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七君子」案
《大公報》決定於1936年春天出上海版，胡政之先生早日就寫信給我：「望及早將武漢公私事項清了，擬借重新工作，盼於年底前到滬。滬上房子緊張，尊眷是否先送保定安置。」
我儘快做好如期報到的準備工作，一切硬行李都準備不帶，留下交給接替我工作的汪松年兄；有一架剛時興的收音機，是菲力浦牌的（當時無線電收音機剛流行），我很心愛，也狠心留下了，以便輕裝簡從，早日能到達上海。
這在《大公報》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決策，關係到張、胡兩位之間曾經展開的難以調和的「結」。遠在長城戰役以後，日寇勢力著著緊逼。真如學生們說的：「華北雖大，已不容安放一張書桌了！」季鸞先生即提出《大公報》應早日搬遷南下，否則，事事緊逼，雖有說話的餘地，「悔之晚矣！」政之先生則從營業觀點出發，認為離津遷滬，無異另起爐灶，談何容易。且十里洋場一向是《申報》《新聞報》等老報的基地，要在它們的勢力區內覓一席之地，談何容易。過去如于右任的「豎三民」，近之如張自己的《中華新報》和陳布雷的《商報》，言論不謂不精闢，讀者也多叫座，卒以營業不振而先後停歇。胡先生的顧慮，不能說全無理由。記得1934年初夏，張先生曾過漢赴川，在漢停留十餘天，住在當時武漢最大的中式飯店——太平洋旅社裡，還要我事先打聽、約好幾家他在鄂的親戚及侄孫輩。他對我絕口不談與胡先生有什麼矛盾——這是他畢生的美德，從不在背後議論人，以自炫其正確。張與胡發生矛盾，憤而入川的經過，已詳記於前。
他那次過漢，不會見任何方面人士，戒我勿輕於告人。他每天找幾個親侄孫和表親——大概是他亡妹留下的一些遺孤，歡然暢談。楊永泰、張群等所謂新政學系人士那時都在武漢，熊式輝、黃郛等人也都是他的老朋友，他都不讓通知，有電話來問也說不知道。只有一次，他問到韓達哉（向辰）先生的近況如何？我說，他鄉居學佛很認真，要不要通知他？他說：「不必了，以後見到代為問候。」
於此可見，他那時態度的消沉和愛國之心的熾烈。
他那次遍游重慶、成都，並遍訪成都五老，暇時即與康心之先生談到辦新報事。康先生是張的通家摯友，那時已成為川幫銀行家。他聽了張的建議，立即撥出專款，覓定地址，請張先生創辦新報。
前節說過，由於時局急轉直下，如《何梅協定》簽訂，冀察政委會的籌組等外來因素的促成，吳鼎昌念三人過去創業的團結氣氛，因而同意將津報暫維現狀，另在上海創刊新版，希望張、胡全力以赴。
這樣，從釜底抽薪，張、胡兩先生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決。張聞訊即趕回天津籌備。四川的報怎麼辦呢？他薦編輯部一位老同事權為頂替。所以到了抗戰時期，重慶變了陪都，《國民公報》也居於九大報之一，銷數似乎比《時事新聞》等還略勝一籌啦！
我把家眷搬到保定，安頓好後，即別父母、離妻子，隻身到了五方雜處的上海。時正隆冬，已租好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口一幢兩開間房子作為我們的公寓。所謂我們，包括張、胡兩先生，他們那時的確背城一戰，全力以赴；還有張琴南、許君遠兄和我。
那時，才有編輯主任的名義，任王芸生兄為津館編輯主任，張琴南為滬館編輯主任；張和許君遠兄都是北京《晨報》出身（均北大畢業），後轉至天津《庸報》。天津《庸報》易主，張、胡兩先生才加以聘請入滬報，像戲院的重金禮聘一樣。胡、張兩先生家眷都留津，以示報辦不成決不搬來。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因為失去「監督」，加上張先生正當「更風流」之年（于右任那年壽張先生詩，有「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經小人的牽引，一年以內連續娶了兩位夫人，分立三座公館。
