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耳目一新
新記《大公報》創刊那年——1926年，我恰好考進清華大學。我進的是新制第二班，每班學生八十名。另有舊制——留美預備班四個班尚未畢業。加上國學研究院有學生二三十人，一起算來，同學不過五六百人，偌大一個水木清華園，顯得十分舒展、疏朗。第二院是一排排平房，其中辟有一學生閱報室，面積很大，中外文報紙相當齊全。同學們不必等待圖書館開門，隨時可以去那裡閱報。那時正值大革命如火如荼地開展，北伐軍已打到長江的時候。青年們特別關心瞬息變化的時局，只要不是上課時間，閱報室里總擠滿了人。我是閱報久已成癮的，自不必說。那時《京報》已沒有邵飄萍生前那股生氣。《晨報》也像梁任公先生一樣，有點「與世兩忘」的樣子。《世界日報》較活潑，但在恐怖的氣氛下（邵飄萍、林白水被殺未久），也登不出什麼新消息。大家不得不看《順天時報》和天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報》，儘管看時就感到一種屈辱，傷了民族的自尊心。
開學剛幾天，我看到每至午飯後，總有一大堆人擠著看一份報紙。後來，索性有人把這份報紙掛在中央，以便每張兩面都可讓人擠著看。那時，我才知道是天津新復刊的《大公報》。那天晚上，連忙去圖書館借了前幾天的報紙細細閱讀。
掀開版面，就感到有一股與眾不同的清新之氣撲面而來。三、四版全是重要新聞——綜合國內外的，沒有廣告，新聞一般是老五號字（那時所有報紙還沒有採用新五號字），頭條新聞重要句、段夾排三號字。編排參差錯落，不像別的報紙那樣呆板。特別是頭條和幾個三欄標題，準確而生動，正如袁子才《隨園詩話》所說是「立在紙上」，而不是躺在紙上，有強烈的吸引力，引人急於去閱讀新聞全文。因為《大公報》館址在天津租界，禁錮自然比北京報紙疏鬆些，而字裡行間也看出編輯曾下了功夫，有些委婉寫出真相，有些意在言外，有些綿里藏針。第二版上部是廣告，下截為社評。創刊頭兩天的社評不止一篇，有署「榆民」的，有署「前溪」或「冷觀」的。第三天後不署名，聲明所有社評都代表報社意見。總的來說，內容言之有物，見解每多精闢而不流於俗，雖是文言文，而通曉易懂。
第二張為本市新聞、各地新聞和副刊《小公園》，內容也有特點，格調較高。
我細閱之後所得的印象，是從少年時開始閱報以來，從來沒有看到這樣一份生氣盎然的報紙，而且產生一種信任感，認為它的一字一句都是可信的，要了解時事，不能離開它。從此以後，也和大多數同學一樣，對它著了迷，不看完它，一天的心事像沒有「了」。
我是中學沒有畢業，借文憑考上清華的。在這「天堂」里才過了半年，「東窗事發」，教務長梅貽琦（月涵）先生把我約到他家裡，溫和而真摯地說：「因為你母校窮追不放，我們實在為難，無法應付了。我們對你的品學都很滿意，你不必灰心。張伯苓先生和我有師生之誼。這裡，我已寫好一封介紹信，你去南開讀半年，明年回來插二年級，可以不耽誤學業。」說畢，他把信交給我。我懷著感激而絕望的心情，離開教務長住宅，第二天就離開清華。梅先生對我的安排真是周到極了，但我清楚，我父親每月收入只有三十多元，那時還欠薪好幾個月，南開一學期至少得花二百多元，父親是斷斷負擔不起的。
於是，我到父親工作所在地的保定，仍用借來的文憑考入河北大學。半年以後，轉入北京師範大學。那年（1927）冬初，就半工半讀，參加了《大公報》的姊妹機關國聞通訊社，開始當新聞記者。遇有重要新聞，要另寫一份較詳細的寄至天津。想不到我與這家一向為我所傾倒的報紙，從此結了「不解之緣」。
以後，我才慢慢地了解了《大公報》創刊初期的經歷。
