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民立》之花

張季鸞先生於1911年初回國。他在日本的五年中，勤奮學習，對日本的歷史和明治維新以後的變化，以及社會思潮、風俗人情，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調查；日文也學得很好。據說，當時日本學人有一個評價：在中國留學生中，日文寫得流暢清麗的，首推張季鸞的論文和戴季陶的書簡、小品。有人說，張會背誦日本的百科全書，那未免言之過甚。 張回國後，即參加《民立報》工作，任編輯。 在中國報史上，艱苦創業、再接再厲、鍥而不捨的，于右任先生應是第一人。他1907年創刊《神州日報》，失敗後，絕不氣餒。1909年創刊《民呼日報》，5月出版，三個月就被租界當局查封。10月間，他又重整旗鼓，改名《民吁日報》，重新出版，不過出了一個月零十天，又被封閉。翌年10月，他又與宋教仁創刊《民立報》，繼續宣傳民主革命。那時，租界內外的民氣更盛，租界當局有些害怕，不敢輕易下手了。 據包天笑先生的《釧影樓回憶錄》記述，和《民立報》差不多同一時期創刊的《時報》，編輯人員連社長狄平子在內，只有四人（包括天笑和陳景韓）。當時大概除《申報》《新聞報》用人略多外（編輯也不過八九人），其他新出報紙，規模大抵不過如此。《民立報》除於、宋外，有一位徐血兒，還有新參加的張季鸞，記者（當時稱為訪員，記者這一稱呼大概是後來從日本引進的）只有陳其美、張群等兩三人。 當時干新聞工作都該是「多面手」，既當編輯，又要寫評論，遇有重要新聞還要參加採訪。 在政局動盪、時勢激烈變動時，最能暴露報紙的立場、觀點和報「格」，也每使新聞工作者的面目、人格乃至靈魂深處的東西暴露無遺。辛亥革命時如此，大革命時如此，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也大抵如此；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些，凡是「過來人」都有親身的體會。 我前年寫《哈同外傳》，曾翻閱武昌起義時的《申報》《時報》和《民立報》，頗有所感，也頗有所悟。 當時的《申報》，尚由英商美查時的買辦蓆子佩所主持。武昌起義已過半月，該報在10月15日至20日的「評論」，題目還是《革命軍與政府》《今日各種人之心理》《大戰後之危言》之類，真是中立、平允之態可掬。至11月初，該報刊載了外電，說革命軍已失守漢口，因而激起群眾的憤怒，不約而集者千百人，搗毀了報館的櫥窗，租界工部局巡捕趕到，才強力驅散。 《時報》是辛亥革命前一年才創刊的報紙，(1)狄平子和總編輯陳景韓銳意革新。若干年後，胡適博士還盛稱它當時的思想活躍，內容豐富而翔實，說他自己年輕時代，就受到《時報》的極大影響。但《時報》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如何呢？直至起義後二十日的該報社論，題目還稱《憂亂危言》，開頭就說：「嗚呼，誠不意吾輩驚心動魄，寧終身不願聞之革命慘劇，而竟於吾身親見之也。」充分暴露該報對革命之痛心疾首。接著還歌頌曾、左、李的「英勇」和咸豐、同治帝的「聖明」，來激勵當時朝廷的督師「平亂」將領：「朝廷無狃於五十年前洪、楊之亂，天下已失其強半，而終奏中興之凱歌也。試一考當時國史，文宗、穆宗（即『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當時的咸豐帝奕、同治帝載淳），其愛民勤政，怵惕惟厲之衷為何如？執政諸臣與督師之帥，其救國殉國，公忠篤志之節又何如？