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兩度系獄

辛亥革命，武昌首舉義旗，各省紛紛響應。孫中山先生從海外歸來，於1912年元旦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宣告：「盡掃專制制度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之宗旨。」 《民立報》的于右任、宋教仁等，紛紛到寧任臨時政府的重要骨幹，記者陳其美（英士）則被推為滬軍都督，成為上海的「方面大員」。張季鸞也由於右任的推薦，任南京臨時政府的秘書。 當同盟會中人彈冠相慶，以為革命已經成功之際，老奸巨猾的袁世凱早已成竹在胸，陰謀篡奪。他憑藉北洋軍權在握，內憑武力作基礎，外結立憲黨人為之廣造輿論，以之抗衡臨時政府。他以迫清室「遜位」為代價，要求掌握民國政權。 當時，孫先生出於無奈——舉例言之，作為機要部下的汪精衛，曾以威脅口吻「勸告」孫先生：「先生如不及早引退，天下將謂先生戀棧個人權位了。」而立憲黨人則處處掣肘，如任實業總長的張謇，控制東南各省鹽稅，扣押不交臨時政府，使百事待舉的臨時政府，財政瀕於枯竭。總之，孫先生在內外交迫之下，不得不於2月13日向臨時參議院辭職，薦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從此，民國名存實亡，開始了長達十七年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 宋教仁赴北京，團結同盟會議員，在國會中向袁進行「合法」鬥爭。于右任仍回滬主持《民立報》，並暗中在陝西聯絡和布置革命力量。張季鸞和於及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創辦民立圖書公司，旋奉於命赴北京任《民立報》記者。不久，創刊北京《民立報》，自任總編輯。這是這位青年獨立從事新聞事業的開始。當時，他才二十四歲。任該報經理的是江蘇崇明人曹成甫，曹和于右任也是結交多年的朋友，時年三十餘歲。 這是這位青年記者第一次進京。滬寧鐵路火車，他是去南京任職時來回坐過兩趟，乘津浦車則還是第一次。好在曹成甫曾到過北京，可作「識途老馬」。他們在南京住了一晚，目擊前一年張勳退往江北時，辮子兵焚毀下關所留下的斷垣殘壁，一片荒涼。他們在下關碼頭雇了一葉小舟，擺渡到了浦口，上了津浦車，也像滬寧車一樣，沿途不時有英籍稽查來查票、盤問；過了濟南，則改由德國人稽查。他們不勝感喟，尤其是季鸞先生，他遙望千佛山，遠眺山東的一山一水，仿佛都似曾相識。那裡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慈母的故鄉。一草一木，他都有夢裡依稀的親切之感。 在火車上顛簸了三天三夜，才到天津，在紫竹林小客棧里休息了一晚。翌日清晨，又坐上京奉鐵路火車，到了北京，那時正是1912年的春末夏初，一出東車站，就黃沙滾滾，撲面而來；仰視前門、正陽門城樓高聳，好一派「皇都」氣象！前門外擁塞著大車、馬車和洋車，即上海的黃包車。那時，東西兩面的便門尚未拆修，正陽門是唯一的通道，通過一次往往要費一小時多。 他們先到西河沿的高升客寓投宿，掌柜的是陝西人，一臉笑容地招呼他們，看好一間有玻璃窗的上房，自有夥計殷勤地打水「洗塵」，沏上一壺茶，然後送上飯菜。 聽到有串門的小販叫賣報紙，季鸞忙叫住每種買了一份，有一大沓。原來，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輿論已很發達，有最早創刊的《北京日報》，有《晨鐘報》，有新近發行的《亞細亞報》，有日本人主辦的《順天時報》，還有其他不少新創的報紙。時已過午，天津出版的《益世報》《大公報》和《京津泰晤士報》也到了。他斜躺在床上，一份份翻閱，仿佛看到各式各樣的面目，有的是公然吹捧「袁大總統」的，有的是反映立憲派意見的，有的是態度「超然」而同情國民黨的。新聞最多也最敢於「昌言無忌」的是《順天時報》，季鸞心裡明白，它不是真正敢言，而是有日本帝國主義作後盾，又唯恐中國「天下不亂」。他也知道《大公報》所以全無生氣，是因為革命成功，一向主張維新立憲的英斂之已態度消極，棄報不顧，到北京從事教會教育事業了。 季鸞身子骨單薄，經過幾天旅途勞頓，有點咳嗽、感冒，微微有些低溫，在旅舍里休息。