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滬版創刊
1936年的新年，我是在保定度過的。大約在1月上旬，我就拜別了父母，暫離妻兒——第二個兒子剛滿月，首途赴滬。當天到了北平，寄住在王府井大街口的長安飯店，為的是這飯店較清靜，又靠近南河沿的《大公報》駐平辦事處。據駐平記者楊士綽君告訴我，這一陣北平的官場，正忙著為市長蕭振瀛辦四十「大壽」，從《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簽訂後，蕭是冀察政委會與日方間出賣風雲雷雨的顯赫人物。他從天津市長調平不久，正值四十初度，聲言要熱熱鬧鬧做個壽。於是，市府執事以及那些善觀風色的趨奉者，早在過半月前就忙開。據士綽說，收下的貴重禮品已如山積不必說，安排舉行的堂會，戲目已準備進行三天三夜，全是點演名角最拿手的戲。「您對京戲很有興趣，何不隨便去送個禮，吃他三天，看他三天戲？」我笑笑說：「我沒有這個胃口。」在平只留了兩天，就乘平滬通車到了上海。
以李子寬為骨幹的籌備處，已在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山東路以西租好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層樓房子，作為館址，計樓下有三開間鋪面，二、三樓各有五開間。四馬路近福建路口，另租有一樓一底，作為《大公報》上海代辦部之用。現已準備裝修改為經理部營業所，主要對外經營廣告、發行業務。另外，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口弄堂里，租好一幢頗為寬敞的三層樓房子，作為張、胡兩先生及我和張琴南、許君遠兄等高級職員寄宿之所。這一帶，現在高級食品店等林立，成為淮海路上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在那時，卻是鬧中取靜，市房零零落落，絕少鬧市的煩囂。我們借租的里弄里，有好幾幢整幢的房子門上還貼著「召租」的條子。
記算起來，我已是第四次來到這十里洋場了（第一次是1926年來投考大學，時清華假南洋大學招考南方學生；第二次1930年，我奉《大公報》派往廣州採訪，路過上海；第三次則在1934年，我偕妻由漢口出發，春遊上海、杭州、蘇州等地）。但對這東方第一大城市還是陌生的，對電車、公共汽車路線不熟，上海話也學不像。從陝西路到愛多亞路—山東路有二路電車可達附近，我因為不熟悉，第一天去報館時，叫了一輛黃包車，說「去愛多亞路石路口」，講好了價錢，車子到蒲山路口就停下了，我下車四顧茫然，顯然是車子欺我是「鄉下人」，玩的花樣，我只好步行向東，一路問信，到了報社。
張琴南、許君遠兩兄，原是北京《晨報》陳博生所培養的骨幹編輯，1928年《晨報》宣布自動停刊後，即轉入天津《庸報》工作。這次來《大公報》滬館工作，是張、胡兩先生「重金禮聘」來的，他們都是北方人，同在北大畢業，到上海來是第一次，一時難以適應，鬧些笑話，更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張、胡兩先生的家眷都還留在天津，他們分住在陝西路宿舍三樓兩間房間中。他們意識到上海這一仗將是前所未遇的硬仗，碼頭是新的，面向的競爭對手，全是勢力雄厚的「地頭蛇」，要在這裡立住腳跟，免於被吞食，是困難的鬥爭。張、胡兩先生準備親臨前線，再一次下了決心：「只許成功，不能失敗。」每天的籌備工作都很緊張。在第一次編輯會議上，張先生宣布張琴南兄為滬版編輯主任，我和許君遠兄主編三、四版要聞，輪流值深夜班，從中央大學新畢業的章丹楓為國際版助編；各地新聞版主編是剛留日歸國的老同事吳硯農同志；本市新聞由採訪主任王文彬主編，他是民治新專畢業，是季鸞先生的陝西老鄉。體育新聞則由天津大老嚴范孫先生（張伯苓先生最初即在他家主持家塾）的孫兒嚴仁穎（南開有名的「海怪」）主編。副刊《小公園》由許君遠兼編。《文藝》周刊則仍由天津來的蕭乾兄主編。總的布局，可以看出《大公報》準備把重心移來上海，天津只留許萱伯、曹谷冰、王芸生幾位守駐舊壘，一俟滬館立足已定而北方局面繼續惡化，則準備隨時撤出，所以，連附屬經營的《國聞周報》也搬來上海出版了。
