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生死之交
邵飄萍與張季鸞兩位先生，是我早年就崇拜的傑出前輩。在中學讀書時，我曾如饑似渴地細讀他們寫的每一篇通訊和評論。1926年秋我入京求學，飄萍先生已於是年4月下旬被奉系軍閥所害，真是「緣慳一面」。張季鸞先生則是我從1929年調至天津《大公報》任編輯後，受他的指引和薰陶達十二年之久，直到他1941年病逝。
「同行相妒」「文人相輕」，報社的其他前輩對飄萍的生活細節每有微詞。而季鸞先生於同業人物，從不輕於評議；談到飄萍，總極口讚嘆其採訪之高明、寫作之精闢和對惡勢力鬥爭之英勇。但他從未跟我談起他和飄萍的交情。
去春（1984），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聞學論集》第七輯，刊有方漢奇先生的《發現與探索》，詳記飄萍的另一夫人祝文秀所提供的有關飄萍的一些史料，使我大為恍然。文中有一節專門談「有關邵飄萍和張季鸞交往的情況」，說「祝（文秀）文有兩處提到張季鸞對邵的幫助，一處是在邵遭到皖系軍閥迫害時，張建議他到日本去工作一段時間，以避其鋒；一處是幫助邵把祝文秀送往日本，說明兩人關係密切」。文中還轉引了祝提供的細節：「一、大阪《朝日新聞》原來聘請的是張季鸞，張把這個機會讓給了邵飄萍，並向《朝日新聞》作了推薦。二、邵遇害後，張對祝文秀和她母親非常照顧，接她們到天津居住，每月饋送生活費一百元。每星期必請她們母女吃一次飯，還經常送戲票到她們家，要她們看看戲、散散心。祝氏母女從1926年到1929年，在天津共住了三年零一個月，在此期間，每逢邵的忌辰，張都要到祝的寓所來慰問，並親撰祭文，在邵的遺像前一邊流淚，一邊朗讀。讀完焚化，以為祭奠。」
古人說：「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從祝文秀（1982年時已八十六歲，在無錫依其養子祝詔華安度晚年）所提供的兩例，說明邵、張兩位真是生死之交，生死不渝的。
我想先就這兩點，做一些補充說明：1920年以前，張也受到皖系軍閥迫害，且被逮捕投獄。直接追捕他的，也是當時的京師警察總監朱深。張出獄後回到上海，飄萍1920年逃到上海時，他任《中華新報》總編輯，因該報經營不善，（飄萍在他的《實際應用新聞學》一書中，曾論及：「張季鸞君主持上海《中華新報》，立論公正，文筆犀利，惜該報拙於經營，無法展其所長。」）經濟也十分支絀。大阪《朝日新聞》為當時日本最暢銷的報紙，曾獲美國密蘇里大學獎章——在東方各報為第一家。無論從名利或完全觀點看來，被約為該報記者，實為難得之機會；而張為了解救邵的危急，自己放棄，轉介邵去擔任。
飄萍遇害時，張季鸞正由滬流落到天津，經濟十分困窘，而毅然接邵的遺孀母女到天津居住。同年9月，《大公報》復刊，經費尚不寬裕，每月饋贈一百元，當時相當於一個正式編輯的月薪，且持續三年不斷。他這樣的義舉，從未在同事中透露過，更不要說標榜了。在1926年到1929年間，張於公餘嗜愛「拍」曲，極為欣賞北昆的韓世昌、龐世奇等的藝術，經常預訂一些票子，分送友好。我和《大公報》其他同事，不止一次陪他去看過。後來，在「孤島」期間，我也迷過一陣崑曲，就是受此感染。
飄萍先生1884年生於金華，比季鸞先生大四歲。1898年邵考取秀才的時候，張還在山東鄒平等縣依老父少母延師攻讀。他們那時都已受了梁啓超《時務報》《新民叢報》的影響，關心國家大事和天下大勢，初步萌發了「新聞救國」的思想。1908年飄萍在金華中學任教並開始任《申報》特約通訊員，時季鸞已赴日留學，編輯鼓吹革命的刊物《夏聲》，並為于右任先後創刊的《神州日報》《民呼日報》等投寄通訊。初試新聞工作，兩人也差不多是同時的。辛亥革命前後，張回國任《民立報》編輯，邵則赴杭佐杭辛齋先生任《漢民日報》主編，正式「下海」當記者，也幾乎是同時的。袁世凱盜竊國柄，推行專制黑暗統治時，張在京大膽揭露其陰謀，被捕下獄，幾遭毒手。飄萍也因反袁在杭被捕。他們一南一北，在不同戰壕里，同一戰線，向竊國大盜做英勇戰鬥。