醒時躺在椅子上看看報紙和新出的書刊。曹成甫去大柵欄買了幾味成藥，給他調理。經曹錕兵燹以後，大柵欄和前門大街還是一片廢墟。同仁堂老藥鋪在後進的小屋裡營業。 季鸞也無法安心靜養，不時有巡警帶領虎視眈眈的軍警督察處——袁世凱的特務來逐房搜查、盤問，有時半夜也來叫門。他忙著催曹成甫快出去看房子。自己身體恢復一些，也出去拜訪新聞界的同業黃遠生、劉少少和蒲殿俊等，也和陝西同鄉、故友們相周旋。 沒有幾天，曹成甫由他的楊姓親戚介紹，看定了南池子附近的一所四合院房子，一切家具、粉刷、糊頂棚等都安排好了，搬了進去。從此，他們算「安」了家，張就開始了他的記者活動。 當時，袁世凱已暗中布置對付同盟會，武力進兵南方（當時長江以南各省大都由革命黨人控制），實行武力統一的陰謀。他一面拉攏和收買臨時國會中與同盟會無關係的議員、政客，一面派他的親信陸建章成立名為軍政執法處的特務機構，到處搜查和拘捕無辜，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槍決，以製造恐怖空氣，威脅同盟會中的軟弱動搖分子。是年6月，他下令撤銷南京留守府，解除黃興的職務。同時，他同意同情南方的唐紹儀內閣辭職，派親信官僚陸征祥組閣。這是他陰謀的第一次暴露。但那時他還未坐穩總統的交椅，他急圖召開正式國會，選他做正式——而非臨時大總統。而國會中的勢力，同盟會仍占壓倒多數。因此，他還要敷衍孫（中山）、黃（興），提出邀請他們和黎元洪到京舉行四「元勛」會談，共商國是。孫中山先生明知袁居心叵測，但想努力實行他的建國方針，從事實業建設。8月，中山先生應邀抵達北京，袁以元首禮接待，招待他住在準備做總統府的外交大樓，並共同召見文武百僚。中山先生並允擔任全國鐵路督辦，聲明要為國家建築十萬公里鐵路。那時，同盟會也正式改組為國民黨，孫為理事長，而以宋教仁為總幹事代行理事長在京的職務。宋年輕有銳氣，辯才無礙，幻想控制正式國會，以責任內閣制扼袁的野心。 季鸞先生說話急時有些口吃，而才思敏捷，學識淵博，能深入分析形勢，因此，不久即和國會中的各派有識之士頻繁交往，受到尊重，特別和國民黨中的政學會——一個小派別的中心人物如李根源、張耀曾、谷鍾秀、歐陽競武等交往最密。 在他們的鼓勵下，張於1913年初創辦了北京《民立報》。那時，創辦一個報館，不需要多大資金。北京有不少印刷廠，有一兩架四開平板機，即可代印。編輯部也只要有一兩個助手，兩三個校對，再雇一些報販叫賣，就可出報了。 《民立報》發刊不久，即以消息靈通、言論犀利受到各方重視。 那年3月，宋教仁為正式國會即將選舉，親赴南方各省為國民黨發表競選演說。20日路經上海，被袁指使兇徒武士英等暗殺於北站，武及其同謀犯應桂馨旋即被租界捕房捕獲，並搜出趙秉鈞（袁的死黨，當時任國務總理）、洪述祖（內務部機要秘書）與應等密謀的往來電稿。「刺宋案」的軒然大波，受到舉世的矚目。 袁世凱以恐怖手段壓制北京各報，《民立報》也無法披露此案真相。季鸞先生以巧妙的手法，向上海《民立報》寫寄通信，透露袁方的陰謀。 那時，袁對南用兵已「急如弦上」，他秘密向英、法、美、日、俄五國銀行團暗中接洽兩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借款」——時稱「大借款」。張與日本記者時有來往，從他們那裡看到「草約」全文，立即向上海《民立報》發出了這個消息。報紙一出，全國震動。當天晚上，軍警包圍北京《民立報》社，將張及曹成甫鋃鐺逮捕，投入軍政執法處特設的獄中。那是一個「死獄」，非刑拷打不必說，被關進這個「虎口」，十之九難以生還。經李根源等友好多方營救，張被系三個多月，才得以釋出；曹成甫則已瘐死獄中。張恢復自由後，即被驅逐出京。他回到上海，即在其摯友康心孚主編的《稚言》月刊上，發表了《鐵窗百日記》，揭露袁黨的黑暗統治。 曹的遺孤曹谷冰，由於右任及張等培育，送到德國留學；歸國後，由張介紹入1926年改組復刊的《大公報》，為重要骨幹之一；1931年還由張派往蘇聯採訪，出版《蘇俄視察記》；以後一直任《大公報》社的副經理、經理。這是後話。 總之，在袁世凱竊據國柄的初期，在北京的記者，自以黃遠庸（遠生）為最著名。他進士出身，文筆犀利，所寫通信，每能鞭辟入裡。其次為劉少少，也以為滬報寫特約通信而知名。但黃的觀點接近梁啓超的進步黨（後在「洪憲」開鑼以前，袁強拉他任「御用」的《亞細亞報》總主筆，黃冒險逃往美國，愛國華僑疑為袁黨，加以狙殺；或謂系袁派特務狙擊的）；劉後來也默默無聞。