海內的報紙，一旦隨國軍的「戰略轉移」，搬到香港或漢口出版，不僅言論上引不起讀者注意，營業上也無法獨立，恰如一條一向在江湖裡生長的淡水魚，一旦放入大海，就無法呼吸和生存了。有一家輾轉到香港、漢口出版，均不為讀者所重視，最後不得不重回上海，也像《文匯報》一樣，掛起外商牌子，仍在孤島出版。有一家挾了孔財神的權勢，運用他的特權和財力，勉強維持；但迄抗戰末期，銷數一直徘徊在二三千份，居於武漢及重慶各報的末位。所以，有幾家「事前有先見之明」的上海大報，寧願接受敵人的檢查——上海國軍撤離後，於12月13日公共租界公部局「總辦」費信惇即發表談話，要各報勿登「刺激」日軍的新聞及言論，並聲明同意日方的要求，所有華文報紙，都應事前接受日方的新聞檢查。所以像《新聞報》《時報》這樣發行很廣的報紙，因接受日方檢查，銷數一落千丈。 原在天津也稱一「霸」的《益世報》，也企圖遷地為良，苦於一直沒有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抗戰末期曾欲在香港出版，戰後又有到新加坡出版的計劃，都流產了。在這方面，應該說《大公報》是經受住這個考驗的。抗戰期間，它曾先後在武漢、重慶、香港、桂林四個地方出版，不僅都站住了，而且營業很快就列居首位。如抗戰時的重慶版，發行高達九萬多份，先後添置了十六架平版機，才得以趕印出來。當時它的發行數，幾等於《中央日報》等其他九家報紙之總和。香港一向是當地報紙控制的天下，《大公報》香港版出版後，不久發行即扶搖直上，在太平洋大戰爆發前，駸駸乎有向《華僑日報》《循環日報》問鼎之勢。桂林版出版之後，而一經發行，銷路就如脫韁之馬，步步上升，發行數最高達六萬多份，也大約相當於《廣西日報》《掃蕩報》等其他幾家報發行之總和。這說明，《大公報》確是全國人民所歡迎的——當然，未包括當時的邊區人民。它在全國各地的讀者心目中，是生了根的。這裡面，張季鸞先生這支筆的影響當然不算小，所以能到處開花，到處招徠廣大讀者。 首先出版的是武漢版。那時上海正在苦戰正酣之際，季鸞先生帶了范長江等少數骨幹，衝出重圍，冒險到了戰時行都，以從天津版撤退下來的職工作為班底，很快籌備就緒，出版問世。所以這樣快，是和趙惜夢商妥了，接盤下《大光報》的房子、機器及一切設備。 前年（1983）我應武漢大學及《湖北日報》之邀，重到已闊別五十年的武漢，曾去市區尋覓舊蹤。幾位同業同我到江漢路附近的漢潤里，指點一幢房子說：「這裡曾是《大公報》的館址。」不錯，我和它不僅似曾相識，而且打過交道的。在1934年張學良將軍曾在此任「副司令」的時候，哈爾濱原《國際日報》流落進關一批朋友，準備來武漢創辦《大光報》，打前站的是他們的經理趙惜夢君，因為趙曾兼任國聞通訊社哈爾濱分社主任，我們算是同事，更有胡政之先生專函，囑我盡力協助，所以在《大光報》著手籌備的時候，我即和趙惜夢四處奔波，先是選定社址。當時漢口房子並不難找，特別像漢潤里這樣租金昂貴的房子，好多幢還貼著「召租」條子呢。趙惜夢選租了三開間兩樓的房子三幢，一幢下面為機器間，樓上為工人宿舍；一幢樓下為營業部及單身職工宿舍，樓上為編輯部；另一幢，安置由關外帶來的家眷。他所以選中漢潤里，因為地段接近鬧市，更主要的是我的家即住在弄堂對面的金城里，便於我可以就近照顧。在籌備期間，我曾協同趙惜夢君一同宴請同業，並陪同他去各機關訪問。在創刊的最初幾天，我也曾親自動手，幫助寫社論，設計要聞版版面，以後上了軌道，我就不再過問了。該報的總編輯王星岷君學識似有根底，人亦有風味，大概已作古人了。此外，如編副刊的孔羅蓀兄，一直到解放後皆為聞名的優秀作家，陳紀瀅兄則隨國民黨政府赴台灣，聞現為台文聯主席，關吉罡兄則任台「立法」委員。總之，該報人才濟濟，一經創刊，即在沉悶之武漢新聞界放一異彩。 不知因何緣故，趙惜夢不再經理下去，自願將「生財」房子全部「頂」給《大公報》，而《大公報》因有現成之房子設備，得以提早出版。我站在這幾幢房子前照了相，並徘徊久之。這裡，當然早已住滿了，一個住戶是老年人，問我：「這房子以前是不是你家（您）的？」「不，我以前曾來過的。」實則，我在幻想，在這房子裡，季鸞先生曾在此流汗（武漢是長江有名的「火爐」）戰鬥，在此寫出了十分出色的文章。 