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雨中的中國 · 八 民族運動的特質

接下來就中國的民族運動，主要來看構成其特點的各種關係中的主要方面。這一民族運動或泛稱民族性的動向，歸根結底乃是現代中國政治中最強烈、最大的問題所在。這與前述各國的動向有密切的關係，以此問題為核心，很多關係都向著一定的方向流動。下面，我將按照構成這個民族運動特徵的學生運動、勞動運動、農民運動和民族陣線運動的順序，對其加以介紹。 學生運動、勞動運動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為何學生運動作為現代中國民族運動的先驅而占據著重要地位呢？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列舉出的構成中國社會特質的各個方面有關，特別是與中國的官僚主義、官人統治有關係。學生屬於中國社會中占據特殊地位的讀書人階層，過去他們通過科舉制度而成為官僚階級的後備隊伍。他們身處統治集團勢力圈的範圍內，而與中國政治有密切的關係且對政治保持密切的關注，這自不待言。中國封建社會的崩潰打碎了官僚階級，也使附屬於此的讀書人階層失去立足之地。現代意義上的學生，當然是在這個質變過程中出現的。他們已經成長為批判自身所立足的官僚階級的力量。如今中國學生運動的一個特徵是直接與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相關，學生與列強有直接的聯繫，這不僅僅體現在學問的內容上。他們不僅被收錄到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的大學裡，還利用這些學校的經費和便利到外國留學，有時甚至得到職位。 這種關係，一方面產生了單純的「走狗」，同時在另一方面還孕育出對列強勢力的批判反駁。 正因為這些關係，中國的知識階層和學生階層的運動才特別活躍，在中國的大眾運動中發揮著先驅性的作用。 觀察中國大眾運動的發展狀況，第一期是以學生運動為中心的時期，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不滿於北京政府在《凡爾賽條約》問題上的態度而爆發的學生暴動事件）到1925年上海的五卅運動。這一時期的大眾運動，以學生階層為中心的啟蒙運動成為其主流。 第二期是從五卅運動到蔣介石鎮壓上海工會，殺害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等人的1927年4月上海政變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大眾運動，以共產黨在表面上失勢而被迫轉入地下的勞動運動為中心。 第三期是在上海政變和武漢政府解體後，以退到地方而潛入地下的共產黨勢力為中心，在地方的農民之間開展運動，也就是所謂的中華蘇維埃運動發展的時期。這一蘇維埃運動時期還包括，1934年共產黨放棄江西的蘇維埃首府瑞金，經四川落腳到陝西北部，在那裡建設蘇維埃的時期。 第四期是從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經過此次日中事變的爆發而至今日的時期，可以稱之為民族陣線結成的時期。 簡單地闡述學生運動如下。最初是以北京大學的陳獨秀、李大釗為中心主辦《新青年》雜誌，針對封建制度而提倡新文化運動，由此學生運動逐漸活躍起來。新文化運動與源自歐洲大戰的民主運動相結合，在動員學生起而行動的時候，北京段祺瑞政府對其採取了鎮壓政策，因此以那個山東問題為契機爆發了學生運動。學生衝進被視為親日派的曹汝霖的宅邸，放火燒了曹宅。事件波及全國，這就是五四運動的開端。之後，學生運動也是中國大眾運動的主流，乃至1925年發生具有歷史意義的五卅運動。五卅運動的發端是上海內外棉紗紡織廠罷工而廠方加以鎮壓，以對此提出抗議的學生為先導的示威遊行隊伍與英國警察發生衝突，英國警察遂對遊行隊伍開槍。由此發端，發生了以英國為直接排斥對象的重大事件。而在這一運動之初，學生階層領導了大眾運動。 運動發生以來，伴隨著大眾運動規模的擴大，學生逐漸失去指導力量，最終發展為以勞工為中心的新運動。但中國的學生運動在那之後亦有1931年的「萬寶山事件」，繼而以「九一八事變」為契機再次活躍起來，甚至有針對當時的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的暴力事件發生，結果王正廷不得不辭去外交部部長一職。 而後，華北問題逐漸嚴重化之際，憤慨於冀察政權對學生所採取的態度，學生們起而抗議，多人遭殺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發端也是由學生引起的。以北平學生為中心成立的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對抗日運動的展開起到了相當的作用。