創刊新記《大公報》的「三巨頭」，是吳鼎昌（達詮）、胡霖（政之）、張熾章（季鸞）。吳比張大四歲——1884年生；胡比張小一歲——1889年生。吳、胡兩位都是四川華陽（今成都）人；吳原籍為浙江吳興，胡則出生於安徽，都可說是南方人。三人都在同一時期留學日本，歸國以後，政治態度大致上也有南北之別——張傾向同盟會，吳、胡則與北洋軍閥皖系(即安福系)有時斷時續的聯繫。
吳大約在1908年左右即由日本回國。他本是秀才出身，回國後參加「廷試」，授翰林院檢討。當時清廷正注意登用「洋務」人才，留日歸國學生如曹汝霖、汪榮寶、章宗祥等，都在那時考取洋翰林的。吳有一位族伯，曾任山西藩台(相當於民政廳廳長)，由其舉薦，吳入東三省總督錫良幕，被派至本溪湖礦務局任幫辦。吳苦無實權，又經人介紹認識大清銀行監督葉景葵，被派為總行稽核局局長。1910年，轉任江西分行總辦。辛亥革命後，他因與同盟會曾有香火緣，參加大清銀行清理工作，旋被任為改組成立的中國銀行總理，發行第一批中國銀行鈔票。這一段光榮史，1930年我與他同車由津去滬，旅途無事，他曾津津樂道地對我詳談。
袁世凱時代，他與總統府的秘書長梁士詒有交情，1913年袁派熊希齡組織「人才內閣」，梁啓超等任總長，梁士詒曾舉薦吳當財政次長。袁很迷信面相，吳謁見後，袁對人說：「此人腦後見腮，說話帶啼聲，不宜重用。」為了敷衍梁的面子，委為天津造幣廠廠長。因此，吳得以免於捲入洪憲的旋渦。
袁的表弟張鎮芳曾任河南督軍，並包攬鹽務，獨資創辦了鹽業銀行。1917年張勳復辟，張鎮芳曾附逆當「議政大臣」之一。事平，被列為「禍首」而通緝。段祺瑞政府「清理」鹽業銀行，任命吳為該行總經理，以後他一直掛了這個名義，實權則仍在張氏父子之手。1918年的段祺瑞內閣，曹汝霖為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他約吳任財政次長，吳要求兼任天津造幣廠廠長。為什麼他對這個職務特別有興趣呢？因為「袁頭」成色等關係，造幣廠每年除將贏利上繳國庫外，廠長可以每年穩得額外提成五萬至十萬元。另外，皖系軍閥盧永祥任淞滬護軍使時，收繳一批鴉片，說是焚燒了，實際上暗中出賣了，得幾百萬元，此事曾激起上海各界的公憤，指為「大舞弊案」。段政府為掩人耳目，派人調查，寫出報告，照例應由財政部批核。曹汝霖得賄八十萬，囑次長副署，吳故意擱置。聽說曹送了一張二十萬元的支票，吳才欣然照辦，清了此案。總之，吳是靠這兩項發了財。
在1918年到1919年南北議和中，吳被任北方代表之一，接受徐樹錚的指使，從中多方破壞，深受段的讚賞。但他畢竟不是段派的核心人物。1920年直皖戰爭中段失敗垮台後，吳與安福系（1918年徐樹錚、王揖唐等在北京西單安福胡同設議員俱樂部，包辦新國會選舉，因而得名，成為皖系政客集團的代稱）就分手了。1922年，他約金城銀行的周作民、中南銀行的胡筆江、大陸銀行的談丹崖，共同發起成立「四行儲蓄會」，並設「四行準備庫」——以後即被稱為「北四行」，吳任總理，儼然為北方財閥巨頭。
1926年之頃，他們三位都面臨一個轉折點。先說吳鼎昌，他自從和安福系分手後，立志要辦三件事：一是辦一個儲蓄會，以奪回萬國儲蓄會、中法儲蓄會所奪取的利益。二是辦一家「現代化」的大飯店，以替代上海的外商飯店。後來二十四層高的國際飯店，就是他擘畫、用四行儲蓄會的資金創建的。三是創辦一個像樣的報館。那時，他在經濟界已有了地位，左右逢源，而念念不忘重登政治舞台，他所發願的三件事，實際上是在搭造重新爬上去的階梯。有一旁證：我參加《大公報》並受到青睞之初，大約在1928年，胡政之先生曾約我談心。他先說《大公報》是一個志同道合的文人論政組織，有志之士都可以發揮才能。而且，「我們規定：事業向前，個人後退。事業是永存的，任何個人都隨年老而後退，讓新進者源源接替，擔當重任。