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白圭之玷
張季鸞先生在20年代初葉，即已成為國內有名的新聞評論家。1924年，飄萍先生在他的《新聞學概論》中說：「《中華新報》為政學會之機關報，其執筆之張一葦君（即季鸞先生），頭腦極為明晰，評論亦多中肯，勤勤懇懇，忠於其職，不失為賢明之記者，且自身殊少黨派之偏見。唯該報營業方面，似未得法，故銷數仍未大增。」
陳布雷那時在《商報》以「畏壘」的筆名每天撰寫社論。他後來屢次談及，他是季鸞的摯友，常在文章中競勝，二人在上海報壇被稱為一時瑜亮。我那時還在中學時代，學校不訂此二報，每逢星期天，必至無錫城中公園對面的縣立圖書館細讀他們一周來的文章，覺得他們都能大膽執言，分析細緻明快，而文筆之犀利，陳似略遜，有瑜亮之別。後來胡政之先生曾一再對我談及：「張先生在《中華新報》主筆政時，文章也非常膾炙人口，外國記者每以其社論全文轉發本國，但因經營者不善，報館奄奄一息，終於倒閉。」他的弦外之音，是說明《大公報》所以能風行國內外，他自己的善於主持經營是主要因素之一。這也是有道理的。
前面已說過，季鸞先生生平寫文不留底，總說報紙的文章是急就章，不值得留存。而胡政之先生在張死後親自編選的《季鸞文存》，已把《大公報》復刊初期的社評全刊落了，顯然是因其中有不少對「黨國」不敬的文章。現在要實事求是地全面敘議季鸞先生的思想體系和發展過程，就很感困難。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新聞界人物》，第一冊首載王韜、黃遠生、邵飄萍、張季鸞事跡。對於張季鸞，引用了不少舊《大公報》的言論，這給我不少便利。著者顯然是翻閱過包括早期的全部社評的，但在分析上有時似乎還失之片面。這也難怪，「小罵大幫忙」好像已成為概括張一生的定論。因此，往往把正面文章也從反面來看，以致失之公允。
張逝世時，中共中央的領導人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吳玉章、林祖涵以參政員名義從延安發有唁電：「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也在重慶發有唁電：「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不意積勞成疾，遽歸道山；音響已沉，切劘不在。天才限於中壽，痛悼何堪！」
這確是歷史主義知人論世的典型態度，雖曾「切劘」，而不掩其對報界、對國家的功績與一生。
我當年初讀《大公報》社論時，真是如饑似渴。其特別精彩的文章，每反覆迴誦，細加「咀嚼」，迄今還留有最深刻印象的，為《悼丁佛言先生》那一篇。丁先生名世嶧，為山東籍的舊國會議員，初隸梁啓超為首的進步黨，而不務黨爭，與國民黨人攜手向袁世凱及以後的北洋軍閥鬥爭。黎元洪任總統時，發生府院（國務院）之爭，國務院總理段祺瑞的秘書長徐樹錚盛氣凌人，每挾重要公文強迫黎簽署，視同傀儡。丁時佐黎，與韓向宸（達哉）等四人共謀應付之策，被段系中人目為眼中釘，稱為「公府四凶」。丁之出此，不是出於對黎個人，而是以軍閥政府為目標。以後，國是日非，他即辭去國會議員，回黃縣原籍閉門研究古文字學，於1929年12月貧病歿於北平。
季鸞先生沉痛寫這篇悼文，其中有一段說：
嗚呼，中國歷代多奇才異行之人，其修養原則，先貴有守，有守而後能有為；然自現代功利之說盛，風氣墮落，受高等教育者往往不知廉恥為何物，便佞模稜以游泳術從政者遍天下。故丁君之耿介，誠足為當世風……近年國內盛宣傳廉潔政治，實則去萬里遙。若丁君未嘗自炫其廉潔，而一介不苟，行之甚安。自入政界，除薪俸外無所入；每月生活，數十元耳。此固士人之常行，而即在今日革命黨治下，亦屬難能可貴。君近年來不口頭談革命，不作政治運動，惟其憂時憤世之心，實熾熱如火。其於最近政治，以其心無所私，故對於一切進步之傾向，及有一長可取之人物，皆示以同情；而於凌亂污穢之現象，則疾之殊甚，君之毀損健康亦以從。嗚呼，自國會末期，議員為世所詬病，政客之名詞與軍閥官僚同受厭惡。然其中實不乏堅貞卓犖之士，正不可一概論，丁君其尤者也。國會之亡，由於賄選。然如丁君者，於選舉問題發生之前，早已決然辭職，非惟不賄選，且無暇參加反賄選。自此七八年中，惟於斷碑殘籍中求其文字學之出路，豈不遠哉！而今天悄然離世矣。夫全國青年，積極方面，應各求能力之鍛煉、事業之奮鬥，不必法丁君。消極方面，而如丁君之氣節襟度，誠足為一代之范。斯人不壽，不勝悼哉！
他從一個人寫到當時政府風氣之壞，如層層剝筍，最後暴露了當時「廉潔政治」之真相，借題發揮，即此可見他評論手法之高明。他也是用這個題目，表達他自己對現實政治的最低要求。
