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拂袖去川

我是1932年春被派當《大公報》特派記者兼漢口辦事處主任的，一去工作就是四足年，直到1935年底，才調赴上海，參加《大公報》上海版的籌備工作。 在這四年中，季鸞先生寫給我指導工作或介紹信，不下數十封。他對工作很認真，　一旦我有出色的成就——如採得了「獨家新聞」或寫了有分量的通訊，他必親筆來信表揚與鼓勵。 政之先生1933年曾過漢赴廣西參觀。在漢逗留近旬日，我曾陪他去武昌訪晤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群氏，張曾設宴款待，以盡同鄉之誼（張、胡均四川華陽人）。 那次他在漢口，還決定成立《大公報》湖北總分館，訂售報紙，兼營廣告，並發售本館及外版書刊。派我兼任經理。 1935年3月間，季鸞先生忽來漢口。我事先得通知，為他覓得漢口最寬敞的太平洋大旅社作為他的下榻之地。一年多不見（一年前，我曾赴津報告工作），他的華發似乎又增加一層灰色，精神也不似以前開朗。整天約他的在漢親友敘談，很少出去遊玩。我問他要不要聯繫和張岳軍等軍政人員見面，他只搖手說：「不要去驚動人家，我此來只想休息一下。過幾天，我還想入川一行。」 過了約半個月，他果然買輪船票赴重慶去了。過幾天，我接到津友的信，才知道張、胡兩先生對報館前途采如何辦法，意見有分歧，最後張先生拂袖出門了。因為從《塘沽協定》簽訂後，華北人心浮動，所謂「華北之大，擺不下一張書桌子了」。在這敵軍鐵蹄日益深入的形勢下，季鸞先生主張早日將報館遷到上海出版，否則，等敵軍卡住了我們喉嚨，再搬就遲了。胡先生則認為上海是《申》《新》兩報的「碼頭」，《大公報》雖已行銷全國，去滬出版，難以抵抗「地頭蛇」的惡鬥。他不主張「輕舉妄動」，而吳達詮先生的意見，大概也傾向不如暫在北方苟安。這就激怒了張先生，拂袖入川，去找他的同鄉好友康心之先生。時康為重慶川康銀行總經理，為川幫銀行界巨擘，張想勸說康先生，出資五萬元，好像當年吳達詮投資的辦法，放任張先生自由發揮，他有自信，能在短時間內，異軍蒼頭突出，重建一輿論權威的。 我翻看那年1月出版的《國聞周報》，其中有季鸞先生寫的《我們有甚麼面子？》，文中沉痛地說：「近來從心坎里想罵人，但有條件，是從自己罵起。譬如就我們說，自民國以來做新聞記者，這多年在天津做報，朋輩們都說是成功，報紙銷得，也受重視，在社會各方庇護之下，何嘗不儼然是中國大報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後之中國，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補救？事後有何挽回？可見現在四省沉淪，而大報館還是大報館，老記者還是老記者，依然照常地做所謂輿論的指導，要用《春秋》論斷，除恬不知恥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評皆不適宜。同時再從一方面講，這樣大報，辦得穩嗎？老記者的鐵飯碗，有保持的把握嗎？我敢斷言，絕對不穩，毫無把握！甚麼理由，大概用不著講，總括一句話，國家不穩，什麼事業能穩？國家無把握，甚麼事業能有把握？……再進一步說，豈但自己維持大報無把握，改行能行嗎？遷地有辦法嗎？逃到鄉下不做事，能安全嗎？祖宗墳墓，能保得住嗎？妻兒老小自己能保護嗎？這樣推論下去，必然要得出唯一的結論，就是在國家現狀下，　一切事業，都算無基礎；一切生命財產，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話：不能混。國家現狀就是這樣，中國人不能混了，以四萬萬人的大國，落到這樣不能混的地步，而我們這樣賴國家栽培，受過若干年教育，仗社會優待，吃過多少年飽飯的人，束手無策，一面依舊寫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號稱做輿論的工作。不細想則已，細想起來，焉能不羞愧欲死……」可見，長時期來，對報館的前途，自己如何自處，他已反覆做了考慮，認為在天津再也「混」不下去了，才下了那麼大的決心，寧可另起爐灶，也不能讓《大公報》在敵人包圍中窒息而死。 那時，敵人的鐵蹄已踹到平津的頭上，學生愛國運動受取締，古都的古物已成批裝箱南運，報紙如何能維持中國人的聲音，保住民族的氣節，的確不能姑息，是十分迫切、十分現實的嚴重問題了。 再說張季鸞到了重慶，受到康心之和其他友好的歡迎，即在康公館下榻。他和康氏三個昆仲（心孚、心之、心如）都是留日時相交的摯友。民國以來，且共過患難。