雖然學生運動已經失去重大的指導力量，但依然是大眾運動中重要的一部分。而失去指導力量或不再成為中心，並不意味著學生運動就衰退了，反而意味著大眾運動本身的發展即運動的大眾化。 在中國大眾運動中，劃時代的勞動運動始於五卅事件。當然，在此之前運動也已經有了相當活躍的發展。中國現代勞動運動最初發端於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第二年中共加入共產國際，經過1923年國共合作的確立而逐漸發展起來。其間，有1922年到1923年有名的香港海員罷工、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發生，至1925年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全國總工會正式成立。北伐運動中，工會組織參加得極為活躍。1927年看到北伐軍占領上海，勞動者舉行政治性罷工，形成壓力而將當時駐守上海的北方系軍閥趕了出去，並迎接蔣介石的北伐軍進入上海。由此，可見當時工人運動的強大力量。 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的勢力顯著增強，大有壓倒國民黨之勢。同時，由於通過長江可以直達上海，中國的本土資本與各國的關係更為密切，因此1927年4月蔣介石斷然對全國總工會這一勞動運動的中心施以猛烈鎮壓。之後在農村蘇維埃運動時期，國民黨治下的勞動運動雖受國民黨的鎮壓，但依然有相當的勢力。罷工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頻繁發生，只是沒能發展為更大的具有政治意義的運動。 農民運動 接下來討論農民運動。像考察中國歷史之際所介紹的那樣，在封建社會的一個階段到下一個階段的轉變或歷代易姓革命之際，多發生以農民起義為中心的運動，可見農民運動具有很大的力量。農民運動的根源，潛藏在中國農業社會之中。上述1925年到1927年勞動運動之後以農村蘇維埃運動為中心的時期里，中國農業社會的條件，亦構成了其運動的基礎。所以要理解農民運動，需要先研究其基礎條件。 根據國民政府一位重要的農業研究者張心一1937年的報告，中國每戶的平均耕地面積之少在世界上也絕無僅有。廣闊的中國農村被分割得非常零碎，在此情況下，佃戶還要將作物的四成乃至六成，地價的五分乃至一成二作為地租上交。中國農村現狀的悲慘惡劣與這些情況有關。此外農村的稅賦非常沉重，這在談四川軍閥時已有所介紹，其他地方的情況也一樣或相近。同時，各種附加稅還非常之多。例如，江蘇的地租附加稅不下30種，其總額超過本稅總額的兩倍。湖南的地租附加稅超過本稅的部分相當於後者的26倍。這是極端的例子，但足以讓我們想像中國的農民如何苦於租稅。如前所述，四川軍閥徵收了50年、60年以後的稅。農村高利貸的利息非常高，高得超出在日本所能想像的境地。據倫敦大學的R.H.托尼教授（參照浦松、牛場兩位所譯《支那的農業和工業》，第64頁）所記，「仁慈的貸款只取兩成五或三成利息。但這種自己有所抑制的貸款十分稀少，一般都是四成甚至八成的利息，十成到二十成的利息也不是沒有」。 此外，造成中國各地破產倒閉、農民背井離鄉的重要原因還要舉出水害、旱災、兵亂等自然與社會因素。旱災、水害（關於自然災害及救濟策略，可參考鄧雲特《中國救荒史》，有川崎正雄日譯）等頻繁、大規模地發生，已經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這不能簡單地視為天災，事實上有很大的社會原因加諸其上。例如，中國的灌溉治水設施是中國社會建立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也是封建中國專制性統治得以確立的物質基礎條件之一，對長達幾千里的大河——黃河、長江等，必須以強有力且範圍廣大的中央權力實施整體工程，並講究治水對策。現在中國還未形成完整的中央集權，沒有辦法建成集中的設施，而在軍閥割據狀態下地方有實力的人對治水事業又沒有很大的熱情，如此種種使治水工程非常不完備。植樹對水害旱災有重要的作用，但中國給人的感覺是除了內地，基本都是裸露的土地。據說出於衛生和調節氣候、水土的考慮，一個國家的土地至少要有30%的面積為森林，中國卻只有8%。國民政府建立以來對此多少有了一些注意而開始植樹，但現狀還是如此悲慘。據說夏王禹廢寢忘食數年，奔走於九大河流，努力治水，其間三次經過自己家門而不入。現代中國的政治家失去了這樣的治水熱情。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本來靠人力可以防止的天災也只能任由自然施威，零散的農民年復一年地屈服於自然，別無他法。例如，調查最近的水害和旱災可以看到： （一）1928年，陝西、甘肅、綏遠、山西、河南、山東、察哈爾7省發生大旱災，災區達535縣，災民有3000萬人。 （二）次年即1929年，河北發生水災，陝西發生旱災。 （三）1931年，揚子江、淮河、運河流域發生大水災，災害波及16省，災民5000萬人，財產損失高達20億元，令人吃驚。 （四）接著1932年發生波及11省230個縣的水災和6省34個縣的旱災。 （五）1933年，中國北方發生大水災，區域波及15省250個縣。 （六）次年即1934年，16省（369縣）遭受旱災，14省（280縣）遇到大水災，僅旱災造成的農作物損失就達14億元。 （七）1935年，8省（241縣）發生水災，災民有2000萬人，財產損失達7.76億元（水災區5500萬畝）。其他各地還有旱災，受災面積達7700萬畝，糧食損失為5900萬擔。推算以上的近年天災，5年間因水旱災害損失達上百億元。 （八）1937年，河北因永定河的泛濫發生巨大水災。 （九）去年，除了普通的河水泛濫，國民政府基於積極的戰略意圖使黃河決堤，雖然調查還不充分，但造成了莫大損失，黃河變道之事至今仍置之不顧。 在上述各種條件下，農民因不平完全有可能自然地組織起來而爆發農民暴動。1927年4月蔣介石上海政變之後，居於武漢的武漢政府宣布放棄與共產黨的合作，與之斷絕往來，同年9月以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合流為界，共產黨向地方農村尋求根據地而在當地組織農民運動。這一轉變最初的表現，是1927年8月1日著名的「南昌暴動」。這是葉挺、賀龍、朱德等指揮的占領南昌事件。當時，在湖南也發生了相當激烈而廣泛的農民暴動。同年11月廣東的海豐、陸豐等沿海地帶，以彭湃為中心成立了最早的蘇維埃，接著12月廣東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因各處失敗，朱德、毛澤東等以湖南、江西境內的井岡山山區為中心，後來被國民黨逮捕的方誌敏在江西東北部的弋陽地區各自組織農民，而於江西東部山區的瑞金建立了蘇維埃中心區，繼續擴大農村蘇維埃組織。農村蘇維埃運動的內容，作為歷史問題非常有意思。1934年1月到2月的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毛澤東詳細報告了蘇維埃內部的情況，在此暫不介紹。蘇維埃運動在農村強有力的展開，使共產黨的地盤可以長期保持下去，它植根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而與農業社會的破產、崩潰狀態有關。 民族陣線運動 隨著法西斯政治形態的確立，共產主義的純粹立場難以繼續保持，為了與法西斯的猛烈攻勢鬥爭，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勢力結成一個共同陣線，這就是人民陣線運動。中國在此基礎上，將重心放在以中國民族立場為基礎而對準外國勢力上。出於這一點，毛澤東將之解釋為民族陣線，而非人民陣線。 中國的這一民族陣線，以1935年8月共產黨「八一宣言」為真正的發端。這一宣言是中華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的聯合宣言，以此向國民黨提出聯合的倡議而將日本作為共同的鬥爭目標。中國的排外運動一般有很多個面向，但出於內外的各種條件，此次目標集中於日本，由此十分困難的民族陣線最終結成，這對日本來說是非常重大的歷史問題。本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在所謂統一戰線內並不容易合流，這在稍後論述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時讀者會更容易理解到。我們看1925年至1927年的關係乃至1927年國共分裂之後的猛烈鬥爭，可以知道兩黨的對立非常深。但與其說是國際政治和中國民族運動的方向這兩方面的壓力最終促使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不如說是共產黨按照戰術的方向而成功誘導了國民黨。民族陣線的結成過程中，學生運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構成民族統一戰線主體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由學生聯合會倡議並於1936年5月組織起來。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共產黨在「滿洲事變」以後就一直執著地呼籲，共產軍在1934年秋從江西北上之際發表宣言，說明這是抗日軍的北上先遣部隊。接著在與南京政府抗爭期間也不斷主張停止內戰而共同對付日本。 同時在文化領域，以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夫人等為中心展開了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章乃器、沈鈞儒等相繼發表了明顯可以看作「統一戰線派」的宣言和觀點。