1929年夏，我還看到《京報》出的飄萍先生遇難三周年紀念特刊，封面有丁佛言先生題字，筆力遒勁、辭旨懇切，想不到才過數月，就委頓謝世！這也可見他「對於一切進步之傾向，及有一長可取之人物，皆示以同情」的品質是一貫的。季鸞先生對他的評議，毫無諛言。
報紙的評論，要針對當天發生的最重要時事，褒貶其曲直是非，使讀者明確報社的立場、態度。也有當天並沒有重要的國內外大事可評，季鸞先生每選一個「閒」題，取瑟而歌，以針砭當時的政風、習尚，《悼丁佛言先生》此文，可以看出他的功力和戰鬥藝術。
報紙文章無長久生命力，不宜保存，這是他對新聞評論的評價。但如此篇，情文並茂，字字經得起歷史的推敲，傳之百世，猶不失為論世之傑作。可見生命力之修短，傳與不傳，也未可一概而論。
除此文外，當時曾被讀者眾口稱頌、讚不絕口的社評，有評蔣宋聯姻之作，題為《蔣介石之人生觀》，一開頭就說：「離妻再娶，棄妾新婚，皆社會所偶見，獨蔣介石事，詬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以下痛駁其再婚所持之理由，「然蔣氏猶不謹，前日特發表一文，一則謂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再則謂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反翹其淺陋無識之言以眩社會。吾人至此，為國民道德計，誠不能不加以相當的批評，俾天下青年知蔣氏人生觀之謬誤。」接著引申說，「然吾人萬不能緘默者，則蔣氏謂有美滿姻緣始能為革命工作。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己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嗚呼，嘗憶蔣氏演說有云：『出兵以來，死傷者不下五萬人。』為問蔣氏，此輩所謂武裝同志，皆有美滿婚姻乎？其有之耶，何以拆散其姻緣？其無之耶，豈不虛生此一世？累累河邊之骨，淒淒夢裡之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極矣。嗚呼！革命者，悲劇也，革命者之人生意義，即應在悲劇中求之。乃蔣介石者，以曾為南軍（編者按：那時京津尚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領袖之人，乃大發其歡樂社聖之教？夫以俗淺的眼光論，人生本為行樂，蔣氏為之，亦所不禁。然則埋頭行樂己身，又何必嘵嘵於革命？夫雲裳其衣，摩托其車，鑽石其戒，珍珠其花，居則洋場華屋，行則西湖山水，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斯亦人生之大快，且為世俗所恆有。然奈何更發此墮落文明之陋論，並國民正當之人生觀而欲淆惑之，此吾人批評之所以不得已也。不然，寧政府軍隊尚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亦當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為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而十數省戰區人民，因兵匪戰亂並黃面婆而不能保者，蔣氏又何以使其得有意義之人生！甚矣，不學無術之為害，吾人所為蔣氏惜也」。嬉笑怒罵，冷嘲熱諷，可謂淋漓盡致。此為季鸞先生即興信筆之作，當不費什麼推敲斟酌，就功力論，我以為不及上述唁丁文也。
此外，如在寧漢分裂之際，他論汪精衛最大的缺點，為領袖慾太強，這也是鞭辟入裡的「史論」。事後證明，汪以後游泳政海，與蔣或離或合，最後走上遺臭萬年的漢奸道路，成為民族罪人，其癥結之一，即在於此。
總之，從南京政府成立後，季鸞先生曾不斷針對時政，發表有分量、有膽識的評論，為廣大知識界及其他有識之士所擊節稱賞。舊《大公報》社評不久將影印縮影本，讀者當可一一查閱。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報》對東北問題的重視。1929年發生「中東路問題」爭端後，《大公報》即力主談判解決，勿輕起戰端，致為日閥所利用。以後果損兵折將，日閥乘機伺我，益無顧忌。當時，負責中俄交涉的為蔡運昇先生，為季鸞先生朋友，張即托其介紹，派曹谷冰兄為特派記者，歷盡艱苦，於1931年春赴蘇視察經年，寄回的通訊，季鸞先生細加潤色，一一披露，後編次成單行本出版。當時，只有胡愈之、戈公振兩先生敢於在反蘇反共的白色恐怖下，將親見親聞，著書報道。