民間深固不搖之氣，其歸向朝廷也又何如？……」這種肉麻的善頌善禱，到那時還夢想「朝廷」善自振作，以立憲、維新來撲滅革命的幻想，其一片「憂國之忱」溢於言表。 《民立報》的態度，就截然不同。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上海——當時電訊緩慢，加上戰事正酣，對外交通中斷，于右任先生就以「騷心」的筆名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題目是《長江上游之血水》，一開頭就放聲歌唱這一起義： 秋風起兮馬肥， 兵刃接兮血飛。 蜀鵑啼血兮鬼哭神愁(2)， 黃鶴樓頭兮忽豎革命旗！ 接著，以樂觀的口吻展望革命前途：「武昌踞天下之形勝，在我國地理上、歷史上所謂易進取而難保守者也。今日革命黨得之，又踞兵工廠，斷京漢路，渡江與外人周旋，其勢如迅雷。其憤如此，其激如此，其速如此！……嗚呼，蜀江潮接漢江潮，波浪彌天矣！」 這位於先生真不愧是當時新聞界的鬥士，在清軍水陸並進，正企圖以泰山壓頂之勢擠垮倉促形成的革命營壘之際，就大膽指出了革命必成的前途，盡情歌頌。而且，他的文筆酣暢淋漓，比之八九年前章太炎先生在《蘇報》上的古樸筆墨，當更易打動廣大階層的讀者。 於先生後來貴為「黨國要人」，還不勝懷念當時的戰鬥報人生活：「《民立》余馨更可思。」在有人撰寫《徐血兒傳》時，他作序言，頗有感慨地說：「使我終為報人，當亦如此。」 宋教仁（漁父）先生也一連寫了幾篇社論，從地理、民氣上剖析起義必勝，並勸告英、日等國堅守中立，不得「乘間窺伺」，勿「助紂為虐」。他的文章細密，富有邏輯性，並鼓勵全國奮起，響應起義。「嗚呼，西南半壁割據之大勢已成，龍血玄黃，戰爭方始。舉足左右，輕重攸分。嗟我國民，尚其善自為謀，而無感於淺識之見，昧昧於順逆之界說與歟！」這也可能是針對當時那些保守或保皇立憲的「輿論」而發的。 此外，徐血兒先生也寫了不少激昂慷慨的社論及時論。我在拙著《報海舊聞》中曾說，20年代前我國報紙的評論，多半是《太上感應篇》式的不著邊際，空泛無物，即政論家如孟心史、顏旨微之作，也只是就一個時期的形勢加以剖析論斷。嚴格說，只能說是政論，不是新聞評論。這在當時禁網日密的情況下，確是如此。看到辛亥革命當時的報紙，特別是《民立報》，改變了我的看法。它幾乎全是根據當天發展中的新形勢，發表明確而及時的評議，時間性、針對性都「扣」得極強。以後所以變為「空」「玄」，標榜「冷」「默」，殆二次革命（也稱癸丑革命，1913）失敗之結果。 季鸞先生不知用什麼筆名（「一葦」是後來為《新聞報》寫北京特約通訊時才開始用的），但正如上述的《民立報》編輯人員極少，幾乎個個既編且寫，是一個十分精幹而志同道合的戰鬥集體。他那時已積有在《夏聲》寫時論的經驗，不會不「見獵心喜」。《民立報》上，有好多篇社論和短評，我默察其文思和筆調，認為可能是他寫的。如10月20日的一篇評論《嗚呼弓與狗》，署名是一個「鸇」，會不會和「鸞」有聯繫呢？那時，清廷已起用袁世凱，袁還在討價還價，逗留洹上，暗中策劃之時，又起用已被革職之岑春煊。這篇文章針對袁、岑的處境和心理狀態，巧妙地加以挑逗。其中間的一段：「雖然，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昔之人固早已岌岌焉危之。況今之所謂弓者，固久藏之弓乎？所謂狗者，又已烹之狗乎？曩者，鳥未盡也，兔未死也，而已藏之韜、烹之釜。一則撫髀飲泣，一則遵時養晦。憔悴行吟，固儼然昨日事也。」 「俄而鳥高翔矣，俄而狗跳踉矣，四顧寂寂，寥乎無人，乃張而弓，乃嗾而狗，俾驅馳奔走於戎馬之場。嗚呼，為之弓若狗者，果其忘其前事，欣然以獲效死為禁乎？抑其毖後懲前而不復敢輕於一擲乎？