飄萍於1914年去日攻讀，留學後於季鸞八年。不久，日本統治者對袁世凱提出企圖吞滅中國的「二十一條」。時袁已陰謀帝制自為，想以出賣國家主權，換取日方之支持。飄萍首先馳函國內，揭露此鬼蜮內幕。那時，張在滬主編《民信日報》，也大膽加以聲討，並與友人密商，支持雲南的護國討袁之役。
1916年6月，袁憂急死去。同年下半年，邵、張兩位幾乎同時入京，分別任《申報》和《新聞報》的特派駐京記者。他們所撰寫的「北京特約通訊」，文筆恣肆，揭露繼袁竊國的段祺瑞軍閥政府的黑暗，鞭辟入裡，洛陽紙貴，同為國人所傳誦。邵入京後，創辦中國最早的通訊社——北京新聞編譯社；張也兼任北京《中華新報》總編輯。1917年在揭露段政府與日方秘密簽訂參戰借款的內幕後，張與北京新聞編譯社的何重勇（出面登記人）同被逮捕。張被驅逐出京，邵留在北京，創刊《京報》，並先後在北京大學、平民大學教授新聞學，並陸續發表了《實際應用新聞學》《新聞學概論》等著作，展開多方面的活動，宣傳愛國，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
邵、張兩先生所以結下生死不渝的深厚友情，不僅因為他們的遭遇相似，曾長時間與惡勢力進行堅韌的鬥爭，還由於他們都熱愛新聞事業，立志終身為之奮鬥；又有相同或類似的辦報思想。
飄萍曾說：「余百無一嗜，唯對新聞事業乃有非常興味，願終生以之。」他直到被捕前夕，還以報事為念。季鸞先生除民元任臨時政府秘書外，1925年又曾一度從政；那時國民二軍的軍長鬍景翼（翌僧）任河南軍務督辦，胡是張早年的同鄉摯友，向當時的張紹曾內閣推薦張任隴海路會辦。那是當時有名的「肥缺」。他到任不到一月，就拂袖而去，說：「不幹這個勞什子，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回到天津，無固定工作，每日寫評論，訪新聞，投寄滬報。1940年下半年他最後一次到香港，那時他的肺病已到末期，還時常約我討論時事，傳授寫作經驗，有時還代我寫社評。我曾勸告：「您該多靜養，少操心，筆墨之事，讓我們年輕人來多做吧。」他笑笑說：「我身體不好，腦子還管用。作為一個老記者，如果不想、不記，那就只剩下一個『老者』，活著等於死了。」他易簀的前幾天，還倚床為新創刊的《大公報》桂林版寫重慶專電稿，真可說是一息尚存，筆耕不已了。
飄萍先生認為：「報紙之第一任務，在報告讀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興味、最有關係之各種消息。故構成報紙之最重要原料，厥為新聞。」他一手創刊的《京報》，新聞力求翔實，版面活潑生動，一洗舊報紙之沉沉死氣，而且著力於報紙全盤內容之充實、多樣，副刊除《小京報》外，另闢文藝性的副刊，由孫伏園主編，經常刊載魯迅等的作品。還每天有一種周刊，涉及婦女、兒童、經濟、教育、文藝各方面。1926年9月復刊的新記《大公報》，在張季鸞、胡政之兩先生主持下，也全力注意新聞的獨力採訪——不依靠外國通訊社，並努力於新聞編輯的革新。也有各種周刊，特辟的周刊《文藝》，初期由楊振聲、沈從文主持，不久，一直由蕭乾、楊剛先後主編，成為新文學的一個重要園地。最相似的，《京報》有《小京報》，《大公報》的副刊名《小公園》（大概都脫胎於民國初年上海《時報》的《小時報》）。可見，邵、張兩位對報紙內容頗有相似的設想；也可以說，季鸞先生是接受死友的理想，加以發揚的。
