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張季鸞先生傳 · 留日五年

特別從東京趕到長崎迎接他的，是好友井勿幕。井字文淵，陝西蒲城人；他們是三原宏道書院的同學，兩人氣質絕然不同。一個身體魁梧，孔武有力；一個文弱多病，行動懶散。但當年初交時，就一見如故，成為朝夕相隨的知己。他們都勤於學習，受到劉古愚先生的讚賞；都立志於反對專制統治，以天下為己任。井說，他將來要投筆從戎，在疆場上為國立功；張則說他手無縛雞之力，只能以文章報國。 前三年，井就到日本留學，入東京大成中學，準備畢業後投考士官學校。 這次舊友重逢，自然有敘不完的契闊。勿幕說：「今年春間，我曾回陝一次，很想到榆林來看你，並在伯母靈前盡禮，只是雜務太繁，抽不開身。」 兩人在長崎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相偕到了東京。李儀祉說在長崎還有事稍作逗留，沒有同行。到東京後，井已在自己下榻的借宿處，為張租了一間不大的房間。不久，由井的建議，張就向經緯學校報了名，井還先為他補習日文和日語。張很聰明，不久就可以看報，一般應用的日語，也可應對了。 井的朋友似乎很多，課餘幾乎經常有人來訪問，而且往往談到深夜。他曾悄悄告訴張，前一年同盟會成立時，他就參加了，而且被委任為陝西支部長。「今春我回陝，就是為秘密聯絡同志，籌立支部的。」接著，他盛讚中山先生的氣度恢宏，革命意志堅決，雖屢遭失敗，而百折不回；還談到了孫先生的革命主張，也談了黃克強等同盟會的骨幹，勸張也參加同盟會。張答覆說：「中山的人格和革命救國的思想，我是早就欽敬的，但有關同盟會的文告，我一個字還沒看過；加入一個組織，是一輩子的事，如何可草草決定呢？再說，我這百無一用的書生，加入了，也未必能有所貢獻。」 「那倒不然，章太炎先生也是一個書生，他仗著一支筆，照樣參加革命。前兩個月，他刑滿出獄，我們立即派人迎護來東京，曾開了盛大的歡迎會。他慷慨陳詞，已正式加盟，他還答應主編我們的《民報》呢。」 暑假過後，季鸞就進入經緯學校。很快，他的日文日語，就能聽講、筆記，各項課程全應付裕如，每天回到下宿處，還能閱讀福澤諭吉等的著作，對東京、大阪出版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報知新聞》等報紙尤感興趣，從頭披覽。對《民報》也每期必細讀。那時，《民報》正和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展開筆戰，他是同情《民報》的主張的。 後來，來寓所訪問他的朋友也多了。胡政之已考上東京帝國大學預備科，曾不時來暢談。張也不時去回訪。有一次，在胡的寓所遇著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一口四川音，經胡介紹，說是他的成都同鄉吳鼎昌，表字達詮。據胡說，吳已來日三年，早在東京預備學校畢業，已升入高等商業學校了。他個子比胡、張都高，臉部顎骨很寬，鼻子下面留了一撮小鬍子，有點三角眼，看來是工於心計的人，但很和藹，和張一見如故。張說話急時，有些口吃，吳總耐心聽張把意見講完。吳的經濟看來比較寬裕，以後他還不時偕胡一同來張寓所訪晤，有時還拉著他們一同去嘗「中國料理」。 和張往來最密、友誼最深的，除井勿幕外，數陝西同鄉康心孚。他們年齡相仿，又是同學，談話十分投機。他很欽佩張的文筆犀利，知識又極為廣博。那時，我國的留日學生，大約有一萬多人，受了庚子之役和辛丑辱國條約的影響，大多數都傾向革命，加入同盟會的絡繹不絕。也有一小部分專門來「鍍金」，如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一心等畢業回國後，考取為「洋翰林」，然後找尋門路，升官發財。