張、胡兩位的對外應付工作也很繁重，上海是有名的「夷場」，首先要應付好帝國主義勢力，《大公報》館址在愛多亞路，屬於法租界的一側，要向法公董局登記。為了搞好和法公董局的關係，他們認識的法公董局公董、哈瓦斯社上海分社中文部主任張驥先，原是他們的老朋友（北洋時代，曾任昆明交涉員），通過他的關係，法租界的門路就走通了。同一個居間人，張驥先還兼做杜「公館」的法文秘書，凡杜月笙和法國人有什麼文件往來，都由他經理；可以說他是杜「府」的清客之一；這樣《大公報》在幫會勢力下的障礙也消除了。
緊張的籌備工作，總算過去了。報館後門是大同坊，其對面有兩幢里弄房子，全租下了，一幢改為機器房（印刷機裝在正房地層的一幢）及工友宿舍，另一幢為職員宿舍，我和琴南、君遠等需熬夜的人，已由陝西南路搬到這兒住下。
編輯部在二樓一大間，約有五十平方米，比天津四面鐘時寬綽多矣；其旁有小房兩間，里一間即為總編輯室，可容一書桌數椅，外一間存放編輯部急需參考的圖書、地圖等（另有資料室則在三樓）。
記得滬版創刊那天晚上，季鸞先生九時前就部署好了工作，進總編輯室去寫社評，約至十時許，即把社評寫好，拿出來與政之先生商量，題為《今後之大公報》。開頭即說：
本報以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創刊於天津，民國十五年由新記公司同人接辦，迄今又十年，幸經全國各界之同情贊助，得植其事業基礎。更自本年四月一日即今日起，於上海天津兩地同時刊行，謹乘此機會縷述本報今後經營之旨趣，以奉告全國愛讀諸君，而乞其鞭策與呵護焉。
吾人所首願訴諸全國各界並信為各界諸君所同感者，在國難現階段之中國，一切私人事業原不能期待永久之規劃，即規劃矣，亦不能保障其實行。倘成覆巢，安求完卵？藉口避地經營，實際又何所擇。是以首願我愛讀諸君諒解者，此次本報津滬兩地同刊之計劃，既非護張事業，亦非避北就南，徒迫於時勢迫切之需要，欲更溝通南北新聞，便利全國讀者，而姑為此非常之一試是也。
本報同人認識祖國目前之危機異常重大，憂傷在抱，刻不容紓。回憶十年來服務天津，多經事變，當年中原重鎮，今日國防邊疆，長城在望，而形勢全非；渤海無波，而陸沉是懼。尤自去夏以來，國權曖昧，人心憂懼，蓋大河以北四千年來吾祖先發揚文明長養子孫之地，今又成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國難演進至此，又非僅肢體之毀殘，而竟成腹心之破壞，此而放任焉，中國之生存已矣！本報同人自慚譾陋，徒切悲悚，惟於縈心焦慮之餘，以為挽回危局之道，仍在吾全國各界之智慧與決心。因而痛感負有溝通國民思想感情責任之言論界此時更須善盡其使命。同人等因願自滬津兩地發行之日起，更隨全國同業之後，本下列諸義以與國民相見。其一：本報將繼續貫徹十年前在津續刊時聲明之主旨，使其事業永為中國公民之獨立言論機關，忠於民國，盡其職分。同人尊重中華民國開國者孫中山先生之教訓，而不隸籍政黨，除服從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報經濟獨立，專賴合法營業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廳或任何私人之津貼補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給之職，本報言論記載不作交易，亦不挾成見，在法令所許範圍，力求公正。苟有錯誤，願隨時糾正之。以上為本報自立之本。