這些言論與共產黨的主張合流獲得大眾支持，經過日中關係緊張和事變的爆發，國共合作、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實現。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從現在的中國社會構成上考慮，民族陣線的結成是相當勉強的，因此這種結合遭到破壞的危險也就存在於其內部，特別是國民政府居於南京，其基礎是浙江財閥和上海市場，在這種狀況下可以說此種民族陣線同時也處於可能分裂的不安定狀態之中。 並沒有出現一些人預想的分裂現象，而合流的抗戰主力從漢口移到重慶，是因為在對日本抗戰這樣的大事面前有來自民族動向的壓力，以及國民政府開始得到的蘇聯的援助和英美法各國的暗中支持。 但是，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民族陣線的結合力令人意外地如此牢固，說明中國的民族運動消解了所有的階級利害。我想，這是與事實相反的機械看法。 現在，是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指揮著民族陣線。然而，隨著戰況的發展，領導權也有可能發生變化。當然，國民黨自身的性質也有可能變化，所以問題會更為複雜。 以上論述的學生運動、勞動運動、農民運動以及現階段新形態的民族陣線運動，很明顯是基於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而產生的，即一方面有要擺脫半封建狀態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熱切期待著脫離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即各國的影響。雖然，現實中因為戰爭的需要，中國不得不以採取強化殖民地化條件的形式來獲得列強的援助。 中國的民族運動將發生何種形式和性質的變化，這一問題與上文列強入侵中國的階段和大眾運動發展的階段密切關聯，有必要從這些關聯來考慮。從這些關聯來觀察民族運動，運動本身也可以分為具有特殊性質和形態的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1839年至1942年的鴉片戰爭，經過1851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而至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約60年。這一階段，所謂民族運動的初期形態採取了排外運動的形式，即性質上是原始的、自發的民族解放運動。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期間是向下一個階段飛躍的過渡期，以國民黨的地下活動為中心。 第二階段，是從1910年表面化的滅滿興漢運動暨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期間的民族運動可以稱為啟蒙性的民族解放運動。五四運動到五卅運動則是向下一個運動高峰發展的過渡期，其間有廣東國民政府影響下的運動，例如香港的罷工。 第三階段，是世界大戰結束後反抗帝國主義對華入侵，以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發的五卅事件為導火索進而發展到1925年至1927年的所謂中國大革命這一時期。這一階段的民族鬥爭，乃是針對所有涉華列強的全面反帝民族解放運動。此後，進入下一個階段的過渡期的特徵是蘇維埃運動的展開和國共兩黨的激烈對立。 第四階段，為1931年「滿洲事變」之後到今天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民族解放運動其特徵是目標集中於日本，其民族運動呈現為抗日救國運動的形態。 那麼對今天的日本來說，需要提出根本性對策的最大課題，在於要找出迫在眉睫的中國民族運動強調以日本為目標的原因。首先，不得不說是在於日本大陸政策的特殊性質。日本和中國在地理上、歷史上都是由難以割斷的紐帶連接在一起的。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社會極端停滯且依賴外國勢力，與之相比，日本處於高度進步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個有特點的對比和地理上極其接近的現實，可以視為客觀原因。下面的想法可能有點奇怪，但我依然認為假如中國也像日本一樣擺脫了列強的桎梏，使自身得以急速發展而生產力不斷提高，那麼日中關係大概自然會採取別的形式。 