那時心孚已亡故，心之則改營商業，成為川幫財閥的重鎮。季鸞先生和他及心如互敘契闊後，並談了他的看法：對日抗戰幾年內終將爆發。那時，中國的力量還不足以抗衡日本，勢必敗退遷都重慶，那時，四川將成為全國命運所系，舉世矚目的地方。別的且不談，建立一份有權威的報紙，實為要著而早事綢繆。接著，他透露他和胡政之看法上的矛盾，決定重振精神，來重慶辦一份報。他要求康心之拿出五萬元，作為資本，自任社長；他願來當總編輯。他並細述他和吳鼎昌、胡政之當年決定的幾樣協議，希望康也能大體照著做。康心之看他決心很大，就拍著胸脯說：「咱哥兒倆的事，什麼都好辦，不瞞你說，這幾年我的手頭寬裕多了，籌措五萬元當無問題，一切照老哥的辦法進行好了，但戲還要你主唱，班底、腔調也要由你決定。」他們只經過一席暢談，這件事就完全決定了。康心之開始在化龍橋附近看好一塊地，準備為報社建造一片房子，而且特別關照，編輯部要設得寬綽些。季鸞先生也因滿腹心事，得到了解決，又恢復了從容、愉快的心情，開始到南溫泉等附近名勝去遊覽，並和四川軍政要人交遊來往，為報紙開辦預先做了些交際。那時，劉湘幕下有一個怪人，名劉頌雲，自稱不僅能治百病，而且善於占卜看相，能預知一個人的吉凶禍福，劉湘十分信賴他，叫部下也尊為劉神仙，甚至一切內外重要計劃，都要請教「劉神仙」。像「劉神仙」這種怪人，在舊日中國實在到處都有。我到過長沙、廣州、太原等地，看到當年的何鍵、陳濟棠、閻錫山，其實他們的幕中，都有類似或近似的神秘人物，被視為運籌帷幄的人物。 季鸞先生在渝盤桓的個把月里，廣交各方朋友，不知著了什麼「魔」，也對「劉神仙」發生了興趣，甚至像是產生了迷信。不僅自己的初期肺病，相信「劉神仙」給他治療，以後還見人就揄揚「劉神仙」。西安事變後，還曾向蔣介石推薦「劉神仙」去醫治在華清池扭跌所受的腰傷。這是後話。總之，他那次在渝的小游，精神上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在張先生入川大約一個半月以後，他忽又坐船回漢；真是去也匆匆，來也匆匆。我在碼頭見到他時，他只笑：「胡先生連電催促，使我不得不提前趕回去。大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等我回去商量吧。」對於在川和康心之商談的經過，他一個字也沒有提，依舊和他的親戚——可能是表侄輩敘談家鄉情況，依舊下榻在太平洋大旅社內——那個時候旅館，尤其是大旅店都竭力招徠顧客，房間根本不需要預訂。他在漢小留了三天，又匆匆乘平漢車回京——那時火車票，特別是頭二等車票，也根本不要預訂，想哪天動身，坐哪班車，只需清楚開車的時間。 原來，在張先生拂袖而去的近兩個月中，吳達詮、胡政之二先生對報館前途，已做了重要改變的決定。《大公報》離不開張先生這支筆，這是重要原因之一，再四思維，還以之遷就為好。更重要的是客觀情況有了改變，那年6月，北平軍分會的何應欽，與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交涉的結果，被迫接受了日方的條件，是謂《何梅協定》，規定「中央軍」及一切「抗日勢力」都要撤離華北，華北將進一步「特殊化」，以宋哲元為首的華北特殊組織成立。日軍的鐵蹄，已踩臨華北人民的頭上，要在天津租界裡苟安，維持一張所謂獨立的民間報，其勢已不可能。他們相互品味季鸞先生的意見，認為有遠識，決定立即做遷滬準備，電囑駐滬辦事處主任李子寬兄立即尋覓適當的房子，並和各方接洽，以便及早成立上海版。天津版則仍照常出版，儘可能多維持些時候，以便在經濟上多支援滬館。這樣，「三巨頭」之間的矛盾，從根本上消失了，三人的意見統一了。 決策改變的另一個原因，是那時蔣介石決定自己「組閣」——任行政院長，而極意網羅黨外的賢達，如過去曾以「現代評論派」聞名的王世傑、何廉等學者，如上海財閥張嘉璈（公權）等，組織所謂「人才內閣」，吳鼎昌也在被網羅之列，預定任實業部部長。這樣，他便結束了大約有七八年的「在野之身」，而「東山再起」。他和南方國民政府的利害已一致，報館搬到上海去辦，更沒有顧慮的必要了。所以遷滬之議，得以急轉直下。他和胡政之還商定，他一旦從政，立即在報上刊出啟事，聲明本人即日辭去《大公報》社長的職務，以維護《大公報》復刊時曾公開聲明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和《大公報》職員一律不從政、不兼任有給職的原則。所以，這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實際已在張先生趕返天津前就決定了。他返津後，與吳、胡兩位密商細節，當然，很快就得出共同一致的決定。