還有一類是紈絝子弟，家裡有錢，名為來留學，實際是日夜泡在銀座一帶，和下女、藝伎廝混，正如後來平江不肖生向愷然《留東外史》所描寫的那樣。 像四川、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廣東這幾個省份，留日學生最多，都以同鄉會的名義，辦起了宣傳民族主義、鼓吹革命的刊物。陝西的進步青年也籌備創刊《夏聲》。井勿幕、康心孚等提議由張季鸞擔任編輯，說張學識廣博，文筆恣肆，必能勝任，得到全體的同意。那時，張已轉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業、思想也日益成熟了。 1906年冬，于右任曾到過日本，訪謁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曾和井勿幕、張季鸞等談及，他籌辦報紙的計劃已有眉目，約他們在日提供稿件。1907年4月，《神州日報》果然創刊，在沉悶的上海新聞業中，放出異彩。張讀到後很振奮，但他那時正忙於《夏聲》的編輯工作，未能為《神州日報》撰稿。而回國後他將終身為新聞事業獻身，那時已下了決心了。 1908年夏，張曾短期回國，主要是王太夫人生前曾為兒子定了一門親，女家催迫甚亟。他回家完了「終身大事」後，在家鄉住了一些時候，在榆林府中學講了幾次課。不到三個月，就別了新婚的李夫人和親友，起程再次東渡。(1)那時，沈兼巢先生已告老回籍，他沒有在西安多停留，年底前就趕回東京，繼續攻讀並編輯《夏聲》。 他在日本的交遊日廣，先後結識的朋友有張耀曾、李書城、谷鍾秀、文群、張群等。這些朋友都是同盟會中人，而且多半較接近黃克強。他曾見過黃克強先生，也曾被井勿幕拉去錦輝館聽過幾次孫中山先生的講演，井還介紹他和中山先生談過話。但當井再次徵詢他是否有意加入同盟會時，他斷然表示沒有這個想法。 井詫異地說：「你難道不主張革命？對孫先生或黃先生的人格、抱負還有什麼看法？」 「不。我對孫先生的學識、氣質、人格，都是十分欽敬的；對黃先生和太炎先生也很佩服，但我是一個文弱書生，立志要當好一個新聞記者，以文章報國。我認為，做記者的人最好要超然於黨派之外，這樣，說話可以不受約束，宣傳一種主張，也易於發揮自己的才能，更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所以，于右任在四十年後，作懷念張的詩中，有「發願終身作記者，春風吹動耐寒枝」之句。 1909年，于右任創刊《民呼日報》，再次函催他寫寄東京通訊，他很高興。但他的稿子寄到時，《民呼日報》已被租界當局封閉。這些稿子以後才陸續刊在於先生聯合宋教仁等創刊的《民吁日報》上。這是他從事新聞工作的開始。 所以，後來——1926年，他和吳鼎昌、胡政之合辦《大公報》時，一開始就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其他三「不」，可能是針對當時的時弊；至於「不黨」，吳、胡如何見解，我不敢說，而張對這一點，思想上是植根深遠的。 在清末民初時，有一股思潮，認為不僅新聞記者應超然物外，不與任何黨派結緣，就是搞金融實業的人也最好「獨立」於黨派之外。吳鼎昌就親口對我講這一番「道理」。這是距他們留日時二十多年以後的事了。那時，我已在天津《大公報》當編輯，並不時充當「巡迴記者」，哪裡發生了政局變動，甚至正在「山雨欲來」之際，張、胡兩先生就派我去採訪，必要時住上一兩個月；如果只是一個空陣，並沒有沛然下雨，摸清底細後，留個把星期就回津復命。 1930年初夏的一個下午，我按社裡規定的時間，在編輯部編報，比較本市和北平各報的新聞和版面，安排當晚編輯的準備工作——如圖片的說明資料等。