在這裡，季鸞先生曾以如椽之筆，寫過《中國民族的嚴重考驗》《置之死地而後生》《最低調的和戰論》等社評，當時曾振奮人心，下定長期抗戰決策，與動搖分子汪精衛之流做鬥爭。在《中國民族的嚴重考驗》一文中說：「這幾天的軍事概況，是大家知道的（指敵軍已日益逼近武漢），大家務必注意，這是命運給中國民族的一個嚴重考驗！我們突得破難關，便是自由人；若心灰意沮了，便須準備做奴隸。」「昨天業已說過，中國本是弱國，我們哀兵哀民，不得已而自衛，當然在戰備上有缺陷，在作戰上遇困難。然而這都在意中，並非意外；中國談何容易能成功，並且談何容易能持久。我們當然要預先覺悟這一切艱難困苦，當然準備發揮一切能力。」「現在是命運正對於我們舉行嚴峻的考驗……我因此吁懇全國共同覺悟，今天以後最要緊的是自己的堅牢團結，要團結成一個偉大的有機組織，徹上徹下，光明透亮，大家心安理得的共同工作奮鬥，然而要達到這個理想境界，先要互諒互信，要盡除一切自私之心，只餘下一共同的責任觀念。具體地說，社會各方面或者各黨派對於政府要諒、要信。同時政府方面對於志在抗敵之一切人，也要諒、要信。這一點甚關重要，而軍事越延長，其重要越甚。」他以極明白曉暢的道理，講出一般愛國人心肺中同情的話，所以句句能打動讀者的心弦。而且，他深知政局內幕，經十年內戰而號召起來的各黨各派，團結未必如何鞏固。他也深知有些人正陰謀破壞團結，破壞抗戰，故沉痛指出，這證明他有先見之明，意識到若干月後，如不相互警惕，團結會受到破壞。 在1937年12月上旬，敵軍已直薄南京，南京危在旦夕。它一面以重兵南北兩路企圖會師徐州，打通津浦路，一面水陸兩路向武漢進犯。當時鑽在抗戰陣營內部，散布「和則亂、戰必亡」的論調的人，而指堅持抗戰到底者為唱高調，想動搖人民抗戰到底的信心，而武漢當局，則不斷由德國公使陶德曼、英公使寇爾居間調停，希望敵方「適可而止」，勿再深入。在這樣人心惶惶的空氣下，張寫了《最低調的和戰論》，這一篇社評一出，使一切投降陰謀受到致命的打擊。他開頭即寫道：「我們首都已不幸在敵人圍攻中，全國人民此時，應當對敵人徹底認識，對祖國前途更徹底檢討一下。」 接著他寫道： 前天東京電，日外務省發言人說，歡迎第三者調解。但同時東京已準備八十萬人遊行慶祝，準備於占領我首都之日舉行。大家只就這簡單兩條消息看看，就可以認識敵人如何玩弄辱沒中國，並可以知敵人所謂調解是甚麼意義。…… 最近又發生調解的聲浪，但試問假若日本尚有萬分之一的誠意，那當然要停止進攻，然後才能說到和平調解。現在怎樣呢？這四個月來，以海陸空大軍進攻中國南北省區，其直接加諸中國的軍事的摧殘不用說了，其在城市，在鄉村，在陸，在海，以飛機，以炮火殺戮我們的平民，不知道有多少千，多少萬，焚燒摧毀我們平民的財產，又不知有多少億，多少兆！這都不用說了，而現在一面言歡迎調解，一面慶祝進攻我首都。…… 張先生的白話文，還有裹過腳的痕跡，但字字句句，樸質沉痛，寫出了中國一般人民心底的悲憤和沉痛。接下去他說： 這可以知敵人所謂調解的意義，只是慶祝勝利的納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統政府肯接受他占領我首都後之所謂和議。因為如此則省得製造傀儡，並且可借我正統政府之力，以自消滅國內的抗戰精神，同時使國際上無法說話。這是他大便利，大合算了，而中國怎樣呢？ 我們是無黨無派的報紙，向來擁護政府，服從國策。在開戰以來，從來沒有一天以言論壓迫政府主戰，也從沒有附和一部分人年來所謂即時抗戰論，以使政府為難…… 但事至今天，卻不容不大聲疾呼，請求政府當局對於最近發生之所謂調解問題，應下明白之決心了。我們以為政府即日即時，應當明白向中外宣布，即日本不停止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則決計不接受調解，不議論和平。我們以為這絕對不是高調，乃是維持國家獨立最小限度之立場。我們不問日本條件如何，他之一面慶祝攻占南京，一面說和議，這顯然證明日本抹殺中國獨立人格，那條件之劣，就不問可知，且縱令條件在文字上粉飾得過去，但實行起來，一定在實質上喪失獨立，因為它若誠意議和，就斷不會再攻我首都，就是想叫我正統政府於失盡顏面之後，再屈服於他。