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九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

下面，看一下作為現在中國抗日主體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國民黨成立之初的性質，在談論封建會社問題時已有所涉及，國民黨起初是由以擺脫滿人統治為目的的會黨運動發展而來的。因此，「滅滿興漢」或「興漢倒滿」是其標誌。被稱為中國革命之父的孫中山在1892年左右建立了革命的秘密會社，1894年命名為「興中會」，即國民黨的前身。之後在1905年，亡命日本的孫中山和從事其他幫派活動的黃興聯合，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當時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來日本的留學生構成了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由此同盟會成為合法的政黨而浮出水面，1912年8月改稱「國民黨」。然而，革命的結果是雖然清朝滅亡了，國民黨的革命果實卻被新的封建軍閥袁世凱攫取，之後還持續了幾年的苦難時光。孫中山在1914年成立「中華革命黨」，將本部設在東京，到1919年在上海正式改稱「中國國民黨」。國民黨歷史上最為重要、最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的改組。通過這次改組，使「聯俄聯共」政策具體化，在大眾中尋求國民黨的基礎。國共合作持續到1927年。1927年蔣介石的政變和武漢政府的宣言使合作遭到破壞，到這一次國民黨「聯共」合作再次確立為止，約10年間國共兩黨持續著猛烈的鬥爭。 國民黨從其原本性質來說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以民族資本家為中心聚集了地主、軍閥、官僚、商人和知識階級。而中國想儘量脫離列強重壓的要求，一定條件下賦予國民黨一種激進的性質。在推翻清朝的問題上，獲得普通民眾支持的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清朝對外全然軟弱無力，故要想排除外國勢力必須推翻清朝統治。 國民黨的指導精神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內容本來非常龐雜，有的是孫中山的想法，有的則是從各處借鑑的種類非常雜多的部分，因此各部分之間存在著矛盾，且其內容還隨歷史的推移而有所變化。體現到具體政策上，變化尤其巨大。儘管如此，三民主義是為擺脫中國現實中的根本性質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而確立和推進的，比起其理論或主張本身來在實踐上發揮著更大的作用。所以，到今天它依然有其推動力。因而批評三民主義的時候，若將之作為固定概念從形式上機械地加以討論的話，就會產生全然可笑的滑稽的議論。我們必須知道，這些思想在指導革命中國的民族運動方面發揮著重大的作用，而於當前的抗戰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力。需要把握的問題不是將三民主義與中國的民族運動分離開來進行討論，而是要以某種形式來理解、把握三民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根底里流動著的中國民族運動。 孫中山把國家建設的階段分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國民黨據此在1935年5月1日完成憲法草案，1937年10月11日召開國民大會，計劃由此進入憲政時期，但因為日中事變的爆發沒能走到那一步。而這也只是形而上的說法，中國最終能否進入憲政時期，且能否成功實現過渡還是很有疑問的。在今天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依然牢固地存在，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這麼進入所謂憲政時期是尤為可疑的。要而言之，只是從形式上來看國民政府的話，就會觸及憲法草案。國民黨的組織根據《中國國民黨總章》（1924年1月24日制定，1926年1月16日及1929年3月27日修訂）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大綱》（1935年12月6日制定）等大致建立起來，政府組織方面有《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1年6月1日公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1934年10月17日修訂）。國民黨乃至國民政府的性質是中國特殊性的集中體現，其內部的實質尚未脫去那些落後的性質。這些特徵可以列舉出很多，第一點就是國民黨本身的性質。最能體現國民黨本身殘留著封建社會特有之地緣、血緣組織特性的，是蔣介石一門在黨內占據的地位。就拿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一家為例，最大的姐姐宋靄齡女士是孔祥熙夫人，其次是宋慶齡女士即孫中山的遺孀，然後是宋子文，接下來是宋美齡即蔣介石夫人，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宋子良、宋子安。他們不僅構成了國民黨的核心勢力，還在國民政府中占據重要的職位，即蔣介石、孔祥熙等家族基本上身兼數職地獨占了政府的重要職位。與蔣介石的關係，還有同鄉關係、結社關係等非常落後的各種關係，決定著國民黨自身，也規定了國民政府的性質。 第二個特徵，是國民政府具有軍閥性質。