所以，希望你以《大公報》為終身事業。」他還說：「不要看輕報館這個事業，辦好了，可以安身立命。張岱杉（民國初年曆任財政總長、鹽務署長）先生曾身患重病，我去看慰，岱杉在病榻握著我的手說：『政之，我可能一病不起了，生平歷掌財務，在我手裡流過的錢無慮千萬億元。我懊悔沒有辦兩件事：一、開一爿銀行；二、開一個報館。現在已兩手空空，貧病交加，無能為力了，政之，希望你以我為鑑，善自努力吧！』可見，辦好一張報，可以作為一切事業的根本。他這番鼓勵我的話，和吳達詮先生的『三願』實際是『不謀而合』的。」
新記《大公報》創刊後七年半，吳鼎昌以「前溪」的筆名，寫了一首七古《贈張季鸞》，刊於1934年《國聞周報》新年號：
久交誰能忘其舊，深交誰能忘其厚。
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回如新覯。
我今露頂君華巔，依然當時兩少年。
君綴文章我敲詩，我把酒盞君操弦。
平生憂患忘何早，亂世功名看亦飽。
七載津沽作汝陽，天下人物厭品藻。
江南江北江湖多，幾時投筆買笠蓑？
嗟予作計止為身，問君上策將如何？
這很可以反映張季鸞的人品和作風，也可見吳達詮創辦《大公報》時「身在江湖，心在魏闕」的心情。1934年初，他已準備一步步重登政治舞台了，「問君上策將如何」？張的回答是現成的：快到南京準備上任去吧。
老《大公報》是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由滿族人英斂之創辦的，以倡導維新、同情光緒、譏彈西後專政而受讀者歡迎，成為當時京津暢銷的報紙。辛亥革命後，他灰心世事，赴京從事天主教教育。1916年，將《大公報》售予皖系政客王郅隆。談起王郅隆的歷史，頗有些傳奇色彩。他本是天津的一個混混，後流落為妓院的「大茶壺」——侍役的頭兒。大約在1913年，安徽督軍倪嗣沖有次道出津門，去妓院涉獵；一時賭興大發，想湊一局「麻雀」，三缺一湊不成局。王精於此道，要求「奉陪」。賭了半夜，倪大輸，約定第二夜再賭，結算時，倪輸了上萬元，忍痛開出支票。王卻把支票在煙燈上燒了，說：「大帥看得起，已是小的造化。賞錢斷不敢收。」倪看他口齒伶俐，善於交遊，就委他任皖督署駐津代表，負責與外商接洽購買軍火等事。從此，他有了大筆回扣，很發了財，更加意巴結倪氏父子。倪把他介紹給徐樹錚，徐那時正想倚倪實力以自重，也引王為心腹。後來，還保舉王當財政次長、安福俱樂部的幹事長，成了皖系的一個「荷包」。
王接辦《大公報》後，徐推薦胡政之任經理兼總編輯。1917年胡曾隨段赴馬廠誓師——聲討張勳復辟。事後，胡曾在《大公報》著文說：「張勳復辟之役，本報言論、記事翕合人心，一時有辛亥年《民立報》之目。」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由王揖唐資助，以《大公報》記者身份採訪1919年在法舉行的「巴黎和會」。我曾不止一次聽胡講過：「這是中國記者採訪國際會議的第一次。」回國後，皖系倒台，他曾參加林白水主持的《社會日報》——後改名《新社會日報》。1921年8月，他赴上海創辦國聞通訊社。這是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暗中結成「三角反直（曹錕、吳佩孚）聯盟」的產物，幕後由楊庶堪及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兒子盧小嘉主持。
這個內幕，說也奇怪，我是從蔣介石的文件中看到的。1929年我剛調到天津報社工作，有一天，在堆放資料的書架上看到一個小木箱，打開一看，原來是影印的蔣介石早年傳記。翻到1922年孫中山由滬赴粵任大元帥後致蔣介石函中「囑咐」：「對民智書局必須盡力維持，對國聞通訊社津貼應按月籌付。」