以下還暢紓了對內對外之基本方針與立場。總的來說，全文詞義嚴正，再一次說明《大公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宗旨，而懇切說明在上海出版，既非擴張，「搶地盤」，也不是單純的遷地為良，徒以北方情勢所迫，要伸張不受拘束之言論，不能不「滬津兩地出版」。社評處處以感情扣動廣大讀者的心弦，而廣求同情，其警句如「長城在望，而形勢全非；渤海無波，而陸沉是懼」，多是催人落淚的精心之筆。
出版的第二日，緊接著又發表社評：《改善取締新聞之建議》，對國民黨政府新聞檢查制度，深表不滿。大意說：
去年以來（編者按：當指1935年《何梅協定》以來），凡論救國方略者，莫不以民族團結為第一義。顧團結何自成乎？假令一般知識界人慾言者不得言，欲知者不得知，其感想如何，恐去團結之階段遠矣。夫團結雲者，全國有知識人有共同之事實的認識，而為同一的感情所鼓盪，遂自發的集於救國的大纛之下，擁護政府，共同邁進之謂也。此所謂同一的認識與感情，在國難現階段中，本極易得之。國勢如此，認識何難，人同此心，不需鼓盪。故去夏以來之嚴重局面，本為促成全國團結之最好機會也。雖然有問題焉，蓋一般所認識者，徒為事實之大概，而不得其詳。當局者知詳籌之審矣，而勢不能家喻戶曉之。況攸關國命，責重而艱……吾人持此見解，本抱樂觀，惟最近則頗懷憂慮，並認為其關鍵之一即言論自由問題。吾人廁身報界，深知當此國家緊急時期，政府對於取締言論記載，有其不得已及必要之理由，其所願者，取締應只限於最重大之事項，關於此點，中央本定有原則，即外交、軍事、財政之機密，不得記載，危害國家利益之言論，不得刊行，此當然之義，全國都應遵守者。然所慮者，各地取締之方法或有超過此根本原則之時，譬如各界討論國事之文字，若其本質上非反動宣傳，則雖意見與政府出入，利在許其自由發表。人民有擁護政府之責，同時亦具有批評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擊官吏一部分行動之權，倘不尊重此權，則無所謂團結之可論矣。
……
報紙地位宜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發表於報紙，能如此，則人心翕然矣，此誠易如反掌者也……
這問題，是當時極尖銳的問題，他敢於「碰」，並曲曲道出極嚴正的道理，極為讀者所同情。
總之，這「開鑼」三天，季鸞先生都唱出曲調悠揚、韻味十足的拿手戲。我們這些配角，也極力在新聞報道、編輯及副刊上做到報紙內容極其豐滿。我們以為「一炮」必能「打響」，創刊三天中，各個報攤只聞增報，並無積存，我們以為是開門大吉了。哪裡知道，讀者紛紛打來電話，說根本看不到《大公報》，經了解，原來是三天的報，都被《申報》《新聞報》兩報全部「收」去了，你出多少他收多少，反正一張都不讓在報攤與讀者見面。這好比名角登場，池子裡全是空座，票子全給有力者「收」去了，請問這戲如何唱下去？這一著的確很毒，於是，胡先生求救於張驥先，請杜月笙出面斡旋，果然，杜請了一席酒，幾張大報的當事人不得不出面，杜輕輕地說了幾句話：「《大公報》已在上海出版了，有不周之處，請各位多多幫忙。」他一出場，一天風雲就吹散了，《大公報》從此在報攤與讀者見面，發行每天上漲，到1936年下半年，發行已超過五萬份——不要以目前國內大報動輒幾百萬份來小看解放前的報紙，在1949年以前，全國發行量最高紀錄，為《新聞報》的十六萬份，說是請徐永祚會計師現場查對過的。當時，全國報紙能銷一萬份的即稱為受讀者歡迎，銷五萬份，是屈指可數的全國暢銷報了。