報紙於1936年4月1日出版，張、胡兩先生在前幾天幾乎整天在報館忙碌。我和君遠主編三、四版要聞版，先是采輪流制，一人主編三版，另一人即主編四版。張琴南兄工作極賣力，稿子每經其手，必仔細審閱，並在題目上加以「花哨」，使讀者看了，有不像《大公報》之感。約兩個月後，津滬編輯主任互易，我和君遠初仍輪編三、四版。
到了是年冬，忽然發生了一件震驚全世界的大案件：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領袖，被南京當局會同租界巡捕房，夤夜包圍，分別被捕。因為他們堅主抗戰，反對妥協，並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受到國內外的尊敬，尊稱為「七君子」。這七位君子，被捕後即解往蘇州的江蘇高等法院。
全國各界人民及海外僑胞都義憤填膺，提出抗議。國際知名學者三十七位以愛因斯坦領頭髮電給蔣，要求立即釋放；上海和蘇州有二十七位著名律師挺身而出，願為「七君子」擔任義務辯護。這個拖了近半年，成為讀者關注的熱門新聞，《大公報》除原有駐蘇州記者外，曾幾次特派上海記者前往採訪。
張季鸞先生對此事極注意，每晚看到這新聞，總沉思憂鬱。記得他專為此案赴南京奔走兩次。翌年二三月間，西安事變解決，蔣正在廬山約見中共代表，並與各方人士密商，如何舉行中國國民黨二中全會，實現西安事變中他已允諾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張先生也應邀赴廬，逗留了一個多月。
張先生重感情，他和沈衡山先生的深厚世交，我也早有所聞。「七君子」事件發生後，他如此憂心忡忡，奔波營救，以為只是為了對沈先生的關心。近年看到胡子嬰女士的遺著《七君子獄中反誘降的鬥爭》，才使我明白真相。原來張先生如此委曲營救，其用心要深廣得多；其毅然投身參加的鬥爭，複雜程度也遠比我想像的為大。
胡子嬰的文中說：「在群情激憤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慌了手腳，拖延了兩次偵察期。關押了四個月以後，才由江蘇高等法院捏造一些無中生有的『罪證』，拼湊出一篇漏洞百出的『起訴書』。 『七君子』隨即寫了一篇針鋒相對、義正詞嚴的答辯狀，把起訴書駁斥得體無完膚。但是上海報紙由於受到國民黨政府新聞檢查的壓力，只刊載了起訴書，卻拒不發表答辯狀。這時法院即將開庭，對『七君子』一案進行公開審理，為了使廣大讀者了解真實情況，必須把答辯狀及時公之於眾。因此，救國會決定派胡愈之和我分別去到《申報》和《大公報》，要求他們把答辯狀發表出來。」
胡子嬰女士的文章接著寫道：「1937年6月6日晚上，我到《大公報》去找社長（作者按：應為總編輯）張季鸞……一見面，我先問他，江蘇高等法院對『七君子』的起訴書，《大公報》是不是刊登了？他回答：『是的。』我馬上追問：『既然刊登了起訴書，那麼『七君子』的答辯狀是不是也應該發表？』他直截了當地說：『不發表。』我問他為什麼？他只冷笑一聲，置之不理。他這種傲慢無理的態度，頓時使我氣憤難忍，我大聲地說：『你們的報紙號稱大公，但是你們只登官方一面之詞，算得上什麼大公……』他聽了這些話，又冷冷地一笑，不慌不忙地說：『我不發表你們的答辯狀，因為我不願意陪同你們做戲。《大公報》也不準備做你們演戲的舞台。』他這兩句話，說得沒頭沒腦，使我如墜五里霧中。於是，我急忙追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張季鸞這時才把他的真意吐露出來。
