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十 變動中的中國

指汪偽政權。——譯者 「新支那」  與抗日中國 以去年年底大規模戰爭告一段落為基準，對占領區和非占領區進行非常表面、概括性的比較，結果如下： 此外，華北、華中、華南有豐富的地下資源，關於財政收入來源——關稅、鹽稅、統稅等課稅，相比之下占領區占有優勢。 在此，產生了中國國民經濟質變的具體問題。 這將成為導致中國社會根基某種變動的條件。當然，軍事上的占領只是一種機械的分離。然而，根底上存在著由戰爭造成的大規模生產機構的破壞。在這樣的基礎條件下擁有上述經濟內涵的地域被分割開來，進而與日本的大陸經營方式相結合而逐步得到推進，並在和日本資本的直接結合下，以求得中國經濟發生質變。 去年3月設立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11月創立的資本金3.5億元的「北支開發株式會社」，同年創立的資本金1億元的「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等，在這個問題上所發揮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事變以來進入占領區的日本資本，以創立新事業或擴張原有事業，以及與已有華人企業結合等方式（其中包括沒收、強制管理、委託經營、收購等）在嘗試深入的發展。 此時，中國本土資本的參與、合作比例似乎還很少。 伴隨著表面上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被洗劫、破壞，已有的深入到上述地區的列強資本開始露出表面。與此同時，經濟利益遭損害的部分絕不在少數，因此它們為維持利益不得不認真起來。因此如已所見，事變以來常有對日本的憤懣和抗議。 日本資本對大陸的侵入並非取純粹的經濟方式，不如說政治、國防的觀點構成更重要的側面。 前年11月22日「蒙疆聯合委員會」成立，12月14日南京淪陷翌日在華北誕生「臨時政府」，接著去年3月28日華中出現「維新政府」，之後伴隨著廣東、漢口的被占領，這些地方也出現了新的政治權力萌芽。 此種政治權力在與中國內地分離開來的區域，有力地組織起新的社會經濟關係。其努力能否使舊中國社會的本質特徵發生質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換一個角度來說，日本所謂的大陸經營能否成功最終將與此相關。 同樣在內地，亦有舊中國社會經濟上的質變問題。 其質變過程，包含在蔣政權對西南及西北開發的推進中。儘管西北構不成問題，但中國西南的開發實際上與抗日中國今後的持續抗戰能力有直接的關係。西南開發的中樞機構是「西南經濟建設委員會」以及「西南經濟調查委員會」。武漢淪陷以後，蔣政權的西南開發計劃被視為核心的問題。毋庸贅言，在非常時期這些計劃的軍事統制色彩十分強烈。 國民政府西南建設的主幹是交通運輸。據悉，湘桂鐵路（衡陽—桂林）已完成，湘黔、川滇、桂黔鐵路或開工或工程正在推進之中。滇緬鐵路的昆明—大理段也開始施工，西南公路網亦有顯著的進展。 抗日政權偏於內地，事實上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了效果顯著的影響，這一點常常為人所提及。原本，中國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沿海經濟帶，因與外國資本的接觸而促成。現在的西南或西北乃是經濟發展的落後地區，而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基於道路交通的發展，隨著工廠的內地轉移及礦業、貿易的開發等要求，其經濟上的發展逐漸體現出來。儘管現在西南開發的實際成就應得到多大程度的肯定還存在不少疑問，但一定程度的經濟建設正在推進乃是事實。 這裡出現的新問題在於，西南開發是在與外國資本特別是英法資本密切結合下進行的。毋庸贅言，這必然導致英法勢力深入此地區，這會給未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質變遺留下巨大的問題。 前面也曾提到，以西南地區為中心的抗日政權具有侵蝕西南軍閥地盤的作用。因此，出現這些舊勢力某種程度上的反抗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與這些事實相比更值得關注的，是抗日中國的基本戰術——游擊戰。 自不待言，成為中國最後一手的游擊戰並非單純的重要戰鬥行為，它還導致農村社會新組織關係的產生。事實上，這給中國社會經濟帶來足以產生某種變化的影響。 「東亞新秩序」 現代中國抗日政權的現狀如前所述。與此相對，所謂「新支那」作為對抗勢力而不斷抬頭。最終決定問題的關鍵，是這個新政權如何快速地發展。新政權若能發展到把中國的民族問題作為自己的問題而從根本上加以解決的地步，那麼就可以提供解決當前問題即中國問題的方式。這當然也意味著，在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的本質矛盾及其歷史停滯性。