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西安事變

從1936年4月1日創刊到翌年「八一三」戰事爆發，《大公報》只過了十六個多月的苟安生活。這期間，季鸞先生強為歡笑，過了一個五十大壽，很熱鬧一番。更喜他新娶的兩位夫人，都已懷了孕，他中年無子，一直像對先人欠了一筆債。這一下，張氏可望有後，他懷著美好的希望。除此以外，這期發生最大最突然的新聞，是西安事變。記得12月13日那天晚上，我為了發《國聞周報》稿子，提早到編輯部，看張先生已坐在中間座位上，他如此早到編輯部，這是從來沒有的，即創刊之初也沒有那麼緊張，而且時而抓抓頭皮，時而站起來不斷來回走動，像有滿腹的心事。等他又坐下時，我輕輕問：「張先生是否有什麼事？大概晚飯還沒有吃過吧？」他也輕輕嘆口氣說：「你大概還不知道，有消息說，蔣先生在西安被扣留了。」我也吃驚地說：「他不是在臨潼嗎，有什麼人會扣留他？」他說：「詳情還不知道，未經證實的消息說，張學良、楊虎城昨晚發動兵諫，要蔣先生答應與共產黨聯合一致抗日，我是準備莊嚴地說幾句話，千萬勿破壞團結，貽人以口實，讓敵人乘虛大舉入侵，各個擊破。」那時，編輯同仁陸續來到，季鸞先生就踱到他那小房去，下筆寫當天的社評了，還不時出來，看有沒有外國通訊社續到的新聞。這一天，他到深晚才叫工友到外面買一碗麵充飢。 這篇社評，標題就有兀然：《西安事跡之善後》。事變剛發生，就提出「善後」，這表明他對這事件不想譴責或痛快憤怒地責罵一番，而是氣急敗壞地說：「十二日西安發生大事變，而電訊不通，莫知詳況。各界驚憂，達於極點。茲抒所懷，幸全國愛國人士留意焉。」他接著開宗明義地指出：「解決時局，避免分崩，以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陝事主動者倘拒絕此意，使政府領袖不能行使職權，甚或加以不測之危害，是則須負甘心禍國之完全責任。不論其所持理由如何，凡中國良知純潔之國民應一致反對之。」接著又說：「夫國家必須統一，統一必須領袖，而中國今日統一之厎定及領袖之形成豈易事哉！十年來國家以無量犧牲，無量代價，僅換得此局面，倘再逆退，將至自亡。艱難困苦之中國，今才見彼岸，而又遭逆風之打擊，主其事者，撫躬深省，果為何來乎？故吾人以為公私各方應迅速努力於恢復蔣委員長之自由，倘其有濟，則勸政府必須寬大處理，一概不咎，國家問題，從長計議。……」可見，以後支配他一切言論的「國家中心說」，已經在他思想里形成。至於他所主張的一切以救蔣為第一義，其他，則建議「政府寬大處理，一概不咎」，而當時接近官方各報，則一片辱罵聲，主張討伐聲。以何應欽氏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也沒有冷靜考慮此事變之利害，下令對張、楊進行討伐，並令洛陽、陝縣、靈寶的駐軍，動員向西安開拔，準備大舉撻伐。 季鸞先生接著在翌日寫了第二篇社評《再論西安事變》，詳細分析國家所處地位與形勢，勸西安當局早日「回頭」。他最後沉痛地說：「夫畢竟願做破碎之西班牙，自殘以盡，抑欲保持完整之中國，自力更生，公意俱在，不問可知。」 他說：「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可見他對事變的內幕，是瞭然於胸的。他和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平時好像沒有多麼來往。此時，大概宋氏兄妹很同意他的看法，主張「救人」為第一，不主張討伐，至各走極端。