中國和日本之間多有摩擦發生的根本原因包括：一方面日本自身的經濟發展近年來十分迅猛而對東亞大陸的關注急速增加，且列強和日本的勢力在東亞大陸的比重發生相對變化，日本的比重上升為壓倒性的，況且在世界經濟危機後極端窘迫的情況下列強對中國市場的活動不斷強化；一方面是中國國民政府在社會性質上包含非常多的內部矛盾，且對列強的依附性非常強；再者從戰略關係上來看，東亞大陸對日本將來的國防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而最為直接的原因，是日本和中國在經濟關係上有激烈的衝突。近年尤其是歐洲大戰期間乃至大戰後，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相當顯著，但其發展和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勢力或日本對華輸出的性質與方向，存在嚴重的衝突。例如，紡織工業在中國作為新興產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日本在中國市場的紡織資本勢力強大，因而產生了和中國民族資本的尖銳對立。考慮到經濟方面抵制外貨的性質，就容易理解這是中國畸形的民族運動。根據李頓調查團的報告來看，中國最早的抵制外貨是因1905年《中美通商條約》更為嚴格地限制中國人渡美而發生的針對美國的商品抵制，那之後到1931年共發生了10次抵制外貨的運動。其中一次是在廣東的沙面，英國警察與中國的遊行隊伍發生衝突，由此爆發香港、廣東針對英國的抵制外貨運動，除此之外的9次都是以日本為對象的。列舉如下以供參考：（一）1908年的二辰丸事件，（二）1909年的安奉線事件，（三）1915年的「二十一條」問題，（四）1919年的山東問題，（五）1923年的收回旅大問題，（六）1925年的五卅事件，（七）1927年出兵山東問題，（八）1928年的濟南事件，（九）1931年萬寶山事件及以「九一八事變」為契機的抵制日貨等。《李頓報告書》之後，以1935年的華北事件為契機，進入到深刻而慢性的排斥日貨狀態。以這樣的經濟手段對抗日本，一方面有中國無法以武力對抗日本的原因，當然也與經濟上同日本存在最深刻的摩擦有關。《李頓報告書》第七章的結論與這個問題有關，很有意思，引用如下： 中國政府主張「抵制外貨」是對抗強國軍事侵略的合法防衛武器，特別是沒有事先利用仲裁裁判方法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一說法，提出了一個性質更為廣泛的問題。任何人都不能否認，每個中國人都有權利拒絕購買日貨，利用日本的銀行或船舶，為日本人工作或把東西賣給日本人或與日本人交往，也不能否認中國個人或有組織的團體可以進行這樣的思想宣傳。當然，這種情況下其方法不能違反國法。然而，針對一個特定國家的商業組織抵制其商品的活動是否與友好關係不符或是否符合條約上的義務，與其說是本委員會的調查課題，毋寧說是國際法上的問題。然而，本委員會認為為了所有國家的利益，希望這一問題及早得到考慮而為國際條約所規定。 在本章中已經闡明：第一，日本因其人口問題要增加其產業能力，為此目的不斷尋求可以依賴的海外市場；第二，除對美輸出生絲之外，中國是日本輸出的主要市場的同時，為日本提供了很多原材料和糧食產品。加之，日本的海外投資基本上全在中國。像現在這樣混亂而未開化的中國，也為日本各種經濟乃至財政活動提供了有利的天地。最後，討論1908年迄今陸續發生的各種「抵制外貨」運動對日本在華權益造成的損失，應該引起注意的是此類權益的易遭損害。 這樣的兩個鄰國為著貿易上相互依存和兩國利益，有必要加強經濟上的交往。但兩者的政治關係卻很險惡，一方使用兵力而另一方利用「抵制日貨」的經濟武器，如此兩者的交往就更加困難了。 在這些很不得要領的「批判」之中，如果仔細探討可以發現內含著有趣的問題。 日中經濟關係、市場關係上的摩擦都展現出來了。同時，日中兩國也在嘗試解決這些摩擦。以所謂「日中經濟提攜」的形式展現出來的，就是其中之一。這是有相當理由的，即合理調節日中經濟關係、避開摩擦、共享經濟利益的設想。這種「日中經濟提攜」的趨向曾反覆出現，特別是1937年發生日中事變前的春天，「日中經濟提攜」論得到熱烈的提倡。雖然認為有很大的實現可能性，但終究未能實現的根本原因在於這並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根底里有民族問題在強烈地涌動。在這種不斷碰壁受阻的情況下，需要先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則經濟問題無法解決。我在1937年春這一「日中經濟提攜」論出現的時候，曾強調「日中經濟提攜」最大的困難並不在於與國民政府的衝突，而在於以下兩點：第一點，我曾舉出從正面不斷反對日本大陸政策的中國抗日民族運動的動向，認為即使「日中經濟提攜」限定於純粹的經濟範圍和方法，也不能排除被視為經濟侵略的一種方式而遭到排斥；第二點，以英國為首的各國資本已經與國民政府建立了緊密聯繫，在其國民強有力的支持下而漸漸進入中國，然而在華北擁有政治、經濟地位且對中國提出特殊要求的日本如今正為此而迎來與其他所有列強為敵的狀況。在由此兩點造成的困難狀況下，即使有要合理調節日中經濟關係的企圖，最終也還是會以無法實現而告終。