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優哉游哉

我1927年正式跨進新聞界大門，是從國聞通訊社北京分社開始的。該社先設在東單的喜鵲胡同，以後搬至相隔不遠的船板胡同，地近蘇州胡同。這是一幢三進的平房，朱門粉牆，軒窗明瓦，像一座達官的公館。那時，《大公報》（新記）已復刊近一年，胡政之先生的家眷尚留在北京。他每星期來京住一兩天，照料家務，並指揮國聞社的大計——分社主任當時是金誠夫兄；另發英文稿，由孫瑞芹兄主發。 我在該社工作的兩年中，自然更有機會天天熟讀《大公報》社評，更心儀張季鸞先生的文筆、才華。但季鸞先生卻從未來社一次；他肯定是到過幾次北京的，但他來時，政之先生必留津主持。國聞社的工作，張從不插手指揮。 直到1929年春，我才第一次見到季鸞先生。那年，我以《大公報》記者的名義去瀋陽採訪華北運動會新聞，報館當局對我的成績大概很滿意；當我搭乘的選手專車過津時，胡先生派人把我從車上「截」下來，留我在報館裡休息三天。 坐落在天津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之一段）四面鐘對過的《大公報》館，只有兩層。二樓主要的編輯部，不過約四十平方米。另外有兩個小間，一間是職員宿舍，何心冷兄就住在這裡。這次，他也去瀋陽，當我的助手。會後，他即乘南滿車赴大連，轉輪赴滬結婚。因此，政之先生招呼我宿在他的空鋪上。心冷兄的妻子李鐫冰女士——李子寬兄的姐姐，在上海創辦國聞社總社時（1923），他們就由相慕而訂了婚約。新記《大公報》創刊後，她常投寄文藝小品，成為《大公報》初期的三位有名的才女之一——另兩位是駐英倫特約記者呂碧城女士和南開大學第一期畢業的蔣逸霄女士（編《婦女》周刊）。陳學昭女士任駐法特約記者，是稍後的事。以上是我信筆寫的一段「插曲」。 我剛把行李鋪設停當，政之先生即來招呼：「我同你去拜訪張先生，現在是十一點，估計他已起身了。」 那時我對天津衛還很陌生，出得門來，就不辨東南西北。跟著胡先生走不過十分鐘，就到了一座假三層雙開間的院落。走進房子，一位胖太太即笑臉相迎，並高聲喊：「胡先生來了。」一位面目清癯、兩眼炯炯、留有小髭的中年長者已在客廳門前迎候。不用說，他就是季鸞先生。他握著我的手端詳了一忽兒：「你是鑄成吧，這次工作很出色，你很有新聞頭腦，年輕有為。」口氣非常親切，如對家人子弟。 他問了些東北的見聞，還問張漢卿的健康情況如何。我答話時，注意到他雙鬢已微有白髮，穿著一件綢面的袍子，輕飄飄的，像是薄絲棉袍；舉止談吐，頗像我想像中的一位「江南才子」。 胡先生看了看掛表，說：「我已關照在同和居訂了座，是時候了，我們慢慢地走去吧。」後來我知道，當時《大公報》只有一輛半舊的小汽車。他們兩位住家離報館都很近，經常是步行的。 那次同和居之宴，算是報館對我此行的正式慰勞。同席的有副經理王佩芝，庶務主任周作恭，編輯部的主要人員許萱伯、楊歷樵等。王芸生兄好像那時還未進館，曹谷冰兄當時繼任國聞社北京分社主任——金誠夫兄已調任駐寧辦事處主任。 隨後，張、胡兩先生還分別設家宴款待我。 回京後，繼續半工半讀，上午在師大上課，下午出去採訪。 相隔大約不過三個月，忽接政之先生來信，內容很簡單：「有要事，盼兄即來津一行。」 我忖測不出是什麼「要事」，第二天帶了簡單的行李，趕到天津。胡先生幾乎是無時不在館中的，立刻就見面了。他只簡短說明：「報館想請你去太原跑一趟，目的和要求，張先生來了會找你詳談。」接著，他交給我一百元旅費，說：「如果住的時間長，可以到太原分館經理雷覺民處支取。」 三點鐘光景，季鸞先生來了，還是那麼飄灑、安詳。他含笑地說：「好，你來了。我先去安排一下工作，你在胡先生房裡等我（當時他還沒有特設的總編輯室），回頭我來找你，好好談談。」 我待了大約不過一刻鐘，他來了，先開門見山地說：「想請你再去一趟太原，試試『跑跑』政治新聞。」然後詳細說明：「馮玉祥已到山西，他和閻能否真正合作，我們還摸不清楚。我的目標太大（指他與西北軍首領的友誼），我親自去，怕南京疑心。上月曾叫谷冰去了一次，未著邊際。你初出茅廬，不會引起注意。」他接著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交給我說：「這是我介紹你和李筱垣（書城）認識的。他和王鴻一先生是這次拉攏馮閻聯合的主要牽線人。