胡政之先生走來輕輕對我說：「你今晚不用上班了，把工作向（趙）恩源（他從燕京大學新聞系調來不久，充當我的助理編輯）交代好了，早些回家休息休息；我們想請你出一趟門，車票已給你買好了，盤纏我也關照了會計處，你回家前去領取。」我問：「到哪裡去？」他說：「張先生正在客廳會客，一會兒他會找你，詳細說明一切。」 大約五時剛敲過，季鸞先生以他一貫從容的態度，含笑來對我說：「鑄成，我們到胡先生房裡（那時，《大公報》『四面鐘』舊址狹小，總編輯並沒有單獨的工作室）談談。」坐定後，他對我說：「廣東陳濟棠聯合李宗仁反蔣，醞釀另組政府，這些你在報上早看到了。聽說，孫科雖在幾位元老挽留中，遲早也會去廣東；改組派的核心人物，聽說已紛紛去粵活動；有消息說，汪精衛也已從巴黎動身回國了。看來，下面的文章還會很多。我們想請你到那裡去一趟，看看這各派之間有什麼矛盾，會不會形成一個大聯合？打出政府旗號後，會不會對蔣用兵？有些新聞，可能不會見報，你只要把真正情況摸清楚，可發表的寫通訊或打電報，不能公開的可以寫信給我，做編報時的參考。」 我說：「廣東我從未去過，人地生疏，工作怕有困難。」 「這不重要，你已有了很好的採訪經驗，又和汪精衛、鄒海濱（魯）等打過交道，相信你會隨機應變，做出成績，不會使我們失望的。」 第二天上午九點以前，報館的庶務送我到車站，上了津浦特快的二等臥車（那時，從天津到上海還沒有直通車，連浦口過江的火車輪渡也沒有）。離開車只有十分多鐘了，這位庶務先生氣急敗壞地跑進車廂，說：「吳社長也坐這趟車南下，希望和你同坐一車廂。」說完，馬上代我拿了簡單的行李，匆匆換上頭等藍鋼車。吳殷勤招呼我坐下，一面關照他的隨員：「趕快把徐先生的車票去換一下。」 這種藍鋼車，設備特別講究，兩人一間臥室，鋪位是相對的，房間全鋪著絲絨地毯，每間還附有一小間衛生間。這種車子，聽說是比國某公司特別提供的，票價比普通頭等臥車要高十餘元，差額要結交比公司，作為租用之費。這也是半殖民地特有的花樣。總之，我忽然坐進這華貴的車子，真有劉姥姥初入大觀園之感。 最使我「受寵若驚」的，我和這位社長先生雖相識了一年多，但從未認真交談過一次。他那時已退出政壇多年，還是「在野之身」，幾乎每天晚上必來編輯部。來了，就以他尖尖的嗓子，道地的四川腔，和張、胡兩位交談；有時，大概是涉及機密吧，他們還講日本話，對編輯要聞的許萱伯，也只偶然點頭招呼一下。我們——如編本市新聞的何心冷，各地新聞的王芸生，教育新聞的我，只是埋頭編稿發稿，從來不去注意他們談些什麼。大約要到十一點敲過，他走了，胡回到他的經理室考查賬目，季鸞先生才開始審稿、構思社評稿，或修改潤色由吳、胡執筆的社評。 現在這位社長先生忽然對我這樣一個年輕編輯（我當時只有二十三歲）如此垂青，如此照顧，怎不深感意外呢？ 他大概已看出我的局促不安，便溫和地對我說：「鑄成，我們湊巧同行，正好談談，彼此消除旅途的寂寞。」 那時，從天津到浦口，要行駛兩天，我們吃飯，都是「僕歐」送來的。吳的隨員，則坐在三等臥車裡，一天來照看一兩次。 第一天，他和我談談沿途的風景、名勝，也簡單問問我的身世、學歷。 第二天早餐後，我們一面喝咖啡，他像不經意地對我說：「我早年曾參加同盟會，是初期的老盟員，你大概不會想到吧？」的確，這使我吃了一驚，他在袁世凱時代就任顯職；段祺瑞當政時，他和皖系軍閥有密切關係；他過去的經歷，我大概是瞭然的，怎麼會是一個「老革命」呢？ 我強自抑住我的驚訝，不動聲色地問：「您後來是怎樣退出的呢？」 「我是奉命的。中山先生知道我學金融商業，有一天對我說，從事金融貿易的人，最好不要隸籍黨派，這樣，免得國家的金融商務受政局變動的影響。你不妨退出同盟會，只要心向著革命，還是我們的好同志。這樣，我就辦了退盟的手續。」 他看到我神情有些懷疑，接著說：「辛亥冬，中山先生從海外歸來，我曾去訪謁。