觀於西林（岑）之再疏固辭，項城（袁）亦有足疾未痊之說，吾恐專制政府驅策政工的妙術，亦有時而窮於應付也。」 同月十八日，有一篇短評，題為《袁世凱》，也如刺入袁心腑的匕首： 「袁世凱，朝廷疑忌之人也。今一旦授以大權，豈真能捐棄前嫌乎？毋亦效祖宗之成法，驅漢人以殺漢人耳。 「使袁氏慷慨而出，一戰而敗，而死，則賜諡建祠，子孫襲爵，均不能得。吾知江忠源、程學啟諸人且將傲公於地下矣。 「使袁氏拚死一戰而勝，而肅清革命黨，則始必為中興之曾國藩，終必為國初之吳三桂，否則亦必為年羹堯；再下之，則為恩銘、孚琦輩相逐於地下而已。」 文筆之玲瓏，構思之巧妙，亦如季鸞先生後來的寫作；署名「孤鴻」亦符合他當時的身世。 當時《民立報》的短評，有一篇是署名「冷觀」的，這是胡政之先生以後一直用的唯一筆名——別人也未聞有用過的。那年，胡先生也回國抵滬，但我從未聽他談起曾參加《民立報》——後來才一度參加於、張創辦的民立圖書公司。而且這篇短評是從國際法上說明瑞澂如何才能算是一個國事犯，受到外國的政治庇護。這也符合他的專攻——法律。看來，張、胡二位那時已有相當深的友情，是張拉他「客串」的。 當時的《民立報》實際是同盟會的機關報，宋教仁、陳其美都是中部同盟會的核心人物。上海光復後，陳即出任滬軍都督，宋則成為臨時參議院及以後臨時國會中同盟會的首領。1912年元旦中山先生宣布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于右任被任為次長，並保薦季鸞先生為總統府秘書。 1983年秋，我去南京小住時，曾專門去訪問臨時大總統府舊址，看到中山先生的臥室，陳設極為簡單樸素；總、次長議事的會議室，則是一張長圓桌，圍以圈椅，處處表現孫先生平民總統的作風。他僅僅三個月的任內，頒布了許多根本肅清封建制度、尊重人民權益的法令、法規，工作之緊張，眼光之遠大，可以想見。他所延攬的秘書人才，除季鸞先生外，尚有任鴻雋先生等，都是二十多歲的一時才俊。 季鸞先生後來告訴我，他在孫先生就職時，就發了一份電報給《民立報》，報告臨時政府成立及孫大總統就職的簡況。他說，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發的專電，他引以為自豪。同時也可見他雖暫時從政，還對新聞工作有濃厚興趣。當時，我曾問季鸞先生：「聽說孫先生的就職宣言也是您起草的，是嗎？」他嚴肅地說：「意見是孫先生的，我不過記錄而已，而且孫先生審閱後署名發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該引以為榮。」 據當時任《時報》編輯的包天笑先生晚年寫的《釧影樓回憶錄》，民國元年以前，各報都沒有用電報傳遞新聞，因為那時一等電（官方發）每字一角，三等電（民間發）每字三角，哪個報館也不敢用。孫中山先生就任大總統後，才令交通部改變收費辦法，民用電也改收每字一角，而特別優待新聞電，每字只收三分。狄平子先生首先給《時報》的駐京特派記者黃遠庸發電，新聞界大為震動。《申報》《新聞報》以後也每天有「本報專電」了。 這也可以旁證，中國報紙之自有新聞電，確以季鸞先生一電為嚆矢。 ———————————————————— (1) 《時報》創刊於1904年6月12日。據吳廷俊《〈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史實考訂》，《新聞與傳播研究》1994年第2期。（編者注） (2) 指武昌起義前之保路運動，川督趙爾豐在成都大肆屠殺，激起四川各地紛紛揭竿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