國聞社總社設在上海，並先後設立漢口、北京、瀋陽、哈爾濱等地分社。1924年8月，創刊《國聞周報》，為我國最早的時事性期刊。當時，上海《中華新報》以經濟拮据宣告停刊。張季鸞與胡同住在成都路一條里弄里，胡曾約他主持《國聞周報》筆政。張只以「一葦」的筆名寫了幾篇時論，回答說：「一星期寫一篇文章，不過我的癮。」
《國聞周報》創刊甫一月，江浙齊（燮元）盧（永祥）戰起，盧旋失敗「下野」。國聞社失去靠山，賴國民黨的少量津貼維持。吳鼎昌有時在《國聞周報》上發表些經濟問題的文章，每月支援三四百元。當時，《國聞周報》經常的撰稿人，有小鳳（葉楚傖）、公展（潘公展）等，社址也與《民國日報》在同一幢樓，可見它與國民黨的淵源。
1925年11月，舊《大公報》奄奄一息，終於宣布停刊了。那時，胡政之到天津活動，張季鸞辭去隴海路會辦的職務，原想仍當窮記者，而流落天津，「甲冑生蟣虱」，百無聊賴。有一天，他們和寓居天津的吳鼎昌見面，三位舊友暢敘後，步行經過日租界四面鐘，看到大門緊閉的《大公報》館，感喟萬分。不知由哪一位先提議，總之，「英雄所見略同」。三人都主張把《大公報》的房產、設備、招牌都買下來，「舊店新張」，出一份像樣的報紙。三人決心協力同心，全力以赴。乃由胡找到王郅隆的兒子王松五（王郅隆本人1920年被列為「安福十凶」而通緝，逃往日本，1923年東京大地震時死去）商談，以一萬元成交。
三位的動機顯有不同，而以全力辦好這張報，「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決心是一致的。
當時曾「約法三章」——可能只是口頭約定：一、經濟完全獨立，不受任何方面資助。由吳出資本五萬元，除付王松五一萬元外，開辦費一萬元——包括訂購白報紙、添補設備。其餘三萬元存銀行備補貼。三年內如不能達到收支平衡，三萬元賠光即關門大吉。二、胡、張不得兼任任何有給職（三年內）。他們的生活所需，完全由吳負責。我1929年調天津報社時，張、胡兩位只各支月薪一百元——像我這樣的起碼編輯，也達此數了。吳在四行儲蓄會「研究費」項下，每月支付每位三百元。當時，大學教授的月薪一般是三百元，他們每月有四百元，是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可以全力工作了。三、吳任社長，但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胡全力主持，吳不加掣肘。胡的名義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則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吳只幫助寫社評，言論方針由張掌握。
對這三項約定，吳的確是遵守不渝的。經營上，他只管白報紙的訂購。那時全國各報用紙都自舶來，如購結外匯行市看不准，會吃大虧。吳工於籌算，而胡於此道自認外行，因此，這事請吳親自決定。關於用人進退升遷，吳從不過問。據我所知，吳只向《大公報》推薦過兩個人，一為北大教授張佛泉，請他試寫政治經濟社評，不久即離去。一為清華畢業生馬季廉（和我同班同學），向吳自我推薦，進入報社（1930），曾主編《國聞周報》，大約歷一二年即辭去。
胡自己也很少引用親戚、同鄉，而能破格地引用人才，提拔人才，頗有用人唯賢的氣概。只有財務稽核段繼達是他的表弟，還是兼職，白天在中國銀行工作，晚上來一兩個小時，查核當天的賬目、現金、票據。除吳、胡兩位外，《大公報》館裡幾乎聽不到四川口音。