敵人即存心議和，試問怎樣和得下去？換句話說，怎樣屈得下去呢？ 我們認識國家軍事上經濟上之種種艱難，同時極不滿意英蘇美等國比京會議之虎頭蛇尾，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自己努力保持國家之獨立與人格。這個如不能保，這不僅抗戰犧牲付之流水，並且絕對無以善其後。中國今天雖在此危急環境之中，但仍有一極強之點，就是軍民團結，永無內亂。倘使我正統政府於失了首都後反而接受和議，則國內團結，必將立時不保，那就怕真要成為瓦解土崩之大禍了。…… 我們全國一切擁護國家獨立的人，依然可以守住正統政府，大家心安理得的工作與犧牲。這樣，中國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時機緊迫，千鈞一髮，我們貢獻這幾句愚直之言，特別希望在漢口的政府當局注意。 那時，汪精衛等動搖分子，正到處散布其「低調」——抗戰必亡論，而暗中已準備出逃國境，和敵人「周旋」所謂和議。與之同調者，實不乏人。季鸞先生此文，苦口婆心，透徹講明利害，講明大是大非。不久，汪精衛即出亡河內，發出「艷電」，走上漢奸賣國的可恥道路，此文卻當頭一棒，喚醒了多少意志本來並不堅定的人，使國家一時免於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聲棒喝，應該說關係不小。 那時，季鸞先生白天四出了解情況，晚上歸來，論文編報，而且還要兼顧經理部工作。當時，任副經理的為許萱伯、曹谷冰（均津館老人），編輯部骨幹只孔昭愷、趙恩源、長江及徐盈、子岡諸人（當時王芸生尚在滬館，我則留滬，旋入主《文匯報》筆政），副刊邀陳紀瀅客串。 附帶說一下，我對不久即離開《大公報》的長江同志的去因迄今有所不解。記得約兩年以後，即上海《文匯報》已被迫停刊，我於1939年秋到《大公報》任港版編輯主任後，有一天和季鸞先生對坐談天。我問：「長江怎麼離開報館了？」他喟然長嘆一聲說：「我叫他學寫社評，他不滿有些稿子給人刪改，後來他和某人已極不相容，根據報館章程，只能忍痛讓他走了。」所謂章程，是報館的不成文法而一向嚴格執行的，即同事如矛盾至不能兩存，即不問是非，犧牲職位較低的一人。我曾親眼看到不下一個例子，某一同事因意見與高位者有不同，儘管他的意見是正確的，而難免被辭退。有人說，長江之離去是因為所走的路越來越與《大公報》相悖。我曾聽陸詒同志說，他決定就任《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是因為周恩來認為《大公報》作用大，長江應留在《大公報》工作。在1938年漢口危急時，《大公報》的態度應該說是「差強人意」的，而且地下黨員徐盈、子岡一直在《大公報》發揮作用。所以我的想法，還是相信季鸞先生說的，長江之不得已離開，是因為有某人妒忌其能文善「跑」，而此人正在季鸞先生下面控制一切，否則，周恩來權衡輕重，亦斷不許其輕易離開也。 總之，那時的季鸞先生，是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時候，寫下不少影響極大、極遠的文章。一月以後，遷渝出版，他積勞致肺病又嚴重了一期，以致不得不退處幕後，在重慶汪山靜養，並不時赴港就某名醫診治了。 重慶版繫於1938年武漢失陷由漢遷來出版，編輯部及社本部一直在李子壩，營業部及外勤科則設在城內。 香港版於1938年「八一三」周年紀念之際在港創刊。創辦之初，胡先生特向吳鼎昌索回「借」去的金誠夫兄（在吳任實業部長時，調去當部長機要秘書，後調貴州省政府當秘書主任兼《貴州日報》社社長）至港館當經理。編輯部初由胡先生親自掌握。1939年秋我回《大公報》後，任編輯主任。 《大公報》港館維持了三年多（1938年8月至1941年底），館址最初租用鬧市王后大道中、商務印書館隔壁的一幢舊樓里。到1940年初，胡先生為了抽調資金，籌備桂林版，乃將館址搬至利源東街一幢舊木樓上，外表像是一所弄堂小報了，一點不像其時剛得了密蘇里獎章的蜚聲中外的大報。 《大公報》本是統一經營的大報。此時，一塊招牌，港、渝兩館無形中有「各立門戶」之勢。