那時，站在進步立場，英勇揭露袁政府陰謀活動的，季鸞先生站在最前線——那時，邵飄萍先生尚未入京，張和黃、劉可說是記者中的「民初三傑」。 張出獄返滬，落拓無依。時胡政之先生任《大共和報》總編輯，延張任日文翻譯。同時，張的好友康心孚任創辦不久的吳淞中國公學之學長，即教務長，校長為馬君武，張和胡都兼在該校任教，張教日文和外交史。他在中國公學任教雖僅一年多，卻有一段「插曲」可談：當時，有一個學生叫盛世才，對張極為崇拜。「九一八」事變後，盛以下級軍官隨李杜參加抗日義軍，後失敗逃入蘇境，由蘇聯遣送至新疆。因緣際會，新疆省主席金樹仁被部下殺死，盛「平叛」當了新疆督辦。盛曾寫信給張，要求《大公報》派記者赴新疆採訪，張派年輕記者李天熾前往。李輾轉到了迪化（今烏魯木齊）時，盛的態度突變，槍殺、迫害不少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李也被軟禁達一年余。經張一再函盛催詢，始獲釋出。臨行，盛命部下贈以一金條作為盤纏。李到達甘肅後，找金鋪兌換，才發現只有一層金皮，約值一兩，其中全是灌的砂塊。1934年我在漢口見到李時，他已黑瘦儼如一乾癟老頭了。(1) 再說1915年袁世凱搞帝制陰謀，蔡松坡（鍔）返至雲南，組護國軍討袁。張和他的朋友同住一個里弄內，密商響應，井勿幕去滇任護國軍參謀長，張和曾通一、康心如（康心孚的弟弟）留在上海，創辦《民信日報》，聲討袁黨罪行。張任總編輯，曾通一任經理。1916年袁憂急病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張又到北京，受上海《新聞報》聘請，任駐北京特約記者。當時，《新聞報》已為全國發行最廣的報紙，除張外，還由該報前總編輯張繼齋親任北京辦事處主任，擴大採訪。《申報》則延請邵飄萍先生赴京，任特派記者，是為飄萍入京之始。 他們都主張民主，反對軍閥暴政。當時，飄萍的特約通信和張以「一葦」署名的通信、徐凌霄的「彬彬」通信，最膾炙人口，受到廣大讀者的熱愛。我就是看了這些通信，立志以記者為終身職業的。 段祺瑞承繼袁世凱的衣缽，控制中央政權，依然實行軍閥獨裁統治，依然念念不忘對兩廣及滇、湘各省用兵（那時長江中下游各省已落入北洋直系軍閥羅網），實現其武力統一的迷夢。 時舊國會已恢復活動，政學會的張耀曾、谷鍾秀等在京創刊《中華新報》，張自任社長，聘請張季鸞任總編輯，康心如為經理，周太玄、王光祈等任編輯。對皖系軍閥政府，時予譏彈。 那時，吳鼎昌已被段任為財政次長兼造幣廠的廠長，成為安福系的紅人。胡政之在《大共和報》關門後，一度赴淮安任法官；1915年段系政客王揖唐任吉林巡按使（相當於省長），胡去東北擔任他的秘書長。1916年，安福系財閥王郅隆收買《大公報》，變成段派的喉舌，由段的主要心腹徐樹錚的推薦，胡任該報總經理兼總編輯。 可見，那時季鸞先生和他的兩位留日好友，已走著完全不同的兩條路了。 段祺瑞以徐樹錚為「智囊」和得力助手，企圖借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名，擴充個人武力，不惜出賣國家主權，以膠濟鐵路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張在《中華新報》披露此消息。段、徐赫然震怒，命令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查封《中華新報》等六家報紙及邵飄萍主辦的新聞編譯社，季鸞、康心如及編譯社的何重勇被捕，拘押於首都警察廳，歷半月余，經國會抗議和張耀曾等多方營救，始恢復自由。 舊社會有一句話：「沒坐過牢，不是好記者。」在那黑暗的歲月，記者要說真話，敢于堅持進步，爭取民主，沒有不吃苦頭的。季鸞先生兩度被捕，受盡牢獄之苦，在這一階段，可以說是經得起考驗的了。 ———————————————————— (1) 李天熾去新疆不是盛世才邀請，也沒有被盛世才軟禁，而是受到戰亂阻隔達8個月。張季鸞曾於1938年受盛世才邀請，但未成行，而派陳紀瀅前往新疆採訪「全疆各民族第三次代表大會」等活動。據吳廷俊《〈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史實考訂》，陳紀瀅《抗戰時期的大公報》，黎明文化公司1981年12月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