他在18日繼續寫一篇社評，題為《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顯然是事前與宋氏兄妹商定的。社評中寫明：「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果然，刊載這篇社評的這張報，宋美齡夫人所主持的航空委員會，當天即派出飛機，帶了這張報（而不是全份）四十萬張，飛臨西安上空散發。這也是我國自有新聞紙以來未見過的事。 在蔣被關禁西安的近兩周的時間裡，上海租界裡的空氣也很沉鬱。小報上宣傳虹口日軍又蠢蠢欲動，而更多報紙則推測汪精衛正由法國乘輪趕回，想取蔣而代，乘機登台，組織親日政府。12月25日傍晚，我正和幾個朋友在南市一家酒樓聚飲。有一個思想素來激進的朋友說：「張學良、楊虎城把老蔣扣起來，實在痛快，想必正在進行公審。這個喪權辱國、只會壓迫老百姓的獨夫民賊，想必一定會被槍決的。」我說：「我們報社接到不少讀者來信，卻不這樣看，深恐這樣一來，會大亂，會分裂，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我們的酒還沒有喝完，只聽鞭炮聲由遠及近，到處轟鳴著。我們忙吃完面，步出館子，乘六路電車到租界上，爆竹聲就更密了。我曾看見一個動人的場面，有些衣衫不周的人，自己花兩角錢，買一小掛鞭炮，拎在手裡放。這顯然不是有組織的群眾，或對時局特別感興趣的人。我對那位朋友說：「你看見了，小民的反應就是這樣。你老兄對時局看得遠，無奈一般群眾跟不上去。」他苦笑說：「此之謂群盲，遲早他們會覺悟上當受騙的。」我沒有和他爭辯，看手錶，已經八點多鐘，想必今晚張、胡兩位上班早，會有些版面上的安排要早做準備，於是就和幾位老同學告別，急忙趕往報館。 那一晚，張先生特別興奮，露出了多天不見的笑容，還跟我們談起，張學良親自送蔣先生回京，已經到了洛陽，準備休息一下再飛京。當晚，季鸞先生寫的社評是《國民良知的大勝利》。開頭就說： 昨晚從六時半以後，全國各大小都市歡聲雷動，爆竹齊鳴，實現了狂歡之夜。昨天又恰是雲南起義再造共和的紀念日，我們與國民同慶之餘，願先簡單地貢獻幾句祝詞。 西安事變發生，我們於憂慮、憤慨中實在抱著一種信念，以為一定能達到逢凶化吉。我們十八日給西安軍人的公開信中，說明期待三天以內能給全國同胞道喜。現在，雖然時期遲了三天，但果然能達到給全國報喜的願望。我們的欣喜不問可知了。 以下，說了幾點對時局樂觀的看法，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興高采烈。 蔣在洛陽休息的兩天裡，發表了一篇《對張、楊兩將軍的訓辭》，稍知西安事變內情的人，一看就明白這是事後的杜撰。接著，他們一行飛回南京，蔣入中央醫院休息。 事變中，只有立法院副院長兼代院長邵元沖在被關禁中（同押的有蔣鼎文、蔣百里、邵力子等）企圖越牆逃走，被衛兵開槍擊中而死。這是事變中唯一重大的犧牲。 蔣進醫院後，文武百官自然都去慰問。聽說《中央日報》總編輯程滄波曾碰了一個軟釘子。他照例致慰後，蔣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我活著回來了，沒有死！」說得程面紅耳赤，惶然而退。原來，在蔣被囚期間，《中央日報》曾義正詞嚴，連篇累牘發表社論，主張對叛亂者應嚴加討伐，並贊成派飛機到西安轟炸云云。季鸞先生也到南京去慰問，經此一番，蔣對他自然更加尊重。聽說他曾當面推薦劉湘幕下的「劉神仙」可以治腰傷。蔣謝張的關心，和張敷衍一陣，事後並沒有真去請那位「神仙」。 