跟著發行的激增，登廣告的也日益踴躍，不得不將報紙擴充為三大張，到了是年底，由於廣告科的堅決建議，又增加了本市增刊，每日一大張，只限本市訂戶——《申報》《新聞報》本市增刊每日出至四五大張，全都登載僅涉及本市消費的廣告，如汽車特刊、外國新產品特刊等等。也有兩個副刊，一個叫《大公俱樂部》，請馮叔鸞主編；另一為《影劇》副頁，由影星唐納主編。馮叔鸞筆名馬二先生，在十里洋場的舊文壇相當有名，那時已年近花甲，兩鬢如霜，卻不減其風流韻事。有一位年近三十的少女，經常來報館和他廝混（本市副刊稿經常在早一天上午發排），記得名叫什麼田心，聽說曾在先施樂園的話劇團登過台。馬二先生經常撰寫劇評，或組織劇場消息等稿，他有時仍署名馬二，有時署為樓桑村人。他是河北省涿縣樓桑村人，自稱是劉皇叔的同鄉雲。唐納兄青年風流蘊藉，為電影名小生兼從事筆墨，那時他甫與二流明星藍苹鬧婚姻悲喜劇，藍正從濟南歸來不久，與唐納尚在藕斷絲連中，有時我到報館早一些，還看到唐納正忙於發稿或拼版。
到了1936年下半年，《大公報》上海館算是站穩了，我和琴南、君遠都接家眷來上海，在法租界法國花園附近租借了房子，不用說，陝西南路里弄內的宿舍已退租。胡先生租住辣斐德路辣斐坊里，是一幢假三層的西式房子。張先生不僅搬來家，而且一下賃了三處公館，王夫人住今重慶路復興中路口的一幢獨立洋房。另外有兩個公館，一住陳氏夫人，另為到滬屬下某「老上海」所玉成者，可見那時報館幾位先生物質生活和精神狀態之一斑矣。記得那年秋季季鸞先生五十初度之日，開某飯館大張壽筵，三位夫人都佩花做主人，來賀的南京及上海賀客不慮幾百人。于右任先生贈有壽詩，內有「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之句，蓋紀實也。
《大公報》資金，已由開辦時的五萬金累積至約二百萬元，十年中，增值近四十倍，可見那時期積聚之快。《大公報》不同於一般純以贏利為目的之報紙，是相應地注意職工生活，編輯一般月薪為百元左右，如工作無失誤，可按年加薪，我1927年月薪才三十元，至1938年已增至一百七十元，十年中亦增五倍有餘。從1934年起，定有職工補助金，除每年年終可多得一至二月年終獎以外，凡父母整壽或喪亡，本人整壽、婚嫁或子女婚嫁，均由報社致送相當於某人工資兩個月的贈金，其中一個月講明為代同人致禮，免彼此酬酢增加負擔。一般月入幾十元之職工，得此贈金，辦婚喪「紅白大事」，勉可敷衍，可不必負債，如張、胡兩先生月薪為四五百元（那時已不另由四行儲蓄會項下付給），則遇有壽慶大事，可得近千元，壽禮可辦得相當闊綽了。
大約在1937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正在報館伏案編《國聞周報》「一周大事述評」稿，李子寬兄走來招呼說：「胡先生請你下樓，一起出去看看地皮。」原來，報館以租屋終非久計，已初步看定愛多亞路福建路口迤西的一塊地皮，並和地產占有人初步做了轉讓的試談。我和子寬兄陪胡先生再往踏看，我看這塊地有一畝，鄰近西新橋，在愛多亞路坐南朝北，地段是很合適的——接近報業集中的望平街。我說：「要從長遠計算，可叫人設計建造有五六層樓的建築作為館址。」政之先生笑笑說：「我也是這個打算。」
想不到就在三四個月以後，上海爆發了「八一三」戰爭，掀開了全國長達八年的抗戰。這個打算，成了永不能實現的美夢。《大公報》流亡到漢口、重慶、香港、桂林去出版，而終《大公報》的一生，一直是租賃館址的，無寸屋尺地的建築，這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