筱垣先生是我的多年好友，會告訴你內幕變化；你採訪到什麼新聞，有必要也可以向他請教證實。其他如劉定五（治洲，馮的總參議）等人，就不用介紹了。你隨機應變，多帶著眼睛。如果採訪順利，你不妨多住些時候。」最後還關照：「你北京的事能放下，最好明天就動身。」 我當晚回京，第二天早車趕到保定，匆匆拜見了在那裡住家的父母，晚上到石家莊；第三天傍晚，就到了太原。 我那次在太原住了一個多月，經過情況已詳拙著《報海舊聞》，不再贅述。總之，那時年輕好動，筆頭又勤，採訪的面越走越寬；而所接觸的人事，一如季鸞先生所預料。我到並甫十天，即接到季鸞先生的親筆信，大意說：「自兄到並，電函紛來，所盼新聞，應有盡有，甚佩賢勞。」這一紙獎慰，像一股熱流，沁入心腑，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也使我增強了採訪政治新聞的信心。 那次採訪約半個月，歸途在定縣下車，冒風雪去參觀晏陽初先生主辦的平民教育會試驗區——這是胡政之先生早就給我安排的。住了三天。回京寫了一篇《定縣平教會參觀記》，這是我首次嘗試寫的社會調查通訊；先在《大公報》連載，胡先生還特地寫了一篇介紹的社評，以後，又一併在《國聞周報》上轉載。 假使不是一匹駑馬，總會因自信而自尊，不甘俯首帖耳，不願籠頭被勒得太緊，妨礙放足奔馳；還難免有些桀驁不馴的「野性」。問題在於駕馭者的識別和器量。政之先生有知人之明，我曾多次談過他能千方百計延攬人才，大膽提拔幹部的例子（如對長江同志，如對我這樣有一長可取的人）；但在用人之量方面，似乎還稍遜於季鸞先生，特別在《大公報》上海版創刊（1936）以後。 以我親身的感受為例：季鸞先生比我大十九歲，政之先生大十八歲，而且都是我由衷尊敬的「上司」，但我給他們寫信，只稱「先生」，自稱為「弟」，從不用「我公」「晚」這樣的稱呼，他們兩位都不以為忤。我每次去外埠採訪——反正我口袋裡沒有什麼私款，一切用度，都取自領到的旅費，不夠時，向該地分館支取。事畢回來，只報了一個總賬，交給政之先生，他總在上面簽了一個名，給報銷了。他精於籌算，他很了解我的疏闊，能尊重青年知識分子的自尊心。1929年初秋，我回江蘇宜興原籍結婚。我自己只有存款五十元，父母代籌一百元，政之先生致送賀禮百元。到滿月時，區區二百五十元就用光了。我只得寫信向政之先生告急，並附了一段話：「如先生不予援助，弟只能在南方另謀職業矣。」他立即匯寄百元，並說已決定調我到津館任編輯，月薪當增加。只在最後加了一句：「盼兄以後多體物力之艱難。」 轉年春，政之先生調我赴平接任國聞社主任，這顯然是他和季鸞先生給我進一步發揮才能的機會。但原主任未經交代就回津了，其眷屬則搬遷無期。當時，國聞社已遷至南河沿一座較大的房屋，有寬敞的職員宿舍。我年輕氣盛，只待了三天，寫了一封信給政之先生，要求仍回津工作，未得復函，就徑自回到了天津。這事，他很生氣，也可能有些同事認為他對我太「寵」了，大概要剎一剎我的「驕」「銳」之氣吧。他三天不另派我工作。季鸞先生則對我笑談如常。我回津後寫了一篇《北平圖書館新館參觀記》，他編髮在四版顯著地位，而且故意在胡先生面前讚不絕口，又派我再赴太原採訪；回津後，大概也由他的調排（全館人事大權，向由政之先生主持，季鸞先生很少過問），派我接編教育新聞版。每次他審閱大樣時，看到我這版有些新的創造，不論在編排或標題上，必當著政之先生的面加以首肯。 兩位先生都是愛才的，而在用人之量及耐性上，顯然還有軒輊。這樣的例子，以後還有不少可舉，而且在這點上的「差距」越來越明顯。 1984年6月，我去天津重遊舊地，曾去四面鐘《大公報》舊址憑弔「故壘」——內部雖已經改造，而外形及大體輪廓依然。我恍惚又如置身於五十五年前剛從事編輯工作的報社裡。編輯部的情景如在目前，靠窗——臨旭街的一面，放著一張較大的寫字檯，右面是季鸞先生寫作和編輯的座位…… 那時，全編輯部內外勤不足三十人。而且，工齡最長的也不過五六年，王芸生是被張先生看中，新從《商報》「挖」來的。但胡先生用人以國聞社出身者為主，對王還不大放手，只安排編各地新聞。總之，當時的《大公報》，主要靠張季鸞、胡政之這兩位報壇的老將，擘畫一切，以全副精力從事新聞事業的革新。他們兩位，作風各有不同。胡先生態度嚴肅，處事一絲不苟，對自己，對同事，要求都很嚴格。張先生則從大處落墨，不拘小節，白天和各方人士接觸，晚上則寫社評，修改稿子，考慮版面和標制重要標題，審閱各版大樣，抓綱提目，也務求精審。