過了不久，南京來電忽傳張學良將軍已被扣押，關在陸軍監獄裡，並傳將組織軍事特別法庭予以審訊。我初聽到這消息很驚駭，以為天下不會有這樣翻臉不認人的事，好比京戲裡的「天霸拜山」，竇爾敦講義氣送天霸下山，結果反被黃天霸扣留了，天下哪有這個理？大概也像杜撰對張、楊二將軍的「訓辭」一樣，只是做給外人看看，以維一國之尊的威信而已。沒有想到這「假戲」一直真做下去，先是派鹿鍾麟為特別法庭法官，經過兩堂審判後，宣判說張劫持統帥，目無軍紀，著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嚴加管教」。而且以後先移押雪竇山，後移至江西贛州的陽明洞，以後轉押湖南及貴州的息烽等地，到國民黨在大陸土崩瓦解，還被移至台灣長期關在新竹附近，直至老先生逝世，「小蔣」經國先生繼任，才讓張將軍在台灣境內恢復自由。計自1936年以來，至1979年恢復自由，已歷四十三個寒暑，當年英俊的少帥，已變成耄耋的老翁。長期以來，賴練字帖、學明史、看古書以消磨幾萬個長日！最難得的，趙一荻夫人以知己密友，也主動投身囹圄，患難相從，甘願犧牲青春乃至寶貴的一生，歷四十餘年不改。在我國歷史上，也是極難能可貴的「牢獄鴛鴦」。趙四小姐的尊人趙榮華，曾當過津浦鐵路局局長，與葉恭綽（譽虎）及我的小同鄉任振采（鳳苞）並為梁士詒所組織的交通系下的龍、鳳、虎三大將。本是名門閨秀，甘願犧牲此一切（趙榮華先生為一荻與漢卿訂交，曾登報聲明脫離父女關係），迄老而不悔。1980年我赴港小住三月，看到漢卿先生偕趙夫人的玉照，一荻夫人年近七旬，尚丰容盛鬋，儀態儼然。最近，從台灣傳來消息，她已得了不治之症，但願這是謠傳，希望她健康長壽，終有一天會和大陸的親友團聚。 再說季鸞先生從西安事變告一段落後，即向報館請假赴北平、西安、武漢、南京兜了一大圈，每到一地，總要停留三五天。為了什麼呢？就只為了聽聽友好對他文章（《大公報》西安事變時的社評）的誇讚。中國知識分子要逃過金錢、地位、名譽這三關已不大容易了，最後，「天下文章自己的好」這一關，看來是不易擺脫的。當然，季鸞先生的文章是寫得好，靈活剔透，正如梁任公說的「筆鋒常帶感情」，即最能感染讀者的心，而又開創出新聞評論的新路子，評論中透露新聞，新聞中帶有議論，實為當時少見的巨匠。 在《大公報》滬版出版到「八一三」那年12月初自動停刊那十六個月中，還有一件大事應該一記，即一代文豪魯迅先生的逝世。那天我下午三時去報社看報，得知這噩耗，十分悲痛，連忙搜集一些材料和圖片，以便晚上安排這一新聞。到發稿時，剛和琴南兄對調由津館來的那位編輯主任，寫了一則短評，先交譯電的發到津館，以便兩館同時刊出。我把這電稿一看，文中帶些諷刺，說魯迅文每帶些尖酸刻薄的用語。我對這位作者說：「這樣措辭，有些不妥吧。」他笑笑說：「不要緊，我們該發表不同的觀點。」第二天下午我到報館，則抗議叫罵的電話，已一個個打來。聽津館來電說，北平、天津讀者更氣憤填膺，抗議的電訊，如雪片飛來。以後幾天，津滬兩館繼續收到讀者的抗議信。那幾天，季鸞先生正赴南京去了。據蕭乾兄回憶，他為此事曾氣憤得向胡老闆提出辭呈。胡竭力挽留，並說：這短評「決不代表我們的意思，決設法消除其影響」。蕭乾也清楚這短評是誰寫的。去年，新加坡某華文報登一署名文章，追敘這一段歷史，說按年月，這一短評可能是徐鑄成執筆的，蕭乾兄看到此文後，忙寫信告訴我，趕快去信更正。 我想順便談一下《大公報》評論執筆人的歷史演變。從1926年初復刊起的幾年中，《大公報》社評要求很嚴，只限於張、吳、胡三位輪流執筆。到1935年左右，才由楊歷樵兄寫些純國際方面內容的社評。