季鸞先生在曹文先後發表之際，寫了一篇《讀蘇俄工業參觀記感言》的社評，其中有：「今觀特派員屢次通訊，不得不承認蘇聯建設規模之大，及其進步之猛。即專論工業製造方面，如最近通訊所述烏克蘭工業區情形，及今日所載大水電站情形，已足令人驚嘆不置。或者曰：蘇聯特許外人參觀者，皆其特可參觀者也，此外別無所有。曰：縱如所言，蘇聯別無可觀；而僅此可觀者，已足為中國所深羨。夫俄為工業幼稚之國，其歷史猶淺於日本，科學技術，去西歐尤甚。蘇聯現政府之可稱道者，則在其有整個的遠大之計劃，自根本上建設起來。以時計之，革命以來，僅十餘年，拚命建設，不過數年，而成績彰著如此。」當時，反蘇反共舉世洶洶，他能如此大膽發言，可見他的膽識（發表在「九一八」事件後的第二年）。聯繫到他在列寧逝世時在《中華新報》寫的悼文，以及抗戰時力贊邵力子先生使蘇，熱盼加強中蘇聯交，應該說，他在愛國立場上主張聯蘇是一貫的。他和吳鼎昌在這個看法上有矛盾，吳那時寫的《論蘇聯新經濟政策》，顯然是反蘇的。甚至胡適之經蘇返國時，發表觀感，說了蘇聯幾句好話，吳還寫文譏刺他為換了「眼珠」。所以我上面說，他們三位合辦《大公報》，在有些問題上是「同床異夢」，不是「鐵板一塊」的，後世讀者應細加區別。
再如，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無法公開反對「清共」，而不斷撰文，反對屠殺青年，他立論是從民族利益出發的。我記得他曾一再沉痛地說：「青年血氣方剛，不論其思想為左傾為右傾，凡能如其主張敢於冒險力行者，概屬民族之精英，非投機取巧者可比，輕加殺戮，無異殘害民族之精銳，將成為國家之罪人！」（大意如此）「九一八」後，這樣的論調屢有發表，始終未變。
在「九一八」前的一兩年中，我那時已在報館當編輯，記得《大公報》曾連篇累牘撰寫社評及專文（包括胡政之先生寫的），喚起國人注意東北之危機，特別在「萬寶山」事件及「中村」事件後，更嚴重警告政府，東北危機已迫在眉睫，應速籌應付之策。可以說，在全國各報中，對此呼籲最早、陳詞最切的，是《大公報》。
記得「九一八」事變爆發之頃，張、胡兩位先生召開了《大公報》「開天闢地從未舉行過的」編輯會議。張先生嚴肅宣布，國家已面臨緊要關頭，「我和吳、胡兩先生已商定，報紙今後更應負起鄭重責任」。他宣布了兩項決策：一為明恥，先要讓人民從近代史上了解外侮之由來。宣布由汪松年負責編輯甲午前後以來的對日屈辱史，由王芸生兄協助搜集有關材料（即後來陸續發表並輯成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因汪無此能力，芸生才獨力主之）。二為教戰，闡明現代戰爭、武器之發展情況，具體措施，為此創刊一「軍事周刊」，由當時最有名的軍事家蔣百里先生（甫由蔣關禁之南京湯山釋放）主編。可見，季鸞先生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初，應付之方，已成竹在胸。
以後，蔣屢次「禮賢下士」，請季鸞先生入寧「共商國是」，張以國士報之，知無不言，遂被目為幕內之策士；至吳鼎昌到寧府做官，《大公報》出上海版（1936）後，更為頻繁。沈衡山先生曾和我談及，說左舜生（青年黨黨魁之一）曾對張有評議，說張深知蔣的為人和想法，在腦中將其推前一步，寫為社評，蔣覺得很有道理，往往照此實行，《大公報》所以常得風氣之先，蔣因而收「尊重輿論」之譽。沈先生並引述當時事例，說明張曾力主組織「國防最高會議」，團結各黨各派。「七君子」被釋放後，張曾居間調停，希望與蔣合作，共同抗日。
季鸞先生生平最為人所疵議的，有以下二事：一為西安事變之頃，張曾一再寫社評，反對張、楊兩將軍此舉，勸速釋放蔣介石。二為皖南事變後，曾親筆寫一文（第一篇是王芸生寫的），反責中共破壞抗戰。事後他曾到港，親口告訴我：「那時芸生招架不住，我不得不力疾作此文以資應付。」
此外，據我所知，季鸞先生在抗戰期間，主要傾向為聯蘇抗日，團結各黨派，似無不利於國家之失誤。如提倡組織參政會，如提出「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抗戰第一，勝利第一」之口號，也未可厚非。至其他言論，則從「九一八」以至易簀前的激昂陳詞，力主抗戰到底，也恪盡了報人應有之愛國職責。
所以，中共負責人的悼詞中，尊稱其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並肯定其「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謀國之正，尤為士林所矜式」。
記得魯迅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說：「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
我對於季鸞先生也有此同感。
他後半生的袒蔣，既不為名，又不為利，至多出於「士為知己」的一念。後來報館當局收受二十萬美金的官價外匯，那時張先生已「墓木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