大約在兩個月後，約1935年9月，我即接到政之先生的通知，要我立即結束在漢的工作，辦事處和總分館都移交給前來接手的汪松年兄，胡先生希望我立即到上海，參加滬館的籌備工作。 那時，我妻正懷著孕，第二個孩子——在漢四年已有一女夭折，一子不育——即將在那年11月出生，我覆信胡先生，決心俟我妻滿月後，將家暫寄保定我父母家，而隻身奔赴上海，爭取在年底（舊曆）以前趕到上海報到。 這邊的問題解決了，那邊呢？從贊同季鸞先生開創《國民公報》的計劃後，康心之先生說到做到，馬上劃出專款，劃定地皮——美豐銀行早就「收」進了的，並且找專家設計，開始了報社的建築。這一切，季鸞先生在離渝就親眼看到的。他必須立即函告康心之。怎樣回答呢？大意是：因為情況發生了變化，其勢無法履行諾言，抽身來渝，請老朋友原諒。至於《國民公報》總編輯一席，他推薦《大公報》的老同事杜協民去擔任，必能勝任云云，還說了些抱歉、原諒的話。康心之接信後，知道原計劃已落空，認為他手中抓一個報館也合意，為老朋友浪擲了五萬元，也不傷大的元氣，好在季鸞已薦賢自代，想來是不錯，他把原建築計劃降低一些規格，照舊進行了。 杜協民兄是《大公報》復刊後即參加的元老，是天津南開大學第一屆畢業生，是何廉的得意門生。他來《大公報》後，即編輯教育新聞和經濟新聞兩版，我在1927年在北京國聞通訊社當記者後，就與他打交道。那時我主要跑體育新聞。1929年調天津工作後，就是接協民兄的班，接編教育體育和經濟新聞。他呢，調到經理部當會計主任。順便提一下，《大公報》當時已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規章制度，對一般職工，只要能盡職而又忠於職守，一般給以長期雇用的保證，而且循例有年終「獎金」，按部就班，每年擇優升級或加薪，特別是編輯已升到編要聞版或駐外特派記者，經理部調入會計科工作的人，更加不會輕易解僱。因為胡、張兩位，自以為有一套獨特的機要，而這些位置的人員，了解這些「機密」，所以決不輕易放出去，「擴散」給別的新聞單位。以後上海版停刊時，曾不分青紅皂白，把職員基本上一律解僱，那是抗戰時的非常舉措，後來，《大公報》香港版創刊，又儘先把這兩部分的人「回收」了。 所以，那次調杜協民兄去長會計科，他並不感到委屈，愉快地去接任了。協民兄做事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守成有餘，開創局面的魄識卻不足。這次季鸞先生介紹他去重慶，當然說了許多鼓勵的話，還答應以後將給該報多方支持。去當總編輯，總是一個特殊的升格；更吸引他的，協民兄是貴州人，他去重慶工作，離家鄉近了，也是一個有利條件。 《國民公報》也於翌年（1936）創刊。季鸞先生不去，名角不登台，沒什麼可號召的，所以創刊後即平平淡淡，賴銀行界的廣告多，得以維持。「八一三」抗戰爆發，在抗戰八年中，重慶名為陪都，有八到十張大報，《國民公報》態度中間偏右，發行數大約也不在最末的一二名之列。 我和《國民公報》也曾有過一段因緣。1938年1月，我被《大公報》解僱，第一次嘗到失業的痛苦，領到三個月的解散費，而一家七口（我那時已有兩個兒子，又需贍養父母及一個弱妹），生活負擔不輕，正在彷徨憂急的時候，協民兄來函，約我擔任《國民公報》駐滬記者，月薪雖僅四十元，但雪中送炭，多少給生活一些補貼。過了不到一個月，《文匯報》開辦，約我撰寫社論，每月有一百二十元收入。又過了一月，正式加入《文匯報》，主持編輯部，後來工作實在忙不開手，只能把《國民公報》的事辭去了。 我1942年由桂林首次訪問重慶，曾去《國民公報》社訪問，那時協民兄工作已井井有條，還是那麼終日笑嘻嘻的。我看該報的館址，比重慶《大公報》還闊綽些，設備也頗為周全，不似《大公報》的一副「抗戰相」。 我去拜訪的那天，適逢有一來客，是剛被蔣先生免職的陳德征先生。他經此打擊，萬念俱灰，自己決定去他同鄉的鋪子擔任會計，以維持生活雲。這位在1927年上海初光復時炙手可熱的人物，落得如此下場，真可慨嘆。他原任上海《民國日報》社社長，國民革命後，兼任市黨部黨務委員，什麼局長、主任一大堆職責，真是紅得發紫，集黨政軍於一身的方面大員，只是因一件小事不慎，《民國日報》舉行「民意選舉」，揭曉時，赫然把陳德征列為得票最多的「當代偉人」，其次，才是蔣中正。只因這一忘乎所以的舉動，被恨之入骨，有命令「著各機關永不錄用」，可見這人倒霉植根之深。 1944年湘桂潰退，我逃難第二次到重慶，則聞協民兄升任新成立的貴州省參議會的秘書長，他已到家鄉去任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