現在國民政府的勢力關係表現為，蔣介石憑軍權占據很高的地位，且地方各省主席的位子也基本上由軍人甚至軍閥勢力所占據。另外，還有我們在講軍閥問題時已經涉及的一點，就是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方面，軍事所占比重很大。 此外，作為國民政府的特徵還必須指出的是，其與在上海擴展根基故稱為浙江財閥，即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代表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不單是財政上的，更是維繫著落後的封建性人際關係。人員方面的聯繫，還有財政、經濟上的聯繫都是這樣。若舉一例，這些特徵在內債募集的條件上很能體現出來。又例如幣制改革之前在上海的市場上中國的法幣匯票曾非常便宜，據說是因為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女士預測到幣制改革而在出售中國的匯票。這樣的事實和傳言，在中國可以認為有一定的真實性。在財政問題上，此類現象屢屢可見。 最後一個不得不列舉的南京政府的特徵，是對列強的從屬關係。南京政府的成立本身就與列強有密切關係，成立之後也一貫採取與列強協調的政策。特別是南京政府的所謂統一政策，如前所述也有強化對列強從屬性的一面。 現在，當然會出現的問題是，今天的國民政府是否還是如上所示這種性質的政府。我們之前說過，如果國民政府退守內地其性質當然會發生改變，即其性質若不改變在內地就不能以國民政府的形式存在。而這種性質變化是否已經發生，乃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依我之見，可以說表面上還沒有出現日本一般所認為的那種程度上的性質改變。但是，這其中包括共產黨是否有對國民政府或國民黨在中國民族運動中所具地位表示尊重的意圖，也受到國民黨或共產黨對必須儘可能確保列強援助之考量的強烈影響。我們需要看到上層雖未變，而下層卻在慢慢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國民政府在戰時逐漸展現出來的性質改變，和它與共產黨某種程度上的接近有著密切關係。 從這一觀點來看，1938年3月末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以下幾點決議，就很有意義。 （一）再次表明三民主義是國民思想的最高指導原則。這裡，可以看出國民黨試圖壓制共產黨的氣勢。 （二）制定總裁制。更改國民黨章程，設置總裁、副總裁制度。總裁蔣介石的權限實際上相當於孫中山之後不曾設置的國民黨總理位置。這個改革方向，與共產黨方面當初主張的民主政府組織的要求不同。 （三）保障言論。原則上認可國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 （四）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 （五）設立國民參政會。該組織是抗戰時期的核心機構，值得關注。 （六）確定抗戰建國綱領。這是涉及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運動和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綱領。 最近的報刊捕捉到很多事件，頻頻傳出國民政府已經為共產黨所掌控，然而表面上的事實並沒有到那樣的程度。目前，這只是一種過慮而已，或者是從希望共產黨的發展導致國共分裂的立場出發而做出的過度評論。我們需要充分考慮到，實質上儘管確有這樣的基礎性條件的形成，國共兩黨也有很強烈的不使其表面化的政治考量。 決定內地政權性質改變的一個重要條件在於共產黨。現在共產黨之所以採取上述克制的政策，那是因為有1927年國共分裂的痛苦經歷和對世界政治勢力介入中國的慎重考慮。為了理解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戰術，進而看清抗日政權的未來，有必要系統地了解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的性質。 當時應為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今興業路76號。——編者 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其發端是1918年春陳獨秀、李大釗等北京大學教授們組織的研究會。其作為正式的政黨則最早誕生於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的古拔路  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說是大會，聚集而來的代表也只是13名，委員中有張國燾、毛澤東、陳潭秋、何叔衡等日後成為共產黨核心的人物，此外還有李漢俊、李達、劉仁靜等，以及現在汪精衛派的核心人物陳公博、周佛海等，這讓人感慨中國政治的變動之快。那之後，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東召開，暗示了後來與國民黨聯合而結成民族陣線。而方針得以實現，正式達成國共兩黨的合作是在1924年。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中得以占據穩固的地位，是經由北伐實現的。北伐以直接打倒中國落後的封建軍閥為旗幟而展開，共產黨一開始考慮到自己的勢力弱小而沒有表示贊成。反對參加北伐的核心人物是陳獨秀。但是，當看到一般傾向都對北伐表現出強烈的熱情時，共產黨也很快表示贊成，且在北伐過程中擴大了自己的勢力。我們觀察如農民協會及工會等直接對共產黨有影響的團體的迅速擴大，情況就非常明了了。1925年會員不過20萬人的農民協會在1927年發展到980萬人；工會會員在1925年有45萬人，1927年則增至280萬人。