中國民族運動的發展在日本的壓力下呈現出異樣的緊張，那是外在因素，其內部本身還存在著擺脫封建桎梏的強烈要求。 在現階段，我們還難以指望「新支那」立刻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僅僅是為了確立政治權力，它就需要日本給予強有力的支持。這就足夠「新支那」筋疲力盡的了。日中事變如何解決的問題，最終還是將歸結為日本如何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必須要考慮到，中國問題的解決與這個大問題密切關聯。從日本的立場出發，這一點就在於要在扶持「新支那」的發展之際首先充分考慮此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要特別注意「東亞新秩序」的思考方式。可以說那是一種解決事變的希望，同時也是具體的方法。「東亞新秩序」的內涵具有積極的意義。「東亞新秩序」這一說法，並不是描述現在日中對抗情形下出現的具體結果。「新秩序」是需要創造的，而非自然形成的。要能創造出解決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的東西，在此才有「新秩序」的意義。 對於「新秩序」的公式化思考，是憑日本之力擴大強化日軍占領地區的「新支那」，由此重建新的中國，並將其作為一員在同日本、「滿洲國」以及中國的結合上建成「東亞新秩序」。然而現實上，「新秩序」僅憑日本單方面的強力手段是難以實現的，也絕非聰明的做法。「東亞新秩序」必須真誠邀請中國民族的合作。目前，作為「新秩序」的內容有「東亞協同體」論或「東亞聯盟」論等主張。作為一個提案，它們是值得充分尊重的。其中，尤其是「東亞協同體」論所反映出來的理想的一面，值得關注。如果日本能夠堅持這種考慮，可以說將給予未來一線希望。我已對「東亞協同體」論或「東亞聯盟」論做過多次介紹和評論，在此不贅。（參考《中央公論》1939年1月號《「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觀基礎》和《東亞問題》4月號《東亞新秩序論的現在及將來》）這些提案，至今還未能在「新秩序」的言論中占據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而且它們雖然暗含著種種啟發意義，但還不具備足夠具體的形態，只是強烈地展現出理想的一面。現在，抗日中國確實是以民族戰爭的形式來進行日中戰爭的。若要僅以武力解決這場民族戰爭，那就像過去元滅南宋或清滅明那樣的歷史事例所展現的，民族戰爭的解決至少需要40年乃至50年。這樣的民族抗爭，對於很多日本人來說並非本心所願。日本當時並沒有與中國進行民族戰爭的主觀意圖。這是政府的聲明中一開始就強調的，而且看日本人的個人想法，也普遍以為只是要打擊抗日政權的主體而非中國的每個民眾。然而，現在中方將此作為民族運動而開展了。非常明顯，要讓中國一百八十度轉彎而與日本對話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希望中國能有至少九十度的轉彎而重新思考，同時日本自身也做出九十度的轉彎而致力於能協調就協調，這樣的態度在上述「東亞新秩序」相關的論述中還是有相當多的表現的。在如今激烈的抗爭之中談論兩個民族的合作，乍看起來很是奇怪，但如果共通的目的是從中國之再建，即重新建設被破壞的舊中國出發的話，那麼可以說這確實有很大的積極意義。 「東亞新秩序」在現實中僅針對「新支那」的部分，但只要有志於民族問題的解決，就需要以中國民族全體為對象。當然也有觀點認為，日中事變的發生和解決只是為了實現日本對大陸原有要求的單方面手段。從這種立場出發，對於「新秩序」論中理想的一面當然會有批判甚至不滿。然而十分遺憾的是，這種建設「新秩序」的想法現在所具有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非常微小，我想這些主張者也應該充分了解這一點。 蔣介石最近針對日本的「東亞新秩序」建設，這樣講道： 「東亞新秩序」建設是吞併中國的別名。若以近衛聲明的和平條件來解釋「和」字，那麼字典里就不需要「降」字了。中國抗戰的目的是為保衛整個民族的生存獨立與自由，這個目的一天不能達到，我們的奮鬥就一天不能停止。現在戰局日益擴大，而日本新的野心更明顯。近衛聲明的所謂「東亞新秩序」建設就是日本要在東亞稱霸，要消滅中國。（4月17日在重慶中外記者會上談話的一節） 「新秩序」論者對此必須以具體的實踐做出回答。 建設「東亞新秩序」是日本人面臨的一個歷史性課題，它要從根本上解決和清除中國的民族運動。今日，作為抗日民族陣線而出現的略微畸形發展的中國的民族運動，根本上是一種消除其社會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並擺脫漫長的歷史停滯狀態的要求。因而中國民族運動的終極解決，必須回應這一要求。 在此，日本有必要迅速準備好自身的主觀力量以實現此一歷史使命。不管日中戰爭的結果如何，這將是必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