我當時是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的首任總經理，我曾向中山先生請示：『準備發行的中國銀行鈔票有兩種圖案，一是用您的頭像，一是用周公的。鈔票的頭像，不一定表示尊敬，是一種信用久遠的象徵，而周公是歷史上最早注意理財的政治家。』中山先生聽到這裡，馬上說：『這就決定採用周公的頭像吧！』你總還記得，前幾年（指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前）中國銀行的鈔票，不還是印這個圖案的麼？」 他一路上對我關切備至，真像把我當作一個「孺子可教」的「忘年之交」。自然，他在民初當造幣廠長、財政次長，然後變成財閥的經過，沒向我談及；也沒有談1918年他作為北方代表，體現段祺瑞、徐樹錚的意圖，破壞南北議和的過程。老實說，我當時對他如此照顧和坦率是感激的，但心中總是有些惴惴然。所以，在車到浦口以後，乘著蜂擁而上的歡迎者一陣混亂中，我提了行李，獨個下了車，跑上了渡江小火輪。不料正待開駛之際，又是那位隨員趕了來，說：「總經理到處找您，您怎麼一個人先下車了？」於是，又代我提了小箱，登上歡迎者特備的專輪。 歡迎者都是「北四行」（金城、大陸、鹽業、中南）的南京分行經理和中國、交通等銀行的代表，我注意到沒有官方人員。我陪同他進了城，吃了一頓十分豐盛、精美的午餐。休息以後，又坐上他的小汽車，在歡送者的簇擁下，登上去滬的特快車。 不到兩年，即1932年5月，他在上海策動總商會、銀行公會等工商界名流，發起了一個「廢止內戰大同盟」，自己起草通電，並發表談話說：「國內民生狀況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內戰促其崩潰，必重演歷史上之慘劇。赤眉、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往事，不難再出現於全國。」顯然，他所希冀「廢止」的內戰，決不包括正在瘋狂發動的「剿共」，而只求「廢止」軍閥之間的混戰，以便共同對付「赤眉、黃巢」。 1935年10月，他又以團長身份，率領工商界巨子三十四人，赴日「考察」經濟。回國後，參加了蔣介石自兼行政院長的所謂「名流內閣」，出任實業部長。從此以後，重上政壇，步步高升，經常在「紀念周」講話，也開口「吾黨」、閉口「吾黨」，不參與黨派活動的話，早已事過境遷了！ 張季鸞先生畢竟是個書生，儘管他回國後就參加《民立報》，和于右任等同盟會中人共事合作，後來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先後任政學會（國民黨內的一個派別）機關報北京、上海《中華新報》的總編輯；但據我所知，他始終貫徹初衷，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即使晚年在言論上往往「右袒」蔣介石（此中主客觀原因及思想根源，後面我擬試加分析），而直至易簀，還是貫徹到底，沒有加入任何黨派。 ———————————————————— (1) 張季鸞共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高芸軒，1908年結婚，1931年逝世；第二位夫人范氏，生卒年月不詳；第三位夫人陳孝俠，曾用名陳筱霞，1934年結婚，1937年生子張士基，1974年逝世。據《張季鸞年譜》，高集《憶我的姑父張季鸞二三事》，《記憶：往事未付紅塵》，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張季鸞後人提供的情況。（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