這期間共產黨也大大擴展了自己的組織，數據如下： 然而，一方面共產黨出現了領導人的政策失誤，另一方面因為其進軍到長江沿線而與長江下游的上海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浙江財閥及參與其中的各國發生很多摩擦，結果遭到蔣介石的鎮壓。如前所述，這之後共產黨深入地方，在農村培養力量，由此進入到中華蘇維埃運動的階段。國共分裂以後，共產黨與國民黨是激烈對抗的關係，國民黨舉全力「討伐」共產黨，共產黨則認為國民黨與軍閥、與列強帝國主義妥協，因而持續地與之鬥爭。國民黨對中華蘇維埃政府進行持續不斷的猛烈攻擊。第一次「圍剿」從1930年11月開始，以國民政府失去湖南軍第一師長的失敗而告終。第二次始於1931年3月，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為總司令率領3個師「圍剿」，但也在5月遭到共產軍的逆襲而以失敗告終。第三次是1931年7月，蔣介石親自任總司令到江西動員了30萬軍隊，但因長江一帶的大洪水和「滿洲事變」的爆發，也告失敗。第四次「圍剿」，與1932年4月上海事變停戰協定簽訂同時發動，主要針對駐紮在湖北、安徽境內的共產軍，動用了相當多的軍隊才取得了一點成果。蔣介石「討伐」蘇維埃區域的辦法一開始是依靠武力，後來鑒於一直吃失敗的苦果，又了解到共產黨的地方蘇維埃運動能夠成功在於地方有其成功的基礎，如果對這些基礎放任不顧而只加以軍事攻擊的話，地方農民終究只會成為國民黨軍的敵人。於是國民黨改為把重點放在像曾國藩當年對待長毛那樣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政策上，以保甲制度為中心採取種種方法懷柔地方上的農民，讓他們跟隨自己一方而用政治方法鞏固占領地區。在這樣的方針下，第五次「圍剿」從1933年1月開始，還有馮·塞克特將軍為首的德國得力軍事顧問參加，因此共產軍終於失守而從1934年夏開始至秋天的10月末從多年的首都江西瑞金撤退，持續漫長的行軍，從江西至廣東、湖南、湖北、貴州、雲南，渡過長江上游的金沙江而進入四川，再從南向北經過松潘進入甘肅，到1936年夏天毛澤東率領的先遣部隊和朱德的共產軍大隊占據了陝西北部的膚施（延安）。 當時在「圍剿」共產軍最前線的是張學良的軍隊，伴隨中日關係的緊張，「民族陣線派」的影響強有力地滲透到張學良軍隊的下層，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蔣介石想要說服發生動搖的張學良軍隊，卻反被張學良軍隊監禁。以此事件為契機，中國進入到所謂民族陣線運動的新階段。 1937年2月國民黨在三中全會上，對共產黨提出的結束十年來的舊政策而改為新的民族革命和民主主義革命的合作要求，儘管還是以「根絕赤禍」決議案來答覆的，即採取如果共產黨全部改變其方針則可，否則仍要「剿滅」之的態度。但是，已有有識之士看出與其強硬的外表不同，國民黨的內心實際上已很軟弱。那時，國民黨無法對共產黨施行猛烈的鎮壓政策，是因為事態已經發展到民族運動在國民層面展開的階段，三中全會的決議也受到這熾烈的民族動向的牽制。而之後數月日中事變爆發，國共合作則以公開的形式向外界展現出來。 然而問題不在這合作的表面，而是國共合作下抗日政權內部不斷發生的變化。抗日政權內部現在還存在兩個相反的方面。一方面是與中國落後的性質相關而出現分裂或離心的各種條件，這不僅體現在作為反統一勢力而有分裂行動的軍閥的動向中，還體現在有離心傾向的外國的動向中。然而針對這分裂的反統一的一面，決定向心的統一之另一面的正是民族運動的動向，而最終決定其走向的則是今後內外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 內地的「赤化」問題，早在事變之初就被提出來了。從總體方向上來看也確實在往那個方向發展，但至少現在共產黨舉全力維護統一戰線，國民黨方面即使對將來相當不安，但目前破壞統一戰線也得不到什麼利益。 這些共通的要求，直接促成了強化民主主義的方向。為在困難條件下持續抗戰，有必要先創設新的民主主義體制。在這個意義上，國民參政會的組織和功能值得關注。其功能目前雖還未充分明確，但將來地方參政會可發揮的作用值得關注。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迫切需要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自行改變抗戰主體的性質。導致內部分解的條件在發展，為此需要快速強化其主體的結合力。這個要求伴隨著外部壓力的增強而升高，需要尋求新的相互結合的方式。 對於國際政局變動的顧慮助長了對新的結合方式的考量。中國不僅需要蘇聯的援助，也不能失去英美法的支持。這一需要給中國自身內部組織的質變附加了條件，也成了減緩質變速度的制約力。 當然現在的情況是，共產黨勢力和國民黨勢力在政府機構中的地位沒法比較。經濟建設方面主要考慮的是國民黨地盤所在地西南的開發，共產黨所在的西北因為自然條件所限而基本上沒有得到開發。 中國內部的統一戰線並非均質的，是極不平衡的結合。應該視其為包含著各種矛盾和不均衡，而在一定條件下努力追求均衡與結合的一種態勢。 由於內部的不均衡，其結合中的領導力問題就變得尤為重要。在中國的民族運動現狀下，一部分人認為這種結合是絕對的。論者往往說中國的民族運動中有資本家、學生、勞動者和農民等的一同參加，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存在1925年至1927年所呼籲的勞動者、農民的領導權問題等。 然而事實並非一成不變，內部構造很明顯是可變的。中國現在民族運動的情形，在於把抵抗外部的強大壓力作為先決條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這也會發生變化。毫無疑問，不會有總是強大的東西，也不會總朝著同一方向發展。因此，民族運動的指導力量本身也在變化，這亦是留給今後最為重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