應該說，他們兩位是當時中國報界有膽有識的改革者，對開創報紙的現代化（自然是當時的「現代化」）道路，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們是「一時瑜、亮」，而各有所長。比較起來，飄萍更擅長於採訪，季鸞則尤以新聞評論出色。張對飄萍的採訪，曾由衷讚佩說：「飄萍每遇內政、外交之大事，感覺最早（鑄成按：即新聞敏感最強），而採訪必工（動腦筋、想辦法）。北京大官本惡見新聞記者，飄萍獨能使之不得不見，見而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其有干時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訐，官僚無如之何也。自官僚漸識飄萍，遂亦漸重視報紙，飄萍聲譽以是日隆。」
他們的辦報思想也是十分近似的。飄萍先生認為：「新聞事業具有特殊的性質，是社會公共機關，是國民輿論代表。」「由於新聞事業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負有指導教育（包括政府）的責任，因此，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組織上、經濟上是獨立的，不應受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的控制，也不以他們為後盾。」
他還認為：「記者是獨立的，記者是超越政治的。」「記者應保有職務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經濟、思想、人格的獨立，既不參與任何黨派團體，也決不從事於實際的何種運動。只許『坐而言』，不許『起而行』，保持客觀的態度。」（以上均引自新華出版社《新聞界人物·邵飄萍》篇）這和張季鸞先生在新記《大公報》創刊時標榜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以熱愛國家、追求進步為前提。這至少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有積極意義的，掙開了傳統的束縛，與黑暗搏鬥，奠立民眾輿論的基礎。
前章已經提過，季鸞先生早年雖同情同盟會的革命主張，但認為記者應超然於黨派之外，他從來沒有參加任何黨派。他曾感慨地談當時的報紙：「且中國報界之淪落甚矣。自懷黨見，而擁護其黨者，品猶為上；其次，依資本為轉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賣，並無言論，遑言獨立；並不主張，遑言是非。」（1923年《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他們兩位，都有特別敏銳的「新聞感覺」。出於強烈的愛國主義，對新思潮、新事物和時代的新變化，探索敏求，博聞強識。在1925年馬克思誕辰一百零七周年時，《京報》出了紀念特刊，強調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實踐結合。季鸞先生早在1924年即寫了《列寧逝世》一文，刊於當時的《中華新報》，開頭就說：「列寧逝世之報，將永為人類歷史上特筆大書之事，何則？由一種意義言之，彼乃千古之一人也。」
接著他發揮說：「歷史上所謂大英雄，其事業往往代表一民族或一國家為止；而列寧之理想，則為人類的，其事業則為世界的。列寧以前，固亦有若干世界主義的理想家，然輒空言而止。列寧則獨能於世界一大君權國中，除破壞其政治組織以外，並將其社會組織、經濟組織根本推翻，創空前未聞之勞工專制政體，以外抗強鄰，內壓敵黨，巍然為資本主義一敵國，以至今日。就此言，千古一人而已。」
「列寧之友遍天下，其敵亦遍天下，然而無論其友其敵，對於列寧氏個人之人格、毅力，無不稱讚之者，誠以彼之革命事業，純由一種理想而來。彼目中除資本階級與勞工階級之對抗的事實以外，不見有國家之境界。彼之理想為消滅私有制度，創勞工專政之世界聯邦，是以雖反對其主義者，而睹其不屈不撓之精神，與其澹泊勤懇之態度，則無不傾服之。要言之，彼為真有理想而實行之者。彼之事業，實為人類而非為自己，且不僅為俄羅斯。就此點論，亦可謂偉大之人矣。」