因為直至上海館開辦，胡先生一向傾全力於報館，事無巨細，皆獨任艱巨，而季鸞先生則文名播海內外，每不免有不平之色。在和同事閒話中，每不自然地流露，說《大公報》之所以有今日，大半由於他的善於經營。我在滬館及港館，就不止一次聽到胡先生談到張先生的往事，說：「張先生在《中華新報》時，也幾乎每天寫一社論，外國記者且有將其拍發國外者，但所辦的報因經營不善，日銷不過二三千份，以致報紙無法維持，關門大吉。」言下之意，《大公報》能夠日益發展，主要靠他的經營有方，而且說張先生是名士派，只要幾句恭維話，就隨即借錢給人，或隨便寫介紹信。我在報館先後十三年中，卻從來沒有聽到張先生背後議論人。提到胡先生，總說他如何辛苦，如何不顧自己健康。總之，每說到政之先生，總滿口稱讚。自從漢口版開辦，張先生獨力負責，下面的經理曹谷冰（在漢口版開辦不久，許萱伯即病歿）是張先生一手提攜的「故人之後」，編輯主任王芸生也是張先生從天津《商報》看中「挖」來的。自創刊以後，即聲光閃耀，營業也井井有條，因此胡先生於高興之餘，口頭總不免另有一股滋味。在香港版創辦後，也想盡力辦出一種特色來。他以追隨多年（國聞通信社創辦之初即當助手）的「左右手」金誠夫兄調到香港擔任經理，我以後回到《大公報》任編輯主任，也是出身國聞社的、被胡先生青睞的人。所以，在港館內容也日益精練之後，胡先生另有一種得色。這是我們從旁可以體會到的。張先生就從來沒有這種「門戶之見」，比如，他對我的培養，真有恨不得「拔苗助長」這種迫切心情，對金誠夫兄，也愛護備至，對港滬兩館同仁，從來都不分什麼你我。 1941年張先生逝世後，在理兩館可以「統一」了，但還經過了一段過程：1941年中，政之先生忙囑在滬看守滬館善後的李子寬兄——是胡先生的另一「左右手」，國聞通信社開創時即任滬社主任，囑繞道趕往重慶，參加管理工作，而曹、王兩位「滴水不漏」「針插不進」，讓子寬兄形同食客。曹、王兩位閒時，約李陪同打打麻將，以資消遣而已。所以在太平洋大戰後，胡先生早在戰前就將桂林版創刊，自營一小洋房，與夫人閒居，料理些桂館的重要事務，對渝館不加過問。以後赴渝開會——國民參政會，季鸞先生從第一期即任參政員，逝世後，當局才補了胡先生充任。那時，胡先生才移家重慶，由其長婿王恩東為他選定紅岩新村（為金城銀行建造的高級住宅，王恩東時任金城銀行渝行經理）一幢大樓為新寓，對館內雜務也不加聞問。後來，他組織了《大公報》董監事會，曹、王均列名董事，才勉強做到表面的統一管理。1944年湘桂戰役中桂林淪陷，桂館職工分別撤至重慶，胡先生特邀誠夫兄及我諄諄告誡：「你們來渝館，好比二房一家破產了，來依附大房，要處處謹慎，懂行『以小事大』的道理。」他還舉自己為例。說：「谷冰這個人，小心多疑，他每次來見我，我必先『整整容』，帶著笑臉去見他，以免他多心，至於芸生，頗有傲氣，我也要善於應付，你們更要小心。」 果然，在我們到重慶不久，為桂林職工新創刊的《大公晚報》，一位編要聞的郭君，因得罪曹先生被開革了，渝館一位廣告主任，原是金誠夫兄的親戚，還有桂館經理部的兩位科主任，也都是金的親故，全被藉故一起開革了。所以我在重慶一年，幾乎是閉門謝客，同業都少來往，以便「以小事大」，等到八月初日本宣布投降，那時政之先生赴美參加舊金山會議，董監會決定派我和子寬兄到滬，負責籌備上海版復刊，我任總編輯，子寬兄任經理，我離開重慶時的心境，真有些像京戲唱詞中所常引用的「套話」：「踏破鐵籠飛翠鳳，掙開金鎖走蛟龍。」大約在一年以後（1946年5月），我得知二十萬美金官價外匯事，也因為胡先生認為我控制的滬版，內容太「左」，我就一怒向政之先生提出辭呈。從此和一直當作安身立業的「家」，永遠告別了。 胡先生於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病逝，公私都陷於困擾中；吳達詮先生則在1950年夏病逝於香港，那時他已列入戰犯的名單。我正因港《文匯報》事在港調處，有人曾勸我去看看他，問他是否有意回去，我正遲疑中，看到花店裡扎有吳鐵城致送的花圈，才知吳先生已謝世。 比起季鸞先生生前的風光，死後的哀榮，吳、胡兩先生是死非其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