但他總遊刃有餘，工作毫無手忙腳亂之態。 在他們兩位的指揮下，手把意授，把來自五湖四海的近三十個青年——最大的不過三十多歲，小的不到二十歲，團結成為一個志同道合的集體，各顯所長，內容日見精益求精，使《大公報》在讀者中的影響，蒸蒸日上。特別是張季鸞的社評，風靡一時。 初期《大公報》的社評，全部由吳、胡、張三位分寫，統歸張最後潤色，以保持文風和觀點上的大體一致。有一段時期，達詮先生曾推薦北大教授張佛泉試寫有關政治理論方面的評論稿，似未被採用。我1932年被派赴漢口當特派記者後，聽說間由楊歷樵兄寫純國際問題——不涉及中國和遠東的評稿。增闢「星期論文」欄，目的固為延攬名家——最初只丁文江、翁文灝、胡適、陳振先、蔣廷黻等六七位，廣采輿論，也為他們三位減輕勞累——一周可少寫一篇社評。 季鸞先生一般是下午二時左右即來館，他首先看當天送來的經濟行情，因為那時的公債漲落、外匯升降最能反映國內政局的變化；其次是翻閱日文、英文報紙，對本市及平、滬出版的其他報紙也略加披閱，但沒有胡先生那麼認真、仔細。到了三點鐘，各方賓客就接踵而至了。有時，他還特地函邀一些讀者來館談話。總之，直到晚飯前，他一直忙於接待來訪者，會客室幾乎由他獨用。 晚上，大約九時許上班。那時，第二、三張的大、小樣，陸續送到他的桌上，本、外埠發來的稿件，以及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稿紛紛送來。他先把電稿剪裁分類，並關照編輯如何處理——次要的先標題付排，重要新聞則決定發三欄或四欄，題目留待他自己最後標制。 對較重要幾版的大、小樣，他審閱相當仔細，有的標題也加以重寫。那時，他一面不時要接電話。吳鼎昌先生經常在一段時間來館，他們三位還總要高談對時局的看法——有時用日語交談。他好像總能多方應付，不慌不亂。 到十一點鐘，他才動筆寫社評，或修改、潤色吳、胡兩位寫的社評稿。因為到那時，當天重要新聞的發展情況，他已瞭然於胸了。他有這樣兩套功夫：一、編輯部工作無論多麼繁雜，外面的市聲無論怎麼喧囂——窗外就是日租界的中心鬧市旭街，人車終日喧鬧；對面又是一家烏煙瘴氣的德義樓飯店，他能夠「閉聰塞明」，全神貫注寫他的稿子。二、寫稿能長能短。當時，《大公報》的社評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廣告多了，地位會被擠縮小。他動筆前，先問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兩千字他就寫足兩千，一千二就寫一千二，不要加「條」或抽「條」——一般湊合版面的方法。遇大問題字數少了，他也能「暢所欲言」；小問題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徵博引，句句紮實，不使人有勉強拉長的印象。有時寫到一半，忽然來了更重要的新聞，決定易題重寫。為了「搶時間、爭速度」，他寫好一段，裁下來先付排，接著寫下去，邊寫邊付排。全篇付排後，到小樣打來再加潤色。還有，最後來了新聞，社評必須修改、補充時，他能划去一段，補上一段；划去幾個字，補上幾個字。排字房不須硬擠，不會影響行數，還可準時打版、付印。 能做到這一步，不僅靠文筆快，腦筋靈，打好腹稿，還要有一套基本功：除對時事了如指掌，有各種豐富的知識外，有關國內外的重要數據，不論是歷史的還是當代的，都應牢牢熟記於胸。如春秋哪年開始，唐太宗的大臣有哪幾位，戊戌政變發生於哪年哪月，巴爾幹戰爭發生於哪年，《九國公約》有哪幾項主要條款，等等，他都熟記而引證毫無錯誤。如果要臨時去翻資料，就來不及了。 徐盈兄曾對我說過，1938年在漢口時，周恩來曾對人說：做總編輯，要像張季鸞那樣，有優哉游哉的氣概，如騰龍躍虎，遊刃有餘。這真是很確切的評價。 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張先生領導當時聞名中外的大報，就有這種本領。 在他生前，《大公報》只有他一個總編輯。王芸生兄和我，分別任重慶版、香港版編輯主任，而實際上他已因病退居幕後，兩版的編輯、言論全由我們掌握。他1941年逝世，幾個月後香港即陷落，我到桂林工作，總管理處才分任王為重慶版總編輯，我為桂林版總編輯。我每自慚不能稍繼餘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