「原來，張季鸞剛從廬山回來，他在那裡見到蔣介石、葉楚傖等人。當時國共二次合作開始，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團結抗戰的形勢下，蔣介石不得不裝出一副假相，準備邀集一些『社會賢達』在廬山開會，共商抗戰禦侮、復興民族大計。『七君子』是著名的學者，又是主張抗日救國的知名人士，當然也要網羅在內。因此，蔣希望『七君子案』快些結束，使他們能夠及時來開會。但是葉楚傖、陳布雷等人卻別有用心地策劃了一個誘降之計。這一內幕是張季鸞在廬山親耳聽到的。有一天，蔣介石囑咐葉楚傖早些結束『七君子』一案，不要再拖下去了。葉說：『我們早已安排好了，先在蘇州高等法院對他們審訊一下，然後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們保釋出來，送到廬山參加會議。』蔣介石聽了，皺皺眉頭說：『不要這樣麻煩了吧。』葉楚傖蠻有把握地說：『鈞座放心，『七君子』已經同意這樣安排，不會有什麼問題。』蔣介石這才點點頭說：『那也好。不過到時候一定要把他們送來啊。』
「張季鸞講完這段經歷，微笑地對我說：『你們雙方已在幕後達成了協議，所謂答辯狀豈不是做戲給大家看嗎？《大公報》如果發表你們的答辯狀，豈不成了你們演戲的舞台了嗎？』
「我鄭重地對張季鸞說：『葉楚傖等人的誘降計劃，完全是痴心妄想。『七君子』不但不會『悔過』，而且還要採取『三不』的辦法，即不吃、不說、不寫來抵制國民黨的陰謀。我們絕不是在做戲。』張季鸞看我說得很認真，才知道CC派在欺騙蔣介石。……他沉思了幾分鐘，最後毅然說：『好吧，我相信你們，答辯狀明天就可以見報。』說完，立即拿起電話，通知編輯部把答辯狀立即發排，不必送審。……我這次與張季鸞交涉，他答應答辯狀在報上發表，這是一大勝利。
「張季鸞因為剛從廬山回來，他不願在蔣介石眼裡使自己成為『七君子』的說客，因此，不願為這件事再上廬山……他在房間裡低著頭踱了幾個來回，最後坐下來對我說：『廬山我是不想再去了，既然沈老托我，我就給蔣寫封信吧，試試看有沒有迴旋的餘地。』於是他就當著我的面把信寫好。他的信不長，內容大意是，既然毅然決然要抗戰，這就要動員全國民眾，共同對敵。現在主張抗戰的最大的群眾組織——救國會，其領導『七君子』卻關在監牢里，這是與人民對立，對抗戰不利。據我所知，他們七人堅決反對進反省院，甚至準備採取絕食的手段。萬一發生不幸，則對國家、對閣下個人的威信均有不良影響，請三思。」
以後的事實是：「七君子」知道張季鸞已給蔣介石寫了信，鬥爭更加英勇；而葉楚傖、陳布雷方面，則以為智珠在握，一切按預定計劃進行。有一個胡子嬰多年不見的老同學忽到蘇露面，無意間透露，她出來專為接「七君子」去反省院，而杜月笙、錢新之等也已專程去了南京，準備「七君子」解到後即往保釋，然後與陳布雷、葉楚傖一起「解」去廬山，向蔣交代。
豈知開庭之日，京滬旁聽者擁到，法院宣布改開秘密庭，群眾反對聲四起，後經蘇紳張一麟調解，遂准家屬旁聽。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七君子」提出要求，認為法官不適合處理此案，要求庭上另換法官，否則拒不作答。
葉楚傖、陳布雷蠻有把握，以為可以將「七君子」經過反省手續後由杜保釋，如期送到廬山。豈知波折重重，一反預料，而蔣則電訊催逼，晝夜不息。後來知道是張季鸞從中做了手腳，不得不向蔣陳述經過，被蔣一頓痛罵，限令某日前將人交到，否則「唯你是問」。
這樣拖到7月7日，盧溝橋燃起了抗戰的烽火，在全國的壓力下，南京不得不於7月31日無條件釋放了「七君子」，計被系在蘇州監獄有八個多月之久。
記得沈衡山先生1946年曾和我談起這段往事（那時季鸞已逝世五年了）說：「季鸞是一個好人，對我來說，尤其是一個數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記得我們出獄以後，即被接至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談，季鸞特地在中央飯店門口迎接我們，還關心我們和蔣談話的結果。」
於此可見，在「七君子」事件中，季鸞先生不僅自始關心好友沈鈞儒先生的安全，還伺機關心因愛國行動而被系的其他鬥士和學生。他不僅愛惜這些「士類」（中國歷史上這類英勇戰鬥的讀書人代不絕書），而且要盡力維護這些人的尊嚴，他和陳布雷、葉楚傖輩之區別，大概就在這些地方。至於杜月笙、錢新之等一時風雲人物，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