1936年滬津兩館同時出版，除重要社論仍由張、胡兩先生撰寫的，有些地方性問題，上海館約館外朋友供稿。我所知的有職教社的潘仰堯等。寫這類社評時，津館即事先得通知，當時寫社評填補，大約總是這位先生撰寫。後來，張、胡兩先生認為張琴南兄編的題目、版面太「花哨」，而上海是重心所在，因此把琴南調津，把這位先生調來了。 我正式寫社論，始於1938年1月在《文匯報》創刊後，「自己找舞台當主角」的，想不到蒙政之先生青睞，加以密切查究。先是叫李子寬向楊歷樵兄試探（歷樵應我的請求，分我每月十篇），「《文匯報》的社論筆調很像是《大公報》的人寫的，你知道是誰寫的嗎？」歷樵很老實，喃喃地回答說：「我不清楚。」胡先生乃親自出馬，派車子接我到他的府上，敷衍一陣後，單刀直入，說：「我看《文匯報》的社論，很像是我們的人寫的。」我不等他說完，立刻答覆說：「這是我給他們試寫的，要想向胡先生討教。」他說：「寫得很好，很有文采，就是鋒芒太厲害些，怕出問題。」我說：「已出問題了，上午該報已吃了敵偽的炸彈了。」一年半以後，《文匯報》被敵偽摧毀，胡先生催我再回《大公報》，做香港版的編輯主任。不僅自己寫社評，別人寫的——如楊歷樵兄、如袁道沖老先生、如李純青兄寫的（那時甫由長江兄介紹入館），都歸我潤色。渝館的社評稿則統歸王芸生兄潤色。那時張、胡兩公只主持大政，退歸「二線」，抗戰以後，執筆的人就多了。 所以，在1936年魯迅逝世那年，我還輪不上執筆政之列。這篇短評，是另有人寫的，我還提出過不同意見。 《文匯報》創刊於1938年1月28日，《大公報》則於一個多月以前就自動停刊了。此時胡先生怎麼還滯留在孤島上呢？原來，他的原配夫人早一年在津去世，(1)那時，一位善於先意承旨的部下，給他說合，對方是顧維鈞先生的侄女顧俊琦夫人，剛在光華大學畢業。一經介紹，就情投意合。那時，他們已商定吉期，胡先生準備吉期一過，即偕新夫人雙雙赴港，籌備創刊《大公報》香港版。 聽說在上海版自動休刊以前，經商之吳達詮先生，張、胡兩先生各在公積金中支用一萬元，辦理私人未了事務。胡先生即以此款大部分辦了喜事。季鸞先生呢？也有天大的喜事，原來陳氏夫人生了一個寧馨兒子，張先生老年得子，其喜可知，曾說是他生平三大喜事之一（另兩件：一為民元任臨時總統府秘書，一為1926年接辦《大公報》）。他知道抗戰期間不宜太過拖了，於是忍痛把1936年在上海結合的一位夫人「編遣」了，這一萬元，其中一部分即用於「遣散」之用。那時他在漢口主持《大公報》漢口版，他的好友和國民黨的權貴，聽張先生老年得子，紛紛送禮慶賀，聽說金鎖、金釧、金鍊，就送了不少。季鸞先生將這些金器全部集中封存，說：「抗戰期間，前方將士為國灑熱血犧牲，後方民眾死於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幾萬家，我張某不能為得一子而收此巨禮。」記得1939年香港各界舉行國慶大獻金時，張先生把這一大包金飾全部獻出了，那是1939年的「雙十節」。我那時已到香港了，記得那天我和他「共進晚餐」，吃畢同至報社，他看到本市新聞版正編好這消息，等我審查發下，他一眼看出這標題很囉唆，就提起筆來勾掉，另寫了兩行字：「可歌可悲雙十節，人山人海獻金台」。真是信手拈來，把香港人的愛國熱忱，會場的熱烈情緒，全要言不煩地高度概括了，而且音調鏗鏘，朗朗上口，真是寫標題的高手。 ———————————————————— (1) 胡政之原配夫人文英於1936年4月病逝於天津。據《胡政之年表》，王瑾、胡玫編《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