在20年代的初葉，能夠發表如此大膽議論，他的眼光和魄力，應該說是驚人的。那時，除極少數先知先覺外，舉世滔滔，視「赤化」為「洪水猛獸」；記者能有這樣的認識，而且撰文發表此見解，是要具備極大的膽識的。
而且，他不是出於一時的感觸，1929年發生中長路爭端時，他一再撰寫社評，呼籲東北當局（那時東北尚未「易幟」）勿輕啟戰端，授日閥以漁翁之利。隨後，即函托負責辦理此交涉之蔡運升氏代為聯繫，派記者曹谷冰赴蘇參觀，歷時半年；所寫通訊盡情披載，後編為《蘇俄視察記》，對正在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蘇聯成就，做了客觀的報道。
抗日戰爭期間，他堅決主張聯蘇抗日，邵力子先生出使蘇聯時，他特別寫了《送邵大使赴蘇》，熱望中蘇友誼的加強。據邵先生生前寫的回憶錄，他那次赴蘇，就是季鸞先生極力慫恿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後，馮玉祥將軍回師北京，與胡景翼、孫岳等成立國民軍，瓦解了直系軍閥勢力，實際也敲了北洋軍閥統治的喪鐘。馮還電請孫中山先生北上，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當時全國人民，都矚望國步能開始走向光明。邵、張兩先生都和國民軍方面有聯繫，對此新局寄以熱望。想不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張作霖旋即推段祺瑞入京，組織臨時執政府，後又與吳佩孚「言歸於好」，結成反馮聯盟，合力把國民軍壓迫出北京，退往南口。當奉直聯軍進攻京津時，帝國主義悍然插手，援引《辛丑和約》，迫馮軍撤去大沽口兵力。這種干涉我內政的行動，激起京津學生的強烈抗議，天安門大會後，學生憤怒遊行，段命執政府衛隊開槍，死傷枕藉，是為「三一八」慘案。當時，飄萍先生不僅在《京報》上披露真相，揭斥內外反動力量的陰謀，並直接參與愛國活動，站在前列。執政府當時宣布李大釗、易培基、徐謙等六人為「禍首」，命令「通緝」。據魯迅揭露，他們還定下第二批「黑名單」，凡五十餘人，魯迅、飄萍均在內。不久奉軍入京，飄萍先生就被逮捕殺害了！
季鸞先生在國民軍成立之初，也興奮地第三次入京，仍為《新聞報》寫特約通訊。適段祺瑞執政府上台，即至開封，旋又流落至天津，以賣文為生——《新聞報》的汪漢溪對張極尊重，每月仍寄一二百元薪金，約張寫稿。
綜觀這兩位卓越報人的生平，飄萍先生活動範圍較廣，開創新聞陣地之外，還孜孜於新聞教育，培育人才，因而和青年接觸的機會較多；「五四」以後，同情勞工，隨著新思潮前進。季鸞先生雖然也見多識廣，勤於研究新問題，但思想上舊的因襲較深，開拓不廣；而在認真辦報，改變文風方面，以後則有更深更廣的建樹。
這兩位先生都辯才無礙，風流倜儻。邵與湯修慧夫人是在杭州結婚的。前此有沈夫人，後此有馮夫人、祝文秀夫人，第五位夫人則姓氏俱佚。湯修慧夫人亦能文，佐飄萍創辦《京報》。飄萍遇難後，湯夫人艱苦支撐，維持《京報》，直到「七七」事變才毅然停閉，民族大義凜然。
季鸞先生先有李夫人，後在滬主持《中華新報》時娶王夫人。1935年娶陳夫人筱俠女士，生了張先生唯一的兒子士基。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之際，他又娶了一位夫人，翌年「八一三」事變後「資遣」了。這四位夫人，我都看到過，最後一位的姓氏也佚聞了。
當時的社會就是如此，我們決不能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尺度來衡量古人——包括對已經作古的近代人的生活細節。我之所以要補敘這一段，「不為尊者諱」，不僅想儘可能實事求是地保持歷史真實，使人物刻畫更豐滿些，也為了說明我國的封建土壤多麼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