在天津那十年（1926—1935），胡每天清晨七八時即到報館，巡視經理部，了解發行和廣告情況，細讀報紙——包括本市其他報紙。中午在經理部吃飯，打一個盹，一時許就重上班，督促白天班的編輯（如副刊等版）、記者工作。三時，規定夜班編輯都要集中編輯部看報。他自己最認真閱讀京、滬及其他各地報紙，好的新聞，用紅筆圈出，供各地新聞版參考。對外文報——日文、英文、法文報他也一份不漏。晚上在編輯部一起吃飯，飯後即開始工作。每星期他要寫兩篇社評，有時也寫點新聞稿。八時左右，吳鼎昌總來到編輯部，和張、胡漫談時局，大約十時前後回去。那時張季鸞先生即忙於看稿、撰文，胡則去經理室細審賬目，對各地辦事處作指示，直到深夜一兩點才回家。他有驚人的精力，每天只睡五六小時，工作時間則長達十三四小時。真可說是把全部身心，都撲在這個事業上了。
《大公報》創始初期的班底，基本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胡政之在老《大公報》的舊人，如副經理王佩之等，工廠的頭目差不多全是舊人；二是國聞社的骨幹，如李子寬和金誠夫，被稱為胡的左右手：那時一在上海、一在北京，任特派記者兼國聞社主任。由他們兩位介紹原北大同學許萱伯來任要聞編輯。何心冷是原《國聞周報》的文藝編輯，調來任本市新聞和副刊《小公園》編輯，還兼採訪主任。此外，翻譯主任楊歷樵於1927年入館；我和王芸生都於1929年入館，我任教育版和體育版編輯，兼編經濟版。王任各地新聞版編輯。
編輯部那時連校對不過三十餘人，全館職工共百數十人，可說是一支精幹的隊伍。
庶務主任周作恭也是國聞社的老人，他年邁無子，心境不大好，染上了菸癮，白天無精打采，晚上卻能熬夜。胡叫副主任管白天的雜務，晚上由周上班。周菸癮發了，就去報社對面的德義樓——一烏煙瘴氣的日本旅館去「香」兩口（大概胡還特別予以津貼）。他經管白報紙及其他材料的進出，核查夜班職工勤惰，直至按時出報。報發完了，他才回家睡覺。舉此一例，可見胡的善於用人所「長」了。
胡、張兩位的作風完全不同。胡道貌岸然，對人不苟言笑，報館職工都畏其嚴厲，大家背後叫他「胡老闆」。只要他在場——在初復刊的幾年，他每天幾乎無時不在報館，職工都不敢輕於言笑。編輯部自編要聞的許萱伯以次幾位編輯。喜歡業餘「湊」四圈——打麻將，總要等「胡老闆」離開編輯部，才敢於一個一個抽身出去。
季鸞先生對工作一樣要求嚴，平時對人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和藹、平易近人，不時約同事出去看「北昆」的戲，有時也約到他家中吃便飯。興之所至，他還對許萱伯等說：「今天還有時間，你們湊四圈玩玩。」他平時了解人，同事、朋友有什麼困難向他開口，他總傾囊予以接濟，親友向他寫信求援的，他總盡力滿足其要求。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他的為人。那時，報館有一位姓何的外勤記者，頗得張的信任，平時接到打給他的電報，總找何代為翻出。何時常因手頭不繼，向張告貸。有一天，他把床上的被頭疊成有人睡的樣子，把鞋子擺好，帳子放下，去法租界胡混去了。恰好那晚張收到一電報，要找何翻，自己找到職員宿舍，見何的床鋪上似有人熟睡，忙叫了幾聲，不見答應，掀開帳子，原來是個「空城計」，他照樣把帳子下好。一聲不響叫別人翻譯了。第二天，也不責問何，見了只淡淡地說：「年輕人要注意身體。」以後，何有困難，向季鸞先生開口，照樣有求必應。
我曾和何心冷兄談起：「胡先生很方正，所以如此嚴厲。」何笑著說：「大觀園有兩個石獅子是乾淨的，《大公報》連石獅子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